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青年亚文化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摘 要：本文从青年亚文化受不同时代媒体类型变迁影响关系入手，揭示青年亚文化即便具有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但与媒体的变迁也有深刻的文化互动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不同媒介时代的青年亚文化都具有明显的各自特点，从而呈现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和多义倾向。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媒体特征;话语权;新媒体;多义性
和国外的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而生成的，它的存在与媒介文化息息相关，与大众传媒的变化与沿革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青年亚文化生命体中保留着大量的媒体特征。这些媒体特征，有大众文化生成的共性内容，也有青年亚文化发展变异产生的特质。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多重变化，媒体的存在方式不断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响着青年亚文化人群的塑形。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影响下的受众和新媒体影响下的受众，有着不仅仅是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馈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时，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和信息发布方式也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从传统的把关至上的媒体发布流程到当下随手拍随手发布的新流程，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权力革命。
也正因为媒体本身的变化转向，才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初步探讨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文化紧紧依托经济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它从阶级和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阶级和青年无产者的生活形态和阶级意识。因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批判时，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学院精英认定为“反文化”、“幻觉文化”、“堕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这种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认为是“相对普遍的富足，大众文化的发展，战前与战后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现”[2]。在人们心目中，青年亚文化人群“群魔乱舞”，是“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3]。这段表述可谓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群魔乱舞”式的享乐和行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作用，是解构文化和文化幻觉的温床。
这是早期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段，青年亚文化成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他者”，完全可以随意妖魔化的对象。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尤其是进入新的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似乎也在发生角色的变化。“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4]。青年亚文化不再作为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出现，而是问题的反映者出现，它的存在就是复杂性、矛盾性、暧昧性文化问题的本身，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文化认知上的进步。“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方面，建立在对普通文化认同中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5]同时，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
从“裂痕”到“协商”，从“文化垮掉”到“文化母体问题的揭示和解决”，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变化正是这样发生了重大转向。
二
众传媒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和社会阶级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纸媒时代，纸媒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把关的产物，更属于主流意识根植的文化场域。所以，纸媒尤其是大众报纸和大众杂志，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是“他者”的认知。在这个认知框架里，青年亚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边缘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对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掌握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介。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除了自己身体符号之外，就是不会被大众文化直接接纳的“符号体系”。在这个纸媒当道的时代，文字是权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亚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运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导话语。所以，纸媒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排斥和规训的关系。
进入以音画符号为载体的电影电视时代，对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无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画符号是直观的符号体系，而且更能直接为青年亚文化运用。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话叙事离不开亚文化的“起笔”和“奇观”，这也是文化多样化的价值探索和艺术塑形。正因为如此，亚文化与城市音像发生了广泛的交集，“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生活的真正场所”[7]，都市是亚文化展示的空间，亚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通过这样的推演，让青年亚文化人群看到了实现自我的可能。电视电影无疑放大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将这种可能性转换成合理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1.青年亚文化人群从恶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变化是，真正属于人的延伸的新媒体，被青年亚文化人群掌握了。他们来到网络世界，抛掉了大众传媒给予的一切命名，他们首先是自我命名。我们称之为“网名”，很多传媒学者称这样的行为叫“匿名”，有学者认为“网络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交流也是差异甚大”[8]。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人群而言，隐匿自我的真名实姓，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身份转移。而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这不能称之为匿名，而应该是“化名”。化名是强调个体审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护自我，青年亚文化人群更强调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所以，他们的化名，总能体现这个人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亚文化群体被诸多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所认定、确认、污名化、边缘化或者‘对待’”[9]。所以，无论是匿名，还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种努力，这是新媒体带给亚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给自己起一个或多个表达自己文化要求和审美意愿的网名，从而以这个身份在虚拟世界获得文化身份，这就是亚文化人群的文化选择。“身份不明的社区”成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亚文化人群获得话语权
如果说新媒体以媒体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赋予青年亚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文化话语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三类，首先是文化话语生产权，其次是文化话语作用权，最后是文化话语解释权。传统媒体正是以传播权、把关权、解释权的权威身份作用于我们这个社会。新媒体的不断翻新，导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这三方面不断掌握着一部分自主权。
首先，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是由专业的生产者来完成，专业的生产者并不掌握所有话语权，却掌握着优先话语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是如此。亚文化人群介入新媒体的文化生产，呈现井喷态势。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带有明显亚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的文化符号。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影响到微观影响，都显示出亚文化人群的符号生产能力和愿望[11]。
其次，传统媒体得以支撑，依靠追求平衡而展开的文化把关[12]。很多文化传媒研究者对新媒体出现的担忧，就是认为新媒体的监管难度大，而且从电子邮件到微信，似乎解决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双剑合一，监管难度不断提升[13]。青年亚文化的芜杂性和多元性，在传统媒体的把关体系中，会多层过滤，而新媒体弱化了把关，敞开式的话语生产机制，几乎是即时性的呈现。把关作为传媒生产流程的一环，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机制，而这对于亚文化个体而言，从自律到自觉地遵循外在于个体的把关机制，无疑是难事。也故如此，把关对亚文化的弱性制约，导致了亚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的蔓延。如果说，亚文化以往阶段面临的危机是无话语权的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就是泛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对文化的解释，也明显有了多义性。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受众或读者的个体完成的事情。“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6]。然而，对一则新闻、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符号、一个电影的解释，主流媒体往往要事先给出一个定义。这对接受美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掌握了可以发言的媒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阐释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权威的主流媒体解读体系和非权威的亚文化人群解读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和隔阂。
3.青年亚文化人群开始再次分解
如果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亚文化人群内部再次分解。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亚文化一词原本意指的与媒体和消费工业产品的那种约定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并导致了日常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9]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体的更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分解，它的内部发生着以年龄、性别、兴趣、文化立场、实际利益、符号价值为界限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不是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区隔标准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粉丝文化，“由于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先行实践者，他们的美学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达了公众对主导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4]。通过媒介的引导，通过粉丝文化的生成，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
三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不断更新的趋势下，青年亚文化产生的三个方面的转向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因为新媒体的存在，主流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一，青年亚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呈现混名状态。我们知道，传统大众媒体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评判标准划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众文化的特征和亚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别。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机制和亚文化的命名机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体让大众具备了传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机制。在这个新机制面前，主流大众的命名和亚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备个体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体的虚拟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快感。从网络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实名，也和化名等量齐观。所以，命名文化的内在合一导致主流大众与亚文化人群之间不但难以区别，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亚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学无术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初中占36.0%，高中、中专、技校占31.2%，大专占10.1%[5]，大学本科占10.8%。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在新媒体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被大众媒体认同。也故如此，亚文化人群的文化创意和时尚先锋性，总能被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品。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亚文化总能形成文化奇观。
第三，新媒体的出现，激发了话语的热情。当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虑话语权的获取，话语权可以通过购买通信工具、电脑或手机，就能掌握一种新的话语权。网民的意见，包括大众人群和亚文化人群的意见，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你会发现，话语走向了新的样态、新的修辞、新的语法、新的接受互动习惯、新的语义形成、新的话语权博弈格局。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态势，从而也改变了亚文化人群的话语生成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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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3年中国网民属性分析[EB/OL].[2015-02-05].
青年亚文化中的偶像崇拜
【摘 要】本文以周杰伦为例探讨青年亚文化中的青春偶像崇拜现象，认为青春偶像崇拜是一种新偶像崇拜，它是借助大众传媒操作的、以大众文化为基本模式展开的，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商业活动。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 青春偶像 偶像崇拜
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属一般发生在当代都市文化环境中、以青年为文化主题的一种非主流文化活动。青春偶像崇拜，是青年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偶像崇拜是与自我反叛意识矛盾的，但在青年亚文化运动中，正是从自我反叛运动中培养了青春偶像崇拜的社会心态。
21世纪以来的华语乐坛，出现了这样一位歌手，他的音乐红遍了大江南北，他的粉丝数量成千上万，他的言行举止成为青少年们竞相模仿的对象，甚至他的歌词会被选入考试题、成为论文的研究对象。很显然，这个人已经超出一个简单的流行歌手的范畴。如今他已出道12年，可以说他已经成为E时代的一个精神偶像，成为众多青年青春岁月的一个符号性人物，他就是周杰伦。以他为例来探讨我们这个时代青春偶像崇拜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
偶像崇拜活动自古就有，然而在传统的偶像崇拜活动中，偶像更多的处于一种虚拟的，存在于绘画、雕塑等传统造型艺术形式，具有超现实性与超生活性，通常情况下他向崇拜者表现出神圣而完满的神性光辉，而其影响方式也多为精神上与人格化对崇拜者的感化。然而青春偶像崇拜则大大不同。从更深的社会文化层面看，青年亚文化是弱势群体抵抗霸权的结果，是社会变迁和危机的症候和隐喻，是发生在符号层面的对霸权和主导文化的抵抗。
在现代社会当中，社会鼓励个人从传统规则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人，这个社会鼓励张扬个性，但却没有给渴望张扬个性的青少年们更多的支持，使这一代青年人成为不同于父母那一辈人的缺乏信仰的无依无靠的精神漂泊者与孤独者。80、90后的年轻人对传统社会的偶像与信仰嗤之以鼻，不愿被所谓的“主义”、“路线”等政治社会的教条所束缚，他们热爱自由、热爱青春、热爱享受、热爱娱乐，却缺少了支持这些新观念的精神支柱。
于是，演艺明星、粉丝文化、青春偶像等社会现象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为青少年人群中的风潮。而周杰伦作为2000年出道的一个具有强烈个性与反叛精神的歌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必然的成为了“80后”与“90后”的精神偶像。当懵懂的青少年们一方面处于青春的叛逆期，渴望打破传统与教条，张扬自我，享受青春的活力与激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社会中应试教育的枯燥与无聊，父母的管教与监督、期望与督促，这就使他们普遍有幻想与标新立异的念头。
他们去听90年代的流行音乐，无法体会其中的深情脉脉，只感到充斥于乐坛的千篇一律“情感歌曲”的无聊与媚俗。然而这时候在台湾出来这样一位年轻人，他与青少年们年龄相仿，他的音乐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充满着幻想与个性。他的歌曲很多是在当时华语乐坛还很新潮的节奏布鲁斯曲风，他的咬字模糊不清却别有一番风味，更令人欢喜的是他的音乐题材突破了传统深情的港式情歌，题材既有浪漫青春歌曲，例如《简单爱》、《晴天》、《七里香》，又有异域风情的抒情歌曲，例如《爱在西元前》、《夜曲》;既有以反映家庭、亲情为主题的歌曲，例如《爸，我回来了》、《爷爷泡的茶》、《外婆》，又有反映社会问题或具有深度思考的快节奏饶舌，例如《止战之殇》、《以父之名》、《梯田》;既有描述幻想世界的快歌，例如《半兽人》、《忍者》、《双节棍》，也有纯抒情性的钢琴伴奏的歌曲，例如《黑色幽默》、《安静》、《搁浅》。这些歌曲一经推出，立刻引发了的轰动效应，华语乐坛彻底被这个年轻人给颠覆了，它不仅凭着这些歌曲赢得无数粉丝，更引发华语乐坛的变革，掀开了华语流行音乐新的篇章。
青春偶像崇拜是一种新偶像崇拜，它是借助大众传媒操作的、以大众文化为基本模式展开的，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商业活动。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叛逆的向传统文化具有挑衅色彩与颠覆意图的非主流文化，是青少年们对社会主流文化与价值观的抵抗。新时代的青少年们渴望青春与自由，反感现实社会的压抑与教条，不满于父母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内心深处不愿意走入成人世界中的勾心斗角与追名逐利，他们渴望永远活在幻想世界的单纯与无拘无束，渴望自己个性的棱角不被世俗所磨平，所以他们的青春偶像与传统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但是当传统主流文化面对青年亚文化时符号层面的抵抗时，这些老谋深算、老练世故的商人、学者们当然有其应对的方法。他们将这种对传统的侵蚀和对神圣秩序和体制的削弱的亚文化进行收编，其方式主要有两种：意识形态收编与商业收编。
所谓意识形态收编，是指支配集团(警察、媒介、司法系统等)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对亚文化的风格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抨击，引发了社会中的“道德恐慌”，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大众传媒将亚文化风格进行了妖魔化、庸俗化和琐碎化的处理，又把亚文化风格纳入到了自己可以理解的范围内。
联系周杰伦的例子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伴随着无数青少年争相崇拜模仿的是巨大的争议与批评声，然而12年过去了，周杰伦刚出道时非主流的音乐如今却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主流的音乐，这些年间无数和周杰伦有相似特点的歌手活跃于歌坛，而周杰伦自己的音乐却没有了当初的那种颠覆性。也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也许是娱乐圈多年的浸染，如今的周杰伦早已不同于当时的周杰伦，现在的他唱歌口齿越发的清楚，中国风更是迎合了主流文化的认同，没有这一层次的转变，周杰伦只能永远当一个青春偶像而被时代淘汰，只有向主流文化靠近，他才真正能坐稳天王的位置，然而如今这一代年轻人再听他现在的歌已经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主流文化把周杰伦和我们身上的棱角逐渐磨平了，我们和自己的偶像最终还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成功收编了。
主流文化收编青年亚文化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商业收编。
当亚文化群体产生出新的、对抗性的意义方式，这些风格很快就被流行市场“收集”，以用于交易和商业开发。通过市场收编，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不再是颠覆性的，而是“被重新向支配意识形态靠拢”，亚文化风格从反叛风格变成了消费风格。当今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消费社会，而亚文化本身首先关注的也是消费层面。亚文化一方面批判商品社会的庸俗与乏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商品的载体来传递文化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将商品的剥削与亚文化的原创性划出界限来分离，亚文化崭新风格的包装与传播无可避免的要与商品的生产、包装、营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亚文化的颠覆与反叛的力量就逐渐被削弱，这就是商业的收编。周杰伦12年的音乐路程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理论。
当他刚出道时，无论形象还是作品无疑都是非主流的、颠覆性的，具有很强个性色彩与独立风格，又因为自身才华横溢加上作品符合新时代的需要，因此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追捧，非主流的音乐逐渐的引领了新的潮流变成了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娱乐圈的浸染与媒体舆论的影响，当然也有周杰伦自身选择的原因，他的音乐作品由当年的天马行空、不拘一格逐渐向商业化、主流大众化的方向变去，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
独立音乐人不依靠商业炒作即使能受到欢迎也很难长时间流行，而周杰伦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时却不得不考虑更多商业的因素，特别是当他自己当老板后，要考虑自己员工的收益，就更要向商业化的音乐迈进;同时，广告代言的增多、做音乐卖唱片不赚钱都使得这个当年一心躲在录音棚里写歌的音乐奇才开始一步步远离音乐人这个身份，开始向一个娱乐明星、电影明星、广告宠儿的身份转变。周杰伦对音乐的热爱终究抵不过大众传媒、主流文化、商业文化的侵蚀，他现在的专辑歌曲俨然已经没有以前的创造力与革新力，变得更加的口水化与主流化，曾经一张专辑首首主打的音乐天才如今只能偶尔写出那么一两首好歌了。
而他的歌迷们也长大了，从单纯的学生时代走向复杂、世俗的社会，他们不会再为哪个明星偶像而疯狂，生活上的压力使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计，青年们曾经的叛逆也被时间和现实社会所改变，他们最终还是得面对现实，走上工作岗位，曾经的青年亚文化主体们最后还是拼命忙着挣钱，过着不同于理想世界的世俗化商业化的生活。
当曾经的青春偶像与青年们逐渐成长与成熟，青年亚文化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被主流文化所同化，而成长后这些青年人们最终会变成社会的主流人士，当他们的下一代又有了新的亚文化和新的叛逆的青春偶像时，他们也会无法接受，这就是年龄代沟的形成。对于青春偶像崇拜，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来认识它，青春偶像崇拜是当代文化生活基本矛盾的产物，它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基础，有必然产生并存在下去的道理。成年人不必过分担忧亚文化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青少年也不能沉迷于追星等活动中荒废学业。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段时光是人一辈子最美好的与最难忘的回忆，而一个人青春时期的偶像、青春回忆的符号，比如周杰伦，他的音乐是一代人青春岁月的一个重要符号，这样一位文化偶像，虽然无法超越时代也没办法避免被取代的命运，但是他却必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被人们所记住。当80、90后人到中年时，还是会想起和怀念年轻时哼唱的那些歌曲以及追过的那些偶像，那时流行便成为了经典。
参考文献
①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②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摘要」青年群体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消费群体，这使青年文化的精神特质极具时代性，大众文化的发展走势影响着青年文化的嬗变，从文革后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解体到当代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建构，青年文化经历了从解构走向整合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深受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对旧的政治化意识形态起到解构的作用，而当代的青年文化则依靠大众文化特有的整合力成为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承载者，具有理性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双重特征，构成了当今时代精神的主流。 「关键词」大众文化，青年文化，解构，整合 一 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①所谓青年文化是“青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由其特殊的行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独特价值判断、人格倾向、审美情趣及思考方法的概括。”②青年群体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受众对象，因此大众文化的特质势必影响青年文化的变迁轨迹。 二 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总是相对于成人主流文化而言，八十年代之前，青年文化只是成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体制文化的复制品。在改革开放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所驱动的青年发展和青年运动，在社会领导层严重老化的背景下，青年文化凸显出与成人社会主导文化规范相冲突的明显的异质特征。八十年代的主流文化基本上是在严肃文化的层面上定位的：批判和反思、引进和创新、价值重估和文化重建。因此八十年代的青年亚文化虽不再追求仿效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文化，但仍有所师承，与第三代人的特质一脉相承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社会和政治关怀成为当时青年文化的明显特征。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大众文化在中国大陆的登陆，完全独立于主流文化的青年文化的异质化特征渐露端倪。青年文化与成人主流文化的离异，是与大众文化的解构性的文化品格所分不开的。而大众文化的登场则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展开一脉相承。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和反逻各斯主义，超越和否定是其基本意旨，消解和解构传统是后现代主义首要而基本的文化功能，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主张极大的启蒙和开掘了人们的批判精神，诱发了价值重建的主体性冲动，这成为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不断的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它尽力扩张，寻觅各种经验不受限制，遍地掘发。”③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正是大众文化现象，对个体经验的无限度扩张显示了文化本身的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一切传统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被个体的心理、意志、激情、欲求所刷新。大众文化的平民化、世俗化、个体化一方面使大众文化缺乏理性和深度，另一方面又使大众文化具有文化平等和解构权威的进步意义。 八十年代末，在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之后，全社会都感到了改革的阵痛和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失落，混乱无序迷惘的浮嚣，知识尊严失落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严重流失，为大众文化的出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大众文化的霸权势力和征服意义，使众多的知识分子苦心经营起来的自认为日臻完善的知识体系日渐坍塌，具有反叛与消解意味的大众文化如潮水般吞噬消解着以人文精神为价值目标的精英文化和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生活于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而且文革也只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朦胧的童年式的印痕，他们天生具有历史记忆的缺失，而改革开放后潮水般一涌而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快餐和流行艺术成为他们最直接的精神食粮，这使青年文化中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失效，青年文化发生巨大的转型。而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在反叛传统的同时，也没有新的理想归属和寄托，处于价值真空的年青一代在同一生存境遇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崔建、王朔、汪国真等成为此时期青年文化的代表。在文化和价值的断裂失去以往真切的理想和信念后，青年群体已迷失了生存意义，但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崔建感受着虚无却不甘虚无，竭力执着的寻找，但是在失去真切的信念后，这种寻找成为一种无休止的流浪。“多少次这样不停的走，可多少次这样一天到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而作为大众文化“顽主”的王朔在传统价值体系失效后，则抱着一种反讽的态度对纯文化、精英文化进行恶作剧式的颠覆。正如同崔建的意义不在于他所表现的反叛与宣泄，而在于他所表达的不甘虚无的理想主义冲动。王朔的意义不在于他“游戏人生”的态度，而在于他对传统的消解，在于他对“既往神圣”的反叛。不同于崔建的苦苦追寻，也不同于王朔的玩世不恭的嘲讽，汪国真则以他所特有的轻飘飘的词汇为青年提供一种甜腻腻的抚慰，以小布尔乔亚式的矫情驱赶价值失效后的痛苦与空虚。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场，启蒙意旨的作品不仅与激进的启蒙立场无关，而且也缓解了文化市场商品稀缺的紧张。同时，自八十年代以来，激进的创新运动一直在亢奋中进行。传统的文化制品中断了生产，需求在集聚中膨胀，人们无法忍受“无根”“悬浮”的状态，迫切需要一种心理慰藉。于是，在有效需求市场规则的操纵下，一举导致了怀旧文化的成功。大众传媒不失时机的制作了“怀旧”和“归根”的形象，一种是从空间上归，即家国之恋和乡愁，一种是从时间上归，即童年和历史的回忆与怀旧。正是在充满裂隙、混乱、错位的时空语境中，九○年代中国都市涌动其一股浓重的怀旧和乡愁情调。“跨世纪”的希望与世纪末的彷徨交错杂揉，统统被包装成诱人的商品，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青年文化中“精神家园”“人文精神”一度再成为时髦语汇，青年群体把乡愁寄托于精心制作的乌托邦，青年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性“恋旧”则是“毛泽东热”的兴起。此时，“毛泽东”成为一个具有浓厚主观色彩意蕴丰富的文化载体，青年群体对毛泽东的崇拜不同于政治化意识形态下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再度成为青年群体的精神偶像只是给青年群体制造一种“归家”的抚慰。“毛泽东”作为形象成为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品，青年群体只不过构造了一种“拟历史”的时尚完成了一次精神消费。对于此时期青年文化的嬗变，必须联系宏观的时空境域才看的更为真切。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在短短十几年走过西方人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聚变共时并存于当代中国，使人们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冲击、震荡与裂变。一方面，对进步史观、现代性、工业化的热烈拥抱已经构成独特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铺天盖地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面前，又总是感到内心深处的隐隐作痛，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及后现代思潮暗合。在这两种时空维度的冲突与撕扯中，人们无奈向尘封的记忆寻找安抚，将这种非自觉的文化心理反抗加以合法化，制成一种万能膏药，贴在现代化造成裂痕的与伤口上。 九十年代以后，新生代艺术家为迎合大众口味，逐渐以流行文化来为自身定位，新生代的文化产品直接决定了青年文化的特质，使新生代人从第三代人的文化中分化出来，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征，形成一场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到文化范式的全面反叛。青年群体从对社会的历史的共同经验的关注转为具体的个体的独特经历和生命经验的关注，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开辟与之隔离的另一个话语系统和文化空间，使青年文化从政治的道德的理念的负载之下解放出来。青年文化在解放自身的同时，也造成了青年群体在传统意识形态下所建立起来的完整时空观的破碎，传统意识形态下建立的价值体系失效，终极意义上的关怀与信仰缺失。对真理追求的热忱、对超越的渴望和对传统的反叛共生于青年文化中，青年群体在此时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呼喊，尼采哲学在青年群体中的一度流行使自我反叛成为可能，而虚无也开始逼近，以虚无主义的态度、非理性主义的方式来追求超越，结果往往是从超越走向世俗。“青年从毛严峻政策中获得自由后，正走向强烈的消费主义文化。在所有的代际差别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在穿着上，无论青年男女都热情的加入到‘形象革命’中，从年轻女性和保守的老年女性之间反差最大。”④从严肃的主流文化中解放出来的中国青年走向了崇尚形象与时尚的消费主义文化。“追星”成为青年文化的流行时尚，以对大众文化明星的崇拜填补终极关怀的缺失，以寻求暂时的慰藉。同时，弘扬个性也成为青年文化的主旋律。“另类”成为青年文化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另类作为一种时尚，或标榜精神上的特立独行，或鼓吹风格上的与众不同，或追逐个性上的唯我仅有。总之，另类体现出极强的自我意识，这实际上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青年为摆脱茫茫人海中的孤独而对异质化表现的渴望，为摆脱现代都市中的孤独，把一些看得并不多么顺眼的东西标上“非我族类”的标签，从而把自己安全地投靠进潮流的大部队里，在寻找到一种得以安身的“归属感”之后，又蠢蠢欲动起来，开始觉得做另类是那么地有性格，那么地引人注目，那么地不平淡，他们便开始摆脱“这类”而加入“另类”。同时，奉流行文化为时尚的青年群体，在流行文化的浸淫之下，又开始按照流行文化的标准来设计自我，在人群中展示他们或怀旧，或忧郁的个人气质，并把自己标为“另类”。殊不知，这种对个性的追求实际上付出了“从众”的代价，这种对旧规则的反叛实际上是对新标准的顺从，这应验了思想家阿多诺提出的“伪个性”，在这里，另类的流行变成了一个悖论。当另类以精神层面上的特立独行博得另类之名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夜之间人人都看似和自己成了同志，曾经的坚定和犹豫、选择和背叛都变作一个轻松的玩笑。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一个强大的民族往往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尊严,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使这个民族焕发出强烈的创造力.使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表现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可以反过来助推硬实力的提升，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高国家形象，促进人得全面发展，文化代表着国家身份和民族形象。青年学生做完大学生，我们应当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抓住难得机遇，义不容辞地挑起振兴中华的重担。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我们要做到:
1、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2、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深刻挖掘民族文化的精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自觉实现民族文化与现代化和谐对接；
3、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异质文明成果，应尊重并吸收那些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所认同的文明准则、价值观与理想信仰，将他们作为建构新价值共识的重要资源，从而既顺应全球化得时代潮流，又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各民族通过文化碰撞与融合，构建和谐而又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体系；
4、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然途径，识文化软实力的物化和有效载体；
5、提高文化创新能力，不断推进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以及传播方式的创新，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时代在召唤年轻人去坚定地履行新的历史使命。大学生是青年中有较多机会接受现代知识教育的一部人人，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广大青年学生在受益的同时，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者，应当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任的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抓住难得机遇，义不容辞地挑起振兴中华文化、迎接新挑战的重担，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文化强国梦想做出贡献。
2大学生如何做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文化强国”的观念，这不仅对每一个中国企业，对我们大学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示。其中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观念也被非常郑重地提出。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想体系中，有关文化意识的思想已经完全确定下来。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面对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环境，以及自身更大的文化发展要求，已经具备了非常清晰的历史、文化意识。我们要以符合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方式，对这样的文化大势做出更完好的回应。
大学生作为社会上最富有朝气、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往往影响着社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求当代大学生要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还要不断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关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被非常清晰并更加强调地表述为：“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文化自觉的概念最早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首次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势必发展，而提出了解决人与人关系的方法。费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联合在一起的，是充分理解了自己的文化后产生的发自内心的信仰，如同一个人的自信心处处体现，深入骨髓，没有理由。自鸦片战争后，外来文化借助武力强势进入中国，既带给中华民族深重的精神苦痛，也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在痛苦的民族屈辱和全新的文化学习机会相互缠绕和复杂矛盾的交织之间，中华民族获得了巨大的新的发展动力和文化“扩容”机遇。中国文化也在近代以来的巨大的外力推动中，又一次来到了历史转型的路口。特别是在经历了争取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艰苦奋争取得胜利后，中国的当代文化更是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今天迅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已经更为清晰地感受到了全球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更大的激励和发展推动力。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因为我们更愿意视这样的挑战为重大的发展机遇。但是因为互联网等的发展，我们接触外界的渠道更多也更宽，我们对外界的了解越多，尤其在看到国外先进的生产力之后，对自己了解更少了，也更难看清局势了。
作为大学生中的一名，我看到周围的同学们更多的是迷茫，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虽然都学习西方追求民主与自由，追求个性，但是大多数做得只是表面功夫，有时人云亦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绝大多数都是在高中课堂和高中课本上学来的。而据统计高校的图书馆借阅榜上的借阅最多的也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或者现在，在各种电视剧热播时，也是这些剧本的借阅数量最多。
并不是借阅量可以代表大学生的文化取向，但我相信书是提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正如费先生所说，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外来文化同样如此。在了解了国内外文化，古今文化，结合中国目前的国情和对祖国未来的期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要找准方向，提高自身的文化自觉，坚持自我觉醒和自我创造，形成自身广阔的文化境界、深刻的文化反思、充分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与精神状态。
大学生提升文化自觉于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问过很多同年人，他们很多都胸怀抱负却无处施展，亦觉得无力施展。有人谈起，如今社会上普遍显得十分浮躁，急功近利，自己想静下来读一本好书，却发现做不到，是根本无法静心。
也许是过于强调GDP的增长，我们许久以来忽略了文化教育。我们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也许已和世界大国相差不多，但是谈到让人民的文化教养，我们也许还是有一些差距。面对如今的局面，看到国家也意识到文化、信仰的重要，作为祖国的未来的我们，在这个转折点，我们应该看清自己的位置，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实现文化强国。这要求大学生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多读书，多实践，多思考。从小事锻炼自己，从日常的行为中培养出自己的高尚人格。也在社会，家长，老师的帮助下不断修正自己，才能不断进步。要有“自知之明”，努力培养自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