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专业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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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盐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和问题
盐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例如食用盐；同时又是基础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烧碱和纯碱)的原料，例如工业盐。对于后者，中国历来重视其管理。建国以后，一直实行计划管理体制。1990年国务院颁布了《盐业管理条例》；1994年颁布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1996年颁布了《食盐专营办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工业盐能不能放开?工业盐管理体制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继续实行计划管理体制，还是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
一
在中国，中央政府对盐实行官营专卖自战国时代就开始了。从那时起，盐税一直是官方聚敛民财、充实国力的支柱税种。盐的专卖就是建立在食盐专营基础上的。盐之所以重要，一是人的生存离不开盐；二是盐税是当时的支柱税种。
历史上盐的主要用途是食用。中国建国初期的1950年，食盐占总产盐量的88.9％，工业盐仅占6.2％。1987年工业用盐量已超过食用盐量。1992年工业用盐已达1458万吨，占总产盐量的63％。到1994年，仅烧碱、纯碱行业用盐就占总产盐量的66.7％，食盐仅占25％。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盐的用途在构成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国家工商业的发展也使盐税不再是支柱税种。
按既有法规，盐的生产经营实行计划管理，生产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无论是国有盐场还是集体盐场，所产的盐都必须交盐业公司销售，私营企业和个人禁止办盐场，盐价由国家物价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对盐业的计划管理是通过轻工部门，具体由中国盐业总公司实施，即中国盐业总公司及各地的盐务管理局(或盐业公司)代表政府行使盐政管理职能。同时它又是一个企业(地方为盐业公司或盐务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负责盐的经营与流通。它掌握着盐政执法权，负责研究和提出有关政策、法规，实施盐政管理，对盐的生产、销售、运输进行监管；同时，它又掌握着制盐企业的经营权，盐销往哪里，销售给谁，都由它说了算。
盐场没有经营自主权，不能销售，不能结算，只管生产。盐场不知道盐销给了谁，不知道售价多少，更不知道收回多少货款。有的虽然实行盐碱直供，盐场只能按计划调拨，企业间不能直接结算，必须到盐业公司结算。
用盐企业必须按盐业管理部门规定的渠道、结算价格和计划去采购；盐的生产企业凡是不按计划生产、销售的盐都按私盐查处；盐的运输实行准运证和准运章制度，由盐业管理部门核发。
盐价的构成较为复杂。1994年12月盐价改革前，工业盐的价格有出场(厂)价、分配价、批发价、零售价四种形式。分配价中含：出场(厂)价(盐场可得到的货款)、盐业发展基金、盐税、中央平衡差、筑装管理费、中国盐业总公司服务费。集运费在分配价外收取。批发价中还含有地方的各种费用，如地方平衡差、地方盐业发展基金等等。销售费用、包装费用在价外收取。不同的地区，盐的价格和收费的数额有所差异。
在税收上，盐也是极为特殊的，1994年税制改革前只征收特种税——盐税。
二
中共十四大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家取消了烧碱、纯碱的指令性计划，将其推入市场。
进入市场的两碱企业开始考虑如何适应市场，如何增强自身竞争力，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等问题。而两碱的原料 ——工业盐仍处在计划经济的“保护伞”下。
1993年，中国经济发展一度过热，货币发行量过大，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物价指数便成为政府和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这一年，盐业又获丰收，连续几年的丰产，盐的库存量大幅度上升。同年8月，国家物价主管部门在全国盐超产、积压严重的情况下，提高了工业盐价格，盐价平均提高60元/吨，涨幅达39％以上。国家提高工业盐价格，原意是想解决因原材料价格上涨，盐的生产成本上升，造成盐场效益下降、亏损的问题。但新的盐价使两碱企业无法承受。一是自身无法消化，这将使两碱行业年成本增加支出约9.6亿元，而1993年两碱行业的利润约3.4亿元；二是若价格向下游工业转移，将会引起玻璃、陶瓷、造纸、肥皂、纺织、农业、医药、有色、冶金、电力、军工等下游行业和产品的连锁反应，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利于国家控制物价指数；三是盐碱产品已接近国际市场价格，难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其转移。故两碱企业拒绝执行，新的盐价未能到位。两碱企业、协会和化工主管部门开始向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并呼吁放开工业盐价格。
盐碱两个行业的价格之争自此拉开了序幕。盐方的利益表现为盐业全行业的利益；碱方的利益表现为两碱企业的利益。
1994年，国家为了适应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对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按照税制改革精神，取消产品税，改征增值税。对于盐业，取消了盐税，改征资源税和增值税。由于增值税的计划及税负问题使盐碱行业的价格之争演变为价税之争，并开始激化。盐业部门认为，税改后的税负高于税改前的盐税，超出的税负应由用盐企业承担；化工部门认为，根据国家税制改革的精神，增值税为价内税，应采用倒扣的方法计划，不能因税改而变相涨价。
除上述解释之外，就是国家税务主管部门内部对此也有另外一种解释，他们主张以1992年为基准测算，两碱企业的税负下降6.2亿元，盐的税负上升4.75亿元，故拟将盐业增加的税负，通过价税联动向两碱企业转移。据化工部门测算，两碱企业减少税负4.8亿元，再考虑1993年烧碱的产品税从15％降到12％，减少税金1.5亿元，扣除这一因素，实际降低的税负为3.3亿元，抵不上盐业顺加过来的税负，若再加上1993年8月盐的提价将要增加成本9.6亿元，两碱行业将不堪重负。再者，这相当于在1993年8月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又一次提高了盐价。两碱企业当然无法接受。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化工部门都提出，海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水是流动的，不会因采盐而使资源枯竭，建议不征或少征资源税，以此降低盐业税负。而盐业部门的主要精力放在落实盐价上，寄希望于国家在制定盐价时，将税负顺加到化工及其他下游产品。经过有关部门协调，将北方海盐的资源税由25元/吨降到20元/吨。虽然资源税略有下降，但总的来看，盐的税负是上升了。税改前，盐只征收盐税15.4元/吨；税改后，工业盐的资源税和增值税合计平均为54元/吨，每吨盐的税负比税改前提高了39.5元，两碱用盐约1600万吨/年，增加税负约6.3亿元。无论是对于盐业还是对于碱业，谁都难以承受，谁也不愿承担。为此，工业盐价格一直确定不下来，盐碱之间无法结算，盐业无法开票收回货款，两碱企业无增值税票而不能抵扣，盐、碱企业的生产经营都受到了影响。
在这期间，两碱协会、化工主管部门和盐业部门多次向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反映这个问题。
为了尽快解决盐碱之间的价税矛盾，国务院有关部门着手进行盐价改革。同年12月，国家计委下发《关于改革盐价管理的通知》，出台了新的工业盐价格，简化价格构成，取消分配价，适当打紧了经营费用，将筑装管理费、集运费、中国盐业总公司服务费等商品流通费并入批发价。但有的费用由价内打到了价外，不含税盐价略有下降，资源税有所降低，但含税盐价还是提高了，相当于又一次涨价。这次盐价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盐碱之间的价税之争，盐碱企业间仍未能结算。
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过高的工业盐价格，刺激了小盐场的发展，小盐场负担小、用工机制灵活、成本低、产品价格低。在市场竞争中则把大盐场推到了不利的位置，盐业公司坚持要按国家定价销售，而市场则不接受这一价格，调拨计划就难以实现，大盐场受到了小盐场强有力的挑战。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环保措施关闭了一批小造纸企业，两碱市场出现疲软，再加上盐碱之间的价税矛盾尚未解决，导致两碱企业拖欠盐款达30多亿元，制盐企业也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1993年8月和1994年12月，在原盐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国家物价主管部门两次提高工业盐价格，都受到了两碱企业的抵制。山东、四川、江苏、天津、湖北等地多次发生盐场停止向两碱企业供盐的事件。为避免企业停产，一些两碱企业曾试图从外地盐场或与盐业部门合资办的盐场购盐，但都遭到盐政管理部门的查扣。
1994年1月18日，山东省盐务局组织全省性的盐政大检查，重点查处私贩、私销盐。对省内欠款较多的五家两碱大中型企业停止供盐，如省盐政执法人员在潍坊化工厂门口设岗查盐，工业盐不允许进厂。几家企业的库存盐告急，随时都有停产的可能。经省经贸委出面协调后，才恢复了工业盐供应。
1994年，武汉葛化集团公司没有按省盐务部门的计划购置价格较高的调拨盐，而是从山东、青海与本地盐业部门合资建设的盐场购盐，而被湖北省盐务局以私盐查扣，并要罚款1400多万元，迫使葛化集团公司与省盐务部门对簿公堂。
三
在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工业盐管理体制改革期间，盐业管理部门多次向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要保留现行的工业盐计划管理体制。1994年10月，中国盐业总公司在筹备“全国盐业运销会议”之机，起草了《工业盐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对工业盐计划管理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准备在会上抛出，试图重新树立计划管理的权威。
盐业部门为什么不愿意放开工业盐?一种说法是，会冲击食盐市场。因为食盐实行专营，如果工业盐不实行专营，就会有人用工业盐当食用盐销售，一些不法商贩就会以土盐、劣质盐充作食用盐销售；同时，会冲击我国的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因为工业盐放开后，无碘盐会冲击食盐市场，所以防治碘缺乏病工作就会受到影响。
据了解，在全国查处的以工业盐充、劣质盐充食盐销售的案件中，都与两碱企业无关。而在查处的案件中，大部分是盐业部门的某些人与不法商贩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另一种说法是，制盐企业生产环境艰苦，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包袱沉重，需要计划管理体制来保护国有大制盐企业。
既然制盐企业困难，为什么不能放开盐场的手脚，让盐场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实现自我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为什么不可以在现行的盐价中利润向盐场倾斜，提高盐的出场价，适当降低中间环节的流通费用呢?
国家物价主管部门1993年8月制定的工业盐价格，以山东潍坊盐为例，每吨工业盐分配价为209.71元，其中出场价120元，上交盐业公司10元，实际盐场可得110元，其他均为中间环节收取的费用和基金。这次调价，每吨盐上涨了63.38元，在提高的差价中，其中44.3％给到了盐场，55.7％为盐业的中间环节所得。并规定工业盐批发价中的流通费用为69元/吨。另外，价格中还规定了中国盐业总公司服务费每吨工业盐0.6元(此前为每吨工业盐0.2元)，若再加上食盐的服务费，仅此一项，每年即可收1800万元左右。在1994年12月制定的工业盐价中，盐的中间流通费用仍保留了59元/吨。
据反映，辽宁省食盐的出厂价与零售价价差很大，加碘大粒食盐出厂价为266.6元/吨，而销区零售价为800元/ 吨，流通环节价差533.4元；粉洗盐出厂价为317.6元/吨，销区零售价为1200元/吨，流通环节价差882.6元。据了解，精制加碘食盐的出厂价一般在360～440元/吨，城市零售价在1400～1700元/吨，价差近千元，中间环节获利较大。制盐企业普遍反映“产盐不如管盐，管盐不如卖盐”。
某省物价部门在1995年4月制定的工业盐价格中，规定“在出场价内每吨收取销售服务费6元，上缴省盐业公司统一使用”，还规定“在出场价内收取每吨4元‘盐价补贴资金’，由省盐局收取、专户储存”，“其支出须省物价局同意”。还有一些地区也有类似的规定。
1994年国家经贸委在某省调查盐碱问题时，发现省盐业公司每年要划600万元给有关权力部门。在调查中还了解到，当两碱企业拖欠部门盐款时，盐业部门先把自己的那一部分费用留足，余下部分再给盐场。
1995年5月18日，原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工业盐管理问题，朱■基指出：“工业盐管理总的指导思想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不能再搞计划经济的一套。”针对当时大型制盐企业的实际困难，朱■基提出三条原则意见：1在保护大盐场的同时，也要支持小盐场发展，要引入竞争机制；2 两碱企业年需1500万吨工业盐，由大盐场提供1000万吨左右，采取订货会的形式，场厂挂钩，产需直接见面，减少中间环节，地方不得加价。其他500万吨可由小盐场供应。少部门零散户所需的工业盐，由盐业销售部门负责供应。大、小盐场的供盐数量不定死，可根据情况进行调查；3小盐场的价格放开，大盐场实行保护价，由供需双方协商，允许上下浮动。
按照这一精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几经协商，本着积极、稳妥、慎重的原则，既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政企分开，引入竞争机制，又要考虑大制盐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采取过渡性的保护措施，使其逐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提出了“改进工业盐供销和价格管理办法”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于1995年11月正式下达了《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改进工业盐供销和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这一文件明确规定，“将现行工业盐的计划分配改为在国家总量计划指导下的合同订货。即，改变现行两碱企业只能按照计划分配的数量到指定盐场(厂)‘ 一对一’采购的办法，由中国轻工总会和化工部每年联合组织订货会，盐碱生产企业双方直接见面，双向选择，签订合同，直接结算”，“取消现行的工业盐准运证和准运章制度，盐碱双方根据签订的合同向运输部门申请运输计划”；“对大制盐企业进行订货数量和价格的保护”，“两碱企业要根据国家确定的目标数量即每年至少要向大制盐企业订1000万吨的工业用盐”，“国家对这1000万吨工业盐制定保护价”；1000万吨以外的“两碱工业用盐可向小盐场直接订货，价格由双方协商”。在工业盐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求有关主管部门管好管住食盐市场，并提倡有条件的盐碱企业联合，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至此，工业盐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历时二年多的盐碱价税之争得到了缓解。
在有关部门制定工业盐保护价时，盐业部门又提出，1994年12月国家物价主管部门制定的价格是“不规范的” 、“不完全的”，没有包括企业内部发生的部分费用，出场价仅相当于一般企业的车间成本，要求重新核定。
1995年11月底，由原轻工总会、原化工部联合组织的1000万吨工业盐订货会如期举行，但盐的价格迟迟不予公布。直到订货会开幕的当天下午，国家物价主管部门才公布1996年度1000万吨工业盐保护价，保护价以中准价为基础，上下浮动8％。制定的保护价高于1994年12月制定的盐价，也高于这以前盐碱企业的实际成交价格，最高的每吨盐高出实际成交价60多元，超出了两碱企业的承受能力。如大连化学工业公司，按保护价，将增加2000多万元成本，而该公司1994年的盈利才有300多万元。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左右了订货会，盐价过高，两碱企业消极观望、不订货，制盐企业又不能自己调整盐价，只好干坐在“保护圈”内，小盐场则异常活跃，大有把两碱企业推向小盐场之势。1996年11月召开的1997年度1000万吨工业盐订货会，国家物价主管部门依然在会议开幕的当天才公布保护价。保护价仍维持1996年保护价的水平。参加订货会的代表们对国家物价主管部门的价格政策反映强烈，认为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价值规律，难以执行。
在两年的订货会上，对于保护价，盐碱企业之间都形成了一定的默契，会上签订的合同价格是给政府部门看的，实际执行时价格另议。河北省的一些盐场还自定了一项给用盐企业增加10％路途损耗的规定，相当于降低了盐价。
在1997年度订货会之前，盐业部门还提出，订货会实行履约保证金制度，每成交1吨工业盐，盐碱双方各向其管理部门交纳1元的履约保护金，遭到化工部门的反对。于是，由盐业协会出面(不属于行政行为)，在盐业内部实行履约保证金制度，制盐企业签订的合同，每吨盐需交纳1元的履约保护金，按预分计划交纳，否则不得参加订货会。将来如违约，企业将被扣没履约保护金；履约企业每年返回同期银行利息，本金结转下次订货会；下一年度不参加订货会，则归还本金。参加订货会的制盐企业都交纳了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制盐企业对此反映较大。
盐、碱企业参加会议的代表叹息，政府定价为何不能实际一点?工业盐何时才能真正走入市场？
四
1995年以来，工业盐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盐碱企业联合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改革的阻力重重。
——拒不执行工业盐供销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由于1990年颁布的《盐业管理条例》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虽然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下发了关于改革工业盐管理体制的文件，但未及时对《盐业管理条例》进行修改，少数地区就以此为据，对盐业进行管理。如北京市发布政府令规定“对工业用盐实行计划管理”，由市商委指定盐业公司统一经营。据反映，北京平谷化工总厂因盐业公司供应的盐到厂价格每吨高达830元，比自己到外地采购的盐每吨420元高出410元，他们与外地盐场直接见面签订合同，但在执行中多次被北京市盐政部门查扣和处罚，不但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而且也不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竞争力。首钢等几家工业盐使用大户也遇到类似问题。
工业盐供销管理体制改革中明确规定“取消工业盐准运证和准运章制度”，但少数地区仍紧紧抓住工业盐运输 “准运证”和“准运章”的特权不放，仅仅换一种说法。如江苏省规定“对工业盐运输实行‘工业盐承运证’制度 ”，由盐业主管部门“核发‘工业盐承运证’”，并在证上“加盖‘江苏省盐务管理局两碱工业盐承运专用章’，实行一车(船)一证制”。四川等地也对工业盐运输实行“放运证”、“盐运专用章”及“出场调拨证”等管理手段。
——曲解工业盐供销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将对工业盐的改革解释为对“两碱用盐”的改革；对其他工业盐“ 由盐业公司组织供应”变为由盐业公司“专营”，甚至在同一企业内的用盐还被分成“改革了的盐”和“未改革的盐”两部分，实行不同的价格政策和管理办法。
在工业盐供销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家考虑到大制盐企业当前困难较多，采取稳妥逐步放开的过渡性办法，规定对大制盐企业进行订货数量和价格的保护，两碱企业每年至少要向大制盐企业订1000万吨(约2/3)的工业用盐，并没有地域限制。而江苏省则规定“省内享受定点供应的两碱企业每年必须从江苏省盐业公司订足2/3国家规定的保护价工业盐”，否则，“也不得订购属1/3非保护价的工业盐”。
在工业盐管理体制改革中还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可喜的是，工业盐管理体制改革受到了盐碱企业的欢迎，深得民心，维护了盐碱企业的利益。1000万吨工业盐订货会在连续召开了三年后，1999年已完成了它“过渡期”的使命，国家已不组织订货会，工业盐的订货已开始转入盐碱企业间的正常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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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邮电部建立于1954年9月，前身是组建于1949年10月的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1955年院系调整后成立专门的北京邮电学院，1957年仿照东欧集团成立邮电科学研究院。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建立信息产业部，国家邮政局为其管理的国家局。邮电部从此被正式撤销，其职能由信息产业部与国家邮政局接管，其后信息产业部再并入工业和信息化部。
1 与光纤结缘
上世纪50年代，为了培养更多邮电专业技术人才，助力新中国邮电事业的发展，国内先后成立了一批邮电技术专科学校和学院。其中，有一所学校，位于华中重镇武汉，名叫 武汉邮电学校 。文革开始后，武汉邮电学院的发展陷入停滞。1969年，这所学院被撤销，改为邮电部528厂。1974年2月23日，邮电部正式发文，在528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光纤之父，赵梓森生于1932年，是广东中山人。1949年，他高中毕业，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后来，因为对农学不感兴趣，所以退学重考，考入了位于上海的大同大学。1952年，大同大学被撤并，其院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于是，1953年，赵梓森以上海交大毕业生的身份毕业。
1954年9月，赵梓森结束实习，被分配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武汉电信学校，成为一个普通老师。后来学校变工厂，他也从老师变成了技术员。1971年，邮电部电信总局将此前在北京邮电科学研究院立项的一个大气激光通信项目调入528厂。厂领导不太看好这个项目，将赵梓森任命为项目组负责人兼光通信研究室副主任。于是，赵梓森正式开始接触光通信。
当时，受1966年高锟那篇经典论文的影响，国内已经有机构开始研究光纤通信。1972年3月，中科院福州物质结构研究所启动了名为“723”机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就是为了研制光纤。赵梓森对光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仔细研读了高锟的论文后，他还专程前往福州，参观福州物结所的研究进展。从福州返回武汉后，赵梓森果断向528厂的领导建议，将光纤研究纳入厂里的科研规划。不仅如此，1974年8月，赵梓森还专门撰写了《关于开展光导纤维研制工作的报告》，并先后向邮电部科技委和国务院科技办公室作详细汇报。
不久后，国务院科技办公室同意，将光纤研制项目列为国家“五五计划”的重点赶超科研项目。邮电部科技委也将该项目列入了《邮电部十年科研规划》，拨发经费给予支持。就这样，武汉邮科院正式走上了光纤通信的研究之路。
1977年，赵梓森领导的10人团队，在经历了氢气爆炸、化学中毒等无数挫折之后，终于在一个简陋的清洗间里，拉出了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创造了历史。当时，这根光纤是一根短波长、阶跃型光纤，长度为17米，损耗为300dB/km。
赵梓森拉出第一根光纤后，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即便是武汉邮科院自己，也没有太把光纤当回事。作为直属邮电部的科研型机构，武汉邮科院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光纤通信，而是同轴电缆、微波、载波、传真、电报，以及毫米波通信。
不久后，赵梓森迎来了一次机遇。
当时，全国都在宣传“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邮电部就搞了一个“学大庆”展览会。在展览会上，赵梓森的“玻璃丝通信”大放异彩，获得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认可。很快，邮电部就将光纤通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然后，整个武汉邮科院的研究方向，整体转向了光通信。谁也没有想到，赵梓森和他的“玻璃丝”，就这样改变了武汉邮科院的命运，也改变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命运。
2 体制改革
1985年，武汉邮科院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命运转折。这一年，国家开始推动国有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作为邮电部直属的两大研究院之一，武汉邮科院也在改革之列。1986年，武汉邮科院的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当时，邮电部提出每年减少武汉邮科院20%的经费，到1990年，武汉邮科院必须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独立。这个压力，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1987年，江廷林开始担任武汉邮科院的院长。在他的带领下，武汉邮科院将下属的激光通信研究所、固件器体研究所、光纤光缆研究部、市场经营部等若干部门 , 调整组合为 光电端机 、 光纤光缆 、 光电器件 、 无源器件 共四个复合型经济实体。
每个经济实体，均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的模式进行管理 , 各自具备科研、开发、产业、营销四大功能。（其实就是分公司了。）为了进一步发挥企业人员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武汉邮科院还在财务管理上采用了“一级管理，二级核算”的独立核算机制，不断拉开四个经济实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鼓励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在改革举措的刺激下，武汉邮科院的科研能力和市场表现大幅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达到90%以上。
1988年5月，武汉邮科院与武汉信托、荷兰飞利浦公司合资，成立了一家光纤制造公司，命名为 长飞光纤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长飞之外，武汉邮科院还先后向江苏吴江电缆厂和浙江富阳通信材料厂输出设备和技术。这两家企业，也就是今天的亨通和富通，同样是行业知名的光通信企业。
1988年，在武汉邮科院的支持下，国内在“武汉—荆州”建成了第一条省级光纤干线。这标志着我国光通信技术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这一年，全国共铺设光缆1.7万公里。1989年，同样是在武汉邮科院的主导下，国内完成“合肥一芜湖”的我国第一条四次群单膜直埋式光纤通信工程。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电信网络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国家“八横八纵”骨干网的建设，极大地刺激了光纤、波分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武汉邮科院不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业绩不断增长，始终在国内光通信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1993年，“上海—无锡”国家一级干线光通信工程正式开通，意味着国内光通信技术达到国际水平。
还是这一年，由武汉邮科院总负责，国内完成了全长4700公里的京汉广架空光缆工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架空光缆工程，打通了中国南北通信的大动脉，也打破了我国光通信一级干线被国外设备垄断的历史。在那之后，武汉邮科院率先推出了国内第一套565M PDH、第一套2.5G SDH、第一套10G SDH，以及第一套32*2.5G波分复用系统。
整个八九十年代，邮科院几乎承担了国家光纤通信领域所有的重大科研课题，取得了三百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1995年，武汉邮科院的产值达到5.5亿元。
3 烽火诞生
1995年前后，国内电信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邮电分营、政企分开、电信重组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相继实施，我国电信市场从垄断走向开放，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当时中国大陆电信网使用的设备主要依赖进口，在业内流传着“七国八制”（产品主要来自7个国家，涵盖8种制式）的说法，造成了互联互通的复杂性和通话质量低下。当时为了加快经济建设，国家鼓励邮电通信技术改造，提倡“市场换技术”。尽管这一政策加快了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客观上也导致了电信网设备一直依赖进口，形成垄断。
虽然此前武汉邮科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体制改革，但自身传统事业单位的体制并没有发生改变。邮科院的内部，仍然存在观念落后、机制不活、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束缚了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也使得自己在竞争中落于下风。
很快，1999年，武汉邮科院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那一年，国务院颁布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文件，鼓励科研机构面向市场化，进行企业化转制。
1999年5月28日，时任总书记亲自到武汉邮科院视察，鼓励他们大胆改制。于是，这一年的年底，12月25日，武汉邮科院联合国内其他10家企业，共同组建成立了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烽火通信”。
4 烽火子公司
光迅科技。它是烽火系里最有实力的公司之一。光迅科技全称是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前身是武汉邮科院下属的固体器件研究所（成立于1976年）。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是光器件、光模块等，服务对象是华为、烽火和中兴等设备厂商。它是国内第一家具备光电器件芯片关键技术和大规模量产能力的企业。光迅科技还100%控股了一个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也就是常说的WTD。这家公司成立于1980年，做光有源器件，很有实力，知名度也很高。2012年，武汉邮科院将其划给了光迅科技。
武汉虹信成立的时间很早，1998年就成立了，当时是为了研究移动通信直放站的课题。后来，虹信的业务逐渐扩展到室内分布系统、天线、视频监控、开关电源等领域。竞争不算激烈，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长江通信全称是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它其实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长飞光纤的最早股东之一——武汉信托。虽然长江通信是上市公司，但主要业绩依赖于长飞，自己的核心业务比较杂，从事一些物联网、节能照明、通信配套等产业的研发、制造和销售。2016年起，长江通信进行了业务转型，剥离了传统的通信业务。核心业务转型为基于卫星（北斗）导航应用和行业信息化需求，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等领域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至于效果嘛，反正就是不好，一度濒临ST。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原来是武汉理工大学下属的一个企业，成立于2000年，以光纤传感器为主业。2009年，烽火创投收购了理工光科。后来，理工光科发展成为基于新一代光纤传感器的物联网解决方案企业，2016年在创业板上市。
5 烽火子公司
2011年，武汉邮科院设立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行邮科院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化改革。
邮科院除光纤通信技术与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网锐实验室、研究生教育及后勤公司外，其经营实体全部平移到烽火科技集团。事实上，邮科院和烽火科技集团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基本上可以等同。
2011年，我国通信网中每9公里光缆，就有2.5公里是由武汉邮科院研制生产的，还有5公里，来自邮科院曾技术扶持过的国内制造企业。在光电器件方面，邮科院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稳居领先地位。2012年，武汉邮科院（烽火科技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68亿元，年增幅达到20%。他们的光通信系统设备及光纤光缆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前三位；光器件产品排名国内第一；直放站和室内覆盖系统排名国内第二；光纤收发器排名国内第一。
此时的武汉邮科院，已经由一个科研院所，发展为中国领先、世界知名的信息通信领域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全球唯一集光电器件、光纤光缆、光通信系统和网络于一体的通信高技术企业。
2018年7月，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重组之后，两家公司将并入新成立的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也就是说，烽火与大唐合并，变成了“中国信科”。
6 长飞光纤
1988年由原中国邮电部、武汉市政府和荷兰飞利浦公司共同投资兴建；后由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华信邮电经济开发中心、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荷兰德拉克通信科技公司共同经营。
创史：率先创办激光专业 确立国内学术地位
武汉人知道“激光”，还是原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1971年到教育部开会时头一回听说。当时，国内只有中科院从事激光研发。看好这项新技术的发展前景，朱九思回到武汉后，很快就开设了激光专业。
1978年，学院的李再光教授发现国内研发的高功率二氧化碳横流激光器，与国外同类设备相比有很大差距，决心自主研发。于是，华中工学院光学工程系应运而生，研制出的国内首台2kw高功率二氧化碳横流激光器，为学院获批国家级实验室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老一辈专家的拼搏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初，华中工学院的激光技术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武汉相继成立了数家以高科技激光产品为主的企业，以楚天激光、华工激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很快涌现。
创业：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武汉激光“产学研”融合发展
武汉科教资源雄厚，光机电多学科交叉互联，产学研融合是天然优势，但三者并非最初就是有机一体。
1997年，华工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整体改制为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华工科技的前身，由此开启了市场化运作之路。公司的实验室技术水平并不输国外同行，但产品利润却几乎为零。在激光器方面有所研究，但是做成激光装备，比如说激光切割、激光加工应用等方面还是缺乏经验的，也没有基础 。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很快就获得了一些技术方面的资源。
多年来，从华工科技走出了中国第一台光纤激光器、紫外激光器、皮秒激光器、飞秒激光器等产品，都已广泛应用于3C电子产品制造、汽车制造等行业，助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哪里有需求，武汉激光产业的研究方向就聚焦到哪里。
创新：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 面向未来做强价值链
进入21世纪，光纤激光器兴起。2007年，通过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掌握光纤激光器技术的闫大鹏博士回国，与华工科技合资创立锐科激光，开启了中国工业光纤激光器的国产化产业化进程。（2011年航天三江入股）
2013年，首台国产万瓦光纤激光器在锐科激光诞生，结束了我国不能自主研发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的历史，让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从最初的700多万元直接降到了70万元左右。2016年，锐科激光联合华工科技起草发布了我国第一部光纤激光器行业标准，并参与编制了我国首个激光产品的国际标准。如今，锐科各类光纤激光器生产规模全球第二、全国第一，市场份额2020年位居全国第一。
东湖高新区激光企业已达200多家，激光企业密度全国领先。2020年，激光企业总收入突破200亿元，覆盖高、中、低功率各类气态、固态和光纤激光企业，在激光器、工业激光加工设备、医疗激光设备等领域，形成以自主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目前，武汉的激光产业发展已形成“五大”片区，即江岸区，为中小功率激光企业；光谷大道，是激光产业长廊；光谷庙山，则是华工科技园区；青山区，钢铁激光焊接；沌口开发区，汽车激光焊接。
富士康、华为、中兴、联想、天马、华星光电等相继落户“武汉•中国光谷”。
1 华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供应商，2007年在武汉成立华为武汉研究所，2011年入驻武汉未来科技城。
2 华星光电
华星三期项目，总投资160亿元。建厂武汉光谷，创武汉市单体项目投资之最。LTPS面板属高端面板，目前国内仅两条生产线，作为武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支柱产业的领军代表，华星进一步乘胜追击后将实现LTPS、AFFS、OLED、Touch panel等新技术的应用。
3 天马微电子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17日，由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和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16亿元人民币。公司主要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提供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并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东湖高新区志
1998年7月22-31日，应我国台湾光电协进会的邀请，我参加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团一行6人由当时中科院半导体所副所长陈良惠研究员带领去台湾作了为期9天的参观访问。台湾光电协进会是台湾光电子的行业性协会。在台访问的最后一天是两岸学者的交流。陈良惠团长介绍了我国信息光电子方面的研发情况。我介绍武汉地区光电子（激光、光纤、光电子器件、光通信系统等）的发展状况。这一活动在赴台之前并未安排，且当时还缺乏计算机制作的PPT，只是使用透明胶纸的投影。
在我的发言中展示了一幅武汉在国内颇具优势的光纤光缆、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系统设备、高功率激光器及激光加工设备等光电子研究与生产企业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而且这些企业均分布在华中理工大学周围。当时华中理工大学在激光器件和激光加工方面有很好的国内优势，有国内最早获批准的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个国家激光加工工程中心，有第一批获准的“物理电子学”博士点，主要培养激光技术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我所在光电子工程系在激光、光纤通信、红外和光学仪器方面还培养较多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各层次人才。
20世纪80年代我们学校的一些毕业学生在学校周围创业，如创办了华工激光、楚天激光、团结激光等企业。有些毕业生成为周围一些光通信、光电子企业内的高级管理人才或技术骨干。在华中理工大学东边有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外合资长飞光纤光缆厂（现在的生产规模为全球首位）；在我校西边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为国内最早研制出光纤、最早研制出光纤通信设备和第一个光纤通信示范工程以及承担国家光纤通信各群次（二次至五次群）的示范推广工程，该研究院还有当时在国内唯一能生产光纤通信实用的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的中外合资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还有研制其他光纤通信所需的其他无源器件（连接器、光隔离器、耦合器等）的一个固体器件研究所（后来武汉邮电科学院演变为享誉国内外的烽火科技集团、光讯等一批实体公司，其产品销售国内外）。
当时在台湾讲解完这幅图后，我冒出了一句：“这很类似美国当年的硅谷”。虽然这只是一个类比，还可能是言过其词，但这却成为我随后提出“中国光谷”建议的灵感所在。
1998年8月，又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和华南师大邢达教授一道去英国参加在英华人学者的一次光电子学术会。会后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访问。当天中午参观该大学博物馆时巧遇我校当时的校长周济，他当时正好率一个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在英访问。他见我的第一句话：“黄教授，看来光电子要大搞”。这只是他在英访问所获得的一个感受，但对本身从事光电子研究和教学还担任我校光电子工程系系主任的我来说，这无疑又增添了新的兴奋，甚至曾妄想地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华中理工大学应起到类似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当年推动微电子产业那样来推动本地区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回国后在周济校长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起草并向武汉市政府提出“关于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中国‘光谷’的建议”。经周济校长同意，该建议以华中理工大学名义于1998年12月18日正式递交给武汉市。
2000年春节大年初一，当时已是湖北省委常委、兼任省科技厅厅长和我校校长的周济教授召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袁善腊主任（后为武汉市副市长）、郑永新副主任、唐良智副主任（现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侯汉平副主任、赵梓森院士和我在我校行政楼会议室开会。他尖锐指出“开发区抓什么房地产，不务正业，要抓光谷建设、抓光电子！”我深深体会到，省、市和开发区领导在2000年确定将光电子放到重中之重来抓。同时启用“武汉•中国光谷”这一专有名称，寓意中国光谷在武汉。成立了以罗清泉市委书记为组长、省委常委周济为副组长的“武汉•中国光谷”建设领导小组。特别是罗书记、周济校长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光谷建设紧锣密鼓开展起来。
周济校长还从他所领导的省科技厅借调多位领导干部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兼职，充实领导工作。抓建设规划，规划在58 km2的区域内，发展以光纤、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设备和光存储为代表的信息光电子产业；发展以高功率激光器及其应用的能量光电子；发展电视显示在内的消费光电子；抓原有光电子企业的产品升级和扩大规模；积极招商引资，争取海内外知名企业来此发展。罗书记和周济校长多次到国家发改委、国家科技部汇报，争取国家支持；许其贞等13名湖北籍全国政协委员在2000年全国政协会上为在武汉建设“中国光谷”呼吁。
与此同时，大造宣传舆论，动员湖北省、武汉市的广大群众理解和支持“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使省市领导提出的“举全省之力，集全市之力建设‘武汉•中国光谷’”的口号落到实处。武汉建设“中国光谷”的决心得到国家多个部委的理解与支持，国家科技部、原国家计委分别于2001年2月和7月发文支持“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
正当“武汉•中国光谷”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抢抓机遇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武汉发展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时，国际上的IT泡沫正在悄然形成。
然而必须面对其对发展中的“武汉•中国光谷”的负面影响。我给罗清泉书记写了一个题为“抓住光电子不放松”的报告并拟当面呈给他。他即时在市委接待了我，他完全同意我的分析。次日，市委秘书长携我写给罗书记的报告和罗书记的批示来我办公室，罗书记尖锐指出，IT泡沫本身是一种发展不健全的表现。并建议我将此报告作适当修改后在《长江日报》发表（图2为2002年10月23日《长江日报》第一版，题为“抓住光电子不放松”）。
“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未受当年国际光电子产业下滑的干扰，反而视为其抢占国内外光电子市场的机遇。原有大型光电子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显著增加；全球500强企业中有80多家企业和海内外一大批知名企业，如富士康、华为、中兴、联想、天马、华星光电等相继落户“武汉•中国光谷”。投资约200亿生产集成电路的新芯国际公司，加强了本地区微电子与光电子相结合协调发展的能力，在大数据存储芯片上形成新的亮点；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3551”人才计划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秀人才来此创业；“武汉•中国光谷”的地域规模一扩再扩，由最初规划的58 km2扩展至158 km2，再扩展到目前的518 km2，以容纳其内约三万多个不同规模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相应的经济规模呈指数增长。1998年该开发区企业总收入为130亿元，2006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004亿元，2014年突破8000亿元而达8526亿元，如图3所示。计划到2020年将突破30000亿元。
为给“武汉•中国光谷”建设提供后盾，我国在光电子领域唯一的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现为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于2003年由科技部正式批准筹建，旨在加强光电子学科中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还有56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科研机构以及48所高校，能为“武汉•中国光谷”在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生物医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竞相协调发展格局中，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2000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将“光谷”作为商标在国家商标局注册，其他地方不能再使用该名，而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专属权。为此， 武汉市公证处还对我所提中国光谷建议书做过公证，见图4。夜幕降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行政楼楼顶“武汉东湖 中国光谷”8个巨大的霓虹字体格外醒目，映红了东湖湖面。这8个字也诠释着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成“中国光谷”的决心和气魄。
罗以澄
张金海
姚曦
石义彬
罗以澄，教授，博士生导师。1944年出生，祖籍福建福州，从小在上海学习、生活。六十年代初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九六六年毕业后，长期担任报纸和广播媒介的记者、编辑工作，一九八四年调入武汉大学新闻系任教。现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海德传播研究院院长，是该校新闻传播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和新闻学博士点负责人；同时，还担任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特约编委、武汉地区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河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和地方媒体的顾问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罗以澄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新闻传播实务和媒介发展，先后撰写（或主编）、出版《新闻采访教程》、《新闻采访学新论》、《新闻写作现代化探析》、《新闻传播评论》、《广播消息选评》、《广播通讯赏析》、《应用新闻学600题》等学术专著、教材或教学参考书7部，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荣获过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和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北省新闻论著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 代表性成果：学术著作：《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卷、2005年卷、2006－2007年卷、2008年卷） ( 3月11日 ,73)
* 代表性成果：““西方主流媒体的西藏‘3.14’事件报道与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对策探讨” ( 3月11日 ,57)
* 代表性成果：““传媒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系列论文（2005-2008，22篇） ( 3月11日 ,63)
* 标志性成果：《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4年卷、2005年卷、2006－2007年卷、2008年卷） ( 3月11日 ,56)
* 盘整资源与激情释放——2003—2004年度中国传媒市场盘点 ( 2月26日 ,9509)
* 我国新闻学10年发展的哲学思考 ( 5月12日 ,6163)
* 我们离主流新闻网站还有多远？ ( 9月18日 ,5822)
* 新闻网站的市场前景、存在问题及策略探讨 ( 9月18日 ,5858)
* 我国证券类金融报道理念与运作的反思 ( 9月1日 ,6324)
* 他国形象误读：在多维视野中观察 ( 7月15日 ,5978)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广告传播、传媒经营管理
张金海，1951年生，湖北省石首市人。197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78年就读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7年晋升为教授，现担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海德传播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广告教育研究会会长。先后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著作、论文集、教材15部。
张金海教授早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参与《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卷”的编撰，出版《黄鹤楼集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唐代艺术诗选注》(中州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典四大名粹·诗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古文观止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多部著述，近年仍有《全唐诗校编》(副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杜牧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等著述出版，成果累积达200万字。
20世纪90年代初，张金海教授进入传播学领域，致力于广告学专业和传播学学科的建设。主编《珞珈广告学从书》系列教材(两辑共10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2002年)、广告经纬》(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世界经典广告案例评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广告学》(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广告学概论》(中央电大指定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广告学教程》(全国10所高校组编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个人专著《广告经营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在广告传播领域，张金海教授主要从事广告传播理论、广告传播的运作与管理以及广告文化的研究。他出版的《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广告理论的专著，是国内广告学研究从经验走向学理的标志性著述，也是珞珈广告学派的奠基之作，代表了国内广告理论研究的一流水平。他出版有《广告经营学》，承担有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项目《广·告规范化研究》、国家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广告传播的运作与管理研究》，经多年潜心探求，撰成《广告传播的运作与管理规范研究》一书，则为张金海教授广告传播的运作与管理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述。
张金海教授治学严谨，在学术领域不断开拓创新。他所创立的武汉大学广告学专业，经近10年的发展，目前在国内同类专业中，已处于领先地位，并形成自身鲜明的特色。张金海教授则是这—专业的学术带头人，珞珈广告学派的开创者，并已成为全国广告学界、广告教育界颇具影响的著名学者。
近年，张金海教授的学术研究又由广告学领域进而拓展至传媒领域。他所主持的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海德传播研究院，在传播尤其是传媒研究方面已颇富成果。目前，张金海教授正围绕他所主持的国家“十五”“211工程”项目“现代传媒的经营管理”，集中从事传媒的经营管理研究。
* 代表性成果：学术著作：广告经营与管理 ( 3月11日 ,88)
* 代表性成果：学术著作：世界十大传媒集团产业发展报告 ( 3月11日 ,96)
* 代表性成果：学术著作：整合：集团化背景下的报业广告经营 ( 3月11日 ,88)
* 代表性成果：“广告学研究”系列论文（2005-2008，26篇） ( 3月11日 ,91)
* 代表性成果：“传媒经济与传媒产业研究”系列论文（2005－2008，21篇） ( 3月11日 ,76)
* 标志性成果：“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系列论文”（2005－2008，29篇） ( 3月11日 ,81)
* 论广告传播理论体系的建构 ( 3月11日 ,77)
* 广告负面影响新视角——浅析广告对社会诚信的伤害 ( 3月11日 ,76)
* 品牌延伸战略再透析 ( 3月11日 ,76)
* 网络与数字传播时代广告告知功能的回归 ( 3月11日 ,77)
* 网络对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消解及其利用 ( 3月11日 ,75)
* 广告社会价值的争议及其重新解读 ( 3月11日 ,78)
* 不对称信息与广告传播——兼论网络与数字传播时代广告告知功能的回归 ( 3月11日 ,78)
* 消费信息与广告传播——网络与数字传播时代广告告知功能的回归 ( 3月11日 ,78)
* 谁来保护广告创意人 ( 3月11日 ,78)
* 广告素养的概念框架与影响因素 ( 3月11日 ,80)
* 整合品牌传播的理论与实务探析 ( 3月11日 ,88)
* 我国传媒新一轮扩张态势 ( 2月26日 ,7865)
*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媒的产业化发展 ( 2月26日 ,7307)
* 传媒广告：2003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述评 ( 5月10日 ,6447)
* 2003年《楚天都市报》读者意见调查结果摘登 ( 5月7日 ,6096)
* 2003年《楚天都市报》读者意见调查的相关情况 ( 5月7日 ,6114)
*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传媒集团经营管理与发展战略研究”项目进展情况 ( 5月7日 ,6078)
* 集团化背景下的报业广告经营（目录） ( 5月7日 ,6275)
*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媒的产业化发展 ( 5月7日 ,6084)
* 《现代广告·品牌与中国企业发展》专栏：栏首语 ( 11月26日 ,6044)
* 《现代广告·品牌与中国企业发展》专栏：品牌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 ( 11月26日 ,6109)
* 2002年武汉市民媒体接触状况调查（三）：接触广播电视行为 ( 11月26日 ,6255)
* 2002年武汉市民媒体接触状况调查（二）：读报行为及读报意愿 ( 11月26日 ,6128)
* 2002年武汉市民媒体接触状况调查（一）：武汉市受众调查实施方案 ( 11月26日 ,6130)
* 2001年《楚天都市报》读者意见调查报告 ( 11月25日 ,6124)
* 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绪论(续3) ( 11月25日 ,6457)
* 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绪论(续2) ( 11月25日 ,6651)
* 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绪论 ( 11月25日 ,6256)
* 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绪论(续1) ( 11月25日 ,6382)
* 广告与文化三题 ( 11月25日 ,6366)
* 武汉传媒业发展的几点构想（纲要） ( 11月18日 ,6204)
* 试论商业广告的文化传播性质与功能 ( 11月12日 ,6687)
* 媒介的产业化与广告经营 ( 9月1日 ,6333)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石义彬、单波教授的论文《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活动的历史与逻辑》荣获湖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石义彬，男，1955年3月30日生，汉族，湖北省随州市人，中共党员，哲学硕士、文学博士（新闻学专业）。现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习与工作经历：
1978年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毕业留外文系任教。
1985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
1985年至今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
1987年-1989年在美国西东大学传播学系学习；
1994年9月参加大陆、台、港、澳两岸四地新闻传播学研讨会；
1995年—1996年赴美国依阿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研究；
1995年9月在美参加依阿华大学举办的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1998年10月—1998年12月应邀赴法国波尔多三大、巴黎等地访问讲学；
2002年获新闻学专业博士学位
教学工作：
1995年至2000年以来，一直主讲新闻学专业必修课“大众传播学”和“英美报刊选读”，主讲硕士研究生必修课“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原著选读”。
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
1.主持“二十世纪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武汉大学重点项目子课题。经费1/10万。）；
2.主持湖北省专项资助项目“大众传播与湖北省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经费20万）；
3.主持湖北省专项资助项目“网络传播与湖北社会发展研究”（经费6万）
4.主持横向项目“媒介效果研究”（经费3万）
5.主持“传播学批判理论研究”（武汉大学海德传播研究院，2万元）；
主要科研成果：
一．论文
1.《也谈新闻失实》，载《新闻学探索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2.《批判视野中的传播理论发展》《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
3.《新颖独到的理论视角》，《湖北日报》理论版1997年3月6日；
4.《论信息时代媒介的权威性》，《广西教院学报》1999年第3期；
5.《论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的建构》《江汉论坛》1999年第3期；
6.《且看西方的新闻自由》，《光明日报》理论版1999年6月11 日；
7.《论新闻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江汉论坛》1999年第9期；
8.《论新闻语言的本质特性》，《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9.《受众意识的强化与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人民日报》理论版，2000年5月13日；
10.《新闻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光明日报》理论版2000年5 月16日；
11.《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2.《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活动的历史与逻辑》，《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13.《比较与整合：西方媒介理论新动向》，《新闻与传播》2000年第4期（人大报刊资料中心）
14.《比较与整合：西方媒介理论新动向》，《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3期
15.《关于新世纪新闻人才培养的一点思考》，《湖北日报》理论版，2000年3月15日；
16.《教育改革的首选课题——素质教育》，《参考消息》2000年3月28日；
17. 短信息：依托互联网的传播新媒介《新闻前哨》2003年第2期
18. 论谣言生成的效果《湖北社会科学动态》2001
19. 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2003年6月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国际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
20. 对麦克卢汉媒介 思想研究现状的检讨《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卷
21. 鲍德里亚后现代传播理论的历史谱系《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卷
22. 互动媒体与营销传播《广播电视研究》2003年6期
二．著作
1.专著：《科学发现观的演进》，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国家重点项目研究成果）。
2.专著：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
3.译著：《二十世纪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合译）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4.译著：《追寻记忆的人》（合译）华夏出版社
5.译著：《灾难的星球》湖北少儿出版社
6.译著：《媒介效果》2004年
获奖情况：
1. 1997年10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1997年9月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3. 2003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三等奖
4. 曾多次获得武汉大学优秀教师、武汉大学优秀工作者和武汉大学优秀研 究生管理工作者称号。
耕耘有思想的学术 创建有学术的思想——记石义彬教授
* 代表性成果：““全球媒介传播与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系列论文（2005－2008，13篇） ( 3月11日 ,60)
* 转制改革下公益性传媒的治理结构创新 ( 3月11日 ,59)
* 我国传媒治理结构的理论渊源与创新 ( 3月11日 ,61)
* 新闻与创新——浅析创新新闻学 ( 3月11日 ,58)
* 关于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几个问题 ( 3月11日 ,58)
* 我国当代女新闻工作者职业地位批判 ( 3月11日 ,57)
* 媒介暴力研究的多重视角 ( 3月11日 ,59)
* “以偏概全”：一种隐蔽的新闻失实 ( 3月11日 ,61)
* 西方新闻传播的后现代表征透视 ( 3月11日 ,61)
* 国家形象塑造中的媒体策略——以奥运报道为例 ( 3月11日 ,59)
* 网络社会理论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思考 ( 3月11日 ,58)
* 媒介仪式、空间与文化认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观照与诠释 ( 3月11日 ,59)
* 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媒介背景——电视 ( 3月11日 ,59)
* 文化身份认同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 3月11日 ,57)
* 再论大众传媒时代的传媒消费取向 ( 3月11日 ,58)
* 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 ( 2月26日 ,7689)
* 论新闻语言的本质特征 ( 5月12日 ,6581)
* 比较与整合：西方媒介理论的新动向 ( 5月12日 ,6522)
* 合著：科学发现观的演进 ( 5月12日 ,6205)
* 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 ( 5月11日 ,6190)
* L’Histoire de l’Espace public médiatique en Chine ( 5月11日 ,7088)
* 石义彬教授专著《单向度 超真实 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出版 ( 5月8日 ,6178)
* 短信息：依托互联网的传播新媒介 ( 5月8日 ,6498)
* 论新闻语言的本质特性 ( 9月1日 ,6234)
* 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活动的历史与逻辑 ( 9月1日 ,6165)
* 耕耘有思想的学术 创建有学术的思想——记石义彬教授 ( 1月20日 ,6015)
该市通过人才引进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迅猛，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孵化而出，为“芯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被称为中国光谷，在这片引领先进 科技 风潮的创新之地，一股“芯”势力正在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
5月15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芯”驱动高端论坛暨2019北大国发院（武汉）论坛，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中国光谷 科技 会展中心举办。
圆桌论坛环节，小米集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王斌、武汉慧联无限 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胡昱、武汉芯泰 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光、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院长龚强与圆桌主持人、《投资时报》执行总编辑邓妍一起，以“创新引领，培育壮大新动能”为主题，就中国的芯片产业发展以及武汉在此领域的独特优势展开了热烈讨论。
邓妍： 2018年末湖北省委十一届四次会议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一芯驱动，两带支撑，三区协同”产业发展战略布局。我们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武汉给人留下的产业支柱印象是钢、是 汽车 ，2011年在地方政府“工业倍增”计划下，信息技术、生命 健康 、智能制造三大新兴产业开始抬头，五年内投资比重从37.7%上升到63.6%。现在，围绕国之重器的“芯产业集群”，GDP占到整个湖北全省38%的武汉，又面临一个全新的转型“窗口期”。
巧合的是，前几天刚刚出台的《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显示，武汉在全国经济总量TOP100城市中，总分位居第六。这个报告覆盖了4个直辖市、23个省区的重要大中型城市，从软环境、硬环境两个维度，7个二级指标、35个三级指标着手，综合反映出一个城市对于投资创业、企业经营、吸引人才的综合支持程度。
龚强从美国学成归来，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政府财政与公共政策等。请问，你怎么看待上述现象？武汉在“芯产业”方面，都具备哪些优势？
龚强： 武汉“芯产业”具有来自高校与交通两个方面的增长动力和优势。
首先，武汉市高校资源集中、研究实力较强，有利于人才培养与产业集聚。武汉作为国家重要的科教基地，高校数量众多，科教综合实力不容小觑。其不仅拥有包括武汉大学、华中 科技 大学、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等诸多名校，在校大学生人数亦超百万，位居全国甚至世界第一，能够为“芯产业”发展提供大量高精尖专业型人才。
第二，武汉市地理位置优越、工业基础雄厚，有利于人才输送与地区经济发展。武汉地处中部核心区域、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的美称，每年向外输送几十万高校学生。此外，作为近代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能够为“芯产业”发展奠定扎实的工业基础。
考虑城市环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地区资源聚集程度会对其经济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一个地区充分整合其核心资源，便能够有效发挥其工业基础与人文底蕴的内部优势，进一步形成人才高地。反之，若地区无法合理聚集优势资源，则会造成人才洼地，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
因此，国家或区域间的竞争实际是政府执政能力的竞争。政府执政能力水平较高，会增强地区资源聚集程度，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而显著提升地方经济发展质量。实际上，无论是技术发展还是人工智能，其背后依旧是人，依旧是高端人才的比拼，是人才之间的竞争。近年来，武汉市坚持人才优先，通过人才引进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发展势态良好、经济增速迅猛，能够充分反映出湖北省与武汉市较为到位的发展和战略规划，并对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邓妍： 目前，在光谷，企业生态多样，新动能潜力十足，比如小米作为独角兽企业，已经是全球最大的IoT（Internet of Things）消费级物联网平台，在人工智能方面也积极布局。小米董事长雷军曾经表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给我们带来的超级机遇至少比移动互联网时代大一个数量级。”
作为小米集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王斌此前工作于中国科学院，主要从事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相关的科研工作，由学界进入产业界是一个不小的跨越。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大潮中的定位以及发力方向？就武汉而言，能在这一领域发出怎样的声音？
小米集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王斌
王斌： 人工智能是中国进入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机会，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比如说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可能偏国家安全，欧盟可能更偏隐私和安全。中国的人工智能其实是比较激进的，跟产业结合得非常紧密，以人工智能对产业改造升级，技术化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的定位非常准确。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分三步走，首先跟世界同步，第二是在某些核心技术上领先，第三是成为世界人工智能的中心。
这几年人工智能很热，其中还伴随着其他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物联网、智能制造，而武汉正好跟这两个词都非常相关，这对武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有可能走在国内甚至国际前列。
邓妍： 此次圆桌会议主题是“创新引领，培育壮大新动能”。据我们了解，目前武汉提出的口号是“芯片引领创新，面板拉动增长，端网支撑规模”。但无论是芯片还是面板，都属于高资金密集型、长投资周期型，且风险极大的产业，确实需要政府、企业、 社会 力量以最大力度和巨大勇气去介入，同时又需要面对因技术迭代带来的不确定性。
今天有来自两家光谷企业的代表。一家是接连三年入选光谷“瞪羚企业”的武汉慧联无限，武汉建成的100个平安智慧社区，1/3是由武汉慧联无限打造的；与武汉慧联无限一起进入德勤“2018光谷明日之星榜单”的，还有一家做芯片的企业—武汉芯泰 科技 有限公司。胡昱和夏光身处“芯产业”内核，你们如何看待这种风险与机遇的矛盾？
夏光： 我们企业是2010年创立的，理念是不跟随，就要做原创，就要做颠覆。我们坚持到今年已经是第十年，几乎是零营收，但是今年开始爆发式成长。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给用户提供稳定的芯片，我们完全是自主知识产权，未来会给整个产业界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武汉慧联无限 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 胡昱
胡昱： 慧联无限其实是做5G通信里面窄带这一块的通信核心技术。慧联作为本土企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对于新动能的体会也十分深刻，对比全国其他地区，在企业扶持方面，光谷做到了三个“专”。
第一，“专”为“人才”。光谷近些年在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上卓有成就。除了光谷本地有着大量的高校之外，光谷近些年也引进了大量如华为、小米这样的一流高新技术企业入驻，这些“大厂”企业和中小企业彼此之间形成了立体化的技术性人才梯队培养，这些人才储备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光谷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二，“专”为“生态链和产业链”。对于行业发展来说，无论芯片还是人工智能行业没有生产、集成和应用场景这些基本环节要素项目是没办法落地的，为什么美国的芯片做得比我们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硅谷地区具备这样的立体化的产业链支持，目前相对国内其它地区来说光谷对于 科技 行业产业链的理解更为深刻，这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根基和养分。
第三，“专”为“市场动能”。光谷地区由政府牵头引导企业发展的动能相对其他地区来说更“专”。政府自身就具备一些城市精细化建设的需求，光谷在项目中会优先为本土企业提供更多的磨合机会。企业在这种磨合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产品和方案的优化，这种经验是十分宝贵的。例如慧联在光谷理想城的智慧平安社区项目，通过在理想城项目中的反复试炼，现在“理想城”模式的智慧平安社区已在全国十多个城市落地了。政府从市场端点燃的星星之火可以给企业带来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邓妍： 我注意到这样一组数据，2017年中国本土芯片产业产值在5000亿元人民币，进口2700亿美元。按计划，中国在2020年国内芯片自给率将达到40%，到2025年将达70%，简单计算下，即便是40%的取代率也高达7600亿元，相当于从2018年到2020年，中国芯片产值升至126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6%。36%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可供参考的是，2003年至2012年中国房地产黄金时期，年复合增长率也才30%。
问题是，尽管中国芯片产业从设计到制造过去几年发展迅速，但在自主核心技术上仍然落后不少，特别在基站芯片、人工智能芯片上差距更大。在座的几位嘉宾如何看待这种差距以及缩短时间表？政府与企业又该如何扮演好各自角色，并相互借力？
王斌： 我们确实在核心技术上跟别人有比较大的差距，我们一直在缩短差距，投入也非常大。我觉得首先要正视差距，虽然我们论文专利非常多，但一些核心技术还比较缺乏。第二就是找到关键点去做，从政府的引导，到企业在市场上拼杀，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是很必要的。我觉得未来拥有核心技术的创业者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胡昱： 美国的芯片类似高通，是从技术角度来定义一个标准从而推动应用市场发展，这是一种“美式”商业路径。在中国，商业路径更多的是从应用市场来推动技术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例，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市场，包括国外的人工智能企业也纷纷瞄准国内市场。相对国外市场人工智能大都还停留在 游戏 等领域，国内已经逐步进入智慧城市管理范畴，由此可见国内城市化机器管理的应用场景是非常丰富的，市场也是十分广阔的。
同时，企业对各自领域输出行业规范和标准也十分重要。例如，国外的高通和国内的华为都是在各自领域中对行业进行了定义和规范、标准的输出。慧联就多次参与了窄带物联网行业规范的制定。
武汉芯泰 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光
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院长 龚强
龚强： 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误解，认为 科技 发展纯粹靠 科技 。然而事实上，与 科技 相比，核心与创造才是 科技 发展的关键。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产品的火爆不仅由于先进技术的运用，主要原因在于其更具核心竞争力，即独特的设计与创新的理念。
同时，近期的贸易战亦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没有核心与创造性的东西，会导致一国或地区处于被动的地位。只是一味地对外加工与代工，会造成地区竞争力地丧失。只有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使企业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 社会 价值。
邓妍： 作为《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排行榜》上仅次于北上广深的“中国第五城”，武汉在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中排名全球40位、中国第7位，并被认为是“中国创投20年最具潜力城市”。今年一季度，武汉GDP同比增长8.4%，增速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武汉的新动能正在加快集聚，高质量发展潜力巨大。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此时此刻，这句话可资共勉。我们期待武汉这座因创新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的火热城市，不断发生“芯”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