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介西安鼓乐，也称长安古乐、西安古乐、西安乐古。脱胎于唐代燕乐，后融于宫廷音乐，并逐渐流入民间的西安鼓乐，在经过大批文化工作者的挖掘、抢救、保护之后，经历了艰辛而漫长的申报过程，近日一跃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安鼓乐，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并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民间乐种之一，脱胎于唐代燕乐，后融于宫廷音乐，安史之乱期间随宫廷乐师的流亡而流入民间。2历史溯源追溯其历史渊源，从结构、乐谱、曲名、使用乐器等方面分析，与唐代燕乐中的大曲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的分析考察，西安鼓乐有可能源于唐，起于宋而兴于元、明，盛于清，经过几千年的实践与发展，特别是明、清以来戏曲音乐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大型民族古典音乐形式。长安鼓乐至今保存着最传统的鼓乐演奏形式、结构、乐器、曲牌及谱式。乐谱现今各长安鼓乐社使用的乐谱，依然是古代的半字谱，全为手抄传本，依然保留有明代的传本。有的音符，与敦煌莫高窟发掘的唐乐谱相同。现存清乾隆二十八年西安鼓乐手抄谱珍藏本的谱字与宋代姜夔十七首自度曲所用的谱字基本相同，由此证明这一珍藏本历史久远，是明清以来已渐在全国失传的俗字乐谱。曲牌综观整个乐曲名称，保留着唐、宋、元、明、清各种曲牌，可以说是一部中国音乐发展史。自唐、宋已降，中国音乐许多音乐因素（律、调、曲、词、乐谱、乐器、结构、旋法等）都在这个古老乐种中留下了遗迹残痕，称长安鼓乐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结构据音乐史家考证，在唐朝安史之乱期间，宫廷的乐师流落民间，唐代燕乐也随之流传民间。长安鼓乐脱胎于唐代燕乐，大气、庄重、高雅，曲目丰富，结构完整、曲调优美，具备宫廷音乐的特征，与一般的民间音乐大相径庭。3派别僧、道僧派由一毛姓和尚所传，演奏者多为市民，亦有道士、僧人。僧派悠扬敞亮，道派平和闲雅，俗派热烈浓郁。相传，道派为城隍庙道士所传，与僧派一样，演奏者多为市民，亦有道士、僧人。僧、道派因经商的多，平时日落店铺打烊后，艺人们聚集到四合院自娱自乐。本社庙会期间，他们全体出动，竭尽全力，昼夜演奏，而不取分文。遇有其他鼓乐社庙会，它们也会热情的前往耍曲，烘托气氛。沿途他们吹吹打打，在市民面前展现他们的技艺。最热闹的当数阴历六月初一的终南山南五台古会合六月中旬的城内西五台古会。期间，各鼓乐社纷纷前往演出，观众摩肩接踵。每年这两个时候，可以说成了鼓乐汇演。时常出现"同坛"（音），即斗乐、赛乐，两支鼓乐队你一曲我一段比赛，看谁演的曲目多，演得好。俗僧派中的一部分，因长期掌握在农民手中，不断吸收民间音乐，逐渐和僧派有了区别，形成俗派。俗派因在农村，其活动受农业生产季节影响，一般在农闲时参加民俗性活动仪式，如祭年、迎神赛会、朝山进香、收获后庆贺丰收。4艺术特色西安鼓乐是以打击乐和吹奏乐混合演奏的一种大型乐种，内容丰富、乐 队庞大、曲目众多、结构复杂，是中国古代音乐乃至世界民间音乐发展史中的奇迹。长安鼓乐分僧、道、俗三个流派，各派有着不同的风格。5演奏形式但不论哪一种派，其演奏形式都是两种，即行乐和坐乐。行乐行乐，顾名思义，即在行进中演奏，拌以彩旗、令旗、社旗、万民伞、高照斗子等，乐器用高把鼓、单面鼓、小吊锣、铰子、供锣、手梆子、方匣子等打击乐器和笛、管、笙若干；用高把鼓的，又叫"高把子"，风格温雅庄重；用单面鼓的，又叫"乱八仙"，风格活泼悠扬。行乐有时还有"歌章"，内容与祈雨有关。行乐比坐乐简单，它的演奏以曲调为主，节奏乐器只起伴奏、击拍作用，多用于街道行进和庙会的群众场合。行乐又分同乐鼓（又称高把子）、乱八仙（又称单面鼓）两种演奏形式。同乐鼓所用乐器除笛、笙等管乐器外，打击乐器以使用高把鼓、铰子、小叫锣（疙瘩锣）、贡锣、手梆子的伴奏以形成自己独有的风貌。乐曲节奏平稳，速度徐缓，情调典雅，多在 僧、道两派乐社中流行，俗派坐乐不演奏。乱八仙是以使用笛、笙、管、云锣（方匣子）、单面鼓、引锣、铰子、手棒子八件乐器而得名。乱八仙演奏曲目广泛，凡是坐乐中的怪板抒情乐曲，如鼓段、耍曲、套词、北词等曲调均可演奏。特别是坐乐中的耍曲《摇门栓》、《捧金杯》、《得胜令》、《石榴花》、《香山射鼓》、《十拍》、《十六拍》、《五十眼》、《歌沙》 （即《铜鼓》）等，大都来源于民歌小调或器乐曲牌，乐曲短小，旋律优美，情绪欢快，很受群众欢迎。西安鼓乐各流派乐社保留下来的曲目与曲牌上千首，是一笔非常宝贵而丰富的遗产。其中大型套曲的体裁类别有《套词》、《北词》、《南词》、《外南词》、《外分词》、《京套》、《大乐》、《花鼓段》、《别子》、《服子》、《打扎子》等，约有四百余套。小型乐曲的体裁类别有《鼓段》、《耍曲》、《小曲》、《歌章》、《经曲》、《舞曲》、《起》、《垒鼓》、《花打》、《串扎子》、《引令》、《行拍》、《得胜令》、《曲破》、《赶东山》、《卓本》、《玉包头》、《下水船》、《扑灯蛾》、《游声》等约五百余首。可以独立演奏的鼓谱有《浪头子》、《三股鞭》、《法点》、《女退鼓》、《花退鼓》、《笨点退鼓》、《大赐福》、《帽子头》、《干鼓》等百余首。西安鼓乐的调式为七声音阶，他所用的调依据五度相生律而得，常用的四调称之为：六调、尺调、上调、五调。主奏乐器笛子常用的有宫调笛、平调笛、梅管调笛三种。西安鼓乐的乐谱，据五十年代所知，就有七十多本，其中署明抄写年份的，有十六本，除何家营一本署作"唐开元五年六月十五日立"待考外，其余各本中抄写年代最早的是西仑乐社保存的《鼓段、赚、小曲本具全》，注有"大清康熙二十八年（1659年）六月吉日置"。演奏西安鼓乐的民间音乐家有城隍庙鼓乐社安来绪、何维新；东仑鼓乐社梁振源、赵庾长；西仑鼓乐社程世荣；显密寺鼓乐社程天相；大吉厂鼓乐社杨家帧、裴仁恭；何家营鼓乐社何永贞、何生哲；市集贤香会乐社文明（东村）、张有明（西村）等。坐乐坐乐，顾名思义，是在室内围绕着桌案坐奏的，曲调是一种有固定结构的套曲，即"花鼓段坐乐全套"和"八拍鼓段坐乐全套"，坐乐常常是艺人们比赛技艺的场合，称为"斗乐"、"对垒"、"支桌子"、"摆开"，所以坐乐较为精致，手法亦甚多样。坐乐大致可以分为城乡两种，城市坐乐叫"八拍坐乐"或"耍鼓段坐乐"，农村坐乐则叫"打扎子坐乐"。前者用笙、笛、管、双云锣，还曾用过筝、琵琶，打击乐器有坐鼓、战鼓、乐鼓、独鼓、大镲、大饶、铰子、煽子、大锣、马锣、引锣、木梆子，编制约十二三人；农村坐乐或有若干乐器调整，依条件而定。有些地方农村的坐乐，吹奏乐器用到十几人以上，打击乐器更多，"川家伙"（鼓乐传统打击器）和"苏家伙"（从秦腔引进的打击器）用到几十人之多，造成神人震撼、山川荡气的宏大音响，风格亦因之不同于城市坐乐。尽管古代城内长安鼓乐社的成员多为生意人，但传统上鼓乐社非常清高，自娱自乐，不受雇于人，只给乐社及其家属的白事奏乐。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当年杨虎城陵墓从重庆迁回西安时，许多鼓乐社前往车站迎接。明清时期，鼓乐社甚为活跃。那时西安有庙上百座，而每个庙几乎都有围绕其活动的鼓乐社。庙会一个接一个，鼓乐声则在长安古城内不绝于耳。目前尚保留有长安鼓乐乐谱约百册，曲目3000余首以上，曲名、曲牌有一千二百多个，套曲40多部，包含有极为丰富的民歌、戏曲、说唱以及宫廷和宗教的音乐。室内演奏的鼓乐艺术形式，坐乐是有严格的固定的曲式结构的大型民间组曲，全 由头（帽）、正身、尾（靴）三部分组成，民间艺人称呼这种结构形式为"穿靴戴帽"。所用乐器以笛为主，配以笙、管有时加用双云锣（双扇二十面锣，十音，专门用于演奏尺调乐曲，特别是配合清吹演奏时，演奏者左右手开弓，技巧较复杂）。鼓有坐鼓、战鼓、乐鼓、独鼓四种。其它打击乐器有大铙、小铙、大钹、小钹、大锣、马锣、引锣（亦称"开口子")、铰子、大梆子、手梆子等。坐乐又分八拍坐乐全套和俗派坐乐两种。八拍坐乐全套由僧、俗两派乐社演奏，主要以坐乐第一部分头（帽）中的头匣、二匣、三匣段落所用鼓段均为《八拍鼓段》而得名，城隍庙乐社的八拍坐乐全套多用双云锣演奏尺调乐曲。其结构特点（坐乐前部）：帽：开场锣鼓，起。身：匣头匣（八拍鼓段）；耍曲；二匣（八拍鼓段）；耍曲；三匣（八拍鼓段）；清吹。尾：垒鼓，退鼓。俗派坐乐在乐曲结构上除不用花鼓段、别子两种体裁的乐曲外，它的主要特点是开场锣鼓部分全部应用大件打击乐器，如战鼓、大铙、勾锣等，气势浑厚，情绪热烈。曲子"打扎子" （又称"前扎子")部分，是俗派坐乐中特有的体裁，善用多首不同调性的乐曲联缀演奏，曲间插入锣鼓段，曲调生动、活泼，富有生气。6表演特点西安鼓乐以竹笛为主奏乐器，分为"坐乐"和"行乐"两种演奏形式，"坐乐"是室内乐，吹奏乐器有笛、笙、管，击奏乐器则有坐鼓、战鼓、乐鼓、独鼓、及大铙、小铙、大钹、小钹、大锣、马锣、引锣、铰子、大梆子、手梆子等击奏乐器，有时还加上云锣。西安鼓乐多在每年夏秋之际（农历五月底至七月底），为了庆贺丰收在各地举行的乡会、庙会上演奏，演奏者为各村、镇组织的"鼓乐社"以及大寺院、大庙宇的鼓乐乐队。7保护西安鼓乐收集整理工作始于1951年，主管单位是1950年成立的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西北分会（简称“西北音协”，后易名为“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该会于1955年3月6日成立）。当时参加西安鼓乐收集整理的工作人员，先有在西北音协任副主任的李石根和西北音协的音乐干部樊昭明，后有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的音乐干部何钧。1953年5月李石根、何钧等曾以周至县南集贤村为主要基地，重点调查鼓乐乐种情况，并定名为“西安鼓乐”。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李石根、杨荫浏、何钧等对西安城隍庙、东仓、西仓、大吉昌、长安何家营、周至南集贤等八个乐社的普查，采访艺人200余人，录音40多个小时，收集民间祖传的近于宋代俗字谱的乐谱100多册，翻译整理了800多首（套）乐曲，于1959年至1965年编印出一套五册约200多万字的《西安鼓乐译谱汇编》。还占有一大批艺人的口述笔录和照片、实物（主要是俗字谱抄本）等资料。杨荫浏还发现西安鼓乐以及山西八大套的工尺谱减字谱谱字系统和南宋《白石道人歌曲》一脉相承，后来和阴鲁法合作出版的《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对姜夔词乐的破译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西安鼓乐的发现。1966——1976的十年，西安鼓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因“文革”而被迫停止。1980年恢复工作。1981年经陕西省文化局批准，成立了“唐代燕乐研究室”（隶属于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李石根任主任，何钧任副主任，先后参加的成员有曲云、李步云、李明忠、李健正、吕洪静等。研究室成立后，在六十年代油印的《西安鼓乐译谱汇编》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补充，于1981年12月——1982年5月，编印了八卷九册、约300多万字的《西安鼓乐曲集》，编入自1951年——1981年30年间多人收集的722套（个）鼓乐曲目，1200余首曲牌译谱及部分曲目总谱、歌章等。此期间，李石根写作、发表了《隋唐燕乐述要》、《唐大曲与西安鼓乐的体式结构》、《西安鼓乐俗字谱的研究与解读》、《关于日本雅乐与西安鼓乐的比较研究》等论文，何钧、吕洪静、曲云、李健正、刘均平等人写有研究唐代“拍”的时值、日本雅乐与西安鼓乐的关系、工尺谱源流、俗字谱的研究与解读、西安鼓乐曲体考释等内容的论文。李石根还写出了《西安鼓乐艺术传统浅识》等数十万字的专著（油印本，未正式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音乐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安音乐学院冯亚兰教授，武文彬以及后来者程天健、焦杰等同志，或记谱，或著文，或出版专集，都为西安鼓乐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做出了贡献。全国及海内外音乐界一些知名专家、有识之士任半塘、黄翔鹏、叶栋、何昌林、饶宗颐、许常惠、袁静芳和日本的岸边成雄，英国剑桥大学的比肯，伦敦大学的钟思第，以及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音乐专家曾多次采访了西安鼓乐的艺人、采录者和研究者，对其艺术和研究成果，有很高的评价。随着西安鼓乐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深化，引起全国音乐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支持。1985年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成立了“西安鼓乐研究室”，除深入研究西安鼓乐外，李世斌、何钧、李恩魁、李明忠、刘等还参加了《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的编撰工作。1987年6月陕西省西安鼓乐演出团进京，参加了第五届华夏之声音乐会并为“亚洲传统音乐讨论会”演出。参加演出的有西安市大吉昌乐社、周至县南集贤乐社、长安县何家营乐社。这次演出，得到国内外音乐家的高度评价，誉称西安鼓乐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1992年12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由文化部等单位主办，由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将西安鼓乐20余种体裁的代表性曲目153首（套）编入，约71万字，使西安鼓乐正式载入中国音乐史册。2004年初，西安市成立西安鼓乐保护开发领导小组。同年，西安鼓乐被列为国家第二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重点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很快制定出保护开发的计划和措施，对西安鼓乐进行全面普查、确认、登记、立档，对曲谱和年事已高的传承人进行抢救性保护，短短一年就收集了千余首古谱资料和一些音像资料，举办了一系列展览、演出和活动。2005年初，西安市委宣传部还拨付专项资金进行抢救性录音和录制，市古乐办组织电视台为老艺人拍摄纪录片，并组织了9家乐社录制了整套的演奏曲目。此外，市委宣传部还拨出专款，与西安音乐学院共同出版了西安鼓乐专辑《雨霖铃》。在第十五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欧亚论坛上，市委宣传部分别召集了数家乐社，组织了机场大规模的鼓乐表演，让中外宾客为之一振。同年年底喜讯传来：西安鼓乐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8传承意义西安鼓乐是中国古代音乐的重要遗存，它特有的复杂曲体和丰富的特性乐汇、旋法及乐器配置形式成为破解中国古代音乐艺术谜团的珍贵佐证；它大量的传谱曲目丰富了中华音乐文化宝库，将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发挥重要作用。9世界非遗在阿联酋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西安鼓乐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1年 1月1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西安鼓乐”传习基地在陕西省周至县艺术技术学校挂牌成立，并获得陕西省文化厅5万元的资金支持。[1]
一、历史回声定位：重回历史的
语境中去考察器乐文化身份
所谓历史回声定位，就是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与思考问题。而历史的语境，则是指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大背景。其直接所指，就是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以及在这种典章制度之下的文化样态。仅就这一点，就足让人望而却步，因为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至少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内容。
我们既往的乐器史研究，往往只关注乐器本身的形制和当下的功能用途，很少将其置入生存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解读，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比如我们当下所见的一些所谓“乐器”，可能在历史的源头上并不仅仅是奏乐的功能，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假如我们对当朝的典章制度及礼乐文化一无所知，对该乐器的研究就必然要失之粗浅。周公制礼作乐，确定金石之乐作为两周国家礼乐制度的代表，共行使四大功能：即礼器、祭器、重器、乐器的功能。遗憾的是，此前多数学者的研究对前三个功能往往忽略不计，对先秦金石之乐历史文化身份的认识难免失之偏颇。
项先生的《对先秦“金石之乐”兴衰的现代解读》一文首先阐释历史语境，在深入揭示两周礼乐制度的实质之后，否认了学界一以贯之的“礼崩乐坏”引发金石之乐“断层”的论断。他指出，“礼崩乐坏”非但没有葬送金石之乐，反将其推向更辉煌的舞台。由于周代的乐悬制度只规定了乐器摆放的方位（宫、轩、判、特），并未规定乐器的数量，如此，“礼崩乐坏”直接导致了金石之乐数量的内部扩充（从最初的２件逐渐扩充至4、8、16、32、64件），最初只用于礼乐的乐器组合也兼用于俗乐。东周末期，诸侯国大量涌现，金石之乐被作为阶级地位等级的象征而广泛使用，且陈列地点已经不仅限于朝堂，而延展至庙堂、厅堂等，所奏之乐当然也早已超越礼乐之范畴。就这样，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在礼俗兼用的双重作用下，以金石之乐作为主导，与它种乐器组合使用的乐队形式走向辉煌。然而，由于金石之乐的自身局限，以及作为重器功能的逐渐缺失，是金石之乐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然而，随着“以乐观礼”及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并结合近几十年来大量金石乐器的出土为据，项先生又对其原有观点做出修正。在《“合制之举”与“礼俗兼用”——对曾侯乙墓乐悬的合礼探讨》⑧一文中，项先生认为西周末期乐悬的内部扩充并非是“礼崩乐坏”的产物，而是合乎周礼之举。乐悬制度（只规定方位不规定数量）为后世金石之乐的“合礼”扩充预置了空间，乐悬用途不断扩展，祭礼、多礼乃至礼俗兼用，日益增加的用乐量为乐悬的内部扩充推波助澜。因此，曾侯乙乐悬为合礼之制下的产物。
此外，项先生的《乐户与鼓吹乐》⑨一文通过对鼓吹乐与乐籍制度的关系、鼓吹乐的]化，以及鼓吹乐对民间音乐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辨析，认为乐籍制度与鼓吹乐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鼓吹乐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影响深远的音乐品种。而在《对‘活化石’乐种的思考》⑩与《拓展‘西安鼓乐’研究领域的一点思考》?辊?辑?讹两篇论文中，他又通过对古琴、福建南音、西安鼓乐、五台山佛教音乐等几个“活化石”乐种的历史命运的探讨，将乐种的功能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得出结论：多数音乐品种（如乐种、曲种、剧种）其实是国家礼乐制度（乐籍制度）下的音乐文化样态（如历史上宫廷、地方官府、军旅之中的礼乐、军乐、教坊乐等），随着社会的变迁积淀在民间，正是这些乐种的综合体承载着中国乐系的血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才会真正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性。我们既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各乐种的个体性与差异性，而忽略了在大一统国家礼乐制度下所呈示出来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换言之，我们缺少的，正是以更为宏观的视角，从历时与共时的视角来认知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
任何一个文化事像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假如我们一以贯之地只关注到研究对象之表象，而忽略其文化土壤与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客观、全面的认识。由此带出一个重要话题：音乐史该如何书写？对于音乐史长河中的种种案例和事像该如何解读？一句话，应该让那些尘封了数千年的音乐往事重回当年的历史语境，将其再次植入当年的文化土壤（国家制度、文化背景、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等），历史的枝枝叶叶才有可能鲜活，也才有可能尽量接近历史的真貌。只有运用“历史回声定位”的视角，去审视礼、乐、器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文化关系，我们对传统乐器文化身份的认识才能渐趋真实。
二、“古”←→“活”结合：以双向考察模式
为乐器文化研究接通血脉
这一研究视角着力强调乐器研究的双向思维，即古代乐器向当代追寻，当代乐器向远古求溯，接通古今乐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源流脉络，以客观、严密的考证，一方面厘清远古乐器文化在当下的遗存变
如前所述，中国辽阔的幅员，为中国传统音乐提供了一个无比广大的传播天地；中国多种多样的地貌气候，促使各地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体裁类别。在论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说明以下几点：(1)所谓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音乐体裁的分布，即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中流传着什么样的音乐品种和体裁，相对而言，它比较简单。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表层关系”。二是指音乐风格色彩的空间分布，由于风格自身的复杂性，加上它的多层面性，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深层关系”。本文将主要论及传统音乐体裁的空间分布问题。(2)首先必须肯定，传统音乐的某些体裁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是无可怀疑的。如高原山区的“山歌”，沿海地区的“渔歌”、“捕渔号子”，种稻区的“田歌”，江河湖海上的“号子”、“船歌”，草原上的“牧歌”等等，它们可以说是特定地理环境的直接产物，二者之间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关系。(3)但是，传统音乐自古以来都是靠传承、传播来维持其鲜活的生命的，尤其是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交流，加上语言、习俗等共同手段的帮助，致使一部分体裁局限于一定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流传很广甚至遍传全国，另外，一些较封闭的地区音乐品种较少，一些开放的地区品种很多，形成分布的“叠压”状态，这就增加了我们研究传统音乐空间分布的复杂性。(4)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方面选择环境与体裁最直接的那些例证，以便使论述更为鲜明；另一方面，当遇到某地区出现多种体裁“叠压”的现象时，就以我们认为最有地理特征的那些品种作为代表。下面，我们就用以上的原则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作一番概略的描述。
（一）北方草原与“长调”和马头琴音乐 众所周知，大小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由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西部的阿拉善和天山北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广阔的天然牧场。长期生活于此的蒙古等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劳动中，创造了一种节奏自由，歌腔悠长，上、下句结构的民歌体裁。蒙语读“乌日听道”，汉意为“长调”。作为草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品种，“长调”所歌唱的内容几乎都离不开马、羊、骆驼、蓝天、白云，特别是马，枣骝马、圆蹄马、小黄马、小青马，简直是有多少歌，就有多少马，因为马是草原的象征。另外，“长调”包括很多类别，如“牧歌”、“赞歌”、“思乡歌”、“宴歌”，它们的唱词内容不完全相同，但音乐一律是“长调”风格，舒展、开阔、自由，犹如那一望无垠的草原和那自在悠然的羊群。与“长调”具有同等意义的还有蒙古族的乐器马头琴。马头琴的形制、原料、演奏姿势、音色直至乐曲风格，无一不是彻底的草原化的，无一不充满了草原的情愫和韵致。它和“长调”，异“曲”而同工，相互映衬，成为草原音乐文化的两颗明珠。当然，也有人说，除了它们，还有一种又是文学又是音乐的体裁，那就是“史诗”。诚如世界上许多“史诗”都产生于草原民族一样，北方草原也流传着一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草原，就没有长调、马头琴和格萨尔，草原是酝酿产生这些音乐体裁的源泉；而如果失去了长调、马头琴，则草原也就没有了光彩，二者间的依存关系，没有人能够否定。
（二）西北高原与西北山歌 西北高原，即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黄土高原、陇东高原、青海高原的统称；西北山歌则指流行于这一地区的各类山歌体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晋西北的“山曲”、“烂席片”、内蒙古西部的“爬山调”、陕北的“信天游”和甘肃、宁夏、青海的“花儿”等歌种。西北高原的海拔多在2000-3000米间，属黄河中上游区。其地貌特征以黄土高原为代表。这里没有万丈千仞的大山，而是沟、峁、壑、塬纵横交错，城镇稀疏，交通不便，人们耕地、砍柴、运输，都是个体劳作，这恰恰是传唱山歌的理想场景，也是形成山歌体裁特征的基本前提。特别是担负商贸运送的农民，当地称他们“脚户哥”、“赶脚的”或“脚夫”，由于常年奔走于山川沟壑间，在寂寞无助之中，山歌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慰藉品，他们也成了山歌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所以，通过这一地区的各种山歌，我们一方面能够谛听到高原环境的空旷、苍茫，同时也能感受到这里民众内心的深沉、凄然。这是只有西北高原这样特定的自然环境才会有的特殊的体裁中表现出的特殊的音乐性格。
（三）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西南高原应包括云贵高原和西藏高原。这里也是中国山歌体裁的一大宝库，如四川南部的“神歌”、“贵州山歌”、云南“风庆调子”、“弥渡山歌”、藏族“山歌”、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小歌”等。其中，有一部分是汉族山歌，另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山歌。同为山歌体裁，但由于西北与西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很不相同，它们的自然环境和植被生态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常青（部分5000米以上的山地除外）农耕以稻作为主，另有放牧劳动。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高原环境中产生、流传的山歌，一方面保持了南北方山歌共有的舒展、自由的山野气息，但又蕴藏着本地区自然、气候所赋于的那种清彻、明亮之风。更具特色的是这里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多声部民歌”（它们大多数属于山歌体裁）。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传统的歌唱形式，自有它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诸如生产、生活习俗，审美选择等，但基本原因仍与这里的自然气候条件促使各族民众喜好群体性劳动、社交、节庆的传统习惯有很直接的关系。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不仅证明了地理环境对民歌体裁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也体现出气候条件对特定地区音乐风格、歌唱习俗的巨大影响。
（四）长江流域稻种区与“田歌” 长江流经九省市，除发源地青海外，都是中国的水稻种植区。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带状”地貌，上游是高原，中游是江湖交错的低山丘陵，下游为冲击平原，但因气候适宜，自古以来就以种稻为主。又因为稻作劳动强度大和需要相互协作这两个原因，所以，从汉代就形成了稻农“插田唱歌”的习俗。于是，从云贵高原到长江三角州，凡挖地、栽秧、薅草、车水，必有“田歌”相伴随。“田歌”是各地“秧田歌”的统称，其不同的地域称谓有几十种，如“薅草锣鼓”、“挖山鼓”、“花锣鼓”、“插田歌”、“车水锣鼓”、“薅秧歌”、“喊秧歌”等等。稻农说：插田不唱歌，禾少稗子多。可见这类体裁的鲜明的功能特征和强烈的功利性。如果说，北方草原的“长调”流传区呈现了由东而西的“带状”分布样态的话，那么，西北、西南山歌的分布就是一种“块状”格局。再来看“田歌”的流传情形，则又是“带状”的，而且与“长调”那种星星点点式的“带状”不同，它是沿长江两岸由西而东以相当密集的方式形成的。作为一种民歌体裁，“田歌”既不同于完全受劳动节奏支配的各种“号子”，也不同于个体劳动中唱的十分自由的“山野之歌”，它有时完全由半职业的“歌师”、“歌伯”们站在田头击锣鼓而唱，有时又是劳动者自唱自娱，甚至出现一“领”众“和”的形式。为解除劳作者的疲劳，歌师们很少停歇，所以田歌的结构，多采用“套曲”体，每套包括许多“牌子”，演唱一遍，有时长达一小时左右。
（五）戏曲声腔的地理分布 在中国戏曲八百余年的历史中，声腔嬗变是推动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宋、金、辽时期，戏曲的中心在北方，至南宋又转为南方：明代的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系统，从地域分布而言，也主要在南方；最后到了清代，产生了新的“四大声腔”，即梆子腔、皮黄腔、昆山腔、高腔及歌舞、说唱两种类型的地方戏声腔系统。其中，各类梆子腔多数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高腔、昆山腔多半在南方（长江流域，本世纪出现的“北昆”应另当别论）；皮黄腔是南、北互见，但它影响最大的代表性剧种——京剧，则主要在北方。其他如滩簧戏、花鼓戏、采茶戏、花灯戏大都分布在南方，而秧歌剧、弦索戏等又属北方系统。总之，以腔系的分布而言，大都有它们明确的流传地域。这里，我们以梆子腔与高腔为例，说明它们分踞南北，各有所宗的空间分布状况。“梆子腔”是在北方民间音乐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戏曲唱腔，它因演唱时用两节硬木梆子击节而得名。其中最古老的剧种是陕西的“秦腔”（其前身为“同州梆子”），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在它之后，又陆续产生了河南梆子（豫剧）、山西梆子（晋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据统计，各地“梆子腔”剧种约有20多种，如山西的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河北的老调、武安平调、平调、怀调、西调；河南的宛梆；山东的章丘梆子、莱芜梆子、枣梆等，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黄河流域，也呈“带状”格局。“高腔”原称“弋阳腔”，是在明中叶的弋阳腔和稍后的安徽青阳腔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了民间音乐养份以后形成的声腔系统。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川剧”、清戏（湖北）、“湘剧”、“赣剧”、“西岳高腔”、“婺剧”等剧种的基本唱腔，很明显，它的流传是沿长江而“行”的，也呈“带”状分布状态。它与“梆子腔系”，一北一南，互相呼应。当然，作为一种不断传播的声腔，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并非永踞一地。所以，在戏曲声腔的总分布中，“梆子腔”过“江”南下，“高腔”过“河”北上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同上述民歌的分布情形一样，又出现了这种声腔的“带”状分布，它又一次证明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物候之间存在着某种依存对应关系，而这种规律或曰“法则”，也正是文化地理学所着重探讨并反复求证的。
最后，还需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状况，实际上要丰富复杂得多，不仅每种体裁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分布区域，每种歌种、曲种、剧种、乐种、（歌）舞种有它们相应的地理分布区域，而且，在各“种”“属”内，还有其地域分布的差别。如“川剧”又分“川西坝”、“资阳河”、“川北”、“下川东”等“四条河道”；“秦腔”分“中”（西安）、“西”（凤翔）、“东”（大荔、同州）、“南”（汉调光光）“四路”；晋剧分“中路”、“北路”；豫剧分“豫东”、“豫西”二调；浙江“婺剧”分“西安”、“西吴”、“侯阳”、“松阳”等“四腔”；东北“二人转”分东、南、西、北四“路”；甘肃、青海“花儿”分“河湟”、“洮岷”两系等等。这些以“水”、以“山”、以地域方位命名而体现出的传统音乐空间分布内容，恰恰为我们研究音乐—地理—人三者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描述传统音乐分布的“地图”以至最终建立“音乐地理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三、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音乐地理学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到音乐文化地理分布的国家之一。在先秦文献中，人们把传说中的歌唱内容分为“南音”、“北音”、“东音”、“西音”（详见《吕氏春秋·古乐篇》）；公元前6世纪问世的《诗经》“国风”也依照地区（国家）编排，一地一“风”，全面反映了北方（主要是黄河流域）各地的民间歌唱；汉魏时代的民间音乐收集者，更加注意它们的地域之别，如“赵、代、秦、楚之声”，如“吴歌”（或称吴歈）“西曲”等，正是因为这个传统，后世的各种民间音乐称谓，无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器乐、说唱、戏曲，还是寺庙音乐，都一律要加上它们所产生或流传的地名，大者如“江南丝竹”、“东北二人转”；中者如“广东音乐”、“四川清音”、“湖南花鼓戏”、“徽剧”、“楚剧”、“鲁西南鼓吹”；小者如“西安鼓乐”、“常德丝弦”、“长阳薅草锣鼓”、“沪剧”、“锡剧”等，这种明确的地理区域标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十分丰富和同一品种不同的地域差别，同时，也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较强烈的音乐地理观念。
然而，丰富的历史典籍和较强烈的地理观念并不等同于某一学科的正式确立。作为现代人文学科之一的文化地理学，直至本世纪初才由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通过自己的著述从人文地理学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延伸出语言地理学、宗教地理学、文化景观和艺术地理学等分支学科。在中国，由于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人为因素，很多人文学科因受到环境的“挤压”而未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只是在80年代以后，它们才逐渐复苏。其中，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受到众多学人的重视，相继涌现了一批具有填补空白作用的专著、专论。它们的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
音乐学界有关中国音乐地理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开展起来的。首先，在同一时期，一些民族音乐学家从陆续翻译介绍的欧美民族音乐学著述中了解到，“把一种音乐与其根植之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包含有文化地理学性质的”。（注：沈洽：《民族音乐学10年》（《中国音乐年鉴》，199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基于这一理论，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曾提出“音乐文化圈”；巴托克、柯达依提出“音乐方言区”；梅里亚姆、内特尔提出“音乐文化区”等等相似的主张。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音乐学界来说，它们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和理论指南。其次，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一度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有关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有关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区的形成和划分的研究，有关文化—地理—人三者关系的研究，同样使关注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学者获益匪浅，并促使他们严肃地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开始认真思考本领域的同一类学术课题。再次，受到以上两方面的学术成果的启示，不少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以很浓厚的兴趣深入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这一领域中去，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专论。较有代表性的如：杨匡民《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结构》(1980)；江明敦《汉族民歌概论》（部分章节，1982）；乔建中《汉族山歌研究》（见“汉族山歌的分布”一节，1982）；苗晶《我国北方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3)；李惟白《民族音乐文化色块论》(1984)；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5)；黄允箴《论北方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1985)；杨匡民《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1987)；乔建中、苗晶《黄河流域东西部民歌区的形成及其风格特征的比较》(1987)；黄允箴《北方汉族民歌中的变宫音》(1987)；乔建中《音地关系论》(1988)等。上述专论在方****、划分依据、学术视野等方面可以说各有所宗，但它们研讨的“焦点”基本上是共同的，即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在短短的七、八年间，能把一个刚刚起步的人文分支学科推进到这样的水准，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而且，就总体学术进展而言，它们称得上是中国的音乐地理学研究在学科建设初步阶段的第一批成果。
然而，如果以历史留存的有关文化地理乃至音乐地理的大批文献和蕴藏在各类传统音乐中的极为丰富的文化地理学乃至音乐地理学内容衡量，那么，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只能看作是初步的。有鉴于此，为使它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作者本人提出如下建议：
（一）搜集、整理有关历史文献。可以肯定地说，现存史书（如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音乐志”、“礼乐志”“律历志”）和类书中，有关音乐地理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只是较零散，或仅为片言只语，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包含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应该加以全面搜集，系统整理。
（二）分门别类、细致深入地积累、研究中国各种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资料，并逐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地图”。以往的“视角”和研究对象，大都集中于民间歌曲方面。而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由于历史积累期的漫长和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使得一些地区各类品种（注：这里主要指民间音乐中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戏曲、说唱、民间器乐和佛乐、道乐、七弦琴音乐等。）俱全，一些地区仅有其中几类；一些地区以一两种为主，兼备其它，呈现了相当复杂的状况。为了将来进行整合性的研究，音乐地理学家应首先做的事，就是或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最好是地理的分区）地填写各类音乐的分布情况；或依体裁、声腔、器乐品种、剧种、曲种、歌种为系统，一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图。这将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基础工程”。
（三）在掌握以上资料的基础上，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音乐—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学术课题。根据作者在《音地关系论》中提出的看法，它们至少有三层关系，即地理地貌与体裁分布之间的“表层关系”；地理地貌与音乐风格区之间的“深层关系”；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特定的音乐品种或风格之间的“储存关系”。其中，“深层关系”即音乐风格区的形成与划分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划分的依据、条件等，对此，以往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着一系列繁难的课题。本领域只有在不断地积累材料、把握整体、细致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发现一些接近科学的结论。
（四）严格把握本学科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地位，随时吸收姊妹学科的新方法、新成果，在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发展中进行本学科自身的建设。在人文地理学中，文化地理学是一个相对后进的学科，而在文化地理学中，音乐地理学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科，因此，要使音乐地理学健康地发展，就应不断地从包括自然地理学在内的社会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中汲取营养。例如，仅区划问题，就涉及音乐的地理分布与语言、行政、自然物候、民族、经济等区划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其相对科学的划分依据中得到某种启示。
作者以为，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注意到以上几个方面，那么，我们就会使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步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且，音乐地理学学科建设也会随之兴盛繁茂。
作者更加相信，中国音乐地理学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新兴学科，它的蓬勃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面貌。
奖项名称 成果名称 获奖人及成员 获奖级别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 王宏波 一等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 刘永富 一等奖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 焦垣生、胡有笋 三等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新时期以来红色经典“冷”“热”原因探析 焦垣生、胡友笋 三等奖第七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 中国古代文学史 李建群、李慧、刘凯 三等奖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 张再林 二等奖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 邬焜 二等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信息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对哲学的全新突破 邬焜 二等奖第十届优秀教材奖 自然辩证法新编 邬焜、霍有光、陈久龙 二等奖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与构建工程哲学理论体系 霍有光、王宏波 三等奖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 龚建平 二等奖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社会学研究中“社会结构”的涵义辨析 郑杭生、赵文龙 三等奖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大众传播视野下文学批评的跨媒体现象分析 杨琳、李明德 三等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试议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学现象 李慧 三等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传媒业组织变革的理性分析 杨琳、黄蓉 三等奖陕西省第九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 社会工程学及其哲学问题 王宏波 一等奖陕西省教育工委 论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主客体范畴 卢黎歌 二等奖陕西省第九屇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 试论人类生产和生产力的本质及其微观结构 邬焜 二等奖陕西省哲学优秀成果 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 邬焜 特等奖中共陕西省委保先教育活动领导小组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李永胜 优秀奖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省委先进性办公室 先进性教育要抓住着眼点突出着重点夯实落脚点 苌花荣 二等奖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理论征文 论中国共产党处理民工问题的基本经验 任培秦 二等奖陕西省纪念建党85周年征文 论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当代价值 沈沛 三等奖陕西省党史研究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 李秀芳 二等奖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征文 中共政权建设的早期实践在我国政治体制形成中的作用 张启安 三等奖中国艺术研究院陕西省文化厅 西安鼓乐“别子”中鼓札段、鼓点的表现形态 曹耿献、马西平 一等奖《大学时代》学术教育编辑部 诗教：美育的有效途径 黎荔 一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资本的双重属性与经济全球化的两种走向 王宏波 二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黑格尔哲学解读 刘永富 一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哲学的比附与哲学的批判 邬焜 二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 陆建猷 一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价值冲突的本质与表现 宋永平 三等奖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优秀学术成果 论当代技术创新的特点和趋势 陈九龙 二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论发明创造的途径和方法 陈九龙 三等奖传媒产业化发展与传媒理论创新高峰论坛 传媒业组织变革的理性分析 杨琳、黄蓉 一等奖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征文 抗战时期西北国统区中等教育发展状况分析 田建军、马金玲 三等奖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影响 李永胜 一等奖第三届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展优秀作品奖 四大发明 贾濯非 优秀作品奖第三届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展优秀作品奖 镜像 贾濯非 优秀作品奖第三届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展优秀作品奖 长春文化广场时空雕塑 贾濯非 优秀作品奖国家教学成果 国家教学成果 贾濯非 二等奖西安交大第九届教学成果奖 全方位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教学工作的创新与实践 沈沛 一等奖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征文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沈沛 三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价值哲学新视野 刘永富 一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知识与信息的经济 邬焜、邓波 一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中国古代科技史钩沉 霍有光 二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信念论 张帆 二等奖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场省哲学所涉及的理论辨析 刘永富 三等奖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中国戏曲文化论 焦垣生 三等奖 王宏波 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3 专著焦垣生 西部文化的当下传播与发展论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专著霍有光 开发大西北与绸缪水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6 专著李明德 放像与超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2 专著钟明善 《历代篆书名作临写与鉴赏一本全》 作家出版社 2006 著作钟明善 《历代隶书名作临写与鉴赏一本全》 作家出版社 2006 著作钟明善 《历代楷书名作临写与鉴赏一本全》 作家出版社 2006 著作钟明善 《历代行书名作临写与鉴赏一本全》 作家出版社 2006 著作钟明善 《历代草书名作临写与鉴赏一本全》 作家出版社 2006 著作钟明善 《钟明善书画集》 作家出版社 2006 著作张如良 当代美学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12 著作周利明 案头画苑.周运昌画鱼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4 编著王宏波 社会工程研究引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6 主编钟明善 《书乡中国》第一期 作家出版社 2006 主编张帆 所知学的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6 主编党静萍 解析与呼唤——诚信启示录 法律出版社 2007.12 主编党静萍 迷失与重塑——网络文化下的青少年主体性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7.12 主编党静萍 自由与自制——青少年传媒素养教育培养与教育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7.12 主编张如良 中国记事（李德回忆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12 主编张如良 虚拟认识论研究 中国文史出版社（论文集） 2006.11 主编邬焜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6 副主编陆淑敏 面向价值链的RF2D体系架构与企业应用 科学出版社 2007.9卢黎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8卢黎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疑难问题解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1李红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6.7王宏波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师教学参考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6王宏波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高教出版社 2003.08刘永富 张载官学与南冥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9刘永富 对话中的政治哲学 人民出版社 2004.1李建群 价值问题研究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2邬焜 价值哲学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2邬焜 信息新诊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2邬焜 哲学的比附与哲学的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2黎荔 中国禅学 中华书局 2003黎荔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龚建平 中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 人民出版社 2005.2龚建平 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 商务印书馆 2005.11苌花荣 社会保障概论 科学出版社 2003.08陈九龙 创造性心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6黄蓉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李慧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李晓娥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6李秀珍 政治理论考试要点与经典练习 高教出版社 2003.07李秀珍 政治理论历年真题解析与应试对策 高教出版社 2003.05刘儒 全国研究生入学统考政治理论考试参考书配书－重点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8刘儒 全国研究生入学统考政治理论历年真题解析与应试对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6刘儒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论热点分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2刘儒 全国研究生入学统考政治理论全真模拟试卷最后冲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陆卫明 政治理论全真模拟试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11陆卫明 政治理论考试要点与经典联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07陆卫明 2004年政治理论理念真题解析与应试对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05罗军凤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罗亚萍 社会保障概论 科学出版社 2003.08马新文 社会保障概论 科学出版社 2003.08吴小侠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杨琳 实用写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6杨琳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张蓉 中西文化比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9张蓉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张蓉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2赵文龙 社会保障概论 科学出版社 2003.08
中国打击乐器——鼓的简史
鼓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它较之吹管、弹拨、拉弦乐器，是最早成熟起来的乐器种类。在原始部落的音乐活动中，鼓占有重要地位。鼓产生于什么时候？从文物、文献中接触到的大多是夏、商、周三代鼓类乐器。但鼓的产生，无疑早于此。在《礼记·明堂位》中就有“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的记载，揭示了先民们在乐舞活动中已使用陶制的土鼓。《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尧的乐官质“以麇革冒缶而鼓之”。缶在原始人生活中为盛食物的陶器，蒙上兽皮，就成了鼓了。《周礼·春官·龠章》：“掌土鼓豳龠。”郑玄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框，以革为两面，可击之。”这是有关皮鼓运用的早期记载。可见，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掌握了鼓类乐器的制作和运用。
山西襄汾陶寺夏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鼍鼓，这同《诗经·大雅·灵台》上记载的“鼍鼓逢逢”以及《吕氏春秋》记述颛顼“令鲜先为乐倡。鲜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的材料相验证，都说明皮鼓的运用有很长的历史。在商代的甲骨文中，鼓字写作“ ”，这同今天作为铜器留存的商周鼓形相似。到了周代，鼓类乐器更为发达。据杨荫浏先生统计，周代各类鼓见于记载的就有三十多种。
鼓作为“群音之长”，于神祀社祭、征战役事中无不使用。在祭礼典礼中，鼓以雷霆之声象征春雷，激励万物生长；在军事征伐中，鼓声用以振奋将帅士众之壮气，威震四方。正因为如此，东汉许慎在我国第一部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中，把“乐”解释为鼓乐器的象形字，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音乐活动中鼓类乐器的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将乐器按发音质料分为八个种类，即所谓的“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其中革即是鼓类乐器，如足鼓、建鼓、悬鼓、鼗鼓、雷鼓等等。古代的鼓，除了最早的陶制鼓较多外，大都是以中空圆木覆上兽皮制成的木鼓为主。
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有着频繁的音乐文化交流，像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这类外族外域乐种都陆续传入中原，其中，“羯鼓”便是这些乐种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打击乐器。由于羯鼓的音调高并富于穿透力，因此被唐玄宗李隆基视为八音之领袖。在宫廷燕乐中，唐玄宗经常亲自击羯鼓以和乐，许多贵族也都善此，击羯鼓竟成了一时风尚。
唐代的羯鼓不仅在演奏技巧上达到了较高水准，并且产生了不少作品，如唐玄宗就创作有数十首羯鼓独奏曲，其中较著名的有《雨淋铃》等。李白在诗句中描写羯鼓的演奏时写道：“漫漫雨花落，嘈嘈天乐鸣。天廊振法鼓，四角唤凤筝。”白居易在《霓裳羽衣舞》中写道：“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正是羯鼓声急，音乐表现力强最为突出的描写。
在敦煌壁画、云岗石窟等历史保留下的多种伎乐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腰鼓乐伎击鼓奏乐的姿态。腰鼓的种类较多，隋唐燕乐中常提到的腰鼓类乐器有毛鼓、都昙鼓、杖鼓、正鼓、和鼓等。腰鼓的鼓框有木质的，也有瓷土烧制的，所谓“大者以瓦，小者以木类，皆广首纤腹”（陈旸《乐书》）。腰鼓多以鼓框两头蒙皮，用皮条对穿拉紧，叩击出声，乐声咚咚作响，具有穿透力。
腰鼓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可以在伎乐队中席地而坐，双手拍击鼓面为乐舞伴奏，也可以将腰鼓挂于胸前，在宴饮乐舞中边击边舞，以它的轻重缓急，调动着舞者和观赏者心中的律动感。白居易描写当时的胡旋舞女“心应弦，手应鼓”正好说明旋律与节奏的相互依赖关系。
从鼓乐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如果说传统鼓乐在商周时代曾经获得了一个相当繁荣的发展，那么，隋唐以来，随着腰鼓类乐器由西域的传入，又酿成了我国鼓乐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在后来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风格各异、分布广泛的各类打击乐种类。如流行于江浙一带的“十番鼓”、“十番锣鼓”、“十番箫鼓”等多种形式；流行于广东潮州一带的“潮州大锣鼓”、“潮州苏锣鼓”，还有“西安鼓乐”、“山东鼓吹”、“辽南鼓吹”、“福州十番”、“浙东锣鼓”等等。可以说，中国是打击乐器的故乡。打击乐器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