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1924-1986），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代杰出的核科学家。为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和新型核武器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核武器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被誉为“两弹元勋”。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中共第12届中央委员。1986年逝世。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相关资料
1．邓稼先：“两弹元勋”
“两弹元勋”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长期甘当无名英雄，把自己的青春之光融进了中国核防御力量的“铁脊梁”之中。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带着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学知识，涉洋归来报效祖国。50年代末，邓稼先从物理学讲坛上“消失”了，他的身影闪现在核武器研制的基层第一线：在北京郊外的高粱地里参加研究所的兴建，在罗布泊国家试验场的土路上颠簸，在云遮雾罩的山区指挥着原子弹、氢弹的研制。邓稼先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奋斗了28年，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立下了卓越的功勋。邓稼先曾荣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以及“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986年，积劳成疾的邓稼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28年的秘密经历才得以披露，“两弹元勋”的美名才开始传扬。
张爱萍与邓稼先
东方鹤
邓稼先病了，要动手术，75岁的张爱萍8点赶到医院，自手术开始，他就在手术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术结束。
张爱萍说：你们科学家都是国家的财富，保证你们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
1985年8月初的一天，九院院长邓稼先从绵阳专程赶到北京，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九院重建情况。
张爱萍一见到邓稼先就有些吃惊：“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太好。”
“不会吧，没有什么变化呀！”邓稼先知道张爱萍不是一般的见面问好。从他的神色里更从他的为人上感受到他是真切的关心。而周围的人没谈到他这方面的变化，自己也没感觉到。
张爱萍依然认真地问：“你最近身体怎样？有什么不舒服吗？”
邓稼先说：“其他没有什么，只是患痔疮，总流血，怪讨厌的。”
“做过检查和治疗了吗？”
“只是做了一般的治疗，没做什么检查。”
“那就到301（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我来给你联系。”张爱萍说着，就打电话给301医院院长，说明了邓稼先的病情，特别叮嘱给全面检查一下。对方问什么时间，张爱萍说：“现在，现在就去！”
“不，不！”邓稼先连忙推辞，“我还没汇报工作哪！”
张爱萍问：“有什么急待解决的问题吗？”
邓稼先说：“没有。”
张爱萍说：“没有现在就去。我陪你去。”
“不能不能不能！”邓稼先几乎惊慌失措了。他知道身为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的张爱萍，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而且他本人惜时如金，又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将军，怎么可以让他陪着自己去查病呢！于是就再三谢绝。
张爱萍已拿起了手杖：“走吧，坐我的车去。路上可以谈谈你们的情况。”
邓稼先只好服从了。
邓稼先，这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曾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由于他的年轻、聪明、正直、纯朴，在科学界有娃娃博士、娃娃科学家之称。1958年，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究所刚刚筹建时，他就被调入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并开展轰爆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起草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立下了卓越功勋；接着，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和技术难关，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增强国防力量，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担任第九研究院院长重任后，更致力于核武器的改进、发展工作。他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从理论设计、加工组装、实验测试到定型生产，总是尽力深入到第一线考察了解情况，遇到重大问题，无不亲临现场指挥、处理。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勇担风险的崇高献身精神。
张爱萍两年前到九院视察工作时，曾规定科学家每年坚持查体；坚持休假制度。可是，邓稼先总安排别人去，而自己总投身到九院的建设和科研工作中去。他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
医院领导和医生，见张爱萍亲自陪着一位病人来检查，已经感受到这位病人的分量了。而张爱萍还是对他们作了郑重的介绍：“这是我们的功勋科学家！”
按常规检查，仅做活检，就需要一个星期才能看到结果，由于张爱萍站在旁边，20分钟就出来了结果。
结果令人震惊：直肠癌，已属中期偏晚，而且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
张爱萍指示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我听你们的方案汇报。
怎么没早发现呢？一些不治之症怎么专门祸害我们这些最优秀的同志呢？看来对专家们按时查体的制度还没有很好地落实。张爱萍自医院出来，一直考虑着这些问题。返回办公室后，便亲自给科工委、各工业部有关领导打电话，明确指示：要迅速检查一下专家体检制度和休息疗养制度的落实情况，今年未进行体检的，要马上补查；未休息疗养的，要组织疗养。有困难向我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再犯错误了！
三年前，张爱萍几次以沉痛的心情公开自我批评：长期以来，我们对科技人员的健康情况关心不够。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张爱萍此番自咎的原因是青年科学家罗健夫的逝世。1982年10月，航天工业部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罗健夫，因全身心投入事业，患癌症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终于在47岁时不幸逝世。
张爱萍得知这一噩耗后在深感惋惜、痛心的同时，也觉得应负有对科研人员关心不够的责任。在国防科工委组织的学习罗健夫同志报告大会上，他公开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他还写了首悼念罗健夫同志的诗：
国防科工委学习罗健夫同志报告大会
黄水流，
渭水流，
流到潼关怒涛道。
奔腾势不收。
往事稠，
国事稠，
破险尖端忘春秋。
为民肝胆酬。
他指示国防工委和国防工业部广泛深入开展向罗健夫同志学习活动，并作出一个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决定，号召各级领导要认真、及时解决广大科研人员的实际问题，明确规定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定期做卫生防疫工作，坚持休假制度，特殊情况的要作特殊安排。
也就在开展向罗健夫学习、落实关心知识分子有关规定的活动中，发现了在西北核试验基地工作的核工业部核部件加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张同星。他20多年来一直忘我地工作在核工业研制生产第一线，为发展祖国核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积劳成疾，身患胃癌，仍战斗在工作岗位上，被誉为活着的罗健夫。
张爱萍接到这一情况的报告后，立即指示科工委迅速把他接到了北京，安排在301医院治病。张爱萍先后三次到医院看他。当张同星病情相对稳定准备返回时，张爱萍又去为他送行。张同星非常感动地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牵扯了军委首长这么大的精力，深感不安。”
张爱萍说：你们科学家都是国家的财富，保证你们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
而现实往往不是顺从人的心愿发展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两弹元勋邓稼先竟患上了这难以攻克的恶症。
张爱萍一天几次电话询问邓稼先的有关情况。亲自参加了手术方案的研究，并就麻醉、输血、主刀医生及术后特护等事情一一进行了审核，还特地向参加邓稼先手术的医务人员讲了话：我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希望你们、也拜托你们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慎之又慎地为稼先同志做好这次手术，要把这次手术当成攻坚战来打，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拜托大家！谢谢大家！
8月9日8时30分，开始了对邓稼先的手术。
而75岁的张爱萍8时便赶到了医院，又就术前的情况进行了仔细询问。自手术开始，他就在手术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术结束。
手术成功，病灶全部切除，邓稼先精神状态尚好。张爱萍略感慰藉。主任医师向他报告，下一步要进行化疗，之后才能判定能否康复。张爱萍又一次叮嘱说：一定要设法减轻他的痛苦，千方百计地予以治疗。有什么困难和情况，要及时报告我们。为了他的康复，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此后，医院对邓稼先的病情就采取了“病情报告”的办法，不定期而又及时地报告有关首长和单位。8月24日，张爱萍接到了当天的也是第一期《邓稼先病情报告》，说有癌细胞转移，准备化疗。张爱萍在这期病报上批示道：
请国防科工委领导（光亚同志）和核工业部领导同志分别前往探视。对其本人和家属应多予以慰勉和照顾。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对邓稼先的病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有关组织都很关心。301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也尽了最大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挽留住这位功勋卓著的伟大科学家，他于1986年7月29日与世长辞，终年才62岁。
7月30日，正在外地的张爱萍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邓稼先病逝、安排其后事的传真报告，深感悲痛，当即在电报上批示：决定何人参加追悼会，请即告我。我今日赶回京。
8月3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张爱萍致悼词。
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电专稿。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题目是：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
同时还发表了张爱萍的悼词。眉题是：张爱萍说邓稼先英名永垂史册。正题为：无私无畏贡献毕生精力 呕心沥血建立国防殊勋
追悼会后，张爱萍满怀悲痛写下了一首挽诗：
痛悼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12年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说：“稼先逝世后，张老请我们全家到北戴河军委疗养院休息了10多天。他对部下的关心是真心实意的，丝毫没有赏赐的意思。他还建议拍一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纪录片，连片名都给写好了。我把他亲笔写的这幅大字挂在家里，以示对稼先的纪念，也是对张老的感念。张老曾拄着手杖，爬上了二层楼，到我家来看望我们。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他当时坐过的沙发及房间的摆设，我们至今都没有动，也不想动，是为了记住张老来看我们的情景，记住这个日子。”
【编者注：本文是裘法祖先生自传《写我自己》的节选，记录了裘老70多年前留学德国的经历。裘法祖是中国著名外科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教授从事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60余载，发表医学论文200余篇，主持编写医学教材40余本，2008年6月病逝于武汉。】
裘法祖，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外科学家
四、从上海到德国慕尼黑
二十世纪30年代要去欧洲，没有飞机，也不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去，只可走海路，即乘船经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到欧洲。在轮船上我们住的是经济舱，两张上下铺，一张小桌。海上的生活是无聊乏味的，虽然每到一个大港口，例如香港、孟买，可以上岸去片刻观光，但这是有钱中国人的享受；我们没有钱，只好站在甲板上遥望港口的车水马龙。那几个有钱的中国人，白天打麻将，住得好、吃得好，我们一想就来个白天睡觉，晚上向他们借来麻将牌打麻将。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航行，轮船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意大利威尼斯。下船的那天，在早餐后看到餐厅的侍者站在餐厅门口收小费，有钱的人给的是50或100美元；我们没有钱，谢毓晋说：只给10美元，我们是学生，过去的时候不看他的面孔就是了。就这样我们挺过去了，那个侍者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吭出来。回忆起来，实在有趣。
威尼斯是一座美丽的水城，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名城。上岸后，我们买了一些桔子来吃，当我们剥开后，发现里面都是像血一样的，以为坏了，就全部丢掉了，后来才知道它是名贵的血桔。我们无暇浏览水城的全貌，只有稍作逗留，便离开了威尼斯。当我们到达奥地利维也纳的时候，当地的学校已经开学2个星期了。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所有的商店按常规都关了门，连面包都买不着。我们都很饿了，只好多花钱去餐馆用餐。
第二天我们便乘火车前往慕尼黑。到达慕尼黑后，谢毓晋便提出，我们几个应该分开，不应该再在一起，因为只要我们在一起便会讲中文，这对我们学习德语是很不利的。于是他去了弗莱堡(Freibu rg)。盛澄鉴也认为在一起不利于学习语言，便离开我们去了柏林。我和过晋源比较保守，二人没有分开，留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继续后期(临床)学习。当时同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之间有广泛的合作关系，只要再通过一门拉丁文初级考试，就可以注册入学。幸亏我们在国内已取得那张拉丁文初级考试的证明，免考了，也就顺利地注册进校学习了。
慕尼黑是英语munich的译语，德语叫München(明兴)，是德国继柏林、汉堡的第三个大城市，是Bayern州的首府，当时人口约120万。德国人称慕尼黑是德国的“天堂”，靠近阿尔卑斯山区，周围环景非常优美，又是德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中心。1919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组成了国社党，是纳粹主义的发祥地，所以在希特勒执政时期，慕尼黑也称为“政治运动首府”(Hauptstadt der Bewegung)。慕尼黑大学创建于1472年，至今已有500余年历史，是世界著名大学之一。我能就读于此大学，并在此大学毕业，感到自豪。
我一到慕尼黑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住处。德国有不少家庭，由于节约就空出房间出租，在大门口挂出一张牌：“这里有住房出租”；出租的房间备有简单实用家具，包括床上被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医院、研究所都集中在一个区内，我就在这个医学区内找住房。第一个住房在Walther街，每月30马克，连供早餐。房东是一位老太太，非常和蔼。我的住房在一楼，光线不足，读书的桌在窗口，而窗口正在院子里行人道边，虽然有白色薄薄的窗帘，但不断地来往人影使得我无法集中思路。此外，一到晚上9时房东老太太就来打门，说：先生可以睡了。
我住了一个月，无法再住下去，尽管房东老太太热情地挽留我，我还是迁到第二个住房，在Häberl街；每月28马克，少2马克，也供早餐，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我也只住了一个月，由于房间在二楼，楼下正是一条汽车通道，从早到晚不断地有卡车来往；另一个原因是房东夫妇经常吵架，男的打女的，女的大哭。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第二次迁居，搬到Frauenlob街，房租每月30马克，也供早餐。房东也是一对中年夫妇，住房在四层楼，对面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皮肤科)，环境非常安静。住房中还有一个房客，住在我的隔壁，是一位兽医，叫Mayer先生，他在附近宰猪场工作，一个典型的德国南方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巴伐利亚人。他经常穿着巴伐利亚人的服装，头戴绿色呢帽，帽上插上一根羽毛，羊皮制的短裤，厚厚的毛袜子，重重的皮靴鞋。他下班总在夜晚11点钟左右，走上楼梯的脚步震重，铿铿有声；开门时钥匙在门孔口乱插，然后砰的一声关了门。一到房间就将二只皮靴先后撬出来，砰砰二声，接着就发出鼾声。我也习惯了，不在乎了。问题是房屋很冷，有壁炉但没有煤炭，我只好将所有的衣服穿上御寒。房东女主人Frau Schachtner非常善良，有一个女儿，每晚总嘱我将皮鞋摆在门口，她会擦干净；每星期日早晨，她总送上自己做的蛋糕。我很乐意住下去，一直住到我毕业到1940年。
我的经济状况很紧，特别是在1939年开始，由于日军侵略到上海、杭州，二姐已无法再寄钱了；她已前后五次共资助了我4200美金。我每月只用70马克，其中30马克付房租，剩下来的40马克用于吃饭和买书，幸而德国读书是免费的。早餐是由房东供给的；中餐就去专供学生用的饭店吃，每餐60芬尼，加上小费是65芬尼。晚上就吃黑面包，抹上一点果酱果腹了。果酱可以在小店里自己拿空瓶子去另买。由于租屋里没有洗澡设备，每周约好过晋源同到公共浴场去洗；衣服就送洗衣店秤重后付钱，一周后去取。这样，三年大学生生活渡过来了。
在国内我自己认为德文是很不错了。但到了德国却变成了聋子和哑巴了。慕尼黑人讲话很快，又带有地方口音，实在难懂。过了半年听和讲才好了一些。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将“您”和“你”分得很清楚。“您”(Sie)是尊称，“你”(Du)是亲密称；对家人、对16岁以下的孩子都称“Du”。一次到公园里散步，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男孩，我就问他，您几岁了；他忽然大笑着转身去告诉他的母亲说：他称我Sie呀!我才明白，“您”和“你”是有分别的。好朋友都相互称Du；对与长者或老师或不熟悉的人，都称Sie。如果有朋友，感情较深，也要长者先提出Du称，然后相互就用Du称了。
在我读完医科第一个学期后，在1937年秋天，我忽然发现在直肠下端长有一个长蒂的息肉，当时我就去外科医院手术。德国大学生的医疗费是全免的，而医学生病了都是由外科主任或副主任亲自手术的，这是传统，教授对学生是非常关心的。虽然我是中国医学生，并且刚刚开始学业，仍然享受着这样的优待。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回到我自己的住处，当时正是深秋，满地铺着褐黄色的树叶，冷风迎面吹来，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街上，想起了祖国，想起了家乡，不禁哭了!此情此景到今日还深深地印在记忆中。
1939年，我获得了二个奖学金，都是我的博士导师Borst教授亲自签字推荐的。一个是Wolf奖学金，三个半月，共420马克；另一个是洪堡奖学金(Humboldt-Stiftung)，每月150马克，共两年七个月。这样大大减轻了我的经济压力，不但完成了我三年的学业，并开始了在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生涯。
在慕尼黑当时只有一家中国饭店，在Augusten街，老板姓徐，温州人。我和过晋源有时也去吃一次中国饭，每餐1马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可以见到几个中国留学生。当时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约有20人，其中有马节(经济学)、徐维铸(经济学)、庄孝德(细胞生物学)、徐邦裕(制冷工程学)、许巍文(化学）、江希明(生物学)和他的夫人徐瑞云(数学)以及当时在慕尼黑进修军事的蒋纬国。记得还有几位学医的女同学，一位叫李淑家，一位叫叶景恩(同济大学李国豪校长夫人)，她们都住在慕尼黑大学特设的女留学生宿舍；她们会做中国菜，有时也请我们去吃饭。
在慕尼黑的中国留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有时还一起去慕尼黑近郊Stamberg湖游乐。这些情况都在二战开始前，1938年、1939年期间。等到二战开始后，气氛紧张，大家都钻于学习和工作，彼此的交往几乎中断了。过晋源在毕业后也去维也纳大学医院工作了，而我则忙于手术，且经常和我妻子在一起了。
1937年2月我开始在德国攻读临床医学(医科后期)，前后共三年，到1939年冬毕业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需要大批医生，因此，医学学制由一年二个学期改为一年三个学期(Trimester)，这样，就等于缩短了一年学习时间，我遂于1939年冬比在国内的同班同学提前一年毕业了。
德国临床医学的课程与国内的课程不很相同，三年内要学完14门必修课，方可参加毕业考试。14门必修课是：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和卫生学、局部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经精神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皮肤性病学和法医学。由于上课的地点分散在不同的医院或研究所，我和过晋源各买了一辆旧的自行车，在短短的课间休息时间，赶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上课。例如早晨第一课在内科学院听课，接着就去病理研究所听课。好在这14门必修课的听课和见习时间完全可以由学生自己来安排，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散安排在三年中的八个学期中，完成上述所有课程的听课和见习。
临床学科的上课完全不同于国内情况，不是“填鸭式”的，而是“启发式”地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例如上外科第一课，老师先介绍了几本教材，供学生阅读参考，接着就以示范的方式授课。国内老师的授课是按教材系统地讲授，只见书本，不见病人；而德国则是联系典型的病例进行示范授课。今天是一位胃癌病人，明天是一位颅内肿瘤病人，而后天是一位上肢骨折病人；老师简述了病史，提示了X线片，也可能就在课堂里施行复位。总之，要学生自己去阅读书本，自己去思考，上课只是示范一些典型常见病例。
每次上课要叫四个学生下来问答，问答一些基本知识。在一个或两个学期中上完了一门课程，就可取得一张听课证明，等到14门课程读完取得了14张听课的证明，就可以到大学去申请毕业考试。如果不勤奋，或不去上课，就无法报考，只得延长学习时间。我遇到几个德国同学已经读了5～6年，还未读完，一年一年拖下去，人们都称他们为“老学生”。
一次在上妇科课时，我可进手术室观看手术；当教授自腹腔中取出小儿头大的子宫肌瘤时，我忽然晕厥过去，手术室护士(修女)立刻抬我到走廊里吸氧，我恢复了，但我很伤心，看来我作不了“外科医生”。
德国的大学里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大学生自由”(Studentenfreiheit)，也就是不但学习时间的长短由大学生自己来掌握，而且可以转到其他的城市学习，例如柏林大学的大学生可以转到慕尼黑大学来继续学习，也就是德国北方的大学生来到德国南方来读书，或者相反。不少大学生喜欢这样转学，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名胜古迹。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上临床医学课的场面。讲课的老师都是各学院或研究所的第一把手，教授或主任。他们都很讲究仪表，熨得平直的白大衣、白长裤、白的领带、白的皮鞋，后面跟随着一大批助教、讲师，一样是衣着整洁，也同时站着在教室的两边听课。大学生不起立致敬，常是用手敲打桌子表示欢迎；如果有不同意的情况，学生就拖擦鞋底来表示。记得有一次，第一内科学院院长、血液病著名教授来上课，在他的白大衣口袋中的电筒还亮着，学生就拖擦鞋底表示有意见，当时那位教授搞不明白，幸而一位助教提醒了他立即关闭了电筒，学生立即敲打桌子，表示高兴。
著名的教授上课时，庞大的梯形教室坐无虚席，连站立的空间都满了。记得1937年世界著名的整形外科Lexer教授上课时，就是如歌剧院一样的场面。Lexer教授在上课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外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这句话到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并影响了我一生的外科工作。
我和过晋源学习非常勤奋，上课时总抢着坐在第一排。寒假、暑假也不休息。三年中我们没有去旅游，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寒假、暑假时期，上午都去医院见习，下午就准备博士论文课题，极力争取按时完成所有必修课程的听课和见习，按时报考、按时毕业。
三年的刻苦攻读我坚强地挺过来了。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惊奇自己竟有如此持久的动力。特别在最后一个月考试阶段，我经常失眠。由于我的住处离慕尼黑十月啤酒节广场很近，每晚在睡前就去那里跑步一圈，这样才使我得以入睡几个小时。
作为外国留学生，在德国可以享受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即所谓Rigorosum，也就是写一篇论文，参加四门临床学科的考试，就可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时，我与过晋源商讨，决定放弃这种优待，要同德国学生一样，先参加德国的国家考试，再参加博士学位考试。德国的国家考试非常严格，都是口试，分四人一组进行，必须在一个月中考完上述的14门课。每门考试要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例如病理学的考试，上午口试，先考问人体病理标本，继而要看五张病理镜片，作出诊断；下午还要自己做一个尸体解剖。我在一个月(1939年9月)里完成了所有14门课考试，除了2门课是“II”(病理学、儿科学)和1门课是“Ⅲ”(药理学)外，其他11门课都是“I”，因而获得总成绩“I”(最高分)，但精神却疲劳到极点，体重也减轻了5公斤。随后，在同年11月再参加了博士学位答辩。由于我的病理学博士论文在两个暑假(1938、1939)期间己完成，因而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
外国留学生在德国读博士学
王进喜:
王进喜，1923年出生于甘肃玉门亦金村。6岁时因家贫，用棍子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8岁时给有钱人家放羊。1938年他进玉门石油公司当徒工、干活时被砸伤了腿，被厂主赶出大门，伤好后才顶了别人的名字混了个差使。当时，玉门油矿的美国技帅垄断了采油技术，王进喜在矿里干了十几年没有上过一次钻台，没有摸过一次石油钻机的刹把。他作为一个干杂活的穷工人，多少年里连铺盖卷也没混上，盖的是破羊皮，铺的是稻草。
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当上了国营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勘探公司三大队的石油工人，副司钻，1956年升任1259钻井队队长，同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中国的钻井技术还很落后，他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钻透祁连山，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口号。在1958年，他领导钻井队创造了月进尺5OOO米的全国纪录，成为中国中型钻机最高标杆单位，荣获“卫星井队”红旗，被命名为“钢铁井队”。
那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以禁运方式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而我们的国产石油量又很少，中国政府每年人得不拿出极其有限的外汇从苏联进口油料。50年代末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1959年王进喜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因缺油背着煤气包，作为采油工人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因在黑龙江发现了大庆油田，中央决定抽调力量展开石油大会战。王进喜从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到当地的马家窑，于1960年4月14日经苦干五夜五夜后，大庆第一口油井开钻，不久即喷出原油。
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他却顾不上住院.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连夜回到井队。第二口油井在即将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没有重晶石粉，他当机立断用水泥代替。当时由于没有搅拌机，水泥沉在泥浆池底。王进喜便扔掉双拐，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也纷纷跳进入。经过三个多小时，井喷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钻机，工进喜身上却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大泡。房东老大娘见他连续几天几夜奋战在井场没有回来，就感慨地说“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从此“王铁人”的名字传遍了油田，并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响彻了全中国。
1964年，王进喜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5年他任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1966年领导钻井队创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他以工人代表身份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4月，王进喜在玉门参加石油现场会回到大庆之后，经医生检查确诊是胃癌晚期，11月15日在北京去世，时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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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喜同志简介
王进喜同志1923年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镇上赤金王家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开始讨饭，10岁给地主放牛，14岁被抓夫到玉门油矿做苦工，直到玉门油矿解放。1950年春，他成为我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先后任司钻、队长等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9月，他率领的钻井队月进尺创当时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称号。1959年9月，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曾组织人员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同年4月11日，会战指挥部号召全体会战职工向铁人王进喜学习。
在大庆油田，王进喜先后任1205钻井队队长、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和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钻井指挥部指挥，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务。1964年12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9年4月，出席党的“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70年11月15日患胃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47岁。
铁人王进喜是大庆人的杰出典范，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人物。他为加快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奋力拼搏一辈子，在为我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与其他伟人和英雄人物一道被列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
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焦裕禄:
田 梦
焦裕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好党员、好公仆、县委书记和厂大干部的好榜样。为了深切缅怀这位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笔者专程拜谒了位于河南省兰考县城北的焦裕禄烈士陵园，并从焦裕禄的亲人及早年与其一同工作过的老同志那里，了解到焦裕禄生前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随军南下扛过枪 矿机厂里是内行
焦裕禄生于 1922年8月 16日，家住山东省淄博市北崮村。由于焦裕禄的爷爷焦念礼不识字，被财主欺骗过，在焦裕禄6岁时，老人家力主全家勒紧裤带供孙子读书，焦裕禄才勉强上了4年小学。1939年，焦裕禄的父亲被财主逼债而死，同年，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辽宁的抚顺大山坑煤窑做苦工。两年后，焦裕禄逃出日寇的魔掌，在江苏宿迁县靠给地主打长工过活，直到1945年，焦裕禄得知家乡成了解放区，才返回了日夜思念的北崮山村。焦裕禄回乡后，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46年春被党组织接纳为中共党员。
1947年秋，为支援新解放区，焦裕禄被调到属部队编制的渤海区南下工作队，并被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1948年，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被派往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950年，28岁的焦裕禄被上级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在广大读者的印象中，焦裕禄是一位农业专家，其实不然，他在没有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之前，在工业战线上摸爬滚打了八九年。1953年7月，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选调去洛阳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他怀着火热的激情，来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了刚刚兴建的工厂临时公路总指挥。1945年8月，路面刚刚竣工，厂党委决定派焦裕禄和一部分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翌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生产，又选焦裕禄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并担任实习车间主任。仅有4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为尽快掌握机械加工技术和车间管理知识，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高度紧张、困难重重的学习之中。1956年底焦裕禄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
焦裕禄上任不久，厂党委决定，试制重量达108吨的大型卷扬机。生产这种大型卷扬机在国内尚属首次。一金工车间担负主要零部件的生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技术难度大。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没有退缩，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他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蹲在机器旁。在焦裕禄的拼搏精神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争先恐后赶任务。经过合力奋战，直径4米的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得到了上级通令嘉奖。由于过度劳累和无规律的饮食，年纪轻轻的焦裕禄患上了肝病，厂“党委得知后多次劝他住院治疗。焦裕禄放不下手里千头万绪的工作，一直带病坚守在岗位上。
1959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因突出的管理才能，被任命为调度科长。他经常深和入各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还不忘了解工人的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总是想方设法化解工人的思想包袱。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搞技术抓管理是内行，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是行家。”因此，工人们有时也亲切地称焦裕禄为“政治科长”。
正当焦裕禄在工厂里忘我地工作篇时，1962年，为了加强党对农业战线的领导，河南省委决定调他担任中共尉氏县委副书记，从繁华的洛阳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贫瘠的豫东地区。
舞台上能拉会唱 “顺口溜”出口成章
焦裕禄有文化，能读书看报，人也机灵活泼。还是在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时，他不是教战友们识字，就是从背包里抽出竹板，给大家即兴来一段山东快书。一天，他被中队领导选中，参加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血泪仇》是由延安调到南下工作队的杨指导员导演的，内容是控诉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号召人民勇敢地团结起来推翻万恶的旧社会。焦裕禄扮演剧中主人公一一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王东才”。焦裕禄的苦难身世与“王东才”极为相似，一接触剧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和参与排戏的同志们边行军边背台词，连休息吃饭时也忙里挤空唱上几腔，很快进入了“角色”。《血泪仇》这出戏，南下工作队一路行军，一路演，连续演了10多场，取得了圆满的演出效果。
焦裕禄不但是文艺演出积极分子，自谦“大老粗”文人的他，平日里开展群众工作时，还有一个拿手好戏——自编打油诗，也就是北方人常说的“顺口溜”，以这种诙谐幽默的民间文学形式来“旧瓶装新酒”，宣传革命道理，发动、鼓舞群众。解放初期，针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现状，焦裕禄来了段这样的“顺口溜”：“大老粗，不要怕，干工作，学文化，蚂蚁能啃大骨头，咱遇座大山也搬走它！”以此与大家共勉。焦裕禄在尉氏县大营区工作期间，正值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关键阶段。为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激发群众参与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编了很多“顺口溜”。譬如：“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呀！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腰杆塌。现如今，天亮了。共产党，反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起挺腰杆，抱成一团打倒他！穷人一起挺腰杆，翻身解放力量大！”这段长短句结合、蕴含昂扬斗志的“顺口溜”，极富鼓动性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很有威力。
1951年，焦裕禄在尉氏县担任团县委副书记期间，了解到有个区的几个团干部，由于工作方法不当，急于求成，和区里搞土改抓救灾的于部发生了冲突，思想上有情绪。于是，他在开会时给大家来了一段开场白：“怎么了，遭霜打了？赶路谁人不跌倒，下地哪个不绊脚？有点挫折怕什么，振作精神最重要。”大家一听这段“顺口溜”，情绪当即放松。
“顺口溜”这种语言形式，好像很“土”，但焦裕禄却因地制宜，使其焕发生机，即使他后来当了兰考县委书记，也依然喜欢用这种语言形式总结问题，抒情言志。他在讲到治理兰考“三害”（风沙、盐碱、内涝）的方案时，曾说了这样一段“顺口溜”：“兰考有‘三害’，害咱兰考人；‘三害’不治理，兰考难翻身；立志治‘三害’，富咱兰考人；团结同奋斗，挖掉‘二害’根……”焦裕禄创作的这类闪耀着奋斗精神、幽默风趣的“顺口溜”还有很多，至今仍在兰考大地广为流传。
重宣传爱写文章 听意见才让照相
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后，县里既有秘书，也有通讯干事，但只要能挤出时间，工作总结、大会讲话、调查报告等文字材料，他都是亲自动笔写。在兰考，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根治“三害”的重要文件；还亲笔撰写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调研文章。即使在肝病晚期，他依然忍受着极度的病痛，在病床上撰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篇宣传兰考、鼓舞士气的文章。
焦裕禄写稿子文风朴实，修改稿子也不尚空谈，不唱高调，总是注重事实，用典型事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震撼力。凡是按照焦裕禄的意见采写，又经他修改的稿子，绝大部分都能被报纸、电台采用。经焦裕禄修改的稿件，之所以能够屡屡见诸新闻媒体，主要因为他很有“新闻敏感”。早在1950年，焦裕禄任大营区区长时，这种“新闻敏感”就已经具备。一次，他途经一个村庄，发现了年仅16岁的姑娘王小妹在犁地种地，干起活来比有些小伙子还利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典型。于是，他便走到地里，一边帮王小妹干活，一边详细询问她家的情况。颇有些男孩子气的王小妹便告诉焦裕禄，自己家中没有兄弟，父母年老体弱，打土豪分田地后她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王小妹还自豪地对焦裕禄说，她还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焦裕禄回到区里已近深夜，他抑制不住写作激情，连夜赶写了一份王小妹的典型材料。第二天，就带着乡村干部到王小妹的田头开起了现场会，还在会上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王小妹，十六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这次现场会不久，王小妹这个典型就从大营区推广到了全县，成了青年妇女学习的楷模。
焦裕禄曾对同事们坦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抓工作，就是要抓典型，带一般；抓两头，带中间。”在尉氏、兰考两县工作期间，焦裕禄发现并树立了许多正面典型，也批评了不少反面典型，但对于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通讯员和外边的记者报道。会摄影技术的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跟他一起下乡，焦裕禄每次都提醒道：“带上你的照相机。”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除“三害”、与老农促膝交谈、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等感人镜头，但均被焦裕禄制止了。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众的镜头。
1963年秋的一天，刘俊生再次随焦裕禄下乡，路过老韩陵胡集南地时，焦裕禄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又放下自行车走了过去。随行的城郊公社党委书记恳请：“焦书记呀，我很想跟你照张相片，留个纪念。”焦裕禄平和地说：“咱拍照片没啥用，还是给群众照吧。”刘俊生一听焦裕禄又在“老生常谈”，就壮着胆子给他提起了意见：“给群众照相不错，为啥就不可以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情景照下来哩？群众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对他们的鼓舞不就更大吗？”焦裕禄听刘俊生批评得有道理，就大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以前，我是有些个人主义思想了。好吧，叫你照，叫你照！”拍个什么样的镜头呢？焦裕禄两眼一亮，笑着说：“我爱泡桐，就在泡桐跟前给我照一张吧。”焦裕禄披着外衣，敞着怀，两手掐腰，兴奋地对刘俊生说道：“照吧！”随着相机快门一声脆响，焦裕禄与兰考的泡桐树一起，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册里。焦裕禄生前曾指着这张照片，笑着对刘俊生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焦裕禄何以如此偏爱泡桐树呢？这是因为他深深钦佩泡桐树那不畏盐碱，不畏风沙，敢于同不利条件作斗争，且能造福于民的天性。泡桐的性格，其实也代表着焦裕禄的性格。
清正廉洁品德高 亲人亲戚难沾光
身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可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以他的身份和威望，别说以权谋私，就是平日里稍稍对自己及亲友们放松一点，也可以得到当时好多人难得的“好处”。然而，焦裕禄始终没让一点私利替代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和正气，真正做到了送上门的不要，递到手上的不沾，与兰考人民甘苦与共。
1963年春节，连年灾害的兰考肉类和副食供应比较紧张。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就给焦裕禄家里送去了几斤肉。焦裕禄问他：“人人都有份吗？”这位同志回答：“要过年了，书记们工作忙，顾不上打肉，这是待意照顾几个领导同志的。”焦裕禄听后对这位同志说：“谢谢了，我家的肉已经买好了。请你把肉提回去，看办公室还有谁没买，这肉就照顾谁吧。”他还嘱咐这位同志，以后可不要再单独照顾领导了。
焦裕禄到兰考后，看到城内有个大水坑，就建议城关镇在坑里种莲菜放鱼苗。半年后，放养的鱼苗已长到1斤左右。城关镇鱼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又想让身患肝病的焦书记补补身体，就派一名职工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了他家。焦裕禄的孩子们一见活蹦乱跳的鱼儿，高兴得围着水桶直嚷着要吃鱼。焦裕禄回家后，问清楚了来龙去脉，就对嚷着要吃鱼的孩子们说：“这鱼是鱼场的叔叔辛辛苦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咋能先吃呢？如果大家都沾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业还能办好吗？焦裕禄的一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白吃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这个道理。他的大儿子国庆当即就带着弟妹们，把一桶活鱼又送回了养鱼场。
一次，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决定照顾他3斤，让他做件新棉袄。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拿着3斤棉花票，等焦裕禄一进家门，就兴奋地跟他商量做新棉衣的事。焦裕禄一听又是“照顾”他的东西，开口就说：“那不中。”稍停，他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殊啊！”
焦裕禄夫妇尽管省吃俭用，但因要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老母亲），抚育6个子女，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相当紧巴。1964年春节前的一天，风雪交加，焦裕禄到县政府大院找到县长程世平，说他多年没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了，打算春节带着全家回老家一趟。接着，焦裕禄显然有些难为情地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给我三四百元？”程世平虽知道焦裕禄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可没想到他一个十五级干部连回老家探亲的路费也凑不够。见焦裕禄说话直打哆嗦，程世平急忙问：“老焦，你是不是病了了’焦裕禄这才随意说：“没有，就是有点冷。”程世平顺手摸了摸焦裕禄的胳膊，吃惊地说：“老焦，大腊月里下着雪你咋穿个空筒袄，连件秋衣也不套？”焦裕禄也是当着真人掏心窝说话：“老程，我没啥衣服套啊！没布票，手头也紧，能将就过冬就行了。再说了，老百姓有的连空筒袄还穿不上哩！”听了焦裕禄的心里话，程世平又钦佩又心酸，直想流眼泪。
焦裕禄宁可借钱也不向组织伸手要救济，他的亲戚和子女们也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便宜”。他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山东老家务农，多次写信请求给找个工作。焦裕禄回信向他们解释；“招工是有计划有政策的，我即使有权也不能搞特殊。”
亲戚们没能走成“后门”，自己的子女在找工作时焦裕禄也不“关照”一下。他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业，有人向他提议：“小学教师不够用，让守凤去学校教书吧？”还有人向他透露信息：“邮政局要招收话务员，小梅（焦守民小名）干这个工作挺合适。”焦裕禄对于这些热心的提议，一再摇头否定。后来，焦守凤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刚去上班，焦裕禄就专门找到时任厂长的张树森，特别交待，“我的女儿来厂里当临时工，分配工作时一定要把她安排到酱菜组，这样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临走时，焦裕禄又强调一句：“你们不要以为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相看，应该对她严格要求。” 当时，焦守凤不认为爸爸让她经受劳动锻炼是关心她，让她养成自食其力的本领，心中“实在不满意”。而今，已经退休的焦守凤满含感谢之情地说：“现在想想，爸爸对我们兄妹的爱是一种大爱，他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