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物目录（专著、译著、编著、论文、译文、报刊文章、短文、辞典）2011年学术成果编著西方汉学十六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09-01论文1 学术的尊严与功用 2011-08-01 读书 CSSCI2 相顾应尽一生期—-论1933年以来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交往 2011-11-01 现代哲学 CSSCI3 波恩的两处名胜 2011-12-01 万象4 中国人的奥地利寻梦 2011-05-01 文景5 不做一只不舞之鹤—-有关胡适获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几份史料2011-05-01 万象6 罗哲海的儒家伦理研究及启示 2011-03-01 世界汉学7 德国汉学的发展 2011-09-01 西方汉学十六讲8 Корейският пътепис на Ото Франке от 1899 година2011-01-01 korea-bulgaria policy forum 20109 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 2011-09-01 从这里走向世界10 20世纪上半叶圣言会(SVD)编纂的三部汉德词典 2010-12-1 文化杂志11 Nur wer glaubt, wird selig. Wekgerechtigkeit im Denken von Martin Luther und Huineng2011-09-30 China heute12 佉论观塔——晚晴学者看到的科隆及其大教堂 2011-07-01 文化杂志13 胡适佛学研究举隅 2011-03-01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14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写在顾彬教授荣休之际 2011-03-16 中华读书报15 记通商大城谷郎—李凤苞对德国科隆的一段描写 2011-03-02 中华读书报16 顾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三题 2011-11-23 中华读书报17 半生识曲听其真—从书信看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半个世纪的交往（上） 2011.12.28 中华读书报18“汉学”与“国学”(下)—李雪涛、何乏笔对谈 2011-08-03 中华读书报19“汉学”与“国学”(上)—李雪涛、何乏笔对谈 2011-07-20 中华读书报2010译著大哲学家（修订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01-15论语Gespraech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06-15佛像解说（第二版）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10-15论文傅吾康对东南亚华文碑铭资料之搜集与研究 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 2010-02-10科隆所见——戴鸿慈笔下的科隆 寻根 2010-02-10在五湖四海间书写中国学术 汉学研究 2010-04-01作为德国汉学家的白乐日 汉学研究 2010-04-01作为范式创造者的孔子——雅斯贝尔斯与孔子的互动 读书 2010-05-01描述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行动——对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的几点认识 光明日报 2010-06-27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汉学家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上） 读书 2010-07-01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上） 万象 2010-07-0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汉学家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下） 读书 2010-08-01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中） 万象 2010-08-01多元中国文化传统的全球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 2010-08-28德国汉学的政治朝圣——德国汉学与六八级学生运动（下） 万象 2010-09-01儒家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当代欧美汉学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以罗哲海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景 2010-09-10耳闻、目见、足践——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散论 文景 2010-10-10论福兰阁1899年的朝鲜旅行日记 当代韩国 2010-10-2020世纪上半叶圣言会（SVD）在山东编纂的三部汉德词典 文化杂志志 2010-12钱锺书研究与中西文化借镜——莫芝宜佳、李雪涛对谈 中华读书报 2010-12-01《易经》德译过程与佛典汉译的译场制度 读书 2010-12-01罗哲海的儒家伦理研究及启示 世界汉学 2011-03-01胡适佛学研究举隅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 2011-03-01不做一只不舞之鹤——有关胡适获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几份史料 万象 2011-05-011988年论文关于敦煌本《坛经》惠能得法偈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论文集》1988年刊短文“佛陀”的古音构拟《读书》1988年11期1989年短文“书字”并非“度语”《读书》1989年7、8期治古汉语易而治古白话难《读书》1989年9期“彦悰”非“彦琮”《读书》1989年12期1990年论文歌德与中国诗《联邦德国研究》1990年2期从佛典看“支那”（Cīna）译名的变化《地名知识》1990年3期鲁迅先生与佛教人士之交往考《内明》217期 （1990年4月号）僧人译名杂谈《内明》219期 （1990年6月号）关于敦煌本《坛经》的几个问题《内明》220期 （1990年7月号）佛经汉译的译经制度与译场组织《内明》221期 （1990年8月号）许地山先生的佛教生涯《内明》222期 （1990年9月号）支那（Cīna）研究纵横谈《内明》223期 （1990年10月号）Lu Xun und die deutsche KulturChina heute, (Beijing) Nr.11,1990序《圆觉经略疏》《内明》225期 （1990年12月号）短文由一个译本想到的…《读书》1990年4期1991年论文Zhongguo Fojiao - chinesischer BuddismusCHINA HEUTE Information über Religion und Christentumim chinesischen Raum (Sankt Augustin) , Nr.1(53),1991歌德与中国小说《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1期“三言”与佛教《内明》226期 （1991年1月号）胡适之先生的佛学研究《内明》227期 （1991年2月号）房山石经在佛教研究上的价值举隅《内明》228期 （1991年3月号）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学士论文）《南亚研究》1991年3期歌德与中国戏剧《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3期海塞及其小说《悉达多》《联邦德国研究》1991年4期胡适佛学论著编年《内明》229期 （1991年4月号）从佛典看“支那”（Cīna）译名的变化 （附：“斯那”非中国之谓）《内明》231期 （1991年6月号）佛典汉译理论刍议（上）《内明》232期 （1991年7月号）佛典汉译理论刍议（下）《内明》233期 （1991年8月号）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修订稿）《内明》235期 （1991年10月号）《三论玄义》初探（上）《内明》237期 （1991年12月号）短文“绘事后素”《读书》1991年6期佛陀与耶酥的人生观《读书》1991年7期善恶报应《读书》1991年12期1992年论文慈寿寺与永安塔《佛教文化》1992年1、2期《三论玄义》初探（下）《内明》238期 （1992年1月号）从《大乘玄论》看三论宗之佛性主张《内明》239期 （1992年2月号）《二谛义》识小《内明》241期 （1992年4月号）德国伟大的佛教学者格奥尔格·格林（Georg Grimm，1868-1945）的生平与著作《内明》243期 （1992年6月号）赞宁译学主张释例《内明》246期 （1992年9月号）知堂与佛教《内明》247期 （1992年10月号）从存在哲学大师雅斯培（Karl Jaspers）的观点看佛教《内明》248期 （1992年11月号）1993年译文佛陀（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内明》253、255、258三期 （1993年4、6、9月号）辞典《佛教文化百科》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撰稿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共1326页。ISBN 7－201－01185－5/G·5401994年论文关于“玄奘译言考辨”的两个问题《内明》263期 （1994年2月号）译文佛教的界说（译自Walter Brugger: 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 中的“Buddhismus”条）《内明》262期 （1994年1月号）龙树（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ssen Philosophen一书）《内明》267、270、271三期 （1994年6、9、10月号）1995年译文龙树菩萨传今译 （译自鸠摩罗什：龙树菩萨传）《内明》281期 （1995年8月号）1996年论文卐字漫谈《内明》292期 （1996年7月号）评吴汝钧《佛教哲学大辞典》《内明》294期 （1996年9月号），后《法音》1997年8月号转载1999年辞典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多语对照中国佛教术语词典》）与Christoph Kleine和Michael Pye合著。德国慕尼黑iudicium出版社，1999 年，共324 页，ISBN 3-89129-692-42001年译文“北齐佛教造像及其艺术典范” 收入：《佛陀归来》， 苏黎世2001年ISBN 3-907077-01-62003年译著《佛像解说》（译自Helmut Uhlig: Das Bild des Buddha一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ISBN 7-80149-849-6/B·136Schätze der Himmelssöhne – Die Kaiserliche Sammlung aus dem Nationalen Palastmuseum, Taipeh（《天子之宝——台湾故宫博物院德国展目录》）联邦德国艺术博物馆出版，波恩2003年论文《佛像解说》译后记《法音》2003年3期“二拍”与佛教《普门学报》第18期（2003年11月），第343-363页报刊文章“那一瞬间一切都静止了”《北京晚报》2003年11月13日“五色土副刊”2004年译著《大哲学家》（译自Karl Jaspers: Die großen Philosophen一书，主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100万字。ISBN 7-80190-436-2论文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及世界哲学史的观念《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佛教（上）《普门学报》第21期（2004年5月）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佛教（下）《普门学报》第22期（2004年7月）Wie Migration Glaube und Gottesbild verändert – Das Beispiel des chinesischen BuddhismusHerman Weber (Hrsg.) Religionen auf Wanderschaft – Chancen und Probleme der interreligiösen Begegnung im Zeichen globaler Migration, Jahresakademie 29. April – 2. Mai 2004. Katholischer Akademischer Ausländer-Dienst e.V., Bon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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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er im 20. Jahrhundert（《我眼中的你——20世纪中国人眼中的德意志》 德文版），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09月论文此心安处即吾乡——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东ァズァ文化交涉研究（别册4）》（2009年03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景》（2009年07月15日）汤若望笔下的明清之变——崇祯皇帝的末日、山海关之战以及大顺政权被逐出北京《文化杂志》（2009年08月15日）佛像之美《文景》（2009年09月10日）隋唐以前来华佛教认识的汉语学习小史《跨文化研究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0月雅利安人熊伟？——与熊伟先生的博士论文相关的几个问题《文景》（2009年11月10日）报刊文章由“东海西海”说起《中华读书报》（2009年09月30日）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谈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与顾彬对谈）《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2009年12月02日）2010年编著《跨越东西方的思考——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主编之一），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01月论文对谈《万象》（2010年0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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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关于本书写作缘起的简介，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它的写作计划和讨论的范围。每本书的写成都各有机缘，本书的写成，起因也异常复杂。1949年我在荷兰驻东京大使馆任参赞，偶然在一家古董店发现一套名为《花营锦阵》的中国明代春宫版画集的印版。这套印版是从日本西部一个古老封建家族的收藏散出（十八世纪时日本西部与对华贸易有密切关系）。由于此种画册现已罕·，无论从艺术的或社会学的角度看都很重要，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其他研究者也能利用这批材料。最初我的计划是想根据这套印版少量复制，限额出版，再加上一篇前言，讨论春宫画的历史背景。为写这篇前言，我需要有关中国古代性生活和性习俗的知识。在这以前，我在汉学研究中总是避开这一题目，原因是我觉得这一领域最好还是留给合格的性学家去干，特别是西方有关中国的新老著作信口雌黄，使我得出印象，误以为性变态在中国广泛存在。可是当我已不得不选定这一题目时，我发现不论是从正经八百的中文史料还是西方有关中国论著都根本找不到像样的记录。中文的著作对性避而不谈，无疑是假装正经。这种虚情矫饰在清代（1644—1912）一直束缚着中国人。清代编纂的汗牛充栋的书面材料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巨细无遗，但唯独就是不提性。当然希望在文学艺术中尽量回避爱情中过分肉欲的一面本身是值得称赞的。这的确给人一种好印象，特别是当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肉欲的一面在文字和图画上都被强调得太过分，以至于掩盖了性行为基本的精神意义。但清代的中国人是堕入另一个极端。他们表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愿望，极力想使他们的性生活秘不示人。西方关于中国性生活的出版物之所以十分贫乏。原因之一是在华的西方观察者在设法获取有关资料时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难。我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西方有关出版物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它们简直是一堆地地道道的废物。正是因为通常可以接触到的中文史料和外国文献都不能满足我的课题所需的有关资料，所以，我不得不设法弄清是否在中国和日本再也找不到意外的材料。调查结果是，虽然在中国本土由于查禁太严，清代文献实际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在日本，中国有关性问题的重要古本却保留了下来。这些古本早在公元七世纪就已传入日本。它们启发我去做进一步搜集，使我在古老的中医学和道教文献中查出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印证和补充了日本保存的资料。另外，由于某些中日私人版画收藏家的慷慨相助，使我得以研究他们收藏的一些明代春宫版画和房中秘书。所有这些画册和书都极为罕见，其中有些已成孤本。验证以上材料，使我确信，外界认为古代中国人性习俗堕落反常的流俗之见是完全错误的。正如人们可以想见的那样，像中国人这样有高度文化教养和长于思考的民族，其实是从很早就很重视性问题。他们对性问题的观察体现在“房中秘书”，即指导一家之长如何调谐夫妇的书籍当中。这些书在两千年前就已存在，并且直到十三世纪前后仍被广泛传习。此后儒家禁欲主义逐渐限制这类文献的流传。到公元1644年清建立后，这种受政治和感情因素影响而变本加厉的禁欲主义，终于导致出上述对性问题的讳莫如深。从那以后，这种讳莫如深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清代学者断言，这种讳莫如深始终存在，并且两性的严格隔离在两千年前就以盛行。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要反驳这种武断的说法，说明直到十三世纪两性的隔离仍未严格执行，性关系仍可自由谈论和形之文字。古代的中国人确实没有理由要掩盖其性生活。他们的房中秘书清楚地表明，从一夫多妻制（这种制度从已知最古老的时期到不久前一直流行于中国）的标准看，总的说来，他们的性行为是健康和正常的。选定这一课题带来的后果是，出版上述春宫版画集将意味着我要履行双重职责：除去使人们得到这些稀有的艺术材料之外，还必须纠正外界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的误解。复制出版春宫版画集的前言后来竟变成一部二百多页的著作。当我于1951年终于以《秘戏图考》，附论汉至清代（公元前206年—公元1644年）的中国性生活为题出版该书时，它已长达三卷。由于该书中有复制的春宫版画及其他不应落入不宜读者手中的资料，我只印了五十册，并把它们全部送给东西方各大学、博物馆及其他研究单位。我本以为随着该书的出版，我在这一领域内的工作即可告结束。对这一课题的各个专门领域做进一步研究，那最好还是留给合格的性学家去干。然而当我出版此书时，剑桥大学研究生物化学的高级讲师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为收集材料写他的名世之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相当独立地开始研究道家采补术。他参考了我赠给他们学校图书馆的书，感到无法同意我对道教性原则的反对看法。坦率地说，道家的作法最初确曾使我大为震惊，因此我称之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虽然以一个外行来研究这类问题很难做到允执厥中，但我说道教思想对中国古代妇女的待遇和地位只具坏影响是太过分了。李约瑟在给我来函中指出，与我的说法相反，道教从总体上来说是有益于两性关系的发展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并且他还向我指出，我对道教资料的解释过于狭隘，而他那种比较通融的观点才恰如其分的。读者可参看当时正在付印的李约瑟所著该书第二卷146页的脚注f。其后汉学同行在他们对本书的评论当中又提出了其他一些订证和补充，而我从阅读中也发现一些新资料。虽然这些发现并未影响该书的主要论点（李约瑟的研究反倒加强了这些论点），但我觉得还是应当把它们记录下来，并期望出版一部上述套色版画集的补编。1956年，该书出版商建议我写一本讨论中国古代性与社会的书，我认定这是改写该书历史部分的好机会。我增加了西汉的资料，删去了讨论春宫画的细节，并扩充了其他部分，以便为广大人类学界研究中国的性生活提供更宏阔的总体面貌。正是以这种方式，这本题为《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的书终于问世。从成书结果来看，这两本书是互为补充的。它们是从同样的中文文献出发，但《秘戏图考》侧重于套色版画和中国色情艺术的一般发展，而《中国古代房内考》则采用一种视野开阔的历史透视，力求使论述更接近一般社会学的方法。至于说到本书涉及的时间范围，我发现必须对本书题目中“古代的”（ancient）这个形容词做出比中国人通常所用含义更宽泛的解释。通常他们都是以这一术语指他们历史的前半段，即从约公元前1500年到约公元200年这段时间。不过中国文明此后并未中断其发展而一直绵延至今。为了给进一步研究更加晚近的性生活提供全面的历史背景，我不得不把视野扩展到公元1644年。这时，满族征服了中国，中国人对性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这个时间提供了一个人合乎逻辑也方便使用的结束点。同样本书题目中的“性生活”(sexual life )一词也有更宽泛的含义。特别是鉴于中国文化是在与我们的文化有许多不同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只讲性关系是不够的。为了正确估价中国人的性关系，读者至少要对中国的社会背景有一般的了解。故我想尽量简要地提供一些有关情况，特别是那些与主题密切相关的细节，诸如室内陈设和穿戴打扮。所有这些性的、文化的、经济的、艺术的和文学的资料只有纳入历史的框架才能说明它们的演变。因此，我把有关历史时期分为四大段。第一段的大体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500—纪元初，第二段是纪元初—公元600年，第三段是公元600—1200年，第四段是公元1200—1644年。这四大段又分为十章，每一章各讨论一个范围相对确定的历史时期。要想在一本概论性质的书中反映出上述十个历史时期中每一期性关系的总体面貌，这当然不可能。况且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的现有知识是否已经充分达到足以做详细论述的地步也是大可怀疑的。只是在与早期中国历史有关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尝试以尽量简短的方式勾勒出一个概括性较强的画面。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两章看做全书的导言。接下来的每一章则侧重于性生活的某些特定方面。第三章（秦和西汉）侧重讲性与社会生活，第四章（东汉）侧重讲性与道教，第五章（三国和六朝）侧重讲性与家庭生活。第六章（隋）重点放在房中术上，第七章（唐）主要是讲上等妓女宫闱秘史以及医学的和色情的文献而第八章（五代和宋）是论缠足习俗、上等和下等妓女以及理学对性关系的影响。最后，第九章（元）是据喇嘛教的特殊材料描写蒙古占领下的性关系，而第十章（明）重点是讲文学艺术中的性描写。只想研究某一特定问题的读者可以从总索引中找到有关段落的出处。本书只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东西，它首次尝试综合现存材料，将其纳入历史序列，目的是想为不能参考原始中文材料的研究者提供他们所需了解的一般情况。我希望他们能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东西，或至少懂得从何处找到这些东西。鉴于后一点，我增加了引据西方汉学文献的脚注。在像本书这样一部用几百页篇幅去囊括三千年历史的书中，当然可以逐段加上汉学出版物的出处。但我想，这些出处对一般读者用处不大，而汉学家们又知道从何处查找有关书目。因此，我对西方汉学文献的引用只限于那些对读者做进一步研究最有用的书籍和论文。不过，由于这是第一部研究本课题的书，并且为使汉学同行对书中仅属初步涉猎的问题能做进一步的探讨，我必须在比较关键的地方注明有关中文史料的准确出处，因此有些页上充满了中文的人名、书名、术语和年代。希望一般读者能对此谅解。同时我还要请汉学同行们体谅，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得不大大简化某些历史叙述，甚至入往往不得不把某些复杂问题一笔带过。读者会注意到本书很少引用民俗学材料。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民间传说在中国也是性学研究的丰富源泉，而且像葛兰言（M·Granet）和艾伯哈德（W·Eberhard）等学者在这方面已做过出色的工作。但这一领域是如此广阔，尽管他们有开创之功，但将中国的民间传说令人信服地用于历史学和比较研究的目的，这样的时刻却尚未到来。在没有搜集到更多的材料并加以筛选之前，偶然的事实极易被误认为标志着普遍趋势。中文文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时间和地理范围上看都是如此浩瀚，以至我们若想从孤立的事实下结论，那将很容易证明比较人类学所知道的每种现象或习俗其实都存在于中国的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我们在本书中只使用明确属于中国文化范围的资料，即被新老文献中的大量引文证明，一直是中国人所确认代表他们思想习惯的资料。这意味着我应排除非汉化土著（纳西、苗、彝等）和信奉非汉化外国教义的中国人的性习俗不谈。出于同样的理由，我竭力避免详细引证马可·波罗（Marco Polo）关于元代性生活的说法。这个伟大的威尼斯旅行家懂蒙古语和突厥语，但不懂汉语，完全把自己和那些蒙古王公看作一类人。他不过是从旁观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生活。他对中国性习俗的观察似乎主要只同当地的外国居民有关，但例外的是，他对妓院制度的准确评价还是符合中国史料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估计到鲁思梯谦（Rustichello）和其他编译者主观文饰的可能性。正如上面所解释，我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接触到中国古代性生活这一课题，并且只配以一个对人类学有一般兴趣的东方学家来发表见解。当我进行这方面的调查时，常常感到自己缺乏专业性学知识犹如残疾人。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在这一方面不够内行，我采取了在关键处用中文文献本身说话的办法，只是当靠常情推理或凭我三十余年博览中文读物之印象看来是正确的时候才做出结论。希望从事医学和性学研究的读者，能从译文中发现足够的原始材料，使他们的结论系统化。另外，本书中所有散文和诗歌的译文都是出自我手，即使是在脚注中已提到有相应西方译本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医学知识的缺乏也提醒我必须尽量避免对诸如产科学、药物学等纯医学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它们对性生活还是有某些影响的。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现有西方论中医学的著作。只有性病是例外，因为性病传入中国对中国性习俗是有影响的。我在此谨向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和国会图书馆（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巴黎的基梅博物馆（The Musee Guimet），以及莱顿的国家民族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Leyden）敬致谢忱。感谢他们一如既往，再次惠借其精美收藏中的许多图书资料。高罗佩1960年夏于吉隆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