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音乐传播困境及创新研究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古琴音乐传播困境及创新研究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
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内涵。作为四艺之首的琴艺，更是在众多中国传统乐器当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随着时代更迭、审美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多样化民间音乐的兴盛，古琴艺术逐渐走向没落，甚至在“文革”时期被当作“四旧”打压，一度沦为不被大众所接受的“博物馆艺术”。自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拯救非遗财产——古琴艺术，世界各地的琴人们开启了为复兴古琴艺术等一系列活动。本文主要针对当代古琴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并对其进行现象性原因分析，以及琴人们为使古琴这门传统艺术重新走向社会、走出国门，重回大众视野所做出的改革研究以及如何将古琴艺术与当代审美相结合等创新研究。
关键词:
古琴；音乐传播；创新研究；
引言：
古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古往今来，诸多名流大家都写有夸赞琴声旋律优美的诗词歌赋，例如欧阳修《赠无为军李道士》“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刘长卿《听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等，这些古诗词的字里行间都渲染着文人墨客对于琴的喜爱，更能从其中感受到古时琴艺所传递的感染力是十分强烈的。“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这是《听弹琴》的后半句。大意是，我虽然很喜欢这古时的曲调，但如今人们已经不大弹奏了。从最后两句不难看出，琴乐当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普通群众的欣赏习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古琴也逐渐走向衰落，成了鲜有人欣赏的小众乐器，更出现了古琴“不中听”的说法。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当今社会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了旋律通俗、和声丰富、节奏严谨的现代音乐，相对比之下，节奏自由、缺乏清晰旋律的传统琴乐似乎并不被大众所推崇。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知较少，另一方面也有琴乐本身的问题。在演奏音乐的过程中，节奏是构成旋律最重要的部分，而古琴的节奏相对自由，主要根据演奏者的呼吸节奏来配合。节奏的高自由度以及节拍的不确定造成古琴旋律缺乏清晰度，同时也是造成琴乐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
2003年11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古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于2006年将其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对于古琴艺术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转折点。随着古琴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古琴艺术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普及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了古琴事业当中，传统文化研究者也开始了以古琴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及打谱为主的琴学理论研究工作。专业的作曲家们也更多地与古琴展开了合作，重新审视其作为乐器所具有的基本职能。下文主要针对古琴的传播困境与古琴的旋律特征及创新方式进行分析。
一、琴乐发展困难原因分析
(一)记谱法的影响
减字谱为古琴专用的记谱法，由文字谱简化而来，有别于西方的五线谱，它主要记录了左右手的演奏技法及琴弦、徽位等要素，通过弹奏位置来间接确定音高，是不记录音名、节奏的记谱法，亦为指法谱。由于减字谱中对于琴曲节奏的粗疏记载，琴人们只能通过旁注标示，如“急、缓、轻、重、连、息、跌宕”等，或是通过像“轮、历、滚拂、打圆、锁”这类套头指法来判断琴曲的大致节奏与速度。“对于启示性节奏的掌握和乐曲气息的处理，有赖于琴家们的大量传统曲目积累和古代文化艺术的修养。”琴人们就根据这些节奏信息加上自己对于曲目的理解进行二次创作，也就是“打谱”，力图恢复琴曲本来的面貌。节奏的不明确也使得大部分琴曲都得依靠师承传授来传承下去，无师承的曲子就由琴家们根据自己在演奏当中所产生的独到见解和不同的音乐审美进行打谱，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也出现了大量同曲不同版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记谱法导致的'节奏节拍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减字谱给予琴人的高自由度也使琴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虽是同一首琴曲，但每位琴家打出的谱子却都截然不同，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个性风格与审美倾向。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时局动荡，琴乐开始衰落，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初全国善琴者仅剩数人，琴乐的衰落导致大量琴曲没有师承传授，很多琴曲的结构风格、演奏技法也逐渐失传。后来在近代琴家的努力下，才开始有了“视打谱为严肃的恢复古乐原貌的学术活动，在打谱中自然尊重原谱，不做随意更改”11，所打琴曲也开始有了相对严谨准确的结构与节奏。
(二)琴乐传统审美情趣倾向
在琴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了儒家与道家精神的审美影响，开始强调琴乐的教化功能和伦理秩序，包括主张“琴者禁也”的说教，强调“清微淡远”“中正平和”的审美情趣，等等。古时候，琴主要是为士阶层所服务的，是文人追求“大音希声”的工具。不论是从音乐性还是从文化角度来说都脱离了群众。正如成公亮先生所说：“传统琴乐并不注重琴曲的旋律美，许多琴曲的演绎不具备流畅的、歌唱性的旋律，或者说旋律的表达不很明晰。”22过分强调古琴的政治作用，从而严重影响了它的艺术发展。古人们对于“清微淡远”“中正平和”“自然、无为”等艺术形式的追求，将弹琴当作参透禅宗哲理的一种艺术活动，已经偏离了它作为一件乐器的基本职能，更将其当作一件法器，是与天地万物交流的工具，其音乐性并没有受到重视。在当时的这些主流思想影响下，琴乐将重点都放在了如何表达“韵”上。区别于西方音乐注重对旋律的勾画，在中国传统音乐当中，更注重于对“韵”的表达，在琴曲当中，一个音往往会通过使用“吟猱绰注”等不同装饰性乐音来增添这个音的“韵”味。在明代后期至清代的琴谱当中记载了许多“韵多声少”的琴曲。不可否认这些审美倾向对于琴乐的发展与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过于偏颇也使得琴乐的风格逐渐变得狭隘，过于强调“清微淡远”的风格从而排挤“繁声促响”的琴曲，也使得古琴艺术逐渐走向衰落。
(三)古琴形制的影响
古琴的形制与其他乐器不同，它的琴体长，在实际演奏时由于音位跨度大，弦间音程关系又近，所以对于速度快，音密集的曲目演奏起来更加困难。相比于其他乐器炫技式的演奏，古琴的演奏看起来就略显平淡。如果将琴曲中的快曲以同样的速度在其他乐器上演奏实与它们的慢曲无异。所以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古琴更适宜缓奏。
在钢丝尼龙弦研制出来以前，古琴一直是使用丝弦来演奏的，但丝弦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弹走手音的时候会发出较重的摩擦声，这种“杂声”在演奏过程中甚至盖过了乐音的音量，特别是在演奏一些“声少韵多”的琴曲时，对于旋律的进行和音乐的听感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清代开始，琴人们慢慢接受了这种摩擦声的存在，并将其作为琴乐审美的一部分，常将这种摩擦声当作古琴演奏时“韵味”的表现，这种审美倾向与琴弦技艺的不成熟直接导致了音乐美感的流失，极大影响了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性能表达。
二、古琴旋律特征及创新
古琴虽是单声部旋律乐器，但不论是他的音色还是音域，在弦乐器当中都是极为突出的。古琴有散音、按音和泛音三种不同的音色，每种音色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弹奏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繁复的演奏手法与音色相组合，使原本单调的旋律变得更加立体。同时古琴还拥有跨越四个以上八度的广阔音域，繁杂的演奏手法也使琴曲中经常出现八度或者八度以上的大跳音程。这种通过使用不同音色、不同音区的差异对比丰富了古琴旋律的进行，大大加强了琴曲的艺术感染力。同时，琴曲当中也有很多旋律性强的作品，例如《酒狂》《潇湘水云》《广陵散》等这类耳熟能详的器乐曲都注重旋律的表达。经过老一辈琴家们的努力，这些琴曲重新焕发了自己的光彩。琴曲的节拍也并非都是一板一眼，如姚炳炎先生所打谱的《酒狂》采用的是三拍子的处理，这种节拍在传统琴曲的打谱中还是极为罕见的。还有采用大量散拍子的琴曲，像张子谦先生打谱的《龙翔操》，整曲风格自由跌宕，正如他对此曲的评价：“肃穆逍遥，无我有我。”
自1949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众多专业的作曲家与古琴演奏家参与到了琴曲创作当中，新琴曲的出现也为琴乐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这些新琴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音乐内容、技术技巧、表现手段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发展，表现了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或一方风土人情。”22如许国华、龚一共同创作的具有西域风情的古琴独奏曲《春风》，成公亮创作的描写“地、水、火、风、空、见、识、如来藏”这八个佛学哲理题材内容的《袍修罗兰》套曲，金复载所作关于描写师徒情的琴曲《山水情》以及李祥霆的表现船夫号子的作品《三峡船歌》等。在音乐内容方面，琴曲创作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称颂帝王、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而是开始探索类似生命哲学等更多元化的主题内容。
(一)演奏技法的创新
新琴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借鉴并发明了大量新的演奏技法，例如《春风》中，为了表现出作品明快抒情的旋律以及人们春意盎然、奋发向上的欢乐情绪，借鉴使用了琵琶的琶音，即将三至四个音以分解和弦的形式演奏出来。李祥霆先生在《三峡船歌》中为了表现出船夫号子热情高昂的情绪，借鉴新疆少数民族乐器都塔尔独有的弹拨指法，运用到古琴上形成了“剌、托、擘、拨”的指法，同时也使用到了古筝的摇指。摇指的使用几乎贯穿了全曲，将作品中船员们紧张的气氛和高昂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王建民的作品《古舞》当中，除了摇指的运用，还使用到了打击乐中拍打板面的技巧。这些大胆的创新和借鉴，不仅扩大了作品的张力，也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使作品所表达的意思更加完美地传递给了听众，让古琴在演奏技法与音乐表现方面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减字谱的革新
从“动越两行，未成一句”的文字谱到记录指法徽位的减字谱再到今天常用的二行谱，如何使古琴记谱法更为精确，琴人们不依靠师承传授就能够了解与掌握琴曲的音乐框架，一直是历代琴家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为了能够清晰地从谱面上表现出古琴的音高、节奏、节拍、速度等基本音乐信息，突出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基本属性，上海音乐学院古琴小组研究并改良出了“五线琴谱”，这种直视音谱的方法，使人们不再单纯依赖于减字谱，如龚一先生所说：“应将指法思维与旋律思维相结合。将减字谱中的‘徽位概念’改变为‘音位概念’”33，“五弦琴谱”的出现也使得琴人更加重视古琴的音乐性，注重旋律线条的勾画，对于音与音、句与句之间关系的把握以及音乐内容的处理也更加到位，使演奏者能够更为精确地演奏出琴曲。
(三)演奏形式的多样化
早期，古琴一直作为伴奏乐器，常与瑟、歌咏配合在一起，以“弦歌”的形式出现，如《诗经》中所记载的“琴瑟友之”“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音乐的变革，弦歌逐渐被琴歌所替代，到了隋唐时代，古琴更是吸收了大量民间歌曲和民间音乐的曲调，开始向独奏艺术发展，“进一步发挥了乐器的表现性能，丰富并提高了音乐本身的艺术表现力”44。到了近代，古琴的演奏形式也不再拘泥于独奏、与琴箫合奏，走向更大的舞台，开始尝试与其他乐器合作，不仅限于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也包括大提琴、钢琴、长笛等西方乐器。与此同时，古琴的合奏、重奏曲目开始增加，更有与大型的民族乐队和交响乐团的合作，如朱践耳先生创作的以古琴与吟诵为主旋律的《第十交响曲——江雪》，青年作曲家王鹤菲为古琴与电子音乐而作的《丹青》，唐建平为古琴与民族管弦乐队所作《云水》，王建民为古琴与钢琴所作的《古舞》，等等。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创作题材、演奏技法，还是从舞台形式的表现上来说，古琴作为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所蕴藏和待发掘的潜力都是不可限量的。作曲家们也都不留余力地在尝试古琴演奏形式的多种可能性，使古琴艺术的发展与时代进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结语
古琴艺术所拥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使其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三千多年的生命历程也显示出了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焕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古琴艺术正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断尝试打破人们对于其陈旧、封建的思想框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持续推陈出新，使古琴艺术能够常新长存。正是如此，我们应重视其作为一件传统乐器的基本属性，充分发挥其音乐性，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到古琴特有的艺术魅力与音乐价值、让更多人欣赏到古琴艺术背后厚重的文化内涵。随着越来越多专业琴人的重视，古琴艺术正走向更广阔的平台。笔者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专业音乐家与学者参与到古琴艺术的创新与研究当中来，使古琴艺术走进人们的生活，走出国门，能够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
琴德精神与大学生的“为学”
古琴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瑰宝，从先秦时代起，他便在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康盛赞：“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古琴在文人阶层世代相传的结果，使得其具有了超越纯粹乐器的地位而获得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面对古琴时，常常面对这样的困惑，即：古琴本是一样乐器，其研究应当属于音乐史的范畴，但古琴的发展、成型、流传、研究又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有莫大的影响。只要我们面对古琴，就无法割断其与文化母体之间的脐带而奢谈其音乐史上的存在价值，亦不能将之作为纯粹的文化现象而剥离其具体音乐环境。在此基础上，古琴的音乐精神是一个综合体，只有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多维观照，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这一文化瑰宝在今天的存在价值。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高峰，也是古琴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宋代，文人阶层将古琴纳入他们政治理想的一部分，把古琴音乐看作“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的影子。在积极实践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探讨与总结了古琴音乐的信念。古琴流传至今，不失其本身蕴含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而言，虽然面临着许多教学有损的情况，我们也可以从琴德精神中得到感悟，从琴德精神可以学到古代人文高尚情操，对大学生“为学”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一、琴德精神与“为学”的关系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为学的精神显而易见，人们无论从事何种事业，其原因不外乎：一是自己的爱好，能使自己获得身心享受；二是能从中获得物质回报。作为非职业化的业余爱好者，他们绝大多数是为了第一个目的去学习古琴艺术的，在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中，他们大多不会去想借此要获得特质上的利益，相反还要自己花钱学琴。“为学”是古琴爱好者学习古琴艺术的动力，也是当代古琴艺术赖以生存普及的基础。
古琴艺术的网络传播论文
一、我们应推动优秀古琴音乐文化的网络化发展
利用网络文化所提供的信息化手段，将古琴文化艺术作为内容，将数字化作为载体，充分利用多种网络传播方式和手段去推介古琴音乐，以增加人们对古琴文化的接触，从多方面深化人们对古琴的了解。
首先，笔者认为，可开展网络古琴博物馆的建设。网络博物馆以互联网为纽带，可收集和整合珍贵的图片、视频资源并将其数字化；同时，它突破传统纸质资料的储存空间限制，检索便捷，图文并重，成本低廉；而且，它强化了信息资源的共享性。若建立网络古琴博物馆，其中的电子图片、视频、文字，可让人们随时浏览，没有时间限制。网络博物馆除了传播文化、介绍展馆、没有现实展馆的人流压力之外，还为访问者提供了不少方便：省钱省时省力，而且资料固定可以反复浏览，同时还可以保持难得的心境——一边欣赏古琴音乐，一边学习古琴知识。如“古琴专题库”这个网站就类似于一个网络古琴博物馆，其中的内容丰富翔实，分为“琴史”、“琴人”、“琴曲”、“琴谱”、“琴论”、“琴派”、“琴工”、“琴品”、“琴文”、“琴传”等专题。类似地，还可进行古琴专题网站的开发和建设。古琴网站可被打造成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新媒体，其中应注意充分挖掘古琴的文化资源，如古琴优美的传说、古琴与名人的故事等，充分展示古琴的独特魅力。古琴生产厂家也可建立网站来展示和宣传产品。通过网络充分展示优秀的古琴艺术文化，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让古琴艺术更加鲜活和生动，推动古琴艺术的创新和古琴知识的普及。
目前，国内较有名的古琴专题网站有“中国古琴网”、“中华古琴网”、中国古琴学会网站等；一些综合性网站也设有古琴频道，如“拙风国乐频道”、“中国古曲网”的“古琴频道”等。然后，古琴音乐的在线传播还可与“土豆”、“优酷”、“酷6”、“爱奇艺”、“网易视频”、“搜狐视频”等热门的视频网站合作，通过视频与音频的传播，让听众近距离地感受古琴艺术的魅力，这可让古老的古琴艺术在大众中由神秘变得熟悉，传播的范围更广。同时，对于一些古琴初学者而言，通过视频的指法示范，还可更好地掌握古琴演奏指法。此外，个人化的“自媒体”（如博客、QQ群、网络空间、BBS论坛等）也是古琴音乐网络传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如个人在网上发布帖子、图像、视频，介绍古琴音乐状况，解答网友对古琴音乐的问题等。通过这类民间网络的'传播力量，古琴艺术可以更牢地扎根于网络。
例如，网络即时通信工具就是当下古琴文化传播最普遍也最为常见的传播渠道之一，许多学古琴的网民通过这些工具有意或无意地交流、分享、介绍了古琴音乐，有的人甚至在自己的网络个人空间里介绍了内容多样的古琴知识。另外，网络的“贴吧”里有与古琴音乐有关的各种帖子，可达到向更多的人宣传古琴文化的目的。还有，一些古琴演奏家也开设了自己的个人博客（如古琴演奏家赵家珍的博客），既宣传了自己演奏的古琴曲，还积极地传播了古琴文化。笔者相信，随着新媒体的进一步普及，民间的个人化网络传播古琴音乐的力量将会继续发展壮大，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
二、互联网消融了文化传播的地域限制
古老的古琴文化通过网络技术，将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我们可拭目以待一种与现代精神文明相结合、以网络文化为载体的现代古琴音乐文化的形成。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风凌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琴者，情也；琴者，禁也。”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春秋时期，孔子酷爱弹琴，无论在杏坛讲学，或是受困于陈蔡，操琴弦歌之声不绝；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美谈；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终以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唱；唐代文人刘禹锡则在他的名篇《陋室铭》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淡泊境界。1977年8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2号太空船上,放置了一张可以循环播放的镀金唱片，从全球选出人类代表性艺术，其中收录了著名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演奏的长达七分钟的古琴曲《流水》用以代表中国音乐。这首曾经由春秋时代著名琴家伯牙的弹奏而与钟子期结为知音好友的古曲，如今又带着探寻地球以外天体“人类”的使命，到茫茫宇宙寻求新的“知音”。 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特殊的身份使得琴乐在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属于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和雅”、“清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与白居易“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所讲述的正是这个道理。相反，人们也常用“对牛弹琴”、“焚琴煮鹤”来感叹某些人对琴的无知。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要达到这样的意境，则要求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而为一，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在这一方面，伯牙的经历可称为后世的典范。传说，伯牙曾跟随成连学琴，虽用功勤奋，但终难达到神情专一的境界。于是成连带领伯牙来到蓬莱仙境，自己划桨而去。伯牙左等右盼，始终不见成连先生回来。此时，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海浪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岩石，发出崖崩谷裂的涛声；天空群鸟悲鸣，久久回荡。见此情景，伯牙不禁触动心弦，于是拿出古琴，弹唱起来。他终于明白成连先生正是要他体会这种天人交融的意境，来转移他的性情。后来，伯牙果真成为天下鼓琴高手。由于古琴一向被视作“华夏正声”、“元音雅乐”的代表，而佛教为外来文化，有别于当初的国学正统，故在琴学的传承及创作等方面亦多少受到某种程度的鄙夷和排斥，尤其是佛教传入不久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僧人甚至被拒授琴。故现存传世琴谱中，内容直接与佛家及佛教有关的琴曲非常少（大概不超过十首），远远不如儒家和道家。因佛家与道家在出世修炼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故附会者认为并非缺少佛家琴曲。 自古，中国历代文人皆讲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每当文人抑郁不得志之时，通常选择由儒入道，将关注点从纷攘的外界拉回到丰富的内心，逍遥隐逸，寄情山水，亲近广阔的大自然。抚琴作为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令历代文人雅士为之沉醉而解脱释怀。这正如道家嵇康在《琴赋》当中所言：“物有盛衰，而此（古琴）无变；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弹奏之人在古琴朴实低缓而又沉静旷远的音声之中，由躁入静进而物我两忘，“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致乐以治心，乐则安，安则久”。古琴艺术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而备受推崇，除“琴德最优”外，更由于其音乐的特质能顺乎自然，耐人寻味，符合中华传统文化追求意境、崇尚内在和寓意含蓄的特征，它含藏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体现了古人修身悟道的德行，而成为人格培养和精神升华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古琴之音，既淳和淡雅，又清亮绵远，意趣高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琴道更是让有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为之一生追求。中国古琴音乐是一门具有深刻历史文化背景的艺术，它以多重美的高雅品质，引人无限向往和追求。在人心容易流于浮躁的今时今日，亟需古琴这般恬淡、平和的音乐，让人心得以安住沉静，回归内心自性里丰富的精神世界。 琴的创制者有昔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说，作为追记的传说，可不必尽信，但却可看出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一度盛兴于民间，深得人们喜爱，用以抒情咏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民间诗歌集《诗经》中得到印证。《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诗经·小雅·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诗经·小雅·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桑”；《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说明古琴至少在春秋时期，便是一件在民间非常普遍、非常受古人喜爱的乐器。古琴在古代人们的认知度是相当广泛的，“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明确有对琴的描写，古代诗词、史书、小说、戏文、绘画、古董瓷器……古琴大量存在，史实、文学、艺术作品均来源于实际生活，这得有多么广泛的社会基础才能造成这种现象。所以说，古琴在我国古代民间曾经是相当普及的，至少在读书人中是家喻户晓。也正因为这样，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琴艺术终于传承到了今天。 琴派是怎么形成的呢？琴乐是人心灵的外在体现。不同琴家，对于琴文化的理解，自然也受其天资、性格、个人修养、思想境界、心理状态的影响。随着理解的不同，流露于指下，则神韵各异，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风格相近者，最终形成琴派，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琴派的形成，主要因素约可总结为三个，即：地域影响、师承影响、传谱不同。所谓地域影响，是指同一地域的琴家，便于寻师访友，相互切磋琴艺，加之民风相近，性格往往相近。如此相互影响，较易形成默契，形成相同或相近的理解和风格，最终形成琴派。如广陵派、诸城派、燕山派、蜀山派、岭南派等皆与地域有关。所谓师承影响，是指卓越的琴学家，由于其深厚的造诣，独树一帜，得到大众的仰慕，以致琴人相继随之学习。如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师承体系。同一师承的琴家，遵循恩师的教导，往往对琴道的理解和演奏的风格相同或相近，最终形成琴派。所谓传谱不同，是指随着琴谱的普及，不同琴家，依照不同的琴谱钻研琴学。学习同一琴谱的琴家，则更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理解和风格，最终形成琴派。汉朝南方有蜀山琴派，有名家司马相如、杨雄、诸葛亮、姜维等人！晋初北方有竹林派，代表者为嵇康。自唐朝起，琴学流派就已见于著录。如隋唐赵耶利所述：“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延，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时之俊。”北宋时，亦有京师、两浙、江西等流派，并有著录评价说：“京师过于刚劲，江南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到了明朝，江、浙、闽派也有很大影响。如明朝刘珠所说：“习闽操者百无一二，习江操者十或三四，习浙操者十或六七。”明末清初以后，至于现代，相继又出现了“虞山”、“广陵”、“浦城”、“燕山”、“九嶷”、“诸城”、“梅庵”、“岭南”等著名琴派。 琴派是具有共同艺术风格的琴人所形成的流派。称“琴派”始自明末虞山派和清代的广陵派。各个琴派之间差别主要决定于地区、师承和传谱等条件。同一地区的琴人，经常彼此交流，相互学习，同时又吸收当地民间音乐的影响，从而形成相近的演奏风格，使琴曲亦有特殊的地方色彩。后世的琴派多以地区划分、命名，虞山派以江苏常熟为中心，广陵派以江苏扬州为中心，都是著名的琴派。吴越地区先后还有：松江派、金陵派、吴派等；其他地区有：中州派，闽派、岭南派、燕山派、川派、九嶷派、诸城派等。 浙派：南宋著名琴派。奠基者为郭楚望。他的代表作品为《潇湘水云》。经刘志方授与毛敏仲和徐天民。毛、徐两人在杨瓒的主持下编纂《紫霞洞琴谱》。徐天民祖孙四代都是著名的琴家，明代尊之为“徐门正传”。后人称浙派传谱为浙谱。金陵派：源自于明代皇家乐官，是建立在金陵长期的古琴文化基础上的一支独特古琴派别，在演奏技法上具端庄肃穆，儒雅超然之风又不失严谨规范的特点，尽显皇家风范。虞山派：明代琴派。虞山地处江苏常熟，当地有河流名琴川，所以又称“熟派”或“琴川派”。“浙操徐门”中的第三代徐晓山，曾在常熟传琴，致使当地名手辈出，陈爱桐即其中之一。传至严徵，结“琴川琴社”，传谱辑为《松弦馆琴谱》。陈爱桐的另一再传弟子徐上瀛在严氏的基础上加以丰富，添加了快速的《潇湘水云》等曲目，辑有《大还阁琴谱》，并著《溪山琴况》。虞山派在琴界威望很高，本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成立的“今虞琴社”就是纪念该派而命名的。广陵派：清代著名琴派。江苏扬州古称广陵，以此地为中心形成的琴派为广陵派。最初由徐常遇在虞山派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其子二子继承家学，晋京献艺，一时争传“江南二徐”。所辑《澄鉴堂琴谱》为本派最早谱集。继起者徐祺吸收名地名曲加工整理，编成《五知斋琴谱》，为近代流传最广的谱集。此后，名手荟萃扬州，吴虹又在此基础上编纂《自远堂琴谱》，也是很有影响的琴谱。太平天国以后，该派还陆续出版了《蕉庵琴谱》等，其影响一直及于当代。川派：又称蜀山古琴派，简称蜀派。蜀山派(川派)源远流长，至少有2000年历史的古琴派，是当今中国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泛、内容最丰富的一支古琴流派。汉代蜀山琴派名家有：司马相如、扬雄、诸葛亮、姜维等。近代川派的知名琴家有：张孔山、杨紫东、李子昭、吴浸阳、龙琴舫等人。《天闻阁琴谱》和《沙堰琴编》收有川派作品，其中以《流水》和《醉渔唱晚》等曲最为流行。我国著名川派古琴演奏家、教育家顾梅羹，以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古琴艺术之发掘、整理、研究、演奏诸多方面的工作成绩卓著。将减字谱翻译成简谱配在减字谱下，又完成了三十余万字的《琴学备要》一书的修改整理工作。据悉，为保护蜀山派(川派)古琴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将建立蜀山派(川派)古琴基地，专门展示蜀山派(川派)古琴、培养古琴人才。闽派：近代琴派。祝凤喈为代表。著有《与古斋琴谱》继其学者有张鹤，编有《琴学入门》，陈世骥，编有《琴学初津》。终南派：源于西周，成于两晋，盛于隋唐。从周文王到汉武帝，从马融、文姬到隋文帝，从徐时琪《绿绮新声》王元伯《琴学练要》、徐胪先《绿绮清韵》、到一如行者《琴医坣终南雅韵》。岭南派：广东琴派。源于道光年间的黄景星。他继承先人的《古冈遗谱》，又向香山何洛书学会十余曲。辑五十首为《悟雪山房琴谱》。近人郑健侯传其学。诸诚派：近代琴派。山东诸诚王溥长、王作祯、王露 ，祖孙三代以虞山派为基础，另有王冷泉和他的学生王宾鲁以金陵派为基础。两者汇流，又结合当地民间音乐风格，形成具有山东地方风格的诸诚派。辑有：《桐荫山馆琴谱》、《梅庵琴谱》。代表曲目《长门怨》、《关山月》都是现代流行琴曲。 （一）浙派派名：浙派、浙谱、浙操形成时期：南宋末年创始人：郭沔（楚望） 主要风格：流畅清和。代表人物：郭楚望、毛敏仲、徐天民、徐秋山、徐梦吉、徐仲和等代表琴曲：《潇湘水云》、《渔歌》、《樵歌》、《胡笳十八拍》等重要琴著：《琴操谱》、《琴述》、《霞外琴谱》、《琴学名言》、《梅雪窝删润琴谱》、《梧岗琴谱》、《杏庄太音续谱》等。（二）虞山派派名：虞山派、熟派形成时期：明末创始人：严征（天池）主要风格：清微淡远，中正广和。代表人物：李一凡、严天池、徐上瀛、吴景略等代表琴曲：《秋江夜泊》、《良宵引》、《潇湘水云》等重要琴著：《松弦馆琴谱》、《大还阁琴谱》等。（三）金陵派形成时期：明末清初创始人：待考主要风格：端庄肃穆，儒雅超然之风又不失严谨规范代表人物：夏一峰、刘正春、桂世民代表琴曲：《良宵引》《关山月》《渔樵问答》等（四）广陵派形成时期：清代创 始人：徐常遇等主要风格：中正、跌宕、自由、悠远。代表人物：徐常遇、徐祜、徐祺、吴灴、秦维翰、孙绍陶、张子谦、刘少椿、梅曰强等代表琴曲：《龙翔操》、《梅花三弄》、《平沙落雁》、《潇湘水云》、《广陵散》等重要琴著：《澄鉴堂琴谱》、《五知斋琴谱》、《自远堂琴谱》、《蕉庵琴谱》等。（五）浦城派形成时期：清代创 始 人：祝桐君主要风格：指法细腻，潇洒脱俗，疾缓有度。代表人物：祝桐君、许渔樵、张鹤等。代表琴曲：《渔樵问答》、《阳关三叠》、《石上流泉》等。重要琴著：《春草堂琴谱》、《与古斋琴谱》、《琴学入门》等。（六）泛川派派 名：泛川派、川派、蜀派形成时期：清代创 始 人：张孔山主要风格：峻急奔放，气势宏伟。代表人物：张孔山、顾玉成、顾隽、顾梅羹、夏一峰、查阜西、喻绍泽、朱默涵、丁承运等。代表琴曲：《凤求凰》、《雉朝飞》、《梁父吟》、《当归》、《流水》等。重要琴著：《天闻阁琴谱》、《百瓶斋琴谱》等。（七）九嶷派形成时期：清代创 始 人：杨宗稷（时百）主要风格：苍劲坚实，讲究吟猱节奏。代表人物：杨时百、管平湖、李浴星等。代表琴曲：《流水》、《胡笳十八拍》、《幽兰》等。重要琴著：《琴学丛书》（杨时百）等。（八）诸城派形成时期：清代创 始 人：王溥长、王雩门主要风格：清和淡远（溥长），绮丽缠绵（雩门）。代表人物：王溥长、王雩门、王心源、王燕卿、王心葵等。代表琴曲：《长门怨》、《阳关三叠》、《关山月》等。重要琴著：《桐荫山馆琴谱》、《琴谱正律》等。（九）梅庵派形成时期：清代创 始 人：王宾鲁（燕卿）、徐立孙主要特点：流畅如歌，绮丽缠绵，吟猱幅度较大。代表人物：王燕卿、徐立孙、邵大苏、王永昌等。代表琴曲：《平沙落雁》、《秋江夜泊》、《捣衣》等。重要琴著：《龙吟馆琴谱》、《梅庵琴谱》等。（十）岭南派形成时期：清代创 始 人：黄景星主要风格：清和淡雅。代表人物：黄景星、李宝光、郑健侯、杨新伦等代表琴曲：《碧涧流泉》、《怀古》、《玉树临风》、《鸥鹭忘机》、《乌夜啼》等。重要琴著：《古冈琴谱》、《悟雪山房琴谱》等。
一、历史回声定位：重回历史的
语境中去考察器乐文化身份
所谓历史回声定位，就是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与思考问题。而历史的语境，则是指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大背景。其直接所指，就是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以及在这种典章制度之下的文化样态。仅就这一点，就足让人望而却步，因为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至少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内容。
我们既往的乐器史研究，往往只关注乐器本身的形制和当下的功能用途，很少将其置入生存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解读，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比如我们当下所见的一些所谓“乐器”，可能在历史的源头上并不仅仅是奏乐的功能，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假如我们对当朝的典章制度及礼乐文化一无所知，对该乐器的研究就必然要失之粗浅。周公制礼作乐，确定金石之乐作为两周国家礼乐制度的代表，共行使四大功能：即礼器、祭器、重器、乐器的功能。遗憾的是，此前多数学者的研究对前三个功能往往忽略不计，对先秦金石之乐历史文化身份的认识难免失之偏颇。
项先生的《对先秦“金石之乐”兴衰的现代解读》一文首先阐释历史语境，在深入揭示两周礼乐制度的实质之后，否认了学界一以贯之的“礼崩乐坏”引发金石之乐“断层”的论断。他指出，“礼崩乐坏”非但没有葬送金石之乐，反将其推向更辉煌的舞台。由于周代的乐悬制度只规定了乐器摆放的方位（宫、轩、判、特），并未规定乐器的数量，如此，“礼崩乐坏”直接导致了金石之乐数量的内部扩充（从最初的２件逐渐扩充至4、8、16、32、64件），最初只用于礼乐的乐器组合也兼用于俗乐。东周末期，诸侯国大量涌现，金石之乐被作为阶级地位等级的象征而广泛使用，且陈列地点已经不仅限于朝堂，而延展至庙堂、厅堂等，所奏之乐当然也早已超越礼乐之范畴。就这样，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在礼俗兼用的双重作用下，以金石之乐作为主导，与它种乐器组合使用的乐队形式走向辉煌。然而，由于金石之乐的自身局限，以及作为重器功能的逐渐缺失，是金石之乐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然而，随着“以乐观礼”及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并结合近几十年来大量金石乐器的出土为据，项先生又对其原有观点做出修正。在《“合制之举”与“礼俗兼用”——对曾侯乙墓乐悬的合礼探讨》⑧一文中，项先生认为西周末期乐悬的内部扩充并非是“礼崩乐坏”的产物，而是合乎周礼之举。乐悬制度（只规定方位不规定数量）为后世金石之乐的“合礼”扩充预置了空间，乐悬用途不断扩展，祭礼、多礼乃至礼俗兼用，日益增加的用乐量为乐悬的内部扩充推波助澜。因此，曾侯乙乐悬为合礼之制下的产物。
此外，项先生的《乐户与鼓吹乐》⑨一文通过对鼓吹乐与乐籍制度的关系、鼓吹乐的]化，以及鼓吹乐对民间音乐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辨析，认为乐籍制度与鼓吹乐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鼓吹乐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影响深远的音乐品种。而在《对‘活化石’乐种的思考》⑩与《拓展‘西安鼓乐’研究领域的一点思考》?辊?辑?讹两篇论文中，他又通过对古琴、福建南音、西安鼓乐、五台山佛教音乐等几个“活化石”乐种的历史命运的探讨，将乐种的功能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得出结论：多数音乐品种（如乐种、曲种、剧种）其实是国家礼乐制度（乐籍制度）下的音乐文化样态（如历史上宫廷、地方官府、军旅之中的礼乐、军乐、教坊乐等），随着社会的变迁积淀在民间，正是这些乐种的综合体承载着中国乐系的血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才会真正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性。我们既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各乐种的个体性与差异性，而忽略了在大一统国家礼乐制度下所呈示出来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换言之，我们缺少的，正是以更为宏观的视角，从历时与共时的视角来认知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
任何一个文化事像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假如我们一以贯之地只关注到研究对象之表象，而忽略其文化土壤与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客观、全面的认识。由此带出一个重要话题：音乐史该如何书写？对于音乐史长河中的种种案例和事像该如何解读？一句话，应该让那些尘封了数千年的音乐往事重回当年的历史语境，将其再次植入当年的文化土壤（国家制度、文化背景、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等），历史的枝枝叶叶才有可能鲜活，也才有可能尽量接近历史的真貌。只有运用“历史回声定位”的视角，去审视礼、乐、器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文化关系，我们对传统乐器文化身份的认识才能渐趋真实。
二、“古”←→“活”结合：以双向考察模式
为乐器文化研究接通血脉
这一研究视角着力强调乐器研究的双向思维，即古代乐器向当代追寻，当代乐器向远古求溯，接通古今乐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源流脉络，以客观、严密的考证，一方面厘清远古乐器文化在当下的遗存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