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介绍
郑振铎(1898.12.19-1958.10.18), 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永嘉,1958年10月18日出国访问固飞机失事遇难。1918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专科学校。“五四”运动中,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声》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以后又参与成立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1921年从铁路专校毕业后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2年接替沈雁冰(茅盾)主编《小说月报》。1927年出游欧洲英法等国,1931年起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35年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一直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曾主管过图书馆工作,对文献收藏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烦注了心力,取得很大成绩,例如曾于1950年主持图书分类法座谈会,提出集体编制分类法的主张,为中国现代分类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郑振铎喜好藏书,收集图书不遗亲力。无论国内、国外,每到一地部尽力搜访。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已有藏书100多箱,计2万多册。其中大半在上海毁于战火。抗日战争前夕,他留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四处奔走,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文献。他藏书注重实用,为用而藏。所收偏重于文学著作,对诗经、楚辞、明清人文集、戏曲、弹词、宝卷、版画等图籍收集尤其齐备。经过几十年努力,藏书积至1。7万多种,近10万册。北京图书馆所编《西谛书目》可见其收藏概貌。他很重视版本考订,每收一书,必详读深究,并撰写题跋。所写题跋六部分已收入《劫中得书记》(1956)和《西谛书话》(1983)。他还亲自编写书目,有《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1937)、《西谛所藏散曲目录》(1937),以及《西谛所藏弹词目录》、《清代文集目录》(均未刊)等。他还收藏有大量书目及目录学著作,仅北京图书馆普通线装书库一处就收有他的书目500多种。在他去世后,其全部藏书已由家属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
郑振铎的散文集有《郑振铎散文选集》、《欧行日记》、《困学集》、《民族文话》、《蛰居散记》等。
其中《郑振铎散文选集》,包括《蝴蝶的文学》、《海燕》、《回过头去》、《永在的温情》、《暮影笼罩了一切》、《鸭鹅与鱼》、《最后一课》、《秋夜吟》、《悼夏丐尊先生》、《苏州赞歌》、《石湖》等,一共38篇散文。
《欧行日记》,现代日记集。是部很有特色的日记,也是很优美的散文作品。1927年5月至1928年10月,郑振铎曾赴法、英游历,进行参观访问和读书写作。从动身开始,逐日写下了“日记”,并陆续寄回上海,给高君箴阅读,使妻子了解他的游踪。
《民族文话》,收《周民族的史话》、《武王伐纣》、《奄徐与淮夷》、《穆王西征记》、《犬戎的兴起》等15篇有关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故事和传说的文章。
《蛰居散记》本集作品皆写作者蛰居于上海时之所见所闻。
扩展资料
人物轶事
郑振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时,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慷慨陈词。当时,全国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中,就有3个是福建籍。
其中,有一个叫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的犹豫和她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
人物贡献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
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郑振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郑振铎散文选集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是我国"五四"时期涌现的著名作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也是我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原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1917年夏,他考进了北京铁路管理学院。1919年"五四"运动中,成为该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从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毕业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1年与沈雁冰等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主编《小说月报》。他还先后参与编辑了《闽潮》,《新社会》,《文学旬刊》等刊物。1931年后、历任燕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致力学术研究,并主编《世界文库》。抗日战争期间留居上海,坚持进步文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物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理事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逝世。主要著作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译著有《新月集》、《飞鸟集》等。另有《郑振铎文集》。郑振铎一生不仅著述丰富,他发表的大量译作、译论在中国翻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1.郑振铎的主要译作及其影响
郑振铎的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成果颇丰,对我国文学与翻译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掌握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因而从事的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的。他一生翻译的作品可以分为三类,下面我们分类讨论他的作品。
(一)、郑振铎译介的俄国文学。郑振铎最早在二十年代开始翻译俄国小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20年到1923年间,郑振铎所推荐、翻译的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契可夫,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著名的作家作品、论文及"序文",论著等,共二十多篇(部)。由他与人合译的,《俄国戏曲集》(共学社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在"五四"时期的读者中颇具有影响。而由他翻译的《灰色马》(《小说月报》)连载)等,则反映俄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的思想倾向,引起读者的注目。他积极介绍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进步文学,为我国的新文学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郑振铎翻译的印度文学。郑振铎主要是翻译泰戈尔的诗歌以及印度古代寓言。一九二二年十月,郑振铎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翌年九月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新月集》。我国比较有系统地大量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郑振铎是最主要的译者。冰心读了郑振铎译的《飞鸟集》后,评价道:"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 郑振铎的这些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二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诗的流行,与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很有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郑振铎出版了《印度寓言》一书,共收他的译作五十五篇。他的译作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一九五八年《悼念郑振绎》一文中指出:"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 对他在印度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三)、郑振铎译介的希腊和罗马文学。郑振铎也很早就对希腊、罗马文学有所介绍了。一九二九年,出版了《恋爱的故事》。后来,又译述《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一九三五年以《希腊神话》为书名出版,篇幅为前一本书的三、四倍。解放后,他在《希腊神话》再版本中,还运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导言》中关于古代神话的著名论述来分析希腊神话,给予永久吸引力,赋予这两本译著以新的意义。
(四)、郑振铎翻译的其他作品。除了上述主要三大类翻译作品外,郑振铎另外还翻译过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德国莱辛的寓言,丹麦的民歌,高加索民间故事,以及欧洲童话《列那狐的历史》等等。体裁广泛。
总之,郑振铎的翻译活动既有全译,也有选译、节译、译述等等,对中国的新文学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2、郑振铎的翻译观
在翻译理论方面,郑振铎的贡献主要是他在二十年代的翻译理论建树和一生对翻译的提倡建议之功。作为一名诗人、散文家和知名学者,他对我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翻译见解,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他关于翻译的一些主要见解。
(一)、"文学是绝对能够翻译的"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对译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艺术风格表示怀疑,甚至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翻译,他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认为,"文学不可译"的观点本质上是狭隘的文学观念的产物,如果否认了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否认了文学的国际交流,否认了世界文学的意义。郑振铎在《译学的三个问题》中提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他还认为文学的"风格"就是文学的"表达",而"表达"可以把人类思想具有共通的东西"移植"成文字。这种对于文学可译性的论述,消除了某些译者和读者的疑虑,在当时,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翻译不仅是"媒婆"而且是"奶娘"
郑振铎认为翻译最好有两种功能:(一)、能改变中国文化传统。(二)、能引导中国人和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思想相接触。他认为,"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在《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中提出,"翻译家的责任非常重要,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受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而负这种介绍责任的,却是翻译家。"在他发表的《处女与媒婆》、《翻译与创作》、《盲目的翻译家》等文中,反对盲目的翻译,认为只有有选择的翻译才能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他反对把翻译与创作对立起来,认为翻译的作用不仅是"媒婆"而且类似于"奶娘","创作决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子百家文集",而是"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郑振铎关于翻译的目的和功能的论述,对于端正我国现代翻译的方向,无疑起了作用。这种精神对于我国当前翻译界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三)、翻译的三原则
郑振铎重视翻译的质量,在关于翻译的艺术、方法和原则上,他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了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A.F.Tytler)《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及其中的三原则:一、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二、译作的风格和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一样。三、译文必须包含原文所有的流利。关于第一条原则,他认为是翻译的第一要义,但他反对"死的,绝对的直译"。至于第二条原则,他认为应该在"忠实"(信)的前提下,把原文的风格与态度重新表现在译文里。对于第三条原则,郑振铎认为,"良好的译者应贵得于中道,忠实而不失于流利,流利而不流于放纵"。他对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一、翻译必须讲求"忠实"。二、强调贵得"中道",防止走入"死译"与"放纵"两个极端。(郑振铎《译学书三个问题》,1921)
关于严复的"信、雅、达"三字理论,他认为"直译"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达"的。假如将原文割裂以牵就译文方面的流行,虽"雅"却不足道矣。所以译文是以"信"为第一要义,但要努力使其不至于看不懂。(郑振铎,《世界文库》编例,1935)。他的这些翻译论述是十分精当的,在当时也是具有开拓性的。
(四)、对近代翻译史的评述
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严格地说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郑振铎认为,这一时期的翻译具有很大的气魄,但终归于失败。原因有五点:一、内容上妥协于中国读者的口味和伦理观。二、简单地利用外国作品作为改革的工具。三、消遣性的侦探言情小说译的很多。四、缺乏正确的文学常识。五、不忠实于原著。但是,他仍然充分肯定其影响。认为最显著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于后来的创作。二是影响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他认为清末翻译与"五四"翻译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无意识的介绍",而后者则是"有意识的介绍"。郑振铎的这些论述,为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定下了框架和基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语言的"欧化"问题
二十年代,随着外国文学翻译的日益增多,语言"欧化"问题被提到文艺理论的议事日程上来,郑振铎在《文艺丛谈》、《语体欧化之我观》等文章中,提出赞成语文体"欧化",并提出"欧化"是为求文学艺术精进的一种方法。但他反对简单的模仿,认为"欧化"要保有一个度,既"虽不象中国人向来所写的语文体,却也非中国人所看不懂的"。郑振铎关于语言"欧化"的论述,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于今天的文学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总之,郑振铎在二、三十年代在翻译方面作过一系列比较系统,完整的论述。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是有他首次提出的,具有开拓,启蒙的意义。他的论述不仅在当时起了良好作用,而且受到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不失为我国现代一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理论是我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3、郑振铎的翻译特色
综观郑振铎一生的许多翻译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些特点:
(一)、他的翻译体裁广泛,内容丰富,作了多方面的实践。他翻译了不少的作品,体裁涉及诗歌、小说、儿童文学、散文等。而且多有探索和创新。他是较早介绍俄国文学、印度文学、希腊和罗马文学的,具有开风气和补空白的意义。但因种种原因,他没有译出具有里程碑式的世界名著,这不能说是一种遗憾。
(二)、他的译作鲜明地反映了个人风格,也发挥了社会功能。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有所为",都是反映和改造人生而译。但是由于工作和斗争的紧张与急迫,有时他未及仔细修饰文字,过于直露或粗糙,使得作品的审美价值不及认识价值。但他却是不乏一些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完美结合的作品,如他所译的泰戈尔的诗集等。
(三)、他翻译的作品显示了他的学识。郑振铎不仅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学者。"五四"以后的新旧学者都很佩服他的学问。他的作品文字上平易,风格上朴素,但并不浅薄,反映了较深的功底。可以说是学者化的作家了。郁达夫说,学者一般是不大会创作的,但郑振铎的作品"却也富有着细腻的风光"。
4、结语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为我国译介了许多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许多作品具有开拓性和启蒙性。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翻译理论,为我国翻译理论增添了许多宝贵的财富。他在文学翻译方面贡献是不仅不可忽视的。
参考书目
徐酉翔,1986,《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
陈福康,1988,《回忆郑振铎》,学林出版社
陈福康,1985,《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
《郑振铎文集》,1988,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郑振铎》,1992,人民文学出版社
《翻译研究论文集》,198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翻译论集》,1984,商务印书馆
《猫》、《我们是少年》、《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等。郑振铎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文学史家。他于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曾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等多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