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是死刑缓期执行的简称，指的是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根据刑法 第48条第1款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是：（1）罪犯应当判处死刑。（2）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根据刑法第50条的规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期间或者期满之后，有三种处理结果：（1）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2）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3）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考验期重计。从最初的一项政策到被写进基本法律，死缓制度的良性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因而，长期以来，死缓制度都被视为我国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的重要举措。马克昌先生总结死缓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死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少杀慎杀”政策的体现，是限制死刑执行的有力措施。它严格地控制了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使因犯罪被处死的人数减少到最低程度。（2）死缓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最严重的犯罪分子，分化犯罪分子，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刑罚制度。（3）死缓鼓励罪犯悔罪自新，有利于死缓罪犯加强改造，争取成为自食其力，有益社会的新人。（4）死缓符合世界限制适用死刑的趋势，表现了我国刑罚的特点，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尽管如此，深入到刑法学和刑罚学理论的实质，我们便会发现，死缓制度本身在法理逻辑方面的矛盾则清晰地凸显出来，死缓制度本质属性仍需明晰地确认死缓是不是一种缓刑？这个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死缓制度创立开始，理论界的争论一直都很激烈。在讨论这个问题前，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什么是缓刑。欧美缓刑一般认为，缓刑渊源于英国十四、五世纪普通法中的“恩赐牧师”和“具结保释”制度。“恩赐牧师”是指中世纪教会法庭对犯罪的牧师、神职人员在某种情况下给予免予受审和惩罚的恩遇。“具结保释”则指为了不致被告在审判前受过长时间的羁押，由被告人或第三人作出随时到庭受审的保证而予以释放。上述两种制度虽然与现代意义的缓刑制度仍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因为他们毕竟包含了与缓刑制度相类似的因素，因而被认为是缓刑的前身。现代缓刑制度的诞生要归功于被誉为“现代缓刑之父”的美国人约翰??奥古斯塔的缓刑实践。1841年，为救助一名酗酒犯，在法院的同意下，奥古斯塔得以为这名酗酒犯保释，并帮助他在狱外改过自新并取得成功。此后，他持续了18年这种工作，收到了令人信服的功效，并最终导致了1870年最先被适用的现代意义的缓刑制度——波士顿《缓刑法》的诞生，当时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187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颁布了《保护观察法》，把缓刑制度的适用对象由少年犯扩大到一般罪犯。1889年在布鲁塞尔国际刑法学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刑罚制度予以推广。时至今日，缓刑已成为世界性的刑罚制度。我国死缓（1）死缓是死刑的一种变通形式，不属于单独的刑罚种类，这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适用条件、审判程序和刑罚执行方式的不同。在适用条件方面，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一般指手段极其残忍、后果极其严重、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坏的情形，死缓则适用于罪该处死，但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在审判程序方面，凡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不管其是否上诉，均须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而死缓则是无论其是否上诉，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在刑罚执行方式方面，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律处死。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区分是否加以限制减刑：（1）对于判处死缓同时限制减刑的犯罪分子，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且最低不少于25年；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且最低不少于20年；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2）对于判处死缓未限制减刑的犯罪分子，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2）日本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即曾专门提出过采纳中国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意见。〔3〕在台湾，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视。〔4〕从上述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死缓制度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限制死刑的实际执行，二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由于死缓制度是以罪犯应当判处死刑为前提，也就是说，行为人所犯罪行相当严重，国家予以最严厉的否定评价，故具有相当的威慑力，具有一般预防的功能。同时死缓制度是附条件的不执行死刑，也即保留了执行死刑的可能性，这就促使犯罪分子必须改恶从善，从而达到特殊预防之效。不可否认，死缓制度对于贯彻“少杀、慎杀”，限制死刑实际执行起到相当的作用。也正是基于此，有的学者提出，应扩大死缓的适用面，放宽条件。
已发表法学论文百余篇，其中CSSCI论文（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八篇）三十多篇。主要论文如下（按时间顺序，主要列举1997年以来发表的论文）：*1.《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与人合作)，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8年第2期收载。2.《论惩治黑社会犯罪的刑事立法》，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3.《论转化犯的构成及立法例分析》，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4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8年第10期收载。4、《论印度反腐败的法制历程及其启迪》，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5.《若干个罪的罪过性质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6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9年第3期收载。6.《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与青少年犯罪》，载《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7.《对犯罪目的与目的犯的探讨》，载《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8.《法定刑的立法原则与新刑法中法定刑的立法缺陷探微》，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该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8年第3期部分转载。*9.《结果犯的概念及其既遂形态研究》，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9年第7期收载。*10.《行为犯的概念及其既遂形态研究》，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2000年第1期收载。11.《论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和情节犯》，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12.《沉默权的限制与限制的沉默权》，载《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13.《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2000年第5期收载。14.《对沉默权的理性呼唤》，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1期（第二作者）。15.《对贪污罪的比较研究》，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1期。16.《利用色相取得建筑项目是否属于商业贿赂》，载《经济与法》2000年第2期。17.《包更生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没收假币案》，载《判例与研究》2000年第3期。18.《城市化进程中的网络犯罪及其防治》，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4期。该文在2000年第九届中国犯罪学年会上获得较高评价。19.《抢劫杀人案的定性问题》，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9期。20.《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齐备说及其评述》，载《当代法学研究》2000年第2·3期。21.《论死刑缓期执行的司法适用》，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6期。22.《发回重审案件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载《法学》2001年第1期。23.《关于惩治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立法建议》，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24.《行政案件之法律审与事实审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1期。25.《张烨等强奸、强制猥亵妇女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2001年第9辑，法律出版社出版；26.《陆某某、张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5辑，法律出版社出版；27.《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的认定及其法律责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28.《结果加重犯的结构及其未遂形态问题》，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 。29.《共同强奸和强制猥亵妇女案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30.《网络犯罪及其防治对策前瞻》，载《犯罪研究》2002年第2期。31.《法院变更指控罪名观念误区与合理选择》，载2002年8月26日《人民法院报》（时代特稿）。32.《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及法律责任》，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33.《内幕交易的经济分析与法律规制》，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第二作者）；34.《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基本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35.《对未遂犯处罚范围的新思考》，载赵秉志主编的《刑事法实务疑难问题探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内月出版；36.《刑法中“委派从事公务”的学理分析与司法认定》，载《法学》2002年第9期；37.《一起利用伪造观光券实施的职务侵占案》，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38.《应对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与防治对策思考》，载《法治论丛》2002年第4期；39.《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三个观念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1期（合作）；40.《发回重审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关系论》，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3 期；41.《试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认定》，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1期。*42.《打击证券犯罪的价值选择和现实思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四期，并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刑学）2004年第12期转载；43.《日本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6期；44.《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其关系新论》，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45.《死罪原因与死刑限制——死刑案件给我们的一点启示》，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46.《补诉·补判·补刑——从诉讼期限制度看刑事法的谦抑精神》，载《法学》2005年第7期；47.《有关卖淫犯罪的疑难问题新探》，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48.《行政犯立法构想新论》，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6期。49.《论共犯关系之脱离》，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50.A New Probe into the Criminal Liabilities for the Intentional Spread of AIDS ,CHINAN LEGAL SCIENCE,2005.（《中国法学》2005年海外版）。51.《沉默权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选择》，载《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5期；52.《司法权威：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载上海市法学会编《专家学者谈司法权威》，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53.《死缓制度的中外渊源及历史发展》，载《中西法律传统》（第四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54.《让地方执法的暴力冲动远离和谐社会——法治视域下的“当场击毙”》，《法学》2007年第7期55.《对“纸箱馅包子”事件的刑法考量》，载《上海法学研究》2007年第5期。56.《教师侵害未成年学生性犯罪案件的犯罪学思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57.《贪污房产案件的定罪问题与思考》，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1期。58.《也谈检察监督制度为什么受质疑》，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59.《西丰事件还需法律亮剑》，载《检察风云》2008年第3期“专家视点栏目”；60.《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心理和人格因素辨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3期。61.《论仇富引发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思考》，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5期。62.《艾滋病人犯罪与相关法律制度之完善》，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63.《贫困与犯罪问题——以农民工犯罪为视角》，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5期；64.《媒体诽谤与权力造罪》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2期。65.《公司高管犯罪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思考——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犯罪为例》，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66.《“尊龙名社”案之忧思——关注网络网罗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2期；67.《上市公司高管犯罪问题研究》，载张育军等主编:《证券法苑》（第2卷），2010年6月法律出版社出版。68.《以刑制罪的学理阐释》，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7期。69.《从国外立法看我国破产犯罪的修改完善》，载《经济刑法》第9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70.《对刑讯逼供原因的再认识——兼论办案人员素质不高导致刑讯逼供的命题》，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71.《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成因与防治对策新探》，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5期。72．《网络游戏与青少年犯罪问题》，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10年第6期。73．《警察防卫新论》，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74.《为何同案不同判》，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载2011年第2期。75．《酒驾犯罪的立法背景和构成要件分析》，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76．《论刑法中的多次犯罪》，载《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合作）。77《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几个问题》，载《审判研究》2011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78-80．《法制日报》（北京）三篇（法制日报思想部落）：（1）《用法律破解“达芬奇之谜”》（2011年8月3日）（2600字）；（2）《对“牛”案的法律追问》（2011年11月2日）（2200字）；（3）《用法律温暖“社会冷漠症”》（2011年11月16日）（2500字）81．《民间网络反腐现象的法律思考》，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三、远近结合、统筹规划、软硬并举、注重软件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基本途径
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监狱系统共同奋斗的目标和工作重点。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应当遵循五个原则，即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举的原则，尤其要注重软件建设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分层次建设的原则；讲求实效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是从宏观上指导全国监狱系统建设现代化文明的原则，也从微观上为每一个监狱指出了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方向。我个人认为，就每个监狱来讲，远近结合、统筹规划、软硬并举、注重软件是进行“建设”工作的基本途径。每个监狱，都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能畏难不前无所作为，也不能好高鹜远，不切实际，纸上谈兵，要根据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和近期安排，滚动发展，每年办成几件事，这样就能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向着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目标迈进。
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从总体上讲包括两个方面，即以监狱设施、技术装备、管理教育设施、生活卫生设施以及生产方面的技术、设备、工艺为内容的硬件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以及监狱人民警察素质、执法水平、管理制度、教育方法、劳动手段、改造效果为内容的软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二者缺一不可。做为监狱领导，必须认识到硬件与软件是辩正统一的，硬件建设搞好了，有利于软件建设；软件建设搞好了可以促进硬件建设二者相辅相成。在指导思想上必须确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如果只抓硬件的物质文明建设显然不是现代化文明监狱，而只抓软件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达不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要求，二者是辩正统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得软硬并举。当然硬件建设是要花钱的，在当前财政和投资保障不能很快到位，多数监狱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在具体实施上，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分清轻重缓急，做出规划逐项分步进行。而且这些建设项目与当地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水平应当相适应，争取一次建成达标避免时过不久又得更新改造，造成二次投资或浪费。
软件建设，主要强调监狱人民警察素质、严格执法、科学管理、教育改造措施和方法、改造效果等。从经济角度讲，这些可不花钱或少花钱，在条件尚不具备的单位，可以软件先行，但这决不是说软件好搞，容易达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软件建设比硬件建设更重要，难度更大。司法部提出：“要注重软件建设”、“软件要强”，这不仅说明中国监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软件建设上，同时也有利于克服我们一些同志一味强调物化建设的误解，从而推动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进程。软件需要硬功夫，当前在软件上，要结合贯彻《监狱法》，一条一条地检查自己监狱的工作，凡与《监狱法》相抵触的，应当立即停止；凡不符合《监狱法》的规定的监规制度等，应当及时修改调整。同时要继续发展十多年来我国监管改造工作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对罪犯实行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继续抓好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完善计分考核、依法奖罚的制度。全面推行三分工作，把防逃、防重大恶性案件、防非正常死亡的各项安全防逃制度和措施落到实处，确保改造秩序的持续稳定。在教育改造工作方面，要加大力度，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办好特殊学校，建设丰富多彩，有益于改造的监区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辅助教育，进一步搞好社会帮教等。通过这些切实使监狱的软件强起来，上一个新水平。这就是现代化文明监狱软件建设实实在在的工作，也能促进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硬件建设，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实实在在的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
1.吴宗宪 《中国现代化文明监狱研究》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6年8月版
2.张秀夫 《中国监狱现代化建设》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论文摘要]：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应当遵循五个原则，即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举，尤其要注重软件建设的原则；分层次创建的原则；分类建设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讲求实效的原则。[1]我国的现代化文明监狱是社会主义的监狱。着意味着它要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监狱工作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现代化 文明 监狱
我国的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神圣职责，对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主义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及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明监狱事在必行。
一、正确认识、深刻理解贯彻《监狱法》和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系，是增强现代化文明监狱紧迫感、提高自觉性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颁布施行，是全国监狱机关和全体监狱工作监狱人民警察盼望已久的盛事。《监狱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工作法典，它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决心和法制建设工作的日趋完善，也反映了我国监狱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大趋势，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贯彻《监狱法》与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二者是相互联系互为要求，相辅相成的。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既是贯彻《监狱法》的内在要求，也是贯彻《监狱法》的必然结果，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尤其是“软件”建设的硬性标准集中体现在《监狱法》的概括规定中，用精练的法律语言表述出来，为监狱工作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提供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这不仅使现代化文明监狱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而且还有利于保障和制约现代化文明建设在法制建设轨道上健康顺利的发展。因此，要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就必须严格 贯彻执行《监狱法》，依法建设是前提，是基础，决不可偏废，这样才能保证准确正确地建设好现代化文明监狱。另一方面，贯彻《监狱法》，严格依法治监，离不开与社会文明相适应的基本物质条件，较好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是监狱依据《监狱法》，发挥刑罚执行机关的职能，落实“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强化三大基本改造手段，完成惩罚和改造基本任务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障，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加强监狱的现代化“硬件”建设。同时随着《监狱法》的贯彻落实，《监狱法》所要求的物质保障体系，尤其是监狱的财政经费、投资保障、资产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必将逐步到位，这也为我们建设现代化文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增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紧迫感。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保证
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要有一支过硬的监狱干警队伍。不论是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建设，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通过干警的活动去实现。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是建设好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有力保证。政治坚定是根本，全体监狱干警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队伍各项建设的首位，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善于从政治的高度观察问题，保持清醒头脑，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坚持坚定的思想立场，善于运用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创建工作实践；纪律严明是保证，作为准军事性的司法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没有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工作就不能顺利进行和保证完成，纪律是执行实践的保证；作风过硬是基础，勤政廉洁，遵纪守法，顾全大局，遇险不惊，沉着镇定，具有独立处理和应付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对监狱人民警察素质的最起码的要求；业务精通是前提，业务素质是监狱人民警察素质的基本素质，包括政治法律水平、职业道德水平和执法水平，只有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才能把创建工作真正地做好，“犯人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但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在没有完成这个艰苦过程的情况下，这些人有许多都是‘饿老虎’，我们的监狱、劳教警察都是‘训虎人’，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咬死、咬伤。”[2]所以做为监狱、劳教警察一定要保证能够做到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这样才可以有效的避免被那些“饿老虎”咬死、咬伤。但是近年来，在少数监狱人民警察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性质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还有不少干警法治观念不强，政治业务素质不高，因此，必须从严管理、从严教育、从严培训、从严要求，不断提高政策水平、执法水平和业务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需要。
同时，还要看到，加强队伍建设也是我们贯彻落实国家经济政策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要加强全党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我们司法行政系统来说，要进一步把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工作推向前进。现代化文明监狱要靠有现代化知识的监狱人民警察去建设，不可能设想用落后的监狱人民警察去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那是不可想象的。再从犯罪率和犯罪性质来看，现在关押的犯人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再加上这几年的“严打”收押的犯人和过去也不一样，暴力犯多，团伙犯罪多，重新犯罪多，改造的难度、保障监狱安全难度也比过去大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想更好地完成我们所担负的任务，确保监狱的稳定，努力提高罪犯的改好率，降低重新犯罪率，为国家社会稳定做出我们的贡献，要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抓队伍、促业务，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工作不断地得到提高，才能够保障监狱的稳定，罪犯的改好率才能不断提高，重新犯罪率不断降低。我们才能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保障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顺利进行。要建设好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必须加强监狱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充分发挥监狱党委的核心作用和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通过建立对监狱人民警察的严格考核体系，合理的竞争机制，良好的奖惩机制，实行优胜劣汰的机制，培养和选择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进入监狱各级领导班子，增强领导班子的生机和活力。
总之，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整体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组织保证，也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全过程中，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工作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