一、《三国演义》的传播方式
传播媒介、传播主体、受众层次等的不同都会影响传播方式的选择，所以，一部小说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决不仅仅只使用一种传播方式。笔者经过梳理，认为《三国演义》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传抄《三国演义》自明初问世到嘉靖元年（1522）刊印前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其传播方式主要为传抄。庸愚子在弘治七年（1494）所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由此可以看出这部长篇巨著在最初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只以抄本传播，且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均为“士君子”，普通平民大众是难得一见的。况且，完成这样一部宏篇巨著的抄录，必定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就决定了其传抄周期长的特点。所以，即使是“争相誊录”，接触过文本的人也非常有限。可见当时《三国演义》的传播范围相当狭窄，传播效果自然也不能与刊印成书相比，既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为讲史演义的创作起到较大的刺激作用。然而《三国演义》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却使得人们能去“争相誊录”，使其抄本得以存在与流传，保证了《三国演义》在近二百年后的刊印传世。第二，刊售 嘉靖元年（1522），皇宫内的司礼监首次刊出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其后不久，武定侯郭勋也刊印了《三国演义》。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率先刊印并称赞《三国演义》，实际上等于为其在民间刊印与出售开了绿灯。同时这部作品所受到的广泛欢迎又保证了它的销路。于是，不再有顾虑的民间书坊主便不甘落后地跟着纷纷翻刻，一时之间，“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1]。”
随着各种刊本的出现，《三国演义》开始广泛地流向社会并引起了轰动，被誉为“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2]。”这些所梓的《三国演义》的刊本中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版本繁多，且名目和内容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名目上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传》等；内容上或增损人物情节，或增加批注评点。这些改变使各版本显示出自己的特点而有别于其它版本。其二，多有插图。明万历间余象斗刊本、天启间闽芝城潭邑黄正甫刊本等都是上图下文，而明末清初的刊本，如明建阳吴观明刊本、清两衡堂刊本都有多达一百二十页的插图。其三，多有名士作的序。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载的二十八种刊本中有序的有十六种，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为之作序的李贽、李渔等人均为当时的名人巨擘。其四，出现广告登载。个别书坊主在作品刊印出售时，封面或扉页上印有书坊主介绍该书特点的“识语”。仁寿堂主周曰校首开先例，在刊印《三国演义》时自拟广告：“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辄购求古体，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3]。”此则广告在批评了以往数种刊本多为“伪舛”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了自家刊本的精善和能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读者需要的特色。以上这些刊印特点表明小说在进入商业领域后，就具备了精神产品和商品的双重品格，它的传播必然要与商品经济法则的各个因素相联系。书坊主为了牟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想方设法提升自家刊书的销售量，这就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小说的传播。当大量的刊印使市场趋于饱和时，一些知识水平较高的书坊主为了得到更多的实惠开始自己编创小说，如建阳书坊主熊大木在嘉靖、隆庆朝就撰写了《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等四部通俗小说。可以说《三国演义》的刊售拉开了通俗小说在普通百姓中广泛传播的序幕，而刊售这种传播方式又在商品经济的法则下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创作，致使在明代出现了比较特殊的由书坊主介入通俗小说编创的“熊大木现象[4]”。第三，评点 评点就是对书的内容发表意见，并在作品的精彩之处加上圈点，说明这些地方语意深刻，应当深思。评点虽然用语不多，但经常能讲出文章所包含的妙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刊本没有评点，但在诗文尚评点的风气下，书坊主也开始注意到评点在传播中的促进作用，主动模仿这种做法。熊大木首先以评点本的形式刊行了《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之后，评点小说渐成风气。《三国演义》也在这种风气下，产生了许多评点本，如钟伯敬评点的明刊本和李渔评点的清遗香堂刊本等。其中最多的是李卓吾的评点本。这些评点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系统，但已初步具备了眉批、夹批、回评、总评等多种形式，对文本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等也有或多或少的见地。在奇文共赏的传播目的下，评点中也加入大量主观的判断乃至思想情感。这些评点与小说文本共同进入传播领域，使小说在传播中的价值得以提升。特别是李卓吾的评点，在艺术分析上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对通俗演义应有的艺术夸张、想象、虚构，以及由此而塑造的艺术形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为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优秀评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毛氏的评点精微细致，见解独到，除了有对作品的分析，还能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思想，使读者阅读时似有明师指点，益友切磋。基于这些优点，毛批本《三国演义》在清康熙年间刊出后，马上受到了大众的喜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正如蒋著超在《古今小说评林》中所言：“一切旧本乃不复行”。可见评点这种方式对《三国演义》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四，续书以《三国演义》续书为名的有三部作品，不过，产生于清代的《后三国志演义》和《后三国石珠演义》在故事情节的接续和原著人物活动的延续上均与原著脱节，严格地讲，不能属于《三国演义》的续书，所以《三国演义》真正的续书就只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问世的《三国志后传》。它的内容接续百回本《三国演义》的结尾，编撰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后代扶助刘曜恢复蜀汉正统的故事。从艺术价值与思想内容价值上讲，这部续书与原著自然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从《三国演义》的传播方面去考察，它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三国演义》在文学和史学上的巨大成就，广大读者对它的喜爱极深，即使是在小说结束后，一些读者还是觉得意犹未尽，正如吴趼人在《两晋演义序》中所言：“历史小说之最动人者为《三国演义》，读至终篇，鲜有不怅然以不知晋以后事为憾者。”《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也说：“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读者对作品信息的反馈刺激了续书的创作，而续书的出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著内容上的遗憾。读者在对续书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既会增加对历史的认识，又会对续书的价值与得失进行思索。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解读中，读者不但接受了传播主体即续书作者的思想意识、情感体验及对历史的认识，同时，续书的思想内容在以形象化的方式传达给读者时，又必然使读者加深了读者对原著的认识，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原著的传播。虽然传播的目的是“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5]”，但书中也包含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价值取向，这些价值观必然要影响读者的世界观与历史观。这样，原著的影响力使续书得以传播，而续书的传播又进一步促进了原著传播范围的扩大。第五，编演 《三国演义》除了文本的传播外，还通过改编戏剧并演出的方式进行传播。《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明清时大量地被改编成剧本演出，如杂剧传奇《赤壁记》、《锦囊记》、《西川图》等；皮黄剧《三顾茅庐》、《襄阳宴》、《单刀赴会》、《借东风》等。剧目改编的内容，多出自三国演义中的一回或几回的故事，“剧中情节与演义大致相同，科白亦十有六七本诸演义原句[6]”，如《白马坡》即出自第二十五回《救白马曹操解重围》。也有一些与原著不符的情节或干脆依据其它材料生发出的故事，如剧本《借赵云》中张飞不服及战败韦典事，在本传及《三国演义》中都不曾出现。但无论怎样，这些被改编的戏剧以其生动形象的传播特点在演出后，从宫廷到民间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皮黄剧”中三国戏最多，又最常演出。清道光中叶“三庆班”曾有全部《三国志》演出。自“刘备跃马过檀溪”到“取南郡”共三十六本，皆按照戏曲舞台的要求，进行了精心的结构，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不但结构完整，且人物形象鲜明，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轴子戏”。
这些剧目的编演，使观众在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系统进行接受时有如身临其境，故事的松缓急弛，人物的音容笑貌尽在眼下演绎生发，不能不触及人们的心怀，使之动容。觚庵在《觚庵漫笔》中谈及《三国演义》一书普及于社会的原因时，认为这种“袍笏登场，粉墨杂演，描写忠奸”的富于魅力的传播方式“得力于梨园子弟”，“足使当场数百人同时感触而增记忆。”
除了以上几种主要的传播方式之外，《三国演义》还通过说书的方式进行传播，富于实践经验的艺人使《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生动。此外，《三国演义》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其他国家传播。其中日文的翻译本最多。早在清康熙二十八年以日文刊行的《通俗三国志》，几经翻刻传抄，至今仍在流行。
总之，《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与其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的传播方式产生的传播效果也不同，或在不同范围或在不同的时间担载着传播的任务。
二、影响《三国演义》传播的因素
《三国演义》的传播状况与整个明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时代的各因素制约了其传播方式的选择与运用，直接影响了传播的效果。笔者认为，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及其对通俗小说的态度
明初期为了巩固新建立的王朝与防止思想方面的越轨，统治者通过行政命令、舆论约束等手段极力推行儒学，强制人们遵循“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7]”等文学理念。与此同时又以严酷的手段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永乐九年（1411），朝廷颁布了严厉的命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典、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8]。”《三国演义》虽然有着较强的封建正统观念，但是作品中又对东汉末年以及曹魏末年那几个昏庸、无能，下场又如此屈辱的皇帝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调侃，这正是朝廷所严禁的“亵渎帝王”的内容。文化思想界这样的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问世后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大范围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与嘉靖、隆庆期间战乱的破坏，使统治阶级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力有所减弱。另外，封建统治者本身也有对娱乐的需求，于是《三国演义》就在此种情况下被官方的印刷机构刊印行世了。清代的统治阶级想借用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巩固满蒙关系，把《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与《通鉴》、《孟子》等一起定为“官书”，作为教育满族贵族的教材。与此同时，统治者为了宣扬封建的“忠”、“义”思想，编造出种种关羽“显圣”救驾的故事，把关羽打扮成清王朝的忠臣，不断加封。统治者的提倡使《三国演义》在清代风行一时，连一些文人在写诗文时也搀入一些虚构的三国故事，如进士崔念陵就在他的一首五言诗中责备关羽不该在华容道放走曹操而留下后患。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贾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
明代成化年间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贾势力急剧膨胀，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思维习惯乃至生活方式。从徽州等地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9]”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商贾的社会地位提升了许多，可与缙绅乡宦列坐抗礼。商人不用再为生计整天奔波忙碌，精神上的需求与经济上的富足使得他们有兴趣并有钱去购买通俗小说，成为强大的购买群体。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市民的力量也在迅速壮大，他们的娱乐要求使通俗小说的销路得到保证，成为了促进其传播的积极因素。在商品流通领域，商人们在利润的驱使下，不辞辛劳地穿梭于都市乡村，商品的流通形成了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巨大的流通、销售网络意味着一部小说在出版后，能迅速出现在全国大部分的售书点，流传于广大市民之间。据嘉靖年间福建的《建阳县志》所载，当时该县的崇化里就出现了“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的景象。书市的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清初。以上因素都为《三国演义》的刊印出版及之后的发行出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印刷术的进步与印刷业的兴盛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长篇通俗小说，篇幅宏大，不可能像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一样通过酬唱、题壁、传抄等方式大范围的辗转相传，而只能在刊印出版后才能在大众读者中广泛传播，所以对印刷业的依赖性特别强烈。在《三国演义》问世到嘉靖以前的时间段中，排版印刷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还未能使书坊主能通过《三国演义》的刊售而达到赢利的目的。七十万字的宏篇巨著刊印起来不但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成本价格高昂。虽然民间书坊规模有限也是原因之一，但不能不说印刷技术的不完善是其无法刊印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到嘉靖万历朝，印刷术有了较大的进步。据明人陆深《金台纪闻》载：“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论谬尤易。”金属活字的应用使排版与印刷都方便了很多。并且印书的速度也有很大提升，能“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10]”。印刷技术的进步直接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叶德辉在他的《书林清话》卷七中记载了一则轶事，从中可窥见当时印刷业普及的盛况：“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尝相谓云：‘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书板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碳必贱。’”表达的虽然是两位老先生的不满，但滥刊书稿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印刷业的普及与兴旺。印刷业在规模与技术上的逐步发展使《三国演义》在嘉靖年间首次刊印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翻刻、仿刻纷然杂出。
另外，明清之际出现的饾版印刷和拱花技术对《三国演义》的传播也不容忽视。这种集绘画、雕版和印刷于一体的新型技术，使图画更为形象、逼真，为版本中大量精致插图的出现提供了技术支持。周曰校所刊的《三国志演义》中，插图中的人物不但动作复杂，甚至表情也能显露出来。诉诸于形象思维的插图无疑会起到吸引读者的效果，这不能不说是其有效传播的一种催化剂。
以上三方面是影响《三国演义》在明清传播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又与其它因素交叉影响、相互制约。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合力作用，在《三国演义》的传播中共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拥刘反曹
1、 拥刘反曹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
2、 拥刘反曹思想的形成：四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罗贯中继承并将它熔铸到了作品中，毛宗冈在修改时又加强了它；
3、 拥刘反曹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德治仁政的理想和反对暴政的意愿；是民族思想的反映；是正统思想的反映。
二、刘备、曹操形象。
1、 曹操：奸诈、残忍、虚伪；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形象，罗贯中即写其短，也写其长，又不影响他的倾向性。
2、 刘备：即理想化的人君形象，同时又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特有的虚伪一面。
三、战争描写。
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
相似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功、结局都是弱者胜。
不同的特点：斗争双方的特点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等，使之写来绝不雷同。
学习内容
一、讲史文学之源流
宋代说话技艺十分发达。说话的演出地点不限于勾栏瓦肆，一般村野寺庙也有演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著名艺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而尹常卖以说五代史见称，二人都是讲史好手。
说话人无论是否高手，都需要讲稿。当时有专门编写讲稿的“书会”。书会中人既要编写故事，就不能不具备较为深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历史知识。说话人的稿本经过不断润色增删，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篇幅越来越长的小说。
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录说话四家：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其中第四家为“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说三国故事应属于这一类。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汇集了唐宋流传的三国故事，特别是小说者所讲“一朝一代故事”之讲稿材料，是经过无数次增饰修改而成的作品。下面提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虽是元代产物，但它的祖本可能源自宋代说话人的手稿。
说话材料如何成为话本小说？大概说话人起初靠口耳相传，不靠文本，但口耳相传，容易忘记，故事越增饰，则内容越繁复，越不易记忆，唯有利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免讲说时遗漏。文字记录不断整理，则篇幅越来越大。这里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最初稿本可能会较为简单粗糙，后来的整理增订本可能较为繁富复杂，但删节本却相反；二是初稿一旦钞写流传出去，因为由不同的艺人或文人各自润色演绎，同一故事稍后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版本。这里举一两个例子说明。现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是元朝英宗至治年间（1321年一1323年）建安（在今福建北部）虞氏刊本，每卷卷首都刻“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一般简称《三国志平话》，原作者姓名已佚，学术界认为是元代讲史艺人说话的底本。这个本子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有一百三十八页，每页上下两栏，左右两页合起来，上面为一图，下面为文字。说话人拿着这个本子，看图览字，可以口沫横飞，随机敷衍。这不一定是说话人的初稿，却是一个较早版本的稿子，可以看出它较为简单粗糙的特点。另外一个例子是《三分事略》，又题为《三国志故事》，上图下文，三卷，不题撰人，也属建安书坊刻本。虽然上、中卷首行题刻“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又封面有“甲午新刻”四字，学术界大多认为并非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之刻本；乃书商故弄玄虚，实是元至正十四年或元明易代期间之产物。因为上、中、下三卷，每卷最后一页或二页之前，均故意漏刻二至三页故事，但页码却连接而无中断，明显是书商偷工减料，为欺骗顾客而做的手脚。删节本通常都是为了减省成本而印制的。
鲁迅称宋之说话人多高手，而不闻有著作；现存讲史平话多为元人作品（1982，127页）。其中《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均具备《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是其雏形。
总括这一小节内容：中国讲故事的源流很早，宋代说书人尤其喜欢讲史。北宋时已有霍三究以说三分著名。但三国故事的零星片段流传甚早，于唐代已有记载。宋人致力增饰铺张，因而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精彩。现存《全相平话三国志》是元人作品，应该是《三国志演义》的胚胎。
二、《三国演义》的作者、成书年代和版本
这一节“作者、版本和成书年代”提供的资料，其中涉及争论的问题甚多，建议不要死记材料，知其梗概便可。
作者
在漫长的专制帝王统治时代，很奇怪的是，中国小说和戏剧一直遭受正统文士的忽略和歧视，以致这类作品多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出现。其作者或用化名，或不留名，总是难得清清楚楚知其生平，使人遗憾。我们这个课程选讲的几部巨著，其作者无一不有类似的情况。
《三国演义》的作者，一般说是罗贯中。有关其籍贯、生平事迹的记载很是分歧，材料也都很简略。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四说：一是太原人，二是杭州人，三是东原（山东东平）人，四是庐陵人。数十年来，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但迄无定论。今人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周楞伽等人均持东原说。从现有资料看，以东原说较为可信。
—、太原说
明佚名《录鬼簿续编》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二、杭州说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云：“《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
三、东原（东平）说
明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1983，240-265页）从元代赵偕（字子永，慈溪人）《 赵宝峰 先生集》卷首所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三十一门人中找到罗本和高克柔二人，认为罗本即罗贯中。这涉及《水浒传》的作者，《水浒传》中唯一的好官是东平太守陈文昭，何以如此？原来慈溪县令陈文昭向邑人赵宝峰执经请业，行弟子礼，宝峰以治民事告之。因此清人编《宋元学案》就将陈文昭也列为宝峰先生门人，于是不难解释《水浒传》唯一好官是陈文昭之谜。《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罗贯中分明是罗本，东平是其父母之邦。把这个好官说成是东平太守，王利器认为是“罗贯中精心安排的”。
周楞伽《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谭洛非编，1992，119-130页）也从《 赵宝峰 先生集》和《宋元学案》找寻资料，认为罗贯中原来名本，字彦直，东平人。元亡后投奔居于浙江慈溪的兄长罗拱字彦威，罗拱为宋宗室后裔赵宝峰的门人，所以罗本也师事赵宝峰。贯中恐是别号。
至于罗贯中的生平，有以为是南宋人。有以为是元未明初人，《漫稿》以为元未明初人这说法较合理，理由是元末明初动乱的经历和作家的政治抱负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有实质的影响。以下引述周邨、冯其庸、章培恒、周楞伽等人的说法：
—、南宋人（周邨）
周邨《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1985，76－82页）一文，认为“罗贯中可能是南宋人或宋元间人。”其说可约略参考前面“讲史文学之源流”一节我们所引周邨的意见。
二、约生于 1295年前后（冯其庸、章培恒）
冯其庸《论罗贯中的时代》（1991，80－93页），认为既然罗贯中与葛可久并提，葛是元人，罗当然也是元人。从《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推算，罗贯中大约生于元贞元年（1295年）前后，死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前后，大约活了八十五岁。
章培恒《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1982，第三期，120－126页）坚持以书中今地名来考证一本书的成书年代，并藉以追查作者在生时间，他认为《三国演义》约成书于1329年前后，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
三、约生于1330年（鲁迅、周楞伽）
鲁迅《史略》（129页）认为是“元明间人”（约1330-1400年）
周楞伽《小说札记》（1981，第四期，76－82页）同意鲁迅的说法，认为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元末明初人”，且可能是慈溪人。
结合各家意见，大致是这样：罗贯中东平人，原名罗本，字彦直，别号贯中，又号湖海散人。大约为元末明初时人，曾入张士诚幕府，后来隐居浙江慈溪，从事创作，明初去世。著有杂剧三种，今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又著小说六种《三国演义》、《小秦王词话》、《隋唐志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一般相信，《水浒传》这部小说也包含了罗贯中的心血。
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主要有四说：一是宋或以前，二是元代中期，三是明初，四是明中叶。无论如何，因为不能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则写作年代就无法跳出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成书年代必须结合罗贯中的生卒岁月来看。
一、宋以前说
周邨主张《三国演义》成书于宋或北宋以前，我们前面已引述他的说法（见本单元，第3页）
二、元代中期说
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1991，94－108页）一文认为该书用三百三十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间的平话很近似。且引用时或言唐贤，或言宋贤，不言“元贤”，实是元人口吻；书中小字注中所提及的今地名，除了个别几个笔误外，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因为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的旧地名，因此将作注的时间断在此年，再往后延伸十几年，基本上可以确定书成于元中期，大约是十四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并认为罗贯中生卒年约为1300年至1370年，而嘉靖刊本可视为罗贯中原作。
三、明初说
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3，280－295页）一文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他不同意袁世硕断书中小注年代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认为地名情况复杂。他认为罗贯中在明初开笔，第十二卷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年），全书初稿完成于1371年以后。他还认为根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以齿序排名，罗本处于第八位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王桓（1314年生）之间，生年约在1315年至1318年之间，卒年估计在1385年1388年之间。开笔时罗本贯中约五十馀岁。
四、明中叶说
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1983，266－279页）一文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写成，而元刊《三国志平话》为新安虞氏至治年间（1321-1323）所刊五种平话之一，篇幅仅有八万字，文笔粗糙简陋，《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为其十倍，手法成熟，从发展过程看，必远远产生于平话之后。张国光因此认为，“此书的撰成，既不会是元代，也难以肯定是明初，其时当在明中叶。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他估计由于蒋大器写序后无钱刻书，过了二十年才由修髯子印行。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光是抛开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作者来立论的，这样就不必顾虑成书年代是否与罗贯中生卒年配合。如若结合罗贯中生平来看，以第二和第三两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如果第四种说法合理，则明中叶是开始流传的时间。
版本
—、嘉靖本
现存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本。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各则题目唯七字。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要注意的是，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它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甚至是罗的原著，但现在怀疑者不少。
二、志传本
现存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刊刻的几个版本，简称“万历诸本”。以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较早。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与嘉靖本有些不同，文字较质朴。不少学者认为“志传本”的祖本较嘉靖本早。
三、李评本
“ 李卓吾 先生批评三国志”，系万历后、天启间无锡人叶画假李卓吾之名伪作评语刊行，故又称“伪李评本”。将嘉靖本回目每两则并为一回成一百二十回本，不分卷。现存明建阳吴观明刊本等几种。清代毛宗岗据以删削修订为毛评本。
四、毛本（毛评本）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清康熙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毛纶、毛宗岗父子假借金圣叹名义评改“伪李评本”，全面修订而成。鲁迅说毛氏父子主要进行三项工作，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应该注意的是，李悔吾认为该书比以前的版本更强化封建正统思想，而在艺术加工方面则大大超越以前各本。
这四个版本系统，总归起来，实际只是三种而已：一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三是毛评本系统。至与“李评本”因为被毛宗岗修订后已融入毛评本，跟毛评本应属同一系统。目前书坊排印的本子，绝大多数是毛评本系统，不过在校勘时通常会参考嘉靖本的异文做些改动。
三、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
晋陈寿编撰《三国志》，刘宋时裴松之引书四百馀种为之注。我们知道魏晋六朝品评人物风气盛行，品评人物总须根据具体事迹；后来《世说新语》更具载不少魏晋时期各种人物的妙人妙事。品评人物风气流传一段时间，影响所及，许多人对于当时人物的言行十分熟悉。在谈说过程中，一方面兴趣浓厚不减，而口耳相传之间又增添讲者的主观意见和个人色彩，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刻画遂有越来越精彩的现象。
例如说两晋南北朝记叙、描写、歌咏三国故事和人物的文献有三十多种。这是现存文献而言，实际一定不止此数。
唐代论述三国的诗文一百四十多篇，宋代则有约八十篇。这些也都是指今日所知材料而言，当时出现而遗佚的必定更多。
元朝除诗文外，元杂剧以三国故事入戏的有六十多本。这更值得注意，一是当时三国故事个别片段巳发展得很成熟，才能编为戏本，二是戏比诗文流传更广泛，影响更大，与小说发展变作互为因果。而宋以来流传的说三分，此时成为平话小说《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更成为三国演义小说的基础。
《三国演义》是长篇小说，但原来的故事却是零星存在的。这些零星材料如何最终组织成长篇巨著，实是一个有趣的过程。这过程可说是年深月久。由于它根本不是正史——如果雷同正史，则《三国志》成书后就无须再编撰甚么《三国演义》了。当然《三国演义》的取材，既有直接取自《三国志》的，也有间接取自《三国志》的注文以及其它六朝文献的史料，更多的则是后世已敷演充实的（俗语“加料”）故事材料。尤其是元代戏剧作品，已将三国故事贯串成有血有肉的生命。综论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可以分为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陈寿《三国志》成书以前的记载，大部分是史料，包括历史人物的出身、言行等记录和传说。陈寿《三国志》录取其中一部分做材料，编撰正史，但更多的材料则遗留在文人笔下或民间。
第二个阶段是《三国志》成书后初期，尤其是东晋、南北朝，因为去三国未远，仍有大量文献和民间传说流行，但故事内容大约无可避免开始出现增添或转变的情形。
第三个阶段是唐，宋时代文人的歌咏和说故事者的敷演，前者可使故事传说走向理趣，后者则使零星故事组合成较长的单元。
第四个阶段是元剧作品。元代许多剧作家都尝试将三国故事敷写成情节精彩的剧本。就以吕布和貂禅的故事为例，现存的剧本有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郑光祖《虎牢关三战吕布》，武汉臣《虎牢关三战吕布》（残缺），于伯渊有《白间斩吕布》。另外元南戏有《貂蝉女》（残缺）。见微知著，可以估计元剧作家对全部三国故事发扬光大之贡献。
第五个阶段是罗贯中的成书。“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确是的论，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平话、剧本、诗文等，共冶一炉，成为巨著。这当中实际上汇集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在罗贯中以前，在故事文字和情节方面进行修改加工的无名作者，也同样功不可没。罗贯中可以说是后期一个集大成者。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坊间流行的《三国演义》毛评本在书前有一篇《读〈三国志〉法》。这是一篇教人如何欣赏《三国演义》的文章，包括内容和文学技巧的剖析。当中不是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可不读。
主题思想
三国演义这部巨著大致上以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范围为基础，从文学角度再现了汉末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这八九十年间的演变过程。因为历史大事不便随意纂改，但其中细节却可尽情发挥，作者在编写时可以融入个人的主观成分，成为思想性较明显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处处尊刘贬曹，与陈寿《三国志》以魏晋为正统有别，历来视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扬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主调，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毛评本，说“强调正统”是该书主题，应该不会错。而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也与作者所处元未明初的时代背景有些关系。
五、《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一、描写战争：二、塑造人物形象；三、结构艺术；四、语言特色。
描写战争
第一点是战争的多样化。书中描述了上百次战争，可以分为陆战、水战，或水陆混合战，例如水淹七军；又可分为攻战、守战；或分伏击战、偷袭战；或分阵地战，游击战；或主将比试，或两军混战，形式多样化。
第二点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相结合。如曹操南侵并非毫无目的，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刘备联吴抗曹是为了有立足之地，然后振兴刘氏的汉室基业。诸葛亮南征是为了解决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纠纷，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势力强大的曹魏。
第三点，战争的胜负系于智谋。关键在于运筹者的智能，能不能采纳部下的善计良策，能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能不能客观分辨忠奸，能不能冷静处事。大小战争的胜负无不与斗智用计拉上了关系。《漫稿》举了许多例子，建议翻阅原书。
第四点，着重写人，不着重写战争过程。吸收《左传》描写战争的经验而详写谋略，略写战斗过程；详写占得上风者，略写位处下风者；详写将胜者，略写将败者。通过几场交锋，逐步将人物性格形象塑造出来。
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鲁迅在《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其实鲁迅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骄傲自用，不顾大局，屡屡如此。例如：要与马超比试武功；谩骂孙权，拒不联婚；耻与黄忠并列，不受五虎将印；四是轻视陆逊，因而招致失败。
结构艺术
三国故事基本上以魏、蜀、吴三国兴亡为纵线，以战争发展和人物活动为材料。九十多年的兴亡史大约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由黄巾之乱至赤壁之战为第一阶段；三国鼎立至诸葛亮病逝为第二阶段：此后至晋统一天下为第三阶段。其间穿插以魏、蜀、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纷争，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文臣武将的奇谋险计逐一带出，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由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回合之间前后呼应，在紧随主线发展之下，分散之中有集中，首尾一贯，形成一个统一的小说系统。
但是，在处理长达九十七年的历史事件中，由开始至诸葛亮病逝共五十一年用了一百零四回，而后面的四十六年，时间长度其实几近一半，却只用了十六回来概括历史演变，其分量安排明显并不平均。原因何在呢，因为《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前五十年正是蜀汉由无至有，由弱至强，遂能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这些光辉事迹自然值得大书特书，但诸葛亮一死，形势急转直下，蜀汉开始面临溃亡，时日无多，因而篇幅大为缩小。可见作者在结构方面，处理时间这一因素是有轻重之分的。
对魏、蜀、吴三国的描写，蜀、魏之间有战无和，蜀吴之间和多于战，吴魏之间则战多于和。然而重点始终放在蜀、魏这边，对吴国描写是有些忽略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研究三国人物者也有意无意间偏重于蜀、 魏 君臣方面。换句话说，作者在确定主次方面，也是颇用心思的。
由于《三国演义》是战争小说，描写战争题材，从围绕大小战争故事所形成的特殊情节去观察，也可以理出一个结构脉络。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就尝试这样去分析其结构，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为主线，中间夹杂一些较次要的辅助性战役，贯串了全书，形成一个战争系统（1992，246－273页）。冒忻和叶胥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以赤壁之战为例：从起因到结束，共计八回，其间包括曹操下书，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中计，黄盖用苦肉计，孔明借箭，借东风，华容道释曹操等一系列小故事，各小重点组成了大重点，成为组织严谨的结构。
语言特色
《三国演义》是用浅白的文言写成的，言简意赅，语气明快。这在封建时代一般稍能识字者，大约均可欣赏，有利于传播。
《三国演义》一书，特别是毛评本，移用了古代文学家很多诗词，与白话文比较，使用浅白文言文，更能够使之与这些诗词在语言风格上较为统一和谐。
《三国演义》一书创造了很多成语，引用或自造许多谚语，生动活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
六、《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之影响
《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是该书是历史小说鼻祖，后世历史小说不少以之为典范，模仿其体制结构；二是该书故事精彩，明清以至近世戏剧家多从中取材改编为剧本；三是后世诗文作品取以为典故，或作为咏唱题材；四是《三国演义》语言精警，能丰富后世作家之用语
《三国演义》<英文名: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三国故事在我国古代民间颇为流行。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元代至治年间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 罗贯中1330年一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视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 《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 全书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活泼。 《三国演义》带来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热潮，它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我国已家喻户晓，妇而皆知。 《三国演义》的版本很多，主要有：明弘治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字粗朴，内容平易；《三国志演义》，清毛宗岗增删评点本，约成书于康熙初年，该本在社会上流传最为广泛。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印出版。梗概 《三国演义》以各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为内容；以蜀和魏的矛盾为主要线索开展全书情节，塑造了一大批王侯将相和政治、军事、外交上的英杰人物。其中主要的人物是诸葛亮、曹操和关羽。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是智慧的化身。在民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有这样一句俗话：“三个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足见他影响之深广。自诸葛亮初出茅庐之始，便立刻成为蜀汉——刘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刘备曾说，得到诸葛亮“如鱼得水”，不仅对他言听计从，而且付以几乎全部的军中大事，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实际上上成为蜀国的最高决策人。诸葛亮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之恩，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诸葛亮身上，集聚了许多政治家的美德和超人的智慧。他的智多谋更为人们津津乐道。像博望坡用兵，草船借箭。不仅如此，他还能随机应变，如“空城计”的运用。总之，诸葛亮是中国老百姓人人喜爱的人物。 《三国演义》全书通过错综复杂的预选斗争，提示了宫迁内部、集团与集团之间，同一集团的不同势力之间，以权术和机变为手段的政治斗争，以利欲和霸权为目标的军事争夺，再现了三国时期动荡不安的现实。书中描写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描写的特点是侧重于表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战略战术的运用。赤壁之战是该书描写的十分出色的一次战争。 在赤壁之战中，周瑜、诸葛亮等人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通过反间计、连环计、苦肉计等一系列有步骤、有计划的行动、，将己方的优势予以充分发挥，同时又巧妙而正确地确定和运用火力攻等战术，最终以弱胜强击败了强大之敌。反观曹操一方，自恃兵力雄厚，目空一切，骄代表性自大，盲目轻敌，决策指挥一错再错，使自己的优势逐步丧失，最终遭致惨败。 《三国演义》还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集团和派别，为达到一己私利，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使尽阴谋诡计，广泛地运用谋略权术，进行了激烈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这，贯穿全书的始终。 孙权为从刘备手中取回荆州，不惜以自己的亲妹妹为诱饵，使用“招亲”把戏，企图将刘备“赚来南徐……幽囚于狱中，却使人去讨荆州抽刘备”。此计被识破后，又谎称“国太病重”，欺骗孙夫人携带刘备幼子阿斗返回东吴，企图以阿斗为人质交换荆州。在关羽失荆州死亡之后，孙刘联盟破裂，孙权惟恐刘备起兵报复，遂派使臣送一封信给曹操，孙权在信中奉承曹操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孙权劝曹操废汉称帝的企图有二：一是可以引起刘备及其他拥护汉室势力群起反对曹操；二是转移刘备对东吴夺荆州、杀关羽一事的注意，用心十分险恶。难怪曹操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烧烤吗？”却使以仁义取天下的刘备也极善于玩弄谋略，当吕布被曹操俘获时，曹操询问刘备如何处置，刘备帮作沉思，随后提醒曹操说：“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致使刘关张三人合力方可击败的吕布顿时殒命。曹操煮酒论英雄时，他假托闻雷失箸，以掩饰自己的失态，竟然瞒过了一代奸雄曹操。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奋力救回幼主阿斗，刘备竟当赵子龙面掷阿斗于地，正如民间歇后语所说：“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 鉴赏与评析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力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影响。《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举几个人物说明。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歇后语 ·曹操下江南--来得凶，败得惨 ·张飞扔鸡毛--有劲难使 ·诸葛亮征孟获--收收放放 ·曹操吃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张飞使计谋--粗中有细 ·诸葛亮弹琴--计上心来 ·曹操遇蒋干--倒了大霉 ·张飞贩私盐--谁敢检查 ·诸葛亮的鹅毛扇--神妙莫测 ·曹操作事--干干净净 ·张飞卖秤锤--人强货硬 ·诸葛亮三气周瑜--略施小技 ·曹操杀华佗--讳疾忌医 ·张飞卖肉--光说不割 ·诸葛亮借箭--有借无还 ·曹操用计--又奸又滑 ·张飞战关公--忘了旧情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顾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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