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献法
文献法是一种既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无论哪一种社会活动想要留下永久的痕迹都离不开各种文献。人类活动与认识的无限性和个体生命与认识的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我们在研究逝去的事实时必须借助于文献。
2、比较研究法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比较研究贯穿于教育研究的全过程。无论在科学实验的过程中，或是在理论研究中，比较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该方法。
3、归纳综合法
归纳综合法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例法，借助于给出的一组输入/输出实例逐步导出适于一类问题的程序；另一种是“轨迹”法，通过所给实例的执行轨迹，逐步导出程序。
4、实证研究法
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5、定量分析法
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研究方法
文献学层面，文艺学层面，文化学层面，人本学层面，哲学层面。
详参：尚永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五个层面》
研究工作因得新的资料的发行而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研究人员的兴趣颇为广泛，而他们的研究理念和为学科做的建设引起了史学界的思考，这些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方向。在将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们应该联合不同的领域，互帮互助，思考一些更深更专的学术研究问题，持续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由此来触发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效率。
【关键词】古代历史研究；继承；发展；创新；回归传统
一、中国古代史的历史研究趋势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领域方面的论文大约发表了三万篇以上，相关著作和论文集大约出版了两千多部。不同断代的研究虽然有不同特点，但总归上来说有相同内容。近年来的许多新资料中，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创造条件。研究者通过甲骨文和殷周铭文，对其相关制度提出了新看法。通过战国秦汉的简，研究者对当时的各种行政制度展开讨论，也使得一些观点得到修正。清华大学藏简丰富，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献，比如《金縢》《顾命》等，这些文献对研究《尚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史书《楚居》也为研究楚国提供了相当宝贵的线索。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天圣令》等文献对于晋南北朝唐宋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使得研究者能够深入研究其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拓宽了研究范围和渠道。由于不断有新资料新文献问世，让许多新问题进入了讨论之中，也利于相关研究者来进行甄别判断。对于先秦史领域，研究者的兴趣点主要在国家起源，社会与文化方面，主要课题有（1）关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城址与文明、文明起源与进化、民族和地区的古代文明。（2）殷商的方国、地理和族属，商的统治制度。（3）周的礼乐制度等等。对于秦汉史的研究，研究者主要兴趣点在各种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还有各种礼制和社会生态等等问题。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研究，研究者着力在土地制度与其独有的门阀制度和选官制度等等上，除此以外吗，还向基层社会和民族研究扩展。在隋唐五代史领域，研究围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在宋元明清这段时间，研究范围更是扩大，对于政治和军事的研究更加深入，特别对于清史，八旗世爵制度是一个饱受关注的课题。
二、回归传统的历史学意义
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体都在走着西方人文主义社科的老路线，不过不能因此而否定我国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西方的人文主义社科的古典方法论的确为中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与此同时，将中国的古代史研究路径与领域大大地拓展了，成果喜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火热一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虽然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现实。这一理论结合了中国传统史学文献和实证分析，其根本还是脚踏实地的传统史学研究[1]。纵观古今中外，其实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历史学研究都有共通之处，基本的内涵原则都是相似的，虽然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但是这些是历史学研究过程中无法抹去的瑰丽宝藏。明清时期是中国的传统文献开拓性研究理念和独到的方法它的鼎盛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等学者所提出的“不求史料”等批评就显得不切实际了。
三、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了一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大致有三层含义。第一，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理解；第二，历史学家所处时代遭遇的问题引发了他对历史的疑问；因此，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换言之，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有其独特的人文背景。这便给了我们思考的机会，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思考并探索一些什么？这大概是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后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表现出了因不同时间段而出现的差异，但整体上而言，它体现了学理和逻辑上的不间断性。它既思考宏大问题又具体研究，而且它还将实证作为研究的根本，跟随着新史学建立以来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路径行进。因此它给予了我们学术自信，也使得我们在历史学的道路上不断思索探寻，是实证保证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而历史学绝不仅仅只有“科学”的层面。实证是研究的一种方式，它给予人的是认识历史的基本能力，但历史学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是探索人类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我们了解了我们从哪里来，如何来；我们向何处去，怎么去都是由历史研究而得到结果的。在大数据时代，我们能轻易获得很多的资源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且必须在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在历史学的
研究中寻找重点[2]。
研究工作因得新的资料的发行而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研究人员的兴趣颇为广泛，而他们的研究理念和为学科做的建设引起了史学界的思考，这些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方向。综上所述，我们需要联合不同研究领域，互帮互助，加强交流。在宏观上，研究者们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都有内在一致性。我们需要有勇气，一边具体研究工作，我们需要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新审视不曾断裂的且具有不间断性的中古古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