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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研究
摘 要：择业行为是个人在社会各行各业中找到自己感兴趣、愿意长期坚持的一种职业的过程。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普遍希望选择一种薪水高、待遇好、符合个人兴趣的职业，而事实上往往事与愿违。本文在对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择业行为特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角度解释山西省高校女硕士研究生择业行为，具体可以从微观的行动者个人、中观的行动系统状况、巨集观的规范与社会制度三个维度来进行概括。
关键词：理性选择;女硕士;择业行为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095-02
引言
近几年，在社会各地高等院校扩招的影响下，大学毕业生数量随之上升，而就业市场的饱和不能使毕业生找到自身位置，就业面临的考验极为严峻。如何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让女硕士的择业行为更加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符合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择业行为研究概述
国内外各学界学者、专家都对高校毕业生的择业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国外对择业行为的理论研究集中在人职匹配理论、人格型别理论、人格发展理论、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重视研究物件的主观需要、自身能力、个人兴趣、爱好性格等内在主观因素对职业选择的重要影响，研究成果集中在个人会根据主客观条件选择职业，强调心理因素对择业行为的影响支配作用。
国内对于择业问题的研究多以择业观、择业心理、择业意愿的现状描述研究为主，而对这些行为的原因分析则侧重于对研究物件的个人因素进行分析，对于解决对策的提出则普遍以鼓励研究物件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自身能力、调整心理状态以适应社会现实为主。
二、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特点
本研究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spss统计软体给问卷资料进行编码，总结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择业行为的特点如下。
一择业心态积极性
人的心态决定人的行为。拥有怎样的择业心态决定了女硕士研究生拥有怎样的择业行为。笔者2014年10月在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太原师范大学发放回收的290份问卷来看，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当时的择业心态普遍呈现乐观、积极的特点。
二择业价值自我性
笔者对于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择业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女硕士研究生的择业价值观更多注重自身的发展，追求自身的利益，体现很强的功利性。
三择业规划盲目性
在对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择业行为的实证研究过程中发现，女硕士研究生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对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很不明确，只有少数在读研以前有过从业经验的女硕士对自身的职业规划很明确，而大部分女硕士研究生都是盲目、被动地在寻找工作。
四择业目标单一性
从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的择业行为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女硕士研究生的择业目标很单一，表现在期望的择业地点、就业单位的选择结果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女硕士研究生不愿意到西部偏远地区工作，缺乏积极性、缺乏社会奉献精神，服务意识也很差，女硕士研究生的集中趋势选择是“回生源地”，靠近家乡，有亲戚朋友相互照顾，靠社会关系寻找工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本。
三、理性选择理论下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着重分析行动系统中的“资源”和“利益”两个要素，从微观、中观、巨集观三个层面分析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择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其中微观层面是“个体行动者状况”，中观层面是“资源控制”和“目的及利益导向”，“规范与社会制度”是巨集观层面的基本因素。
一“个体行动者状况”对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的影响
择业行为的主体是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从问卷回收资料和访谈资料的综合分析中可以发现，女硕士研究生在就业选择上，大部分都会考虑自身的兴趣爱好、自身的价值观念等因素。
1.女硕士的个人价值影响其择业行为。问卷回收的资料中，“实现个人价值”这一因素是“择业因素”排序中的最后几个因素，但对于访谈提纲中第10题“在工作中追求的是精神满足还是物质满足”的回答中，山西大学哲学专业的小L认为哲学专业很适合她，在一般人看来哲学可能没什么实际用途，找工作也频频碰壁，但她认为“无用即大用”，哲学专业给了她极大的精神满足，将来选择职业时，坚持自己所想，选择并坚持，人生才有意义。
2.女硕士的个人意愿影响其择业行为。根据访谈资料，笔者发现，山西大学的女硕士研究生在择业时都会考虑自身的兴趣爱好、个人意愿进行理性择业。生命科学学院的食品工程与工艺专业的小Y是一名专业硕士研究生，面临毕业的她很了解自己专业就业前景十分惨淡，食品公司的市场工作或者其他工作都不需要研究生这么高学历的毕业生，若从事食品研发工作，自己是应届生又不占经验优势，但她仍然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才是最好的选择。她喜欢研发食品，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美味、营养的食物，拒绝地沟油，拒绝染色馒头，做安全食品。
3.女硕士的自身情况影响其择业行为。本研究所用的“自身情况”是指女硕士的户籍状况、恋爱婚姻情况对女硕士的择业行为的影响。从问卷回收资料中可以看到，山西省户籍的女硕士研究生普遍“恋家”，不愿意去离家太远的地方工作，而他们所谓的“离家远”即离开山西省，所以，她们一般都选择回自己的生源地等地级市工作，相应的，也愿意找同省的男性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这样，即使嫁到婆家也不会离得太远，都在山西省内。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小W就是典型的案例：她是清徐人，有一个远嫁江苏的姐姐，还有一个待嫁妹妹，所以，她为了照顾父母，只会在太原选择自己的工作。这样的自身情况就限制了更多的选择工作的机会，影响最优择业。
二“资源控制”对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的影响
择业行为在理论上也是一种交换行为，女硕士生掌握本科生没有的高学历资源，拥有与男硕士生不同的人格魅力，通过与用人单位的交换行为，换取自己想得到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或者实现社会利益。但在实际生活中，择业行为并不是这么公平公正的交换行为，女硕士研究生自身的资源是否如她们所愿能帮助她们实现公平交换呢? 1.女硕士的时间成本影响其择业行为。即将毕业的女硕士研究生年龄多在23-30岁之间，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本应该已进入人生下一阶段――为 *** ，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在家人亲戚施加的压力下，女硕士研究生在择业过程中首先要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起阻碍作用的工作，即使在别人眼里看来很好，也不能入恨嫁的女硕士法眼。
2.女硕士的物质成本影响其择业行为。没有人完全追求物质，但不能满足物质需求的工作不能叫作工作。被访者小F在读研以前曾经有过工作经验，本科毕业以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文秘工作，但这份工作薪资很低，虽然是符合行动者小F的兴趣爱好，可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工作，但小M依然辞掉了这个工作，选择读研。
3.女硕士的社会资本影响其择业行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 *** 体，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女硕士利用自己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占有社会资本的多少来选择职业。
三“目的及利益导向”对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从女硕士择业过程中追求的不同利益来分析他们的择业行为，因为追求的利益导向不同，体现出来的择业方向也大有区别，行动的目的决定行为的外在表现。
1.女硕士的物质利益影响其择业行为。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择业行为者就要考虑选择的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能否与生活成本相抵。问卷资料中也可以发现，“薪酬与福利”是大部分择业者首选的择业影响因素。
2.女硕士的精神利益影响其择业行为。本研究所用的“精神利益”主要含义是行动者为了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利益，可以表现为职业成就感、社会声望等。有很多行动者忽略物质世界的生存需求，只追求精神世界的文化满足。
3.女硕士的社会利益影响其择业行为。社会利益是使社会中大部分或者全体成员的需求实现的途径，有很多选择从事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事业的择业者就属于这种情况。
四“规范与社会制度”对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的影响
前文分析的是行为主体，下文将分析客观环境对择业行为发生的影响。
1.户籍制度影响女硕士的择业行为。户籍制度最初是为了保障本区域内居民权利实现，而实际上，发展越来越成熟的户籍制度不仅没有保障公民的就业利益，而且还对来自外地的毕业生想跨地区就业的实现起到制约作用。
2.性别歧视影响女硕士的择业行为。“性别歧视”是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普遍认同的规范，把女性求职者拒之门外。用人单位受传统观念“男强女弱”的影响，认为学历层次相近的情况下，男性的能力要高于女性，在招聘时宁愿选择本科男生，也不愿意选择研究生女生。还有一个原因是面临毕业的女硕士研究生，已经到了婚育年龄，我国法律规定了用人单位在女性员工生育期间要照常支付其工资，因此，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提高公司效益，就秉持“不用女硕士研究生”的观念，要用也是用那些已经结婚生子的女硕士研究生。
四、结语
影响女硕士研究生的择业行为的因素有很多，理性选择理论也是很深奥的理论，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很多领域。通过本研究，笔者深感本论文探讨的问题还未涉及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很多问题和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一是实证资料收集得不够全面，只有硕士生群体方面的资料，没有结合用人单位、高校就业服务指导机构等其他主体的资料进行分析，资料收集的广度有待加强。二是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精髓没有深刻把握，也没有结合理论对用人单位、高校就业服务指导机构进行原因探索分析，理论解释的深度也可以继续加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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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泽石.网路媒介素养对首都大学生择业、婚恋、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D].北京：首都体育学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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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一： 城乡户口统一 再无城里人和农村人区别
《意见》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
《意见》中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将不再区分农村娃与城市娃，标志着城里人和农村人身份上的统一，打破了几十年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壁垒，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户口登记制度统一后，将不再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为依据区分农村人与城里人，改为根据居住地的不同来区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根据从事的职业区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认为，取消户口城乡分割，实行统一的户口登记，这对于我们消除城乡歧视、城乡二元分割起到一个制度上的釜底抽薪的奠定性作用。它从根上会影响人们对生活的长远安排和预期，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消费行为。此外，段成荣指出，今后把这种城乡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内部能够整个盘活起来，实际上空间、社会中都需要有这样一种流动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活力，通过这种活力的增加，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机会，给大家提升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变化二：实行居住证制度 分层级享受不同公共服务
《意见》指出：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对于居住证制度设计的目的，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建立居住证制度，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解决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这是个‘分层级享受不同公共服务’的设计，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提供上升的空间。农村转移劳动力在不同的年龄段有对公共服务不同的需求，随着他们持有居住证时间的加长，居住证能享受的公共服务也在增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说。
居住证与公共服务相挂钩，而居住证相对于户口则更容易取得，只需要在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即可申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表示，居住证是外地居民、农村居民合法平稳转变为本地人、城镇人的制度阶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未全面实现前，推行居住证制度，至少是能对部分资源和服务给予法律保障。
变化三：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保障福利落到实处
《意见》指出：将建设和完善覆盖全国人口、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以人口基础信息为基准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段成荣指出，这一整套制度建立起来，至少有两个突出的好处：
一是作为政府，掌握管理对象和服务对象的信息，可以使他在时间、空间、对象、数量、结构、质量都能够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实施管理和服务。
二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一整套的制度，去登记也好，在信息库里面把信息录入进去，这是非常好的。他强调：“人口信息管理这一整套，就把我们说的怎么样保障大家进城享受到的那些东西能够落到实处，否则就是一个空的。”
变化四：2020年，一亿左右农业人口实现“市民梦”
《意见》指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1亿左右人口落户城镇是此次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目的在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实现“市民梦”，融入城市社会，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这项改革的根本好处是劳动力可以较少受户籍限制，更加自由流动。如流动人口可以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其结果将是推动他们更加大量地创造社会财富。预计新政落实后，对经济平稳增长极为有利，至少能再帮助我国经济的增长延续20年以上。
针对农民落户城镇后福利变化的问题，《意见》专门指出，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定寰指出，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是建立一个平台，让农村居民自己有一个很好的选择。也不是说户籍开放一定是农民觉得城市好，现在反过来了，好多城市里的人还觉得农村好。
变化五：积分落户制 特大城市户口不一定更好拿
《意见》指出：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
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一直是“一户难求”，如何才能落户是公众关注焦点。此次《意见》明确提出特大城市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虽然北京已经明确要推行积分落户制度，但并不代表落户北京将会变得容易。意见中在谈到积分落户制度时，还有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一限定，而目前包括北京在内的特大城市可承载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将会是积分落户政策的重要导向。
王太元也同样认为，建立落户积分制的城市，落户的条件、过程透明了，公众办理的难度降低了，但实际落户可能性也许反而降低了。因为真正完全透明的制度建立之后，管理者难于暗箱操作，托人讲情甚至行贿等办法就不好用了。
虽然落户北上广不一定更容易，但是段成荣指出：“通过放开，给大家提供一种机会和条件，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和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就可以进城落户，这样就使得我们在进城发展机会上增加了更多的通道、更多的机会。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把中国社会流动人口不畅通的管道拓宽，从单行道把它拓成双向两车道、双向四车道，甚至有没有可能双向八车道，慢慢地扩大。”
变化六：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里生活更有尊严
《意见》指出：坚持统筹配套、提供基本保障。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扩大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
“此次户籍改革不仅是户籍制度本身的改革，还是有关教育、医药、养老等多方面配套的改革。”黄明认为这是此次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
段成荣说：这次文件里特别强调了农业、农民转型以后，进城后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养老、住房保障等等，这使得农民和农业转型在进城之后，在城里有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甚至按照大家说的能够有尊严、逐渐比较体面地在城市里面生存下去，能够发展起来，这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
对于公众极为关注的教育问题，《意见》明确要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教育部门将做四方面工作：一是指导各地把常住人口，包括随迁子女纳入到区域教育的发展规划之中；二是要求各地要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来拨付教育经费；三是要求各省市因地制宜，合理确定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保障他们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四是要不断完善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
西周时期
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可见，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对生齿（男孩满8个月，女孩满7个月为生齿）以上的人，按不同性别登记于册，即"书于版"，并分城（都）乡（鄙）进行人口统计（这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城乡人口划分）。另外，每年要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进行登记，以掌握自然变动情况，每隔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核实（即"大比"），孟冬（阴历十月）时上报。所以说，周朝已有了户籍登记制度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扩大兵源，增加赋役，稳定社会秩序，纷纷建立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即"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书社制度"的内容是：百姓25家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上计制度"是：郡、县长官每年于年底前将下一年度的农户和税收的数目作出预算，书之于木券上，呈送国君。如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秦朝时期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成熟，户籍登记制度也日趋完善，周知民数已成为立国之本。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汉代，户籍至少三年一造（有的学者认为是年年更造），县、道官吏负责对户口的验查和登记，时称"案户比民"，简称"案比"。案比的时间在当年仲秋之月（8月）。届时，老百姓必须扶老携幼，前往县府，聚集廷中，待接受主吏的验阅。户籍的载入者主要是20-60岁的男子。为了防止人们为逃避苛役而瞒报、虚报，政府还特意制订了临时性的查察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沿袭了秦汉时期的户籍登记制度，实行黄籍、白籍制，黄籍记载服役年龄的人口，白籍记载流亡江南的北方人口。东晋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户口流徙严重，为了整理户籍，实行了多次"土断"，将北方侨居人口和浮浪人口，统一登入当地户籍，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实行"输籍定样"制，规定：民始生为黄，4至15岁为小，男子16至20岁为中，21至59岁为丁，60岁为老。唐玄宗时改18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帐，3年一造户籍。户籍簿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送州，一份送户部。编制户籍时，"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州名用州印，县名用县印。"唐代仍实行"案比"制度。唐代人李贤为《后汉书》作注，称汉代的"案比"，在唐代叫"貌阅"。敦煌文书唐代籍帐残卷中，关于被登记人的面貌特征和疫疾的情况的记载很多。如某人"右足跛"、"耳下小瘤"等。案比之后，正式造籍，其原则是自生齿以上，人皆著籍。根据北朝西魏大统13年（547年）敦煌地区的计帐文卡看，从黄（1-3岁）、小（4-9岁）到老（60岁以上）、侯（残疾、废疾、笃疾），从家庭成员到奴婢、养子都登记在册。这种户籍格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户口的编造时间间隔也是三年。"三年一大比，造户籍、上计帐。每造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府，一申省部。"宋代是编造五等丁户簿，重点是评估和确定户等。元代在村社还置有一种鼠尾簿，随时登记户口的变动。
明朝时期
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下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并置户贴。登记的主要内容是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等。为防止假冒、伪造，政府将户贴"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贴给于民"。上报方式是地方基层组织将当地户口"取勘明白"，汇集后到县，"县报于州，州类总报之于府，府类总报之于布政司，布政司总类呈报本部立案，以凭稽考"。清朝基本继承了明代的户口登记制度。最初是三年一编审，后来改为五年一编审。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
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先后出台了《户籍法》（1931年）和《户口普查法》（1947年），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1946年），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
以上可知，历史上各王朝对户籍登记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在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新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保证赋税收入，总是率先对国家的户籍进行整顿和制定。如东魏自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役不均。"孝静帝下令括户，"得无籍之户六十余万。"明洪武元年初，下令整顿户籍，规定"凡各处漏口、脱口之人，许赴所在官司出首，与免无罪，收籍当差。"户籍的登记上报是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工作。
编辑本段户籍制度的历史发展
户籍管理亦即人口合法居住地的管理，所谓“合法”即政府将其编入户口册簿，视为一地正式居民。他们既承担国家赋役，又可享受让子女参加科考等权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采用“编户”、“定籍”的办法管理户籍。如建立居民组织：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齐国）；建立“春曰书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之”的户籍核查统计制度等。
秦统一全国后，形成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办法。在理论上，国家是户籍的管理者，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仅靠为数不多的地方官员对人口实施具体管理，往往难以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因此，秦朝政府利用社区组织加强控制，进行什伍编制，“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什伍皆有长”，实行“连坐制度”；“使民无得擅徙”，人口迁居，应请求地方官吏“更籍”。[7]户籍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了。汉承秦制，户籍管理又有发展。刘邦委任萧何作丞相，萧何编制《九章律》，其中的“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实行编户齐民，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
为了确保户籍管理的实施，秦汉魏晋时期实行乡里制。西汉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8]东汉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9]北魏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10]为了防止脱籍，政府严禁自由迁徙，规定未经乡亭批准、结清赋税，不得迁徙更籍，违者受罚。这样基层组织无形中就有了控制农民迁徙自由的权力。
唐朝实行乡保制，五家为一保，四家为一邻，百户为一里，五百户为一乡。每里置正一人。里长的职责是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伪，催驱赋役。”[11]《唐律疏议·讼律》载：“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户籍控制更趋严密。
宋朝实行都保制，“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力者一人为保户；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长”。保内设置有挂牌，以书其保内户数姓名。同保中如发生“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同保诸家“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12]元朝实行的是村社制，五十家立为一社。
明朝是里甲制或称保甲制，“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13]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
清朝称为保甲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户部》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一张，备书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来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户有迁移，随时报明，换给门牌”。摊丁入亩实施后，户籍编审停止，保甲制度越来越得到重视。
民国时期，《户籍法》已经推行。1931年和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和修订《户籍法》及实施细则。1937年，颁布《保甲条例》，在全国统一建立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制。
编制什伍的目的是要被编制者善恶以告。脱漏户口，自占年龄不实，逃离本土不承担田租赋役，属于恶，同伍者事前未加阻止，事后未行告发之责，要连坐，包赔逃户的田租徭役。如汉朝规定：“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包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西晋政府规定，举家流亡，一旦被捉，家长斩首；北周时颁布《刑书要制》，规定“正、长隐五户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隋朝时，《隋书·刑法志》规定，“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坐家质作”；宋唐时期对脱户者同样严惩不贷，主管户籍的官吏也受到牵连；明朝法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与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又颁布榜文：“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著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者，一体迁发充军”。[14]
政府通过户籍的整顿和严密的“什伍相保”、“什伍连坐”制度强制百姓，力图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这种政策的确能收到一时之效。但它的成效是以百姓具备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前提的。一旦政府和官吏横征暴敛，或遇天灾人祸，在贫困的煎熬和饥寒的交迫下，任何禁令，都将成为一纸具文。
太过于限制人口流动性。对于城市打工和流动人口有歧视和不公平政策。象西方国家就只有社保号。没有户口。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户籍制度也面临着改革的需要，象北京和上海地区已经开始酝酿着户籍制度取消的提案，但是关于户籍的最终取消不可能顺利的，肯定也需要过程来检验，以下是有关我国户籍制度的有关材料和历史，希望对你有用
经济转型时期，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起飞，我国工业化迅速推进，有力地带动了城市化发展。然而，由于户籍管理方面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改革滞后性，滋生了工业化超前于城市化的农村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广大农民的市场贡献力，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就业不充分，拖了国民经济现代化步伐的后腿。为此，本文拟对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国际同等制度安排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户籍制度的深层次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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