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诗缘情”、“诗言志”；现在有人说文学是一面“镜子”，反映社会现实，有人说文学是游戏，给人带来娱乐，也有人说文学的意义在审美，倡导为艺术的文学，而我觉得文学最重要的是它的审美功能。文学的审美功能，是指文学具有沟通文学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美感和情感需求，使人获得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实现审美理想，推动促进个性和才能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功能。文学审美功能是由文学的审美本性决定的。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文学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求而存在和发展的，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审美是文学最基本的功能。美的艺术形象又与真紧密联系。一方面，文学的审美功能实际上文学实现其他功能的中介。因此无论是认识、教育功能，还是娱乐及其他的功能，在文学中都是通过读者不同程度的审美体验才能得以实现的。另一方面，文学的审美功能又是以情感为中心的整体性概念，它是文学各种功能协调统一的重要条件。文学的审美功能不仅表现在其他各种功能在内容上都渗透和蕴含着体验的审美因素，具有审美的意义与特征，而且表现在其他各项功能都统一于审美，都要以审美为旨归。
孙犁先生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的小说自然淡雅，柔美明丽，给人以清新隽永之感。本文选择了孙犁先生创作于解放之初的小说《山地回忆》，孙犁先生的《山地回忆》创作于建国之初，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小说》中，又被选进了各种选本，引发了读者的关注和热议。《山地回忆》这篇小说集中体现了孙犁先生作品中浓郁的诗情画意，余味悠长的抒情特质，因此，又称之为“诗体小说” 。鄙人将着重从人物形象美、语言风格美、抒情三个方面分析这部作品。
一、淳朴自然的人性之美
孙犁先生说过：“虚伪和矫饰无论在生活方面或艺术方面都是不足取的, 可耻的。”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孙犁先生笔下的人物往往勤劳朴实、自然率真，既突出他们独特的形象，又将他们的精神风貌整体地展现出来，形神兼具，既让读者跨越人物外表的美，而被人物的人性之美所打动，又让读者发自内心地喜爱，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农村妇女形象是孙犁先生作品中一系列熠熠生辉的艺术形象，《山地回忆》中的主人公妞儿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女孩，她普通得连名字都没有，“妞儿”这样的称呼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女孩子的身上。然而作者在塑造妞儿这一人物形象的时候，却赋予了妞儿平凡之中的人性之美。这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农村的影子，是栩栩如生的中国农村妇女形象。
妞儿一出场就表现了她独特的性格特点。她咄咄逼人的话语、挑衅的姿态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文中的“我”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但是八路军战士与农村姑娘的初次见面并不似传统革命题材小说的情节，而是选取了一件生活中的琐事，让妞儿锋芒初露。八路军战士到上流洗脸，妞儿在下流洗菜，两人的矛盾由此激发。“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妞儿的声音里面带着严厉和敌意，一开口就让读者觉得这必定是个“刺头儿”。八路军战士愤怒了，妞儿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是，当八路军战士转身看见这样一位农村姑娘后，却心软了。——“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狮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整篇小说中对妞儿的外貌的描写只有寥寥几笔，一笔是在这里侧面写出妞儿家境的贫困，生活的艰难。同时，也表现出阜平山区整体经济条件的艰苦；另一笔是后文写到妞儿笑起来的时候，“她整齐的牙齿洁白得发亮”。八路军战士的怒气稍歇，但是妞儿却没有就此罢休，两人就“真假卫生”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当八路军战士说到物质条件艰苦，还没有打败日本鬼子的时候，妞儿的怒火才平复下来。“‘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毫无疑问，在战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妞儿这样一问，将她对和平的热切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了出来，这不但妞儿一个人的愿望，更是当时广大中国人民的愿望，而八路军战士给阜平山区的百姓们带来了希望。孙犁先生想要表达的革命意旨便在有意无意之中展现了出来。
“军民鱼水情”的意旨却不止于此，故事真正的开始是妞儿送给八路军战士的一双袜子。“光着脚打下去？”“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妞儿这样的一问，看起来很突兀，实则不然。这两句话将前面充满火药味的气氛缓解，取而代之的是妞儿对八路军战士的关爱。也让读者对妞儿的印象开始发生反转。妞儿生活在阜平山区，脾气性格自然不及城镇的淑女一般含蓄、温柔，阜平的土地赋予了妞儿活泼率真的性格，也给了她淳朴细腻的心灵。她细心地看到八路军战士的脚上没有穿袜子，经过一系列的发问过后，妞儿说：“我给你做。”八路军战士的心中一股暖流涌起，读者才恍然大悟，前面一系列发问所蕴含的意义。妞儿豪爽坦率，毫无客套的矫饰，然而读者可以看到，妞儿连她自己都穿得很单薄，更何况阜平山区这地方并不产棉，这里的百姓也不会纺线。
当八路军战士来到妞儿的家里，见到了正在烧火的妞儿和她热情的一家人。在和他们的交谈中，八路军战士感受到了这一家人的朴实与勤劳。妞儿用仅有的布料给父亲做了棉裤，剩下的本来也是留给她父亲做袜子的，但是妞儿却把这双袜子给了八路军战士，而且这双袜子还做得贴心、精巧。妞儿对八路军战士的关爱、对八路军的崇敬由此展现了出来。当读者看到了大伯关于妞儿做棉裤的描述，大娘关于妞儿纺线的介绍以及妞儿提出买织布机的要求后，妞儿心灵手巧的形象又浮现在读者的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虽然性格虽然泼辣，但是她又有另外的一面。孙犁先生在塑造妞儿这一人物形象的时候，运用了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在小说的开始，读者看到的是一位性格泼辣、脾气暴躁的妞儿，随着故事的深入，孙犁先生选取了几件生活中平凡琐碎的小事，让我们看到妞儿勤劳、质朴、热情的心灵之美。在妞儿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形象特质。从妞儿一家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百姓平凡中散发出的人性之美。孙犁先生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是乡土小说在抗战时期的延续，然而他们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家揭露农民的勾心斗角不同，往往以诗意的笔触展现抗战时期农民的乐观精神。在妞儿以及妞儿一家的身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热情、坚忍、勤劳、乐观。这真是中华民族扎根在黄土地民族精神。这一系列人物的塑造，正体现了孙犁先生的美学理想。
二、诗意般的语言风格
孙犁继承了古人的“篇中不可有冗章, 章中不可有冗句, 句中不可有冗字”的美学思想, 追求语言的简洁凝练, 同时采用白描式的叙写, 使语言具有诗意、典雅之美。《山地回忆》这篇小说的语言风格正像它的题目一般，散发着阜平山区的泥土气息，流畅自然、清新隽永。不管是整篇小说散文式的叙事语言，还是文中的人物对话，都让读者跟随作者的笔触沉迷于故事的发展中，在没有硝烟的战争年代，感受着阜平山区农民的乡情，以及平淡中的军民深情。
孙犁先生在塑造文中人物的时候，并没有用长篇杂句对妞儿以及解放军战士进行大篇幅的描写。在写妞儿的时候，只用了寥寥几笔就把妞儿的主要特征表现了出来。线条虽粗，但是却能够让读者清晰地把握妞儿这一人物轮廓。“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这一处描写让读者对妞儿有了初步的印象。“被风吹红的脸、水冻肿的手、穿着蓝色破袄裤，身上的衣服很单薄”短短几句，不但勾勒出了人物轮廓，战争年代农村生活条件艰苦的时代特征也表现了出来。“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读者无法直接感知妞儿的具体的外貌特征，但是在妞儿的笑容里，却能够感受到这个农村姑娘的单纯与乐观。虽然阜平山区的生活条件十分地艰苦，还频繁面临鬼子的扫荡，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妞儿的笑依然那么纯净，这个姑娘的精神特征便在简洁的描写中展现了出来。
《山地回忆》一文中没有对妞儿和八路军战士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然而人物的所有心理活动，都可以从他们的语言和动作中表现出来。妞儿本身是一个好不虚伪客套的姑娘，和家人以及八路军战士的相处，向来都是直来直往。故事的开始，妞儿与八路军战士的唇枪舌战，虽然激烈，但是作者并没有用过多的语言来表现这一场激烈的口角之战。故事开端写道：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 挂火 ，就也大声说：
“离了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山里人的率真和淳朴在两人的争辩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妞儿虽然出自农村，却没有俗气的腌臜话，纵然泼辣了些，但是读者却更能够感受到这个农村姑娘的活泼与乐观。从头至尾，文中人物的语言都贴近生活，毫无修饰与夸张，真实而自然。
孙犁先生在写到阜平山区的自然环境时，所用语言不多，但是读者在阅读时却能够对阜平山区农民的生活的艰苦感同身受。“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阜平一带是山区，阳光很难进入，热量就少了，天气自然就冷。“一抹阳光”简洁而凝练地将阜平一带艰苦的自然条件表现了出来。整篇小说娓娓道来，宛若行云流水，八路军战士在阜平山区的回忆像电影放映一般一幕幕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三、多重感情的抒发
孙犁先生根据自己的审美趋向选择小说的描写对象，重点放在了对人情美与人性美的展示。这使得《山地回忆》一文在注重故事叙述与人物塑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情感的抒发。无论是妞儿和山区人民对和平的渴望还是军民之间深厚的情感，都在字里行间中自然地流露了出来。
文中采用第一人称“我”，以一位八路军战士对阜平山区的回忆为主线，讲述了妞儿及妞儿一家与八路军战士之间的动人故事。小说的开头从一位农民代表身上的“蓝布褂”起笔，开始讲述八路军战士在阜平山区的所见所闻。小说重点讲述了“河边争吵”和“做袜子”两件事情，又写到了做饭、洗脸、纺线、贩枣、买织布机等生活片段，随着八路军战士对妞儿一家生活的了解和深入，人物之间的感情也愈加深厚了。妞儿对八路军战士与八路军部队充满了崇敬与期望。即使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军民仍然一条心，八路军帮助农民获得了天地，帮助他们劳动生产。农民为八路军做鞋、做军装……妞儿纺线的本领便是向先前住在家里的一位女战士学的，女战士走了，妞儿的本领也学到了，她用学到的本领帮助八路军战士，所以妞儿为八路军战士做袜子只是妞儿表达对八路军战士情感的一种方式。“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不管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今天，军民之间的情感正是如此深厚。而八路军战士给妞儿一家干活，帮助大伯贩枣、给妞儿买织布机……这些生活化的片段中深藏的是军民之间纯粹而美好的感情，作者没有直接的赞颂，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而是选取了大伯裁布让妞儿做国旗挂在家门口这样的一个情节自然而然地将这份情感升华。
一方面，孙犁先生在《山地回忆》中讴歌了战争时期的军民鱼水情，另一方面，在对淳朴民风的描写中，更包含了孙犁先生对乡土的无限眷恋与深挚的热爱。小说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小说之所以打动人心恰恰来自于作者真挚的感情。从整篇小说来看，孙犁先生无不透露出自己对阜平山区清晰的记忆。
（1）阜平山区地理环境恶劣：“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
（2）阜平山区自然资源匮乏：“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3）阜平山区生活条件艰苦：“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4）阜平山区信息交通闭塞，未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我们是真卫生，你是装卫生!你们尽笑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山地回忆》本是回忆，但是阜平山区的真实情况却让八路军战士记得很清晰，那么孙犁先生必然是真实了解阜平山区的，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深深的触动。小说中的八路军战士再一次见到大伯的时候，大伯身上的“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让他回忆起当年在阜平山区经历的所有人和事，而这时的新中国已经解放了，而阜平山区的人民的生活却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改变，八路军战士对他们充满了感激，可是当他看到眼前的情况，自己却无力改变，对他们又增加了一层深深的愧疚。而这所有的情感，既是八路军战士的情感，也是孙犁先生所有的情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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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怀宇.乡村情结·日常生活·诗化小说——谈孙犁的《山地回忆》[J].语文建设,2005(09):12-14.
怀念孙犁先生
铁凝
铁凝（1957～），河北赵县人，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中短篇小说集《哦，香雪》、《午后悬崖》，散文集《女人的白夜》等。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时局的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作集体性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比如床缝之间，或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很适合同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丢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计有《克雷洛夫寓言》，《静静的顿河》电影连环画等等，还有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在当时的我看来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的笑声”，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梳理得乌黑明亮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细看，她脸上擦着粉，两道眉毛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地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看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期，不知道这双眉因为相貌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人的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姑娘本身。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眼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祟”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约11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双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16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作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箐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讲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15000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曾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去年10月16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了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作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嚅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直至今年7月10日孙犁先生逝世，我经常想起孙犁先生在病床上高声对我说的话。
我想，我已经很久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当今中国文坛很久以来也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春天的时候，我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深深地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馨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素朴大美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45年了，在45年之后，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是少有中篇小说能够与之匹敌的。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不凡贡献，他那高尚、清明的文学品貌对几辈作家的直接影响，从未经过“炒作”，却定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的文学生活中。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四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作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薄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倘若我们读过他为《孙犁文集》所写的前言，便会真切地知道他对自己有着多少不满。因此我更愿意揣测，在他“孤傲”的背后始终埋藏着一个大家真正的谦逊。没有这份谦逊，他又怎能甘用一生的时间来苛刻地磨砺他所有的篇章呢。1981年孙犁先生赠我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
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他亦坦言他受着这些遗产的涵养。前不久我曾经有集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我看到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好画家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地果断放弃。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文章之道难道不也如此么。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在前人留给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文学遗产面前，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单薄渺小，也再一次对某些文化艺术界的“狂人”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莫名其妙的自大生出确凿的怀疑。
在我为之工作的河北省作家协会，有一座河北文学馆，馆内一张孙犁先生青年时代的照片使很多人过目不忘。那是一张他在抗战时期与战友们的合影，一群人散坐在冀中的山地上，孙犁是靠边且偏后的位置。他头戴一顶山民的毡帽，目光敏感而又温和，他热情却是腼腆地微笑着。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只同他见过四面的我，这是一个遥远的孙犁先生。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相信病床上那位盖着碎花棉被的枯瘦老人确已离我们远去，近切真实、就在眼前的，是这位头戴毡帽、有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和他的那些永远也不会颓败的篇章。
孙犁（1913年4月6日－2002年7月11日）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宣传工作，曾任《晋察冀日报》编辑。代表作：《荷花淀》，《芦花荡》，《度春荒》。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这是讲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娘，看到孙犁先生饥渴难耐，想要给他一杯水，于是冒着会被敌人拿子弹射中的危险跑到院子里去，然后从井里迅速地舀起一罐水跑进屋给他喝水。
孙犁先生曾经是这样描述的，“这水是多么甜，多么解渴。我怎么能忘记屋子里这么热心的女人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的孩子？我要喝一口水，她们差不多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扩展资料：
1913年5月11日（农历癸丑年四月初六），生于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遥城村。孙犁出生后，母亲无奶，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后煮成糊喂他。因此他幼年身体较弱，且有惊风疾。
1919年，孙犁入本村小学读完初级小学。1924年，孙犁跟随父亲到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
因孙犁就读的学校，图书丰富，故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如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中的叶圣陶、许地山等作家的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种杂志和儿童读物。
学习期间，他阅读的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26年，孙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北方一相当有名的私立学校）。
在育德中学初中部（4年）读书期间，孙犁即开始在校刊《育德月刊》发表作品，如短篇小说《孝吗?》《弃儿》，独幕剧《顿足》等。
升入高中后，他阅读了当时正在流行的社会科学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作品。
对文艺理论发生浓厚兴趣，看了不少有关的著作。
并开始写这方面的文章，如发表在《中学生》上的论文《<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孙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