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鲜明的观点，你可以借鉴的。
第一，税费改革是当前必须的、符合我国改革总体方向的一大措施，但不宜提”治本之策”。因为总的来讲，这种”并税除费加返还”式的改革仍是我国历史上从租庸调到地丁银无数次类似改革的又一轮，即仍属传统框架内的改制。它离现代社会或发达市场经济社会的农业税制还差得很远。
现代税制的特点很多，其本质无非两条：
一是消除”身份性贡赋”色彩，实行公民权利平等基础上的非身份性税法，无论是所得税、资产税、遗产税等等都应有一定之规。对公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所得税，而所得税率累进制和低所得免税线是现代社会的通例。但按这个原则，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几乎不应成为征税对象。而按现行税费改革政策，改革后农业税加特产税两项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仍达15%以上，与市民的所得税义务相比仍具有”倒累进”的、身份性的色彩。北大卢锋先生提出”农民免税论”，认为第一农民收入很多达不到所得税起征点，第二当前农业状况已使土地从”资本”变成了社会保障手段，不能成为资本税的对象。他的说法或许过于理想化，但却是合乎逻辑的。我们现在或许还做不到这一点，但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只要现存税制不能在统一的累进税率面前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就不能说我们的税改已经”治本”了。
二是现代税制更重要的基础是纳税人权利--义务统一原则。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可以说是近代化变革的最重要起点。当年英法等国最早的国会并不是基于什么民主的政治理念、而纯粹就是因国王必须就征税问题与”纳税大户”（后来随民主的发展而演变为一切对国家有义务的公民之代表）协商而产生的。也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形成的纳税人认同，使现代国家拥有比传统国家更强的征税合法性和更大的实际征税能力。纳税问题的实质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它表面上是个财政概念实际上却是个政治范畴。本次税改在社区公益收费问题上提出”一事一议”、村民自治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点。但在”皇粮国税”问题上与上述标准距离还很大。归根结底，税制改革的”治本”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两点都以城乡公民一视同仁为原则，不涉及什么”工业反哺农业”、国家”保护”农民扶助农村的问题。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样号称实行自由经济反对欧洲型福利体制的国家，农民都是公民中受到特殊保护的一个群体，而且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由于交易费用高、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离散性供给和消费弹性小于供给弹性导致的”蛛网震荡”等原因，在形式权利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中农民也会处于弱势，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照顾。但中国农民面临的从来不是争取照顾的问题（在农民人口比重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恐怕也难以照顾）而是减少歧视的问题，不求”反哺”但求少取，不求”保护”但求准入，”形式权利一视同仁”这种在发达国家招致农民抗议的状况，对中国农民来说已是梦寐以求了。
第二，就技术层面而言，本次税费改革要注意的除了我以前谈过的”黄宗羲定律”陷阱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百分率税则”的可行性问题。我国历史上所谓的什一而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都是时人对税收总量的大致估计，实际操作起来由于国家没有能力核实农户的产量、收入，一般都只有按”硬指标”（丁、口、户、地亩）定额征收，顶多粗略地再把丁、亩等划个”三等九则、”“五等版薄”，这种划分与农户收入的实际变化也很难相关。而且由于乡村吏治不好，这种划等工作还容易被扭曲产生更大的问题。所以历史上就存在着”五等户、”“九则丁”逐渐被淡化、被更划一的标准所取代的趋势。因此当时一旦改革税制，为避免征税失控通常都采用绝对量控制的办法。如晚唐”两税法”便规定以大历年间实征额为限，清代地丁合一的原则是以康熙末年定额为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而本次税费改革的”两个7.5%”都是相对性指标，在当前”农民纯收入”统计极不准确、”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情况下，没有绝对量控制只有相对性指标恐怕是不管什么用的。
2、与上述相关的是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征税问题。我国目前所谓农民负担问题，其实主要是务农户、尤其是种粮（或其他大宗主要农产品）户的负担问题。象苏南浙江那些”乡镇企业”高度发达地区乃至城郊、城内级差地租高收益地区农民是不大有这种问题的。本次税改规定的基本税种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实际征收又多是按人口、田亩数计算，这就使负担集中在务农、种粮之民身上的状况更严重。目前在安徽、福建等地的试点中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国历来税制的老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活动、尤其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缺少规范的薄记、营业额申报与核实等手段，古代的税收就常有”逼民趋末”的问题。清代有些地方为了使经商户承担一些负担，曾劝告乃至强制商户置办田产，免得”万金之子身无寸土，则终岁于国家不输一钱”。这当然不是根本办法。
应该说中国历代王朝均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在税法上也从没有优待商人而苛待农民的动机。但传统社会的条件下始终不能形成一种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制度。所以一方面朝廷时常在工商领域实行不合理的勒索、垄断、禁锢制度，阻碍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却在基本税制上一直沿袭了不利于农民的”倒累进税”传统。形成汉儒所谓”今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富贵矣（秦按：实际上是有权贵背景的商人富贵矣，对于平民商人而言，那时的抑商政策可不是闹着玩的），今法律贵农人，而农人贫贱矣”的局面。尤其是宋明以来我国赋税征收的主体由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倒累进”之弊不仅使农民负担重于市民，农民之中，种粮农民又重于务工商的”农民”，而务工商”农民”的负担又重于纯粹的”食租者”。如今许多明星城市扩张所及，地价骤升，像深圳罗湖区许多”农民”仅仅由于区位而暴富，他们已经既不务农也不务工商，许多人只知赌博、包二奶，税收对其毫无调节作用。当然，决不是任何情况下地价飙升都使农民受益，更常见的是由于地权暧昧，地价一升土地就被收走，有权的”征”地”卖”给有钱的，区位收益同样流入私（尽管不是农民）囊。当年马克思主张通过土地国有取消绝对地租并把级差地租收归国有，然而如今相反，在不承认土地私有制的我国，绝对地租（现实中可理解为农耕户的土地负担）之高造成许多地方农民弃耕、土地抛荒严重，而高额级差地租（现实中主要是土地的区位升值或其他非投入性升值带来的受益）尽入私囊又造成垄断性食利者暴富、”炒地皮”和”卖地财政”盛行。反不如一些土地私有制国家用高额累进所得税调节级差地租更公平。
在面向城乡全体公民的现代所得税制暂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百分之几”的相对标准意义不大，按人按亩的定额计证又有”倒累进”之弊，怎么办？根本的出路还是上述的治本之策。但从技术角度讲，也不是没有改良余地。在保留国家最终征地权的情况下，改”地亩税”为”地价税”而地价税率实行累进制，也许是个办法。地价实行”自报公议”，”自报”有利益制约：高报地价，征税吃亏，低报地价，征地吃亏，农民自会选择最有利于己的报法。而土地税总额按地价分摊，无论怎么报，总额反正不变，国家利益也得以保障。同时”地价”概念取代自然形态的”地亩”概念，也为进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条件。
第三，目前税费改革不能孤立进行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因而税改同时伴之以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共识。撤乡并镇、精简机构、村务民主、一事一议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社区公共事务改革与国家-公民关系改革并不是一回事。我国目前乡村基层机构多，人员多，开支大的确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但这与许多农村社区结构涣散、公共事务瘫痪、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是并存的。改革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组织是”（生产）队为基础”，那时的”队”与农村传统自然村落-小共同体大致相当，即所谓”村队一体”，社区公共职能相当发达（体制之弊是另一回事）。改革后”队”基本虚化，由原生产队改成的”村民小组”往往形同虚设，而由原生产大队改成的”行政村”成了乡村组织的新基础，机构、权力均大为膨胀，特别是（在土地经营下放到户的同时）土地控制权由生产队上收到”行政村”后尤然。然而”行政村”并非乡土人际关系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只是国家基于管理需要划定的，社区公共职能薄弱而”国家经纪”色彩浓厚。除了部分乡企发达、村级经济活跃的富裕地区外，广大纯农区乡村的”行政村”权力基本上是单纯的”国家政权末梢”。其职能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替上头”要粮要钱要命”，而社区公益职能很差（由于缺乏社区公信力，有时应上级号召搞的社区公共工程也被看成对上邀宠而增加农民负担之举）。然而，国家在法理上又不承认其为基层政权，而是将其规定为村民自治组织并由农民供养。这种”给国家办事而国家不养，由村民养活而无益于村”的状态导致村级组织处境尴尬，干群矛盾严重，村干部”两头不落好”之余往往更趋向于自谋其利，成为既敷衍国家也脱离村民的消极利益阶层。
近年来的村级民主对促进民主意识有很大意义，但并未根本解决”政权末梢”与”社区自治”的职能冲突问题。而纯就村治来说，在既非自然村落和熟人共同体、又非适当行政区划的”行政村”，以”国家民主”的标准程序建立一个既是自治组织又是政权末梢、职能相互冲突的机构，未必是最佳选择。我认为未来的乡村组织模式应当是：
在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改变如今的涣散状态，发展村民自治，标准民主程序固然好，但熟人共同体的传统组织形式（如宗族等）只要组织成本低、社区治理有效而农民又接受，外人不必强行改变。自治组织不吃”官饭”，对村民负责，其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供养乃至公益费用，均以村民同意为原则，外部规定的”百分之几”标准意义不大。民主国家不能以上面的意志指派自治者，同时也不必过于在乎下面产生自治者的程序是否”标准”，只要以法治保证这些组织不侵犯人权即可。例如宗族议事会可以处理族内一般公共事务，但决不可私设公堂，侵犯族人基本公民权，也不许对外组织械斗。--其实这些限制与”族”不”族”的并无逻辑联系，即使”规范民主”产生的组织，也不能以”多数决定”为理由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现代民主制度当然不可能以血缘组织为基础，但同样也不可能以强制取消血缘组织为基础，否则秦代法家的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就成了最激进的民主政策了。现代民主要制止的只是”族权”对人权的侵害，但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族权”比其他形式的公共权力更邪恶，而只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任何形式的公共权力的滥用都应该防止。现代社会应当明确”群己权界”：个人领域通行自由原则，无论血缘还是非血缘的、民主还是专制的公共权力都不应当侵害这种自由。而公共领域通行民主原则或曰多数决定原则，即社区公共事务取决于社区多数（无论这多数是否有血缘上的联系）或受权于多数的代理人，国家公共事务取决于国民多数或国民多数选出的代理人。只要落实了这些原则，所谓村民自治会助长宗族倾向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
在自然村之外取消”行政村”，而把乡划小一些（这与目前存村并乡的思路不同），乡级机构应是民主国家政权末梢，不是自治组织；是派出机构，不是组织庞大的一级政府；”乡官”是事务官而不是政务官，实行公务员制而不是选举制，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不是由农民供养。尤其教育这一块国家要切实负起《义务教育法》规定的责任，不能让农民来”养教育”--后者正是形成如今”农民负担问题”的原因之一。至于”七所八站”这类专业机构或农业服务部门，或者实行企业化，向市场求生存，竞争中谋发展。或者作为需要补贴的公共事业单位由财政实行垂直拨款（即与所谓”乡级财政”脱钩），不能让农民承担补贴责任。在上述原则下，数量减少的”乡官”吃”皇粮”，办国事，由政府考核任用，过去引起争议的”乡级选举”问题不复存在。农民在这一级的民主权利主要是自由结社等公民权利，通过农会等组织保有与政府谈判的能力。
而民主选举应当是县及县以上各级政权的产生基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这里就不细谈了。简而言之，自然村自治，行政村取消，乡上农会对公务员，县上搞选举 政权。以实现传统与现代化、农民民主权利与国家行政能力的结合。
第四，近年来财政收入上”强干弱支”的政策取向值得反思。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一直有呼吁我国强化”国家汲取能力”的声音，它主张实行财政集权、提高两个比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发展转移支付，这在当时”诸侯经济”发达、中央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有其合理性。即使今天，省级经济中仍然有”诸侯”现象，中央与省的关系上适度集中可能还是合理的。但这些年来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县乡村三级财政的困难日益加剧，中央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去年中央财政增收2000亿，而多数县工资都难以发出，村财政负债数十万、乡财政负债上百万的比比皆是。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农民负担问题的恶化不能说与此无关。
”强干弱支”主张者喜欢强调国际上”两个比率”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高，现在比过去高。以此证明我们应该提高这两个比率，尤其是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比率。他们还说世界上许多统一国家的解体乃至我国历史上各代王朝末世的大乱都是由于这一比率下降导致的。我以为这是太过轻率的说法。欧洲许多民族在前近代处于领主割据状态，无所谓”中央财政”，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与近代化进程同步形成的，说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央财政力量的成长或许可以成立。但倒过来说统一国家的解体就是由于”中央汲取能力”不够，已是很难服人。
而古来就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帝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是否低于现代国家大有疑问（的确有来源于国外汉学界的说法，以史籍中记载的”正供钱粮”为据，说传统中国的农民负担比前近代欧洲农民轻得多，但如前所述 ，杂派远高于”正供”在古代中国是常见现象，所以这个说法不可信），”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则一般都高于现代国家，尤其在历代王朝末世除少数例外（例如东汉晚期的确是朝廷”汲取能力”萎缩、”官负人债数十亿万”的时代）,倒一般都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很高的时期，正是在朝廷横征暴敛不仅使百姓遭殃，连地方也对中央失去耐性的情况下发生了王朝崩溃和社会爆炸。
以明代为例，明中叶政治相对最清明的弘治年间全国征收夏税秋粮米麦共计26799.3万石，其中”起运”（上缴中央户部）1503.4万石，占56%；”存留”（地方政府支配）1176.4 万石，仅占44%。1 此后中央所占比重一直有上升趋势。万历六年全国夏税秋粮共2663.8万石，其中起运1528.7万石，占57.4%；存留1135.1 万石，仅占42.6%。2 这个”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已经比绝大多数现代发达国家高出不少了。到明末”三饷加派”风起，这些加派都属于中央财政，从而使中央收入在全国财政盘子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大幅升高，用黄宗羲的话说，达到”天下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而解运京师者十之九”3 的地步。试问当今哪个发达国家中央财政的比重能高到如此程度？而明朝也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崩溃了。
清代财政的中央集权程度更甚于明。清廷初建时为了安定人心，除总体上标榜轻徭薄赋外，还规定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与地方应各拿50%，即所谓”顺治初年，钱粮起、存相半”。4 但实际上中央所拿远远超过此数。在清前期和平时代的康熙二十四年、雍正二年与乾隆十八年，全国各征收地丁钱粮2819万两、3028万两和3013.3万两，其中起运部分分别占77.82%、76.79%、78.77%。5 到清中叶嘉庆年间，全国地丁钱粮正供加耗羡总数中起运部分增至81.56%，而清廷由此转向衰败。延至清末，这个比率更上升到光绪年间的85.65%，6 --这与黄宗羲所讲的明末情况如出一辙--而清廷也就走向灭亡了。
民国在抗战前，中央财政收入主要靠关盐统三税，田赋则划归各省财政，田赋附加一般划归县财政支配。抗战爆发后，政府首先采取的一个财政措施就是把田赋收入收归中央财政，并加强了中央对国统区田赋之外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汲取”力度，为此任用大批素质不良人员扩充乡村政权末梢。这虽然有战时经济可以理解的原因，但它对国民党政权与地方、与民间、尤其是与农民关系的加速恶化，实有重要作用。熟悉土改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发动农民诉苦时，农民绝大部分的控诉通常并非冲着地租剥削，而是冲着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拉丁派款和乡村保甲人员的为非作歹。
当然，以上统计都是就合法财政收入而言，如果考虑到非法横征，则中央政府在全国财源中拿走的不太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比重。其实即使合法财政收入百分之百都被”起运”了，有权可用的地方官也不会饿死，甚至可能不会比以前少拿。但这在绝对量上决不意味着中央拿的没有那么多，而只意味着地方上拿的远不止那么些。换言之，这更表明农民实际负担因”强干弱枝”而增加的程度常常超出中央政府的预想。可以相信历代统治者无论贤暴明昏，大概都不至于故意虐民取乐，拿自己的江山社稷开玩笑，他们通常只是认为朝廷多拿一点，地方少拿一点，百姓总的负担不会增加多少--很可能他们听到的汇报也是这样。然而常识告诉我们，朝廷的”汲取”本身需要支付成本。皇上不可能派千千万万的钦差直接面对民众，朝廷的收入终归是要由地方机构来征收的。而地方机构与朝廷一样作为利益单位也有”经济人”属性，趋向于在权力所受到的制约边界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朝廷征收的越多，越需要更多的”国家经纪人”，或授予地方上更多的”国家经纪”权，而在纳税人权利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更为强化的国家经纪权也更能实现自身的最大化利益。朝廷既然把正式赋税乃至耗羡之类的合法加派都几乎”起运”一空，就很难不对地方上那些经纪人的另行”创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之弊愈演愈烈。
因此”起运”虽非”横征”的根本原因，但”存留”不足在许多情况下的确促成了”横征”的泛滥。明清时代许多有识之论谈到了这一点：
”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俸无所出，何以惩官之贪？……食无所资，何以禁吏之蠹？” 7
”存留款项尽行裁减，由是州县掣肘，贪墨无忌，私派公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于此。”8
”存留钱粮原留为地方之用，裁一分则少一分，地方官事不容己，不得不又派之民间，且不肖有司因以为利，是又重增无限之苦累矣。” 9
起运太多存留不足，还导致借款上缴、挪移他费、转圈财政、弄虚作假等混乱现象。清初户部尚书就曾报告说：起运太多，”势必欲挪移供应”。10 就连康熙皇帝也看到：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导致”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因而挪移正项，此乃亏空之大根源也”。他指出，当时名义财政收入很高而实际可用财力却不足的所谓”亏空”现象，官吏贪污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奇怪的是：”地方有清正之督抚，而所属官员亏空更多，则又何说？”康熙认为原因就在于这些”清正”官员办理”起运”太积极，以至于借款上缴、挪移他费，形成转圈财政即帐面收入甚多而实际财力匮乏的大弊，他强调此弊对财政的危害有甚于贪污。11 平心而论，我们现在不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吗？
我们的一些论者在鼓吹强干弱支时往往大谈发达国家如何如何，罗斯福如何如何，他们忘记了人家的政府职能、约束机制和运行环境都大异于我们，说句逆耳的话：在我们的体制条件下一味”强干弱支”，很可能学到的不是罗斯福，而是崇祯帝。当然我也不主张无限制地搞财政分权。无论罗斯福还是撒切尔都有许多基本的制度前提，在我们现有体制条件下，靠”强干弱枝”来搞”福利国家”和靠诸侯经济来搞”自由市场”都是无法成功的。也许我们到了摆脱单纯从财政上争论”集权”还是”分权”的时候了。
淑媛风范：明代女子《孝经》教育的历史借鉴
在男权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似乎主宰世界、治理家庭等都是男儿的事情。在旧时中国，只有男儿拥有接受正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因之，在人们心目中，自 然形成了男人才是道德的提倡者和践履者，孝道的提倡和《孝经》的教育自然也是男儿才拥有的特权。然而，《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独阳不足以为道，独男岂可以成家？故《易》始《乾》《 坤》，而《诗》首《关雎》，《礼》曰“始于冠，本于婚”，盖皆谨于衽席之际也。事实上，在历史上，公众舞台虽然是以男人为主角，但是在家庭的乐园里，却又以妇女为其主导。儒家提倡“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治国、平天下”是男儿的专利的话，那么“修身、齐家”，却缺那女子不得。因此，事涉家庭幸福、伦理和美的《孝经》教育，就不得不向女子开放。正是对女子也实 行以《孝经》为代表的孝道教育，才成就了中国士人“修齐治平”的伟大理想，也才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礼乐文雅之风。在中国社会对女子实行《孝经》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明代是一个特别重要也富 有成效的阶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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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子《孝经》传习溯源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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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中正式提出向女子推行《孝经》者，是西汉成帝时期的匡衡。公元前32年，成帝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即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提出：“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 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而要达到这个效果，儒家经典教育就必不可少，《疏》云：“《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正式提出应当重视女子《孝经》教育 的问题。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后之曹大家仿《孝经》而成《女诫》，以及唐郑氏之《女孝经》，尚宫朱氏之《女论语》，都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宋代司马光撰《书仪》还明确规定：人生“七岁……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九岁，男子读《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 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卷四。《家仪》卷一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从汉代至于宋、元，女子之接受《孝经》教育者史不绝书。远稽三国，则有钟会母“明于教训”，当钟会“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 二诵《春秋左氏传》”云云[1]。钟母能遍以《孝经》为首的儒家诸经向钟会进行启蒙教育，是其曾经接受精到的儒家经典教育可知。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近考元世，女子能习读《孝经》的事例已经日益增多。如，靳汝弼母王氏“仁厚庄静，能读《论语》、《孝经》、曹大家书（《女戒》）、刘向《列女传》，始于为女，中于为妇，终于为母，皆尽其道”（王沂《靳母王氏诗序》，《伊滨集》卷一六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坤文妻张氏，“暇时以《孝经》、《论语》、古诗口授诸幼，蜀之故家，咸称道以为内则”（吴澄《故贡士陈君墓志铭》 ，《吴文正集》卷七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周氏有小女，“诵《孝经》、《论语》等篇，殊琅然”（王恽《周氏小女祝辞》，《秋涧集》卷六五）。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节妇宣氏女孟先：“幼育闺门，奉家训，通《孝经》、《女诫》、《小学》书”（郑真《宣节妇传赞》，《荥阳外史集》卷四六）。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节妇乐氏女静：“诵《孝经》、《小学》书、《列女传》、《论语》、《孟子》，皆通大义”（刘仁本《乐节妇诗序》，《羽庭集》卷五）。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节妇衡水刘氏：“年十二，通《古文孝经》。”（王逢《刘节妇诗序》，《梧溪集》卷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由于女子较为普遍地学习《孝经》，她们的母仪和教化作用也时时得到体现，元代许多文化名人，少年时都得益于慈母之教。如：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吴莱“四岁，（母盛夫人）授以《孝经》、《论语》、《春秋谷梁传》，随口成诵”（宋濂《渊颖先 生碑》，《渊颖集》附录）。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栎“生三岁，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元史》卷一八九《陈栎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许谦幼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元史》卷一八九《许谦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欧阳玄“幼岐嶷，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八岁能成诵”（《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不过历考载籍，汉唐宋元时期的《孝经》教育主要还是施之男性。因为汉、唐时期，《孝经》是举孝廉和科举考试的 必读经典，女子没有被“举”的权利，自然也很少有过问和与目《孝经》的机会。至宋代，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取消了《孝经》的命题资格，《孝经》从此转入童蒙教材；加之宋代日益加强的家 教风习，从而扩大了女子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机会，于是女子《孝经》教育开始抬头，至元代已粗成气候。只是事例偶见，还未成系统，不见规模而已。若要追求一种“女性《孝经》教育”的文化现象 ，则必至有明而后成。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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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女子《孝经》教育概观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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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明朝是一个非常极权专制的王朝，可也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时代。据研究，中华孝道从明朝开始日 益兀显其消极落后的一面，愚忠愚孝一时成风！可是，对女子的《孝经》教育却也在此时得到普及，而且对家庭、对社会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考察了梁潜、杨士奇、乌斯道、王恭、王直、李贤、 李东阳、许相卿、徐溥、邵宝、吴宽、王鏊、陆琛、韩邦奇、文征明、何瑭、高叔嗣、唐顺之、柳爵、皇甫汸等人文集，其中有关女性的传记（墓志铭、行状等），发现明代士大夫家的女性，类能诵习 《孝经》《论语》等儒家文献，并且能够恭行孝道，相夫教子，形成了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兹略举数例，以见其概：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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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姓 名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习经简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孝行事迹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资料出处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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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葛节妇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鲁论》二十篇，《孝经》十八章，阿母授读声浪浪。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寡居抚儿，“维时率土皆战场，畴能训儿知义方。熊丸在箧萤在囊，呼儿叉手立侍傍。”“母不姑息，儿能自强，从师不出郑公乡。腹笥有书牙颊香，朝夕悦亲萱草堂。……哲哉此母非寻常， 盍亦作歌，与史相激昂”。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谢应芳《葛节妇》，《龟巢稿》卷一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道济夫人曾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母教以《孝经》《论语》《列女传》，辄晓其大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幼不好华侈，性敏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梁潜《故王母曾氏孺人墓志铭》，《泊庵集》卷一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士奇母陈元贞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于《孝经》、《大学》、《语》、《孟》，皆能诵说。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夫死子幼，贞居抚儿。常言：“吾幼从父兄学，又日闻兄弟相讲论，故吾于书粗知大义云。”士奇五岁，“教之读书，日 必令识五六字有程”。于“古今事多记览，其好恶公正”。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士奇《慈训录》，《东里集》续集卷四八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吴余庆母叶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寡居教子，余庆“年七八，亲教之《孝经》、《论语》”；稍长“出就外傅”，又“躬督于内”。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旦莫切切保孤子为务”，语人：“吴宗数百年之传在此，可不重且慎哉？”余庆既出仕，母“犹数寓书诲饬”。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士奇《吴母叶孺人墓志铭》，《东里集》续集卷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节妇柯胜琼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寡居哺儿，并“口授《孝经》《论语》”，早晚“以礼义”训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性粹温聪慧，寡言笑止，静闲读书，通大义，习女工尤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乌斯道《丘节妇传》，《春草斋集》文集卷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胡直、胡广之母吴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母少习诗礼，兼通《孝经》、《四书》、《列女传》、《女教》诸书，而笔札女红皆善”。氏亦通书，“亲授”儿子胡 广《论语》、《孝经》，“晓以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夫死子幼，矢志不嫁，与孀居姊同住，“日共讲论书史”，令胡广“从旁习闻渐渍，以涵养其本源”。广年长“出就外傅 ”，暮归“必叩其所业而益加励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士奇《胡母传》，《东里集》续集卷四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梁惟正妻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朝吟刘向《列女》篇，夜诵曾参《孝经》策。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清门女大初嫁夫，射中金屏与梦符。勉郎也似乐羊妇，怀节偏同曹大家。郎骑骢马西台客，妾向空闺侍姑侧。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恭《高凉梁惟正贤妇歌》，《白云樵唱集》卷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彭士扬母刘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早读书，通《论语》、《孝经》，常口授士扬。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夫没子幼，“事父母舅姑尤尽孝”。家“无厚产重货以资其为生，败帏瓦灯一室萧然”，刘氏矢志不嫁，“勤女事以继飦 粥、供祭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慈训堂记》，《抑庵文集》卷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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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母周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自幼受教读《女孝经》、《论语》诸书，辄记诵不忘，且了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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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幼牧《李孺人周氏墓志铭》，《金文靖集》卷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董叔维妻李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女红之余，能诵《孝经》、朱子《小学》、胡曾《咏史诗》，多解其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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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康《董叔维室李氏墓志铭》，《平桥稿》卷一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张源春女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父源春，“《孝经》《论语》，皆其口授也”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源春“酷嗜酒，然甚爱其女”，稍一停杯，“辄呼其女而教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梁潜《萧母张氏孺人墓志铭》，《泊庵集》卷一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何氏母周孺人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幼从姆师，通《小学》、《孝经》、《论语》、《列女传》诸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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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何母周孺人墓志铭》，《东里集》续集卷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宋礼母曾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对宋礼“教以《孝经》、《小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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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潜《宋伯循墓表》，《泊庵集》卷一○；杨士奇《宋东斋墓志铭》《东里集》续集卷三五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郑某妻王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故于《孝经》《论语》皆能成诵，而涉知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幼习闻父训其二儿勤学，旦夕相讲论，孺人又日薫渐其说。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士奇《给事中郑君妻孺人王氏墓碣铭》，《东里集》续集卷四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彭俊母任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性眀敏，幼读《论语》《孝经》，皆暗记而通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其为女也，能哀痛以念母，孝敬以事父，抚其弟妹有加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彭孺人墓志铭》，《抑庵文集》后集卷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杨氏姊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端重纯淑，聪慧俭勤，幼读《论语》、《孝经》，悉知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纺绩织纴、绾结缝制，不待教督而能。先恭人不幸即世，孺人日夜哀毁，几欲无生。事祖母李夫人极其孝敬，善抚二弟， 视衣服饮食尤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亡姊杨君妻王孺人墓志》，《抑庵文集》后集卷三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明成祖女常宁公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通《孝经》、《女则》。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恭慎有礼。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明史》卷一二一《公主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陆士弘妻潘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能通《孝经》、《论语》、《女训》诸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自幼勤女事。事父母极孝敬。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太宜人潘氏墓志铭》，《抑庵文集》卷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刘孟洲妻郭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孝经》《小学》诸书，皆能成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以古之贤女妇为师。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郭氏孺人墓志铭》，《抑庵文集》后集卷三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余麟母徐茂贞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柔慧淑善，通《孝经》、《女戒》诸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闲于女事，以孝敬事舅姑，正顺以相夫，而勤俭以治其家。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余氏二亲墓表》，《抑庵文集》后集卷二六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洪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马皇后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撰《劝世书》，其《嘉言篇》多引《孝经》之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皇太子、汉王、赵王再拜恭受，退而焚香启诵，惕然悚敬，咸称母仪万方，化行四海，谥仁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虞淳熙《孝经集灵》，朱鸿《孝经总类》亥集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母欧阳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明而知书，《孝经》《论语》《女诫》，皆熟读暗记而斟酌行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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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直《先妣欧阳氏太夫人改葬志》，《抑庵文集》卷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正统间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尹昭会母罗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聪慧夙成，读《孝经》、《女教》，能通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精勤女事，每过夜分，虽寒暑不废，足迹未尝出外庭，躬烹饪以事父母，有疾，尤谨视药食，不少懈。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侍读尹公妻罗氏墓志铭》，《抑庵文集》后集卷三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允母刘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早尝读《孝经》、《论语》，能记忆不忘。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年26夫亡子幼，“茕茕孑立，守二稚以奉老姑，家无厚产以资其为业”，氏“忍贫如铁石，课蚕桑，勤纺织，祭奠以时， 必诚必敬，辛苦以自足，闺门之内，肃然静处”。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贞节堂记》，《抑庵文集》后集卷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景泰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读《论语》、《孝经》、《女教》诸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自幼聪慧端重，寡言笑……皆能通其意而见于行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太孺人陈氏墓表》，《抑庵文集》后集卷二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徐中行妻庄正圆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师氏授以《女孝经》、《女箴》、《女诫》诸书，辄能成诵，通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生而聪慧柔顺，德充于容，行践于言，女红无不精。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韩雍《故徐行中妻庄氏孺人墓志铭》，《襄毅文集》卷一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妻泰和陈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幼闻《孝经》、《女戒》，能知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循循然守规矩，未尝妄言笑。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夫人陈氏墓志铭》，《抑庵文集》后集卷三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左贤母曾玉真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父授之《女孝经》、《列女传》诸书，辄成诵，通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幼而柔淑，不事华饰，不苟言笑，恂恂闺门，未尝及门外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韩雍《故左母孺人曾氏墓志铭》，《襄毅文集》卷一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尹奂妻萧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宗贤先生，其外祖也，嘉其不凡，授以《孝经》、《烈女传》，即能背诵，通大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自幼淑慧，善女工，早失所怙，母氏钟爱之。闻说古今人成败善恶报应事，暗记不遗。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贤《孺人西昌萧氏墓表》，《古穰集》卷一八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成化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焦孟阳妻吕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取《古今列女传》、《小学》、《孝经》诸书为讲解，孺人即了其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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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敏政《孺人吕氏墓志铭》，《篁墩文集》卷四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许廉妻周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少闲雅，喜读书，撰《孝经》《小学》《列女传》，皆成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孝事舅姑。夫亡“时四子相、林、梅、楫皆幼，……并遣就学，后相为崇王府教授，霖为国子生，梅为固始训导，楫举进 士、拜戸部主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东阳《明故封承德郎户部主事许公墓志铭》，《怀麓堂集》卷四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许相卿母俞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顾好读书，幼弟晩塾归，常令指目字义，遂通《孝经》、《曲礼》、《列女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生而贞肃闲静，不轻言笑，不妄举动，婢使一一畏顺承事无哗者，室中穆如也。妇性敏慧，女红诸技，不习而精。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许相卿《先孺人迁葬志引》，《云邨集》卷一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徐溥妻李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女事之暇，尤喜读书，《孝经》、《论语》并古诗文，多能背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至于临模字帖，亦有可观，盖其余事也。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徐溥《亡妻李淑人墓志铭》，《谦斋文录》卷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乔廷仪妻路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少精女事，通《孝经》、《列女传》诸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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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封宜人乔母路氏墓志铭》，《怀麓堂集》卷四八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卓天锡母朱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夫人幼聪慧，学书计，通《孝经》《论语》大旨。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女红精能，长归于卓封君叔舆。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彭韶《明诰封恭人卓母朱氏墓志铭》，《彭惠安集》卷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钱世梁妻司马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稍长，从女师授《孝经》、《列女传》，能通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剪刻裁制，尤多巧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邵宝《司马孺人墓志铭》，《容春堂集》别集卷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弘治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守陈妻丁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继父王宗遂“口授《孝经》、《小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宜人夙端悫，不苟赀笑。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东阳《杨君丁宜人合葬墓志铭》，《怀麓堂集》卷四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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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专门人才。我为大家精选了一些关于汉语言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希望对你有用!
1.本课题的目的及研究意义
研究目的：
张爱玲与电影有过长期亲密的接触，在小说写作中创造性地化用了电影化技巧，使她的文字组合带有丰富的视像性和表现力。文本以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为切入口，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在体会张爱玲语言的“现代性”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1种独特的审美方式，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小说的表现手法。
2.本课题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表现手法的研究主要从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电影造型、电影化技巧等角度切入，考察了张爱玲作品对电影艺术手法的借鉴技巧：
(1)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犹在镜中——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何蓓)等;
(2)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造型:《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何文茜)等;
(3)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申载春);《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张江元);《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屈雅红)等;
(4)研究张爱玲小说的死亡意识：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等
国外研究现状：
海外研究对张爱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1957-1984年夏志清，唐文标等人对她作品的介绍与评述”“第2阶段1985年至今，辐射面波及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分析和评价”。1995年9月后，她在美国辞世后，海外学者多运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剖析。
3.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研究内容：
张爱玲的小说映照了1个阴阳不分、鬼气森森的世界，恐怖镜头繁复缤纷，在她的作品里以人拟鬼，她笔下的人物均飘荡在凄冷荒凉的宿命轨道上。本文尝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在学术界既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张爱玲小说、相关的研究书籍及其评论等出发，分析整理资料，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当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
4.本课题的实行方案、进度及预期效果
方案、进度：
2006年11月—2007年2月初：收集资料。重读作品，确定论文题目，查阅相关资料。
2007年2月—2007年3月中旬：在老师的指导下，拟定写作提纲和开题报告。
2007年3月—2007年4月：论文修改。听取老师意见，撰写论文初稿，并交指导老师评审。
2007年4月——：定稿。
预期效果：
本文结合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通过分析、比较、归纳等方法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阐释，尝试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5.已查阅参考文献：
书籍：
1、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金宏达，《华丽影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3、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M】。北京：3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
4、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5、李稚田，《第3类时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6、吴战垒，《电影欣赏》【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7、陈卫平，《影视艺术鉴赏与评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8、聂欣如，《类型电影》【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学术论文:
1、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5卷第4期第51页。
2、 李祥伟《“丑”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学术论坛， 2005年第6期第140页。
3、 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广州广播电视大学报，2004年第4期第38页。
4、张江元《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第26卷第4期，第54页。
5、屈雅红《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6期，第33页。
6、何文茜《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年02期，第39页。
7、何蓓《犹在镜中 —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0卷第4期第40页。
8、申载春《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19卷第5期第12页。
9、吴晓，封玉屏《电影与张爱玲的散文写作》浙江社会科学报， 2004年第1期第204页。
网络资料：
1、《恐怖情节心理分析》
2、《绽放在暗地里几个唯美的惊惶意象》
3、陈文珊《女性·月亮·鬼气——试论《聊斋志异》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院(系)审查意见
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一、“临川四梦的”讽世内容
“临川四梦”都本于小说，但比小说内容丰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一部传奇都增添了小说所没有的具有讽刺意义的人物和情节。其讽世内容大致可分为官场社会、时事政治、礼教和人性三个方面。
(一)官场社会之刺
做官几乎是古代所有读书士子的梦想，因为出入官场就意味着拥有盛名、权势和利益。然而汤显祖对明代官场社会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在“临川四梦”中对官场社会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总体上否定了明代官场社会并给予了深刻的鞭挞，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四梦”塑造了阴险毒辣的“权臣”系列形象。如《紫钗记》里的卢太尉、《南柯记》里的丞相段功和《邯郸记》里的宰相宇文融。这些权臣位高权重，可都是老奸巨猾，品行卑劣，面目可憎。卢太尉将权力用来满足私欲，书生李益中了状元，只因未参拜他，就被贬为玉门外参军;他豢养特务和刺客，谁让他不满就陷害谁。段功和宇文融都与卢太尉是一类的人物。“权臣系列”表现了高层官场之黑暗。第二，“临川四梦”塑造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譬如《南柯记》中的府幕录事官，他自言“为官只是赌身强，板障。文书批点不成行，混帐。权官掌印坐黄堂，旺相。勾他纸赎与钱粮，一抢。”(第二十一出)他与手下的小吏都不务正业，贪赃枉法，《大明律》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们捞银子。《邯郸记》中的崖州司户则是枉法酷吏中的典型。汤显祖生活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贪赃枉法成了普遍现象。“四梦”刻画的贪官污吏，是对中下层官场社会的讽刺。第三，“临川四梦”讽刺了科场弊端。在汤显祖的年代，科场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科场弊端也是“四梦”的讽刺矛头所指。《邯郸记》中卢生便是通过结拜高官和行贿而一举获得状元的。《牡丹亭》中的识宝使臣苗舜宾不懂文字，却因能辨珠宝，被任命为科举考官。他判卷草率，如同儿戏，因与柳梦梅有旧而判他为状元。科举考试的严肃性轻易地被消除了。此外，“临川四梦”还描摹了走裙带关系、徇私舞弊等官场丑恶现象以及一些官场陋习。如《南柯记》里的淳于棼做的便是“老婆官”，凭其妻瑶芳公主的关系当上了南柯太守，二十年掌一方大权，地位显赫。
(二)时事政治之刺
汤显祖关心时政，在“临川四梦”的创作中讽刺了当代时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讽刺明政府利用三娘子招降俺答事件。在《牡丹亭》中用了很大篇幅讲述李全夫妇作乱和杜宝平乱之事，但李全作乱之事与《宋史》很少相符，多为虚构，剧中李全怕老婆杨氏，杨氏掌握军政大权，杜宝通过贿赂杨氏才得以平乱并立下军功。汤显祖实乃借此人物与情节讥讽首相张居正支持边将王崇古、吴兑、方逢时等利用三娘子招降俺答事件。[1]明建国后北方边地受到蒙古骚扰两百余年，隆庆四年(1570)，边将上疏主张对蒙古首领行安抚政策，大臣对此意见不一，张居正等支持安抚主张，对蒙古首领俺答赐封，对深受俺答宠爱和器重的三娘子封为“忠顺夫人”。倡议此策的边将此升官，主战官员受到处分。汤显祖支持主战，写过多首诗明确表示对明与蒙古关系的关心及妥协政策的不满。二是讽刺明政府对日本关系上的无能。万历二十年(1592)，日军出征朝鲜，朝鲜向明朝请求援助，明朝派军作战，不能决胜，直至七年后日方丰臣秀吉病死战争才结束，明朝大臣对日和战之争不休。《牡丹亭》中科考试卷的题目是对金策略“和战守三者孰便”，柳梦梅的回答名为主战，实为主和，“生员也无偏主，天下大势，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战;可战，可守，而后能和。如医用药，战为表，守为里，和在表里之间”(第四十一出)，得到主考官苗舜宾的表扬。试答的内容乃借插科打诨嘲讽无能又虚伪的明政府。三是讽刺最高统治者之腐败。明朝中后期的最高统治集团对内忧外患视若无睹，荒于政务，日益腐败。如明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皆贪财好货登峰造极，《牡丹亭》以识宝大臣苗舜宾收集到奇异珠宝而受宠提拔为科举典试官;明武宗朱厚照好色荒淫，多次到民间抢夺妇女，《邯郸记》第十三出《望幸》编述唐玄宗东巡的情节对武宗南巡扬州掳掠民女之事进行讽刺，可以肯定，汤显祖“绝非随意点染，其矛头分明是对准明代皇帝”。[2]
(三)礼教和人性之刺
明统治者尊崇孔子，加强礼教，推崇理学，均为钳制思想，加强其专制统治。“临川四梦”揭示了礼教和理学对人的危害性，这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女性的压迫，它剥夺以杜丽娘为代表的女性正当的权利，通过妇女教育压制其思想，在行动上则严密禁锢，使女性完全沦为男性的工具;二是对普通民众尤其是读书人的精神戕害，如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思想荒芜，迂腐可笑，他言必称教条，而其教条不出《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范围。“四梦”还有对假道学者的嘲弄。《邯郸记》对假道学者的刻画尤为入神。卢生既得高官，既要贪享淫荡生活，但嘴里又要维护道学，他的下场是可怜的，纵欲淫乐使他一命呜呼。关于“临川四梦”礼教与理学之刺，学界论述较多，本文不多赘述。明代虚伪的礼教和理学统治，并未培育人性之善，反而彰显了人情人性的庸俗与丑恶，明中后期社会风尚不象前期那样朴厚，“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迷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之七《风俗记》)。“临川四梦”对人情人性也多有思考和讽刺，如薄情负心者，这主要由《紫钗记》中的李益来表现。李益与霍小玉定下终身，但后来卢太尉挟持他并欲以女妻之时，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决计抛弃小玉而依附有权有势的卢府，最后历经变故却仍然回到小玉身边，李益的软弱和薄情受到了感情和道德的双重批判。再如卑劣势利者，在《南柯记》和《邯郸记》中，人们在主角淳于棼和卢生得意时毕恭毕敬趋之若骛，失意时则唯恐避之不及。“临川四梦”还讽刺了人性的堕落。《南柯记》中的淳于棼、《邯郸记》中的卢生都演述了人性堕落的过程。富贵之时他们都丧尽了善美之性与羞耻之心，沦为腐朽没落的人，这既与黑暗龌龊的官场环境有很大关系，同时亦由本人的“恶”性所决定。
二、“临川四梦”的讽世特征
首先，讽世意识贯穿于“临川四梦”始终。“四梦”的创作时间从万历十五年(1587)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作《紫钗记》时作者三十七岁，作《邯郸记》时五十二岁，前后十五年。四梦的创作正是作者思想从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临川四梦”一以贯之的讽世意识反映出作者持久的否定态度和批判精神。作者感受到种种丑恶的现实，失望逐渐加深，有时乃至产生绝望和幻灭的情感，这在后“二梦”的佛道倾向中可见一斑。《南柯梦记题词》中说到“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三《南柯梦记题词》)，将世人寻常追求的目标都视为空虚，实际否定了现实人生和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从这个角度说，汤显祖是社会和时代的叛逆。但另一方面，汤显祖毕竟是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熏陶浸染，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信念根深蒂固，他的社会地位和礼教的修养都限制他，使他不可能与旧观念完全决裂从而摆脱其束缚。所以“四梦”中的讽世意识局部又是有所波动起伏的，有时是较为软弱的。这些复杂情形反映出作为士大夫文人和思想者的汤显祖心灵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
第二，“临川四梦”对仕宦人生和官场有最多的表现，其讽刺矛头指向最多的也是仕宦人生和官场。做官原是汤显祖青少年时期奋斗的目标，他中年以后大部分时光都在官场度过，但是仕途并没有给他提供治国安邦、大展宏图的机会，他在仕途上颠簸多年后出局。仕途经历让他见识了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以及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的黑暗腐败。相对于封建礼法和传统文化，汤显祖对仕宦人生和官场的批判和否定是最彻底的。这既由他正直的个性和高洁的操守决定，也与他对官场的清醒认识和深刻体察有关。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逐渐转变和深化的过程。在“临川四梦”中，《紫钗记》对政治的嘲讽仅限于个别权贵，《牡丹亭》里有的高官如苗舜宾、杜宝并无十分可恶的表现，而到了后二梦里，贪官污吏都在官场中腐烂而不可自拔，本性并不很坏的人只要沉浸其中就被同化染黑丧失本性，《南柯记》里的淳于棼和《邯郸记》里的卢生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症结不在个别官僚士夫的道德品质，而在整个统治集团的政治风气。”[3]如果说“四梦”之首篇《紫钗记》的否定对象只是官场个别权奸的话，到了“四梦”之末篇《邯郸记》的否定对象便是整个官场;《牡丹亭》对时政的讥刺中还夹杂了些许对功业的期待，《南柯记》和《邯郸记》则完全否定了仕宦人生。汤显祖罢官回临川居家后，对官场人物往往不接待，“居家……中丞惠文，郡国守令以下，干旄往往充斥巷左，而多不延接。”[4]
第三，“临川四梦”的讽刺是多指向的，不仅包括时事政治、官场科场，还有文化和人性，反映出汤显祖思考的广泛性。这显示了他对其所生活的时代的深刻体察，也反映出他对更深远的问题的积极探索。由于其思考的广泛深入，汤显祖被人们列为思想家。但“临川四梦”是一组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考的演绎，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和人生感受的抒发，这其中包含、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因为“四梦”贴近生活的艺术表现，它在某些某些方面反而超越了当时的哲学思考。譬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惊梦”“寻梦”的行为以及陈最良的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理学思想和礼教文化违背自然和戕害生命的真实面目，这比任何简单的批评和苍白的论证都要深刻。再如后二梦通过对社会丑恶现实和人性堕落过程的描摹以及梦醒成空的结果，揭示了人之存在的荒诞性和人生意义的虚无性。当然这里有佛道出世思想的影响。“临川四梦”讽刺的多指向特征反映出汤显祖多方面的广泛的思考。
三、结语
“临川四梦”的讽世意识既是作者个性和思想的反映，也是戏剧传统精神和时代革弊的强力表达。汤显祖个性耿介，精神不欺，操守高洁。儒道释思想的混合使他既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包括对政治、社会和人生的参与，又具有距离意识。因而“临川四梦”虽然对社会现实集中描摹，敏锐地透视其中的丑恶人事并予以否定，但并不采取时事批判剧严肃写实与激烈的风格，而是采用“怪怪奇奇，莫可名状”(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二《合奇序》)的写梦手法，借助梦境外壳和讽刺笔法表达了他对社会世态和人性特征的感受与理解。从时代特征来看，明代中期以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和社会丑恶情形，促使晚明作家较多地强烈否定客观世界，暴露社会现实的阴暗面，譬如色情文学和公案文学就盛行一时。就戏曲来说，明代中后期戏曲一反明前期粉饰太平、道学气浓的作风，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讽刺戏曲，内容丰富，讽刺的矛头指向各个方面。讽刺成了时代主题之一。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作为一组传奇作品，凭借艺术大师的高水准创作，唱出了时代最强音，其讽世意识正是时代主题的强力表达，部分内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
课题名称： 花开三生，情深缘浅 --浅析网络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
学生姓名： 李南兰
学 院： 中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 蒋晓城
xx年 2 月 26 日
课题名称：花开三生，情深缘浅--浅析网络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
flowers of three lives ，deep love bute good luck is shallow-- research of the art of writing《the ten mile peach blossom of three life》
(1) 本选题研究现状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平台越来越开放，网络也越来越普及，国内自20世纪末，兴起一种文学新形势--网络文学，从而一发不可收拾。众多网络小说平台不断发展扩大，网络小说的门槛越来越低，玄幻、武侠、仙侠、言情、都市、历史、穿越等小说类型在网络小说中不断创造数量极为庞大的文学文本，甚至有一部分成为新的文学经典。纵观当今文学现象，网络文学的发展一日千里，而对于网络文学的研究还缺少系统而全面的论著，网络上也仅有文学爱好者进行简单对网络小说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网络文学在数十年的光景中逐渐呈新型之势，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网络文学覆盖的读者已达 2.74亿人、注册写手200多万人、市场年收入40多亿元。并且男频和女频不相上下，男频诸如起点中文网、幻剑书盟等，女频诸如红袖添香、锦江中文网等。本人所研究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虽然在言情小说中算不上其中的佼佼者，也称不上巨著。然而它独有的写作艺术与文学模式，开创了仙侠言情体裁的一个新境界，为众多女性读者为之痴迷，并称之为“仙侠言情之红楼”，在心中的地位没有其他书可以比拟。因而选此为题。
(2)本选题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意义：自网络文学兴起以来，虽然大部分读者都为之喜爱，进行书评或者在贴吧论坛抒发意见看法，但是鲜少有人对新兴的网络小说文本进行具体的解读分析论述。因为这些小说没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没有诸多作家学者的关注与认可，甚至在茫茫网络文学中一逝而过，但不能否认在数年之后，网络文学也能历经沉淀，出现耀眼的珍珠。因而算是较新的论文选题。
重点：本选题重在研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语言写作艺术特色，以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题目意义和在文中的体现，以及小说写作模式与叙述方式的独特性三个方面。
难点：怎样在没有任何研究资料的情况下，依据文学语言分析模式与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全面而有意义的研究。
创新点：能够脱离传统论文对于文学著作的研究仅限于经典传统或者大众认可的文学文本，关注网络文学，关注新型小说构成。
(3)论文的结构及简要说明
引言(研究背景及原因)
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文学意义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写作艺术研究
2.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语言艺术特色
2.1.1以诙谐写悲凉 2.1.2以无情衬有情
2.2《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结构艺术特色
2.2.1错杂但合理的倒叙
2.2.2繁复但合情的插叙
2.2.3三生三世的布局结构
2.3《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人物塑造特色
2.3.1有情却无情的白浅
2.3.2无情却有情的夜华
2.3.3形象生动的其他角色
3.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亮点与瑕疵
3.1创新点与亮点
3.2瑕疵与局限
4.总结
(4)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剖析 2.《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折射出的内涵及意义
(5) 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1、课题研究步骤：
(a)查阅并研读相关资料及参考文献;
(b)撰写开题报告及上交审核;
(c)撰写本课题论文;
(d)修改提交审核。
2、课题研究方法措施：
(1)资料收集方法
除了图书外，数据资料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对本课题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资料收集的方法主要为上网查寻、借阅图书、查阅报刊杂志等。
(2)资料研究方法
结合图书馆图书与数字资源，搜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