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亲农意识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农村隐居生活体验为基础，直接描写农村田园风物和农事生活。他的诗表现出浓厚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主要表现在：大量描写田园风光，表现对农村、对土地的深深热爱之情；歌唱农民，赞美劳动与农民建立深挚的友谊；亲身参加农耕劳作、自力更生、咏叹自己的劳作经历和感受。而这些诗表现出的亲农意识与他的隐逸情怀不无关系。一、 优美的田园风光
从诗歌的历史上看，在陶渊明之前，只有少量的以民歌形式出现，以田园为背景，表达某种情感的农事诗。如《诗经》中的《十亩之间》、《七月》，《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之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之兮，行与子逝兮”。《七月》的第二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耜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它们所描写的农村风光很简洁、单纯。自然景色描写，只是陪衬的作用，只是人物活动的一种背景。作者的意图不在于表现出它们的自然美。而陶渊明的田园诗主要内容就是描绘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并且通过朴素的语言，直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诗人对农村、对土地的热爱，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如《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典型的农村风光，房前屋后栽满榆树、柳树，美丽的桃花、李花飘来阵阵清香，炊烟袅袅，创造出一幅静谧、安适的画图。这从笔端自然流露出的文字，是只有那怀着对土地、对农村环境的真切热爱之情的人才可为的。再如《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里诗人采用白描手法，平淡无奇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农村风光图，让人读来毫不费力，但我们却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热爱田园的感情。初夏时节，房子周围树木茂盛、恬静幽美、鸟飞到此搭窝筑巢，树上虽无艳丽的桃花李花，也不见飘拂的榆钱柳絮，但茂密的绿树却隐藏着惬意的清阳，鸟儿欢叫更衬托农村环境的清幽恬静。诗人所写的树、鸟、风、雨、房屋等等，无不蕴含着诗人亲近农村、喜爱土地的真诚之意。
二、 与农民的深厚友谊
常年的劳动生活使陶渊明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这种交往反映在诗歌中显得极为真挚和情趣盎然。如《归园田居》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后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农闲时节，与诗人共相来往的，不是那些骑马驾车的达官贵人，而是“披草”的农夫，他与农民随意交往，亲密无间，他没有封建土大夫的架子，是那样平易近人，而农民也把他当作知己，热诚相待，“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与农民随意攀谈交往的情状呼之欲出，“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所关心的也是桑麻的长势，收成的好坏。他的思想感情还与庄稼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庄稼的茁壮成长，耕地面积的日益扩大而兴奋、喜悦，又为庄稼遭霜霰侵袭凋零而担心、忧虑。所以他说“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这种关心农事，亲近农民，与农家通声息的行为，在东晋门阀等级森严的时代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当时的贵族大夫阶层价值观念中，始终存在着对农业和农民的鄙视。《移居》二首也写了他与农民邻居间的友好往来。与邻居们同劳作，共游乐，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其二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谈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欺吾。这里，诗人与农人之间率真融洽的关系被表现得如鱼儿与水一般，亲密无间。“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朋友过门，互相招呼，相聚在一起，如果有酒，大家一起斟酌品尝。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亲切的招呼声，仿佛看到了他们喝酒时那悠然自得的样子。斟酒品尝，躬耕田野，披衣相访，这些与农人之间和谐惬意的生活，是诗人对劳动生活的认识，对田务、农人的深切的体认。也是自己永远躬耕田亩的决心。这种亲近农民的意识，与“田夫野老”共同的“躬耕自资”的生活，正是维系他们感情的纽带，是他们欢乐的根源。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突破了前代的一般农事诗的田园风光描绘，同时又超越其后代的以旁观者姿态出现在诗歌中的对农民的同情与关注的角色，而形成了自己在田园诗中独有的风格。
三、 自己的辛勤劳作
亲近农民，与农人为邻，赞美劳动，是他亲农意识的表现，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他更写了自己亲自耕作的感受和体验。而这种农业劳作的实践意义，也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如《归园田居》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真切地描绘了晨出晚归的劳动生活和自己的感触，尽管“草盛豆苗稀”，但他还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实实在在地道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劳，归耕后垦荒工作的艰难。种豆在田亩之中，但由于农业技艺不高，豆苗稀少，而草则长得旺盛，虽是如此，诗人仍是起早摸黑，披星戴月，早晨出去一身露水，晚归也是一身露水，白天自然是一身汗水。劳动虽然十分艰苦，但陶渊明却对这感到舒心惬意，充满了自得的情绪，他不把劳动当作“下贱”的事，而认为这很符合他的心愿。
正因为诗人有亲自参加劳作的体验，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与情感都融入到浔阳江畔的那片土地，承受着农耕劳作的全部艰辛，才能对农民田园劳苦的生活的认同，也才能把劳动描绘得如此细致入微。这种真实感的产生，亲自事农桑后所再现的田园风物及体力劳动后的畅快，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都是后代田园诗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无论是唐代孟浩然在襄阳鹿门的吟唱，还是王维在辋川别墅的幽歌，他们的田园诗虽然都不乏诗情画意，但他们并无躬耕田亩的切身体验，作者没有或不愿像陶渊明那样执着和真诚于土地，对土地的那份特殊情感。始终缺少的是陶渊明作为一个农民劳作后所拥有的艰辛和快乐的情感。因此读这些诗，就觉得有些做作。所以我们说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之祖，但同时他又把这一诗歌形式发展到无人企及的高度。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长期躬耕生活的深切体验。再如，《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勒，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及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及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这首诗一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农业社会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人类生计，衣食二字极为重，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创造物质财富，每个人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个道理出自陶渊明之口，尤为可贵。诗人认为，人生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首位，要想求得身安，就必须亲自经营衣食。这里用反问句，暗示出当时的统治阶级鄙视农桑劳作，而陶渊明却抛弃官场，勉励自己坚持躬耕，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诗人在此先叙述自己从春天起就从事农田劳作，从未间断，看来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字里行间流露出丰收的喜悦。因为这收获是辛勤劳动所得，“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早上带露出去从事田间劳动，晚上背着劳动工具回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尽自己的微薄的努力。虽然自己所作有限，然而也是傍晚才回家，可见劳动是辛苦的，那么要做到“岁功聊可观”就更不容易了。“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本来劳作很苦，而山中霜露既多，又风气先寒，当然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对诗人来说，就尤其要付出更多艰辛，前文我们已说过，诗人在归田的第二年，曾“种豆南山下”，而“草盛豆苗稀”。时隔数年，现在山中种稻，却能做到“岁功聊可观”，他对“田家岂不苦”已有切切实实的体验。而这却是他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诗人躬耕自食，心安理得，劳动虽苦，但他以苦为乐，这种志愿长期参加农业劳作的可贵情操，是他浓厚的亲农意识的有力佐证。
四、 陶渊明的亲农意识与隐逸情怀
陶渊明的田园诗，具有浓厚的亲农意识，这与他的隐逸情怀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正是他的遁隐山林，使他有了真正接触自然、农民以及亲身劳作的机会。
陶渊明自幼受儒家传统教育，有积极处世之心，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在《荣木》中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他想驱车策马，出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抱负，希望自己能够实现“大济于苍生”②的理想。他还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③可见他的胸怀。但是，到了陶渊明青壮年时期，东晋政治完全陷入混乱，使他空有一腔壮志，却无由施展。因而诗文里感叹不遇的话很不少。他曾经出仕，那虽然也许是对政治还抱着希望和聊且一试的想法，但更多的却是不得已，由于政治形势的裹挟，由于生活的逼迫。他与世俗那样格格不入，却不得不混迹官场，所以精神十分痛苦，充满了悔恨负疚的心情。几度悔恨之后，他毅然下定决心，与官场永诀，以躬耕终老。《饮酒》第十二首说：“长公曾一仕，壮士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官场的权力争夺，政治阴谋的血腥，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再也难以忍受。因而“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再也没有出仕。
陶渊明是从恶浊的官场来到宁静的田园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是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的。他把仕途官场称之为“尘网”“樊笼”，恨不得尽快脱离开这种险恶的环境，立即回到他那十分熟悉而又亲切的农村去。“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说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飞翔的森林，就像被圈在池塘里的鱼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浮游的河海，过那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心情在他的《归去来兮辞》里表露得更明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非昨非”带着一种悔恨的心情彻底地否定了过去的自己，一旦摆脱了岐途、险境，他便欣喜若狂了。“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哪怕是早一刻看到自己的家门，也成为一种极大的快乐与安慰。用这种情绪与感情去描写农村，去抒写田园风光，当然是对官场、仕途的一种彻底否定。
在与劳动农民交往中，陶渊明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质朴，并与劳动农民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这使从污浊的官场归来，看多了尔虞我诈、追名逐利的世人的陶渊明发现了真善美，心灵得以涤荡。因此他由衷地歌唱农民，赞美与他们建立的纯真友情。
陶渊明归隐躬耕，是真正对仕途的厌弃，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身在江湖而心在官场，不是家有良田万顷而回乡过地主生活。他来到田园，拼命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的心一时被陶醉了。他欣赏田园，真可谓是一往情深，如痴如醉。他经常叨念的是“静念园林好”、“园田入梦想”，比起恶浊的官场来，田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诗人的心灵，触着田园的秀美景物，便立即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以开阔的胸襟，超尘脱俗，全身心地拥抱着秀美纯洁的自然，领悟着人生的真谛。在这里，诗人追求的不是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脱，人格的真正自由。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体验为基础，在田野这一空间里，直接描写田园风物和田园生活，又含有隐逸情怀的诗歌。他的伟大和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使得陶渊明有别于古代一切失意的士大夫文人，使他成为封建时代唯一真正有资格称得上“乡村诗人”的作家。而他的田园诗表现出的浓厚亲农意识，正体现了他的隐逸情怀。他又借这些诗，表现了他隐居不仕的高致，从而成为“古今隐逸之宗”。
参考文献：
[1]《陶渊明的仕隐》 李华著 《首都师范大学报》 1995.05
[2]《陶渊明诗文赏析集》 李华 巴蜀书社 1988年版
[3]《湖南教育学院学报》刘济远 2001.04
[4]《 陶渊明和他的田园诗》 孙静著《神州学人》 1999.1
1，商鞅变法
①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的产生。
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②内容
第一次变法内容：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 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变法内容：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 “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③影响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2，孝文帝改革
①背景
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虽已日趋缓和，但由于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农民起义年年爆发，特别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陕西杏城的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发动了十余万群众参加起义，北魏政府派出6万骑兵前来镇压，统治者拓跋焘亲临指挥，最终盖吴被叛徒杀害，盖吴起义失败了，却使北魏统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公元471年（皇兴五年），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此后，农民起义依旧有增无减，而朝廷残酷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人民的起义，反而激发了更多矛盾和斗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
②内容
政治上：整顿吏治。变革税制。颁俸禄制。改革官制。迁都洛阳。
经济上：行均田制。创三长制。改革租制。
文化上：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
③影响
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于曹魏时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时已经变成了从世家大族中选拔官吏的局面，并演化出了士族与庶族两大社会阶层，“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名言，便出于此。
由于鲜卑族自身并未得高深的文化素养，没有独立的政治改革思想，导致一味照搬此前的汉族政权政策，也就继承了这一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门阀制度。《魏书‧官氏志》记载：“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使门阀制度由魏晋进一步延伸到了南北朝时期，直到隋朝建立科举制度时方才废止。
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胡人大都已能讲汉语，且穿汉服，只是还能说胡语、还穿胡服，这一改革只是加速了习俗改易的过程。
3，王安石变法
①背景
三冗危机：冗官，冗兵，冗费。
内忧外患：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②内容
富国之法：青苗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属法。
强兵之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又叫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
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三舍法。惟才用人
③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
变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
彭士禄长期从事核动力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彭士禄院士先进 事迹 2021心得感悟 范文 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心得感悟1
中宣部近日决定，追授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连日来，彭士禄院士深藏功名、矢志报国的先进事迹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尤其是在科技工作者、高校师生中引发热议。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他“传承红色家风，矢志科技报国”的高尚精神，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吕娜说，作为一名科学史的研究者和彭士禄院士的校友，2011年我承担了中国科协牵头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并由此有了与彭士禄院士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在一次次的接触和十年的不断研究中，我逐渐懂得了彭士禄院士面对国家需求时那种奋不顾身的投入，对待学术研究的严谨求实。彭士禄院士与老一辈核动力人一起顶住压力、互教互学，实现中国核潜艇从无到有，他们那一代核潜艇人的垦荒牛精神，必将激励当代科技工作者继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吕娜说。
中国核动力院原科技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胡明刚说：“彭士禄院士任中国核学会核能动力分会理事长期间，参加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较多，十分关心学术发展。他与人和善，谈吐幽默，没有一点架子，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人。”
中国核动力院员工周茂和邱彦回忆说：“彭士禄院士等创办了一本填补我国核能动力领域空白的学术期刊——《核动力工程》。他在任主编期间不仅明确了办刊宗旨和办刊方针，还不辞劳苦，严谨求实，为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做了大量工作。他撰写了《核能在我国能源中的地位》等多篇论文，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在科研生产和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张威说，彭士禄院士的事迹充分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精神。从彭院士的身上我们不仅仅应该学到他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品质，更应该学习他淡泊名利、爱党爱国爱民的精神。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我国在科研方面发展迅速，但仍然在很多方面有所局限，我们所能做的、所应该做的依然如同彭院士说的那样，“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
“我们学习彭老，首先学习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一生不计名利，无私奉献，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奋斗终身。”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宋国杰说，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要以彭士禄前辈为榜样，做热爱党、热爱祖国、充满干劲儿的孺子牛，在教学和科研的本职岗位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院长助理李际鹏说，彭士禄院士坚守初心、对党忠诚、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将青春年华化作深海中前行的潜艇、澎湃动力的核电站，用自己坚挺的脊梁，给了整个民族以力量。“作为一名高校思政工作者，要把肩负的责任化作进步的动力和奋斗的激情，讲好包括彭士禄校友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 故事 ， 教育 激励新一代哈工大人在新百年新征程中改革创新、奋发作为、追求卓越，成为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李际鹏说。
清华大学核研院青年教师周湘文说：“彭士禄院士隐姓埋名30余年，开创了我国的核动力事业，作为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我能够参与到高温气冷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倍感自豪和骄傲，向彭士禄院士学习。”
清华大学核研院博士生高群翔说：“彭士禄院士是核工业领域的前辈，我还记得他希望将自己的骨灰撒向大海，希望能够永远守望我国的核潜艇事业，他的精神令人为之动容和落泪。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全心全意为推动行业进步贡献绵薄之力，这就是我目前最应该去做的事情，也是最大的心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17级博士生许卓颐说，彭士禄院士身为革命先烈之子，传承红色家风，在选择专业时毅然以国家之需求为己任。在他的眼里，共和国的国防事业重于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生于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家，正是前辈们无私付出的努力，才给了我们今日安稳无忧的生活，才有了我国今日重新崛起的基础。
学习了彭士禄院士的先进事迹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核物理专业2018级本科生杨泽楷表示，面对争议与困难，彭士禄院士挺身而出，保持纯粹的科研态度，展示出老一辈科学家的担当与毅力。“作为一名北航核物理专业本科生，我将接过时代重任，努力学习，认真科研，继承发扬老一辈科学家拓荒牛的精神，为国家的核物理事业添砖加瓦。”杨泽楷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2018级学生常宁说，彭士禄院士用一生践行着爱国奉献，让我国的核潜艇事业从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和一个玩具模型开始，一步步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 方法 ，成功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最终实现我国核潜艇从无到有的突破。当代中国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将彭士禄院士的精神融入学习和工作中，坚持与时代同向同行，不畏艰难挑战，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奋斗传统，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2017级本科生吕传翰说，彭士禄院士的事迹是老一代科学家赤心报国的最真实写照，“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这是彭士禄院士对祖国立下的誓言，也是对我们年轻学子的鞭策。
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心得感悟2
彭士禄，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因主持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研制第一艘核潜艇、组织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指挥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等巨大贡献，曾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完成人)、全国科学大会奖、“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荣誉状、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等。
今天，彭士禄又荣获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该奖项自1996年设立以来，仅有张光斗、师昌绪、朱光亚、潘家铮、钱正英、钟南山、徐匡迪七位科学大家获此殊荣。
一片丹心图报国
海丰县，取义于“南海物丰”，位于广东省东南沿海，不仅历史悠久，更是一片红色故土。
1925年，彭士禄出生于此，是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的次子。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1928年9月，海丰县一片血雨腥风，母亲被捕后英勇就义;不到一年，父亲又在上海慷慨赴死。
那一年，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被先后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
童年时期，他曾两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尽磨难。1940年，周恩来派人辗转找到了15岁的彭士禄，一句“孩子啊，终于找到你了!”让颠沛流离的彭士禄泪流满面。
1940年底，彭士禄抵达革命圣地延安，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他不怕艰险的性格。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获得 留学 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期间问彭士禄：“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说。
吃百家饭长大的彭士禄，忘不了几十位“母亲”对他的抚养，也忘不了父母为革命牺牲生命，这些都让彭士禄坚定了“愿将此生长报国”的信念!
甘做核动力领域“垦荒牛”
20世纪50年代， 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简直比登天还难!缺乏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
但是，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百千米，管道总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在这种状况下，彭士禄深知，需要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识。他带领团队恶补英语，经过两年努力，基本上过了 英语阅读 关，并且了解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为了核潜艇一次建造成功，必须先建一个环境条件一模一样的陆上模式堆进行模拟实验。1965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八千军民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的密林深处。
彼时，彭士禄告别妻子儿女，隐姓埋名，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只用了6年时间，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命名其为“长征一号”，舷号为“401”，被授予军旗。
多年来，彭士禄被誉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垦荒牛”。他还推进了我国核动力民用发展，开创了我国核电站自主设计与建设，为我国核电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力推我国第一座核电站采用压水堆路线;负责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建造我国第一座商用大型核电站——秦山二期，其设计标准、计算程序、研制能力等成功 经验 ，对我国后续核能核动力的设计和研发作出了突出贡献。
朴实无华真性情
彭士禄个性质朴无华，做科研非常严谨，但性格却举手投足真性情!
他有一个绰号是“彭大胆”“彭拍板”，身边的同事经常这样称呼他。
我国建造核潜艇的过程几乎从零开始，科研团队中有学化工的、有学物理的，还有学仪表的，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研究人员常常为一些工程问题陷入激烈争论。因为时间太紧张，争论不休的问题总是由彭士禄来拍板、签字。
于是，“彭大胆”“彭拍板”的外号渐渐被人叫响。那是因为，彭士禄心里牢牢地掌握着实验数据，这是他大胆作决定的重要依据。
在彭士禄的朋友间，还流传着“三个夫人”的趣事。毕生挚爱的核动力事业，被彭士禄称为“第一夫人”。而“烟酒茶”则被彭士禄笑称为“第二夫人”，夫人马淑英被他称为“第三夫人”。
对于彭士禄付出一生心血的核动力事业，夫人表示理解，笑着作出让步，但调侃地说，自己应该在“三个夫人”中排“第二”。彭士禄则幸福地对相濡以沫多年的夫人作出了妥协。
由于彭士禄在核动力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之父”，但彭士禄宁谢纷华甘淡泊，“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国家交给我的任务，对我来说，只有尽全力把它做好，没有什么‘之父’之说。”
还有10天，彭老就要过95岁生日了!祝福彭老生日快乐，幸福安康!
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心得感悟3
彭士禄，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革命先烈彭湃的次子。作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彭士禄主持了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参加指挥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改革开放后，他负责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为我国核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
3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核动力专家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彭士禄的病房中始终挂着一顶海军军帽，帽子上绣着中国的核潜艇。几个月前过生日那天，他的病房里摆放的也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模型。核潜艇、核事业，是彭士禄一生的牵挂。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被徐徐推向大海。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至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百千米，管道总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
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我们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图纸、设备，没见过实物……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有的人手臂摇肿了，有的人手心磨起泡，仍然坚持摇下去，直到验证准确为止。
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攻克了诸多重大技术关键——不到3年，就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仅用不到6年，我国建造的1∶1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如今，82岁的热功专家黄士鉴回忆起与彭士禄共事的经历，做出这样的评价。那时的彭士禄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生也离不开核事业!”
“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经常“敢于拍板”，他引领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赋予国家自立、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核潜艇是大国重器，于无声处壮国威;核电则是战略性高科技产业，事关国计民生。和平运用核能，将核能服务于社会，是彭士禄的毕生心愿。他曾说，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中国发展核电，究竟该走哪种技术路线?上世纪70年代，熔盐堆方案和压水堆方案如何取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经过科学论证和调研，彭士禄力排众议，提出应采用国际上技术成熟的压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国刚建成的陆上模式堆技术经验及其工业配套设施，容量可暂定为30万千瓦。
压水堆方案很快得到认可。这一方案也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国核电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回顾彭士禄的一生，像这样“敢于拍板”的事例不胜枚举。“时间很紧，总要有人拍板，不能无休无止地讨论呀!”彭士禄曾对其他科研人员说，“做实验用数据说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虽然经常“拍板”，但工作中的彭士禄却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他曾说：“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人总不完美，对事物总有几分模糊。这时就要不耻下问、调查研究、收集信息，通过试验等来搞清楚。”
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几十年来，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从自主成功研制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到建设秦山、大亚湾等一批先进核电站，再到自主研发三代核电“华龙一号”……以彭士禄为代表的核工业人，用自己的韶华与汗水，赋予国家自立、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他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私事的“糊涂账”
很长时间以来，彭士禄的事迹，甚至连他的名字都鲜有人知。有人叫他“中国核潜艇之父”，被他严词拒绝：“核潜艇工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干部、工人集体努力的结晶。我不过是与同事合作，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
3岁时母亲牺牲，4岁时父亲就义，两次被捕入狱……这让彭士禄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15岁辗转来到延安后，彭士禄常对延安中学的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后又因国家建设的需要，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彭士禄和同事们“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他们就自己动手挖野菜、白菜根吃。为了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他“打起背包就走”，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山沟里，一干就是好几年……
彭士禄心里揣着两笔账，一笔是公事的“明白账”，另一笔则是私事的“糊涂账”。他说：“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受奖等，越糊涂越好。”
49岁时，彭士禄就在一次核潜艇调试工作中突发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3/4。可是手术后，他仅仅住院一个月，就又开始了工作。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道：“也许因是 属牛 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心得感悟4
“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时间,上世纪50年代。问话者,是正在前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回答者,是正在前苏联留学的彭士禄。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
外号叫“彭大胆”“彭拍板”
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的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我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彭士禄说,当时自己有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
在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彭士禄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等重大技术关键问题。
当指挥长噙着热泪声音颤抖地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时,现场沸腾了。“我们成功了!”此时的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连分享成功的力气都没了。
“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在彭士禄家中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三件宝”:一是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磁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三是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炊事员送的“垦荒牛”陶瓷塑像。夫人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决定上马秦山一期核电项目。究竟走哪种技术路线?熔盐堆和压水堆两套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彭士禄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首台核电机组选择了后者,为以后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又启动了大亚湾核电项目,彭士禄任总指挥。回首当时的建设经历,彭士禄说自己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学——这对今后中国核电项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他积极推行董事会制度,首次把招投标机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
人生“三张牌”
在工作、生活中,彭士禄擅长打“三张牌”。
先说“简单牌”。彭士禄的座右铭是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简单,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科研。
再说“懒汉牌”。彭士禄善于发动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也喜欢培养年轻人。他说,新技术发展快,年轻人思想活跃,要放手让他们干。彭士禄手下出了很多优秀人才,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
最后看看“糊涂牌”。彭士禄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难。对公,他总是明明白白;对私,却很糊涂。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钱,坐的车是什么牌子,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
如今,86岁高龄的彭士禄虽然行动不便,却依旧神态安详,谈吐风趣。“我要感谢玛莎(夫人的俄文名字)对我的爱。她比我小9岁,现在已经是老太婆了。在家里,夫人排老大,女儿老二,然后是外孙女、女婿、保姆,我排老六。”言语中透出幽默。
彭士禄院士先进事迹心得感悟5
就在5月24日，“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题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展出了20世纪50年代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的照片及彭士禄等4位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与406艇的珍贵合影。
青年赴苏联留学，为国家毅然改行
南都注意到，彭士禄院士在展览的第一单元“肩负历史重任”中，作为奠定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元老级科学家一员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彭士禄的父亲是我国农民运动先驱彭湃。在他还不到五岁时，母亲和父亲就相继牺牲，童年时辗转多户百姓家，受到不少照顾。他曾说，“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此次展览展出了20世纪50年代，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的照片。这是张黑白图片，年轻的彭士禄背后就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红场。
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在红场留影。
展览文字介绍，1940年，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彭士禄被送到延安青年干部学院就读，后经蔡畅同志安排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也就是在留学苏联期间，他经历了人生一次重要抉择——改行学习核动力专业。
1956年，在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的彭士禄正准备回国，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大将访苏，他召集彭士禄这一批即将 毕业 的留学生到驻苏使馆参加座谈，表示希望让一批中国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和核动力专业。
陈赓问刚毕业的彭士禄：“愿意改行吗?”彭士禄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就这样，彭士禄又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直到1958年4月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
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南都注意到，现场还展出了一张合影。1985年9月，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四位总设计师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和黄旭华并排站在406艇前，对着镜头面露笑容，意气风发。
1985年9月，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四位总设计师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和黄旭华(从左到右)在406艇前合影。
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研发，面对的则是苏联拒绝援助而导致的“三无”窘境——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报道披露，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没日没夜算出来的。
从1967年夏天开始，他来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代号为“909”的基地，指挥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工作。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4.6万个零部件全部实现自主研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而这背后，正是彭士禄等核潜艇研究人员数十年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成果。
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中国首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总指挥，组织引进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1988年，他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董事长，成功实现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他曾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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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二十世纪到来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会发生这样一场以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性运动？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任何人所能制造出来的。可以说：这以前的全部历史，已为这场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的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人民在痛苦地哭泣着、反抗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这种沉沦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对外战争失败难以比拟的。曾经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沉痛地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战后，西方列强以为中国这条“破船”快要沉了，纷纷扑过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时，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连串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竟发生在短短的五六年内。
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心头。人们再也无法沉默，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最早提出“救亡”的，是严复1895年的一篇文章。孙中山比他看得更远，前一年在檀香山兴中会宣言里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人心的目标。怎样才能将中国从绝境中拯救出来？人们普遍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必须在各方面来一个大的变革。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人们为什么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一定要奋起革命？中心的一点，就是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有一个专制、腐败、卖国的清朝政府在统治着，只要把这个政府推倒了，中国就可以获得新生，一步步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他们把革命看做是为建设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次革命也带来一次思想解放。皇帝，历来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也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抛弃掉呢？
但是，历史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丑剧紧锣密鼓地上演。中国的状况仍在一天天坏下去。周围仿佛一片黑暗，看不到它的尽头。有志气的爱国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开始了新的探索。
他们痛定思痛，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入手，认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要救亡图存，要变革，要在思想上来一个解放，这已成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谁也阻挡不住的时代潮流。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和科学是专制和迷信的对立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他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他又写道：“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他有一段名言：“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它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在新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可说无与伦比。
《新青年》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风起云涌般相继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短时间内，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清扫了旧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文化，决不是一两次猛烈的讨伐和冲刷就能清除干净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深化。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
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
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他们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认为：“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他们的着眼点还只在个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但用这种思想来反对专制和迷信，仍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1918年写了《易卜生主义》，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愿意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有人称赞这个剧本表现了“女性的自觉”。鲁迅却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他
在后面又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些话是辛辣的，但显然是更清醒而现实的认识。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决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如果只是从文化领域着手，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同样会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人们不能不继续向前探索。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正从表层向更深层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新的觉悟的表现。
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实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的爱国青年中已逐渐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长时期来，许多爱国者一直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作为中国仿效的榜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从当时来说，确实也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样。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它的内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贫富悬殊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世纪初，对欧美社会认真作过考察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只有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个目标是不够的。他写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无法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孙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义也称为社会主义。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许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许多人正醉心于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便敏锐地看到西方社会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它的阴暗面，力求加以避免，并且热烈地同情社会主义，同情劳动大众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
隔不了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更加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许多人面前树立起新的榜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开始出现分化。先进分子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西方世界的后尘，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何孟雄写下这样一段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中国国内社会状况出现的新变动，也深化了这场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辩论。那时候，张东荪主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展实业，不必再去谈什么社会主义。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对他提出批评。他们说：中国要发展实业，要增加富力，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幸福，还是只归少数人垄断。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他们举出中国现实生活中已出现的实例说：“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当然，这些先进分子那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他们还不可能指出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现阶段有它的积极意义，也不可能了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还是以后的事，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多么艰巨而复杂的事业。但他们在当时就尖锐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听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结果将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要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认识是十分重要的。
这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探索后产生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新的理想和信念。
五四时期那样多先进分子奔集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是立志救国的忠诚的爱国者，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初，传入中国的新思潮中，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那些先进分子从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推求中，得出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才能救中国，别的办法都不能救中国。随着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逐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又看清了应该先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作为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但他们的长远目标始终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一个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许多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一旦这种理想和信念在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中坚定地树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新的动力，使中国历史开始以新的姿态大踏步向前迈进。
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
走在五四运动前列、起着先锋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他们有着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视野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许多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学校中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
直接导致5月4日爱国运动爆发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战败国德国原在中国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学生中久已郁积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当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学生们向社会各界展开宣传，取得公众的支持。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学生的抗议活动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原来潜藏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力量，仿佛从地平线下突然喷涌出来，这是过去没有看见过的。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一场把千百万群众卷进来的运动，就像平地一声春雷，使许多原在睡梦中的人惊醒过来，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明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需要改造自己，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
运动的高潮稍稍过去后，许多人又逐渐认识到：单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并不能解决如何救中国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正确学理的指导。人们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问号，要求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各种新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五四后的一年间达到四百种之多。研究新思想的团体也纷纷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以前连一部也没有。这时，国内出现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名这个研究会发起人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陈独秀等外，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这两个中心，同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起联系。1921年7月，也就是五四后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李达回忆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有。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他们作出自己的抉择，是以多年实践检验过的事实为依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九十年的时光，很快就流逝过去了。回顾八十年前我们的先人经历过的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感慨。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围，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满怀悲愤的黑暗环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对有志气的爱国青年来说，剩下的只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英勇拼搏。他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他们心中期待着的是在未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今天，中国的状况同当年相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人们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全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奋斗。重温往昔的历史，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