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钱学森
作为一名在美国搞了十几年空气动力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科学家，钱学森受到了中国国防和军事部门的高度重视。陈赓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钱学森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事之后，彭德怀希望尽快见到钱学森，亲自征询他关于中国如何搞导弹的具体意见。
钱学森尚未回到北京，彭德怀就几次给科学院打电话，询问钱学森回来没有。1955年12月下旬，钱学森从东北回到北京，彭德怀虽患病住院，仍然召集钱学森去见面。26日下午，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来到北京医院高干病房会见了国防部长彭德怀，陈赓陪同在旁。
彭德怀元帅的谈话直截了当，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他说：“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你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
2、李四光
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来到英国出席第18届大会。在大会上，他发表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新华夏海的诞生》动摇了传统的地质学理论，轰动了欧洲。大会结束后，他夫妇俩来到英国南部养病。然而，他们的心却时刻挂念着动荡的祖国。
他参加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年会，发表演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随后，他办理了回国的签证，预订了船票。
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夫妇，掏出一张5千美金的支票说：“请你向全世界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政协给你的全国委员的任命。
否则，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夫妇严厉斥责道：“难道我们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来收买吗?我们要回国，不要你们的美金!”1950年4月，几经周折，李四光夫妇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3、竺可桢
竺可桢5岁进学堂，7岁开始写作文。竺可桢写作文，常常是写了一遍，自己觉得不好又重新再写一遍，等到他自己认为满意了才停笔。竺可桢读书很用功，一天晚上，当他上床睡觉时，大公鸡已经“喔、喔”地啼叫了。
母亲怕累坏了他的身子，就常常用陪学的办法督促他早睡。竺可桢很聪明，有时随母亲睡了，可当他听到鸡叫时，知道天快亮了，又轻轻地爬起来，背诵老师教的国语课。
竺可桢不仅爱学习，还爱用脑子思考问题。家乡雨水特别多，屋檐上老是滴水，落在石板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
竺可桢站在一旁数那滴答作响的水滴，数着数着，他像发现了奇迹，眼睛盯住石板出神，他心里纳闷：哎，这些石板上怎么有一个一个的水坑呀，水滴正好滴在小坑里。再看看另外一块石板，也是同样的情况。他立即跑去请教父亲。
竺嘉祥听了儿子的问话，由衷地高兴，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小熊啊，这就叫‘水滴石穿’呀！别看一滴一滴的雨水没有什么厉害的，但是，天长日久，石板就被滴出小坑了。读书、办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只有持之以恒，才会有所成就。
4、钱伟长
出身江苏无锡县农村的钱伟长，由于家境贫穷，少年时长得十分瘦弱，穿得十分寒酸。见他这副模样，连祖母也断定他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为了生计，钱伟长从小就不得不帮助家里干活。白天帮妈妈摘桑叶养蚕，晚上在油灯下跟妈妈学糊火柴盒和挑花，从早到晚地忙碌着。可忙里偷闲他还是常常和其他小伙伴到河中摸些小鱼小虾，或到田野里挖野菜。
钱伟长原本在本村的一所小学里读书。不幸的是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他家的房子。全家人只好到镇上租房子住，因而上学地点也经常变动。懂事的他深知上学机会的来之不易，所以他加倍用功、努力地读书。
5、侯德榜
1921年10月，侯德榜回国任永利碱业公司总工程师，任务是要创建中国第一家制碱工厂。当时制碱通用的方法是用苏尔维制碱法生产。
由于外国人封锁制碱技术，侯德榜只能自己摸索。经过不断地研究、试验、探索，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侯德榜终于探索出了苏尔维制碱法的奥秘。1924年8月13日中国第一家制碱厂正式投产。
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侯德榜发现苏尔维制碱法存在着很多问题，制碱用的食盐质量低下，有30%的食盐都是废品，按照这样的生产方法来计算，成本太高。侯德榜打算用一种新的制碱法来取代苏尔维制碱法。
他首先分析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缺点，发现原料中有一半的成分没有利用上。怎样才能变废为宝呢？为此他设计了好多种方案，但都被一一推翻了。最后，他突然想到，能否把苏尔维制碱法和合成氨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制碱用的氨和二氧化碳直接由氨厂提供，滤液中的氯化氨加入食盐水，让它沉淀出来。
氯化氨既可作为化工原料，又可以作为化肥，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食盐的利用率，还可以省去许多设备的开支，例如石灰窑、化灰桶、蒸氨塔等。设想能否成功还要靠实践来验证。于是他又带领技术人员作了无数次实验，终于使梦想变成了现实。
某些故事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人们通过多种故事形式。记忆和传播着一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引导着社会性格的形成。以下是我整理的制碱的名人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911年是侯德榜刚入清华学堂的第一年(也是最后一年，因为入学成绩特优，他只需要在清华学一年就可以去美国留学)。入学之前，他在符离集(出烧鸡的地方)铁路上工作了三年，1910年考上的清华，1911年去的。没办法，他家穷，侯家世代务农，他爷爷出于为未来的期望，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富清华、穷北大”那时候清华学堂的人还是比较看不起这个比较穷而且大一点的插班生的，别人可是在这个英文授课的学校里学了好多年了(清华学堂学制十年，第十年正常毕业就可以直接留学美国)。在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之后，再没有看不起他了。就在这次考试上，他拿了十个满分。1913年，他去了MIT学化学。
河里在讨论皮革，其实最早的化学家颇有学制革出身的。刘楚青便是，侯德榜也学过制革，原因很简单，看到中国的原料就这么白白溜走，别人拿走钱就这么简单，心有不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制革，而不是制碱。
侯德榜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对那段日子他从未忘过。幼年家贫不能上学，就在私塾外面听。他天资甚高，学堂里面还没记住，他在外面过耳不忘，被教书先生视为奇才，原意免费收他这个学生。同样的故事还有一个人，是邢其毅的父亲刑端。我是在查邢其毅这个贵阳人和蔡智诚这个老乡的关系中了解到这段轶事的。邢其毅和蔡智诚没什么关系。因为刑端家贫且务农出身、属于寒门士子，二十一岁即中进士离开了贵州入翰林院(最后一批)并再没有回去过，这时候邢其毅最多刚出生。回到侯德榜上来，他彻底突破了苏尔维法的秘密之后，用英文写了《制碱工业》这本书，书的封面上，就是一个在南方稻田里，留着长辫子，脚蹬水车，手捧书本的英俊少年。这本书把苏尔维法从原理到工艺再到设备以及参数的设置写了个底掉，从此中国人，把原来一盎司黄金一磅的纯碱做成了白菜价。如果这是山寨货，那么我希望中国这样的山寨货越多越好。
干化学和化工实际上是两个方向，化学要考虑的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化工要考虑的就多多了。比如能不能做大、做大了安不安全、成本合适不、哪条路线最合适、外交也要懂、经济也要懂、机械也要懂、建筑也要懂、烦也要烦死了。
说道侯德榜，那不可能不说“侯氏制碱法”。侯氏制碱法怎么来的呢?和我们的很多技术一样，被别人卡脖子逼出来的。
最早的纯碱，是英国人的苏尔维法在中国卖，因为只有一家，他可以随意定价。前面说了，最高的时候一盎司黄金一磅纯碱。这简直就是把纯碱当银子卖。1924年永利开车，把纯碱做成了普通原料。当时第一次开车，出来的纯碱竟然是红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基本失败了。不过学化学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从一闪而过的现象去探求本质。他意识到红色必定来源于设备中的铁，而中国人的原料纯度太高了，不像英国人用的那么差。于是他就在原料里面添加了一点点杂质(大家猜猜是什么?)，雪白的纯碱便出来了。后来，他把这个秘密给了印度阿三，就是那个非常NB的'塔塔集团。这个故事后面讲。他还去过南非，大家逼问一下橡树村，看看有没有故事。
苏尔维法对食盐的用量很大，产生的氯化钙又很多，氯化钙还没什么用处。开始的时候永利在南京，靠着长江和浙江的盐场，而且盐场用的多是范旭东(永利老板)的技术，这个缺点不明显。抗战以后，到了西南，就不行了。这里是井盐，比海盐贵多了，产量也跟不上要求。这时候德国人搞出了察安法，效率要高得多。于是当时范旭东派侯德榜带了一个团去德国商讨引进察安法的事情。没想到德国人连门都不想让他们进，并且提出生产的纯碱不能在“满洲国”销售。不让进门还没什么，这个销售要求太欺负人了。代表团立刻离开德国，去了美国，手里只有两份专利说明书。侯氏制碱法的发明，就这样侯德榜在美国研究，手下人在香港做实验，另外的人在上海(租界)搞中试，靠着战争时期的通信，一点一点数百次的失败换来的。
说到这里，我们真是很幸运的，侯氏制碱法的中试是在1940年完成于上海租界，如果再晚一点，真不知道会再晚多少年。
侯德榜对中国化工的贡献，不仅仅是一个制碱法，他几乎搭起了整个三酸两碱的底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作为中国人聪明和勤劳的一方面。
侯德榜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技术班子赴美国考察采购和学习。在此期间，他们购到了制酸设备，以中国人特有的忍耐力，通过软磨硬泡的办法，学到了制酸的关键技术。还在购买硫酸设备时，“顺便”在该厂索要到与制酸无关的硫酸铵生产工艺图。然后掉过头，从另一厂家以废钢的价格买下一套硫酸铵生产设备。这一点，美国人的评价比较权威“他们太精明了”。设备运回中国，安装又没有大型设备，买设备只用一次显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侯德榜带人自己设计了一套。后来四个厂，硫酸、硝酸、硫酸铵、合成氨全部一次开车成功。
不幸的是，不久，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被打回去了，造成的破坏却一时半会恢复不了。首先要出面讨要被抢走的工厂设备，KMT嫌麻烦、拖着不办。侯德榜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造舆论;交涉好了，运回设备的时候，美国人要把日本人换上的零件卸下来，侯德榜说“强盗抢走的是一辆好汽车，还回来至少是能开的汽车，不能把强盗用坏而更换的零件再卸走呀”;争回来了，美国人要在日本口岸交割，侯德榜不同意，强盗抢走的东西要还就要还到家里来;对日本赔偿的工厂，要求“这些赔偿来的东西是八年抗战的成果，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地步，留给他们作为报复的资本。即使是破铜烂铁，只要回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
1921年10月，获得哥伦亚大学博士学位的侯德榜，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登上海轮，驶向阔别8年的祖国，他是应爱国实业家范旭东的邀请，回国出任永利碱业公司的总工程师的。
永利碱业公司由范旭东于1917年在天津塘沽创办。创办目的是生产中国的纯碱，打破洋人的垄断。若要成功，全在技术。但公司无法得到先进的制碱技术，当时的制碱工艺氨碱法（又称苏尔维法），完全被欧美的苏尔维公会垄断，1920年，赴美物色人才的陈调甫先生在纽约遇到了侯德榜，振兴民族工业的强烈愿望让两人一拍即合。
苏尔维法原理简单，但永利用此法制碱，却困难重重，要靠自己摸索。侯德榜深知创业艰难，创业需要实干。回国后，他脱下西装，穿起蓝色工作服和胶鞋，出没在现场和车间。
永利碱厂的试车过程，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叶轻舟，随时都会遇到风暴和暗礁。各种技术的问题，随时会突然袭来。先是蒸氨塔堵塞，后又燃烧炉结疤。侯德榜领导着工程师们，昼夜奋战，日夜摸索，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创造性劳动。
1924年8月13日，碱厂要正式生产。人们聚集在出碱口，就像盼望三世单传的孩子降生，希望及早见到中国碱的诞生。但出来的碱不是雪白的，而是红、黑相间，跟洋碱无法相比。股东们开始失望、怀疑，甚至心灰意冷，范旭东认为此时更要知难而进，不能功亏一篑，坚持继续维持开车，可是，祸不单行，最后一台燃烧炉烧裂，工厂只好停工。侯德榜前往美国，重新订购了先进的煅烧炉。
1924年8月29日，碱厂第二次开车生产。当工人拉开出碱口的制动翻板时，像白雪般的碱面，吐珠泻玉般从出料口倾泻出来，四周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侯德榜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辛酸、幸福、感激的泪水。
中国纯碱的成功制造，打破了洋货在华的垄断，打破了西方对制碱技术的封锁。1926年8月，费城举行万国博览会，永利公司的“红三角”牌纯碱，获得“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的评语，荣膺大会金质奖章。
1938年初，侯德榜决定在四川建设永利川厂。可是当地深井中盐卤浓度低，如用苏尔维法制碱食盐利用率仅70%，成本很是可观。侯德榜想用德国人改造的察安法，该法虽不成熟，但食盐利用率达90%，而废液几近于无。
1938年8月，侯德榜率团到柏林考察，拟买下察安法专利。侯德榜并不知晓德、日两国早已暗中勾结，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谈判时，德方先出高价刁难，后又提出：“将来使用察安法专利的产品，不准在东北三省出售。”德国公然否认东北三省是我国的倾土，因条件有辱国权，谈判立即被终止。购买专利的大门已关闭，侯德榜深沉地说：“难道黄头发，绿眼珠的人能搞出来，我们黑头发、黑眼珠的人就办不到吗？”
侯德样决心要走自己的路，他转赴纽约，改进苏尔维法，创制碱新路，苏尔维法的缺点在于：食盐中的钠和石灰中的碳酸根结合成了需要的碳酸钠，氯和石灰却化合成了没有用途的氯化钙，而且有三成的食盐没有起反应。必须针对这些缺点，加以改进。
要创制碱新路，就必须先设实验室。1939年春，范旭东在香港设立实验室，试验人员由侯德榜在纽约遥控指挥，侯德榜深入地研究了两份关于察安法的专利说明书，规划了新法制碱实验的全部内容，并对具体目标和试验予以明确指示，及时详加指导。经过500多次循环试验，2000多个样品分析，新的工艺流程终于在1940年完成。
侯德榜的新工艺是将氨碱法与合成氨法联合进行生产，此法食盐利用率可达95%；食盐中的氯不再生成无用的氯化钙，而是制成农业用的氮肥氯化铵；而且制碱与合成氨的联合，简化了生产流程，节省了设备，大大减少了投资。
1941年3月，人们决定将新的联合制碱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侯氏制碱法的研究虽肇始于察安法，但最终远离了察安法的特点，形成制碱工业与合成氨工业紧密结合的全部流程，把世界的纯碱工业的技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发明好“侯氏联合制碱法”的侯得榜最有名了。
侯德榜，著名科学家，杰出的化工专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他于20年代突破氨碱法制碱技术的奥秘，主持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30年代领导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和硫酸铵的联合企业；四五十年代又发明了连续生产纯碱与氯化铵的联合制碱新工艺，以及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新工艺，并使之在6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和大面积推广。他还积极传播交流科学技术，培育了很多科技人才，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化学工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侯德榜，名启荣，号致本，1890年8月9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普通农家。自幼半耕半读，勤奋好学，有“挂车攻读”美名。1903—1906年，得姑妈资助在福州英华书院学习。他目睹外国工头蛮横欺凌我码头工人，耳闻美国的旧金山种族主义者大规模迫害华侨、驱逐华工等令人发指的消息，使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他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罢课示威。1907—1910年，就读于上海闽皖铁路学院。毕业后，在英资津浦铁路当实习生。这期间，侯德榜进一步感受到帝国主义者凭技术经济优势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和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与压迫，立志要掌握科学技术，用科学和工业来拯救苦难的中国。1911年，侯德榜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以10门功课1000分的优异成绩誉满清华园，1913年被保送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191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再入普拉特专科学院学习制革，次年获制革化学师文凭。1918年又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制革，1919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获博士学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侯德榜被接纳为美国Sigma Xi科学会会员和美国Phi L ambda Upsilon化学会会员。侯德榜的博士论文《铁盐鞣革》，围绕铁盐的特性以大量数据深入论述了铁盐鞣制品易出现不耐温、粗糙、粒面发脆、易腐、易吸潮和起盐斑等缺点的主要原因和对策，很有创见。《美国制革化学师协会会刊》特予连载，全文发表，成为制革界至今广为引用的经典文献之一。
1921年，侯德榜接受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的邀聘，离美回国，承担起续建碱厂的技术重任。在制碱技术和市场被外国公司严密垄断下，侯德榜带领广大职工长期艰苦努力，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1926年取得成功，正常生产出优质纯碱。在总结亲身实践的基础上，侯德榜用英文撰写了《纯碱制造》（Manu－facture of Soda）一书，1933年在纽约出版，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934年，永利公司为了“再展化工一翼”和生产化肥，决定建设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硫酸铵的南京铔厂，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技师长（即总工程师），全面负责筹建。侯德榜深知筹建这个联合企业的复杂性，且生产中涉及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强腐蚀、催化反应等高难度技术，是当时化工高新技术之最；而国内基础薄弱，公司财力有限，工作难度极大。他很耽心“……万一功亏一篑，使国人从此不敢再谈化学工业，则吾等成为中国之罪人矣！”但抱着“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的决心，知难而上。他按照“优质、快速、廉价、爱国”的原则，决定从国外引进关键技术，招标委托部分重要的设计，选购设备，选聘外国专家……结果，仅用30个月，就于1937年1月建成了这座重化工联合企业，一次试车成功，正常投产，技术上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它给以后引进技术多快好省地建设工厂提供了好经验。这个厂，连同永利碱厂一起，奠定了我国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化工科技人才。但不久，发生“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逐渐逼向南京，曾先后3次以“工厂安全”相要挟，提出“合作”管理南京铔厂的要求。侯德榜和同仁们大义凛然，坚持“宁举丧，不受奠仪”，拒绝“合作”；同时，积极响应抗战，利用工厂设施，转产硝酸铵炸药和地雷壳等物资，支援前线。工厂被日本飞机3次轰炸，无法生产之后，侯德榜又组织职工紧急拆迁设备，并将人员和资料一同送往内地。
1938年，永利公司在川西五通桥筹建永利川厂，范旭东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总工程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侯德榜带领职工，生产自助，维持公司人川员工生计；同时，着手筹办四川碱厂。由于四川的条件不适于沿用氨碱法，侯德榜特于1939年率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在对方提出辱国的条件下，侯德榜中止谈判，发愤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他领导一大批科研设计人员经过艰苦努力，于1941年研究出融合察安法与苏尔维法两种方法、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炉，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1943年完成半工业装置试验，但由于战争和政局混乱，没有条件继续实现工业化而中断。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不久，范旭东逝世，侯德榜继任总经理，全面领导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工作。他立即组织恢复永利沽厂与南京铔厂的生产。铔厂的硝酸设备在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运往日本，经侯德榜和李烛尘等人一再向有关方面严正交涉，他亲赴东京找盟军总司令部等有关方面据理力争，才于1948年全部归还，恢复硝酸生产，至今仍在运行。1947年，侯德榜受聘兼任印度塔塔公司顾问总工程师，先后5次赴印度指导改进该公司碱厂的设备和技术，使这个碱厂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对此，后来尼赫鲁总理访华时也大加赞扬，引以为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典范。1949年，侯德榜第5次赴印期间，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很关心永利的事业，并希望与他共商国家大计，使之十分激动，力克重重阻碍，绕道泰国、香港、韩国赶回北京。聂荣臻元帅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他时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的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永利驻京办事处探望他，祝贺他胜利返国，赞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邀请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设计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侯德榜受到极大鼓舞，决心加倍努力工作，报效祖国。之后，他相继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首届委员，第二、三、四届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先后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务院重工业部技术顾问，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等等。1953年，他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并当选为第一、二届中央常委。同时，他更加勤奋于科学技术工作，为发展化学工业日夜操劳。他先后向中央领导人介绍过“永利公司建设十大化工企业的设想”，提出过“对复兴工业的意见”等多项建议。他参与了全国化学工业和科技事业的许多重要决策，领导了化工行业许多重大科技活动。在他的建议和指导下，对联合制碱新工艺继续进行补充试验和中间试验，1962年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我国生产纯碱和化肥的主要方法之一。1958年，他又提出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新工艺的设想，亲自领导示范厂的设计、施工、试验和改进，1965年获得成功。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广大职工共同努力下，陆续推广建厂1000多座，其产量长期占全国氮肥总产量一半以上，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侯德榜在发展磷肥、农药、聚氯乙烯、化工机械等工业和化工防腐技术，以及传播交流科学技术，培育科技人才等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1972年以后，侯德榜日渐病重，行动不便，仍多次要求下厂视察，帮助解决技术问题，还多次邀请科技人员到家里开会，讨论小联碱技术的完善与发展等问题，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侯德榜毕生的科学技术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突破氨碱法制造纯碱的奥秘
纯碱，学名碳酸钠，是生产玻璃、搪瓷、纸张等许多工业品、食品和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化工原料。1861年比利时人苏尔维发明的氨碱法，即用食盐、氨和二氧化碳反应制造纯碱的方法，适于大工业生产，产品质量高，成本低，远优于早期用芒硝经硫化钠制纯碱的吕布兰法。但这种生产方法长期被几大公司控制着，封锁技术，垄断纯碱市场。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卜内门公司在我国乘机抬高碱价七八倍，甚至有行无市，致使不少以碱为原料的工厂纷纷倒闭。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为此十分痛心，特集资开办永利制碱公司。经多方努力从美国买来一套东拼西凑的碱厂图纸和一些设备，1919年开始在天津塘沽建厂。施工中，设计图纸和设备出了许多问题，氨碱法制碱技术的复杂性和难度逐渐被受到重视。连续化的制碱流程从化盐、烧灰、吸氨、碳化、煅烧、蒸氨到动力，一环扣一环，连成整体，均需配套协调动作，才能正常生产；任何局部故障或失调，都会牵动全厂，造成事故。范旭东认识到：要搞好这样的现代化化工厂，没有可靠的专家来主持技术工作，肯定不行。经陈调甫热诚推荐，范旭东选中了在美国攻读博士的侯德榜。1921年初，他写信并派专人送到美国，坦诚书怀，邀请侯德榜“学成回国，共同创办中国的制碱工业”。纯碱工业的重要性、问题的紧迫性以及范旭东工业救国的抱负、胆识和热诚，深深打动了侯德榜。他把邀请视为报效祖国的良机，毅然相许。
一到永利碱厂，侯德榜就全身心扑在了工作上。当时，碱厂设备安装已全面展开，侯德榜从边干边学入手，逐步熟悉情况，探索问题，解决问题。试车过程中，陆续出现问题和事故好几百起，彼伏此起，延续几年。其中包括蒸氨堵塔、巨震、碳化塔液泛、结疤，煅烧炉结疤、咬刀、烧裂，产品带色等重大技术问题。他通过深入现场，亲自观察、检测、操作，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依靠广大职工，听取意见和建议，组织指导他们查阅书刊资料，搞试验研究，搞处理方案，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蒸氨工序结疤堵塔问题中，侯德榜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反复探索，找出了硫酸铵、炼焦氨水等不同氨源对结疤的不同影响，以及它们对氨气浓度和氨盐水质量的不同影响，从而得出了各自不同的适宜操作条件。对于碳化工序，他们通过计算、测定、试验等，深入研究了反应热、溶解热、四元体系相图等从理论到实践的广泛问题，对碳化塔及换热器的型式、结构、尺寸、配伍、操作条件、碳化／清洗倒塔制度、异常状况等都找到了合适的参数与措施。关于煅烧工序，他们研究弄清了碱灰湿度对结疤的影响，找出了适量硫化物对确保白色纯碱的作用机理与操作办法；通过研究煅烧过程温度／分解速度的变化进程、热腐蚀与煅烧炉的材质与结构等问题，自行设计、委托制造，用上了先进的回转式煅烧炉。到1926年6月，侯德榜和他的同事们陆续解决了各工序的问题，彻底掌握了氨碱法制碱的全部技术秘密，而且比苏尔维法有所创造，有所改进，从而使这座亚洲第一碱厂生产出了红三角牌优质纯碱。8月，这种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并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永利制碱公司曾长期遭受别人垄断技术、独霸市场的折磨，多次濒临天折，侯德榜对此感受很深，在碱厂生产成功之后，他不愿看到后来人再受箝制。他坚守老师杰克逊（D．D．Jackson）的铭言：“科学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应该造福于人类”，他说：“我们决不做第二个苏尔维，第二个卜内门”，决心把自己多年实践获得的制碱技术经验公布于世。范旭东对此大为赞赏、支持。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了《纯碱制造》（Manufacture of soda）一书，作为美国化学会丛书之一，在纽约出版。在该书前言中，侯德榜写道：“本著作可说是对存心严加保密长达世纪之久的氨碱工艺的一个突破。书中叙述了氨碱制造方法。对其细节尽可能叙述详尽，并以做到切实可行为本书的特点。书中内容是作者在厂十多年从直接参加操作中所获的经验、记录以及观察、心得等自然发展而形成的……总的来说，制造厂已得到本工业独特要求的充分保护，而其细节只能通过多年实际操作亲身体现方可获得，至于工厂的特殊环节可以说任何一个好的设计师通过一些试验都能得到好的解决方法，所以无必要为本工业对外保密……在物理化学这一领域中处理大量气体与液体的经验及数据应当公诸于世界，为其他化学工业所利用。这是出版此书的基本动机。”这段前言，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本书的宗旨和性质。这本书的出版，结束了氨碱法制碱技术被垄断、封锁的历史，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受到高度重视，被公认为制碱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美国著名化学家威尔逊教授称赞这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它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对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表彰侯德榜突破氨碱法制碱技术奥密的功绩，1930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一级奖章；1933年中国工程师协会授予他荣誉金牌；1943年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是当时全世界仅有的12位名誉会员之一。
发明联合制碱新工艺
联产纯碱和氯化铵的连续法联合制碱新工艺，是纯碱生产技术发展历程中继吕布兰法、氨碱法之后的第三次飞跃。它的出现，正如侯德榜后来在《制碱化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是由于氨碱法消耗原料（食盐）多，不经济；废液量甚大，要占用大片土地来堆积且污染水源。为了克服这些缺点，1931年，察安公司首先用碳酸氢铵处理盐卤的方法在捷克建了一座日产纯碱和氯化铵各10吨的工厂，其食盐利用率可达90％—95％。1938年在筹建永利川厂纯碱装置之初，由于四川井盐昂贵，耕地少等缺点，侯德榜等人．认为不能沿用氨碱法，因此侯德榜乃率队到德国洽购察安法专利。在德意日已结成法西斯轴心的政治背景下，他们一行在旅途和工作中遭遇困难重重。谈判中，对手先以高价勒索，后又提出：“用察安法生产的产品，不准向满州国出售。”公然否定东三省是我国领土。对这种损权辱国的条件，侯德榜十分气愤，当即据理批驳，中止谈判，撤离德国。之后，侯德榜利用他的丰富经验和渊博知识，组织指导永利公司大批技术骨干开展了新法制碱的研究。第一步，先摸索仿试察安法。当年就在川西五通桥开始试验。当时，四川科研器材、试剂、资料十分匮乏，举步维艰。次年春，侯德榜安排科研人员将试验迁到香港进行，他自己在纽约函电联系指导。通过500多次试验，分析2000多个样品，侯德榜和几位技术骨干基本掌握了察安法。第二步，侯德榜决定研究碳酸氢铵水溶液与食盐粉直接复分解的方法。1940年初，试验获得了初步结论，随即在上海法租界安排进行扩大试验。同时，增派技术人员到美国深入进行补充试验，并着手进行碱厂设计。1941年初，在美国的试验得到了准确的结论，并查明了察安法专利报告所谓“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的虚妄论断。同时，上海的扩大试验也初步得到了近似小试的结果，表明新法制碱初步成功。永利川厂厂务会议决定将新法命名为“侯氏碱法”，驰电纽约，祝贺侯德榜“积二十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新法制碱，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法租界被日军占领，新法制碱的扩大试验被迫中断；同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其撤退中的设备器材等尽陷敌手，川厂的建设前景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范旭东的支持下，侯德榜仍继续进行他的第三步试验，即研究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结合，连续生产纯碱与氯化铵的工业试验方案。他在美国购买了已受控制的液氨，空运四川。郭锡彤等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按照侯德榜的方案，在川西五通桥建设了一套日产纯碱和氯化铵各几十公斤的连续法中间试验装置。1943年秋，开车试验，精制的盐液（含盐母液）送人吸收塔，用（氨厂的）氨进行氨化后，送碳化塔，用（氨厂的）二氧化碳进行碳酸化，得到含碳酸氢钠结晶的反应液，过滤，滤饼煅烧，得纯碱；滤液经降温，加人粉盐，析出结晶，再过滤，将结晶干燥，得氯化铵；母液加盐，再送吸收塔氨化……如此循环，连续运转，不断制得纯碱和氯化铵两种产品。试验运行顺利，确立了“侯氏碱法”的原则流程。它融合了氨碱法与察安法，使碱厂与氨厂密切结合，食盐利用率达95％—98％，没有废液排出，投资和产品成本比分别建厂可大幅度降低。同年12月，中国化学会特将第十一届年会安排在永利川厂举行。通过听取报告和参观试验车间操作运行，年会对“侯氏碱法”给予高度评价，并致函在国外的侯德榜表示祝贺。这一新工艺还在1949年和1953年两次得到主管专利机关批准，获得专利证书。不幸的是，由于战争影响，条件困难，这套中试装置运转两个多月就停产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永利公司的精力转向了恢复塘沽碱厂与南京铔厂的生产，随后，又受内战影响，永利川厂的建设和“侯氏碱法”的工业化问题长期未能继续。1949年底，侯德榜受中央财经委员会和重工业部委托，率团到东北考察时，发现生产氨的大连化学厂与生产碱的远东电业曹达工厂隔墙为邻，是发展联合制碱的极好条件，当即建议两厂结合，采用这一新工艺；同时，建议在恢复大连化学厂生产的过程中，建立联合制碱的生产试验车间。他的建议得到有关各方支持，很快调集了大批技术人员，在侯德榜的指导下，开展了日产10吨的试验装置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试验；同时，在实验室进行补充试验。1952年底，试验装置投入全流程试验不久，主管部门传来苏联某专家的意见，说“氯化铵肥效有问题；苏联不以氯化铵为肥料，也不搞联合制碱，”试验被迫停了下来。迎着“一边倒”的压力，侯德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德国、朝鲜、英国、日本以及苏联和我国东北、华北使用与试用氯化铵的大量资料，证明“肥效肯定”。1957年初，侯德榜，“坚持科学真理，这是科学家的基本信念”，给化工部***组写报告，并找彭涛部长面谈，坦诚、严肃、详细陈述了对苏联专家意见的看法，以及日本已有3个氨碱厂改用类似方法生产了氯化铵。不久，彭部长告诉他：“周总理刚才来电话，说部***组的报告和你的信都收到了。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意你的意见，支持你继续把大连的试验搞下去，希望早日成功。周总理还说，你年纪大了，要多加保重。”这年下半年，试验重又展开，并进一步充实力量，随后。开展了16万吨级生产车间的设计。在侯德榜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了联合制碱流程，确定了工艺参数、设备选型等生产所需数据。其中，“改用两次碳化”，进一步稳定提高了单位含盐母液所得氯化铵与碱的产率；结晶器的研究和防腐蚀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搭伴试验的蒸汽煅烧炉，进一步提高了全流程的技术先进性。1961年，第一条8万吨级生产线建成，投入试生产。1964年，试生产达到了预定的各项指标，国家科委副主任亲临现场，主持通过了联合制碱新工艺的技术鉴定。之后，这种新工艺陆续在全国50多家工厂推广，年产纯碱和氯化铵各达百多万吨，成为我国生产纯碱和化肥的主要方法之一。
发明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
50年代中期，亿万中国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迫切需要化肥。1957年初，化工部彭涛部长提出了遍地开花办小氮肥厂的战略构想，在广大技术人员中开展了大讨论。讨论很快集中到氨加工品种选择这个关键问题。同年7月，侯德榜在大连碱厂参观食用碳酸氢铵小装置时受到了启发。他运用联合制碱新工艺的思路，进一步想出了把碳酸氢铵的生产融入合成氨生产之中的方法。合成氨生产流程中有个水洗工序，用水吸收变换气中的二氧化碳，可以使合成气净化。侯德榜设想，将水洗改成氨水洗，用合成氨车间生产的氨制成氨水代替水，吸收二氧化碳，可以在净化合成气的同时生成碳酸氢铵，使脱碳工序与氨加工车间合而为一。这种办法，既不要特殊材料，又能大幅度降低氮肥厂的投资、能耗和产品成本；搞小型装置，不仅降低了设备制造、安装及生产操作管理的难度，而且产品可就地就近使用，能减少分解损失，节省包装运输费用。这些优点可能是当前中国条件下大办化肥，实现彭涛部长构想的希望所在。他立即向彭涛部长提出建议，很快得到了部领导和广大技术人员的支持。通过进一步研讨、计算，侯德榜和有关设计人员拟定了工艺流程和设计方案。经部领导批准，决定首先利用上海化工研究院已有的合成氨车间加以改造，作为年产2000吨合成氨配8000吨碳酸氢铵的县级小氮肥厂示范试验装置。
1958年春，侯德榜率领一批技术人员到上海，与有关单位合作，进行设计、设备试制、安装及试验。在“大跃进”的热潮中，68岁的侯德榜与大家同吃同住，爬高塔，下地沟，挑灯夜战，抢时间搞设计、施工。在工作中，侯德榜高度重视工程质量与节约，对技术问题一丝不苟，每张图纸都经他校核到每一个尺寸确实无误，再签字发出。为了降低设备制造难度，使没有大型水压机的省级机械厂也能制造全套设备，能确保设备质量，能安全运转。侯德榜特别注意革新制造工艺。其中，对于采用铸钢工艺取代锻造工艺制造高压容器（包括合成塔、铜液塔、碱洗塔等）之类重大问题，他既积极，又慎重。一方面，他积极倡导，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再三组织上海机电系统的有关人员研讨落实其可行性、可靠性及其相应措施。还亲自找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德国机械专家孔歇尔教授讨论，证核无误之后，才确定进行试制和试验。对其中高压高温运转的关键设备合成塔，他还亲自参加爆破试验，确证安全可靠才同意在小氮肥厂中采用。1958年4月底，示范装置建成，“五一”节那天按计划开车试验，当天下午顺利打通了全流程，生产出了第一批碳酸氢铵化肥。接着，在化工部安排下，由部分省市采用定型设计和统一制造的成套设备，陆续建设13套县级氮肥厂试验装置，从煤、焦造气到生产出化肥，进一步试验这种新工艺的广泛适应性，积累经验，以便大面积推广。
由于各地条件不尽相同，这13套装置存在不少因地制宜的差异，试验工作十分复杂，其中，二氧化碳与氨是否平衡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影响却很大。为了防止不平衡对全流程的影响，有的厂已在流程中增加了高压水洗，回收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用以提高碳化效率，调节平衡。但这样一来，新工艺的许多优点就不存在了。侯德榜对这些试验，尤其对平衡问题抓得很紧。一面自己查阅资料，组织检测、计算、试验，一面深入各试验现场，调查研究，总结交流。他先后提出了吸氨与碳化工序影响稳产高产的主要操作条件和适宜的参数，碳酸氢铵的湿度与稳定性的关系，降低碳酸氢铵湿度的方法以及其他提高碳酸氢铵稳定性的措施等等，指导各地搞好试验。对于丹阳化肥厂狠抓二氧化碳与氨的平衡试验研究，侯德榜特别关心，曾同彭涛部长一起向江苏省化工厅主持该厂试验的陈东总工程师布置任务，提出要求；又亲自八下丹阳，与该厂一起研讨问题，总结经验，观察措施效果。这个厂在已有水洗脱碳装置的基础上，结合管理，将送人水洗塔的变换气量逐步减小，送人氨水塔的变换气量逐步增大，最后做到全部不送水洗，只送氨洗。1962年实现了全流程二氧化碳和氨的平衡，保证了高产、稳产、低能耗，这标志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的新工艺通过了技术关和经济关。之后，在全国各地进一步迅速推广这种新工艺，建厂达1000多家，而且有的厂又陆续扩建增产。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小氮肥厂的产量长期占全国氮肥总产量一半以上，为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65年，国家科委特向以侯德榜为首的3位技术负责人和4个有重大贡献的单位颁发了发明证书，给予了表彰。
传播科技知识 培育科技人才
自幼树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宏愿的侯德榜，十分热心科技知识的传播与应用，注意爱护和培育科技人才。
早在美国求学时，侯德榜就积极收集对我国发展工业有实用价值的技术。1917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至今仍有技术指导作用的《碳化矽之制造》等科技文章。对自己从事科技工作的成果和心得体会，他认真总结，勤于笔耕，力求翔实地公诸于世。于1959年出版的《制碱工学》这部巨著的前言中。侯德榜写道：“我国制碱工业获得突飞猛进之发展，工人成为国家的主人，迫切要求掌握技术。因此，塘沽永利碱厂员工将作者的英文第二版（编者按：指1942年出版的《纯碱制造》）译为中文……但作者认为英文第二版之内容，已为十数年前的资料，尤以其中多系外国资料，现应结合中国的资源情况，作重要之修订和补充……近承化学工业部领导同志以作者多病，给予休养，因得在青岛及北京小汤山两地，于休养时期历时四五个月，完成此书，以偿夙愿……若能有裨于亚、非、拉丁美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制碱工业，并促进其国家的化学工业的独立，摆脱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则更是欣幸的。”这些话，深刻地反映了侯德榜从事著述的心情。在这种心情的驱动下，毕生忙于生产建设的侯德榜，竟撰写出版了10部科技图书和70多篇论文，共250余万字。对传播技术、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和世界科技知识宝库增添了财富。
德国科学家韦勒于1855年得到第一块工业铝作的勋章；李比西对生产钾肥、尿素的贡献；康尼查罗对苯甲醇和苯甲醛、山道年的贡献；凯库勒对雷酸汞、芳香族化合物的研究；门捷列夫对周期表的贡献；莫瓦桑对氟的贡献；费舍对糖类结构、合成葡萄糖、果糖其他单糖的贡献；范霍夫对溶液、渗透压的研究用在胜产盐的德国；等等这许多科学家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国内的就是侯德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