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鹏早年毕业于普宁三都书院。1920年 12月，孙中山莅汕头，以学生会代表晋谒请训，开始奔走国事。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正式设立报学系，并列为该校三大学系之一，也是国人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系。当时“平大”校长汪大燮特聘我国早期著名新闻教育家、新闻学者徐宝璜(1894~1930年)为该系系主任。这是中国大学中第一个新闻系主任，黄天鹏即于此时就读该系。1927年1月，由黄天鹏主编的《新闻学刊》在北平创刊，这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学刊物，每季出一期，由北京新闻学会出版，北京新书林发行。北京新闻学会是由平民大学出身的记者和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身的老记者们组成，于1926年秋开始筹备，经过半年时间，于1927年1月始获组成。同时创刊了《新闻学刊》，至1928年岁暮休刊。两年中，前后共出8期。休刊的主要原因是黄天鹏“南游，遂停刊”。在《新闻学刊》出版后不久，北京新闻学会又于1928年8月出版了《新闻周刊》，仍由黄天鹏主编，附北平《全民日报》发行，每周一次。黄天鹏主编3期后，由于南下谋职，改由张一苇主编。
鲁迅一个月给他的佣人工资带买菜家用是5个大洋，那时他在教育部拿300月薪。 这是一篇陈明远谈当年作家的稿费与版税的文章。陈明远先生对于文人史（称其为文人史比文化史更准确些），是下了点工夫的。引用此文，不代表赞同陈明远先生在其他领域的文化观点。不过，对于陈先生对文人史的执著研究，倒是有几分敬意。 满清末年初订的稿酬标准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的同时，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梁启超拟订的《叙例》中说：“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载《饮冰室文集》之二）这是支付稿酬的声明，但没有公布具体的标准，而只是说：酬劳可以随时商订，或者给金钱，或者赠送印成的书籍若干册作为（抵当）稿酬。也就是说，当时大家的“稿酬、版税”概念并不怎么明确，因为尚未形成规范的文化市场。靠售书赚钱的“书商”是早已有之，然而靠卖稿吃饭的“自由撰稿人”还在孕育或襁褓之中呢。
目前我查阅到的中国最早有关版税的史料，是1901年上海《同文沪报》规定的“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也就是版税 20 % ；最早有关字数稿酬的史料是梁启超记载：他主持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皆为1902年创刊）等刊物“大约评述及批评两门，可额定为每千字３圆。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４圆而止，普通者亦３圆为率。记载门则２圆内外，此其大较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7页）
按照我的研究结果，20世纪初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人民币70元。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规定的稿酬标准可分三个档次，为千字2圆（合今人民币140元）到4圆（合今人民币280元）；通常为千字3圆（合今人民币210元）。
1903年，即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第二年，林纾新译本《伊索寓言》便交给商务出版。1906年《林译小说丛书》50种陆续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编印《说部丛书》第一集100种，其后陆续出版了第二、三、四集。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林纾译述小说共181部，每部约为20万字左右。其中一些小说，既发表又出版，发表时也有稿费。郑逸梅等回忆说，林译小说“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共达140种。……稿费也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2—3圆，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6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据《林译小说的损失》，转引《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集·小说卷》第688页)
这样每部稿酬1200圆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根据我的计算，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民国初年（1911-1919）这一时期1银圆的购买力大约折合今50元。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林纾十几年间的稿酬收入高达20万银圆以上，合今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可见由于林纾翻译小说的畅销，所得稿酬超过了一般规定的两倍。�
周作人回忆：在1907年周氏兄弟翻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百圆，10万字，“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周作人回忆录》第196页）
《著作权律》和《著作权法》及其施行细则
中国第一部保护著作人利益的著作权（版权）法，是宣统三年（公元1910年）满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离世界第一部版权法《安妮女王法令》正好二百年。它共有5章55条。但是颁布后不久清朝政权就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著作权律》并没有真正施行。到了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著作权法》。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著作权施行细则》。著作人的权益受到法律保障。
本世纪初，我国稿酬制度已经形成并且跟国际接轨。稿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稿费，又称为“润笔之资、润笔费”；（二）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三）买断版权，又称为“作价购稿”。
总编辑亦称主笔，为编辑部之领袖……总编辑常兼司社论，其月薪约在150圆至300圆之间。
次于总编辑，为编辑长，亦可称理事编辑……其月薪在150圆左右。
在编辑长之下者，有要闻编辑，取舍关于全国或国际间之新闻。有地方新闻编辑，取舍关于一省一县或一地方之新闻编辑，其月薪均在80圆左右；
有特派员，如上海报馆必有专员驻京，或专事发电，或专事通信，每人月薪均在100圆左右，交际费在外。
有特约通信员，或在国内，或在国外，（报酬）大率以篇计算，每文一篇，约在10圆左右。
有访员遍驻国内各要埠，专任者每名月薪约40圆，兼任者仅10余圆。
有缮译，每名月薪约50圆至80圆。有校对，有译电人，每名月薪20圆左右。
本埠编辑亦可称城市编辑，亦为编辑部之要人，……其月薪约在80圆左右。
属于本埠编辑指挥之下者，有特别访员，月薪在40圆至60圆之间。
有体育访员，月薪约在30圆左右。
有普通访员，每人月薪约在10圆至30圆之间。
副张（即副刊）均载文艺及滑稽之作，另有一编辑司之，月薪约60圆左右。
对于1912年至1927年间上海报社的组织机构及各类人员“按劳取酬”的经济待遇标准，这是一个全面的综述。此外，我还从当时一些具体人物的史料中，考证了实际薪金情况。
20—30年代的稿酬与版税
《鲁迅全集》载有20世纪20—30年代的稿酬标准。
鲁迅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投稿，每千字２－３银圆；另外《晨报》馆有一种“特约撰述”，每月除稿酬外还加酬金30－40银圆（见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当时稿酬标准不一。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5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3圆。因为官办的报刊行政拨款不计成本；上海报刊则多为商业性，必须讲究经济效益。《鲁迅全集》有几处提到当时上海的稿费标准。最低者（注：小报消息或“报屁股”文章等）每千字5角钱，高者每千字3圆。鲁迅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圆，有时千字5圆（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给鲁迅的稿酬标准），《二心集》的稿酬为千字6圆，这在上海就是比较高的了。
商务印书馆所定稿酬：郭沫若千字4圆，胡适千字5－6圆，林纾和章行严（士钊）千字6圆。……
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
至于特别优惠的稿酬当属梁启超，为千字2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000元）。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回复梁启超的信中说，“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千字20圆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参看《梁启超年诺长编》第965页）�
但是民国以后，出版的书籍通常计算版税；也有按照字数稿酬或将版权一次买断的。
从20世纪初期以来，上海市出版界拟订的版税标准一般在10%-25% 之间。
例如，1921年泰东图书局答应郭沫若的版税是10%；胡适在新月社自订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 ，再版20%；北新书局支付鲁迅著作的版税一般是20%，甚至达到25% ；而梁启超的身价最高，达到40% 甚至提出“自印包售、六折算账”。版税的支付时间，按照惯例为三节（指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除夕）核对实际销售数结算。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稿酬标准跟20年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北平的稿酬一般比上海高些。在北平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5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3圆。因为北平是官办的报刊，行政拨款不计成本；上海报刊则多为商业性，必须讲究经济效益。
鲁迅在三十年代出版的著作几乎也都是拿版税的。查《鲁迅日记》1933年5月15日记有：“《两地书》五百本版税百二十五元。”《两地书》定价1元。按前面所说的版税公式推算，《两地书》的版税率是25%。又据《鲁迅日记》，1932年12月15日记有：“以选集之稿付书店印行，收版税泉支票三百。”这是指《鲁迅自选集》，天马书店出版，初版印1000册，定价1.20元，鲁迅得300元，版税率也是25%。这在当时是特高的版税率了。
广告，发行，会计等，月薪20圆起17圆止。
跟上述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的记载相比较，可见上海新闻出版界的待遇在十几年间有明显提高。
又据陶希圣回忆：在本世纪最初的20年间，国内教育界多为留日学生把持，近代的新式教育，也多采取日本制。20年代以后，大批留学欧美的毕业生纷纷返国，逐渐控制了国内教育和出版界，甚至在社会上也存在着西洋一等、东洋二等、本国三等的偏见。
例如，以出版教科书而名躁一时、在当时教育界影响颇大的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即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而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仅80圆。�
由于社会上存在着这种等级观念，“留学生为社会地位及生活上的种种问题，不能不植党以谋生活上之安全，遂致留派与留学西洋归国者相互排挤，”加重了文人相轻的习气。（参看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一文）�
报刊稿酬�
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生活》《上海顾问》及《上海向导》等资料中可得知——�
上海是全国舆论中心，所以新闻事业十分发达，虽然不能和欧美日本著名报纸刊销数百万份并驾齐驱，可是像《新闻报》以日销16万份自豪，已当得起国内的牛耳了!
报纸是新闻性质，因此文字方面的需要量，虽比其他的刊物来得宏大，可是容纳文艺作品的，只区区一角而已! 并且附刊只为余兴性质，报馆当局并不重视，聊备一格，文人也轻薄它为“报屁股”。�
上海各大报附刊
现将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大报附刊的名称、性质、主编（编辑人）姓名，取稿方针，以及稿酬标准，列表如下：
报馆附刊名称编辑人取稿方针、报酬办法
新闻报 新园林 严独鹤 国内外有趣纪述短小精干有泼辣性之文字 千字2圆至5圆
新闻报 茶话 严谔声 关于茶的种种文字和可供解颐的文字 千字1圆半至5圆
新闻报 本埠附刊 小记者 本埠的片段纪事欢迎儿童的天真作品 千字2圆至5圆
申报自由谈 黎烈文 海外印像和富有幽默性的短论和纯文艺作品 千字2 圆至5圆
申报春秋 周瘦鹃 讽刺小品和妇女儿童等文字千字2圆至5圆
申报本埠附刊 李公朴 幽默评论社会素描文艺时尚 千字2圆至5圆
申报 电影 凌鹤剧本翻译国内外银坛新记观影短评 千字2圆至5圆
时事新报 青光 黄天鹏 唯美文字清灵小品 千字1圆半至5圆
时事新报 新上海 本地风光的杂式文字幽默的小品 千字1圆半至5圆
时事新报 电影歌剧 刘豁公 电影与戏剧学故消息评论等文字 千字1圆半至5圆
时报 电影 邓树谷 国内外银坛消息明星生活最欢迎照片 千字2圆半至5圆
民报 民话 姚苏凤 辣性文字社会作品 千字2圆至5圆
晨报晨曦 徐则让 文艺创作社会生活素描 千字1圆至5圆
晨报每日电影 姚苏凤 硬性曲剧评译述著作千字2圆至5圆
晨报妇女与家庭 妇女家庭方面的讨论文字和有趣味记载千字2圆至5圆
晨报夜谈 汤增扬 仝上 千字2圆至5圆
大晚报 辣与檄揽 张若谷 辣性文字婉约小品 千字2圆至5圆�
（注）现在读者对附刊兴趣提高，所以各报除上列每日固定的外，又轮流增出特刊，譬如新闻报的‘医药’‘无线电’，申报的‘业余’‘汽车’‘国货’‘经济’，时事新报的‘储蓄’‘卷烟保险’，晨报的‘科学世界’，‘时代文艺’等等。
《申报·自由谈》给鲁迅的优惠稿酬
《申报·自由谈》当年给鲁迅的稿酬，是优惠的千字6圆。有《鲁迅日记》为证。查《鲁迅全集》，鲁迅在1933年1月，在《自由谈》上发表《逃的辩护》和《观斗》，都是千字文。再查《鲁迅日记》，鲁迅在1933年2月8日收到《自由谈》稿费12圆。《自由谈》是每月结算稿费的，下月初寄给作者。这年2月，鲁迅在《自由谈》发表千字文8篇，3月8日收稿费48圆。3月发表11篇，4月7日收66圆。6月发表7篇，7月6日收42圆。由此可算出《自由谈》给鲁迅的稿费标准。
不但《自由谈》给鲁迅千字6圆，当年《现代》杂志也是这样，或略低。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1933年4月的《现代》上发表，全文5000字，付稿费30圆。鲁迅的《关于翻译》在9月的《现代》上发表，1100字，付稿费5圆。
1935、1936年，鲁迅的稿费大致仍在千字6圆左右。如1935年10月的月《文学》第5卷第4号上发表杂文《六论“文人相轻”——二卖》和《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两篇，共2900字，得稿费17．50圆。又如1936年2月24日《申报》发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1550字，得稿费10圆。这都说明每千字仍是6圆。
鲁迅生前拿过千字10圆的优惠稿酬。鲁迅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发表在《作家》第一期上，4300字，得稿费40圆。该刊第2期又发表《〈出关〉的“关”》，3000字，得稿费30圆。可见该刊主编孟十环对鲁迅的特别优惠。（引自倪墨炎《鲁迅的稿酬和当今的稿费》1996年。）
新闻出版界具体收入记载
新闻报：1922年《新闻报》总编辑李浩然月薪为200银圆，聘徐沧水主持“经济新闻”版，月薪180银圆。当时的主任编辑记者月薪100银圆左右。老报人顾执中在他的回忆录《报人生涯》中说，他在1923年进入上海《时报》当记者，月薪80银圆。到1935年他在《新闻报》任采访科主任时，月薪为170银圆，年终还有双薪（也就是每年发给13个月的薪金）和分红。
申报：1927年《申报》总主笔陈景韩月薪600银圆，其他高级职员在200—300银圆之间，年底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正之的月薪为400—500银圆。 徐铸成1927年进入《大公报》时，还是个学生，试用期月薪起点30银圆；到1938年他的月薪提高到170银圆。据徐铸成回忆，当时一般资深编辑月薪100银圆左右。
从这些实例看来，在20世纪20—30年代，报社的职员收入是“与年俱增”的，以《申报》待遇最高，但大体上差不多：一般的编辑记者月薪80—100银圆，象徐铸成和顾执中这样的“名记”170银圆左右。高级职员的月薪在200—300银圆之间，年底同样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但是出版家张静庐民国初年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做编辑时，每月只有20圆的薪水，且还要分几次在柜上领取。
1912年12月，张于贞、周衡甫、李心莲初来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薪24圆，“半年后得力再增加”。就连沈雁冰（后来的茅盾）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也是一样的待遇。通常试用半年后正式录用，起点月薪30银圆；此后惯例是每年增加10圆。
其他资历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许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务印书馆，月薪各60圆。10月凌文之说，有人邀请他任教员，月薪80圆。“为家累计，不能不弃少就多。”馆方同意明年（两个月后）加增薪水，论其能力亦尚值得。杨仲达来馆，起点月薪160圆。
1916年2月邵长光愿离政界到商务印书馆服务，商订月薪由160圆至200圆。3月邵培芝到馆，月薪180圆。8月平海澜到英文部任编译，月薪100圆。
1916年9月蒋梦麟留美博士蒋梦麟（即后来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者）尚未归国，经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定月薪200圆。
1919年2月周越然来馆，月薪180圆。10月谢福生定月薪200圆。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
商务印书馆慕名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想要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由沈雁冰出面，商议月薪为300圆。
1922年中华书局给田汉的月薪一开始就是100圆（因为田汉有日本留学资历），后来约请徐志摩主编文学月刊的编辑费为每月200圆（因为徐志摩有英国留学资历）。
可以看出，出版社的职员经济待遇差别比较大，那些有着高学历(尤其是从海外留学归来且有博士学位者)、办事能力强、资历深的职员，薪金较高，一般职员较低。年终有“花红”分配。最重要的是：基本上每年调整薪金，通常加薪幅度为10—20银圆。
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工资
清末民初，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待遇微薄。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发起人中，夏端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都是印刷工人出身。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列举上海印刷工人工资情况说：
有月工与包工之分，月工（计时工资）是按每月所订定的工资发给，都在15圆以下，包工（计件工资）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时没有工资，他们的工资更少。
1920年，综合上海几十家（包括商务、中华等）情况，印刷工人的工资分三等：
头目20圆至50圆；下手10圆至30圆；学徒1圆至10圆。
女工只有摺书、订书二种。摺书：洋装（即洋纸）摺一页的，每千页20文；二页的每千页50文；三页的每千页70文；四页的每千页90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7文，也有每千页9文的。钉书：本装一本5文，洋装稍高。摺书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几圆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5—6圆，初学者，每月只得2—3圆。
1925年商务印书馆职工发生了一次经济斗争的罢工，取得胜利，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参看本书第三章）。同时，整个出版印刷业普遍增加了工资待遇。
1927年《申报》第一次成立工会。工会出面跟《申报》老板史量才商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每月29银圆，春节前发一个月双薪，还有一定奖金。
1927年上海出版界工人的经济收入状况有所提高，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第六章记述如下：
营业部有部长，纯粹为商人性质，须干练而长于会计，月薪约在100圆左右。
属于其下，有专司广告者，有专司代派者，有专司订报者，有专司零售者，有专司出纳者，有专司中外书牍者，有兜揽广告者，有承接制版印件者，其月薪每人均在30圆左右。
印刷部由娴熟于机械者管理之，或由营业部长兼任。属于其下者，有排字之工人，有铸字之工人，有打纸版浇铅版之工人，有印刷之工人。其制版有直接雇佣者，每名月薪均在10圆至20圆之间，但仍须择一人为领袖。便监察一部分之事务，月薪约40圆。
制铜锌版者，另为一部分，有时兼外出照相，月薪均约在三四十圆之间。
作为一个参照，列出当时脑力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
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载，1927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月薪平均41.9圆（合今人民币约140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30圆以上，办公室秘书月薪最低50圆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