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大方言，有北方方言，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话，湘语
北方方言的明显特点包括：除了江淮官话、少部分西南官话保留入声读[-?]之外，大部分官话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现在只剩下“-n，-ng”，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吴语，或称吴方言：在中国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区使用。典型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赣语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这种方言的对清浊辅音的区分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但吴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模糊入声。 客家话，或称客语：在中国南方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以梅县话为代表。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但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话的特点。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 闽语，或称闽方言：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其他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最具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语音学研究，闽语的音系相当接近上古汉语的音系。 闽南语（狭义的，即闽台片闽南话）共有“-m，-n，-ng，-p，-t，-k，-?”（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山西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这种弱化入声）”七种辅音韵尾。闽南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同安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同时，闽南语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2%。 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在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被使用。粤方言是汉语中声调最复杂的方言之一，有九个声调（桂南勾漏片有十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粤语包含了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5%。但是粤语中没有混合入声，可以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要早于吴语，但晚于闽语。 湘语，或称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语相对接近官话，但也有部分与官话差异较大的新湘语保留有部分全浊音及特有语音和词汇。新老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衡阳话（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历史上湖南地区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故湘语内部差异比较大。并且有多个时期古汉语语音特征之重叠。 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又称老表话、江右语等。属汉藏语系汉语族，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数约为使用人口约5148万（早先的3000万不准确）。古全浊和古次清合流为送气音，梗摄字文白异读。昌都片及长江沿岸一带普遍存在全浊声母，但多非严格的古清浊对立。多数地区”知三章组“或”知二章组”端读，日母今读仍为鼻音ȵ。南昌话有七个声调，辅音韵尾-t -k -n -ng，建宁、高安、临川等地为m n ng p t k。 下面的几种方言是否构成独立的大方言区，现在尚有争议： 晋语：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ʔ]。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 [-ʔ]）。其白读系统与官话截然不同。以前（及现在的不少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官话。 平话：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近年来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 徽语：在安徽南部及赣浙苏部分毗邻地区使用。以前（及现在的部分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吴语。
期以来方言研究侧重语音而忽略词汇、语法之偏向被逐渐扭转过来，研究方法的主流从一般的记录描写转入探索各种方言现象的规律。本论文选择马卜江村方言的几个语法现象(马卜江村方言的七个句式，马卜江村方言的动态助词，马卜江村方言形容词构形法)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1)本方言是笔者母语，较容易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特别有利于加强方言研究的薄弱环节——语法的研究。(2)湘方言(本方言属老湘语)是汉语在地域上由北向南发展的第二站。(3)本方言语言现象丰富。本文研究方法是，在描写记录的基础上，进行方言比较和语言理论分析。此论文对汉语史的整体把握，方言的比较，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探讨，本地方言的词典、地方志的编纂，以及对湖南人学习普通话等方面都有所帮助。 本方言有七种句式值得注意。本方言的处置句，补语句，双宾句，比较句，被动句这五种句式值得注意的特点分别是：(1)在处置句中，介词位于宾语前和位于宾语后两种句式使用频率差不多，甚至可以将介宾结构中的宾语提至句首，而介词却保留在原来的位置。(2)对于带有补语的句子来说，下面三对句式分别为同义句式：a、“动+宾+补”与“动+补+宾”；b、“动+宾+补”与“动+宾+动+补”；c、“动+定+宾”与“动+宾+动+补”。(3)双宾句中，指向间接宾语的介词“起”[(?)‘i]与普通话的介词“给”有同有异；双宾句的“动+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与“动+直接宾语+动+间接宾语”为同义句式。(4)比较句中，差比句中的虚词[·ti]与平比句中的虚词[(?)]较为特殊。(5)本方言与普通话被动句的区别是：本方言中施动者不出现的被动句，不能有表示被动的介词，而普通话却能有(也可以没有)。 本方言中的“重复”、“隔离反复”这两种语言现象也值得注意。虽然本方言的“重复”与词法中的构形法的重叠，以及与普通话中修辞手法的连续反复有相似之处，但从反复的方式、次数及其表达的语法意义来看，“重复”与“重叠”，“连续反复”是不相同的。本方言“隔离反复”的句式与语法意义是特定的、单一的，与构形法的“重叠”，修辞手法的“隔离反复”差别更大。笔者认为本方言的“重复”与“隔离反复”都属于句法范畴，因而将其视作两种句式。隔离反复的三种具体形式是：(1)“b是ab，但…“；(2)“ab是ab，但…”(3)“a是ab，但…”。 本方言动态助词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将本方言与湖南省的长沙话，双峰话，安乡方言，怀化方言，广东省的连平话(属客家话)等方言的动态助词进行对比，可以为方言比较，原始方言拟测，方言地图，语音变异，词汇扩散等方面 的研究提供参考。从动态助词“倒”与“啦”的关系，可以探讨离散式音变。连续式 音变，以及词汇扩散等理论的得失。研究“咕哩”等完成态动态助词在紧缩复句中 的具体运聊可以看出在具体语言中，句子形式和它表达的句法意义之间的搭配 情况。 马h江方言形容词的构形法分前加式和后加式两种，其主要方法是重叠和附 －加，而且它们经常结合使用：构形法各具体形式之间有着大致的分工。构形法中 ’4 的词缀b有些仅表语法义，有些则兼表语法义和词汇义；词缀“哩”是后加式的标 志，它是由句法单位演变为词法单位的；词缀卜tgi＊则是由词汇单位演变为语法 单位，和它搭配的形容词的性质必须是令人喜爱的。从形容词构形法的各形式在 语言中的运用实例中，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做主语＊语、宾语、定语卞语时（不可 以做状语）龌体情况。
《潮州方音概说》（兰州大学学报，1958）《潮安畲话概述》（中山大学学报，1963）《潮汕话普通话常用词语对照手册》（合著，韩山师专学报，1986）《潮汕方言“厚茶”小议》（韩山师专学报，1988）《潮汕方言的代表语问题》（韩山师专学报，1990）《语言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汉语方言论集》（合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 1997）《一个粤语化的闽方言——中山隆都话》（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年04期）《广州话无介音说》（学术研究，1964:2）《广州方言中的特殊语序现象》（合著）（语言研究，1983:2）《从“等”来看广州方言入声消失的迹象》（音韵学研究，1，1984）《广州市东郊乡音特点》（中山大学学报，1992:2）《广州方言的Q》（中山大学学报，1992:3）《广州话有没有介音？──粤方言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1994）
惠州话在惠州一般特指在惠州府府城居民的方言，上世纪5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先生在《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发表了论文《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把惠州（即惠城区）与嘉应州并列为客家音系的代表点。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也把惠州在内的东江地带排除在粤白话分布之外。《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客家方言词条论述到客家方言在广东的分布时，把广东梅州、惠州、蕉岭等16县市，加上河源的五县一区；江西南部宁都,瑞金，兴国等14县市列为纯客县或以客家方言为主的县市。惠州即惠城区。但有学者持不同意见。1987年12月，南开大学中文系刘叔新助教(惠州人,母语为白话,不会讲客家话)在提交给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年会的论文《惠州话系属考》中，对惠州话的系属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惠城区话应属粤白话中的东江系。由此正式展开了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是白话还是客家话的争论。
华南师大周日健教授在1990年12月出版的《新丰方言志》中论证了水源话是“客家话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同时指出，“就现代音韵系统来说，惠州话跟水源话一样，应归属于客家话。”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詹伯慧教授在《新丰方言志·序》中赞同周教授的论述，并指出：“关于惠州话（市内）的归属，语言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根据惠州话中存在某些近似粤语的因素而把它看作是粤方言的一种地方话；我和我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编写组的同志们，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的记录，始终认为惠州话（市内）宜看作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客家话，从总体特征看，属于客家方言，但是某些语音现象有跟粤语相同之处（如有撮口韵y，y-等），这不妨看作是受粤语影响的结果。”惠州话越靠近操惠州粤台片客家话（惠阳话）的镇或与之混居的镇，其口音就越多粤台片客家话的特点，不妨可以看作这是语言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一般相处过一段时间的情况下，惠州话跟粤台片客家话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交流。
惠州市流行着客家话和本地话两种方言。既然本地话也应划归客家话，那么就需要用不同的名称来区分它们：一种是老客家话（本地话），一种是新客家话（客家话）。 新客家话指由晚近移民带到惠州的客家话，粤化的程度相对较低；老客家话则指由早期客家移民带到惠州的客家话，已严重粤化。与离之千里与广州方言区千年隔绝的梅州大埔（东晋时期建县）、福建诏安、饶平客家话十分一样，而与梅县音客家话略有区别。处在方言临界区内的客话，则因受别的方言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一些原非已有的语言成分而发生了变异，例如惠州话就较多地吸收了粤方言的成分，兼有客、粤两种方言的特征，是受广府话影响较大的一个客家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