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些年来的拍卖市场上，战汉漆器崭露头角，创造了不少令人叹为观止的天价。例如，2007年一把战国漆器拍出了352万元的高价;2004年，一个战国龙凤纹漆盒博，得了154万元的价格。然而令人颇感疑惑的是，无论在拍场上出现的，还是在博物馆展出的以木为胎、以漆敷面的战汉漆器，在历经千载之后，不但丝毫未腐，而且依然光亮如新，焕发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古人究竟凭借怎样的工艺，令得战汉漆器能有如此的神奇呢?为了破解此中谜团，本刊记者近日走访了著名文物鉴定家须小龙先生。
战汉漆器金丝楠木胎
鉴宝：我们知道木器是较为容易受自然环境影响的，湿润或者干燥的环境都会加速它的腐朽，再加上长久的使用，可以说木器难以长时间的保持原貌。那为何同为木制的漆器却能在历经千年后，依然光亮如新呢?
须小龙：要解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了较漆器是如何制作的。在漆器发展鼎盛时期的战汉两代，人们大多以木为胎制作漆器，选用的木料是当时就极为名贵的金丝楠木。而众所周知，已在明代绝迹于中国的金丝楠木，具有不怕水的特点，而且是无论多少年也泡不坏。同时，在用漆上，战汉漆器选择了在漆树汁液中提炼的天然漆。具体的制作过程是先将金丝楠木料削制成型，脱胎刮漆灰后再打磨抛光，制成漆器的胎体。然后反复涂漆，并以彩绘装饰。待这之后，将制成品放入温室中烘干，并最终完成漆器的制作。
由此可见，以具有防水能力的金丝楠木为材，涂以天然漆料的战汉漆器，不但色泽明亮，光彩夺目，而且因为属性相近，木材与漆料结合的十分紧密，因此具有非同寻常的防腐、耐酸，耐碱能力，所以能够长久保持光亮如新的外貌。
战汉漆器没有传世品
鉴宝：天然的木材，再加上取自木中的天然漆料自然能够有如此的效果，但据我所知漆器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传世品，这又是为什么呢?
须小龙：是的，据史料记载，传世的漆器到了宋代就已绝迹，这是因为虽然它比瓷器结实，但毕竟是木制的，在长久的使用中，必然会因外部环境的影响，而自然磨损。再加上瓷器工艺的提升，战乱等各方面的原因，漆器在东汉时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没有像铜器一样实现流传有序的收藏，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战汉漆器都是出土品。
鉴宝：墓葬中的环境虽然比外界要稳定，但也很复杂，除了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能够获得有效保存外，很多丝织品、纸制品等也会在长久的埋葬后残存无几，为何漆器能够独善其身呢?
须小龙：从历年来的发掘状况来看，作为随葬品的漆器并不能躲避墓葬中水分和土壤的侵蚀。在考古界中有这样一句话“干千年，湿万年，半干不湿就半年。”漆器也是一样，土坑中出土者，不但颜色会失去光泽，而且木质会在经过上千年的埋葬后完全碳化，变成乌黑色。水坑中出土的漆器则会因为在水中的长时间浸泡，而渗大量的水分，使得外形膨胀，并附着有大量泥浆。
出土漆器必须脱水处理
鉴宝：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得见的精美漆器究竟是如何而来的呢?
须小龙：我们说，恰恰是因为水的浸泡，才能让漆器能够回复2500多年前的样貌。
首先，水能够隔绝空气，使得漆器的氧化速度得以延缓。其次，金丝楠木是天然耐水的，即便渗入了大量的水分，但其内部的纤维结构并没有受到损害，更没有腐败。第二，因为漆器所涂用的漆料取自漆树，内在结构与木质相近的它与木胎结合得十分紧密，有较好的亲和力。因此，浸泡过后的漆器漆层并没有出现与木胎分离的现象。
基于这两点，今人仅需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将渗入大量水分的漆器予以有效脱水即可恢复其往日神采。
比如考古人员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比如冷冻法，真空热干燥法，或将其放入离心机中快速甩干。也可以用化学的方法，用药水将其中的水分子置换出来。但这些方法虽然用时较短，但效果并不太好。目前已知的最有效方法是自然干燥法，其是先在水坑漆器的出土地附近挖一个5米深的地洞，再横向挖一个两平米见方的洞，然后将漆器用麻袋，或者湿布包好后，放入其内，再用锯末覆盖。在这之后，为了减慢漆器的干燥速度，使之不会开裂、褶皱或变形，还要不断地淋水和翻动养护。总之是要使漆器在恒温恒湿的条件下，缓慢地去除内内里的水分。据了解，以这样的方法干燥水坑漆器时间较长，一般小器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大器则需要两年以上。但即便这样地精心照料，也会有20%到30%的器物受到损害。
脱过水的漆器就是真品
鉴宝：水坑漆器出土后必须进行脱水处理的特性，是否对鉴定市面上所见的漆器，有所帮助?
须小龙：是的，我们刚刚说过，战汉漆器没有传世品，当今所见之物皆为出土品。而且，只有出土自水坑的漆器，方可在经过脱水处理后恢复原貌。所以凡是经过脱水处理的，完全干燥或是略含水分的漆器，可断定为真品。当然，判断某件漆器是否经过脱水处理也需要一定的技巧。
首先，凡是脱过水的漆器，在重量上要比其入土前要轻。因为在脱水的过程中，不但水分会离开漆器，而且木胎中的有机物也会随着水分的流失被溶解去除，因此在重量上要比原木胎要轻。
其次，凡是脱过水的漆器表面都会有蛤蜊光。因为其在墓中被水浸泡的过程中，水中含有的金属成分和微量元素会随着水的渗入进入漆层，而脱水之后，这些成分并不会被清除，所以仔细观察会在漆器表面看到蛤蜊光。
最后，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进行脱水处理，都难以实现完美的效果，因此，真器的表面会有自然的起皱、开裂、起翘、扭曲、变形等现象显现，伪器则难以达成这样的效果。
鉴宝：既然战汉漆器真品大多需要脱水处理，而且收藏者较为认可这样脱过水的漆器，那么当前的造假者是否也会浸泡其制作伪器，而后脱水呢?
须小龙：随着漆器价值的逐年提升，造假者自然也开始尝试制作伪器。但据我所知，市面上并没有经浸泡后脱水处理过的伪器出现。因为，虽然漆器经过浸泡后，会被渗入大量的水分，但是浸泡所需要的时间相当漫长，非数月，数年的时间可以达成。我曾做过类似的试验，将一件漆器置于水中浸泡长达一年，取出后发现水分仅仅渗入了薄薄的一层，根本没有进入木胎中。所以，造假者根本不可能对伪器做类似的处理。是否脱过水，将成为鉴定一件漆器是否为真品的重要标准
摘 要：1957—1958年，河南省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了战国时期一种将耳杯与豆结合在一起的器具，一同出土的简牍中称之为“杯豆”[ 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 丁种第三十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名称已表明，杯豆是工匠有意识综合杯与豆的造型创制的新型器物。关于杯豆产生的原因和其功能，目前未见专门的研究。桂俊荣在《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中提到，“这种形制的器类在楚漆器中出土很少，而且都集中在信阳楚墓群出土”，认为它是“器类创制尝试的结果”[ 桂俊荣著.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47.]。在此，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探究：一是豆、耳杯、杯豆之间的先后与衍变关系；二是信阳楚墓中“杯豆”的设计意图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笔者认为，这看似偶然的“创制尝试”实则包含了楚人独特的礼制观念和受其影响的艺术设计理念。
关键词：信阳楚墓 漆豆 漆耳杯 杯豆 设计意图 礼制观念
在一号墓出土的楚简《遣策》记有“……其木器杯豆三十，杯三十。□一□□□之以锦，一瓶食酱，一瓶某（梅）酱……”[ 房振三. 信阳楚简文字研究[D].安徽大学,2003.p118-119.]，而出土报告中这一记载数量和该墓出土的杯、杯豆数量相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p35.]。出土报告指出，一号墓“东部置有彩绘漆案，另有成叠放着的彩绘杯、杯豆、长柄陶勺以及陶鼎、陶豆等。从这些器物倾斜的迹象可以看出，此室的漆木器原放于案上，因案倾倒而跌落。故在杯和杯豆内及附近，还发现许多梅核。”[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 丁种第三十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p19.]
杯豆这一器形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仅存于信阳楚墓的个例。皮道坚在《楚艺术史》中认为，杯豆是耳杯的早期形式[ 皮道坚著.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2.]，具体原因没有说明。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也许是把杯豆看做在带耳的漆豆的造型基础上演变而来，即预设了一种器形演变逻辑：豆→杯豆→耳杯。桂俊荣在其论著中已指出皮道坚的看法并不确切，理由是“耳杯在春秋晚期楚墓中已有出土，时间上较信阳长台关墓早”并且“这种形制的器物造型上明显是豆与耳杯的综合”[ 桂俊荣著.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47.]。笔者认同此看法，并且可从多个角度说明。
豆，最先以陶器的形式在新石器晚期产生，商周时青铜豆成为固定而重要的礼器，用于祭祀场合。漆豆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春秋中晚期，早先造型和纹饰都与青铜豆相似，仍然实现着礼器的功能；在春秋时期，漆器已逐渐成为青铜礼器的替代品，打破了中原以青铜器为重的礼仪格局。《尔雅·释器》曰：“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郭璞注曰：“豆，礼器也。”作为礼器的豆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所盛食物是不同的。《诗经·大雅·生民》曰：“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说的是豆盛肉的功能；《说文》《国语·周语》以及一些现代学者，也认为它是盛肉之器；而《周礼》中则呈现了庞大完备的笾豆体系；但在各种定位分工的笾豆之中，豆都没有盛酒的职能。
而耳杯这一器形，一般认为是由先秦时期的椭杯、舟演变而来的[ 谢春明. 楚墓出土漆耳杯研究[D].湖南大学,2015.p7.]，为楚人的独创；它的功能主要是用于盛酒，且学界根据其似鸟举双翼的形态，广泛认为它就是《楚辞》中提到的“羽觞”。桂俊荣提到设置两侧耳而不是单耳，是为了饮酒时两手执耳持器，行为庄重，符合礼制，“是爵上两侧把手作用原理的沿袭”；另外，弧形内壁也是为了从视觉上把握酒量，不至于饮酒时头部扬起幅度太大而失礼[ 桂俊荣著.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71.]。两耳的出现其实体现出明确的功能意识，它既增强双手执杯的稳定性，又能防止被杯底烫伤。楚人为了迎合礼制而改造出这一盛行不衰的器具，反映了楚人礼制观念与实用功利主义的融合。
从这条线索来看，笔者认为耳杯的出现与豆并无关系。回到豆→杯豆→耳杯这一假想中看，带耳的漆豆在信阳及同时期楚墓中都有出土，其中信阳楚墓M1出土的器形如图所示。
仅从功能演变上来说，带耳的漆豆豆盘很浅，而豆盘变浅是为了不需要太多的供奉物就能获得“丰富”（丰）的视觉效果。所以带耳漆豆应该仍起陈列作用而非实用器皿；从有盖到去盖、从扁圆柱体盘形到椭圆体杯形、从主要用作盛装肉类的食具到主要用于盛酒的酒具、从仍带有礼器色彩的非实用器皿到实用性的食具，有耳漆豆→杯豆的演变逻辑，跨度太大而没有中间形态的器具佐证。而杯豆仅在信阳楚墓中出现，似乎未曾广泛传播，因此即使杯豆是由漆豆演变过来的，也不太可能作为一种富有影响力的过渡形态的器形，导致耳杯这一器形在楚国的定型和盛行。而且在信阳一号墓中，杯豆与方耳杯明显成套配置的痕迹（见图），说明它和该墓中的耳杯至少是同时出现的。
桂俊荣作出的论断，是基于杯豆的用途与耳杯一致，依然是双手执而用于饮酒。但正是基于墓中耳杯与杯豆的一一搭配，笔者对杯豆的用途作出猜想：信阳一号楚墓中的杯豆与耳杯是一套饮食用具中功能不同的物件，其中的杯豆用于盛非液体类食物，进食时主要以勺取之（右侧室中放有陶勺）；而耳杯用于盛酒，饮酒时双手执两耳。
笔者认为，“杯豆”在用途上更加接近豆而非耳杯。杯豆中原来所盛之物，有可能就是《遣策》下文即提及的“梅酱”。先秦时期已经有用盐、蜜等腌渍果品的技术，而梅是最早实行腌渍加工的果品之一[ 刘维锋. 古代齐鲁地区饮食文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p50.]。《尚书·说命下》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又《仪礼注疏·卷十三·乡射礼第五》：“荐，脯用笾，五胑，祭半胑，横于上。醢以豆，出自东房。胑长尺二寸。脯用笾，笾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黄侃经文句读.仪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说的是笾一般是用于盛放干燥食物，而豆主要用来盛放泡菜、肉酱等含水调味品。如此一来，杯豆用来盛放梅酱也就顺理成章。总之，杯豆与耳杯的用途应该不为重合。
既然如此，设计者为什么不直接设计为豆，而要保留顶部耳杯的形制呢？再者，耳杯也能够用来盛放非液体事物，也能用勺取食（马王堆出土的漆耳杯内有“君幸食”字样，见图），何必加置豆柄呢？
附一
参考文献：
一、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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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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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黄侃经文句读.仪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我不是学历史的，但对秦国时期兵器标准化曾经读过一篇文章，粘过来你参考一下：
两千多年前，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就成了秦军主要的对
手。在秦军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匈奴骑兵乘机南下，侵占了黄河以南大面积的土地。
在帝国地都城咸阳，如何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就摆到了秦始皇面前。
当匈奴骑手高速冲锋的时候，传统的步兵很难抵挡。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叫弩的
远射兵器很可能在秦军击溃匈奴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兵马俑坑，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制部分已经朽烂，但完整的遗迹仍然可以
复原当初的秦弩。据此复原的秦弩，有着惊人的力量。
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
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
种弓。
在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
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它的设计得非常精巧。令人不解的是，秦人为什么不把它做
得更简单一些呢？
假设一种最简单的方案，制造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但是，射手完全靠手指的力量把
勒得很紧的弓弦推出勾牙， 就要用很大的力气，在击发瞬间，弩肯定会抖动。今天的射
击训练，击发瞬间连呼吸调整不好都有可能影响射击的准确性。
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勾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
异常轻巧。这恰恰是弩对弓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
准的稳定。
可以推想，在与匈奴骑兵厮杀的战场上，秦军弩兵射击的情形。当瞄准远处的目标
时，射手参照望山估算弩抬高的角度，弩箭沿抛物线轨迹就可以准确命中敌人。望山，
很可能是步兵武器最原始的瞄准系统。
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由于在坑中没有发现弓，考古人员认为，
这些青铜箭头都是为弩配备的。
战国时代，箭头的种类繁多，这些箭头上的倒刺和血槽让人感到阵阵杀气。而在兵
马俑坑中发现的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秦军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种三棱箭头呢？
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
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
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容易受风的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
秦军的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应该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仔
细地分析。当检测数据最终摆到桌面上的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感到难以置信。
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
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
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当中的范
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
量最高的武器，它使秦军的攻击力大为加强。
公元前214年，秦军发动了针对匈奴骑兵的全面战争。仅仅一年的时间，30万匈奴骑
兵就被彻底击溃，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重新回归秦国。
秦军之所以能够取胜，弩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设想，在匈奴骑兵还没冲到眼前时，
强劲的秦弩就密集准确地击中战马和骑手。持弩的秦骑兵射击的准确程度是匈奴人的弓
无法相比的，匈奴人的皮甲也抵挡不住弩箭强大的穿透力。
对马背上的匈奴骑手而言，弩是最致命的武器。中国兵书经典《武经讲义》中说：
弩是对付古代游牧部落袭击最为有效的武器。青铜弩机的设计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于
匈奴人而言，这种机械装置太复杂了，他们很难装配或仿制。
当专家们对秦军兵器的研究逐步深入时，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铍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它的形式曾经五花八门。但是，在俑坑中发现的
铍，尽管生产日期相隔十几年， 造型和尺寸却完全一致。
湖北鄂洲是楚国的旧地，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把秦剑。细长的秦剑和当年楚国
的青铜剑完全不同。但是，它的造型跟陕西兵马俑坑中的秦剑却完全相同。
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三棱箭头有4万多支，但它们都制作得极其规整，箭头底边宽度
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0.83毫米。
北京理工大学的冶金专家对秦军箭头做了金相分析，结果发现它们的金属配比基本
相同，数以万计的箭头竟然是按照相同的技术标准铸造出来的。这就是说，不论是在北
方草原，还是在南方丛林的各个战场，秦军射向对手的所有箭头，都具有同样的作战质
量。难道，地处秦国各地的兵器作坊都在有意识地，甚至是强制性地按照某个固定的技
术标准生产兵器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秦人就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标准化，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标准化生产使不同的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组装在
一起，也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在两千年前农业文明刚刚开始成熟的时代，假如秦
人真的有过标准化的兵器生产，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秦军使用的弩机，由于制作的十分标准，它的部件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在战场上，
秦军士兵可以把损坏的弩机中仍旧完好的部件重新拼装使用。秦军的其他兵器虽然也可
以互换，但对于大多数古代兵器来说，互换性要求的精确度并不很高。专家推测：秦人
的标准化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目的。
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各种兵器，在战场上应该有优异的表现。很可能是秦军从几百年
的战争实践中优选出来的。专家推测，秦人很可能将优选兵器的技术标准固定，国家再
通过法令将这些技术标准发放到所有的兵工厂。
尽管按今天的工业标准看，这些兵器的标准化仍旧是比较粗糙和初步的，但是，在
两千多年前，秦人执著于统一标准，肯定是为了保证所有秦军战士使用的都是当时最优
秀的兵器。
秦军的兵器制作得相当精致。在青铜剑上有三条90多厘米长的棱线，将细长的剑身
分成八个面，手工要完成这样的表面加工有很大的难度。
戈的圆弧部分加工得十分规整，箭头上三个流线型的表面也完全对称。
让专家迷惑的是，某些天才的工匠制造出几件这样的兵器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是，
兵马俑坑中几万件兵器几乎都是同样的质量。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超过了100万。不仅如此，这支军队高度专业化，装
备极其复杂的武器系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欧洲，亚历山大的军队是5万人左右，最为
强盛时的罗马军团也不过几十万人。
为一支100万的军队提供兵器，是一个可怕的任务，在十年统一战争的岁月里，秦国
的兵器作坊肯定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地方，他们必须开足马力，日以继夜。问题在于，怎
样才能既保证标准，又大批量生产呢？
仔细观察这只戈的圆弧处，打磨的痕迹还清晰可见，手工打磨，会有交错的磨痕，
那是锉刀往返摩擦造成的。奇怪的是，这些磨痕没有交错的痕迹。专家推测，秦军青铜
兵器的表面加工很可能是用砂轮实现的。两千多年前是否有砂轮还有待考古证据，即便
是用砂轮，靠手的感觉来完成这些弧形表面的加工，要让成千上万件兵器达到同一个标
准也是不可能的。
在兵马俑坑中的兵器上面，刻着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今天的汉字很相像。研究人
员发现，它们大多是人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是“相邦吕不韦”。
吕氏春秋是秦国最重要的一本历史文献，它的编撰者就是吕不韦。吕不韦是当时秦
国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吕氏春秋上说：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
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透露的是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机密。吕不
韦作为内阁总理，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面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
监制这只戈的厂长叫“蕺”。
在厂长的下边是丞，类似车间主任，这位主任的名字叫“义”。
而亲手制作这只戈的工匠，叫“成”。
专家由此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
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我们已经无法知
道管理的细节，但秦国的法律对失职者的惩罚是非常严酷的，这就是物勒工名的用意。
透过这些冰冷的青铜铭文，我们或许还能看到那个遥远年代中一些普通人的命运。
这个叫Zhe的人做了好多年兵工厂的厂长，ZHE每天都要检查兵器生产，他得向丞相
吕不韦负责。如果兵器质量有问题，按照秦国的法律，厂长首先遭受处罚。为了自己和
一家老小，他必须尽职尽责。
处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管理体系最底层的，是数量庞大的工匠。专家在铭文中一共发
现了16个工匠的名字。
在秦国的手工工场，工人一般都是终身制。无论如何，这个叫DIAO的工匠一生都得
在工场度过了。16年的劳作，“窵”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的坎坷。就是这些像“窵”一
样的普通人，制造出了留到今天的这些精良兵器，从一丝不苟的加工痕迹上，我们至今
还能感受到他们粗糙的双手和专注的目光。
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大批量地制作高质量的兵器，金字塔式的四
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然被荒蛮和蒙昧包围的时候，而秦人就
以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