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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的学术论文
“共和构想”是社会包容性政策的核心思想
[摘要]我们不能将“社会包容”一词单纯地理解为“社会排斥”的反义词。“社会排斥”强调的是个体正常的社会关联被边缘化的状态，它是一个与社会秩序相关的保守概念。而“社会包容”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远见的概念，它建立在社会团结的基础之上，它使得个体能够更多、更广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关键词]社会包容/社会排斥/社会团结/共和
[作者简介][法]Claude Didry，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经济历史动力与制度研究所(IDHE)所长、主任研究员。
当我们界定“社会包容”一词的时候，有必要提及与之相对的另一个词，那就是“社会排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包容”一词所承载的伟大政治抱负。这一政治抱负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克劳德·尼科莱特(Claude Nicolet)所说的“共和的构想”(Idée Républicaine)①;它也亦如印度籍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言的“人类发展”②。简而言之，“社会包容”一词意味着社会关联，这就好比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于“团结”的界定③。实质上这一界定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的，涂尔干认为“团结”这一社会关系，最终将演变为一种永恒的形式存在。我们对这一历史转变过程的认识正是对这一过程中国家角色的考察。
一、对“社会排斥”界定的思考
有人可能会认为，所谓的“社会包容”政策就是反对“社会排斥”的相关政策。但是在我看来，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某些方面，这甚至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社会排斥”一词的相关界定早已完善，我们认为它是用于分析贫乏、苦难及不幸等状况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社会排斥”是一个与物质匮乏或精神贫乏等相关的概念。物质匮乏，主要涉及收入不足、无家可归(没有住所)等等;而精神贫乏，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缺失，好比在失业的情况下失去专业领域根基的个体，亦或是家庭破裂的情况等等。我们在此所谈及的“社会排斥”也可理解为一种边缘化的情境，用来刻画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个体或群体。“社会排斥”一词是由社会关联存在的不确定性来界定的，它也可能会导致如法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所说的“社会的去参与化”(Désaffilialisation sociale)情况的发生④。
生活在“社会排斥”中的个体们是因为某些原因被束缚在了物质或精神的困乏的情境中，他们偏离了“正常”社会生活的轨道。这也印证了“融入政策”(une politique d' “insertion”)以及“再融入政策”(une politique de “réinsertion”)的社会必要性。刑满释放人员面临的情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的“社会融入政策”以及“社会再融入政策”旨在帮助这些被社会所排斥的个体重返其社会位置，重拾其正常的生活方式。比如，为他们提供住所等等，还包括一些扶持重组新家庭的相关方案及政策。这些相关政策的目标群体十分明确，它们只涉及国家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法国，这些相关政策涉及到了成千上万人，但是和法国近6600万的总人口相比，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当我们谈及“社会排斥”一词时，我们常常会忽略“社会包容”政策的维度。我们往往认为“社会包容”所涉及的情境并没有被排斥，那么所谓的包容也被视为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人尽皆知、显而易见的情况。“社会排斥”一词的出现意味着国家赋予其自身将被排斥群体带回正常社会生活轨道的使命。换言之，公共行为被视为了一种“矫正行动”，它用以纠正自发性的社会机制，这一社会机制使得大部分人能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而小部分被排斥的个体生活在社会边缘。
二、社会包容：一种社会关联的动态视角
“社会包容”一词的概念决不能简化为一种正常稳定社会状况的描述。它涉及全体社会成员个体之间社会关系的转变或强化的过程，包括那些并没有被排斥的个体及群体。阿马蒂亚·森就对于发展中国家女性群体社会关系的动态演变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妇女是家庭生活中的核心，她们要打理家务、做饭及照顾孩子。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说这是一种社会排斥，但是妇女承受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她们必须不断回应着他们的丈夫、孩子以及双方父母们的各种需求。阿马蒂亚·森研究表明那些在外工作的妇女比起留在家中承担大家族服务工作的妇女要更为健康。这也正解释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那就是那些有工作的女性们与强加于她们身上做家务的义务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她们可以开始考虑自身，而不是全身心地聚焦在为家族其他成员服务上。因为她们有工资收入，所以她们在家庭中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她们可以与丈夫一起讨论家庭中的各项决定，她们甚至可以考虑离开丈夫，通过离婚的方式脱离不幸的痛苦深渊等等。在这一情境中，我们强调通过开放工作市场来扩大及提高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进一步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社会包容”的形式，它使得个体的社会网络关系得以扩展和转变。
我们再来看看卡尔·马克思(Marx Karl)笔下关于19世纪末法国农村的例子⑤。在那里，工作和家庭生活被混为一谈。在农村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很少会延伸出自己生活的村落之外，人与人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国家存在的意义也仅限于有限的秩序维持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社会排斥”的现象，而是一种有限社会环境中的嵌入状态(l'encastrement)，这是一种超越个体的限制。在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中，马克思写到，农村人口是社会保守派，是一股反对推行公社制度的力量，是一股反对进行社会改革的势力。农民群体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财产，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家庭生活圈子，他们拒绝尝试那些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秩序的改革。我们也能在中国发现同样的情况。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被禁锢在各自的“单位”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小企业主害怕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的社会生活面临被限制的风险，同时这也是对开放精神的阻止，很可能会阻碍科技和人类的进步。
但是，现代社会的种种特征正在逐渐挑战着这些有限社会群体的嵌入现象。市场交换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学者、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社会之间的合作，还有旅游事业的发展等等，这些现象的出现都赋予了个体发现其他社会领域的权利。在此，我从教育、劳动法以及民主辩论三个角度来阐释这一观点。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为个体提供了彼此之间沟通的技巧，我们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学习阅读、写字以及计算的能力。法国劳动法明文规定禁止雇佣童工，同时规定工作不能占据个体的全部生活，要给予个体家庭生活、休闲娱乐的空间;劳动法也赋予工作者更进一步参与到工作中的权利，鼓励他们为改进工作出谋划策，赋予他们要求通过培训来提高个体工作能力的权利。民主辩论的发展避免了个体被统治集团排斥在外的局面，它推进了满足公民相关需求的立法工作，强化了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契约以及他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这一切都建立在选举制度的基础之上，当然同时还包括了对各种协会以及工会工作的依赖。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一起思考如何对民主生活作出贡献，如何解决现存的问题，集思广益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如何认识及处理国家政府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等等。
让我们重新回到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上，我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给予了个体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的能力，使得个体有权利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但是个体的社会参与能力建立在个体社会参与的自由之上，而这一自由又建立在基本自由得以保障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发展个体的社会参与能力。
三、社会包容：一个伟大的政治抱负及政策构想
为了进一步理解个体能力的发展过程，即“社会包容”的发展过程，我们必须超越“价值增值的增长”(La croissance de la valeur ajoutée)及财富增长的发展观。价值增值的增长对于个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得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有足够的收入来参与消费。但是这一增长取决于工作者的良好健康状况，以及其自身读写等能完善其工作的能力。将它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过程中来解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它还整合了公共机构以及公共机构所能提供的对个体基本自由的保障。这也导致了在社会和人类发展过程中国家角色的觉醒。它包括市场自由的进步和发展，一如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流的参与自由的发展一般。这一意识的形成正是“社会包容”政策的出发点。在法国，这就如前文所提及的，被我们称之为“共和的构想”一样，“社会包容”的相关政策重点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个体的社会参与能力。这一构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公共服务。我们应该将发展大型的公共服务看作是社会生活及其发展的必经之路。其中两项具有优先权的任务，为公民参与国家生活提供可能性。其一是对健康的保障。社会保障与个体的社会安保及医疗保障体系密切相关。这一保障应该是不分贫富贵贱的，应该是全体公民都能享有的。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的健康发展，这些也将打消大多数人自己照顾自己的念头。其二是对教育的扶持。这将确保个体能够讲同样的语言⑥。对于一门共同语言的掌握还延伸到了对阅读、写作和算术等能力的掌握。它涉及到一种文化的共享，在文学和科学方面抱有开放精神，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和兴趣等。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共和政体已经逐步开始发展，并涉及到健康等公共服务体系。例如，提供社会保障经费，建立免费、义务制的非教会学校等等。我们可以将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以及即将变为必须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举例来说，公共交通服务的发展，它为应对交通拥挤等问题提供了解决路径。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从能源公共服务角度出发，从对环境的担忧出发，同样也是出于对个体健康的考虑，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以及核能源运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二，民主参与。对社会的选择性参与、民主参与的重要性都是有据可依的。因为我们假定公民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他们对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运行都是有意识、有想法、有选择权的。这就涉及了选举制度的存在，公民选出国家层面的代表，这些代表听取选民的意见，一如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所提及的“民主激励”(l'aiguillon démocratique)政策。民主参与还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结社自由。例如工会，它是关注劳动状况，并想方设法改善劳动环境的机构。再比如一些公共利益协会，包括保障和维护妇女及儿童的权利的组织以及环境保护组织等等。
第三，参与交换的自由。市场的自由提供个体自由选择消费的权利，同时也给予个体自由公平选择工作的权利。
第四，独立的司法机构。独立且不腐败的司法机构对于建立共和政体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的司法机构才能真正捍卫个体的权利，尤其是在家庭、就业以及消费等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上。
第五，安全网的存在及完善。一个社会中，只有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及其完善，才能够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个体，尤其是在他们丧失了经济来源，失去了工作，或是生病的时候。在他们孤立无援的时候，这一安全网的存在意义重大。
“共和的构想”这一重大的政策是保障个体能够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政策。它为个体更大的自由权奠定了基础。但是，当下的法国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同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个体自由的体制基础，即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平等自由权，正逐渐变得越来越淡化。这些体制基础就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一般。如今，它们已经被个体以及国家因为太过于熟悉而遗忘。个体似乎早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公民权。他们不再愿意参与选举，不再愿意加入工会或是其他相关组织，他们更愿意关注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在国家层面，首先是税收和公共支出的削减，其次是公务员职位的减少，最后是基本公共服务的私营化，例如健康卫生、教育以及电力系统等等。在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件中，这些核电站正是政府委托给私营公司运行的。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公共服务私营化将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它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及生态灾难，包括经济和政治危机。在欧洲，社会包容政策的推行最终却导致了公民的无保障、不稳定状态，这其中还有民族主义的反作用力，即对自由的威胁等等。在世界范围内，受金融危机和紧缩政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正遭受着叛乱、革命及变革。但中国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中国公民拥有市场参与的自由权，拥有消费产品市场的自由权，拥有就业市场中的自由权，这一切都要感谢邓小平同志发起的改革开放。中国也逐步意识到建立一个法制国家的必要性，江泽民同志就多次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偶尔牺牲一下个体的自由，但仍予以社会包容极大的动力。这一社会包容的极大动力预示着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放，它将进一步发展全体公民的参与权，即全体公民社会流动的自由权。
“社会包容”政策意味着要进一步发展国家的公共服务事业。例如教育、卫生以及公共交通等领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即是全体公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及身心健康⑦。这也意味着中国应该构建全新的公共服务体制，适用于全体公民，而不应该再像从前那样通过户籍制度来限制和区隔公民。
“社会包容”政策也意味着发展公民参与立法环节的自由。通过协会或是工会组织的磋商，当然同时也要考虑到自由可能带来的风险。中国社会是一个果敢、好学以及充满求知欲和创造力的社会。国家的实力也已发展成为了一种安静的力量，即对政权的清醒意识。显然，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在保守主义与经济强国之间碾碎创造性美好憧憬将带来的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考察社会包容，我们不难发现，它注重现代社会中社会团结的强化及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股复杂的推动力，这股力量不能简化地理解为市场的发展或是财富的增长。它还整合了国家的角色，以及制度在保障个体追随这一转变的能力时所起到的作用，以此来强化和延伸社会关系纽带的作用。这也致使国家意识到在这一发展转变的过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以至于产生一系列社会包容性政策，它们将超越简单的财富积累及发展，而将是一整套发展个体能力、实现真正自由的政策体系。
来源：《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作者：Claude Di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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