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
一、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 方法 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 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 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39.2%。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 传统文化 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 经验 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结论
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李月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J].学海，2009(6).
[3]王兆刚.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东方论坛，2011(3).
[4]徐永军.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4(4).
[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 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 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 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 哲学
〔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 反思 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 发展 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 建筑不符合 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 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 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 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我国的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2〕任平.创新时代的 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72,72,27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92,252.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8-169,24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84.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思想政治教师要提高政治素质》
〔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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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一直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对于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等于对当今的大学也提出了挑战。下面是我整理的我的大学政治论文2000字，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大学课堂:大学生成长的基点
摘要：高等 教育 一直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对于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等于对当今的高等教育也提出了挑战。大学课堂作为高等教育的前沿阵地，作为教育实践过程活动进行的平台，是大学生成长的基点。此研究以大学课堂为切入点论述大学课堂在大学生成长中的作用。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课堂;大学生成长;师生交往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671―6124(201l)06―0065―04
12-13世纪产生于西欧的中世纪大学对于当今世界各个大学的影响毋庸置疑，其基本职能也是亘古未变，即培养专门人才。现今21世纪，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职能更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政府在政策方面、经济投入方面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均体现了对于人才的渴望和需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当今是信息时代跨向知识时代的转折点，时代对于高等教育提出了挑战。作为高校的一个最微小但却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大学课堂教学，其功能不可忽略。大学课堂教学涉及因素很多，单教学就涉及到有“三要素”之说(教师、学生、教学材料)、“四要素”之说(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环境)，以及“七要素”之说(学生、教学目的、教学内容、 教学 方法 、教学环境、教学反馈和教师)，而且各个要素与大学课堂教学的成功进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作者认为，大学课堂上首要的是大学教师和学生两个元素，教师有着相对固定的群体 文化 ，学生群体亦是如此，他们之间的信任以及因此才会有的顺畅沟通和交往是成功实施教育的根本，是大学生甚至教师成长的动力。
一、大学课堂教学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交的《教育一财富蕴藏其中》 报告 中认为…，面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来设计，这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被称为是教育的四大支柱。它们是，第一，学会认知，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第二，学会做事，学会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强调“从技能到能力”的转变。这种能力不仅是实际动手技能，而且包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社会行为、集体合作态度、主观能动性、交际能力、管理、解决矛盾与敢于承担风险等综合而成的能力。“学会做事”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处理信息和 人际交往 的能力密切相关。第三，学会共处，培养在人类活动中的参与和合作精神。第四，学会生存，发展，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环境。可以看出，这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学科或者专业方向，它看重的是学生元学习的能力，它需要教师通过在大学课堂上“细雨润无声”式的教育，即“潜移默化”来培养。
张楚廷教授在其《大学里，什么是一堂好课》一文中提到。“说到底，大学看重学习，但更看重元学习，更关注学生能否乐于学习，善于学习，长于学习。惟有如此，大学才无愧于大学。教授才无愧于教授。”大学课堂囊括了不只是社会科学课程，亦有自然科学课程，每个学科都有发展的历史，有属于其特有的知识范围，但是“只要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这些假说既是知识的源泉，亦是问题。“能够带上满口袋问题走进课堂的课，算好课;能够在课堂上唤起学生也生问、发问、提问的课，算更好的课;能够唤起学生提问，居然被学生的问题问倒了(教师一时答不出来了)的课，算是最好的课。”大学课堂即就是展示问题并且教授学生学会发问诸如此类问题的地方，即学会元学习。
大学课堂是教师教授课本知识的地方，同时也是教师教学生学习问、学会问、学会交往的地方。“大学课堂不是教师要从头讲到底，而应该是学生要从头讲到底，即让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试着解决问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人。”这才是大学课堂的理想状态。Barnes认为课堂学习是一种教师意义和学生理解之间的协商，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给予和接受，同时他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建构理解意义。而且，课堂学习主要建立在学生拥有的知识和教师提供的知识之间的关联上。师生之间的交流以及生生之间的交流成为大学课堂的本真。
二、大学课堂上的教师
在课堂上，大学教师主要扮演的是教育者的角色，即传道、授业、解惑也。也有人说，“大学教师基本上同时兼具三种社会角色，即研究者、教育者和知识分子，这是大学教师角色相比于一般教师所具特色的地方。”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出现在学生的视野里，教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在实施教育。那么他的研究以及思想和知识储备成就了他的教学，同时教学又推进了他的研究以及思想和知识储备的更新。所以，课堂上的大学教师是三种角色的合体，而以教育者的形象出现。但是教育的成功并不以这个教师科研成果或者知识储备的多寡为首要因素，而是以教师和学生互相沟通和交往、互相信任为前提条件的，因为“信任因素构成所有有意义学习的基础，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信是把教育关系搁在一起的情感粘合剂。”
在大学课堂上，教师的教育活动不应该只是局限在专业知识的传授上，而应该是一种广泛意义的教育，包括对于学生智力、能力、道德以及心理各个方面的引导，使得学生成为创新型人才，成为对于社会发展有益的人。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师专业知识素养的高低并不能说明教师的优劣，教师较高的专业素养同时必须匹配较高的教学素养，才能吸引学生，也就是说，课堂上的大学教师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让学生愿意与之沟通，并且相互信任。曾在现代大学的典范――柏林大学的创办中发挥理论奠基作用的施莱尔马赫非常重视大学教师的知识传授技能，他认为，“一名大学教师所发挥的真正作用，总是直接取决于他的讲课能力……教授当然知识越多越好，但再博大精深的学问，没有讲课的艺术也是徒然。”
21世纪教育委员会认为，教师的职责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是越来越成为一名顾问，一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教师的科研和知识储备以及阅历 经验 使得教师对于教学材料有一定的见地，这时，教师作为顾问角色、意见的参与者角色等，就自己的见地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即可促成课堂上的交往互动。大学生是一个有一定知识背景的群体，他们带着不同的成长背景，甚至文化背景进入课堂，他们个体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是师生或者生生沟通的催化剂。“作为富有成效的教育者，教师必须要在计划和组织教学以及在控制课堂环境上具有较强的能力。教师要形成不同的教学技巧来适应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的学生风格。教师采用和选择最适于学生的教学法，不仅会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智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概念。”…大学教师在课堂上的教育者形象通过塑造成顾问者、交换意见的参与者角色得以实现。在教师和学生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进行 辩论 时，不但实现了课堂上的互动交往，而且促进了师生以及生生之间的情感，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交流，教师不再是掩藏在只适合于大学教学的一套学究式行为举止背后的人，为教育的进行打通了情感上的障碍。布鲁克菲尔德认为，学生们把四种行为看成是有威信的证明：1)教
师行为言行一致;2)教师承认错误，承认自己会犯错误，而且会在学习者都在场的大庭广众之下犯错误;3)教师允许自己作为教师以外的个人生活的方面让学生知道;4)教师通过仔细地倾听学生们述说自己的担忧，通过创造机会让学生的声音能够被人听到，通过允许按照学生的建议改变自己的做法等，对学习者表现出尊重。在课堂互动交往中，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调动了自己的知识和阅历以及情感，学生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而在学生中间树立了威信。同时，教书必须育人，这是教师的天责。与大学生相比，教师在专业知识、人生阅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或教训，可以对大学生进行人生点拨式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教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大学课堂是教师作为教育者形象出现的舞台，只有他们在学生中间取得威信才能吸引学生，影响学生。作为教师，我们所做的一切被学生赋予了巨大的象征意义。教师在课堂上暴露出的情感、理性以及思维均是学生模仿以及学习的摹本，大学课堂上的教师应该是一个显示“真实自我”的教育者形象，这样才能让学生做到真正地“亲其师而重其道”，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1939年在勒温的指导下，由李皮特和怀特所做的一个经典型实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教师的领导及行为方式是课堂气氛及师生相互作用模式的重要因素。”…大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佐藤正夫认为，在教育中，教师的人格、教师的思想及行为具有决定性意义。归根结底，教师有所思、有所言、有所行，学生也会有所思、有所行。
三、大学课堂上的学生
在课堂里，学生是带着各种各样的欲望进入到教学活动中的。苏联教育家阿奠纳什维利指出，孩子来到学校不只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和同伴们会面，和他们一起玩，等。学生永远不会丢掉那些使他们忧伤、快乐以及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学生之间的交流或者人际关系是大学课堂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日本教育家片冈德雄认为班级应该具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使班级的交流机构组织化，即在培养学生“讲、听、说、写”能力的同时，将“讲、听、说、写”作为交往活动的一种训练而在某种程度上以班级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第二，角色―地位结构问题。即避免角色承担固定化，避免在班级中出现“被使役者”和“被遗忘者”。第三，感情结构问题。即具有支持性氛围(supportive climate)以激发班级成员的自发行为，敏锐知觉与移情理解。在大学课堂上，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活动和学生之间的学习互动活动均要求每个学生承担一定的角色任务，在这种教学活动中，学生不但吸取了专业知识，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并得到表达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锻炼。勒夫特分析了学生进入教学时的欲望有：第一，求知欲望。即期望理解自己周围的事物与观念世界;第二，社会归属或者团体的归属欲望。即期望归属于团体，得到同伴的承认，取得应有的地位与他人的尊敬，并且期望得到他人的理解，要求自我表达。第三，情感欲望。即寻求情爱、依赖、孤独与确认等。学生在课堂上的角色是在寻求支持，不只是专业上的支持，也是情感上的支持。这种支持既来源于同学，也来源于老师。
当然，这种支持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支持，它是一种情感倾向，甚至学生自己也难以察觉。朱小曼认为，学生对情感方面的学习不同于认知方面的学习，往往是自发地对教师模仿、认同，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接受教师的影响，建立行为的制约，即所谓潜移默化。学生之间的影响就更明显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一个大学寝室里或者一个班级里是决然不可避免的。克雷明在分析社会的变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在家庭的规模和影响日益变小的同时，学校的影响和权力增加了。学校获得的力量即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一方面，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是与教师在一起度过的，无疑深受教师的影响;另一方面，孩子们，尤其是青少年，互相接触的时间也多了，并创立了另一种对教育有着深刻影响的成分：同伴群体。”
大学生处于心智飞速成长的时期，他们在课堂上的行为表现是自己内在的一种外显，他们需要教师的爱护和教育，也需要同伴的熏陶，他们作为一个学习者的形象出现，不但在学习着自己想学习的东西，同时也会受到不利于他们成长的因素的影响，教师的监督作用永远不能缺失，教师的教育活动需要在课堂之外得到延续。
四、大学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成长
传统的大学课堂上，教师是知识的权威，道德的模范。日益增多的知识与传统，几千年来都是教师传给学生的，它产生了严格的、权威性的、学院式的纪律，反映社会本身就是建立在严格的权威原则上的。这就树立了具有权威性的师生关系典型，这种典型仍在全世界大多数学校里流行着。而这种关系直接催生了教师的“独角戏”“一言堂”和“满堂灌”，这些单边的知识传递活动使得学生丧失了在教学上的话语权，使得“教”“学”剥离。违背了当今的教育意义，即教和学是教育成功的“一体两面”，也违背了实施教育的原则，即教的原则是以学的原则为基础的。同时，最为严重的是，导致了教师和学生情感上的对立，妨碍了课堂上的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和交往。以交往的视角审视教学活动，我们认为教学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师生以及生生在交往实践当中一方面将交往内化为各个主体的存在方式，形成个性化特色;另一方面通过交往又不断整合出共同体、共性规范，从而促进一体化结构的存在，这样，在交往实践当中，教学活动完成了促进个体的人成为他自己以及促进了作为主体的个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和谐共处，从而完成师生社会化的功能。
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师生在课堂上的相互交往活动。布鲁克菲尔德在其著作《大学教师的技巧》一书中写道：“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相互之间出现误解的可能性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师生之间的复杂关系中。……用卡茨(Katz，1985)的话说，你在进行教学时，必须把学生当回事。”学生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个体，他们对于课堂的反馈是教学持续进行的依据，教师必须与学生互相“沟通”，“正如学生自己所报告的，学习具有高度的情感性。它牵扯到对学生的自尊心的极大威胁，尤其是当他们探索新的较难的知识和技能领域的时候。”这时，教师的情感支撑对于学生的学习尤为重要，平时建立的良好的师生交往此刻成为一剂支撑学生学习的良药。“实际上，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通过中介成分的一种共同活动，它的本质是特殊形态的实践活动，充满着人的活生生的情感。正是积极地有导向性质的情感运动，才使教学活动不仅具有传递人类民族文化遗产的功能，而且成为培养个性精神的过程。”从表层看，教学是学生从教师那里吸取专业知识素养，但是从深层来讲，教学是一种师生情感的相互交往。当然，我国很多学者研究涉及了教学中的情感话题，他们一致 认可情感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是表层和深层的互相作用和转化塑造了大学课堂。
当今的时代变迁赋予了大学课堂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郑金洲在《教育反哺刍议》一文中提出，“青年文化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开始对成人文化产生积极、主动影响，由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进行文化传递的‘后喻文化’已成为时代的新特征。这种状况，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受教育者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征，反过来对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者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青年文化所具有的社会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种教育授受关系的反转，自下而上的教化，可以称之为教育反哺。”大学课堂是一个大学教师和学生一起“共事”的地方。教师的职责使得教师以一个教育者的形象出现，但是他的个性、特点以及情感等与教学活动不可能剥离，均会给自己的教学打上烙印。当学生和教师进行互动时，双方均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尤其在当今网络盛行的时代，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增多，教师的知识权威面临着时代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不只是教学方法方面的互动，也是关于教材内容的不同见解的互动，在此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达到共同成长。学生的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和教师的“摩擦”中得到长足发展，而教师的教学能力，当然也包括思维能力等得到锤炼。
课堂上的互动活动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是大学课堂的本真。不论在我国的孔子时代或者是古希腊时代，辨论互动一直是教学的形式之一，甚至是惟一的形式。芝加哥大学有句 名言 ：“明辨之路是争辩而非顺从。”
五、结论
我们国家正处于走向创新型国家的时期，大学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任重道远。培养合格的大学生、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最终应落实在高质量的大学课堂教育上。虽然大学课堂只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一小部分，但是它是教育活动得以进行的平台基点。教师作为一个整体人的教育者形象，通过教学互动活动，学生不但获得专业素养，也提高了自己的元学习能力，并且为师生的共同成长提供了切入点。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动物，他需要舒服地融入一个环境，寻找自己的位置，比如一个大学课堂，所以人性本身呼唤课堂上的交流和互动，这也是教育自身的方法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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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从事政治事务，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希望你们喜欢。
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篇一
日常生活的政治
人们都很熟悉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典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但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马克思的深邃见解往往被人忽略。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形态、法律制度、宗教观念、艺术主张上，忘掉了这些现象与人类物质生活的关系。本期刊载的三篇 文章 重返基础，探讨城市居住模式变化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值得推荐。
谈到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过去25年至少目睹了四个方面的巨大变化。第一，人均住宅面积大幅增加，从1978年的6.7平方米直线上升到2005年的26平方米，【1】这一数字在世界上代表了相当高的水平，大大超过香港(7.1平方米)和日本城市居民住房面积(15.8平方米)。【2】第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单位体制的式微，住在单位宿舍的人越来越少，搬进商品房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九十年代末，随着福利分房的取消和国有房产的廉价出售，上亿城镇家庭成为近三十亿平方米原有公房的所有者。【3】这使得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从1995年的30%一跃提高到现在的80%左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不仅高于香港(50%左右)、日本(60%左右)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40-50%左右)，也高于美国(2003年为68.3%)。【4】第四，进入二十一世纪，与世界上 其它 地区一样，中国出现了大量由保安守卫、由物业公司管理的封闭式住宅小区 (gated community)。
居住模式对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不可小看。首先，居住面积的扩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洗手间与厨房，不必与他人共用，邻里关系随之改变：从比近亲还近变为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同事加邻居的叠加关系与单纯邻居关系性质完全不一样。以前曾有研究发现，在英国，同一工厂的工人往往居住在同一街区，而美国工人往往散居在不同街区。这个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比较薄弱。【5】中国以前那种单位宿舍大院不仅在塑造集体意识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而且因为所有人都相互知根知底，曾经是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职工宿舍的解体使集体主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也要求社会控制从邻里守望转化为依靠职业警察或保安。再次，房产对租户只是住所，但对业主则不仅是住所更是资产。当80%的城镇居民变为业主后，他们家庭的最大的资产往往就是住房。租户关心的仅是居住条件，业主则在居住条件以外，还关心所有影响房产价值的环境因素。最后，封闭式住宅小区所封闭的不仅是一片物质空间，也是一片由房价和物业管理费划出社会空间。相对于传统居民区，封闭小区的住户一般属于当地中上收入群体;其中的“豪宅”更是上层阶级的禁脔。中国人往往把封闭小区等同于“高尚社区”，然而在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D. Kaplan) 看来，封闭小区的出现正是“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的前兆。【6】
以下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住”的政治有多么丰富、多么复杂、多么有意义。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封闭小区的居民身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这些精英也许是当今中国社会中声音最大的群体，但他们只是社会金字塔的顶尖，而不是社会的全部。这个缺陷正好说明，关于“住”的政治，还有多大的处女地有待开垦。经常听到有学者抱怨研究中国政治的禁区太多，似乎这是他们拿不出象样学术成果的唯一原因。如果他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像这三位年轻学者一样换一换视角，关于吃、穿、住、行的政治，不知道能写出多少论文和书籍。普通老百姓都清楚，吃、穿、住、行绝非无关紧要的小事;学者们也应该明白，研究日常生活的政治比空洞地高谈阔论“民主”、“自由”更有意义。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2】孙洪磊，“专家称我国人均住宅面积超过日本，居世界较高水平”，新华网天津2006年3月20日专电。
【3】 屈宏斌，“住房改革与财富转移”，《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3日。
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篇二
论中国式“生活政治”
内容摘要 “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政治范式。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往往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将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政治。历史地来看，积极的“生活政治”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为人们所接受，成为“收拾人心”的途径;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往往走向“泛政治化”。
关键词 生活政治 政治生活化 生活政治化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从事政治事务，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人类历史的重大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政治”相关，个人的命运往往也受到“政治”的左右。政治凭借着权力、暴力、利益等压迫性力量或者诱惑性资源，能够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将生活刻上政治的印记。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突出呈现的这一特征，使得政治具有了“生活政治”的特性，同时也使得日常生活具有了“政治”的意味。“生活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政治价值、政治倾向通过日常生活而发挥效能，并直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环节，与日常的生活仪节捆绑在一起进而影响人们日常的精神言动。“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解释范式，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同样，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典的政治传统也有所裨益。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厘定
“政治”是为了保持人类社会生活秩序化的必备物，在共同体的生活中，“政治”由或显或隐的多种样式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政治”就是围绕共同体的公共权力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及其后果。马克斯?韦伯将这种“政治”称之为争取“支配权”的努力[1]。这样的“政治”既可以是争取支配性的公共权力的活动，也可以是以代表共同体全体成员意志出现的政权(政府)的政务活动，这种政治可称之为“政权政治”。牟宗三认为，“政权者，笼罩一民族集团而总主全集团内公共事务之纲维力也”[2]。由是观之，政权能代表共同体成员的全体意志，“政权政治”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显著性力量，它既可以是所谓的“庙堂政治”，也就是政权自身的代表者所从事的各种维护政权、治理国家的活动;也可以是“夺权政治”，即为了取得支配性权力或者政权而开展的一系列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活动。
除了围绕国家政权或者以政权为核心的“支配权”而产生的“政权政治”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随处可见的“生活政治”，这种 “生活政治”不以直接争夺政权为目的，而是在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在既定的政治意志下将政治价值、政治信仰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习俗和传统并以此来强化共同体成员对政权的认同，同时，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体现政治价值、身份等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权利分配。
安东尼?吉登斯曾专门提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概念，用以区别摆脱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等各种束缚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是现代性视野中个体自我实现和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3]， “生活政治不是属于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属于生活方式的政治”[4]。在一般意义上，“政治”活动凭借权力来主导社会嘉益的分配，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创造或者改善生活机会，而吉登斯则认为“生活政治”是为了挖掘人的生活方式选择问题。许丽萍教授曾经以“生活政治”为论题专门讨论过吉登斯的思想，她认为“生活政治以‘我们如何生活’作为问题的出发点，以生活方式的选择为手段，以重构我们时代的道德和解决生存问题为目的”[5]。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着重讨论的是用以实现自我的生活方式问题，以服务于现代生活为鹄的，表现的是人在自我实现过程所遭遇到的公共性政治问题。吉登斯提出的这一概念为其“现代性”的系列思想张目，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自我实现的多元选择与多元可能的问题，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认为，从汉语的语境和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思想传统来看，“生活政治”还可以做进一步的“中国式”解读。
从汉语的语词逻辑角度来看，“生活政治”可以看作是“生活”对于“政治”这个概念的逻辑限定，如前所述，存在着一种围绕政权的“政治”，也存在着一种关联日常生活的“政治”。在这里，“生活”因为是“政治”展现出来的场域而成为“政治”的限定词。政治除了在“支配性权力”场域得以凸显之外，同样可以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或隐或显的展示出来。在日常生活领域里，“政治”不是直接的与支配性的政治权力关联起来，而是将“权力观念”、“秩序观念”具体化到个体的日常生活行动中。因此，就“生活政治”的字面意义而言，主要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包含了政治浸润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为政治服务的意蕴。公共性的政治进入到私人性的日常生活，而私人性的日常生活也围绕政治活动而展开，政治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仪式、活动等全方位的体现了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或者政治倾向。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仪式、活动等都为“政治”服务，体现政治价值和政治诉求，并在生活中落实符合现实政治要求的“秩序”。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体现
“生活政治”最大的特点是“政治”弥漫在日常生活之中，使得日常生活不仅仅只是满足人们精神物质需要的场域，还充斥着政治的意味。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程中，政权通常都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在日常生活中推行共同体所推崇的主流价值。在中国古代以儒家价值为主导的政治社会中，尤其注重在民众的日常生活来传递政治价值。
在儒家的礼乐文明中，标志着等级、身份、权力的礼乐制度以日常生活为主要作用场域，并将政治价值通过礼乐仪式的载体，进而形成社会风俗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巩固和强化等级、身份和权力的认同。干春松教授在讨论“制度化儒家”的时候曾提出：所谓思想观念的制度化，就是在权力的支持下，赋予这种思想观念以真理性的地位，并通过一系列具有强制性法律、习俗、实践系统，来确保这样的思想观念的传播、落实，并对其反对的力量进行控制甚至打击。”[6]生活中的礼乐制度，正是在权力的支持下逐渐形成社会习俗和实践系统，它将政治观念、政治思想转化为日常仪节，并用社会舆论、宗族内部惩罚甚至法律意义的刑罚来保证这些仪节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推行，从而实现政治认同。这种通过礼乐仪式来强化政治认同的做法，就是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生活政治”。
在中国经典思想里，人们(特别是政治人物)的日常生活往往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穿衣吃饭、孝亲嫁娶等日用伦常也往往被予以政治解读。按照儒家政治哲学的设想，政治上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扎根于君子修身齐家的日常生活。这种思想，正是意识到了日常生活的“修身”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因此，日常生活不独惟是个体的私人问题，也是共同体走向良善的单元性保证。在儒家看来，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单元(家庭和个人)都以政治上尊崇的价值规范来要求自己，政治价值、社会规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是中国式“生活政治”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逻辑。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问题与启示
社会政治有赖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无法不能和政治脱离干系，这形成了中国式“生活政治”的主要特点。而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对于社会进步而言，有着双重的意义，换句话说，存在着积极的“生活政治”和消极的“生活政治”。积极的“生活政治”能推动良好的、正义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则会加剧各种不合理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权力通过日常生活化的路径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积极的“生活政治”，是一种在好的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日常生活秩序，在这种状态下，政治理念与人类的本性相通，政治为人们的良善生活服务。或者说，政治对生活起到促进作用，日常生活又能验证和体现政治理念的嘉益，日常生活中人们形成的政治观念可以矫正为政者的过失，督促为政者实施善政。儒家倡导礼乐文明，痛斥礼崩乐坏，正是希望其倡导的伦理政治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匡正为政者的行为，使得他们遵守礼乐规范。现代社会崇尚法治、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价值，而这些价值除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通过法制治理、选举政治、议会政治等“政权政治”形式体现出来以外，更多的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规则、保证男女平等、实现家庭事务中的民主、崇尚生活观念的多元自由等行为和理念，也集中的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政治价值。举例来说，如果要培养人们在政治生活中遵守规则、遵守法律，那么就应该从培养他们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公共秩序做起。
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把“政治”转化为日常生活问题，同时又将日常生活提升到政治层面，展现的是为政者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意志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它依靠政治权力以及人们对秩序的尊重而推广，为政者期望通过日常生活礼仪所带来的权威性安排生活秩序，期望通过日常生活规范来强化政治价值与政治权力的存在，并逐渐形成浸润着政治观念的风俗和习惯，达到“收拾人心”、“凝聚人心”的效果。“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是“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或深或浅的痕迹。作为一种政治观念落实的方式，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中，“生活政治”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更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其消极的影响。生活的泛政治化以及将各种原属政治范围内的事务推进到日常生活领域，使得生活失去其原初意义而演变成了政治的场域，模糊了“公”、“私”边界，进而使得日常生活丧失了自由与生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无疑需要关注“生活政治”传统，厘定公私界限，进一步 反思 与扬弃“泛政治化”的“生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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