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之前的一定的问题，看到了一篇校长撰写的论文，关于鸡蛋能够返生的论文，而这样黄忠的文章也能够登上这样的期刊，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期刊肯定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所以说相关的学术机构就要求这篇期刊要听看整顿。
首先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常识都知道，一个东西死了以后肯定就不能复生的，尤其是对于生物来说是很难再次还原的，而对于鸡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达到还原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更为关键的是这些鸡蛋已经被水煮开煮过，它里面的整体结构已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变化，但是对于这篇论文的作者来说，他却说他可以通过意念的方式能够把这些鸡蛋再次还原，能够让这些熟鸡蛋变成生鸡蛋，这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说法，但是他却能够通过所谓的检验，文章刊登在这样的期刊上面，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样的期刊是肯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的，这个不仅仅是学术造假了，完全就是侮辱人的智商。
更为关键的是对于这样的期刊这里面还有这个非常严重的其他问题或者累积看一眼，看到了其他作者的文章，而且一些文章也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的，这就说明这类期刊在进行相应的审核的时候，完全不看期刊的内容是不是真实有效的，只不过就是把论文作者的内容直接翻译过来，根本不看实质性的内容，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期刊本身它存在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说国家就需要对这类期刊进行严格的整顿和管理。
施工为关键的是对于这类期刊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严格审查相应的几个栏目，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整体的学术水平。
你应该看一看演义前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
《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
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
《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
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
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
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
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
《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
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1.
题目：善待对手
第一段：简单说明人生路上的各种对手，并自然引出“善待对手”这个中心思想，要言简意赅，不要长篇大论，注意语言流畅自然。
第二段：举出一个善待对手的实(关羽长沙之战放黄忠，诸葛亮七放孟获等等)，并简单说明善待对手对自己有帮助道理 。 第三段：举出一个“善待对手”的反例（周瑜不善待诸葛亮最终被活活气死等），说明不善待对手对自己不利。
第四段：结合自身情况说明问题（同学们是对手也是朋友，公平竞争，一起进步），加深主题。
第五段：总结自己的中心思想，升华主题，同样要言简意赅，语言流畅。
在《三国志》中，陈寿对赵云的总体评价是：“黄忠、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欤”，而蜀书《杨戏传》中记载了杨戏对赵云的评价，其中又有“猛将之烈”四个字。很多人据此认为赵云是类似许楮、典韦之流的猛士，智力较低，只能充任护卫之职，还有的网友说“实在难以想象灌、滕之流文武双全的样子”。那么所谓“灌、滕之徒”，到底如何呢？
先说灌婴，据《史记》记载，他是刘邦手下的大将，后被封颍阴侯。他在刘邦入关以前，曾经攻阳武，破秦军于尸北，北绝河津，定南阳，入武关，战蓝田，屡立战功。而楚汉争霸之时，他更是分别在荧阳、鲁下、燕西、白马大破楚军；分别击破齐军于历下、临菑、千乘、嬴、博等地，而定齐地；后来更是在鲁北 击楚将公杲，在鲁南击薛郡长，在淮北击项声、郯公，在陈下击项籍，均大破之。而项羽垓下之败，也是灌婴的部队最终包围并斩之。刘邦称帝后，灌婴先是击破燕王臧荼，又在代击破韩王信，受命指挥燕、赵、齐、梁、楚的所有车骑。刘邦死后，灌婴又和周勃一起诛灭吕氏，保住了刘氏的江山。最后取代周勃而被任命为丞相，并最终死于此任上。
再说滕公，即夏侯婴。夏侯婴为汝阴侯，在《史记》中和灌婴同传，而位列灌婴之前。他在刘邦刚起兵时，就是重要将领，先是降胡陵，后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击章邯，攻南阳，战蓝田，夏侯婴都是统领刘邦的兵车部队猛烈进攻，并取得了胜利。后来又率领部队进攻项籍，一直追击到陈，终于彻底击败了项楚，被委以太仆的重要职务。然后以太仆的身份跟从刘邦在句注北和胡人的骑兵交战，取得了显赫的胜利。又以太仆的身份跟从刘邦在平城南和胡人的骑兵交战，屡次冲锋打破敌兵的列阵，功劳最多。后来又进攻反叛的陈豨、黥布部队，陷陈却敌，战果卓著封侯汝阴，食六千九百户。后来又废少帝，迎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后来一直任太仆，直到病逝。
有趣的是，这两个人除了战功卓著、功高位显之外，在一些小的方面其实是很有区别的。灌婴奋勇无敌，曾经数次生擒敌将，更有很多上将被其斩首，这一点是赵云比不上他的，只有黄忠可以匹敌。而若论文的方面，则黄忠却远远不及夏侯婴，只有赵云与其相类。
在《史记》中的《淮阴侯列传》中，有如下记载，“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②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就是说，韩信在还是无名小卒时，在夏侯婴手下当差，犯了死罪，而夏侯婴慧眼识珠，不仅饶了韩信，还向刘邦举荐他，然而刘邦看不出韩信的真是本领，只是看在夏侯婴的面子上，任用韩信为治粟都尉，大概是类似于把头颅借给曹操的那个仓官的角色吧。后来，韩信又认识了萧何，萧何屡次进谏，汉王才终于拜韩信为将，开创了汉家四百年的基业。这个夏侯婴，识人的本领，看来至少是和萧何在一个档次的，远远高过刘邦。
而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则记载了如下故事，更可以看出夏侯婴的性格。“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於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愿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待闲，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季布召见，谢，上拜为郎中。”就是说，朱家要为季布求情，不敢去找刘邦，先去找夏侯婴，要他“从容为上言”，而夏侯婴立刻听明白了朱家的所有意思，而且充分认识到，季布非常是个非常有号召力的人，而且极有才华，如果继续追辑季布，则季布会远遁到胡地，会给汉朝制造非常大的麻烦。于是他立刻到刘邦那里当说客，终于说服了刘邦，赦免了曾经数次差点要了刘邦姓名的季布，而季布也终于成为刘汉的股肱之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