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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失地农民日益增多。目前，建立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各地也对一些失地农民杜会养老保险问题进行了探索，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构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可街接性。政府要承担制度建设的责任，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在2006年4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及2007年4月28日(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指导下，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建立了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但是，制度在实施过程当中不断显露弊端。如何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使其今后的生活无后顾之忧，并顺利地被城市化，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确保城市化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1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状况及存在的问题1.1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状况20世纪80年代、1992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中国先后兴起了三次轰轰烈烈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侵蚀了大量的耕地。据资料显示，1987年至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2002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2529万亩，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再次净减少3806万亩。截至2004年底，全国开发区占地3.54万平方公里以上，已经超过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这场运动正在制造着大批“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izl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一般每征用一亩耕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40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失地农民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在对他们的土地征用过程当中，各级政府和部门主要采用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和实物补偿的办法，试图在短期内解决征地所带来的问题。由于该办法简单易行并给有关部门带来较大收益，所以被许多地方普遍采用。但最近两年这种办法的弊端不断显露，在国务院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指导下，一些地区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这些制度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具体的做法上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一般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起政府全面负责的社会养老制度;中等发达水平地区，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起政府、集体和个人三方或者其中两方缴费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不发达地区，则可利用失地补偿金为失地农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例如:(1)大连模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失地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凡是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被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障范畴，完全由政府或集体出资，个人不必交纳任何费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失地人员，按月领取养老金。(2)青岛模式。青岛市唠山区实行“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区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充分体现三方共担的原则”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费的筹集，以青岛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作为缴费基数，按照缴费基数的20%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中，区政府按照缴费基数的6%给予基本养老保险费补贴，个人和集体按照缴费基数的14%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失地人员，按月领取养老金。(3)重庆模式。政府依托商业保险公司推出失地农民商业保险的社会养老保障。重庆市探索出“政府+保险公司+农民”的补偿金发放新模式。政府把原打算直接补偿给农民的钱交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进行资本管理及运作，每月固定发给失地农民180多元钱。(4)四川模式。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社会养老保障。2004年初，四川省出台的省委一号文件规定，从政府土地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从2004年起，对因国家征地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全部实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探索出了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新途径。然而，由于目前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这些制度只能是在一些地区推行，并不具有广泛性，还有绝大多数的失地农民无所依靠。1.2目前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针对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崭新的尝试，所以这些新生的制度难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进一步认清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使我国失地农民的权益得到真正的保护。1.2.1缺乏权威有效的法律法规依据。各地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各级主管部门下发的业务性指导文件，对全体失地农民而言，缺乏国家法律规定和政府权威文件的支持。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瘴工作的开展，完全依靠各级政府领导自身的认识，“肯定”则全面推动，“否定”则否定一切。1.2.2阻碍失地农民的正常流动。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必然要走出农村，到城市中寻找工作机会，但是由于各地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政策不统一，一旦发生社会养老保障的纠纷，就会由于缺乏通畅、公正的解决纠纷的机制，而导致失地农民流动困难，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流动。1.2.3制度缺乏前瞻性。各地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运行了一段时间以来，已经逐渐表现出了某些落后性。制度设计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对接。各地政府大都从目前的经济状况出发，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采取政府保障、商业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等模式，而没有考虑到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后，早晚要被城镇化，其社会养老保障也势必要与城镇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相对接。1.2.4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缺乏强制性。调查显示，在目前各地实行的各种社会养老保障中，政府强制要求失地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仅占8.3%参保人数过少，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大部分失地农民都存在着短视行为，他们更注重即时消费，而忽视未来消费。另外，由于他们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如理财能力不足，养老观念相对滞后等影响，无法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作出合理的安排。如果政府不强制他们现在就为其老年生活作出理性安排，那么他们进人老年，生活水平将无法保障。1.2.5基金增值渠道不畅，运营风险较大。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持续保值、增值，直接关系到基金的壮大和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根据现行的政策，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与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一样，其增值渠道被限制在存银行、买国债的范围内，基金增值在正常的情况下很难达到预定的增值标准。再者，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物价指数波动较大，银行利率的变化也较为频繁。在年利率较低、投资渠道单一的现实情况下，要想使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有效增值很困难。2为失地农民建立与城镇职工相对接的社会养老保障我国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最初的国家保障到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参与;从各地政策不统一，到全国政策统一等，这些使得我国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逐渐被纳人到城市人口中，那么在为他们建立社会养老保障的时候，就必然要借鉴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障政策，避免走弯路。我国应建立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相对接的、水平略低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与失地农民情况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我国人口众多，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也处于起步阶段，国家的负担很重，完全靠国家出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势必要从土地收益中来考虑如何解决。有调查显示，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收益分配结构中，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得到大部分，失地农民获得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决定了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要由地方政府、集体及个人三方负担。有地方政府和集体参与的缴费，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就有了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将更高，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前途将更加乐观，我国今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完善制度，加大推进力度。2.1社会养老保障对象的选择社会养老保障的保障对象，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来区别对待。年龄在15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他们达到就业年龄以后，按照城市新生劳动力，进人城市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年龄在巧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没有就业的，参加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就业的强制参加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年龄在劳动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上的，一次性交足养老保险费用，从交足费用的次月起领取社会养老金。社会养老金的水平不能低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2.2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是整个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失地农民本身并没有多余的资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其可支配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土地的补偿费。如果把土地的补偿费一次性发放给农民，那么有的农民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把它用光。另外，集体和地方政府部分的补偿费和收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也有可能被挪作他用。为了保证征地补偿款不被挪用，实现专款专用的目的，资金应直接从国土资源部门划拨。资金的筹集模式应借鉴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三位一体”的部分积累制，即由三方缴费“统账结合”的资金筹集模式，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保障费总额的30%，从土地出让金中列支，这部分资金全部进人统筹账户;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费总额的40%，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个人承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助费中抵缴。集体和个人的缴费以个人的名义存人个人账户。考虑到失地农民收人不稳定的特殊性，缴费时间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他们可以按月缴纳、按季度缴纳、按年缴纳，或者是根据自己的收人情况，决定缴纳时间。参加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必须在个人账户中交费，够巧年以上的才能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2.3社会养老保险墓金的管理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对失地农民的负债基金，是参保农民日后养老的“活命钱”，是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运行的基石，其管理和运营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这项事业的成败。在管理上，政府要积极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资金首先必须由政府专职部门统一管理，建立财政专户，单独建账，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其次，政府要建立相应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风险基金，用于应对紧急情况或根据物价涨幅适时调整保障水平，确保失地农民领取的社会养老金不“贬值”。同时，对基金的正常运行要执行严格的监管，采取“收支两条线”的方式进行管理。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与经营机构分开设置，前者负责对后者的监管和对社会保障市场的调控，后者负责基金的筹集、投资运营等，而且必须保障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公开性、科学性和独立性。2.4社会养老保津基金的运营基金的运营要设法把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通过投资经营的方式实现增值。鉴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我们未必要将全部社会养老基金交由私营机构经营管理，可以交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在引进投资机构时，政府相关部门要对这些公司的资质、经营状况和信誉水平等各方面进行认真地考察，同时引进多家投资公司，并引人竟争机制，通过多元经营，分散经营风险。要保证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顺利保值、增值，不能仅限于存银行、买国债，必须实现投资方式多样化，应适当涉足实物投资、银行存款、国债及其他各种债券、股票、投资基金、抵押贷款、外汇、期货和国际投资等，但是这些投资领域的风险和收益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必须加强投资的监管。基金运营的监管要采取“社会监管”的形式，也就是要通过强化监管，最大可能地降低运营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监管主体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要设置专门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构，加强对经营机构的监督，重点应集中于金融、财务和业务方面，督促经营机构建立完善的管理规章。为了防止舞弊行为，要建立市场准人制度，规定基金经营管理机构的最低法定准备金和相应责任，建立财务公开、信用和绩效评级制度以及严格的经济处罚制度。二是设立由投保人代表、村组集体代表和代表村组与个人利益的管理专家组成的监管理事会，理事会既监管经营机构的运作，又对政府监管机构进行监督。这既有利于保证失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又有利于防止政府监管机构的失职行为。2.5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支付由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采用了“统账结合”的模式。养老金的支付也应分为两个部分。养老金二社会统筹部分+个人账户部分。社会统筹部分按照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计算公式计算，养老金的水平经常根据物价指数和工资指数定期调整，与当地的生活水平相适应。个人账户部分失地农民能够领取多少养老金完全取决于个人账户基金的缴纳水平和增值状况。缴费达到15年以上，年龄达到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的失地农民可以领取养老金。养老金的发放，由社会保障部门委托指定商业银行按月将养老金直接存人受益人的银行账户，此账户的设立和更改完全与受益人的身份证信息挂钩。参加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只要达到法定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即有权通过当地社会保障机构登记开这一收益账户。同时，由于银行联网制度的存在，受益人不管在何处居住，都可通过居住地的银行取得这笔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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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保险业,财产保险,发展历史,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广西产险行业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提出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认识，并以此为依据，对当前产险行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为正确认识产险行业发展形势提供了另一视角。
广西财产保险的经营起源于上世纪初，至今已走过近100年历史。回顾广西产险业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产险业走过的历程，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当前广西产险业发展形势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广西产险业发展历史回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广西产险业发展历史按时间段落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民国初年至1949年。1914年，上海联保公司和美商北美保险公司在梧州设立通讯处，开办火险和水险业务，是广西财产保险业务经营的开端。这一时期，尽管广西产险业发展方兴未艾，但由于国民经济基础较差，且时局动荡、军阀混战，经营险种较为单一，业务量也比较小。各机构主要是适应防范交通运输风险的需求，开了办水险、运输险、流动火险和兵险等相关业务，在一定程度促进了经济运行。
第二阶段：1950年至1958年。1950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分公司成立，同时经营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标志着人民保险业务的开始。当时的财产保险业务以企业财产保险和货物运输保险为主。由于主要实行强制投保，保险覆盖面比较高。如到1952年底，广西全省应参加保险的单位共2471个，投保率达到85%。然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1958年广西的国内保险业务陆续停办，保险机构相继撤销。总的来看，在这一阶段，面临着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保险公司作为当时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在支持广西经济恢复、推进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1980年至1989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国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保险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80—1989年，广西保险业在中断22年后迅速恢复。十年间，财产保险业务从无到有，保险险种进一步丰富。这十年问，广西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由1980年的317万元增加到1989年的1.9亿元，年均增速达到57%。
第四阶段：1990年至2002年。1991年6月、1994年6月，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南宁代理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南宁办事处(后均更名为南宁分公司)相继成立，广西保险业从此进入竞争阶段。1998年开始至2002年，根据《保险法》确立的产、寿险分业经营原则，广西三家保险公司相继完成产、寿险机构业务分离，广西产险业专业化经营正式形成。这一时期，财产保险产品不断丰富，产品分类更细化，适应了广西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需要。2002年，广西产险业实现保费收入14.8亿元，较1990年增长了5倍多。其中，1990—1999年累计实现保费收入78.3亿元，是前十年总和的11.4倍。广西产险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大提升了。
第五阶段：2003年至今。十六大以来，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广西产险业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网络更宽，覆盖面更广。2008年末，广西产险市场主体已达14家，分支机构1133家，一个广泛覆盖城乡，国有公司与股份制公司协调发展的产险市场体系正在形成。2008年全行业累计向社会提供财产风险保障1.28万亿元，其中承保汽车98.4万辆，保险覆盖面达到了87.77%。
二、对广西产险业发展历史的认识
广西产险业发展的历史既是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自身实力不断壮大的历史，也是自我不断调整、提升的历史。这近100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产险行业只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改革创新，才能实现自身的又好又快发展。这是我们通过广西产险业发展历史回顾可以得出基本结论。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首先，广西产险业的产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商业保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广西产险业的发源地梧州，1897年被辟为x~#t-通商口岸后，逐步扩展为广西最大内河港口和商埠，出口总值超过广西出口总值的一半，是上世纪解放前广西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当时的梧州“大船尾接小船头，南腔北调语不休”，云贵川帮、广帮、湘帮等大商巨贾云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日益繁荣，社会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各种风险特别是货运风险也越来越集中，自然在广西最早诞生了产险业。
其次，广西产险市场格局的变化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解放初期，保险公司作为当时的经济管理部门存在的。1951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实行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财产强制保险及旅客强制保险的决定》后，广西省政府发出通令，在全省要求按期实行强制保险。可见，在当时的背景下，保险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履行着财政的“保障职能”。既然履行着国家机关的职能，独家垄断经营是理所当然的。80年代保险业恢复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人保公司逐步改制成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同时，保险市场准入逐步放开，对外开放大跨步推进，一批股份制产险保险公司相继进入广西市场，保险业务经营也完成了产、寿险业务专业化经营的转变。财产保险经营这种由垄断到竞争、混业向专业的转变，正是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三，广西产险业经营模式的转变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上世纪50年代，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作为财政支持和保障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财产保险主要承保法人团体，因此，其一般通过行政命令以强制、直销方式推进。这既较好地保证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推进，财产保险业务本身也实现了较快发展。1950年，广西财产保险业务开办第一年实现保费收入16.5亿元，第二年即实现保费收入208.7万元，1958年，广西国内财产保险业务规模超过了500万元。改革开放后，财产保险的国家保障属性逐步淡出，保险需求多样化、分散化、个性化的特点日益明显，产险业多年来单一的直销方式，已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大部分业务的强制推进更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因此，产险业探索并实施多种营销方式势在必行。近年来，随着人世后经营管理理念的更新以及信息、 网络技术 的进步，个人营销、专业代理、兼业代理、网络营销、电话营销等新的业务发展模式不断涌现，促进了广西产险业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广西产险业险种结构的调整适应了保险需求的变化。上世纪初，广西处于大西南与粤港澳百货出入的枢纽地位，运输业特别是航运业较为发达，同时，广西经济较为落后，也要靠运输保证物资供给，因此，运输业成为广西经济发展的命脉。此时，保险业即主要开办火车及公路运输险、水险、流动火险、兵险等业务，满足了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解放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城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此时，保险公司作为国家经济管理部门，以经营企业财产保险和货物运输保险为主，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1950—1958年九年间，企业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924.4万元和975.2万元，占同期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35.1%和37%。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增加，机动车辆保险便逐步成为财产保险的主要险种。1986年，机动车辆保险保费收入达~12787.7万元，占1：L49.4%，首次超过企业财产保险(2611.6万元)称为财产保险第一大险种。十六大以来，随着私人汽车拥有量大幅增加，机动车辆保险需求进一步增长。2008年，全区机动车辆保险保费收入达N3o.5亿元，占比超过70%。可以说，从历史和经济学的观点看，广西产险业险种结构的变化，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对保险需求变化的适应，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
三、对当前广西产险业发展形势的认识
当前，广西产险业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但行业自身运行当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突出问题”：一是发展速度偏慢的问题。与全国相比，广西产险业增速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2004—2008年保费收入年均增速为19.7%，低于全国平均值3.3个百分点;2006、2007和2008年增速全国排名分别为第32、2O和25位。二是险种结构单一的问题。近年来车险业务占比达到70%左右，且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一些中小公司车险业务占比超过了90%，而企财险、货运险、工程险、责任险等当前市场需求日益增强的险种占比较低。三是经营效益不断下滑的问题。十六大以来，广西产险业保费收入规模逐年扩大，但并没有带来经营效益的同步提升，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不断下降，一些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四是市场秩序难以根本好转的问题。一些业务领域的违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部分地区和险种非理性竞争现象仍然较为普遍。
研究产险业发展历史，正是为冷静看待当前广西产险行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进而全面认识当前的发展形势提供了另一视角。前述提出，广西产险业通过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不断改革创新，促进了自身的快速发展，这一条规律即是对历史的 总结 ，也适用于认识当前行业的发展问题。
(一)广西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调整和升级，而产险业市场定位较为模糊，经营覆盖面不广，抑制了增长后劲
十六大以来，广西产险市场主体迅速增加，逐步打破人保财险、太平洋产险和平安产险“三足鼎立”的市场局面。但新进入市场的中小公司普遍局限于与老公司在传统领域和地域开展竞争，自身经营特色不突出，没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制定实施有效的差异化竞争策略，业务发展难有突破和创新。
(二)保险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而产险业风险管理能力不强，专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导致业务经营较为单一
随着广西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居民消费的不断升级，保险消费者对产险业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求服务范围更广，更要求服务精细化程度更高。而产险业在理念、人才、管理等方面没有做出及时调整，致使业务发展越来越集中于单一险种。
(三)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为财产保险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而产险业竞争领域过窄，致使经营效益逐步下滑，同时市场秩序难以根本好转
产险公司业务经营趋同，必将导致各自盈利水平的不断下降，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同时，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一些公司不得不采取非理性 措施 争抢市场，违法违规现象一时难以根治在所难免。
总之，当前广西产险业在发展中产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最终源于自身没有很好地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改观，将不利于广西产险业的科学发展。
近年来，广西提出了“加快建设成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新一极”的宏伟目标，并在产业集群、交通设施和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方面不断出台重大举措，这就是广西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和大趋势。广西产险业必须牢牢把握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大方向，不断突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找准战略定位，开拓发展思路，提升管理水平，加强人才积累，才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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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数的85%。在我国的经济成分中，农村经济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而转移农业生产中的巨大风险，保护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和经济成果不遭受意外损失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目前农村的自然灾害补救渠道主要依赖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商业保险补救占比非常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商业保险尚未涉及。自1982年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农业保险就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最近这些年，我国的保险业蓬勃发展，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即日渐凸显。1992-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8.17亿元下降到3.96亿元，到2004年，人均保费还不足0.5元。1985-2004年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居高不下，综合赔付率高达120%，远远高于保险业界公认的盈利临界点70%。在这种情况下，为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央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强调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重要性。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形势严峻，已经到了非加快发展不可的地步。
二、农业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有关政策因素和地方政府、保险企业的态度及农民对此的认识程度。
（一）农民收入低，缺乏参保的积极性。
过去几年中，由于不少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导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以农为主的纯农户的收入增长尤其困难。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为1268元，2003-2009年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连续6年低于这一水平。在这种收入低水平的情况下，每个农户扣除必须要缴的各类税费、生活必须开销、子女教育费用、购买化肥农药饲料等必需品的支付外，真正可以支配的收入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再要支付一笔农业保险费，显然这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同时，由于农业保险规模控制较严，操作复杂，赔偿估价时双方意见往往分歧较大，一些本想参保的农民往往因此最终选择了放弃。另外，20世纪80年代，农民在社保站交养老金，但是最终没有得到有效保障，这也使得部分农民对保险缺乏信心，因而参保积极性不高。
（二）保险公司实力不足，传统农业险难以为继。
农业保险是一种靠天吃饭的险种，往往是一个灾年就能吃掉以往数年的基金积累。中国农业受灾的比例每年大约在40%以上，天下论文比一般发达国家高出10%-20%。近几年来，中国农业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约为125亿元，而全世界平均每年也只有5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占了1/4的比例。农业保险是一种收费低、风险大、赔付率高的险种，盈亏平衡点是65%~70%保本。自然灾害、疫病突发的大面积、不可预期性，使保险公司从技术上无法回避风险，所收取的保费不足以维持赔付。因此，经营农业险的风险远大于目前其他财险产品。如果保险公司实力不足，则很难操作农业险，所以开发农业险的保险公司屈指可数。目前只有人保财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开办农业险，而由于常年亏损，它们的这项业务也在急剧萎缩。 （三）国家财政给予的支持不够。
农业保险不同于民政部门的灾难救济，也有别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它不仅涉及到农村的收入再分配，还要求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吻合。目前，政府对农业保险仅予以免营业税的优惠，这显然是不够的。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和政策，提高财政补贴，让各保险公司真正看见其中的利益所在。只有商业保险公司看到了农业保险的利益，它们才可能自发地去开发其中的市场，而目前的农业保险市场是无利可图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较高的政府补贴，财产保险公司是不会自愿进入的，已经进入的也会逐渐产生抛弃这部分业务的想法。农业保险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其基础应是政府行为。中国农业保险已经发展到了很“尴尬”的地步。商业保险被证明并不适合中国比较分散、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生产方式，因而国家必须“兜底”。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否则，发展农业保险就只能停留在“呼吁和呐喊”的阶段。
（四）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较大。
我国农业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经营比较分散，而且较易发生道德风险。因此，农业保险的承保手续也比较复杂，调查、索赔成本较高。保险公司在赔偿入保农户损失前，调查程序繁琐，耗费的人力与财力相对较大。保险公司稍有疏忽，有的入保农户就可能虚报损失，获取额外利益。 （五）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分散。
保险公司独自经营、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办、保险合作社经办等现行农业保险组织构成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是分散的，无法充分调动政府、保险人、被保险人三者的积极性。同时，政策性的保险机构不健全，使得农业保险组织体系的主体作用很难体现。这些都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六）农业保险专业人才匮乏。
人才的极度匮乏，已成为制约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保险涉及农业经济管理、商业保险、农业财政预算、农业气象、农田水利、畜牧兽医等多个学科，涵盖面较广，需要多方面协作。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从业人员大多没有受过专门的保险教育，又由于农险业务分散，查勘定额、赔付兑现工作量都较其他险种大，加上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工作环境差，很多保险从业人员对农险都是敬而远之。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农业保险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不高，特别是核保、理赔、精算等技术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 （七）保险险种少，研发能力弱。
虽然农业保险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目前保险产品的结构还不合理，产品数量少、质量低，更新速度慢，缺乏针对性。真正根据农民收入水平、风险状况量身定做的产品少之又少，不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这也与农业保险专业人才匮乏、保险产品研发能力较弱直接相关。
三、加快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对策
（一）加强农业保险立法。
农业风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农业保险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更有赖于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给予支持。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许多国家都很重视对农业保险的立法，并制定实施细则，以确保农业保险体系顺利、健康运行，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但是，我国目前尚无一套完整的针对农业保险的法律。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我国应该尽快对农业保险进行立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农业保险的目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费率厘定、赔付标准、实施方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还应该逐步建立农业保险补偿机制。
（二）成立综合性农业保险公司。
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商业保险公司无暇顾及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的保障作用，因此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农险的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现实社会的需求。应当把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再将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等一并考虑在内，成立政策性综合性农业保险公司。逐步形成以国家农业保险公司的宏观调控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方向，以各省农业保险公司的区域性管理为业务主导，以县乡两级的农业保险合作社为经营主体的健全的组织体系。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农业政策，而且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三）政府应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与商业性保险一样。要发展农业保险，仅靠保险公司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配套政策予以支持。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世界其他国家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表明，政府积极的政策性运作是农业保险得以发展的重要保证。农业政策性保险就是由政府来主导农业保险的供给，政府把农业保险作为一项特殊的准公共物品给予经营性补贴和其他扶植，并负责提供或指定机构经营。经营机构以对农业生产的风险损失提供经济补偿为宗旨，不以赢利为目的。针对中国农村范围辽阔、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应对保险公司开发的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保险产品给予政策倾斜，如优先给予申报这类产品的企业以开设保险公司的牌照。同时，对保险业为“三农”服务采取分类指导的办法，譬如经济发展速度慢的地方，就要优先开发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防灾防损产品。
（四）设定农业法定险种。
根据保险大数法则的原理，保险参与率越高，稳定系数越大，越趋于合理，但由于社会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支付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各地保户的参保能力差距较大。针对地区差异，可设定部分法定农业保险，就如车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一样。这将有助于提高保户的保险意识，增强保险公司的资金积累，稳定农业保险的经营。法定保险的保险费在初期可由财政提供，或从扶贫款中拨付，也可以如捐赠“希望小学”一样发动社会捐助。
（五）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
我国农业自然灾害频繁，因此农业保险属于高风险险种。农业保险要能可持续发展，则必须有完善的再保险机制支持。中央政府应该强力推行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农、林、牧、渔等产品的生产，应由政府牵头，组织国内具有再保险经验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进行分保，分散农业保险风险，降低农业保险的风险责任。
（六）建立多渠道农业保险体系。
我国地域辽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风险差异性较大。现阶段，要设立一家全国性（政策性或非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统一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在市场条件、管理水平、风险分散机制等方面，条件尚不成熟。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的道路。可以建立主体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形式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代办、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立足于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等。具体采用哪种形式，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来决定。要鼓励现有的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农村和农业保险业务，同时引进在农业保险方面有专长的外资保险公司，形成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体系。
（七）加强保险人才培养。
我国目前保险人才缺乏。据统计，全国每年需要增加的保险人才上万名。因此，要发展农业保险，还必须注重人才培养。应加大保险人才培养的投资力度，扩大高校招生人数。同时加强保险从业资格管理，开展多种形式的保险职业培训，为我国的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总之，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关键又是最困难的时期。随着各项支持“三农”政策措施的逐步到位，以及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落实，我们相信，我国农业保险必将打破“坚冰”，出现新的局面。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7.13%，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5.09%，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11.53%，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12.73%。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6.4%、31.8%、28.7%。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5.47%。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5.5%、8.49%、9.55%。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 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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