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了。1972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一件铁刃铜钺。这件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铸以铁质的钺刃，刃部经科学鉴定，证明为经过锻打的铁。这铁不是人工冶炼的，而是来自陨铁(陨星炸裂坠于地面的陨石中，有含铁质较多或是纯铁的叫陨铁)，因当时尚不知人工炼铁，所以陨铁的使用在社会生产上没有实际意义。
从出土文物看，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吴国墓、湖南常德德山楚国墓、长沙楚墓，还有山西侯马北西庄遗址等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计有铁块、铁条、铁削、铁(qiāng，古代的一种斧子)、铁(bó，锄田去草的农具)、铁、铁铧、钢剑等。这些铁器，有的是用块炼法炼出的熟铁锻造的，有的是用生铁铸造的。根据地下发掘，结合文献记载，春秋时期铁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使用。当时一些铜制工具(如铜锄、铜铲等)和大量用木石骨蚌等原料所制农具都还在生产领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铁器的使用在春秋时期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它却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解放以来，北起辽宁，南至广东，东至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广大地区的战国中期遗址，都有铁器出土，而且种类多，数量大。在河南辉县战国魏墓中，出土58件铁农具，有犁铧、、锄、锸、镰、斧等，其中两个“∨”形的犁铧，虽还没有翻土镜面的装置，但已能起破土划沟的作用。课本上的《战国时代的铁制农具》即为辉县出土的铁器。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这就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人类进化的历史说明，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革。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到铜器时代、手推磨时代，以及后来的机器工业时代和现在的电子信息时代，无一不是如此。而且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变革的间隙越来越短，强度越来越大，而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类走向完美，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的变革，使得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从过去的纯体力劳动中慢慢的解脱出来，逐步体会到思想、知识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而优胜劣汰的生存规则，进一步让人往更完美的方向发展。
春秋时期与牛耕一起推动农业发展的生产工具是：（铁农具）
【要点】：
铁器的应用------我国农业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
牛耕的应用------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
【参考文献】：
在文献中有记载，在一些墓葬和敦煌、榆林石窟的众多的壁画“牛耕图”中，对春秋时期铁农具的广泛应用都有反映。
其中多数为二牛抬杠，用长单直辕犁；少数用一牛耕田，犁有双长直辕，亦有短曲辕。犁均为铁制，多使用犁壁（鐴土）。这时在江南地区也推广牛耕，并使用曲辕犁。
（唐）陆龟蒙《耒耜经》中详细记载了江东（今江南）所用曲辕犁的结构和使用功效。曲辕犁比直辕犁轻巧，犁辕上躬，便于深耕；牵引点低，犁架平稳；犁辕缩短，回转方便。这是古代步犁中最先进的类型。惟当时使用此种犁者极少，以用二牛抬杠者为最多。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这时边疆地区也在推广铁犁牛耕。
一
人类的历史是从使用工具开始的；工具的使用，使人类正式脱离了动物的行列，走出了蒙昧的荒原。农业的历史是从农具作用于农事活动开始的。农业开始之前人类经历了将近二百万年的采集和鱼猎时期，虽然这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使用工具，但是这些工具还不能称为农具。自然生态被人们有目的地给予加工才出现了农业，用于对农业加工的工具才是农具。可见从工具到农具，人类的祖先是经过了将近二百万年的艰苦探索才学会的，农具的得来是何等的不容易。有了农具也就有了农业，农业和农具同时诞生于人类社会，是谁也离不了谁的一对孪生兄弟。
农业和农具的诞生，结束了人类向社会索取，开始了人类向社会贡献的新时代。
随着社会的变迁，农业生产发展了，农具也相应有了进步；农具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历来各行各业都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以农具的发展水平表现出来。围绕着农具的发明、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的技术和科学及研究技术和科学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整个国计民生都与农业、农具有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国从石器时代起即是以农业生产经济为基础的国度，历代社会制度，无不与农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农业生产工具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引起经济条件的新变化，经济条件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演变。这就是农业生产及农具的发展对社会制度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
中国自古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国，己有逾万年的农业文明史；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农业发源地之一。中国的农业科技有着雄厚的基础；中国的农业文化有着丰实的底蕴。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炎黄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及两河文化、古印度文化、玛雅文化等，都处在相同或相近的发展水平线上，而唯有炎黄文化演进为中华文化而存续至今，从未中断。原因固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炎黄文化一直值根于无烟的、绿色的、体量庞大的、有着丰厚而先进的科技含量的农业文化（包括农具文化）之中；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华夏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提供了共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思想文化选择。中国的农业养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群体，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经济成就，走过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道路。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精彩之处、独特之处，也是今天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根基所在。
从本质上讲，农具是人类为了生存和不断改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为改善农业生产面貌的产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一个缩影。所以包括在生产工具中的农具，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是整个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农具既然是人工制造物，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技术，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具的制作、使用、废弃等等，也同样凝聚着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都被打上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烙印。
农业是百业之源。农业是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之后一刻也不能或缺的行业。其他许多行业，都有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暂时或永久的消失，但是农业却不能。农业不但过去要有，现在要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没有。而农具是农业的胞兄胞弟，没有农业就没有农具；而没有农具也就没有农业。所以说，人类所走过的历史进程，是踏着农业的脚步开始的；是踏着农业和由农业分化出来的各行各业足迹不断前进的。而农业的发生、发展又是与农具的发生、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研究人类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农具发展的历史。
农具的历史是国史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没有农具史的国史是难以想象的。农具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折射出了中华儿女历来所具有的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敢于创造、善于革新的伟大品质和优良传统。研究农具史不但可以使这些美德得以继承和发杨光大，还有助于提高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中找到农业机械的科学发展规律；从中找到今天发展农业机械的借鉴，从而促进当代农机事业的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研究中国农具的历史，就是要还原中国农具发展历史的真面目，让人们正确的对待历史；正确的对待中国传统农具的历史。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从历史前进的足迹中，找到我们的经验和不足；找到我们从先进变后进的原因和教训，为今后中国农业机械的发展提供借鉴。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为中国通史及相应学科提供更加丰富、准确、真实的、有关农具发展方面的历史资料……。
把历史的真实再现给世人，这就是历史工作者，包括农具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致此，我们不尽又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文明应该是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传统的习惯说法：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据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文字的发明和城市的出现等。这种根据叫人实在觉得不近情理。城市建设的不论如何发达；文字的应用不论多么精彩，但是如果没有农业人能活吗？没有活着的人哪来发达的城市、精彩的文字？如前所述，中国已有逾万年的农业文明史，这已是不争是实。农业文明的到来应该是决定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什么出现文字或城市为标准，因为人的第一需要是吃饭、是农业。不管城市建的多美，文字多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类生存问题。逾万年的农业文明持续不断，绵延自今。农业文明是其他文明的基石，其他各种文明几乎都是由农业文明派生出来的。夏商周之后的农业文明理所当然的是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夏商周之前的农业文明就被排斥在中华文明之外呢！传统农具镰刀的历史已超过万年，在这万年之中，镰刀一直是"种、管、收"农业三大工程之一的"收"割工程的主要农具，直到建国前后，仍在农业收割中唱主角。难道由镰刀开创的农业文明不算中华文明吗？己有逾万年历史的稻作文化，难道也不算中华文明吗？
三
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资料，自古就比较贫乏，中国古文献浩如烟海，而在这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有关农具的史料却又寥若晨星，许多资料只能从与农具毫不相干的文史资料中像大海捞针似的寻找、判断、借鉴、参考。（对此我的《中国农具发展史引语总录》[数约1500余条]可为证明。也是一套为后人铺路搭桥重要资料，可惜无处出版或发表，只能刊发在我的有限的几本《中国农具发展史补遗》中）。在中国古文献中，几乎见不到专门记述农具的书籍，直到唐代，才由一位诗人陆龟蒙，作为业余爱好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专讲农具的书《耒耜经》，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但其主要内容，也仅仅只是论说了一种曲辕犁。又经过好几百年，元朝王祯编撰的《王祯农书》才对中国传统农具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介绍。然而却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部空前绝后的论述农具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列入农书的作品虽然成百上千，然而真正论及农具者却寥寥无几，就连在这之后的两部大型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中，虽然论说农具占了很大篇幅，却基本上都是《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的翻版，没有多少新的创意。清朝末年，在一批时代激进人物探索中国如何摆脱贫穷落后的思潮中，为了在刚刚开办的一些学校中传授农具方面的知识，顾复写了中国第一部教材式的农具专著《农具学》，成为我国学者独立撰写农机著作的开山之作； 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唐志才著《改良农器法》，实际上是在引进欧美农机具的同时，如何提高我国传统农器的省力和高效能力，如何在改良、改革的基础上，独立研制新式农机具作一些试探和设想。但都非史学作品。
建国前后，对农具史的研究，虽然不能说是一片空白，却也是凤毛麟角。刘仙洲先生曾组织过系统收集有关古代农业机械的资料，并组织编写了《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1963年）刘仙洲先生发表了他的专著《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才算推开了研究中国农具史的这扇大门。然而就是这部专著也还是纲领式的，还缺乏详细的考证与论说。更重要的是继承之势仍是相当的薄弱，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既没有这方面的机构，也没有这方面的课题，更没有发表农具史著作的园地。中国农科院和几个大专院校虽然相继成立了农史研究室，但也是几经起伏，举步维艰，很少有人力和财力从事农具史的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伴随着建国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物考古工作的相应发展，虽然出土了一批与农具有关的文物，却只是散见于各发掘报告之中，既缺乏系统整理，更缺乏认真分析、对比和研究。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以中国农科院农业遗产研究室为代表的几个主要的农史研究机构，得到加强和充实，《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相继创刊，使农具史的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的阵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型学术刊物《农业考古》的创刊，把农具史的研究推向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对此笔者曾写成《十年回顾》、《考古论今又五年》及《更上一层楼》三篇文章对其中农具史的研究作了综合评述。二十几年来，出版了犁播的《中国农具发展简史》，张春辉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补编）》以及章楷的《中国古代农机具》，笔者的《农具史话》和《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还有以《中国农业科技史稿》为代表的一大批农学专著，也都或多或少的讲到了有关农具的内容。尤其是陈文华先生的《中国农业科技史图谱》和《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系统的整理了历年来发掘的农具文物，这些都极大的丰富了农具史研究的资料来源，为编写《中国农具史》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但这毕竟还只是一个基础，如何把零散的资料系统整理起来；如何把上万年的农具发展的脉络梳理出来；如何把各种农具、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重要农具起源发展的途经寻找出来；如何把有关农具研究的各种学术观点充分展示出来；如何把各种分歧统一起来；如何把农具技术发展的总体面貌反应出来；如何把农具发展的技术思想提炼出来……这还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难题。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拼搏，到目前为止总算有了中国农具历史的基础读物，例如拙作《中国农具发展史》等，但还只能是“基础”，许多细节问题还都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农具用字的形音意的发展演变；农具“同物异名”、“同名异物”， “一物多名”、“多物一名”的辨别；只知其名不知其物的农具的探索；只知道定型后的农具，不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更不知道它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等等等等，还都等待着深入的考察研究。
另外，当前研究农具史的主要依据：一是文献资料，二是考古及文物。这就明显存有不足之处：第一是，文献资料特别是古文献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社会上实际存在的农具要比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多，古今从来如此，虽然依据一些有关调查作了一定补充，但因为缺乏全国性的古农具普查，因此还会有许多社会上存在的传统农具不能写进来；特别是古代已经失传而文献中又缺乏记载的传统农具，更成了农具史上的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漏。第二是，考古及文物都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我们看到的只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已经发现的，还有多少没有发现，今后还会发现什么，谁也无法断定，所以现在的某些结论，很可能被今后新的考古及文物的发现所否定。第三是，不论文献资料还是考古文物大都缺乏对农具自身结构的记述，要部分的弥补这个缺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对现存传统古农具进行抢救性的全面调查和实物测绘，对此虽然已有人作了一些工作，但因为其面广量大，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要把这些内容写入“农具史”，还需要花相当的功夫；没有国家的立项和投入恐怕是很难完成的。第四是对农具出土文物的重新鉴定也是农具史研究中应该作而又十分难作的巨大工程，这些文物很可能有许多原始鉴定就不准确或不正确，当前的农具史专著中收入这些农具时只就现实论现实。这肯定也是一大缺憾和今后需要继续补救之处。
四
在口语中 “农具”和“农业机械”，这两个词的界限是很模糊的。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大概也是如此。
很显然，“农具”就是“农业生产劳动所用工具”的简称。那么什么是“工具”呢？工具的本义，是指的人们从事劳动生产和从事社会活动所使用的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它是个广义词，它可以是泛指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时所使用的、对劳动对象产生作用的器具。古代手工业常用的斧、锯、凿等是工具；古代农业常用的犁、耙、锄等是工具；近代工业常用的车床、刨床、车刀等也是工具；近代农业常用的收割机、圆盘耙也是工具。很显然，收割机、圆盘耙、车床、刨床、斧、锯、犁、耙等也都可以称为机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工具”和“机械”界限是非常模糊的。这些工具都是社会上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是有形的。但工具还有一个引伸义，即指人们从事意识活动所需要的东西，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这些东西可以是具体的、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抽象的，如“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就是指的抽象的东西。“农业生产劳动所用工具”当然不会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所应用的实物。
“农业生产劳动工具”一词，是由“工具”、“生产劳动”和“农业”三个部分组成。
“劳动生产工具”一词，则将“工具”限定在“生产劳动”这个范畴之内，就不再包括“语言”这类抽象的工具。而“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一词，则又将这种具体的工具限定在从事“农业劳动生产”这个范畴，即只有“农业劳动生产”这个范畴使用的具体工具，才能算是“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但是，劳动生产工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它应该是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用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具体器物。劳动生产工具是置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农业劳动生产工具则是农业劳动者－－农民和农业劳动生产对象－－土地或农作物之间，并对土地或农作物进行加工的具体器物。所以诸如锄、镰、犁、耙等都是非常明确的农具，因为使用它从事劳动生产的是农民，劳动生产的对象是农作物或土地。
“农业机械”的含义是什么，这还得从“机械”的含义说起。
“机械”也有具体和抽象双重含义。具体的含义实际上也是指一定的器物。对于“机械”具体是指的什么器物，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确切的定义。《辞海》说①机械是“机器、机构等的泛称；②犹言巧诈；③呆板、不灵活。”①是具体含义，②、③是抽象含义。有人解释：机械是只能按规定程序运作的工具，即“机械”仍然属于“工具”范畴。对于“农业机械”，刘先洲先生在他的《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中是这样解释的：“在我国历史文献上，对于这一类工具，有时叫做田器，有时叫做农具，有时叫做农器。若就机械的定义说，任何一种工具，无论简单到什么程度，当使用它工作的时候，都是一种机械。所以在本书里，一般都叫它们作农业机械。”按照这段解释，就是说我国古代的传统农具，不论它们的结构多么简单，都可以称之为农业机械。由此也可以得出相反的推论：所有农业机械，不论复杂到什么程度，也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也都可以称之为“农具”。又由于在文献和口语中有一种习惯，多把古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称为“农具”，而把近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称为“农业机械”；把有动力机械带动的器物称为农业机械，如播种机、收割机等。把用人工或畜力带动的器物称为农具，如锄、镰、铲、耧等。
五
中国农具的发展也和中国农业的发展一样，它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它自身的连续性。而且农具的连续性比农业的连续性表现的更显明。既使农艺出现某些重大突破，农具却并不因此随即改变。例如播种工艺从古到今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播种工具耧车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具发展的连续性还表现在，很少受外部条件的干扰，大的政治、军事变故，可以促进或延缓农具发展的进程，却很少打断农具发展的自身程序。历次的改朝换代，差不多都有一个促进农具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却都是在上一代基础上的延续，从没有出现过跳跃式的变化。就是在建国后，中国的传统农具虽然屡屡受到国外引进农机的冲击，但当失去外力干扰之后，传统农具仍顽强的回到它自身的发展道路上来，依照它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所以中国传统农具发展的历史，从整体上讲，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农具的整体发展的历史规律；从具体上讲，更明显的表现出每种或每类农具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
六
由于原始农具距离我们太遥远，又没有直接的文字和图形资料，因而在研究原始农具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不是农具本身的问题，而是后代人的认识问题。由于认识问题的不一致，又常常导致了农具研究本身诸多困难。
正确认识原始农具产生过程，是正确认识原始农具本身的前提。一般来说，农具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我们对原始农具产生的一般过程作以设想性的简要描述：
原始农业初期，有一个很长的农业与采集共存的过度时期。这个时期农具是十分简陋的，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采集时代就存在的工具，只是发明原始农业之后，作业对象发生了变化：用以切割野生植物枝、茎、叶、蔓的刀类切割工具，变成了收割人工种植的作物稻、粟、稷等的茎和穗的收割农具；用以加工野生谷物子粒的工具，变成了加工人工种植的稻、粟粒实的谷物加工农具。此外，这个时代还有一类特殊的农具，那就是刀、斧、锛、凿等。因为这个时代的主要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 ，所以这时的刀、斧、锛、凿等则应称为农田开发农具。直到“火耕”农业逐渐过度到“耜耕”农业之后，刀、斧、锛、凿等则退出农具范畴（但并没有消亡，而成为加工农具和其他工具的重要工具，一直沿传下来）。不论“刀耕火种”还是“火燎杖耕”一般都没有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所以这个时代还没有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农具；甚至也没有耕翻土地的农具。因为这时人群还没有定居，土地常常是收割后就抛弃了，再种还要再刀劈火烧。对所用的工具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随拣随用、随用随丢的习俗。对工具的形状和性能都不怎么严格要求，所以说这个时代农具的种类并不多，除如上述的斧、锛、凿类土地开发农具之外，尚有用以戳穴播种农具，及收割、脱粒农具。就这样又经过了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人们才在漫长的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土地和农具的再次利用，比再开再造能极大节省气力，而且收成还可能更好些。于是人们也就部分的定居下来，从事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对所使用的工具也选择比较省力好用的收藏起来，以备重复使用。因此也就对农具是否好用、是否省劲；哪些农具适合于干哪些农活，有目的的作了选择，有目的的作了适当打制和磨制，于是也就有了比较精致的打制和磨制农具；装柄的复合农具渐渐的多了，不仅有木木复合农具，还有木石、木骨、木蚌复合农具等。由耒和耜结合而成的“耒耜”，以及由“耒”、“耜”和“耒耜”发展演化出来的、用于垦掘土地、疏松土壤的铲、铫、锸等农具，及由斧、锛等演变出来的镢（钁）、锄等挖刨农具，渐渐登上历史舞台，从此历史也就进入了耜耕阶段；社会也进展到了原始农业的后期。
七
正确判断古文献中有关解释古农具的文字的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许多古书上都有“神农之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于是有人就按照这句话去套历史上的所有耒耜：认定所有的耜都是木斫的；所有的耒都是木揉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古书上的这种记载可能只是制作耒耜的方法之一，而且不是神农时代的制作方法，而是以后某个时期的一种制作方法。实际上早期的耒可以说没有进行“揉”制的；早期的耜多为石制，更用不着“斫”。又如《周书》有这样的话：“神农……破木为耒耜锄耨”。难道能说历史上所有的耒耜锄耨都是“破木”制作的吗？
更准确的说，古书中多处引用的这段话，是源自于《周易•系辞》，原话是这样的：“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也就是说，《系辞》的这个解释，其根据是《周易》的《益卦》。根据《益卦》所显示之形象而附会出来的新的含义。对此张波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略）（张波《〈周易〉农事披拣录》、《古今农业》1988、1、46）由此可见，“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既不是直接来源于《周易》，更不是神农时代农具面貌业的直接写实，而是推断之言、附会之说。这就更加证明，不能用“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作为研究原始耒、耜的依据。
不能抠字眼的原因还因为古文字的记载，并非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这些文字所在的文献，许多并非农学专业著作；写作的内容也大都不是作者的目击记实。既便有些是与农业有关的书，作者也多非农学专业人材。许多文字本身已存在推测的成份，再依此为据往上推，就更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了。例如上面举的“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例，如据此上推原始农业初期的耜也是用木料斫出来的，那么原始农业初期人们才刚刚懂得用尖木棒戳穴播种的时候，有什么外部条件能启发人们一下子就想到用一大块木料砍成一个如后代“铲”形的农具呢？现在有人老是抓住这句话不放，认定耜的出现一定是从木材里砍出来的，就未免有点形而上学了。
运用古文献和古文字考证古农具是重要手段之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古籍文献中对古农具的注释颇多，但并不都是正确的，甚至常常出现注释矛盾的现象。所以应注意避免机械的抠古书上的字眼。对待古书中有关农具的记载，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在古文献中，农具之间相互注释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有的几种农具注来注去却都成了一种农具。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注释古文献的经学大师们对工具的形制和功能并不熟悉，因而两种工具器形相似而混为一物，以今比古，出现钱、铫、耜、插、鈂展转相训，造成工具名实混乱”（陈振中《青铜农具钱》、《农业考古》1987、2）。所以如何运用好这样的资料，是需要认真动一翻脑筋的。
八
“火耕、耜耕、犁耕”的提法比“刀耕、锄耕、犁耕”的提法更确切。
回顾历史，似乎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将古代农业划分为“刀耕、锄耕、犁耕”三个阶段的提法，倒不如用“火耕、耜耕、犁耕”三个阶段更确切。因为刀耕阶段用于砍伐林木的主要不是刀，而是斧、锛。对于砍伐林木，斧、锛的作用要比刀的作用大得多，单就这一点说，称“刀耕”就显得与事实不付。更何况不论刀、斧、锛都没有对土地发生直接作用，直接作用于土地的是火。所以这个阶段称“火耕”阶段更确切。进入熟荒耕作后，用以掘松土地、为播种作准备工作的主要是耒耜类农具，而不是锄。因为从来都是将锄的功能定义为“除草”工具，而除草属中耕，从来都不被看作农业耕作的主要内容。作为锄的一种特殊形式和特定工作方式，能够从事一定的挖刨工作，可具有一定的耕整功能，但这不是锄的主要功能，也不具有锄的象征意义。正如一提到“镢”人们就会想到“刨土”一样，一提到“锄”人们就会想到“锄草”。所以“锄耕”的提法给人的印象是不确切的。但是不论从火耕到耜耕，还是从耜耕到犁耕，它们之间都不存在一条截然的鸿沟；都存在一个交叉过渡期。所以总体上处于火耕阶段并不排除在某些时空已出现耜耕。同样，在犁耕阶段也不排除在某些时空还存在耜耕。进入犁耕阶段后，犁承担了耕垦土地的主要任务，但也不是犁的一统天下，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仍然存在着耜、锸、铫耕和镢耕。所以原始农具（后代农具也是一样）都存在着普遍性和区域性的问题。
在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中火种的获取，初期阶段仍然可能是从保存的天然火种中获取的，后来渐渐过渡到由人工获取火种。过去一般认为最初人工获取火种的方式是采取所谓“钻木取火”，即古书上常说的“隧人氏钻木取火”。按常理推断，人们最早获得人工火种，不可能是从“钻木”中得到的，而很可能是从打制石器中得到的。因为钻木对于原始人并不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和生活中常用的动作，不论当时的生产和生活，都很少有“钻”或“转”的活动和动作。而打制石器则是石器时代人们非常普遍的活动。当人们打制石器的时候，迸发出火花不会是罕见之事。火花迸发到人们穿着的皮毛或树叶上，或者迸发到已经熄灭的灰烬上，由此而引起燃烧，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打石取火要比钻木取火容易得多，所以火的发明和利用的过程中，从开始保存天然火种到获取人工火种，首先应该是从“打制石器”时出现的火种中获取的，“打石取火”应该是获取人工火种的第一方式。其实对于“击石起火”，历史上也有近似神话的传说，如祝融“击石起火”等，按照传说，祝融和隧人氏应该都是同时代人，只是后人只强调了“钻木取火”，而淡忘了“击石起火”。
有关“隧人氏钻木取火” 的议论，过去和现代都曾有过，甚至有人作过钻木取火的实验，对于这些这里均不作任何评论，而且我们绝对没有否定“钻木”或“转木”能够得到火的观点。因为“摩擦生热”这己是经过物理学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条件，石头和空气摩擦都能起火，何况木和木或石和木相互摩擦啊！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隧人氏”时代的客观环境没有让木和木或石和木发生摩擦的实际需要，也没有让木和木或石和木发生摩擦以致达到起火和条件。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不仅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也是世界农业的发祥地之一。勤劳的中国人民曾经创造过令世界瞩目的文明，也产生过许多浸透血泪和辛酸的事迹。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悠久而漫长。从其发展历史来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原始农业发展阶段、传统农业发展阶段。随着各历史时期社会的发展，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也表现出了各自独有的特点。 一、原始农业的形成和发展特点 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向前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由采集渔猎的原始生存状态进入到原始农业，跨过了数千年时间。随着人类采集技艺的精熟和工具制造技术的提高，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结构也在不断地变化，同时人口数量迅速增大，原始的采集方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直至氏族社会的出现，集体劳动力的增强，使得农业生产成为可能，人类从此开始了由摄取经济向生产经济的巨大转变。据史料推算，到了母系氏族社会晚期，我国的原始农业经济开始产生了，及至夏、商、西周时期，原始农业在土地制度、农业经济结构、田间生产技术、农业生产理论及农业生产工具方面具有了长足的进步。 到父系氏族晚期，伴随着禅让制的废除，我国古代文明进入到了奴隶制社会时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包括夏商西周的几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原始农业科技得到了巨大的繁荣和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生产工具及耕作制度的发展 夏、商、周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的萌芽时期，是原始农业得到全面发展的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制度的改进和创新，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在这一时期，木石制农具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出现了耜、钱、镈与铚等主要农业生产工具。同时，青铜农具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和使用，是这个时期传统农业萌芽的主要标志，也是作为青铜时代的夏商西周农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耕作方法和制度方面，火耕火种的方式继续存在着，同时产生了称之为“耦耕”的耕作方法。但是这一时期的耕作制度任然没有摆脱原始社会农业种植工作制度的落后基调，我国农业仍处于熟荒和休闲农作制水平。 2、 田间生产技术和初级农业科技理论的出现 这一时期的田间技术发展，主要表现在人们对施肥技术、中耕除草、虫害防治的逐步重视，以及垄作法的产生和播种技术的进步，灌溉排水工程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其中很多描述这些的材料可以从《诗经》找到。《中国农业史》中对其萌芽过程也进行了一番考证与推理，表明自流灌溉等方法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我国的历法学在这一时期诞生，夏代有《夏小正》历法诞生，商代历法在夏代的基础上，已渐趋完备，它把10天干与12地支组合成60干支，用60日一循环的方法记日。周代历法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此时期发明了以圭表测影法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方法。此外《夏小正》还对物候、农业气象等只有有了一定的认识。 3、 农业经济构成 在夏商西周时期的农业经济结构是萌芽，是一种多种经营模式的生产结构，“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业经济理论也随之产生。正是这种重农思想的产生和推行，农业科技的发展得到了极大地推动，铁农具及灌溉农业的兴起，垄作制的完善，田间管理技术的精细化，以及农业资源的保护措施的产生和发展……这些都是构成传统农业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以上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发展和进步着。 我们知道秦并六国而一统天下，封建制度最终战胜了奴隶制度，从此长期存在与中国大地之上，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由此开端。由封建土地国有制、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所组成的我国农业经济关系的基础由此形成。这种社会和土地所有制变化响着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从历史时期来看，可以把传统农业的发展分为秦汉魏晋时期统旱作农业阶段和隋唐至宋元时期的传统水田农业以及明清时期的传统农业的深入发展阶段。 1、传统旱作农业发展时期 我国传统农业主要为旱作植物，水田耕作正处于发展时期，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主要农业区分布情况、作物主要种类、耕作技术及农业知识著作等方面来看。秦汉时期的农业区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区演变而来，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龙门、碣石以北地区等北方旱作区。随着品种选则技术的提高以及外来品种的引进，这一时期的农作物品种在数量上有很大提高，耕作技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土壤翻耕技术、耕后保墒技术、作物品种选择技术、分期施肥技术、适时播种技术、中耕除草和旱地灌溉技术等诸多新的农业技术，同时，生产工具向着专业化、配套化、地区化发展。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形成了以《齐民要术》为代表的关于农业科普技术知识的著作。农业构成演变为大田作物及畜牧园艺生产的多样化模式。历法及农业著作上产生了“太初历”完备了24节气等农业知识，出现了以《齐民要术》为代表的农业科普知识著作。 2、传统水田农业发展时期 由于历史原因，自唐“安史之乱”之后，北方旱作农业区陷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7）这是我国传统农业实行以某种生产为主，兼顾其它生产，如养殖业、园艺业、家庭手工业等的特点。这一时期，种植的大田作物主要有粟、稻、麦、菽、黍、糜等粮食作物。植桑养蚕和种麻织布也已成为重要的农事活动和人们谋取衣被材料的手段。此外，人们在园艺栽培、家畜饲养等领域也有一定的发展，当时人们种植的蔬菜有葵、茆、芹、韭、葱、菁、芥等，栽培的果树有桃、李、杏、梅、枣、栗、梨、猕猴桃等。家畜饲养有鸡鸭鱼牛马羊等。畜牧科技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在阉割术的出现。 从以上概况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始农业经济阶段，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科技手段较为单一，生产工具以石木器为主，农产品种类庞杂而不精，社会经济结构简单，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宗法制度的确立，产生了分封制的土地分配制度，从而影响着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技术创新和传播。西周时期，经过周天子两次大规模的分封，把周族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入宗周东、南、北三方乃至中原荒芜地区，使得各诸侯国经济实力大增，最终无法驾驭各诸侯，中国的历史进入了诸侯纷争的新时代，原始农业经济此时已无法满足各诸侯国的需求，开始迅速解体，传统农业得以产生和快速发展。 二、传统农业的发展及特点 西周末年及至战国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的形成时期。其时，王室衰微，周天子名存实亡，各国征战连年，社会动荡不安。随着宗法制度的极大消弱，靠宗族血脉建立的社会体系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而新的以政治关系建立起来的体系——封建体系正在形成。土地分封制在这样的局势下土崩瓦解，再也无法满足激烈竞争下各诸侯国逐鹿中原的要求。由此土地逐渐被新兴地主阶级所掌握，重农思想也随着诸子百家思想的兴起而逐渐传播。受其影响，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各种农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萌芽，是一种多种经营模式的生产结构，“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7）这是我国传统农业实行以某种生产为主，兼顾其它生产，如养殖业、园艺业、家庭手工业等的特点。这一时期，种植的大田作物主要有粟、稻、麦、菽、黍、糜等粮食作物。植桑养蚕和种麻织布也已成为重要的农事活动和人们谋取衣被材料的手段。此外，人们在园艺栽培、家畜饲养等领域也有一定的发展，当时人们种植的蔬菜有葵、茆、芹、韭、葱、菁、芥等，栽培的果树有桃、李、杏、梅、枣、栗、梨、猕猴桃等。家畜饲养有鸡鸭鱼牛马羊等。畜牧科技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在阉割术的出现。 从以上概况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始农业经济阶段，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科技手段较为单一，生产工具以石木器为主，农产品种类庞杂而不精，社会经济结构简单，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宗法制度的确立，产生了分封制的土地分配制度，从而影响着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技术创新和传播。西周时期，经过周天子两次大规模的分封，把周族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入宗周东、南、北三方乃至中原荒芜地区，使得各诸侯国经济实力大增，最终无法驾驭各诸侯，中国的历史进入了诸侯纷争的新时代，原始农业经济此时已无法满足各诸侯国的需求，开始迅速解体，传统农业得以产生和快速发展。 二、传统农业的发展及特点 西周末年及至战国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的形成时期。其时，王室衰微，周天子名存实亡，各国征战连年，社会动荡不安。随着宗法制度的极大消弱，靠宗族血脉建立的社会体系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而新的以政治关系建立起来的体系——封建体系正在形成。土地分封制在这样的局势下土崩瓦解，再也无法满足激烈竞争下各诸侯国逐鹿中原的要求。由此土地逐渐被新兴地主阶级所掌握，重农思想也随着诸子百家思想的兴起而逐渐传播。受其影响，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各种农业经济理论也随之产生。正是这种重农思想的产生和推行，农业科技的发展得到了极大地推动，铁农具及灌溉农业的兴起，垄作制的完善，田间管理技术的精细化，以及农业资源的保护措施的产生和发展……这些都是构成传统农业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以上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发展和进步着。 我们知道秦并六国而一统天下，封建制度最终战胜了奴隶制度，从此长期存在与中国大地之上，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由此开端。由封建土地国有制、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所组成的我国农业经济关系的基础由此形成。这种社会和土地所有制变化响着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从历史时期来看，可以把传统农业的发展分为秦汉魏晋时期统旱作农业阶段和隋唐至宋元时期的传统水田农业以及明清时期的传统农业的深入发展阶段。 1、传统旱作农业发展时期 我国传统农业主要为旱作植物，水田耕作正处于发展时期，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主要农业区分布情况、作物主要种类、耕作技术及农业知识著作等方面来看。秦汉时期的农业区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区演变而来，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龙门、碣石以北地区等北方旱作区。随着品种选则技术的提高以及外来品种的引进，这一时期的农作物品种在数量上有很大提高，耕作技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土壤翻耕技术、耕后保墒技术、作物品种选择技术、分期施肥技术、适时播种技术、中耕除草和旱地灌溉技术等诸多新的农业技术，同时，生产工具向着专业化、配套化、地区化发展。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形成了以《齐民要术》为代表的关于农业科普技术知识的著作。农业构成演变为大田作物及畜牧园艺生产的多样化模式。历法及农业著作上产生了“太初历”完备了24节气等农业知识，出现了以《齐民要术》为代表的农业科普知识著作。 2、传统水田农业发展时期 由于历史原因，自唐“安史之乱”之后，北方旱作农业区陷入了困境，农业生产破坏严重，国家财政不得不愈来愈依靠南方的水田农业，农业经济中心开始向南转移，由此促使南方水田农业进一步得到发展。跟以前的各时期一样，由于农业受到了君臣百姓一致的重视，很快以水田区耕作为主的传统农业又得到了发展，农业水利技术也在社会的重视之下迅速发展。农具在沿用以前的基础上产生了曲辕犁这一标志性的农具，而水轮的发明对灌溉排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同时地理、测量、和制图学的丰富为水利工程的修建提供了极大地帮助。其他的如农作物种类、栽培耕作技术、畜牧技术等都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经济思想发展到这一时期，产生较为具体的谷价理论、救荒理论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模式仍然是继承前代以创新，只是耕作中心由于历史的原因向着南方转移了。 3、 传统农业的深入发展阶段 明朝至清朝前中期即公元1368--公元1840年，这一时期我国“传统农业生产在高度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其本身不可能逾越的障碍。伴随着农民的日趋贫困化、佃农化，农业生产商品化成程度的加深，农业与商业、手工业之间关系的复杂化，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对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农业经济思想的时代特色浓化了”。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形态下，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迫使人们为提高粮食总产量而积极努力。因此，这一时期，在封建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形下，无论农田水利，耕作技术，还是农作物种植构成方面均取得了一些成就，多种经营和多熟种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农业科技知识在徐光启《农政全书》和清朝官方编制的《授时通考》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形成了完备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 三、推动和影响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因素纵观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业从无到有，从原始到传统的漫长发展历史过程中，并不是某一个社会或自然因素能够左右的，而是所有社会和自然因素的综合作用。同时，影响各农业发展阶段的主要因素又有所不同。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社会活动能力较弱，摄取生活物资主要靠采集直接自然资源，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巨大。因此这一时期影响人们生活劳作的主要因素在自然。人为因素或者社会因素对其影响并不突出，而自然环境的改变则很容易对人们的生存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一矛盾的不断发展和突出，人们不断向自然学习和挑战以满足生存需要。从氏族社会的形成开始，在接下来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人们进入了集体思考和创造阶段。集体劳作的出现使得劳动工具和方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传播，农业从氏族社会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社会因素对农业的发展从此不断加深。至西周末年，社会开始动荡，各诸侯国征战连年，农业的发展受个国政策制度影响巨大，原始农业在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的情况下，得到了社会的集体重视，由此开始进入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在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农业的发展对社会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我们可以看到各社会时期的政策和对农业的重视，直接影响着农业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的“战争”中人们竭力减小自然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使人们自身能掌控的部分多一点。这一时期人们对农业不再只停留在生存需要上，而是对其进一步改造和创新以满足生活富足舒适的需要。因此可以说在传统农业阶段，社会因素对农业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矛盾是事物自身所包含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国农业的发展正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运动发展和结果。人们由低级需求向高级需求迈进的过程，体现在农业上，正是农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是人们寻求生存发展与自然产生矛盾及其矛盾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也是我国古代农业发生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吴存浩著.中国农业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5 [2] 毛泽东著.矛盾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1 [3] 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06 [4] 罗长海,肖春燕著.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