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论文参考
著作权过去称为版权。下面我为大家带来了著作权论文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保护
【 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体育赛事节目的传播方式有了很大改变，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并未对体育赛事节目的性质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互联网环境下传播方式造成的种种侵权现象如何处理，理所当然的存在着很大争议。在我国著作权法修改中，应借鉴发达国家如何协调冲突主体矛盾，维护整体利益的经验，将体育赛事节目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视听作品范畴。
【 关键词 】体育赛事；体育赛事节目；独创性
近年来，体育文化产业已然成为国际贸易大产业，我国体育产业亦迎来了新一轮的机遇和发展，随着科技传媒产业的日益发展，体育赛事转播业务更逐渐引起社会重视。然而，体育赛事转播业务的繁荣也导致了相关侵权纠纷的不断出现。由于目前对于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属性界定以及相应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对体育赛事节目性质的认定争议很大，各地法院大多数认为体育赛事节目没有达到独创性的要求，认为其性质为“录像制品”，应以邻接权加以保护。而最近引起关注的新浪网诉凤凰网体育赛事转播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一案，法院创新性认为，体育赛事节目属于作品范畴，由著作权保护，这引发了新一轮对体育赛事节目性质及权利保护探讨。
一、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属性界定
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录像制品制作者享有其录像制品的权利为邻接权，其通过传播作品获取权利。而作者享有著作权，其通过创造作品获取权利。总体上，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范围大于邻接权人。对体育赛事节目属于作品还是制品的定性，决定着其受著作权还是邻接权的保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由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首先必须是人类的智力成果，第二具有可复制性，第三具有独创性。
（一）体育赛事节目是否具有可复制性的理论分析
有学者认为，体育赛事缺乏作品所必须的条件——可复制性。传统著作权法保护的不仅是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而且是对思想、观念或情感具有一定美感的表达。体育赛事作为竞技体育活动展现的是运动力量和技巧，无论其中的动作组合是否为“独创”的，由于其并非以展示文学艺术或科学美感为目标，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当然，在竞技体育活动中观众有时也能获得美的享受，如足球运动员轻盈的盘带和过人，跳水运动员空中优美的翻滚等，但这些美感是在展示身体力量和竞技技巧中附带产生的，与竞技技巧无法分离，著作权法并不能给予保护。这一观点符合著作权法的原理，然而这一观点针对的是体育赛事而非体育赛事节目。体育赛事本身作为客观发生的事实，以其过程的不可复制性，使其难以成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但体育赛事节目不同于体育赛事本身，其是指在体育赛事进行的过程中，通过摄像师拍摄机位的设置、摄像镜头的选择、主持人的解说、记者的采访以及编导的参与等，由字幕、回放镜头或特写等构成的，是通过摄像机等装备将体育赛事现场情况加工成体育赛事信号后再通过大功率设备进行发射从而使电视观众能够观看。竞技体育活动展现的是运动力量或技巧，不是以展现文学艺术或科学美感为目标，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体育赛事节目不同于体育赛事，其另外包括了图像、文字、配音、剪辑等一系列后期加工的节目制作行为，融入了制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因此它属于节目制作者的智力创作成果。并且，其作为体育赛事活动的载体，很明显具有可复制性。
（二）体育赛事节目是否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分析
对体育赛事节目独创性程度高低的判断，在实践中有不同的理解。2010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央视国际有限公司诉世纪龙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中，认为“其中对于比赛进程的控制、拍摄内容的选择、解说内容的编排等方面，摄制者按照其意志所能做出的选择和表达非常有限，摄制者并非处于主导地位”。以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不高，认定体育赛事节目为录像制品。2015年，新浪网诉凤凰网体育赛事转播权纠纷中，法院认定“用户看到的画面，与赛事现场并不完全一致、也非完全同步。这说明了其转播的制作程序，不仅仅包括对赛事的录制，还包括回看的播放、比赛及球员的特写、场内与场外、球员与观众，全场与局部的画面，以及配有的全场点评和解说。而上述的画面的形成，是编导通过对镜头的选取，即对多台设备拍摄的多个镜头的选择、编排的结果。就此，尽管法律上没有规定独创性的标准，但应当认为对赛事录制镜头的选择、编排，形成可供观赏的新的画面，无疑是一种创作性劳动，且该创作性从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制作，会产生不同的'画面效果恰恰反映了其独创性。”不同于一般的电视节目，体育赛事节目具有现场性和实时性的特征，编导对不同体育赛事画面有选择性的取舍后，力图还原赛事活动本身，为满足赛事爱好者的观赏需求，节目制作中包含了编导的前期策划、机位排列、镜头剪切、主持人的解说、画面的剪辑编排等，这些无不体现了赛事节目蕴含了编导等原创性劳动，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因此，体育赛事节目整体上应作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
二、体育赛事节目法律属性的欧美法域规定
纵观著作权的发展历史，是著作权这种特殊的财产权随着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张的历史。现今互联网科技的进步产生了更多复制和传播技术，如流媒体技术把连续的影像和声音信息经过压缩处理后放上网站服务器，由视频服务器向用户终端顺序或实时地传送各个压缩包，让用户一边下载一辩观看，而无需整个压缩文件下载到自己的终端才可以观看视频。美国曾在1976年修改版权法做国会报告时这样描述体育赛事节目“一场足球比赛正在进行，球场上摆放4架摄像机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某导演坐在导播室内，将来自四架摄像机的画面进行选择或切换，通过电视广播出去，就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并在1997年将其归纳至“视听作品”，认为体育赛事是声音、影像或二者的结合。英国司法判例针对体育赛事节目是否具有可版权性的问题也是持支持态度。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在处理类似流媒体技术转播体育赛事节目侵权认定的案件中，都是坚持技术中立原则和整体效果原则，以平衡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利益。借鉴相关经验教训，我国在著作权修改草案中已经取消了有关“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区别，都将其纳入“视听作品”中，并规定视听作品是指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画面组成，并且能够借助技术设备被感知的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以及类似制作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此项修改使得有关此类保护客体争议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三、结语
知识产权是法律基于公共政策创设出来的财产权，它的创设是为了激励人们从事文艺创作和创造发明，并保护相关的特定利益。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广播电视运营商的利益遭到严重打击，著作权法设置的利益平衡亦被打破。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保护，致力于我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迁.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转播[J].法学家,2014(5).
[2]王迁.论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兼评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J].法律科学,2016(1).
[3]胡开忠.信息技术发展域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制度的重塑[J].法学研究,2007(5).
[4]林子英.体育赛事网络转播画面的知识产权保护[J].中国知识产权,2015(9).
试论著作权的继承
杨唐勇
（ 广东培正学院 法学系，广东 广州 510830）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420
著作权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近代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历史不很悠久。当著作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以后，著作权继承也逐渐在各国法律中确立下来了，我国也不例外。由于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有许多特殊之处，因而，对有关著作权继承问题的探讨也就显得很有意义。本文试图对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特殊性、法律的适用以及实践中具体操作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
著作权的继承是指根据著作权人的合法有效的遗嘱、遗赠扶养协议或其它继承方式，在著作权人死亡时，将其所有的著作权移转给继承人享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从各国的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来看，著作权通常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部分。其中，前者与著作权人人身的存在不可分离，不具有可转让性，不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对于后者，由于这种财产权利与人身可以分离，具有可转让的性质，各国通常在其著作权法和继承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死亡后，其生前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依法由其继承人继承。因此，在本文论述的著作权继承的法律关系中，仅仅指著作财产权继承这部分内容，而不含著作人身权这部分内容。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建立了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国家都承认著作权的继承制度，并在著作权法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
著作权成为继承的客体，其理论基础何在呢？
首先，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权，具有财产属性。从著作权客体来看，它是以某种客观存在的具体形式体现出来的创造性的智力创作成果，即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作者智力创造性劳动的结晶。由于创作作品的作者付出的劳动通常都不是一般的简单劳动，而是能创造出较高价值的复杂劳动，这些劳动创造的价值均凝聚在作品之中。因此，作品是一种凝聚了一般人类劳动的劳动产品，必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转让，和其他知识产品一样都是一种具有财产价值的无形商品。
其次，著作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著作财产权是一种财产权，可以与其主体相分离，从而可以转让。对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世界各国有关著作财产权转移的立法理论。各国对著作财产权的转移存在着不同的立法理论。大多数国家采纳著作权“二元论”的观点，主张将著作权分成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彼此相互独立，认为著作人身权不能转让，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从而可以被继承。也有一部分国家采纳著作权“一元论”的观点。例如在德国，该国著作权法学者认为著作权是由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著作财产权的转让，必然涉及著作人身权的转让，由于著作人身权是不可转让的，因而著作权也就无法转让。该理论有碍于版权贸易的发展，于是，学者们又设计了一种“创设转移”或“创设继受”的理论，从而使得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最终也可以被继承。可见，无论是采用“二元论”理论的国家还是采用“一元论”理论的国家，其著作权立法或继承立法都普遍承认著作财产权可以作为继承的客体。[2]
著作权的财产属性以及它具有的可转让性特点，决定了它可以成为继承的客体。从民法学的理论来看，在继承法律关系中，继承的客体也就是遗产，判断某一客体能否成为继承客体，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遗产通常必须具备的如下特征：第一，遗产是公民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财产性。第二，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特定的时间性。第三，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财产，并且是依法能移转给他人所有的财产，具有个人专属性和可流转性。第四，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合法财产，具有合法性。从我们前述分析中知道，著作权的客体符合了遗产必须具备的特征要求，因而，在遗产的具体范围上，各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通常都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规定为属于遗产的范围，能够成为继承的客体。
我国充分借鉴了世界各国继承立法和著作权立法的经验，在继承法和著作权法立法过程中，均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于公民死亡时由其继承人继承；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也审结了许多涉及著作权继承纠纷的案件。例如，冯雏音等八人诉江苏三毛集团侵犯著作权纠纷案；[3]裴立、刘蔷诉山东景阳岗酒厂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案；[4]……通过对案件的审理，法院均肯定了作者的继承人依法享有被继承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包括对作品的使用权、许可使用权、获得报酬权等；对著作人身权，继承人只能给予保护，而没有继承权。
二、著作权继承的特殊性分析
（一）著作权主体的特殊性
著作权的主体是广泛的，既有自然人，也有法人和其它组织，甚至可能是国家（例如我国）。但是，能作为遗产成为继承客体的著作权，其主体只能为自然人，这是由继承法律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继承法律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发生于自然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承受关系。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作为著作权人，发生变更、解散、撤消或终止法律关系时，其著作财产权在法律规定的保护期内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享有；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由国家享有，但这不是继承。因为法人和其它组织不能成为被继承人，因而不产生继承法律关系。只有自然人死亡时，其著作权才能成为该继承法律关系的客体。由此可见，著作权的可继承性仅限于作为著作权主体的自然人个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在作为著作权主体的自然人死亡后，可以由其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继承。[5]
（二）继承期限的特殊性
作为继承客体的著作财产权，各国著作权法普遍规定了一定的保护期限，超过了有效保护期，该著作财产权就终止，这种智力成果也就进入公有领域，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该保护期通常包括著作权人的生存期间和死后一定期间。目前，在世界各国的著作权立法和国际著作权立法中，对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期限，有的国家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25年，如波兰；也有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75年的，如德国；还有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80年的，如西班牙；甚至还有长达99年的，如科特迪瓦；但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为50年。这决定了继承人所继承的被继承人的著作权也有期限限制，只能限定在著作权人死亡后有效的保护期内。
（三）继承数额的不完全确定性
著作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其价值是不确定的。它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物质财富，必须经过物化过程才能产生一定的物质财富，通常要通过对作品的使用才可实现其价值。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可以是发表作品，从而可获得稿酬；也可以是许可他人以复制、发行、翻译、改编、网上传播等方式使用自己的作品，从而获得报酬；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还将会不断出现，这都可能给著作权人带来财产利益。因此，著作财产权的财产利益在数额上是无法完全确定的。在著作权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了其著作财产权，他也可以通过类似方式使用该作品，从而获得报酬。甚至将来出现新的作品使用方式，该继承人也可使用，只要在著作权保护期内就可以取得收益。由于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深及作者死后的几十年，这就使得被继承人生前拥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利益在数额上是不能完全确定的，因此，继承人所继承的著作权在继承数额上具有不完全确定性。
三、著作权继承的法律适用与继承方式
各国著作权法或继承法都有关于著作权继承的规定。由于著作权继承与有形财产权继承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著作权继承当然也可以适用各国继承法中关于继承的原则规定。[6]不过，由于著作权的特殊性，许多国家并没有简单地援引其他单行法或民法一般原则来处理著作权继承问题，而是在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继承作出专门的、具体的规定。有些国家甚至在著作权法中特别指出民法中关于继承的某些一般性原则，不能适用于著作权继承。在这一类著作权法中较典型的，恰恰是在民法典中对继承的规定最为详尽的法国和德国。[8]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他享有的著作财产权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因此，在我国，著作权的继承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或遗赠扶养协议继承等方式。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当享有继承权的继承人为复数时，通常要进行遗产分割，最终使每一个继承人得到自己的遗产份额，由其单独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由于著作财产权与物的所有权不同，因而其分割的方法也有区别。一部著作、一幅画的著作权是不可能像粮食、布匹等物品那样按继承人数分成相等的若干份。因为著作权是无形的，对著作权载体的分割不等于对著作权的分割。如果将一幅画的载体分割成若干块，不仅不能分得这幅画的著作财产权，而且会毁了这副画的载体，也会毁了这副画的著作财产权。因为它再也不能以这幅画的价值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了。[7]因此，在著作权分割过程中，对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只获得了权利而没有取得实际财产利益的那部分，通常要等到实际财产利益实现时，其继承人才可以通过分割而实际获得。对处于这种状态的著作财产权，共同继承人应该保持一种共同共有关系。但是，继承人也可以通过将它折作价款归其中一人所有，而由他向其他共同继承人支付相当于他人继承时应分得的同等份额的价值以补偿其损失，从而分割遗产。继承人还可以通过向第三人转让全部著作财产权并获得价款的方式，从而进行实际分割。当然，这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平均分割著作财产权的办法，若发生继承人中有人应多分、少分或不分等特殊情况时，则应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区别对待。此外，由于著作财产权价值的不完全确定性，各继承人可结合著作财产权进行价值评估，以免日后产生更多的纠纷。
参考文献：
[1]王利民主编，《知识产权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2]参见吴汉东等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2页。
[3]唐德华主编，《知识产权案例实录与解析精要》，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154页。
作者简介：杨唐勇，男，江西泰和县人，广东培正学院法学系教师，硕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
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
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
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
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
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
(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
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
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
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
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
(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
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
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
(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
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
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
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
五、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
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
(本回答来源于学术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