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曾维刚《宋孝宗与南宋中兴诗坛》，《文学遗产》（权威期刊，CSSCI），2013年第6期。2. 曾维刚《张镃<南湖集>成书考》，《文学遗产》（权威期刊，CSSCI），2011年第5期。3. 铁爱花、曾维刚《旅者与精魅：宋人行旅中情色精魅故事论析——以<夷坚志>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史研究》（权威期刊，CSSCI），2012年第1期。4. 曾维刚、王兆鹏《王齐愈及其七首<菩萨蛮>回文词考论》，《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5. 曾维刚、铁爱花《洪迈<野处类稿>辨伪》，《文献》（CSSCI），2006年第3期。6. 曾维刚《<全宋文>张镃残文一篇补正》，《文献》（CSSCI），2009年第1期。7. 曾维刚《张镃诗文著作系年》，《国学研究》，第2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8. 曾维刚《论许棐及其诗》，《文学遗产》网络版，2010年第2期。9. 曾维刚《宋元笔记方志等文献所见宋代作家及诗文辑考》，《历史文献研究》（CSSCI），2015年第1期。10. 曾维刚《典范确立：论陆游的当世接受》，《江海学刊》（CSSCI），2014年第3期。（该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14年第8期全文转载）11. 曾维刚《吴芾、王十朋诗辑佚二首》，《江海学刊》（CSSCI），2013年第3期。12. 曾维刚《史浩诗辑佚四首》，《江海学刊》（CSSCI），2012年第3期。13. 曾维刚《王钦若诗辑补一首》，《江海学刊》（CSSCI），2012年第5期。14. 曾维刚、铁爱花《园林别业与宋人休闲雅集和文学活动——以杭州张镃南湖别业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学刊》（CSSCI），2012年第5期。15. 曾维刚《从游赏娱乐、慷慨励志到黍离悲歌——两宋时期多景楼登临诗词的历时态考察》，《东南大学学报》（CSSCI），2007年第6期。16. 曾维刚、王兆鹏《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与文学史演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17. 曾维刚《南宋中兴诗人群体论纲》，《兰州大学学报》（CSSCI），2012年第2期。18. 曾维刚《论南宋中兴时期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兰州大学学报》（CSSCI），2010年第4期。19. 曾维刚《论张镃的诗学活动及其诗歌创作》，《兰州大学学报》（CSSCI），2008年第4期。20. 曾维刚《论南宋中兴时期道学发展与道学诗人群体的形成》，《西北师大学报》（CSSCI），2012年第4期。21. 曾维刚《南宋中兴诗坛的建构》，《长江学术》，2006年第4期。22. 曾维刚《宋孝宗佚诗二首考录》，《社科纵横》，2008年第11期。23. 曾维刚《<全宋诗>虞俦佚诗二首考录》，《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24. 曾维刚《李白一生的“西顾”情结》，《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5. 曾维刚《沉潜与高明的结晶，典范到普适的学问——评王兆鹏先生<词学研究方法十讲>》，《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26. 铁爱花、曾维刚《平常表象背后的历史意蕴——读<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书品》，2011年第3辑。27. 曾维刚《妇女史研究的新视野——评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3期，2011年12月1日。28. 曾维刚、张鹏《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崔际银教授<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评介》，《宁波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29. 曾维刚《系统揭示曲词起源发生的历史图景——评木斋先生〈曲词发生史〉》，《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4期。30. 曾维刚《<宋会要辑稿>张宗元资料辨误》，《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31. 曾维刚《评<宋才子传笺证>》，《书品》，2013年第2辑。32. 曾维刚《文学传播的沉实探索》，《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15日（11版）。
一、专著：1.《清代民事诉讼与社会秩序》，中华书局，2007年10月。2.《中国消失的服饰》，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5月。3.《鲁商与运河商业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5 第二作者。二、主要代表性论文1.“村落空间与民间信仰——明清山东东阿县苫山村的民间信仰”，载《中国乡村与墟镇神圣空间的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2．《明清山东运河区域“水神”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9）。3．《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浅铺研究》，《安徽史学》，2012（3）。4.《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文史哲》，2012（3）。5.《清代<苫羊山志>的史料价值》，《光明日报》，2011年11月7日。6.《民间文献：妇女史研究资料的价值与利用》, 《妇女研究论丛》，2012（4）。7.《明清京杭运河河夫组织研究》，《史林》，2010（2）。8.《宗族与乡村社会“自洽性”研究——以明清时期苫山村落为中心》，《民俗研究》，2010（1）。9.《明清时期的运河钞关》，《光明日报》，2009年3月3日。10.《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以聊城“阁老傅、御史傅”为中心》，《东岳论丛》，2009年第5期。11．《婚姻诉讼案件中妇女社会性别的建立——以清代直、陕、豫、鲁地区判牍、档案资料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09（4）。12.《通漕与变漕——明清漕运法规变革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3）。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高等教育和学术进行恢复和重建工作，妇联组织也恢复了；进入80年代，新一轮的现代化热潮引发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眼睛向外看世界，外界的各种思潮、理论和新兴学术被引进，翻译热、建“学”热、丛书热，使得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呈现热闹非凡的局面。妇女史的再度复兴并再度掀起一个高潮正是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有几个因素引发的：国外70年代兴起的妇女学（研究）80年代初传到中国，妇女研究在中国得到学界和妇联界双方的接纳，当然接纳的背景和动机在学界和妇联各有同异：在为因社会转型出现新的妇女问题寻找出路方面二者都抱有热情，而在学科建设进而开展文化反思是学界中少数妇女学者的兴趣和自觉；在对妇女史研究动机、重点方面，妇联更注意总结妇女运动的历史，大量的地方和全国的妇女运动的史料征集、整辑出来，而学界起初更侧重出于文化反思对文本妇女史的探究。4 《唐代妇女》成为史学界社会史研究传统复苏和年鉴派的影响最早发表的断代妇女史。5 其后，延续二、三十代社会史关注婚姻家庭，奴婢、娼妓和妇女不同阶层生活的描绘的大量著作文章，成为延续到今天的史学界所理解的妇女史的主要内容和写作范式。具有创新意义的80年代以来受法国年鉴学派关注下层大众群体的社会史没有排斥妇女，也只是将妇女视为下层群属之一如土匪、青红帮、流氓和流民等边缘群体与老年、儿童等弱势人群来关照。可见，这一时期的妇女史关注在三个方面——妇联的政治史（或曰党史）框架的妇女运动史、妇女研究界的文化反思或曰文化重建的妇女史和史界中社会史切入的妇女群体的历史。90年代初，伴随“经济热”的“文化热”——弘扬传统文化声浪，妇女关注也日益加强；今日的“弘扬”，和世纪初的文化史涉及到妇女，既有承续关系，又独具商业炒做色彩。“弘扬”与“炒做”在女性主题的结合上表现在如下方面：“宫廷文化热”中的“风流艳后”、宫闱秘事和后妃争宠倾轧连篇累牍；“青楼文化热”、“美女文化热”（包括宫廷美女）都是以女性的美艳风流放荡红颜薄命祸水为主题的，出了“四大”、“十大”系列的美女、才女和名妓的书（在那时“才女”和“名妓”几乎划等号），尼姑文化，还有历代“风流寡妇”之类；更为炙手可热的是弘扬“性文化”，是打着解放思想反对封建追求生活质量的旗帜，还挂着“科学”的招牌；其做法除了照搬高罗佩的将中国房中术作为性艺术的一系列著作之外，又整辑著述了不少性的文化史的书籍。由于这些不加分析研究阐释只是重复古典或照搬外国的做法看来不久就在出版物中失去读者，有良知的学者把这种出版物斥之为“文化垃圾”，但是，在今天看来，还有一个正面的价值——化腐朽为神奇——这些出版物可以成为分析研究的史料。笔者一贯认为，不是以上列举各类妇女人物“不应写，而是为什么写，怎样去写”。6 这里的关键是需要恰当的视角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可以看出，80年代到90年代初，涉足妇女史的是几支不同社会学术背景的团体人群——妇女学学者，历史学者，各种追逐时髦的文化人和出版商的结合，妇联系统，目标也不尽雷同：或为填补妇女的历史，建构妇女学领域中关于妇女历史的经验；或为摆脱史学危机，为历史视野拓展另辟蹊径；或在回归传统与商业文化之间寻找出路；或为了书写新近的胜者和名人的丰碑……在看似繁荣的景象中实际蕴涵着学理、学术背景的差异和队伍整合的困难。 90年代中期出现一种新变化：在史界当“弘扬传统”中的妇女业也穷尽——本来史书记载的女性就少，重复史书的宫廷妇女、笔记文集中的才女美女名妓记载不作研究，即使研究也跳不出旧史家文人的窠臼，读者厌倦倒胃口的时候，一些对外部史学发展趋势了解较多的严肃史学家开始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加上“性别”的变量，认真将妇女纳入史学视野，严肃的有分量的实证研究日渐多了起来；7 某些断代史如名家辈出的唐史，材料和题目似乎用遍写尽，历史专业的女研究生在做论文时也转向妇女的题目；社会史中研究婚姻家庭史的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妇女和性别关系；新视角（如民族妇女，定宜庄等）、新材料（如墓志、出土文书、档案的运用）和新方法（如口述访谈）的使用，也给妇女史的写作带来新的生机。8近代妇女史一改政治史中心的路数，对下层民众生活给以更多审视关注。9在妇女学背景下的史学关注中，开始从90年代初期引入社会性别（gender），经过几年的消化与本土接轨的过程，中期开始运用于妇女史研究，一面具体落实到中国探寻本土社会性别制度的形成变化过程和表现特点，一方面在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方面进行思考，从90年代初的“发现妇女的历史”的阶级—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过渡到本土的“社会性别历史历史文化寻踪”，（杜芳琴，1998）从单纯的研究转变到学科—课程建设与学术传承。（蔡一平等，1999）这标志着国内妇女史研究和学科意识发展的新阶段，开始向长期作为政治的附庸、历史的点缀和商业的卖点的妇女史的尴尬地位的断奶和发育成长。（见蔡一平序，1999）回顾中外妇女史历程，正是为今天的学科建设提供继承和借鉴的资源。妇女史的学科化，就不能只是单纯的研究，而是要在确定学科坐标系（尽管妇女史研究也是跨学科的，但只有确立本身的学术坐标，才能向其他学科跨出去；今天的妇女史应是妇女学和历史学的交叉，而不能只是传统史学甚至社会史中的一个分支）的基础上建立本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以实现包括史学知识的重建、历史研究模式的变革和将知识传承纳入机制化的目标，也就是说，学科化包括了研究（知识生产）和教学（培养人才）两个方面。妇女学背景下的妇女史学科建设必须是由一批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的学者自觉来推动，在继承与借鉴中超越与创新，在全球视野下探索本土妇女史学科发展之路。 走出理论方法之困境面对妇女史研究趋势和我们的史学遗产，国内妇女史学者在继承、借鉴、创新以建立本土妇女史学科中，面临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多重困惑，如：社会性别能否以及怎样运用本土研究？唯物史观和性别视角到底怎样结合？有哪些新的方法可以借鉴运用？……新旧交替，中外相遇，在困惑中焦虑守成，在探索在“挣扎”“突围”。困惑之一、是急于“超越”性别，回归“中立”、“客观”的“人的大历史”，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妇女史？当二、三十年代男性学者提携“妇女”浮出历史地表，是怀着一种改造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豪迈志向来呼吁、警醒世人的；而今天史界对妇女史的漠视歧视却让人吃惊。原因之一是对史学的等级建构和价值取向缺乏反思，学术上的自我封闭和史学家人文关怀的倒退（甚至缺少维新、五四时期那种热切深沉的妇女-民族-现代化的关怀），造成了正统史学的性别盲视与偏见。传统史学把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及其后的社会史视为史学正宗，妇女史则为小历史、问题史、边缘史，不能单独立项，充其量只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原因之二是对西方妇女史理论片面理解，特别是对以社会性别作为核心分析范畴的女性主义史学存在误解，认为女性-性别视角具有片面甚至偏激性，有背史学的客观性原则，甚至有意制造性别对立等等，对女权主义的“妖魔化”和“污名化”接受起来若水之就下，更不屑了解女性主义史学的当今发展，包括国外妇女史进程与汉学界最新成果。主流史界对妇女史的歧视，直接导致妇女史学者（女学者居多）被边缘化的焦虑与恐惧，所以，“添加”妇女尚未完成，就急于“超越”女性和性别了，更不要说社会性别视角的本土化和再创造了。任何新学科都需付出代价和承担风险才能有所建树，自觉为妇女、和妇女一起来书写关于妇女以及性别的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超越”性别，回归“人”（或曰“有性人”）的“大”历史必须在妇女与性别史完成学科建设使命之后。23其二、是天人合一的“阴阳和谐”，还是人为的等级中的合和？全球化对应的是区域和本土性，二者不是二元对立的。在妇女史研究中，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和分析范畴，实质上是在凸显历史上的性别权力结构关系。在这一点上，国内一些研究者常常以本土的特殊性来拒斥，认为“舶来品”不能解释中国情况，而“阴阳和谐”就是经常用来抵御“权力”的“等级”的分析的根据。事实上，很少有人来解构“阴阳乾坤”一类的伦理哲学假设的建构过程和等级实质，国人对性别关系中的尊阳卑阴、益阳损阴的实质缺乏起码的审思批判；妇女史学者本来应该担当解构性别文化的等级权力架构的任务，如果不加分析批判地用“阴阳合和”的假设来拒斥性别分析、否认性别权力关系，实质是在抽空近代以来学者建构的“压迫-解放”模式，甚至美化糟粕，也就否定现代化背景下的妇女史研究成果。其三、是单一的“地位”分析，还是引入和创造更多的概念范畴？由于妇女史长期以来受政治史、社会史的影响，“地位”分析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概念范畴。分析范畴实质是什么是史学关注和价值问题，即什么构成妇女史的内容。以往的研究，要么认为妇女作为受害者、被压迫者拖累了社会才变成问题才受到关注，要么认为妇女是家庭中人才被社会史纳入，这都涉及到妇女的“地位”——社会的与家庭中的；而从妇女本体和性别关系的角度来做全方位的社会性别扫描被弃置一旁。这是以往的理论和方法局限所致。今天，当“社会性别”、“差异”、“能动”等多种概念范畴引入妇女史的时候，单一的地位分析就显得苍白无力。其四、是继续坚守实证主义，还是运用多种新方法？中国史学界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20世纪初以来建构的一套实证主义史学传统本来引自国外，但在树立起自己本土权威后不但忘其所从来，而且陈陈相因，不再求变求新。具体表现为：过于迷信史料，缺乏对作为再表现的文献材料的审视、解读和分析；用描述、归纳代替具体复杂的分析阐释；对前代史学大师过于膜拜。在这一学术传统习染下的妇女史研究，一方面缺乏新意，因袭前人，同代重复，仅以宋庆龄研究为例，在出版的40多部著作和500多篇文章中，多数缺乏新意和重复。24 重复和无新意反映出方法的陈旧和视角的单一。跨学科、多视角、多种方法的运用，特别是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对妇女史学科建设来说已刻不容缓。 本土化·主流化如前所说，妇女史在妇女学和历史学的交叉点确立自己的学科定位，继承优秀传统和引入新理论方法运用于本土研究，在进行知识生产的同时进入教育主流。1．继承、引进和本土化：毕三功于一役继承什么？过去所有研究成果都应该作为从性别角度审视、考察的起点，包括原始的史料。对20世纪以来的关涉到妇女的历史研究更要加以继承，包括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成果，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关于性别制度和关系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时代高度予以超越。至于实证史学的严谨的治学传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还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应该继续探索唯物史观、阶级分析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沟通结合，增加观察维度和解释效度。引进什么？社会性别概念目前已不是纯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在个别地区使用，社会性别已经成为全球意义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这种关怀和关注在被赋予具体的文化（国家和民族等）意义时才变得有意义，对妇女史学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上。作为中国的妇女史学者，要做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将社会性别以至父权制的概念尝试运用于中国，观察、理解中国的社会性别 制度的表现与运作。再如“差异”的概念，搞清在中国的表现是什么？诸如妇女作为家庭中个人身份的差异——家庭角色的女、妻妇、母……，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继母……，年辈中的长幼尊卑……各被赋予什么意义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运作？作为群体的妇女的差异——阶级、民族、区域、城乡、教育……各方面的表现又是什么？还有搞得非常生物学化和本质主义化的性别差异……都需要进行本土的探索并做出回答。如何本土化？要将“社会性别”、“差异”等分析范畴运用于中国历史，以华夏族为例，就可以做多层次的探索：第一层：看制度规范——关于两性分工、姻家庭家族、性的制度是怎样被人为规范的？内容是什么？25第二层：看构筑性别制度的有关主体分别对性别制度的建构做了些什么？他们分别在社会性别制度的生产、流通与接纳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如父系-父权的家庭（族）、男权-皇权的国家和家国不分（同构）的上层阶级的男人，最初怎样成为同谋建筑了男权制性别制度？又是怎样据时而变的？具体而言，“家”如何严格界定、制定了性别的身份、名分、礼教、规范等等？ “国”如何设定了关于性别的法、律、令和倡导“美德”与惩戒“恶行”的标准的办法？主宰“话语权”的文化人怎样进行性别话语的生产——包括制度性的话语生产和阐释、男女气质的界定和好坏男女的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以及关于女性的观念和性、身体 医学、情欲和美色的话语？以及这些话语是如何投入具体运作并继续构建现实的性别？还要探索作为主体的男女，他们是怎样形成了自己关于性别的身份、分工、气质等方面的全面认同、局部的出轨甚至反叛的？第三层：看性别制度的实际运作与表现。制度和规范的设立制造并不完全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存在。这里有时间、区域、阶层等各方面的因素，就社会性别制度本身而言，存在着“经权”的关系的存在。所谓“经”，这里指制度和价值中不变的基本原则；“权”，是指“经”的语境化（情境化）和通变灵活性。经和权的关系，近似于目的与手段，战略与策略的关系。26 由于性别制度的经权关系，使得作为具体或群体的妇女（男人）身份和实际处境变得复杂起来；再加上阶级、代际——年辈与性别构成的复杂关系）权力的分散性使妇女在男权制性别制度中得以寻找生存的空间和进而发挥一定的能动性。27 在性别制度制约的性别关系中，男女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生产、日常情感的、性、生育的、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究竟是怎样的？需要一一探究，给以回答。而原来狭窄的家庭范畴和单一的地位分析是难以涵盖如此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和性别关系的。还有，社会性别范畴在中国有哪些更值得关注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社会性别制度演变的断代分期在中国数千年应该怎样考察？有哪些已有的妇女史的材料和需要发现的新材料？怎样解读阐释已有的和有待开发的材料？……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继承、引入和本土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2．“单独立项”和“两个进入”：主流化运作如前所说，妇女史的学科定位必须在妇女学与史学之间寻找平衡和连接点，那就首先需要妇女史的单独立项，在一定的时间内作为独立的门类给以经费和人力的投入，开展研究和教学活动，同时考虑向主流史学的进入-合作-对话。目前的做法是在妇女学学科建设中为史学单独立项，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妇女史不可能在史学中立项。在“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中“妇女史”子课题立项启动以来，进行的翻译引进、梳理成果、读书研讨、培训队伍、编写教材、出版专辑等一系列活动初收成效。28 特别是2001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唐宋妇女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有力证明妇女史进入主流史学并对史学产生积极的影响既是可能的，更是必须的。29关于进入教育主流，即在高等学校开设妇女史各级各类的课程也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做法或在高校通选课中增设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课程，引导学生将现实中熟视无睹的性别歧视现象与历史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以提高性别敏感度；或在历史系的学位教育中开设本科和研究生层面的课程，如从断代史或专门史加入妇女和社会性别的内容，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视角、新维度、新方法传授给学生，再过渡到妇女史的独立招收硕士和博士生。30 这条道路看来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可以预见，只要妇女史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妇女史进入史学和教育的主流不仅仅是一种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