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客家宗族的仪式文化
【摘 要】 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涉及传统记忆、文化传承,而且还涉及到对群体的归属和群体教育。尤其是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客家族群聚族而居,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在族群的生活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还蕴含着丰富与深刻的教育意义。分析和研究这些仪式,对于理解客家独特的仪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客家;宗族;仪式;教育意义
Abstract variety of ceremonial activities involves not only traditional memory,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o the ownership of the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groups. Especially for an ethnic group, the Hakka clan cluste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o form its own unique cultural system, a series of ritual activ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communities of life, some of which also contains a wealth of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se rituals, ritua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Hakka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Key words Hakka; clan; ceremony; educational
仪式,即是一套以行为方式和象征符号为要素,通过结合在一起进行表演的一种实践活动。最早有我们所知道的是原始社会人类在战争、播种、狩猎、求雨等活动中所进行的各种仪式。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涉及迷信和巫术的仪式活动逐渐消亡了,但其它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仪式活动却不断涌现,如民间的宗教、祭祀、文化仪式活动等,官方的政治、行政、教育仪式活动等,无不在时刻的告诉我们:仪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它们的影响。
客家族群是一个独特的汉族支系族群,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他们习惯于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聚居社区。江西省赣南地区的白鹭村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社区,历经八百多年,形成了一个以人口98%为独一“钟”姓的客家宗族聚集区。在这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仪式体系,其中有一项仪式笔者认为最能反应客家独特的文化以及本文所要探讨的客家宗族的仪式教育,那就是白鹭村的“祠堂仪式”。所谓“祠堂仪式”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说来,即是把祠堂作为族中一个固定的场所举行各种仪式,并且这些仪式能够给宗族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教育意义。
白鹭村“祠堂仪式”中最主要的一个仪式就是祭祖仪式,每到大年初一清晨,族中便有德高望重者带领宗族成员到总祠堂祭祖,准备好祭器,有专人置办三牲等祭祀用品。而后由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主祭,族中男女老少在主祭人的指挥下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和画像行叩拜礼,献上祭酒及三牲等果品,然后诵读祭文、鸣炮、吹唢呐、敲锣打鼓。中午祭祖仪式结束后,全体族人会餐,餐席就设在祠堂的大厅里,全族人谈笑风声,一起缅怀客家先祖,追远思源。除此外,还要在祠堂中唱三天“东河戏”(赣南客家剧种之一,由昆曲演变而来),全族男女老少一同前往观看,甚是热闹。不仅在祠堂唱“东河戏”,族里还要请戏班到村里的庙里演三天的木偶戏,这种习俗在白鹭村世代相沿。
其中第二个主要的仪式便是抢“打轿”,这是白鹭村独有一种习俗。在正月七日晚,在总祠堂里,焚香点烛,礼炮齐鸣,村中各个支房(宗族下面的各个分支,白鹭村有六个支房)派出精壮的后生,每三个房为一支队伍,分成两支队伍,各五至六人左右,分别簇拥在一个“井”字形的粗大木架两边,抓住木架,从总祠堂内开始,各队往各队方向拼命的拉。整个过程异常激烈,双方争斗的架势就像是真的红了眼的恶斗一般,个个身上都要挂彩,用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来形容都不为过。这样来来回回要持续好几十个回合,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族中各支房的族人都为自己的队伍呐喊助威,场面极其震憾。直到双方抢的精疲力尽,最后看哪一方能把“轿”拉到自己方向的才算赢家。赢得那家不仅能为自己支房带来荣誉,而且还能得到两筒麻饼的奖赏。结束后双方到祠堂开怀畅饮,又是一家人。抢“打轿”有一种说法说是白鹭村村后的山形似五虎,村中人忌讳其煞气太重,抢“打轿”意在敲山震虎。另一种说法说客家人逞勇好斗,一年一度的抢“打轿”活动可以满足族中后生的斗勇之欲,同时还能使族人团结合睦,增强宗族的凝聚力。
最后一个仪式便是在祠堂中举行的各种惩戒活动,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在白鹭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农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所以族中文风盛行,族人都好礼教,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行。因此族人待人接物都是规规矩矩,特别注重礼数和教养。但有时也有不懂事的族人会违反礼数和规矩,据笔者所了解的有大致三种情况:一是有偷盗及为非作歹者,二是不尊老爱幼者,三是没有礼数及蔑视风俗习惯者。对于第一种情况,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将其所做所为广而告之。尔后各支房及族中有头有脸的人把为非作歹者及其亲属叫到总祠堂中来,族人大多在旁围观。要其当着大家的面陈述自己的罪行,同时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为了起到警示惩戒作用,还要其脱去上衣跪在祖宗牌位前,其父亲用三根细竹条扎成一把,在其背上施行鞭刑,直至打到皮开出血。最后大家上前将其救起,鸣放鞭炮,以示族人原谅了他,望他从此改过自新,仪式结束时长辈们还郑重要求大家以后不准再议论此事,对受惩戒人需同等对待。而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惩戒仪式则轻微了些,同样是由族中长老们组织,要求受罚者跪在祠堂祖宗牌位前,忏悔反思,当着所有族人的面承认错误,保证改正错误,要全族人当其监督者和见证人。
白鹭村独特的祠堂仪式涉及到社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整个社区的健康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增强群体凝聚力,强化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宗族所举行的祭祖仪式以及抢“打轿”可以将族人周期性的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宗族群体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进一步肯定了宗族群体的存在价值,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而惩戒仪式则能让每个族人意识到人人在宗族里都是平等的,意识到宗族对于每一个族人的宽大仁慈,增强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
第二,约束成员行为,保证群体规范。
最明显的莫过于祠堂的惩戒仪式了,一些最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通过这样一种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仪式得到了传播,同时也保持了族人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族人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其生活中的各方面发挥效用,最佳程度的保证了群体规范的贯彻落实。
第三,升华成员精神境界,促进群体动员。
在这样一种集体仪式的氛围中,自我的一切,如自私、自卑、胆怯等,被大大的削弱了甚至抛弃了。就像某种宗教仪式样,引导人们对于一种美好境界的精神向往,将美好的品行和修养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努力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这一系列的仪式可以动员整个宗族的成员,同时,也就是动员了整个宗族的资源,这对于宗族想要实现公共目标是非常有利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白鹭村的祠堂仪式并不单单是几个简单的风俗习惯,整个宗族通过祠堂仪式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各种仪式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增强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强化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约束了成员行为,保证了群体规范;同时升华了成员的精神境界,促进了群体动员。由此可知,我们在接触一种文化时,要充分发掘各种群体仪式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和其所发挥的功能,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维的学科角度上去认识群体仪式对于群体和其成员的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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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影响的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诺斯和格雷夫的理论,简单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的影响,发现客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商业精神的缺失使得有效率的组织无法建立和客家经济秩序无法有效扩展。
关键词 客家文化 客家经济 影响
文化与经济表现一直是经济研究里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诺斯强调文化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影响经济绩效。格雷夫用比较制度的观点来把文化信念化,把信念内生化,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不同文化环境影响人的行为,不同行为下交易成本的不同导致了组织形态和绩效的不同。所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广东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经济表现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经过了长足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异明显扩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尤其是客家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差异尤其凸出。对客家地区的文化进行剖析是必要的,努力分析客家文化中适合经济发展的和阻止经济表现的,做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对客家地区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一、客家文化的界定和主要表现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 L.克罗伯和K. 科拉克洪这样定义文化: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 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 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 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样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 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过来,随着与当地的融合,交流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中原旧地”,为避战乱,不断地向南迁徙,曾迁徙到达安徽、江西等地,后来又从福建汀州和江西等地迁到广东粤东北部山区来。客家文化呈现的是山区文化特色。粤东北部客家地区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开发垦辟山区的历史。为求出路,客家男子苦读求功名和外出谋生,使社会生产的重担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妇女集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 爨 于一身,这是客家人一个特别之处。客家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重视功名。俗称的耕读传家。实际上重功名是自给自足下的被动选择和相应反应,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的产品大同小异,贸易带来的收益有限,所以重功名是寻求更高收益的出路之一。如果说从中原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有着很强的家国情怀和忠诚。
二、客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
格雷夫( 1994) 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1)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 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 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2)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 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 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国内学者韦森( 2003) 沿着格雷夫的思路, 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 指出中国历史上信奉的集体主义文化因子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内卷性(深层次的路径依赖) , 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决定了西方社会制度变迁外卷性( 进化演变) 的路径, 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变迁路径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增长路径。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因子是欧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基于农本文化的客家文化毫无疑问带有集体主义因子,而本着求仕的客家文化又使得客家文化中缺少商业气息。考虑到经济活动是人们之间的活动, 市场扩展则是人们交易活动范围增宽和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而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说到底只不过是市场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们的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 所以,市场参与者的商业精神和其动机 , 就成了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动因了。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分析,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 制度确实是重要的。然而, 制度的发挥是要环境的,文化及其氛围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历史学家布雷戴尔所述谜题一样,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 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客家文化的商业性缺失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格雷夫(1993)诺斯的思路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重仕使得客家组织带有严重的科层色彩,而科层毫无疑问降低了组织的效率。根据诺斯所言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有效率的组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耕读阻碍了市场的扩展和有效率组织的形成,最终带来了低效率的经济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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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6》, 中文版, 49~~65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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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韦森 ;《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东岳论丛》2004 (6).
希望这些东西对你有帮助。
内容提要:客家方言是大移民形成的最具典型性方言,它既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在各地也有明显的差异。本文尝试从语言的发展历程和传播途径分析了客家方言存在差异的原因和日渐消退的因素,得出“民族共同语的影响正在一天天扩大,方言的作用正在一天天缩小”的结论,并提示人们在方言消失之前要加以收集、整理和保存。
关键词:客家方言 特点 差异 淡化 民族共同语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社会变体,是语言分化的结果。语言分化形成方言的原因很多,但总起来看,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是语言分化从而形成方言的根本原因。我国现代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区(3),各大方言区大都以该方言流行的地区为依据确定其名称,如北方方言流行在我国北方,湘方言流行在湖南(简称湘)等等,惟有客家方言不是按地理区域命名。以广东境内的梅县话为代表,客家方言是大规模移民形成的最具典型性的方言。
“客家”是相对于“土著”而言的,“客家”是外来的。根据历史资料考证,客家人原本是中原一带的汉人,由于战乱,自东晋开始,大量中原人举家南迁,近者到达江西,远者到达福建、广东(2)。在大迁徙的过程中,客家方言流传广泛于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带。此外,湖南、四川等省区还有一些客家方言岛,台湾地区也有一些汉人说客家方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华人聚集区也在小范围内通用着客家方言。
尽管客家话的地域分布十分广泛,但语音上仍然有许多共同特点。这些特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一)、全浊去声一律念送气音(同赣语);(二)、部分次浊上声字(如马、懒)和全浊上声字(如伴、淡)念阴平;(三)、大部分地区分尖团,有合口收音M/P(同粤、闽语);(四)、中古喉音声母合口字变为唇音F及V,于粤语四邑音和部分赣语相同;(五)、大部分地区方音缺乏卷舌声母和撮口韵母;(六)、声调一般有六个;(七)、语言上具有一定特色,如什么是“么介”,表示动物性别后缀是牯等(3)。
但是,客家却是一个很特殊的民系。首先,客家方言的形成作为几次大移民的结果,这一原因必定造成客家方言内部有明显的差异。其次,据可靠的资料显示,“客家”不是一个早就出现的名词,而且更不是被广泛接受的族群标志,极可能是由于明末清初的移民浪潮而被命名的(刘、周1996)。于是,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定义“客家人”时,有一部分将“客家话”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客家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做客”。也就是说,客家话是一个极广的范畴,而这里面必定有着许多的不同(4)。此外,客家方言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分散各地的方言必定力量比集中的一种语言力量单薄。
因此,我们从日常的语言习惯中不难发现,客家话的范围正在一步一步地缩小,在广东的许多城乡地区,客家话正向更为大众通用的语言——粤语和普通话靠近。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因素。比如,由于京广铁路的开通,特别是由于抗战期间广东省政府一度内迁韶关,近半个世纪以来,韶关市区以及曲江、乐昌、仁化等县(市)的城区也逐渐通行粤方言,而一种语言的流行必然会冲击原本单一的语言。再如,为了实现民族共同语的通行,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官方语言的影响力是十分有力的,这就为地方方言的淡化提供了条件。
(二)、经济因素。经济的增长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由于交流需要,必定需要共同语言,而对于广东境内而眼,毕竟粤语占主要优势,客家话被淡化也是必然的 。
(三)、人口的流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农民大军打入城市,他们在回家的同时不仅带回了先进的生活设施,也捎回了城市人流行的语言。更重要的影响是小孩子,不少人在外出时把孩子带在身边,这些脱离了土地长大的孩子基本忘记了怎么说客家话。
(四)、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体的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广播带来了港台流行的语言,年轻人对流行的敏感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都非常强,而他们对港台语言的认可必将会削弱客家方言的势力。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说好普通话刻意让孩子脱离地方方言,有些人为了脱离几代的农民形象而刻意摈弃客家方言,还有的人是由于环境的变更而以往了原来的语言(5)。
总之,方言是语言发展过程的历史现象。人类语言产生的初期,只有不同的氏族语言,方言是后来才出现的。语言的发展、变化是通过长时期的新质要素的逐渐增加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消灭来实现的。民族共同语是我们的追求,随着社会的高度统一,方言也将逐渐消失。目前,我国的汉语状况是:民族共同语的影响正在一天天扩大,方言的作用正在一天天缩小。
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摈弃这些方言了呢?不是的,就客家话而言,它是客家文化的载体,是我国博大文化中的瑰宝之一,我们所要做的,是在这一语言消失之前,进行收集和整理,使之完整的保存下来,见证历史。
附注:(1)七大方言区分别是: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客家方言区,赣方言区。 (2)客家人迁徙的历史,学界大致接受罗香林先生的说法,分五次:第一次是东晋与隋唐之间;第二次是唐末到宋之间;第三次是宋末到明初;第四次是清康熙到乾隆年间;第五次是清乾嘉以后。 (3)关于客家话的特点,虽然各家说法稍微有所不同,但总结的论点大致是一样的。 (4)这里说的是客家话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夹杂了地方口音而显得不一致。 (5)许多人移居他乡之后如乡随俗,而他们的后代必将渐渐淡忘祖宗及长辈说的方言。
参考书目:《汉语方言学》 瞿时雨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汉语方言论集》黄家教等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 李如龙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李如龙 周日健 2003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 李如龙 商务印书馆 2003 《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 董韶克 民族出版社 2002 《杨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 李怒豪 巴蜀书社 2001 《粤北土话音韵研究》 庄初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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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毕业论文应反映出作者能够准确地掌握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对所研究的题目有一定的心得体会,论文题目的范围不宜过宽,一般选择本学科某一重要问题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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