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商研究》在CSSCI法学类来源期刊中排名稳居第三2、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及其体系效应3、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功能之考察4、民事再审程序立法的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中心的考察5、从校车安全事件看国家的给付义务6、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宏观调控制度转型7、论能动司法的程序规制8、为我国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辩护9、转型期我国犯罪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力维控型”到“压力疏导型”10、合同法上可得利益赔偿规则的反思与重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适用的实证考察出发11、我国群体性事件之公法防治对策研究12、定密的主观性及其克服13、商业预付卡的法律规制研究14、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问题研究——以“伊佳兰公司诉中国案”为中心的分析15、双边投资条约冲突条款研究——兼论我国双边投资条约冲突条款的完善16、地缘政治视阈下的中国海外投资准入国民待遇保护——基于“冰岛拒绝中坤集团投资案”的法律思考17、经验法则适用规则之探讨18、论调解制度在民事检察监督中的引入19、拒不支付报酬犯罪比较研究20、裁员保护立法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说明：杂志目录每期都会更新有一定的时效性，仅供参考。
法律毕业论文提纲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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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毕业论文提纲
标题：XXXXX
一：法律毕业论文提纲的前言
提出我黎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大量存在无证人出庭作证既奇特又正常的征象。为引入正文作铺垫。
二：证人出庭之现状
首先提出执法要求证人作证的使命。引用.齐文远.姚莉.邹斌:>,载>1997年第6期，崔敏:>载>1998年第1期中证人出庭作证征象之稀疏作为本文论据之一，评释这种征象之紧张。
三：证人缺席的危害
证人缺席将使执法真实偏离客观真实，对当事人的正当职权造成侵害，同时将侵害执法公正。重要表现在 1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真实性 ;2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统一性。统一性是指提出的证据未被更换，最初提出的证据与庭审中出现的证据系统一物。引用张卫平主编>清华大学出书社;3 褫 夺了正当的质证权利。
四：证人缺席的源头分析
（一）大学法律毕业论文提纲格式
题目：
一、序言
提出我国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大量存在无证人出庭作证既怪异又正常的现象。为引入正文作铺垫。
二、证人出庭之现状
首先提出法律要求证人作证的义务。引用.齐文远.姚莉.邹斌:<<新刑诉法实施过程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崔敏:<<刑诉法实施中的问题与建议>>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1期中证人出庭作证现象之稀少作为本文论据之一，表明这种现象之严重。
三、证人缺席的危害
证人缺席将使法律真实偏离客观真实，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时将损害司法公正。主要体现在 1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真实性 ;2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提出的证据未被替换，最初提出的证据与庭审中出现的证据系同一物。引用张卫平主编<<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3剥夺了合法的质证权利。
四、证人缺席的根源分析
诉讼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依法进行，法律的健全是诉讼活动的保障，这是诉讼的客观要求。诉讼必须由人即诉讼主体来执行，诉讼主体的'意志必将在诉讼过程中打下自身的烙印，这是诉讼中的主观体现。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作为诉讼中的现象，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寻找答案。即证人不出庭问题的解析必须置之于整个诉讼的背景下进行——这是本文的主要论点。
（二）大学毕业论文提纲格式规范
一、论文题目
从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人物形象
——看“发乎情，止乎礼”的时代性
二、论文观点来源
“发乎情,止乎礼”出自《论语》，是古代形容男女关系的。发乎情，即人的情感在男女之间产生。止乎礼，就是受礼节的约束。汤显祖所说的“情”是指包括*爱之欲在内的人生欲求。可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强调真情，至情的时候，他始终指向的仍是社会现实，表现出对现世的热情和对道德的关注，更重视“发乎情，止乎礼”的教育作用。
三、基本观点
《牡丹亭》中杜丽娘能突破自身的心理防线，逾越家庭与社会的层层障碍，勇敢迈过贞节观，为鬼时，以身慰情人;在死而复生之初，能婉言拒绝情人的求欢，“发乎情，止乎礼”。有人认为，这是汤显祖思想的矛盾性，它在突破传统的同时，又在墨守陈规，是一种退步。而我认为 “发乎情,止乎礼”符合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而在现代，在女性贞操观念淡薄，过度追求个性解放的今天，其伦理道德意义就更为重要了。
四、论文结构
全文共分七节及结论。
第一节《牡丹亭》：介绍汤显祖及其作品《牡丹亭》中的主要人物及内容。
第二节《杜丽娘》：杜丽娘是人们心中至情与纯情的偶像，对于人物的塑造，我认为主要受汤显祖的文学思想和当时人们思想信仰的影响。
第三节《萌芽》：主要论述《牡丹亭》中杜丽娘爱情观的萌芽。她一面悲叹青春的虚度，个人才貌的被埋没;一面又执着于自由、幸福的追求，“一灵咬住”，始终不放。
第四节《冲破》：《牡丹亭》中杜丽娘死了，可是她的死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在摆脱了现实世界的种种约束之后，她果然找到了梦中的书生，主动地向他表示爱情，并以身慰情人，还魂之后还结为夫妇。
第五节《对抗“情，礼”》：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约会，以最明确的方式宣示，爱情以及*爱，首先是年轻女子自身的需要。在超我层面上，她遵从礼教的束缚，在本我层面上，她有强烈的情欲本能。《牡丹亭》复活了*爱女神的形象，表现了*爱女神的抗争。
题目：xxxxx
一：序言
提出我国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大量存在无证人出庭作证既怪异又正常的现象。为引入正文作铺垫。
二：证人出庭之现状
首先提出法律要求证人作证的义务。引用.齐文远.姚莉.邹斌:<<新刑诉法实施过程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崔敏:<<刑诉法实施中的问题与建议>>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1期中证人出庭作证现象之稀少作为本文论据之一，表明这种现象之严重。
三：证人缺席的危害
证人缺席将使法律真实偏离客观真实，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时将损害司法公正。主要体现在 1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真实性 ;2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提出的证据未被替换，最初提出的证据与庭审中出现的证据系同一物。引用张卫平主编<<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3剥夺了合法的质证权利。
四：证人缺席的根源分析
诉讼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依法进行，法律的健全是诉讼活动的保障，这是诉讼的客观要求。诉讼必须由人即诉讼主体来执行，诉讼主体的意志必将在诉讼过程中打下自身的烙印，这是诉讼中的主观体现。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作为诉讼中的现象，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寻找答案。即证人不出庭问题的解析必须置之于整个诉讼的背景下进行——这是本文的主要论点。
1 我国法律在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对证人出庭的规范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2 各诉讼主体的实践意志也在妨碍证人出庭
五：对策
1 完善相应法律法规，限制书面证言的使用
2 针对各自诉讼角色的不同制定响应的法律措施促使证人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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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教唆犯罪立法重构
内容摘要：近代刑法学中，各国学者一般将教唆犯置于共同犯罪中进行研究，虽然把教唆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很多方面难以自圆其说。笔者认为，可以脱离共同犯罪理论，在刑法中增设教唆罪，将教唆行为作为独立的犯罪类型加以讨论。本文以独特的视角对教唆犯的性质、概念、成立要件以及定罪量刑进行探索性设想，希翼对教唆犯罪有进一步认识。
关键词：教唆犯 教唆罪 共同犯罪
A brief talk 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
Abstract: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criminal law, the scholars of all countries generally put the abettor into the research of the complicity. Although the abettor being regarded as a kind of special complicity has some rationality, it is difficult to justify oneself in many aspect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 can break it away from the complicity theory, and set up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 in criminal law .we can regard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 as the independent crime type and discuss it. This text probes into the abettor’s nature, conception,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and the principle of punishment with unique visual angle .The author wishes that the text can help us to realize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 further.
Keywords: Abettor; Crime of Solicitation; Complicity.
近现代教唆犯理论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发展起来的，近代刑法学之鼻祖费尔巴哈对此起了开创的作用，为教唆犯理论研究提供了经典的哲学范式。但实践证明，将教唆犯置于共同犯罪中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
可以将教唆犯独立出共同犯罪，作为独立的犯罪类型进行研究（暂称为独立类型说），建议在刑法典中增设教唆罪，具体设想如下：
一、教唆罪的概念
脱离了共同犯罪的范畴，可以将教唆罪定义为故意教唆他人实施严重违法行为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此概念，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教唆者必须是出于故意。由于对教唆犯的惩罚是对教唆者主观恶性的惩罚，教唆人在主观上应带有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引发他人危险性的主观意图，正是他的这种意图使教唆行为具有可罚性。而过失犯罪则不存在这种期盼他人危害社会的意图，主观恶性极小，因此不宜在刑法中加以定罪量刑。而且，在共同犯罪的认定上强调了两个以上的人“故意”犯罪，脱离了共同犯罪模式的教唆犯认定则有必要对“故意”加以强调。
其二，教唆者教唆的是违法行为而非仅是犯罪行为，即除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外，教唆内容还包括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这一点与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有很大差异。笔者认为，教唆者多次教唆多个被教唆人实施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如不够成盗窃罪的小额偷窃，这种行为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影响极差，只要符合教唆犯的构成要件，就应该受到刑法的追究。正是因为现行刑法的这一缺憾，使得不法分子在车站、码头教唆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偷窃得情形屡打不尽。
其三，作为教唆对象的“他人”应包括所有人。传统观点认为“他人”是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包括完全责任能力人和在其有意识和意志范围内行动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教唆未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犯罪的，被教唆人仅视为犯罪工具，即成立间接正犯，教唆者以被教唆的罪定罪量刑。笔者认为，既然设想教唆罪是独立的罪名，无论教唆人教唆被教唆人犯罪还是从事违法行为（未达到犯罪标准）情节严重的、需要刑法处罚的，教唆犯都按教唆罪定罪，“未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这一对象特殊性并不影响教唆犯本身的成立与否，被教唆人是否受刑法追究也与之无关，但可作为量刑情节。
其四，教唆犯本身具有社会危害性和犯罪的危险性，只是它的实质侵害是通过犯罪行为人这一媒介表现出来的，教唆行为并不受实行行为的制约。被教唆人是有独立思维能力、辨别能力的人，教唆者的犯罪意图可以止于被教唆人，可以不产生实质侵害。教唆罪是对教唆行为的惩罚，而不论被教唆人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因此，在定义中无必要强调教唆结果，即“致使或者没能致使他人犯罪”这一要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对教唆犯进行刑罚处罚脱离被教唆者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这一要素，而是将它放到量刑情节中考虑。
其五，教唆方法和手段有众多表现形式，包括授意、一般性威逼、乞求、劝说、煽动、收买、怂恿、引诱等行为。有学者认为这些行为可以归纳为“怂恿”和“指使”两种。{1}笔者认为，“怂恿”和“指使”又可被概括为“教唆”，而且这种归纳意义不大。将这些行为归纳为“教唆”比概括为“怂恿”和“指使”更符合立法简明概括的要求。
二、教唆罪的成立要件
西方资产阶级将“教唆犯的成立”问题同样置于“共犯的成立”学说中进行讨论。关于共犯成立主要有三种学说，即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和共同意思主体说。笔者认为，应该从教唆罪本身的独立性出发，科学的提出教唆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构成要件。
1、教唆犯的客体要件为社会管理秩序，而非被教唆人实施实行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但被教唆人实施实行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可视为间接客体。而教唆时，间接客体是否存在则在所不问，如教唆孕妇在其分娩后杀害出生的孩子。“广义的社会管理秩序，包括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等，凡是犯罪行为，无不侵害某个方面的管理秩序。……，狭义的社会管理秩序，特指刑法分则其他各章规定之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以外的社会管理秩序。”{2}教唆行为使社会管理秩序遭受破坏，鉴于教唆行为所侵害客体的广泛性及其与传授犯罪方法罪在客体要件上的同一性，我们可以得出教唆犯的客体要件为社会管理秩序。
2、客观方面要件为行为人实施了足以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情节严重的教唆行为。客观方面又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教唆行为的内容，除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以外，还包括刑法没有规定的其它严重违法行为，后者可由法官自由裁量。有学者认为这里要排除部分内容，如刑法规定的煽动型犯罪（即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等，由于刑法已将其单独规定为具体罪名，所以应将其排除在教唆犯的教唆行为的内容之外。此外，刑法分则规定的引诱型犯罪和教唆型犯罪，如“引诱幼女卖淫罪”等亦如此。笔者认为五种煽动型犯罪本身并不成立教唆犯，因为被教唆者必须是特定的人，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人，而煽动型犯罪是指对不特定人实施的鼓动，一般是对多人实施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五种煽动型犯罪成为教唆犯成立的教唆内容。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为例，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而乙教唆甲实施该犯罪，两罪都有作为，乙的行为符合教唆犯的成立要件，仍构成教唆犯。至于“引诱幼女卖淫罪”与煽动型犯罪又有所不同，它本身成立教唆犯，但鉴于刑法单条列出，可将“幼女卖淫”排除在教唆内容之外，但该“引诱幼女卖淫罪”不能排除在外，理由同上。教唆的内容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如唆使母亲不给婴儿喂奶使其饿死，则成立对不作为犯的教唆。
（2）、教唆行为的方式只能为积极的作为。关于教唆行为的方式我国有两大主张：一种是积极说，认为作为和不作为都是教唆行为的方式，可以构成教唆犯的不作为犯；另一种是消极说，认为教唆行为只能以作为实施。如果成立教唆犯的不作为犯，那么必有一前提，即教唆人负有因其先行行为而产生的防止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然而，事实上教唆人教唆他人的先行行为已经构成了教唆罪。至于教唆人防止被教唆人犯所教唆之罪产生的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只能作为量刑情节。
（3）、教唆的行为的强度，应是“足以引起被教唆人犯意的”教唆行为。教唆强度可以视为教唆行为的内在性规定在成立要件中加以规定即可。
（4）、教唆对象为所有人。这一点在概念中已作说明，故不在赘述。
3、主体要件为一般主体，即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上文已经提到李希慧教授对主体要件的观点。笔者认为，李教授的观点是建立在传统的共同犯罪论基础上的，教唆罪作为独立的罪是主观恶性较小的，与刑法规定的八种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限制责任能力人也要承担责任的暴力犯罪不能相提并论。
4、主观方面要件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教唆者明知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进而实施犯罪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这里的教唆故意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教唆犯自己必须以故意犯之方式为之；再者，其教唆之行为，亦必须以使他人故意实施犯罪为目的”。{3}
综上，只要满足了犯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要件的要求，即成立教唆罪。
三、教唆犯的定罪量刑
在共同犯罪体系下，各国刑法通常已所教唆的罪确定罪名。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意大利刑法典》第115条规定，在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教唆已被接受，但犯罪没有实施，不予处罚。但是，在被教唆的是某一重罪的情况下，法官可以适用保安处分。如果教唆没有被接受，并且属于教唆实施某一重罪，对教唆人可处以保安处分。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要坚决避免用牵强附会的共犯观点来处理教唆犯罪案件，对教唆犯决定刑罚时应综合考虑教唆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所谓教唆情节包括所教唆犯罪的性质、内容、教唆对象、教唆方法、教唆次数等方面。社会危害程度是指教唆行为对社会实际产生的危害轻重，主要考察被教唆人是否实施被教唆行为，被教唆的行为本身是否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等方面。只有全面分析教唆行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才能正确把握量刑。此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由于教唆者一旦着手实施教唆行为，即告犯罪完成和符合构成要件，从而构成犯罪。因此，教唆罪无既遂与未遂之分，被教唆人是否实施实行行为并非确定教唆罪既遂还是未遂的标准。教唆完成后，作为教唆对象的被教唆人思想上已经产生了变化，成为犯罪既遂形态。由于举动犯存在犯罪既遂形态与犯罪预备形态，犯罪中止形态之别。笔者认为，鉴于谦抑原则和其社会危害性，对于教唆犯的预备犯、预备阶段的中止犯应不予刑事处罚。
2、关于被教唆人的身份是否影响对教唆人量刑的问题。若无具体身份者教唆有身份者实施犯罪的，被教唆人因特定身份导致“从重处罚”或“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不得及于无此身份的教唆者。例如普通群众甲教唆国家工作人员乙非法拘禁，如乙因其身份需从重处罚，不得据此情节加重对甲的处罚。
3、应明确间接教唆犯的刑事责任。间接教唆犯，是指教唆犯经过其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有教唆犯罪故意的第三人为中介，将教唆他人犯罪的教唆内容间接传递给他人的情况。间接教唆犯，有教唆故意，又有教唆行为，其具有刑事可罚性是不可置疑的，但持续三次以上的间接性教唆是不可罚的。对于其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可以直接规定，教唆教唆犯的，按教唆犯处罚。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教唆犯，应取消其在《刑法》第29条共同犯罪中的规定，同时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增设教唆罪。在量刑上，建议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同时，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应有严格限定，如仅限于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特定的暴力犯罪等，这样既惩罚了教唆犯，也与教唆犯的性质相一致。同时还应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外，鉴于教唆犯的性质，对于教唆犯尤其要加强教育改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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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魏东.教唆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05.
{2}高明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933.
{3}苏俊雄.刑法总论：犯罪总论[M].台北：台湾大地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1998.443.
论《物权法》中相邻关系规范的性质
关键词: 相邻关系规范/意思自治/强行性规范/任意性规范
内容提要: 我国《物权法》中关于相邻关系的规范，大量使用“不得”和“应当”的强行性用语，但我们在阅读《物权法》文本时，不应完全限于字面用语的原初含义，而应具体分析其在物权法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和性质。其中“不得”的规范具有保障基本人权、便于与公法衔接的功能，应为强行性规范；而“应当”类的规范应有当事人意思自治、自由协商的余地，以促进物尽其用，但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相邻关系规定的内容虽多为‘不得’或‘应’，其性质真正属于行为禁止规范者毕竟还是少数。” ——苏永钦[1]
一、对我国物权法中相邻关系规范的文义解读
法律通过各项具体的规则来实现其对社会的治理，民法更是通过各项法律规范来调整人们的现时行为，并为未来的行为提供指引和预期。对于法律规范，从不同的标准可以做出不同的分类，而从法律规范内容上对人们行为的强制限制程度来区分，可以将法律规范区分为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强行性规范是“无论当事人的意思如何，都强制性地调整当事人的法律关系。”[2]而任意性规范则是可以“得通过交易当事人的约定排除其适用的法律规范。”[3]从整体而言，民法是私法的典型代表，因此民法中应当有较多的任意性规范，允许当事人的私法自治，例如合同法等内容。但是民法调整的范围中有许多涉及到不特定他人的利益，因此民法并不总是由任意性规范构成的，例如物权法中就有较多的强行性规范，因为“物权是一种对物直接加以支配的权利，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直接关系到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因此不能允许当事人通过合同自由创设物权。”[4]事实上，物权法所具有的较多的强行性规范，也构成了物权法与合同法的一大区别。物权法的这种强行性也同样反映在其有关相邻关系的规范之中。
《物权法》所有权编的第7章是关于相邻关系的专章规定，共有9个条文。在这9个条文中，“不得”一词出现了3次；“应当”一词出现了8次，其中有7次是关于相邻关系中权利行使规则的规定； “可以”一词只出现了1次。按照我国法理学通常讲授的法律规范的分类，强行性规范乃是当事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其标志便是法律规范中出现“禁止”、“不得”、“应当”、“必须”等词；而“可以”等词才是任意性规范的典型用语，当事人才可以自由约定适用与否以及如何适用。在《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9个条文中，使用“可以”一词的，仅是关于在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当地习惯的规定，而该章中涉及到相邻关系行使的具体规则，全都使用的是“不得”与“应当”两词。从《物权法》的条文表述来看，相邻关系规则乃是典型的强行性规范，当事人并无自由协商的余地。
二、对“不得”和“应当”规范的具体分析
《物权法》之所以将相邻关系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加以规定，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相互邻接的不动产“由于化学或物理之作用，或多或少必会影响邻接之土地或不动产之用益。受影响之不动产所有人若动辄以其所有权受妨害，而行使其所有权保全请求权，必将使邻接之土地陷于无从用益之窘境，易地而处又何当不然。”[5]在如此容易引发纷争的权利边界，法律的适当介入，为当事人强行制定一个权利的界碑，减少日常琐事的大量纷争和诉讼，其立法目的是为了在总体上促进社会的和睦，节约社会资源，避免人们把精力都投入到不必要的诉讼之中，徒增诉累。“问题在于，相邻关系规定中有哪些是行为禁止规范，哪些仅是物权调整规范，完全不具有禁止或强制为一定行为之意？”[6]物权法中相邻关系规范的强行性文义用语，是否完全排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自由协商？物权法为民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完全不具民法之意思自治的特色，所以我们在阅读《物权法》文本时，不应完全限于字面用语的原初含义，而是应当具体分析这些用语在物权法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和性质。
1.对“不得”规范的具体分析
《物权法》中使用“不得”一词来进行规范的相邻关系行为，全都集中在第89条至91条这3条之中，其所强性禁止的行为同样也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建造建筑物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的；第二类是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的；第三类是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的。从内容上看，这三类“不得”进行的行为，或者是侵害相邻权利人的通风采光日照权的，或者是危害相邻权利人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或者是危及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通过对这三条规范的内容分析，我认为《物权法》在此采取“不得”的强行性禁止态度，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第一，为了保障基本人权。在现代社会，保障人权不仅意味着应当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而且还应当保障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体面、健康的生存的权利。如果一方建造的建筑物违反了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了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则无疑于剥夺了相邻不动产权利人进行正常通风、采光和享受日照的权利，而阳光和新鲜流动的空气是人们健康的生活所须臾不可或缺之物。“通风、采光、日照不仅是维持人们基本生产生活的要求，也是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个人的尊严的问题。”[7]如果相邻的建筑物间距过窄且过高，完全将另一方的房屋笼罩在阴影下，则另一方权利人不得不常年生活在阴暗潮湿和沉闷的环境中，纵然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经济补偿以换取同意，法律也采取强行性的规定来禁止和拒绝一方当事人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来完全购买对方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同其道理，如果一方在自己的不动产之上从事污染物、噪声、电磁波辐射等危害活动的，或者大肆改造房屋导致房屋有可能倾倒而将他方当事人的人身财产置于现实的危险之中的，法律不会坐视一方对另一方基本人权的金钱收买，而是做出禁止性规定。
第二，便于与公法衔接。物，尤其是不动产，不仅是个人权利的标的，而且与他人、与社会公众都具有密切的利益联系。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观念已经陈旧，现代社会的所有权都是受到社会公益方面的诸多限制。譬如权利人的不动产，既要受到政府的城乡规划，不能随意选址建造，同时还要遵循政府部门对房屋质量、消防、环保等方面的诸多要求。因此，在政府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社会，纵然是私法领域的民法，也难免留下国家干预市民生活的痕迹，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因此，民法必须注意与相关联的公法性、管理性规范的衔接，即民法须能“容让公法”，[8]方能使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维持社会的良性运作。而《物权法》的这3条规范，就便于与相关公法的衔接。这些规范是公法介入私法的表现，其背后都有相应的公法规范存在的影子。
具体而言，这3条规范涉及的是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各种污染物等有害物质的规定，以及相关施工及建筑物安全的标准，与这些规范紧密衔接的公法规范有《城乡规划法》、《环境保护法》、《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等。《物权法》中这3条规范的存在，为这些公法规范介入私法、参与管理权利人对不动产权利的行使行为，留下了接口和余地。并且这些单行法律法规的修改，远较作为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物权法》为易，所以可以根据市貌的变迁、时代的变化而及时进行修订，却不必因此而频频修改具有私法根本法性质的《民法典》，从而保持民法典的稳定性。
2.对“应当”规范的具体分析
《物权法》对于“应当”的规定，其内容主要是关于邻里之间的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而需要利用他方不动产的行为。这些内容是为了生活的便利，必要但非必需，不似日照、采光、通风等权利一样涉及基本人权。从字面意义上看，“应当”一词具有法律上强行性要求之义，然而，相邻关系固然是为保障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各自权利行使中的必要延伸，以保证所有权的完整行使，但行使权利毕竟是民事主体的个人行为，是属于私法上意思自治的范畴，法律为何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协商？试举一例：《物权法》第86条第2款规定：“对自然流水的利用，应当在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对自然流水的排放，应当尊重自然流向。”那么假如甲乙为同一条小河流沿岸的两户居民，甲在乙的上游，对于该条河流的利用，依照物权法则应尊重河流的自然流向而为，但如果甲希望在乙的上游筑一个小水坝养鱼养虾，同时甲对于乙承受的水流量减少的不利后果，愿意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补偿，乙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这种行为实施后不会影响他人的生活。那么甲和乙的行为就并没有尊重自然流水排放的自然流向，而是以人为约定的形式进行了改变，此时甲乙违反了《物权法》中以“应当”形式做出的强行性规定，其行为的效力如何？
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区别，其中一个便是法定与约定的关系，但是为什么会有此种差异？我认为，其原因在于相邻权（相邻关系）既然是所有权的必要延伸，那么行使所有权时常不得不涉及到相邻关系，对于一种日常所需而当事人自行磋商成本较大的权利，由法律出面进行最低限度的界定，利用法律的权威性在当事人之间推行法定规则，可以省去当事人之间大量的、高成本的磋商成本，这也是法律的社会作用之一，即法律替社会节约成本。“土地相邻，其权利行使彼此互有影响，若各所有人皆得主张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之干涉，势必造成冲突，因此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加以规范，以保障土地充分利用，维护社会生活。”[9]但是法律是一种规则之治，具有普遍性，关注的是社会的普遍正义，而对于个别正义则难免不适。相邻关系的目的既然在于保障双方当事人都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正常使用其不动产，那么相邻关系的法律调整应以当事人双方的同意为界限，只要双方当事人对相邻不动产的利用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此种一致意见并不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则法律的目的已经实现，可以允许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应理解为“‘不得’，原则上指的是不具有此一权能，而非其行为为法律秩序所不容；‘应’原则上仅指与相邻土地间义务或不利益的分配，而非法律秩序课予一定行为义务。”[10]
所以，即使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改变了《物权法》相邻关系中以“应当”形式做出的规定，只要这种约定不违反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民法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约定在当事人之间就是有效的，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这种约定。在上例中，甲乙两户居民自愿约定改变小河流的自然流向而加以利用，这种约定应是有效的，甲完全可以按照约定来利用该水流并向乙支付价款。
事实上，《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一章中已经明确指出，法律调整相邻关系的目的和原则在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而且《物权法》的一些具体规则也暗含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意思。仍以第86条第2款为例，该款前段为：“对自然流水的利用，应当在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既然是合理分配，那么合理的标准很难有一个整齐划一的客观标准，合理与否，主要是看当事人双方的心理感受。如果上例中甲方改变水流的自然流向加以利用，同时向乙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乙对此表示同意，那么此时对于自然流水的利用，在相邻的甲乙之间应当是合理的分配，甲多利用一些水流，而乙获得额外的金钱补偿。
三、相邻关系规范中应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
1.“应当”类的规范应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
“民法上之相邻关系，其制度之目的，原在调节相邻不动产所有人之互相间对土地之利用，以维持邻居之和平相处。”[11]在公法渗透私法的今天，相邻关系规范中不仅包括了法律为相邻权利人之间的和平相处而作出的各种规定，还包括了一些衔接公法性规范从不动产社会管理的角度做出的规定，因此，对于相邻关系规范应当分其内容区别对待。
对于“不得”类的三个条款，因为涉及不动产权利人的基本人权，不容抛弃，也不容改变，所以乃是真正的强行性规范，当事人双方不得自行约定进行改变。如果双方自行约定改变了这些规定，比如双方约定一方当事人可以在自己房屋内从事制造大量噪声的活动，另一方对此危害行为表示同意并接受金钱补偿。则此约定违反了《物权法》以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强制性规定，制造噪音的一方当事人行为会被环保机关查处、罚款并责令停止，同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此种约定也属无效，一方不得依据此种协议而继续制造噪音，而另一方受领的金钱补偿属于不当得利，依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对于《物权法》中规定为“应当”的相邻关系规范，主要是因用水、排水、通行、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而需要利用土地的事项，这些事项属于不动产权利人利用自己不动产所必须具有的权利，否则其不动产物权是不完整的。但是，对于这些利用不动产以及要求相邻不动产权利人进行配合的方式在不违反民法的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等基本价值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当事人双方进行自由协商。双方当事人可以就相邻关系中各自权利的行使方式、补偿标准、期限等进行充分的自由协商，当然，不动产权利人对于这些对应于“应当”类的权利，如果不需要行使，也可以抛弃之。[12]这些都有双方当事人进行自由协商的余地。
2.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可以促进物尽其用
允许当事人对相邻关系中的大部分行为规则进行意思自治，不仅弘扬和贯彻了作为民法核心理念的意思自治思想，而且在不动产资源日趋紧张稀缺、注重经济效率与合理的今日，更有促进物尽其用的功能。此即“民法上有关不动产相邻之制度之存在理由，……其主要目的已不再专为调和个人所有权之利害关系，而在促进物尽其用之社会利益也。”[13]
市场化是宏观层面上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途径，而在微观层面上，允许当事人之间对于相邻关系规则的行使方式进行自由协商，而不是由法律一律进行强行安排，则可以将权利更多的配置给最有需求的当事人，同时由其对对方当事人进行有效的补偿，这样就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权利产权的优化配置。这也是在具体民事主体之间进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式之一。“大部分‘民法’相邻关系规定的作用仅在于避免特殊土地状况拉高交易成本，而非禁止交易。”[14]因为当事人本人更清楚各自的需求、收益和成本，而法律的划一规定并不如当事人的协商有效，因此允许当事人进行协商，最能实现物尽其用。《物权法》对相邻关系规范的大部分规定，只是为当事人设置了一个产权界定的基本模型，双方当事人在遵守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自由博弈、平等协商，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物权法》中关于“应当”的规定，“只是使获得特定利益的民事主体取得了与其他民事主体讨价还价的资本，从而使其在放弃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时，能够获得相应的对价。此类规范，都非所谓强行性规范。”[15]所以当事人依照各自需求，在诸如通行道路的位置、通行方式或者管线铺设的路线等事项上进行意思自治，对彼此不动产之间权利的行使达成一致意见，其行为是有效的，并且实现了《物权法》促进物尽其用的功能。
3.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当事人之间对相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具体行使及履行方式进行自由协商、签订合同自然应当认定有效，但是这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并不能对抗第三人。“相邻关系规定主要是在调整相邻关系人间之私权利冲突，……当事人间仍不妨作不同之约定或予以抛弃，但此项约定仅具债之效力，约定当事人间固应受其拘束，非当事人之第三人例如得主张相邻关系通行权土地之受让人自不受拘束。”[16]
其原因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乃仅具有债的效力，而债的效力具有相对性，仅能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不能对他人产生约束效力。同时，双方之间的约定不具有公开性，他人也难以得知，纵然得知，第三人并没有参与缔约，不是合同当事人，自然不受合同效力的拘束。因此，第三人无需善意，无论其是否得知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约定及其内容，其都不受该约定的拘束。例如，有相邻两户之间关于通行问题达成协议，允许时常晚归的一方于每日夜间仍得开车穿行另一方的庭院，而每月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则纵然有第三人知道该协议的存在及其具体内容，在其成为一方不动产的买受人时，非有特别约定，仍然不受该约定的约束。
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主要适用于第三人成为其中一方不动产权利的买受人的情形。当一方出售其不动产时，即使其与邻接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合同尚未到期，买受人也不受该合同的约束。买受人仍得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及具体情形，向相邻方主张不同的相邻关系行使方式。例外的情形是，买受人在购买不动产时，作为购买合同条款的一部分内容，同意对相邻关系的合同也一并继受，或者单独约定继续承受此种约定，则买受人自愿成为合同的当事人，那么合同自然对其发生效力，先前约定的相邻关系形式方式仍得延续下去。
四、结论
《物权法》中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毕竟属于调整当事人私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规范，除少量关系公法性质的管理规定以外，大多数规范应当属于任意性规范，或者仅发生指引作用的倡导性规范。相邻关系规范“虽涉及公益，多属间接，应容留当事人私法自治空间。”[17]我国《物权法》的立法过程中，两部主要的专家学者草案建议稿在关于相邻关系规范的内容中，事实上采用了较多的任意性规范，在为当事人设立基本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常允许当事人双方对具体权利的行使事项进行协商，其相邻关系一章中多次出现的用语是“有权请求”、“可以请求”，[18]或者是“从其习惯”，[19]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色彩甚浓。但是立法机关颁布的《物权法》中关于相邻关系一章的规定，却通篇充斥着“不得”、“应当”的强行性规范用词，几乎完全剥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空间。我们要想让《物权法》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较好的实施和被遵守，就应当不局限于《物权法》的字面文义和用词，因为立法机关用词的不科学和不严谨将会导致法律在现实中实施的困难和被规避。我们应当从《物权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出发，从法律行为的效力出发，去分析相邻关系规范的性质，区别该章中所用“不得”和“应当”二词所真正对应的规范效力，在解释相邻双方对相邻关系的约定的效力时，应认真区分此类约定是否违反前述3条衔接公法管理的规范，若无，则应允许当事人双方在“应当”的法定模式下仍得享有自行协商、意思自治的空间和自由。
注释:
[参考文献]
[1][6][10][14]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1, 219, 219, 228．
[2] 谢鸿飞．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7，（6）．
[3] 王轶．物权法的任意性规范及其适用[J]．法律适用，2007，（5）．
[4][7][12]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修订版）（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3, 657, 667．
[5][16]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修订2版）[M]，台湾：2003自版．289, 291．
[8] 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6．
[9][17]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一册：通则·所有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10, 212．
[11][13]陈荣宗．相邻地必要通行权[A]．郑玉波主编．民法物权论文选辑（上）[C]，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5．222．
[15] 王轶．物权法的规范设计 [J]．法商研究，2002，（5）．
[18] 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条文、立法理由、参考立法例（物权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19-234．
[19] 参见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15-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