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汉字的表意性及其独特的结构，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前提条件。书法字体的发展以篆、隶、草、楷、行为顺序。
一、书法艺术的产生
产生于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笔画均为单线条，瘦挺有力，时露锋芒。布局多为纵行，行款错落，大小变化，疏密有致。这些最早的汉字遗迹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章法、结字三要素。尤其是从甲骨文的结字看，已体现出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因此甲骨文的出现奠定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基础，标志着我国书法艺术的产生。商周时期出现的金文或称“钟鼎文”，整齐且笔画粗壮，起笔、收笔及运转比甲骨文圆润，曲直变化丰富。成熟的金文外形偏长，每字的大小匀称，各部分讲究呼应与配合。《毛公鼎》、《散氏盘》是其代表作。从金文遗迹看，书法的艺术性已逐渐丰富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各诸侯国在不同的艺术追求下，朝着各自的审美趋向发展，形成了书法艺术绚烂多彩的局面。如果说甲骨文、金文的主流始终是沿着刀刻、凿铸道路发展；那么，春秋战国时期，毛笔开始在书法上广泛应用。毛笔表现力丰富，特别是内蕴的笔法技巧，构成了以后中国书法的重要要素──书者的情性、审美趣味、用笔技巧等。从尚存的这一时期的“石鼓”拓片中看，结字比金文有更大的规律性，笔画遒劲凝重，结构茂密浑厚。“石鼓文”开始向小篆转化。它不仅是以后秦统一文字的基础，而且对后代的书法风格影响极大。
二、书法艺术的发展
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由丞相李斯普及小篆，小篆成为官方文字。文字的统一，为书法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从李斯的《泰山石刻》看，小篆具有字形扁长、笔画多为孤线、结构复杂的特点，作为官方文字不便速写。于是，结构较为简单、笔画把圆转成方折、便于迅速书写的隶书应运而生。关于隶书的产生，唐代书法家张怀瓘《书断》说：“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邈因罪入狱，在狱中整理隶书三千字，得到秦始皇赞赏，赦免其罪并封为御史。此为传闻，虽不足为信，但是，秦代隶书出现已成定论，只是秦代隶书还多有篆意。到了汉代，隶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标准字体，并且进入了定型化时期。汉代隶书笔画平直，结构简便，顿挫明显，尤其是碑刻，精妙绝伦。同时，为了字的方整和书写便利，隶书把用作偏旁的独体字规定特殊的形态，例如“刀”做右旁时则写成“刂”，使隶书较篆书易记、易写，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显得既庄重严整，又变化多姿。这种字体，上承篆书和古隶，下启楷书，用笔通行草。所以隶书在书法艺术上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人们在使用文字时，总是希望文字好认一些，写得简便一些，尤其在事务急迫繁忙之时更是如此。同时，在由篆到隶的演化中，由于毛笔快写和笔法发展的缘故，草书便产生了。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书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这一时期草书含隶意较多，笔画往往还带有波磔，字与字之间无牵挂，称为“章草”。其代表人物有杜度、蔡邕等。《宣和书谱》中说：“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之间行书存焉。”即隶法解体后，写得近于谨严些的就成了真书（楷书），写得近于奔肆些的就成了草书，介乎真、草之间的就是行书。至此，汉字的几种书写形式均已产生，写字也不仅仅在于实用，美感和享受也成为发展的动力，书法艺术进入成熟时期
书法鉴赏
文章摘要：一种特殊的书体和一种特殊的画法的形成，都有它的来源，如这一家的作品，它的艺术风格，为别一家所承继，前者的艺术风格，就成为后者艺术风格的来源。
一种特殊的书体和一种特殊的画法的形成，都有它的来源，如这一家的作品，它的艺术风格，为别一家所承继，前者的艺术风格，就成为后者艺术风格的来源。这个来源，或者是同时代的，或者是前时代的。这一个艺术风格既从那一个艺术风格而来，而在形式上、性格上或多或少的保留了前一个风格的某些共同之点，这就是流派。如我们得着一幅明祝枝山的草书，懂得书法流派的人，不加思索地就能说出祝的草书是从唐怀素的草书而来，兼受宋黄山谷草书的影响。因此，祝枝山的草书是怀素与黄山谷的流派。
有人或许要问，流派与书画鉴别有无关系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再举一例：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在鉴别上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张旭的真笔，此帖是仅有的，无法对比。同时帖的本身，张旭自己也未书款。说它是张旭的真笔，是根据明人董其昌的鉴定。因为董其昌曾见过张旭所书的“烟条诗”、“宛陵诗”，他说与此帖的笔法相同。这二诗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连刻石拓本，也不知道是否尚有流传？因而董其昌所依赖根据，到现在就无从来作为根据了。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的笔势，是一种特殊的形体，从晋代到唐代的书体中，都没有见过，但是从它的时代性来看，却为唐人的格调，在没有其他证据之前，所能认识到的第一步只能到此为止。据历来的叙说，颜真卿的书体是接受张旭的笔法，从唐怀素的《自序》和《藏真帖》都曾谈到颜与张旭的书法关系。因此，一些鉴别《古诗四帖》的专家特别注意到唐颜真卿所书的《刘中使帖》。《刘中使帖》与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的后面一段有其特殊的共同性，再从两者的笔势和性格的关系来看，显示着《刘中使帖》的笔法。是从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所成，而不是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从《刘中使帖》而来，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两者成熟的阶段相同，而成熟的先后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行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此外，据北宋的大书法家黄山谷说，五代杨凝式的书体，与张旭、颜真卿颇仿佛。现在流传杨凝式的墨迹如《神仙起居注》、《夏热帖》，它的形式与笔势，也与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相近。这一切说明《古诗四帖》是这一种书体的先导者，因而可以承认董其昌的鉴定是可信的。认识的依据，正是两者的流派关系，两者之间的特殊性和共同性的贯通。利用这方面的认识，对鉴别所起的作用在于：第一，说明某些作品的时代；第二，说明某些作品的时期。
但是任何医生的良方都不能包治百病，即使我们掌握了书画家的流派，也未见得就能把每件书画作品分出它们的真伪和是非来。然而，对于书画鉴别者来说，它却是我们入门的第一步台阶。下面就对书画家的流派作一简单的叙述和介绍。
1．书法
我国文字起源于何时，虽难确定，但根据考古材料的证明，甲骨文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种比较成熟的字体。它是古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发现在河南安阳城北五里的小屯村。这个地方曾是殷商时代的故都。最初发现的时候，由于洹水堤岸坏了，冲出了许多甲骨，抛弃在地面上。又有人在耕地时也发现了这种东西。可是当时人们不认识它，多不注意。后来有人称它为龙骨，用为药物。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一个有心人王懿荣捡出了百多片带到北京，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从此遂为考古家研究的依据，确定它在我国文化史上的价值。
这种甲骨文字，多是用来记载卜筮的辞语的。古代尊尚鬼神，遇事都要占卜，拿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刮去表皮的一些障碍物，就将卜辞刻在上面。因为它都是记载殷商时代的事迹，所以知道它是殷商时代的遗物，因此也叫殷墟书契。大的字体有一寸见方，小的像谷粒，可都非常精致。甲骨文字大都有一个先写后刻的过程。有用墨写或朱写在玉片、骨片、陶片上的，也有刻好后再填朱方式一直沿用到西周便绝大多数甲骨文只刻不填。
从书法上看，钟明善先生在《中国书法简史》中认为：“甲骨文字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瘦硬挺拔的细笔道的；一类是浑厚雄壮的粉笔道的。甲骨文是刀刻的，刀有钝、锐，骨有细、硬、疏松之别，所成笔画就有粗有细，有方有圆。由刀刻形成的笔画多方折，笔画交叉处剥落粗重，给后世书法、篆刻留下了不少用笔、用刀的方法。从结体上看，甲骨文错综变化，大小不一，但均衡、对称、稳定之格局已定。从章法上看，或则错落疏朗，或则严整端庄，且因骨片大小和形状不同而异，都显露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给现代书法章法求新上以有益的启示。罕见的殷人墨迹：玉片、陶片、兽骨上的墨书、朱书，横竖画起笔笔画粗圆如点漆，自然藏锋，住笔尖细如横针、悬针；转折处圆润自然，尤其宝贵。当然后期甲骨文字中也有些笔道纤弱无力的作品，不足取法。”很明显钟明善认为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书法。理由是以前的图书符号并不全有用笔、结字、章法的书法三要素。甲骨文的发现，一方面给书法界开拓了新天地，很多书法家去学习借鉴，另铸新风，书趣古朴，情味别具一格。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甲骨文虽然古雅可爱，但字体不易认识，不适宜临摹，究属少数人的爱好。
钟鼎文指三代钟鼎彝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始于汉代。汉武帝时候，有人在汾阴得到一个宝鼎，献给皇帝，朝廷还因此改了年号，叫元鼎，这是公元前116年的事。周以前的钟鼎文字，简单质朴，铭文很短，大都只有两三个字，辞句很深奥，一般的人难以读通。到了周代，器既日增，铭文也长，三四百字以上的屡见不鲜，文词也很典雅。
就字体来说，周初金文，从笔画到结字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相近。此期作品，以清道光年间歧山出土的康王时重器《大盂鼎》的铭文为其代表。其它如武王时《利簋》铭文，《大丰簋》铭文；成王时《令簋》、《大鼎》、《令尊》铭文；康王时《麦鼎》铭文等也属于这一类。把这类铭文与商《骨匕刻辞》、《帝辛四祀卣》和墨书陶片等去对照，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相同之点。笔画大都首尾尖细，中间较粗，“父”、“有”、“民”、“吏”、“十”、“辛”等字收笔一画，起笔尖细，行笔渐重按成肥笔，落笔又归尖细，形成这时金文特有头尖、腹大、尾尖短的蝌斗尾巴形笔画。“天”、“三”、“四”、“令”等字，往往有起笔圆重，行笔渐细的笔画，犹有蝌斗遗意。同时，铭文中字的体形大小不匀，斜正不一，多具变化。可见金文是由甲骨文发展起来的。
西周自昭王起至宣王、幽王止，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其书法的主要特点是：⑴笔画圆匀。起笔、收笔、转换大多为圆笔。使后人学习篆书必须用藏锋、裹锋、中锋运笔才能得到篆书笔意。这种圆转、藏锋的笔画就是后来隶书、楷书中圆笔笔法的由来。草书的使转也从中得到启示。⑵结体比周初金文更紧密、平正、稳定、富有规律性。如铭文中有四个“武”字，结构完全一样，重心平稳，上下呼应，有避有就，可以说是结构紧凑的好范例。⑶从章法上看，除最末一行稍显拥挤处，通篇之中纵成行，行距小；横有列，字距大，为后来汉隶碑版如《曹全碑》一类章法开了先河。其中有界格的《大克鼎》、《小克鼎》、《宗妇簋》章法尤为严整规范。《虢季干白盘》字距、行距都很大，显得特别疏朗开阔，是西周金文章法中最有特色的一个。
春秋战国五百年间，东方诸国的书法，如鲁、杞、纪、祝、齐、戴、燕、晋、苏、曾、陈、郑、蔡等，都较多继承了成熟的西周书法的特点。西方的秦国亦继承了西周金文的书法特点，并产生了划时代的优秀书法作品：《石鼓文》。石鼓文是十个馒头形石头，每石刻一篇有韵的诗。诗的体裁类似《诗经》的四言诗。刻石的年月，自唐宋以来，就议论不定，有人说刻于周初，有人说刻于后周。唐人以为周文王或周宣王，宋人始提出为始皇以前的说法。近代学者认为是秦刻石者甚多，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唐兰先生根据那时的铭刻、文学、语汇、文字及书法的发展，证实石鼓的制作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论证全面，很有说服力，如无新的提法，似已成为定论。
《石鼓文》用笔圆劲挺拔，圆中见方。结体有略趋方正之势，促长取短，务取其称。字距行距开阔均衡整齐，疏朗若晴空星月。字大逾寸，近于大篆。雄强浑厚，朴茂自然，为“书家第一法则”，不为过誉。后来李斯整理的小篆，就由此脱化而来。历代临摹者很多。《秦公簋》和《秦公钟》的铭文与《石鼓文》相似。其它如虢、虞的书法亦与《石鼓文》相近。此外尚有字体委婉流动、结构疏密均有意夸张、纵长的徐《洗儿钟》、《子库钟》、中山王墓出土的铭文等。还有参差错落，结体狂怪的《楚公钟》、《楚王恙鼎》铭文等。至于兵器文字如鸟虫书。《越王州句剑》铭文属于篆书美术字一体；玉器铭文、古空文字、货币文字、符节文字，简册遗墨等又各具特点，往往一字数形，在书苑中形成了百花争妍的盛况。
一字数形，后人称为奇字，什么叫奇字呢？就是和古文不一样的书体。《说文解字》上举了一些例子，大多是古丈的别体字，或增减它的笔画，或变异它的形体。《汉书·杨雄传》说刘歆的儿子刘棻曾经跟杨雄学奇字，就是指的这种书体。从文字上的功用上讲，这种各具特色的书体和一字多形的现象，恰好给书法提供了极可宝贵的资料。
秦始皇时定书体为八种，谓之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处书，八曰隶书。虫书又叫鸟虫书、鸟篆，以鸟虫头起笔，以虫身屈曲为线的篆书美术字，是战国《越王州句剑》铭文一类书体的延续；刻符如《新妻》、《阳陵》皆为小篆；摹印为方正的小篆，开汉印篆体的先河；用于门榜，封简题字署书，刻于兵器的书，都是大篆、小篆或隶书应用范围的变化而已。所谓的“秦书八体”，以汉字形体而论，不外乎是大篆、小篆、隶书三体。
中国文字已有五千年历史，但是早期的文字，已不可得见，今传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简称甲文)。所谓甲骨文，就是刻或写在龟甲及牛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另外在地下出土了很多商周时代的铜器，上面铸有很多铭文，称为钟鼎文(简称金文)。这两种文字，因为是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文字，所以又称为「古文」。
周宣王太史籀曾做籀文(又称大篆) ，一部份籀文形体还可以在说文解字中看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李斯奏同文字，于是小篆通行，说文解字一书，就是以说解小篆为根本。汉朝以后，文字渐趋约易，隶书变成汉代通行的文字。魏晋以后，字体变为楷书，楷书书写容易，通行后就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一直沿用至今。楷书通行同时，为了书写的便利，也出现行书及草书，这些都是楷书的变体.
仓颉造字
《淮南子·本经训》说：“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大意是说，过去仓颉造字的时候，天空下起了谷子，鬼在夜里发出哭声。《荀子》、《韩非子》等古代典籍里也有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
过去的历史学家们曾考证过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时代，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很难得出结论。
有人推测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有人解释说，这里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荀子认为，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因此，一般认为，在汉字从原始的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由此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但“仓颉造字”的说法只是传说而已。因为文字绝对不是仓颉一个人所能独创，而是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文字记事的时候，人们在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经过观察自然的事物，并根据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而创制出来的。汉字是个庞大繁富的体系，不经过很长的时间是不能创制成功的。
陶文
汉字的远祖。 在中国的史前期以及有史早期，汉字产生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但它不像甲骨文那样有成文的篇幅，只有单个的符号。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晚期，现在已出土的陶文以半坡陶文为最早，大约自公元前4800——4300年之间。此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文。陶文多半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一般器物上只有一个陶文。对这些陶文的性质，学界看法不一。裘锡圭认为是“记号”，郭沫若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而于省吾等学者则认为已属文字范畴。唐立庵（兰）先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说，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它们已经有5500年左右的历史了”。破解陶文很困难，至今也只有几个字能猜测它相当于后代的某字。不过，陶文与汉字有渊源关系，应该是肯定的。
甲骨文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真正的文字。
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金文
古代把铜称为金，所以人们把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青铜最早出现在商周,形成我国历史上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器大致可分为十余类,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车马器及各种工具等。
西周中期起，青铜器中出现了大小相次的编钟，它是祭祀和宴食的主要礼器。青铜器中的鼎多用作煮牲畜祭天敬祖的祭祀用器，后来钟鼎还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由于钟与鼎是青铜器中重要的礼器，所以金文又称钟鼎文。
金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礼记》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汉《铭论》说："钟鼎礼乐之书，昭德纪功，以示子孙。"以此显示，金文主要是为统治者祭天敬祖和歌功颂德之用的。铭文的书法艺术与青铜器的造型艺术是一个整体，正是金文线条章法的书法艺术与瑰丽的造型装饰艺术相辉映，使青铜器成为美的化身。
商代中期起青铜器开始加铸铭文，商代后期到西周前期，青铜器变得厚重，制作日趋精美。常以云雷纹为底，衬托饕餮纹和夔纹，给人一种深沉神密、狰狞威严的气氛。金文是用泥范浇铸的，这一点与用刀刻的甲骨文有很大区别。
《司母戊鼎》是商代的代表作品，金文文字以事物的形象构形，点画采用描写事物的天然曲线，常用一、二根线条高度概括客观事物的特征。西周的金文又有新的变化,1976年在陕西临潼发现了武王征商的利簋,铭文记述了武王牧野之战获胜的经过,字迹凝重稳健,为西周早期的代表作品。到了西周后期，青铜器渐趋简陋，但铭文却不断丰富，金文的书法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书体娴熟、优美、奔放。当时金文主要有三类风格：第一类，运笔舒展，字迹端正，笔画均匀，代表作品有《静簋》、《大克鼎》、《毛公鼎》等；第二类，笔势圆润，形体遒劲华丽，疏密得当，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到了西周末年，出现了如《虢季子白盘》一类字形方整的铭文，成为另一种风格，这类风格开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书风。
石鼓文
石鼓文 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石鼓文
石鼓文 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小纂
「篆」本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由大篆省略改变而来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战国时代，列国割据，各国文字没有统一，字体相当复杂，于是秦始皇便以秦国的文字篆体，施行「书同文」来统一天下的文字，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篆文形体进行省略删改，同时吸收民间文字中一些简体、俗字体，加以规范，就成一种新的字体—小篆。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 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隶书
小篆虽然是较整齐的长方形，结构由均匀圆转的线条组成，但是书写起来相当不方便，且字形繁复，由于种种缺点，故在民间很快地出现了一种新字体，将小篆的端庄工整、圆转弯曲的线条写成带方折的，这种字体据说当时在下层小官吏、工匠、奴隶中较为流行，所以称为「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中国文字发展历史就脱离古文字阶段进入隶楷阶段，汉代以后，小篆成为主要用来刻印章、铭金文的古字体。 隶书的形成使文字从随物体形状描书的字符，变成由一些平直笔划所组成的简单字符，这种改变大大地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中国文字由小篆转变为隶书，叫做「隶变」，隶变是中国文字发展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结束了古文字的阶段，使中国文字进入更为定型的阶段，隶变之后的文字，接近现在所使用的文字，也比古文字更容易辨识了。
草书
草书，就是写得草率、快速的字体。草书是辅助隶书的一种简便字体，主要用于起草文稿和通信，在草书形成的过程中，因为官府的佐、史经常需要使用起草文书，因而影响了草书的流传。进入东汉后，经过文人、书法家的加工，草书就有了比较规整、严格的形体，可以用在一些官方场合，称之为「章草」，带有一点隶书的味道，保留了隶书的拨挑和捺笔。草书由于字形太过于简单，彼此容易混淆，所以无法像隶书取代小篆那样，取代隶书成为主要的字体。 在楷书产生后，草书在楷书的基础下进一步发展，不但笔划之间可以勾连，上下之间也可以连写，隶书笔划的某些特征也消失了，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草书，称之为「今草」。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不像楷书那么工整，也不像草书那么奔放；如果楷书像人的坐，草书人的跑，那么行书就是人的行走，因为行书比楷书随便些，可以写得快，又不像草书潦草的让人看不懂，所以最受到人们的喜爱。 行书大概在魏晋时代就开始在民间流行了，被称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创作了大量的行书作品，长期以来价倍受人们的喜爱。行书没有严格的书写规则，写得规矩一点、接近楷书的，称为真行或行楷；写得放纵一点、草书味道比较浓厚的，称为行草，行书写起来比楷书快，又不像草书那样难以辨人，因此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楷书
楷书在字体结构方面，与隶书差不多，但楷书将隶书笔划的写法改变了，且由扁形的隶书改为基本上呈现方形的楷书，即所谓的「方块字」。楷书也称为正书、真书，说明了楷书是提供人学习和运用的正规书体。最早的楷书书法家是东汉末年的钟繇，从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还多少残留著隶书的笔意。楷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经历了不少变化，到了隋唐之后才基本定型，定型后的楷书，笔划、结构都相当精致、严谨，如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作品就是范本之一。
中国文字进入楷书阶段后，字形还再继续简化，但字体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做为我国四大发明术之一的印刷术，就是以楷书做为印书的主要字体，在宋朝刻印的书籍中，楷书被美术化，写得更加规矩而漂亮，称为「宋体字」，后来还有模仿宋体字而加以变化的，叫做「仿宋体」。我们今天阅读的书籍、报刊上所用的字体，大致上是这一种风格的楷书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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