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1）特点: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具体表现为
1:受外国控制，外国人投资修筑铁路，控制路权，路政以及铁路沿线的开矿，权税收权等。
2:布局不合理，主要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
3:铁路工程标准低劣营运设备落后陈旧
4:管理效率低下，混乱不堪
影响:便利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改善了中国的交通状况，促进了中国交通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形成了冲击，有利于中国的进步
2000年以后（核心）《慈禧缘何成为康有为的继承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对清末民初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冷思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论中国近代兵工业发展诸问题》《南开学报》2000年第5期。《黄兴弃武昌辨》《历史档案》2000年第4期。《论陈炽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南通现代化模式启示录》《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山东经济》《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论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嬗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有关中俄关系史的两则考订》《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关于阳夏战役三个问题的辨析》《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论袁世凯的官为商助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晚清经贸重心缘何由广州北移上海》《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从容张企业集团的盛衰看近代中国家族企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从自是到崇洋：近代国人社会文化心态转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论阳夏战役的败因》《台湾师大历史学报》（台）2003年第31期。《简介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与相关思考》《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2003年第36期。《近代中国离异与回归现象反思》《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型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轮袁世凯的仇日政策和实践》《历史教学》2004年第5期。《曹锟与二七大罢工》《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袁世凯与直隶工业》《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论邮传部与地方督抚关系》《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论陈壁的经济思想与实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辛亥革命促使民族观念深入人心了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邮传部与清末航运事业的近代化》《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从档案看清末邮传部》《山西档案》2006年第5期。《上下延伸 横向会通：<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读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清末当政者有关资本问题的认知与实践：以陈壁为考察中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论清末的商电官办事件》《学术研究》2007年第3期。《杨毓麟的交通思想述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史学评价体系需要重新建构》《晋阳学刊》2007年第4期。《张宗昌与京剧》《中国京剧》2007年第5期。《对清末道德教育失败的反思：以存古学堂为考察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民初北洋政府德育教育失败的反思：以尊孔运动为考察中心》《史学月刊》2007年期10期。《对邮传部主持之利权回收的检讨》《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论章开沅的史学思想与实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袁世凯在阳夏战役中的作用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清末铁路总局探析》《中州学刊》2008年第2期。《对清末利权回收的反思：以邮传部收回京汉路为个案》《历史教学》2008年第3期。《清末邮传部档案述略》《历史档案》2008年第4期。《史官参政：恽毓鼎的经济思想探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论清末我国的省界观念》《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对清末中央政府军队控制失败的反思：以清末新军为考察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民初交通部的官营与民营政策评析》《晋阳学刊》2008年第5期。《评<近代中国农会研究>》《中国农史》2009年第1期。《论清末的省界观念》《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江汉论坛》2009年第2期。《会党元素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论杨度铁路思想的理性特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东丁未黄冈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清末新军失控现象的另类解读：以袁世凯式军队控制为视点》《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论邮传部与清末的留学生管理：兼与袁世凯对留学生政策比较》《历史教学》2009年第6期。《梁士诒与清末铁路利权回收》《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论清末新军的思想失控》《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袁世凯罢官之初并未图谋东山再起》《求索》2009年第6期。《论清末新军的国家失控》《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论辛亥革命中的省界观念》《福建论坛》2009年第9期。《关于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的反思》《装饰》2009年第10期。《宋教仁的均势外债观述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省际圈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求索》2010年第1期。《论吴佩孚之死》《历史档案》2010年第2期。《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探索》2010年第3期。《有关清末财政问题的两点思考》《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清末爱国风潮缘何转而反清》《人文杂志》2010年第4期。《厚重翔实 瑕不掩瑜：《河南大学图书馆史》读后》《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年第4期。《清末“官助绅成”的公共藏书楼开办模式》《国家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4期。《梁士诒与清末铁路》《历史教学》2010年第4期。《北洋时期图书馆体系建设述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5期。《清末官员背离政府的成因探析：以孙宝瑄为例》《福建论坛》2010年第5期。《论清末参政阶层的政治参与：以赵启霖、江春霖、恽毓鼎等为视点》《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从武昌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笔耕不辍述沿革 存史教化启后人：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9期。《清末的舆论失控与政府应对》《东岳论丛》2010年第9期。《清末舆论缘何失控》《求索》2010年第12期。《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历史教学》2010年12期。《从江报活动看清末下层民众的“口语”启蒙》《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1期。《辛亥志士万福华的经济思想与实践出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论20世纪初的中美联盟风潮》《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对清末商办铁路弊端的检讨：兼论“商办情结”》《晋阳学刊》2011年第2期。《横向与纵向：从新政看清末财政危机中的政府应对》《江汉论坛》2011年第3期。《有关苏报案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福建论坛》2011年第6期。《阳夏战役缘何成为持久战》《天府新论》2011年第4期。《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读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3 期。《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成因》《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对中国近代档案史的回顾与反思》《历史档案》2012年第1期。《论邮传部的借债筑路政策》《历史教学》2012年第2期。《清末官报缘何败于民报》《晋阳学刊》2012年第2期。《邮传部与清末铁路事业的近代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4期。《黄遵宪经济思想新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万木草堂藏书考》《图书馆论坛》2012年第3期。《清朝灭亡系自杀而非他杀》《历史教学》2012年第8期。《论20世纪上半叶的非省界思潮》《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研究的反思》《福建论坛》2012年第9期。《论清末民初的复科举主张》《福建论坛》2013年第1期。《论民初交通部航运政策的双重性》《晋阳学刊》2013年第1期。《从清末新政看财政危机中的政府应对》《历史教学》2013年第3期。《论清末民初我国的工战和农战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论清末强迫教育的特征及成因》《求索》2013年第6期。《论近代中国的洗浴文化》《福建论坛》2013年第8期。《实官捐的兴废与清末朝野之间的崩裂》《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清末农学会述论》《历史档案》2013年第4期。
晚清因为修建铁路产生巨大争议的原因主要包括政治、文化、经济三个方面，这一切都是因为清朝长期的闭关锁国没有和外界有交流所致。
在政治上晚清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很难一步跨越性的接受其他地方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在晚清的时候真正掌握政权的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一直被慈禧打压根本没有发言权，即便是他要修建铁路也会受到慈禧的极力反对。光绪帝想要通过变法来改变晚清的现状，但是慈禧却安于现状坚持闭关锁国，因为当时的政治情况比较混乱所以在修建铁路这个问题上他们就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当时晚清的经济状况不佳，所以让铁路修建产生了争议。清朝鼎盛时期清政府的经济实力还是非常强的，但是在清朝后期的时候因为闭关锁国政策加上天灾人祸导致经济一直处于倒退的状态，尤其是在晚清的时候经济状况是异常的的不理想，只是能够勉强保持自给自足的状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库还是非常空虚的。如果贸然修建铁路会对清朝政府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压力，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意见达不成统一就产生了巨大的争议。
在长期闭关锁国的环境下很多人的文化思想比较保守，是很难跟上时代的节奏接受先进的文化思想的。其实在清末的时候有很多知识分子是非常支持工业的建设的，他们一心想要通过改变来增加清朝的综合国力，只是迫于和其他政权势力思想不统一产生很大的分歧让很多事情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包括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因为文化保守派的极力反对所致。
从这三方面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在修建铁路这一件事上产生争议和分歧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