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崇祯，大明第十六个皇帝，亡国之君，朱由检。很明显，他是一个悲剧，朱明王朝在他的手中赴之东流，他也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年号洪武，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皇权，集权于皇帝一人。也许是中国古代太多叛乱割据的例子，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他废除丞相，大分中央之权，铲除异己，实行恐怖的政策，巩固统治，以此来巩固他的朱家天下。
个人认为，朱元璋有两误，一是，他忽视了家族内部的纷争。也好在，谁得权，也都是大朱家的。靖难之变也就无关痛痒，毕竟这个天下还姓朱，毕竟香火还可延续。
朱最大的失败在于，皇权集中于一人，国家的兴亡，统治的稳定，势必都要在皇帝一人头上，皇帝都好恶，决定了一个国家。明朝又有几个好皇帝呢？想必也只有明成祖了，况且他还是计划外的。
皇子一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他已不属于自己，整日的关在深宫，学习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他们累不累，当然。他们又能怎样，只能默默承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就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不健康。他们很压抑，他们需要发泄自己。即位之后，他们为所欲为，吃喝玩乐，要把前面所有的罪都补偿过才罢休。
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国家，必然是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内有大股农民起义势力，农民战争的战火烧遍中华大地。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部队，甚至直逼京师。外则有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联蒙治汉。一连夺下辽东7十余城，金人的战马，已经逼到长城之下。长城何用，挡的住外敌一时的入侵，却挡不住大明一落千丈的国势。明朝的统治，可谓风雨飘摇。
二
朱由检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之下，登上帝位，可以说，他生不逢时，这一切都注定了他必将成为悲剧。
朱由检是有心救国的。谁又想让一代王朝毁在自己手中呢？好在还有袁崇焕，好在大明的朝廷还有忠君爱国之人。努尔哈赤拿袁毫无办法，好像有袁，则大明可保。这时候的崇祯是信任袁的，毕竟国家需要他，毕竟朱家需要他。想必，他们那时也可为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或许也不顾及什么君臣之礼，崇祯实在是大爱袁，没有袁他又怎能安睡。
朱是个孩子，一直认为他是个孩子，他太过固执，太过刚愎自用，太过自以为是，他是一国之君，无论什么，他都是对的。他要维护天子的尊严和荣誉。他从不向任何人低头，可以说，他很要强。但他以为治国是玩过家家，搭积木，不满意，可以推倒从新来过。他是皇帝，他认为他可以做到。也或许是太多深宫中的变故，太多畸形的教育，见了太多的明争暗斗，他变的只能相信自己。皇帝本身就是个悲剧，权利家族，利益，让皇帝不再属于自己，他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封建王朝的代理人，如此而已。历史是公平的，给予他太多太多的权利，自然就要承当与之相成比例的义务。
朱由检还只是个孩子，他没有太多的阅历和经验，皇太极只是用个简单的反间计，就让这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入了套。当朱由检发现自己错的时候，他没有回头，我想，朱是肯定意识到自己错了，他冤枉了袁崇焕。只是太多的东西让他放不面子，他找不到一个台阶让自己下来。他太过固执和要强，他从不承认自己有错，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以，他将错就错，我只是杀了一个将军，我大明还有很多的兵将，可皇帝只有一个，皇帝的尊贵不容污损，我又何必过不去呢，我是皇帝，我做事有我的原则，有我的考虑。
他要把这一切做的妥当，他给袁织罗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通敌卖国，金贼走狗，总之什么脏水都往他的袁的身上泼，不管到底是不是实情，他以不可回头，只能变本加厉。可怜可悲可敬的袁崇焕啊，他只是默默的接受，他文官出身，所有的书都教他要忠君爱国，固然自古这两者难两全，可在他看来，忠国即忠君，忠君即忠国。在牢中，他仍心系国家安危，他写书劝告部下继续抗金，保卫皇帝。他忠于朱又检，哪怕他知道这不值，哪怕他知道朱由检是错的，他是被冤枉的。袁完全有能力发动兵变，逼朱由检让位，另立新君，他做不到，他是个血性男儿，太多的东西放不下，他爱他的主子，朱还是个孩子，他可以包容他的过失，哪怕用自己的性命。
袁同样是个悲剧，最终被凌迟处死，很多人不理解他，他的部下不理解，对于这样一个君主，他是何苦，百姓不理解他，为什么他是如此之小人，卖国之贼，其实很多时候袁自己也不理解，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一切只是默默接受，刽子手片他肉的时候，他的心早以不只被剐1000下，崇祯，以前的那个崇祯到哪去了！他爱朱，他爱他的国家，他只能选择这条路。
朱由检也许会后悔，但那也是后话了，袁崇焕直到乾隆年间才被平反倒是事实。
三
历史走到了1644年，正月，李自成攻占了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此时正整顿兵马，准备一举杀入北京城，推翻大明
朱由检没有慌，他也许预感到这一天到来，他是个好强的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可朝廷之中已无人可用，朝野内外，人心惶惶，百姓也早已心归闯王，杀牛羊，备酒浆，开城门迎闯王，总之明朝大势以去。
崇祯皇帝其实可以采纳大臣的意见，放弃京城，度过长江，依长江之天险，挡住敌人。仍可以在明朝旧都继续做他的皇帝，安安稳稳的当皇帝。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李自成挡着清兵，或许哪天他还可以再杀回来。就算回不来，他也起码能守住这个名存实亡的朝廷。
先前说过，崇祯皇帝是个好强的人，他对那种拖家带口，溜出京城的行为感到不屑，他是一个皇上，是九五之尊。怎能受如此之辱，如此之恨。宁可死守京城，守住龙脉，大不了以身殉国，他真的是一个好皇帝，起码他有这个心，可他的确也回天无力，历史已经给大明判了死刑，他最多也是个螳臂当车的角色。可他还是那么固执，执意死守。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朱由检也没有想到，他的明朝已如此破败，他只是摇头，什么也没说。其实他是可以活下来的，李自成说，只要崇祯皇帝禅让，他仍可享受皇帝的待遇。可朱由检没有答应，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耻辱。
朱由检绝不是个苟且偷生的人，那种高傲的气节，只是有的时候，没有资本。但也总比，蝇营狗苟，点头哈腰的人要好的多。回想1400多年前，魏军攻破成都，刘禅降魏，他的儿子，杀了妻儿后自杀，他说，国以灭，尔等何有理由苟且。
崇祯皇帝不想做什么南唐后主李昱，最后还混了个什么著名词人，天天在那边说什么国啊，哪去了，现在啊，我寄人篱下啊。酸，实在是酸。我都替他害臊。
崇祯皇帝最终自尽于万岁山。应当是在傍晚，望着落日，此刻朱家以去，可他仍要好强的说一句：“我不是亡国之君，你们都是亡国之奴！”甚孩子气。可以想象他那不服输的眼神，在他闭上眼睛之前，也或他是睁着眼，踏在太监的背上，看着京城里的大顺军，看着满脸堆笑的大明臣民，也许，这个国家是真的亡了，他的眼神有些哀怨。朱由检，以这种干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大明。
历史给予他的评价是刚愎自用！
其实，我想说，他是个好皇帝，真的！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很要强，但又太过固执。他起码有那颗心，比起他前几代那荒诞无机的君王不知好多少倍！比此后的那些软弱的清帝也要好的多。只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无法改变什么，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这个腐朽的制度。所以，他只能是个悲剧。
崇祯皇帝如能再早生几年，或迟生几年，那么他应当是个好皇帝，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历史是无情的，历史造就了他的悲剧。
论文怎么写
一、标题
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各类文章的标题，样式繁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总要以全部或不同的侧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
(一)总标题
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有：
①揭示课题的实质。这种形式的标题，高度概括全文内容，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它具有高度的明确性，便于读者把握全文内容的核心。诸如此类的标题很多，也很普遍。如《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经济中心论》、《县级行政机构改革之我见》等。
②提问式。这类标题用设问句的方式，隐去要回答的内容，实际上作者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只不过语意婉转，需要读者加以思考罢了。这种形式的标题因其观点含蓄，容易激起读者的注意。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单干吗?》、《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吗?》等。
②交代内容范围。这种形式的标题，从其本身的角度看，看不出作者所指的观点，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范围做出限定。拟定这种标题，一方面是文章的主要论点难以用一句简短的话加以归纳；另一方面，交代文章内容的范围，可引起同仁读者的注意，以求引起共鸣。这种形式的标题也较普遍。如《试论我国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战后西方贸易自由化剖析》等。
④用判断句式。这种形式的标题给予全文内容的限定，可伸可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文章研究对象是具体的，面较小，但引申的思想又须有很强的概括性，面较宽。这种从小处着眼，大处着手的标题，有利于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拓展。如《从乡镇企业的兴起看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光》、《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从“劳动创造了美”看美的本质》等。
⑤用形象化的语句。如《激励人心的管理体制》、《科技史上的曙光》、《普照之光的理论》等。
标题的样式还有多种，作者可以在实践中大胆创新。
(二)副标题和分标题
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特别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一般都有一个副标题，如在总标题下方，添上“与××商榷”之类的副标题。
另外，为了强调论文所研究的某个侧重面，也可以加副标题。如《如何看待现阶段劳动报酬的差别——也谈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开发蛋白质资源，提高蛋白质利用效率——探讨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种发展战略》等。
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晰地显示文章的层次。有的用文字，一般都把本层次的中心内容昭然其上；也有的用数码，仅标明“一、二、三”等的顺序，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要紧扣所属层次的内容，以及上文与下文的联系紧密性。
对于标题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要明确。要能够揭示论题范围或论点，使人看了标题便知晓文章的大体轮廓、所论述的主要内容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而不能似是而非，藏头露尾，与读者捉迷藏。二要简炼。．论文的标题不宜过长，过长了容易使人产生烦琐和累赘的感觉，得不到鲜明的印象，从而影响对文章的总体评价。标题也不能过于抽象、空洞，标题中不能采用非常用的或生造的词汇，以免使读者一见标题就如堕烟海，百思不得其解，待看完全文后才知标题的哗众取宠之意。三要新颖。标题和文章的内容、形式一样，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做到既不标新立异，又不落案臼，使之引人入胜，赏心悦目，从而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二、目录
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
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
1．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读者决定是读还是不读，是精读还是略读等。
2．为读者选读论文中的某个分论点时提供方便。长篇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有许多分论点。当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某个分论点时，就可以依靠目录而节省时间。
目录一般放置在论文正文的前面，因而是论文的导读图。要使目录真正起到导读图的作用，必须注意：
1．准确。目录必须与全文的纲目相一致。也就是说，本文的标题、分标题与目录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2．清楚无误。目录应逐一标注该行目录在正文中的页码。标注页码必须清楚无误。
3．完整。目录既然是论文的导读图，因而必然要求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各项内容，都应在目录中反映出来，不得遗漏。
目录有两种基本类型：
1．用文字表示的目录。
2．用数码表示的目录。这种目录较少见。但长篇大论，便于读者阅读，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
三、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是全文内容的缩影。在这里，作者以极经济的笔墨，勾画出全文的整体面目；提出主要论点、揭示论文的研究成果、简要叙述全文的框架结构。
内容提要是正文的附属部分，一般放置在论文的篇首。
写作内容提要的目的在于：
1．为了使指导老师在未审阅论文全文时，先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个大体上的了解，知道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研究的主要逻辑顺序。
2．为了使其他读者通过阅读内容提要，就能大略了解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如果产生共鸣，则再进一步阅读全文。在这里，内容提要成了把论文推荐给众多读者的“广告”。
因此，内容提要应把论文的主要观点提示出来，便于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论文内容的要点。论文提要要求写得简明而又全面，不要罗哩罗嗦抓不住要点或者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筋，缺乏说明观点的材料。
内容提要可分为报道性提要和指示性提要。
报道性提要，主要介绍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成果以及成果分析等，对文章内容的提示较全面。
指示性提要，只简要地叙述研究的成果(数据、看法、意见、结论等)，对研究手段、方法、过程等均不涉及。毕业论文一般使用指示性提要。举例如下：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固然应服从上级规划部署的全局，但主要的着眼点应放在对下负责，对本地的经济发展，对本地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负责，这才是发展全局经济的前提，从而也自然在根本上符合对上负责。
●变部门“齐抓共管”企业为共同服务于企业，应成为部门工作的主要重点。(摘自《政府在市场经济中
如何定位》一文的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的写作要求可以概括为“全、精、简、实、活”。具体说来：
1．内容提要要求具有完整性。即不能把论文中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或观点)遗漏。提要应写成一篇完整的短文，可以独立使用。
2．重点要突出。内容提要须突出论文的研究成果(或中心论点)和结论性意义的内容，其他各项可写得简明扼要。
3．文字要简炼。内容提要的写作必须字斟句酌，用精练、概括的语言表述，每项内容不宜展开论证说明。
4．陈述要客观。内容提要一般只写课题研究的客观情况，对工作过程、工作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等，不宜作主观评价，也不宜与别人的研究作对比说明。一项研究成果的价值，自有公论，大可不必自我宣扬。因而，实事求是也是写作内容提要的基本原则。
5．语言要生动。提要既要写得简明扼要，又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词语润色、表达方法和章法结构上要尽可能体现文彩，以求唤起读者阅读正文的欲望。
四、正文
正文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这是毕业论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它章节有专门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五、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又叫参考书目，它是指作者在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所查阅参考过的著作和报刊杂志，它应列在毕业论文的末尾。列出参考文献有三个好处：一是当作者本人发现引文有差错时，便于查找校正。二是可以使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教师了解学生阅读资料的广度，作为审查毕业论文的一种参考依据。三是便于研究同类问题的读者查阅相关的观点和材料。
当然，论文所列的参考文献必须是主要的，与本论文密切相关的，对自己写成毕业论文起过重要参考作用的专著、论文及其它资料。不要轻重不分，开列过多。
列出的参考文献一般要写清书名或篇名、作者、出版者和出版年份。
参考资料：
（论文荟萃）
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
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
後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
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
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
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
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此后，“皇帝”
便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然而，即使是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他也
得在皇帝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统治。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加以
研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皇帝制度及其形成
“帝”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它在商代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
神。商朝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着力塑造了“上帝”。上帝和地
上的殷王一样，有自己的朝廷、官吏、使节(风、云、雨、雪诸神)。它支
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可以令风、令雨。它又通过先公先王对人
世发号施令，从而给商王朝的统治加上了神圣的灵光。“皇帝”，则始
见于西周金文，也是指天上的神，但皇帝与现实的社会政治联系更加
紧密，周王可以直接向上帝祈求祷告而勿须通过先公先王转达。及至
春秋，周王室势力一撅不振。与此相对的是，春秋时期的天帝也成为
一种摆设。这时候，祭祀的对象都是有利于民的自然界的东西，或者
是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如黄帝、尧、舜等，于是“帝”逐渐演变为历史
上的圣王贤臣。到战国时大国称帝，“帝”又变为当今之世的君王。春
秋时期人们把帝神还原为历史人物，而战国时期则把帝神变成了活生
生的君王，至此帝神已完全还原为人。至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则进而
法定“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称号。同时，秦始皇还建立了一整套维护其
绝对统治的皇帝制度。
二、皇帝制度的利
首先，在政治稳定方面。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皇帝
制度是以皇帝为核心、以官僚机构为主轴的政治结构，它是在中国社
会内部民族众多、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分散性的情况下，通过实现国
家统一而形成的，是以官僚制取代世袭的贵族制而实现的。在这种政
治体制下，皇帝是重中之重。他集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充分拥有行
政、军事、立法、司法、文教等大权；同时，他也拥有对一切文武官员和
勋贵等的任免、奖罚、生杀予夺的权力。从而可以随时调节整个统治
过程中的不合理行为。历史证明，只要皇权的这种调节功能得到正常
发挥，整个国家将处于中央王朝的有效控制之下，强大的中央王朝就
会结束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达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的大一统格局。
其次，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正是在以皇帝制度为突出标志的
封建大一统社会里，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由于皇权的巩
固与发展是以大量存在的自耕农为其主要经济基础的，因此，皇权必
定要保护自耕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封建小农经济条件下，无论哪
一朝，哪一代，统治者对农业的发展都极为重视，他们把农业作为国家
的根本来对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把“重
农抑商”作为一项国策来施行的。他们运用政治权力与法律手段打击商人、封建地主与地方势力，给自耕农以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使得自
耕农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中国封建经济曾达到
很高的发展水平。
三、皇帝制度的弊
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皇帝制度也存在着很大的缺
陷性。皇权至高无上而无所不统的属性，使得全体臣民都是皇权统治
和奴役的对象，没有平等可言。在皇帝制度创立后的历史中，皇权意
识不断的膨胀却缺乏对其应有的制约与限制。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
才会出现不少皇帝滥用权力的现象，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如创
立了皇帝制度的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仍然满足不了他的政治野心。
不断的征发徭役，大兴土木，当社会矛盾激化时更是采用严刑峻法来
镇压人民的反抗。结果秦朝在二世时迅速灭亡。这与秦始皇滥用权
力有相当大的关系。还有隋炀帝杨广，他在位期间喜好游玩，在全国
各地建立了许多离宫，每次出游都征发大量的劳役。同时，他穷兵黩
武，先后三次对高丽用兵都失败了。由于他的横征暴敛，人民苦不堪
言，纷纷起来反抗，隋炀帝本人也被臣下宇文化及所杀。
除了这些滥用权力的皇帝之外，还有一些皇帝在权力的使用过程
中犯过严重的错误。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皇帝在建立自己
的王朝后，总是想着子孙后代可以把皇帝之位传承下去。他们认为秦
朝迅速灭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分封子弟，当王朝有难时这些同宗们没
有实力来救助。于是，他们分封子弟们为诸王，手握重兵散落在全国
各地，这样就可以保证王朝的稳定。然而，正是这些藩王们，当他们有
了实力时，就想着得到更大的权力。汉文帝时的“七国之乱”，燕王朱
棣发动的“靖难之役”都是野心膨胀的后果，这些战乱给社会造成了很
大的伤害。如果，王朝的创建者不采用分封制的话，同室操戈的悲剧
也就不会出现。
这还是强势皇帝的行为，虽然他们运用权力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
题，但至少他们能够保证政出一门，皇帝的意志可以在全国内实现。
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能把握和运用自己应该有的权
力，尤其是当皇帝比较弱小或者昏庸无能的时候，皇权便会旁落，被皇
帝身边的各种政治势力所窃取。在这些政治势力中，宦官和外戚的势
力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孤独的，也是多疑
的，他对整个官僚机构有一种本能的对抗情绪。为此，皇帝通常都会
用自己比较信任的人去对抗官僚阶层，而他身边最近的人就是他的后
妃和伺候他的宦官。于是，皇帝便会赐予他们权力，让他们去打击、迫
害士大夫官僚，以巩固自己的皇权。从而使得宦官和外戚的势力大
增，到后来皇帝的权力逐渐落入这些近臣手中，形成宦官专权或者外
戚当政的局面，皇帝成为摆设。
所以说，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并非是
一堆腐朽的垃圾，仅以批判两字所能了结。它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
与消极同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2]诗经·小雅·北山．
[3]全根先．试论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国家图书馆学刊．19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