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涌现的最大的地域商帮，称雄商界4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工商企业集团，也是最具活力的工商企业经营管理者。徽商是中国商业的一次崛起，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它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务理念，这一切都源于博大精深的徽商文化。大文豪胡适先生把徽商比喻为“徽骆驼”，把徽商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赞之为“徽骆驼”精神。
从徽商文化中，我们可以得到企业成功的启示：一是徽商的创业精神，二是徽商的创新精神，三是徽商的团结精神。徽商的创业精神表现在徽商的拼搏精神、勤俭道德、谦逊态度和诚信理念。徽商从小背井离乡，奋力拼搏，重勤俭重，自强自立，行谦让之德以营造融洽的各种关系为自身发展增强凝聚力，并且以诚信二字作为徽商创基立业的根本。徽商的创新精神在于其注重从实践中创新思路，以人为本，以制度作保证，以文化为基础，适时度势，永远进取。徽商善于利用宗族势力展开商业竞争，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从自发到自觉地联合，通过联合和结帮经营减少内部消耗，依靠群体力量壮大整体竞争势力。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团结精神正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纵览晋商、徽商乃至湖州帮的沉沦，都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而是因为浮躁、投机取巧，而且还自闭僵化，既不了解外面，也很少自我检省。浮躁是暴富之后就开始吃喝嫖赌，纸醉金迷；投机取巧就是倒卖盐引子，炒作地产。他们完成初始的资本积累后，无一不进军房地产，比如，湖州帮就是折戟在上海房地产投机狂潮里，胡雪岩所代表的徽商就是崩溃在自己的蚕丝贸易投机里。
思维僵化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暴富之后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发展！比如晋商读书的不多，徽商读书也只是热衷科举，为的只是进一步的官商勾结。甚至很大程度上，他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是暴富的，反而认为自己的致富是辛苦闯荡而来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崛起都是靠当时的重大经济政策、开放政策。实际上，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陌生，而思维僵化这一点，恰恰是中华文化最陈旧最要不得的地方。所以，你不得不承认从古至今一家企业能走多远，最终取决于战略思维能站到多高。
以此为鉴，其实只有两条出路：或是，顺应改革进入下一个政策性行业；或是，升级企业管理制度，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高度整合，告别传统的商业模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雪岩和晋商、徽商还有湖商根本不值一提，而宁波商帮和潮州商帮的战略高度反而更值得我们关注。胡雪岩只是个人的纯粹投机，不但无法引领一个行业，甚至都没法长存一个家族企业。他的财富完全来自权力腐败和荫庇。这甚至与其他同样基于权力垄断而崛起的晋商、徽商和广州帮等都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垄断正是为当时的政权提供了其必需的服务，并且正因如此才能得到政治体制上的不断维护和支持。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商帮能够长期做到顺应和主导改革，进而继续垄断这种政策性行业，特别是面对来自体制外部的强大挑战、竞争甚至侵略时，商帮大抵难逃被淘汰出局的宿命，包括晋商，徽商，湖商和广州商帮。历史都曾留给每个商帮转型的时机，然而山西票号迈向现代银行之几度难产，又无比鲜明地展现了僵化思维的痼疾。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