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供你参考
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
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
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
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
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
6 柳永词的雅和俗
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
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
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
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
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
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
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
14 《水浒传》主题辨析
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
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
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
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
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
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
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
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
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
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
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
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
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
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
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
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
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
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
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
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
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
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
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
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
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
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
42 论二晏词
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
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
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
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
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
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
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
50 贾谊论
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
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
53 汉乐府诗分析
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
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
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
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
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
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
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
62 《西厢记》的传播
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
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
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
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
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68 牡丹亭》的传播
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
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
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
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
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
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
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
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
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
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
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
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
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
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
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
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
91 论归有光的散文
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
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
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
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
97 《金瓶梅》人物论
98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
99 “三言”“二拍”中经商题材的时代特色
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
101 论纳兰性德词
102 苏轼词的主导风格
103 《桃花扇》人物论
104 秦观词的婉约风格
105 《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106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107 论易安体
108 论陆游诗歌的爱国主题
109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110 论晴雯形象的人性内涵
111 论林黛玉的人生悲剧
112 关汉卿性格浅析
113 王维诗中的禅趣
114 浅析王熙凤的理家才能
115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116 试析《红楼梦》人物——惜春
117 浅谈《莺莺传》的写情艺术
118 论《窦娥冤》的艺术特色
119 论苏轼元佑时期的创作特点
120 浅论范进中举
121 浅论林黛玉的性格
122 苏轼词浅析
123 浅析古人交友之道及现实意义
124 浅析陶渊明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125 论陶渊明的矛盾思想
126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127 浅议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128 浅谈王维诗中的禅趣
129 杜甫诗浅论
130 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
131 论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的艺术特色
132 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133 论晴雯
134 论李清照南渡前后词风变化
135 薛宝钗形象塑造浅析
136 论李白的山水诗
137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研究
138 陶渊明与鸟（酒、自然等）
139 王熙凤形象浅论
140 浅析辛弃疾词中的豪壮之气
141 论稼轩词的爱国主义精神
142 浅析唐代诗人笔下的闺怨诗
143 浅谈《金瓶梅》的讽刺艺术
144 浅论李贺的诗风及成因
145 浅谈陶渊明的人生价值观念
146 浅析薛宝钗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
147 浅论王维诗中的禅趣
148 浅析鲁智深形象
149 论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
150 浅论苏轼诗中的自然美
151 浅论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
152 平儿形象分析
153 浅析大历诗风
154 浅论魏延的性格悲剧
155 浅论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思想
156 论范成大的田园诗
157 论陆游作品中爱国思想的一贯性
158 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159 《诗经》燕飨诗的场面描写
160 《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161 《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
162 《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
163 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164 《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
165 《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
166 《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
167 宋玉赋试论
168 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
169 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
170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171 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
172 论蔡邕的碑体文
173 曹植诗风的衍变
174 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
175 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176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
177 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
178 《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
179 《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
180 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181 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
182 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
183 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
184 宫体诗的女性描写
185 论《文选》对诗的分类
186 论南宋雅词
187 《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
188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
189 王维诗中的禅趣
190 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
191 论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
192 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
193 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
194 岑参边塞诗初探
195 论李白的梦诗
196 论白居易的感伤诗
197 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
198 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
199 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
200 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
201 论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
202 论苏轼诗
203 论陆游的爱国诗
204 论辛弃疾词对清词的影响
205 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
206 柳永词的语言特点
207 苏轼对词境的开拓
208 贺铸词的艺术个性
209 论诚斋体
210 宋末逸民诗初探
211 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
212 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
213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
214 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
215 《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
216 《水浒传》的忠义观
217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
218 猪八戒形象分析
219 论唐僧与孙悟空的矛盾冲突
220 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
221 《金瓶梅》的家庭生活描写
222 《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
223 《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
224 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
225 论词在元明时期的衰落
226 宋江形象分析
227 《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
228 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
229 “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
230 李贽“童心说”的文学价值
231 论《西游记》的成书
232 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
233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
234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235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236 大观园的文化意义
237 《红楼梦》的梦幻描写及其意义
238 《长生殿》的爱情观
239 《桃花扇》的结构艺术
240 《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
241 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242 论清诗的宗唐宗宋之争
243 论桐城义法
244 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
245 花间词的艺术成就
246 《红楼梦》中的丫环群象
247 论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
248 论归有光的散文创作
249 论清词中兴
250 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
251 论常州词派的词学思想
252 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
253 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
254 论明清小说题材的嬗变
255 《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
256 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
257 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论的影响
他肯定了杨贵妃对爱情专一的要求，对封建宫廷扼杀一切生机的控诉，但他否定了他们的纵情享乐。 “政治主题”说，王永健在《洪昇和〈长生殿〉》中认为《长生殿》与吴伟业《秣陵春》、孔尚任《桃花扇》一样，都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种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以及对明亡的总结是整个时代的必然。“双重主题”说，徐朔方《长生殿校注·前言》（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中认为，《长生殿》不仅把李杨的爱情故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把李杨故事的背景写成真实的历史剧规模。它的爱情传说和历史主题两者都有杰出的成就，然而在内容上是彼此矛盾的。洪昇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在他看来这个矛盾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洪昇在《长生殿》中寄寓着较深的民族情感和故国之思。主题论的变迁—“情”与“史”的辨证，余秋雨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说到：《长生殿》魅力，恰恰在于这一无法弥合的矛盾，洪昇是“借李杨爱情的发生方式，表达自己两方面的时代性感受。”—即“至情”与“民族兴亡感”。他首先歌颂了“至情”对政治秩序和传统皇家婚姻制度的撞击，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洪昇自己对情产生了怀疑，而唱出了一首对情的挽歌。对于《长生殿》的主题说法如此多，本论文就对“双重主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长生殿》；双重主题；情一、李杨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关于《长生殿》中李杨爱情与政治的关系，也都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论点：1．“统一”说：这种看法认为“爱国”和“爱情”在《长生殿》中是统一存在的，表达了作者爱情理想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统一，李杨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物，帝与妃的身份表明他们的情爱已不单是两个人的事，而已是被巩固成为封建社会最荣耀，最有特权的婚姻。说到婚姻，双方也就卷入了另一个方面的社会关系网，也就进入了社会领域。鲁迅说：“爱情是附丽于人生的。”对于举首投足都会给黎民百姓江山社稷产生重大影响的帝妃来说，他们的爱情生活中哪怕是再私人化的事件也会成为社会性事件。“帝王之爱”只有在正确处理国家和政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有圆满的结局，才能有肯定的价值。所以，《长生殿》中“爱国”和“爱情”是自然、融合、统一的，硬把两者割裂开来是既不忠实于生活实际，也不符合《长生殿》的真实面貌。婚姻、爱情本来就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不存在婚姻或爱情的社会。程千帆从“人民”的看法出发，认为爱情与政治统一于“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1]2．“矛盾”说：这种看法认为作者一方面歌颂了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的真情，同时又着力描写他们的爱情带给当时社会政治的恶劣影响，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与腐败。《长生殿》所描写的爱情具有特殊性，李杨的爱情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宝塔尖上的，他们在拥有他人所没有的特权的同时，受着更大束缚，也涉及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爱情本身和道德之外，还存在着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他们的结合引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后果。李杨的第一次结合之后，就有原来该处死的败将安禄山贿赂杨国忠得以不死，留下祸根。第二次结合就有杨氏四家各建府邸，比富斗阔，恃宠放纵，安禄山勇力过人，得到唐明皇的宠爱，封了东平郡王，后因将相矛盾唐明皇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放虎归山，使其叛乱阴谋得逞。《密誓》《惊变》之后，就是《陷关》《埋玉》，哥舒瀚函关失守，杨贵妃自尽马嵬坡，爱情与政治始终纠缠在一起。从一定角度来看，帝妃的爱情受到比一般才子佳人更大的束缚：有了爱情必然驰了朝政，背负着千古罪人的骂名。3．“主副”说，这种看法认为《长生殿》中爱国和爱情主题同时存在，但有“主”有|“副”。不论是“爱情”还是“爱国”，这其实都看到了传奇中是“爱情”与“政治”、“批判”与“歌颂”并村的，只是各有侧重，所以实际上它们也是类似于某种“主副”说的双重主题，只不过研究者没有明确提出而已，明确提出来的是王永健，他以政治为主，以情为副；王长年则恰好相反。［2］以上几种不同的论点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片面性。洪昇在《例言》中谈到二过渡到三稿的原因时，曾坦率地交代了三稿的创作动机是：“后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乃“专写钗盒情缘”。这一“专”字说明了他是以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情缘”为主。因此，本论文认为《长生殿》确实主要描写李杨爱情，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同时也揭示出安史之乱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描写他们的爱情给当时社会政治的坏的影响，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与腐败。二、洪昇对“情”的重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从产生以来，历史记载、民间传说、文学作品都对其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以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奠基，白朴《梧桐雨》继承，而洪昇的《长生殿》则是继它们之后又一部成功的作品。《长恨歌》是《长生殿》写作的最早依据，因其受到佛教的变化乃至道教仙化故事的影响，同时其中还有作者与自己所爱的女子不能结合而产生的深挚恋情，憾恨之情的投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的原貌，成为一篇以咏叹李杨爱情为主，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了。他把《长恨歌》的戏剧冲突主要集中在事件冲突和情感冲突两方面。在事件冲突方面，唐明皇的太平盛世和夜以继日的欢爱被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给沉重地打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怜堂堂一代君王，不得不离开京城，沦为逃难者。造成这种不堪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唐明皇的枕边施爱，沉迷于女色，消极政务。在情感冲突方面，马嵬坡下唐明皇在将士们的逼迫下赐死了杨贵妃，从此，他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茫茫的无奈之中。对贵妃的无限思念常常让他痛苦万分，面对曾经携手走过的地方，不禁黯然伤神，他感到无比的孤寂。白居易塑造这样一场爱情悲剧，把爱情的永恒、美好瞬间的定格幻化成比天地还要长久的情感憾恨，更突出表现了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同情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诗篇最后一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浪漫主义情感的升华，使全诗的情感冲突有了绵延不断的高潮，也具备了悲剧的崇高、圣洁和穿越时空的美好。白居易如此突出李杨间的真挚爱情，其主要依据是民间传说，当这种描写不得不涉及政治影响的时候，他作了适当的保留，虽有一些批评，但并不妨碍主人公形象的完整。作者笔下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是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的形象，他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男女主人公加以同情，极力渲染了他们的爱情，同情他们生离死别的悲剧。洪昇的《长生殿》则把白居易所回避的这方面问题加以着力描写。他在揭露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悲剧的社会政治原因时，除了描写他们的爱情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外，还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腐化。如杨国忠的专权、安禄山的野心、杨家的骄奢，还歌颂了一些忠诚义士的行为，如雷海青的慷慨骂贼、郭子仪的坚决抵战等。这些描写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因此《长生殿》是爱情和政治的结合，它并不像白居易《长恨歌》那样，只是对爱情悲剧的同情。自唐代以来，除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外，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也较为著名。白朴没有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李杨爱情的描写上，而是极力写了命运对天子的挟持和陵逼。唐明皇在与杨贵妃的朝歌暮舞中，把会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收为干儿子，且演出了一段洗儿会“私事”。当唐明皇与杨贵妃长生殿乞巧盟誓、情浓意浓时，他们亲手培植下的祸害根芽终于结下恶果。安禄山兵临城下，唐明皇仓皇逃窜，在马嵬坡下，面对将士们的威逼，唐明皇无力自保，只好让杨玉环自缢。白朴这样描写，写出了社会的现实，也反映了他对蒙元政权的强烈不满。因此，他写《梧桐雨》的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腐败和荒淫，表现人世沧桑之感。从以上对《长恨歌》和《梧桐雨》两部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恨歌》重写爱情，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梧桐雨》则重在写政治，意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现实社会并表现人世沧桑的感受，而洪昇《长生殿》则是爱情与政治并存，最主要的是对“情”的主题的深刻表现，这也是《长生殿》的成功之处。洪昇的好友徐灵昭在《长生殿》序言中说：“或用虚笔，或用反笔，或用侧笔、闲笔，错落出之，以写两人深情，各极其致。”[3]徐朔方在《长生殿校注·前言》中认为“《长生殿》不仅把李杨的爱情故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把李杨故事的背景写成真实的历史剧规模。”[4]洪昇本人则更明确地说《长生殿》是“专写钗盒情缘”，即以表现李杨的爱情为主，一方面通过总结爱情悲剧劝诫统治者，昭明穷奢极欲必祸败随之，反对纵欲主义倾向；另一方面通过总结爱情悲剧表现兴亡之叹，寄寓了深层的爱国情感。李杨间的爱情大致可以分为性爱、情爱、挚爱三个阶段。他们的爱情由浅入深，逐渐趋向专一和成熟。杨玉环本来是唐明皇的儿子李瑁的妃子，因为她无人能比的美貌及优美的舞姿，唐明皇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且唐明皇与杨玉环都有喜爱乐曲的共同点。因此，他们互相倾情，彼此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定情》一出则写出了玄宗见到她的第一印象，即为：“昨见宫女杨玉环，德性温和，姿容艳丽。”于是唐明皇便决定册封她为贵妃，但此时他们的爱情是肤浅的，唐明皇只是沉迷于她的美色，而杨贵妃虽对唐明皇有一丝好感，但她心中好是深爱着他的丈夫李瑁。所以，他们初始阶段的爱情尚未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玄宗较多的迷恋于对方的美貌和肉体，着眼于外表。白居易《长恨歌》中也妥帖的用诗描绘了这个侧面：“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可见此时维系他们的是一般帝妃间所常有的权势与美色的交换。随着李杨相处时间的增多，彼此加深了对共同爱好的了解。唐明皇的爱情从不专到专一，杨贵妃也力争玄宗对自己的专一。在唐明皇勾搭上虢国夫人时，杨玉环首先虑及的不是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及保住家族的利益，她不愿去迎合唐玄宗的心思假做欢颜留自己的姐姐虢国夫人在宫中，她不甘心玄宗的朝三暮四，情不自禁的恼恨他们，也因此惹怒了唐明皇与他大闹了一场，结果是被唐玄宗放逐出宫，遣送回家。杨玉环在家中对唐明皇日夜思念、茶饭不思，整日以泪洗面，而此时宫中的唐明皇面对没有贵妃的皇宫，他总是感到“对景总是生憎，触目无非惹恨……若不召她回来，教朕怎生消遣”。他明确认识到杨玉环对他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他们间关系的价值，可出于帝王的尊严、皇宫的规矩，不知该如何是好。高力士便帮唐玄宗出了一妙招，高公公去杨府向杨玉环诉说皇上的矛盾心理，于是有贵妃《献发》一出：“只为欲表我忠肠”，“全仗你寄我殷勤……止鬓鬓发数根，这便是我残思断魂。”这给无可更改的皇帝谕旨一个可以改变的借口。唐明皇将杨玉环复召入宫 ，两人又续情缘。这表明“真情”的种子已经播下，但是“真情”种子成长过程中不免要经历些许风风雨雨。唐明皇虽钟情于杨贵妃，但他仍不忘后宫佳丽三千，他背着杨玉环以皇帝之尊驾幸梅妃。杨贵妃发现后便前去搅乱他的好梦。虽然她过去曾表示：“愿承鱼贯，敢妒蛾眉”，但此时的她则坚持“钗不单分盒永圆”的理想爱情了。她希望得到玄宗专一的爱，便当面揭穿和谴责李隆基的变心和不专，并以缴还钗盒相威胁。这时杨贵妃真挚的感情压过了理智，她无暇顾及后果，只把心中的一腔妒火宣泄出来。唐明皇对于这一场暴风雨式的倾泻只是软言应付，并没有拿出皇帝的权威呵斥她，而是又惊又悔，因为他感受到了杨玉环的真情。至此，两人的爱情达到了情爱的阶段。白居易《长恨歌》也有诗为证：玄宗由贪恋美色而转入精神内在的情爱阶段“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密誓》一出是李杨爱情的转折点。李杨爱情发展到了挚爱阶段，二人“七月七夕感牛郎织女之事，私誓生生世世愿为夫妇，则君王臣妾未曾有者”。这完全是痴情男女的海誓山盟了，说明他们的情感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阶段。《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表现出李杨爱情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境界，原来肤浅的爱情开始让位于两颗真心的结合。《埋玉》一出，而人的感情更到了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忘我程度。马嵬坡之变是对盟誓后李杨爱情的严峻考验，面对军队的哗变，杨于环虽也十分留恋自己的生命，但是为了不让唐明皇为难，她自愿请死，表现出她对情爱的忠贞不渝及责任意识。无力自救的唐明皇面对军队的威逼，只好牺牲杨玉环来保全自己。杨贵妃死后，唐明欢触景伤情日夜思念杨贵妃，真挚的不可抑制的爱情更加强烈地从他的内心流泻出来。《闻铃》、《哭像》、《雨梦》等出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明皇对贵妃的思念。洪昇根据自己的爱情理想给这一对生死离别遗恨绵绵又痴情苦恋刻苦相思的情人以神话式的结局：双方在牵牛织女星的撮合下，最终在月宫团圆，这样自然的把生死之恋导向情爱永恒。洪昇本身也极其重视《长生殿》情爱的表现。洪昇出生欲一个没落的名望家族，从小受着良好的文学教养，他早年来到北京就很有诗名，曾受业于王士祯、施润章等并和当时知名人士赵执信等交往。他在北京没有找到什么政治出路，一直做了二十九年的国子监生，在这期间他还一度遭到“家难”，父亲被污蔑谴戍，家庭负担很种，生活比较清苦。他曾在诗中这样描述自己：“八口总为衣食累，半生空混利名场”（《省觐南归留简长安故人》）。他对现实有所不满，表现为狂放、孤傲，常常“白眼锯坐，指古摘今”（徐灵昭《长生殿序》）。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的传奇《长生殿》脱稿，轰动一时，到处传抄、搬滨。第二年因为在佟皇后的丧期内演唱《长生殿》，据说被御史黄天鸿弹劾，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洪昇也被革去了国子监生。从此他离开北京回到故乡，过着郁郁寡欢的生活。康熙四十三年，在浙江吴兴醉后失足落水而死。[5]家庭的没落和政治上的失意，使洪昇深刻体会到现实的残酷，因此《长生殿》中寄托了作者的某些思想和情感，他希望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向往。洪昇《长生殿》是一部历史剧。它以唐代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作者前后经过了十几年时间三次易稿才最终完成，最早的稿子《沉香亭》其情节不可避免要涉及李隆基与杨玉环，但他们未必处于整个故事的中心位置，主要笔墨可能是表现李白的“身世之感”。他的朋友毛玉斯也认为戏的排场近于熟套，他就删掉了有关李白的情节，加以李泌辅助中心的内容，剧名也改为《舞霓裳》，其情节显然根据白居易《长恨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诗意而展开，其主题有可能是寄“盛衰兴亡之叹”。但他仍不满意，想到“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便再加修改，主要敷衍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使之成为表现“钗盒情缘”为主线的爱情剧，李杨爱情成为全剧的中心。剧本吸取了唐代的民间传说，写杨玉环死后归蓬莱仙院和唐明皇游月宫的故事，表现他们的爱情悲剧在经过生离死别、刻苦相思之后，在天星女孙的撮合下重新团聚。为了突出“钗盒情缘”，剧本也改以李杨二人七夕盟誓的长生殿为题名，由此可见洪昇对“情”的重视。在《长生殿》的开场曲中，洪昇这样介绍全剧主题：“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铿，无情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齐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6]“情而已”，洪昇明明白白地说《长生殿》的主线、主题只是一个“情”字。然而，洪昇为何如此重视“情”呢？这与他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洪昇所生活的清初那个时代，满清政权尚未巩固，汉族人民不断反抗，自然遭到统治集团的严酷镇压，而且当时文字狱盛行，人们在言论上不自由，受到的束缚极大且当时又是数百年的理学思想受到极大冲击的时代。明代的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建立了他的心本论，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7]他追求人人与生俱来的“本心”就必然会打破已经走向僵化的程朱理学，在客观上肯定了与“天理”相对立的“人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李贽的《童心说》更是一篇宣扬“本心”的宣言和向理学挑战的檄文。他树立起了“情”这面大旗，针对“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思想，要求尊重个性和人的权利，提倡真情、至情，以表现人的自然之情为美。清代受尚情风气的影响，“情”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末清初的这股启蒙思潮对洪昇无疑产生了影响，其中汤显祖可能是影响洪昇的桥梁。汤显祖《牡丹亭》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写出了柳梦梅与杜丽娘之间的真挚情感，他们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提出了“至情”的观点。洪昇《长生殿》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专一、平等、永久、不受政治束缚的要求，也表现了作者的情爱观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同时又反映出安史之乱这段真实的历史背景。作者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展示了广阔的历史背景。洪昇以李杨情缘作为一个最佳视点，以帝妃之恋来展现整个社会的全貌，写出了当时背景下爱情必然受到政治的牵绊。而作为帝妃这段特殊的爱情，更加会对政治产生影响，必然是“占了情场，驰了朝纲”。洪昇在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的同时也写出了历史的真貌。生活在清初的洪昇对唐明皇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荒淫、腐化的揭露，对安史之乱所作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明末朝政的批评，对异族的鄙视和对降官的痛恨以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长生殿》是在描写一个“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的爱情故事，主题是歌颂和赞美生死不渝的爱情，但也寄寓“垂诫来世”的意义。作者围绕爱情的主要线索，在《赂权》《契游》《进果》《骂贼》等出中，深刻地描写了宫廷的荒淫腐朽，奸臣的专权误国，外戚的奢侈淫靡，朝廷的倾轧内斗，表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人民生活的痛苦，真实地反映出天宝之乱的历史背景，暴露批判了统治集团的罪恶，显示出作者的政治态度，增加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但这部反不占整个戏的四分之一，而且都是为爱情服务的，表现了爱情的曲折变化：由浅到深直至死别。从以上几点分析中，本论文认为洪昇《长生殿》是以爱情为主，以政治为副。三、杨贵妃形象的被理解《长生殿》第四出，杨贵妃上场白云：“奴家杨氏，弘农人也……生有玉环，在于左臂，上隐太真二字，因名玉环，小字太真。”已有专家指出，杨家从杨贵妃的五世祖杨汪的曾祖就徒居河东了，按照嫡系三代的居住情况，杨贵妃应为莆州永乐人。[8]杨贵妃本来是个普通的女人，要不是在马嵬坡被唐玄宗亲自下令缢杀，她也许不会成为文学人物。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大诗人李白在宫中当面为杨贵妃写下《清平调》三章，使千秋万代之后等纭纭纵生得以想象她的云衣花貌。岂料这三首作品却是从来没见过杨贵妃的韦睿的伪作。[9]这个事实足以发人深省：我们对杨贵妃究竟了解多少？许多文学作品都对杨贵妃有着不同程度的描写。白居易的《长恨歌》运用对比、夸张等手法刻画了一个绝代美人的形象。“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两诗句展开了对其美丽外貌的描绘，她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最后于马嵬坡悲惨死去，死后的杨贵妃还深情思念着唐明皇，表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作者赋予她的是钟情而又悲惨的绝代美妃的形象，基本上没有正面描写杨玉环的政治行为和政治野心，不过也在客观上展示了她沉迷无度的奢华生活给朝廷、国家带来的捆扰和严重后果。“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姊妹兄弟皆烈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诗句都十分准确地写出了杨贵妃的奢华生活及其美貌给国人带来的灾难：“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但白居易对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并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杨玉环，他把灾难原因归罪于唐明皇的沉溺美色，荒淫无度及对政事的荒废。因此，白居易笔下的杨玉环对政治责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全归咎于她。陈鸿的《长恨歌传》从不同方面丰富了《长恨歌》的内容，他既同情杨玉环的不幸遭遇，又指出她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更彻底的贯彻了“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的创作意旨，更多地把她塑造成一个“祸国尤物”的形象。再看白朴的《梧桐雨》，杨玉环则更多的继承了《长恨歌传》中“祸国尤物”的形象。作者有意无意的把杨玉环塑造成一个头脑简单行为污秽的宫廷尤物，把她写成一个干预朝政的权贵人物。作者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全因她而起，首先是唐明皇因她而耽于声色爱海，荒于朝政，任人唯亲的。安禄山兵变也只为了“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由此可见，白朴对杨玉环这一人物形象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写出了她的美貌、奸诈与淫荡，最后还设计了马践其尸的情节，对她祸国殃民的行为予以鞭挞。以上三部作品或多或少将杨玉环视为唐政权衰败的原因。洪昇的《长生殿》否定了“女人是祸水”这一观点，刻画了一个美丽、痴情、钟情又深明大义的杨贵妃形象。《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是一个外貌艳丽、情操美好的女性形象，而不是一个淫邪的妖妇。她风姿卓越、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善歌舞、聪慧有才学。作者赋予她如此美好的形象，将她塑造成一个美丽、性情温和和善解人意、聪明有才情的贵妃形象。杨玉环在剧中不再是以色惑君、纵情享乐，妨碍君主处理国事的负面形象，恰恰相反，她以责任等大道理督促唐玄宗勤政。如第十九出《絮阁》，唐玄宗因私未出早朝，杨玉环主动跑去前殿质问，先是责备唐玄宗“到日三竿犹不临朝”，然后再三请陛下早出视朝。正是这些就可以看出她以国事为重的观念，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在爱情上，杨玉环也由先前的被动变为主动，对于爱情的到来，她不仅仅是被动接受的角色，更是一个敢于追求的女人，在剧中表现出强烈的妒忌心和争宠撒痴的本领。为固宠，她力求在才艺上压倒梅妃；为保卫爱情，她不惜使用娇、妒、痴、怨、闹等手段。她对爱情专一忠诚，也要求唐明皇对她忠诚专一，她可以因为皇上与虢国夫人眉来眼去而发怒，也因为明皇偷幸梅妃而大闹，明显看出她为追求美好爱情而作出的巨大努力。《长生殿》也写出了她的牺牲精神。面对死亡的威胁，她毫不畏惧，以超常的勇气接受一切。在军队的威逼下，唐玄宗方寸大乱，处于万般为难的困境，杨玉环为保全自己所爱的人主动请死：“望见赐自尽，陛下不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她帮助唐玄宗下了最后的决定，以自己的慷慨牺牲换取唐玄宗和朝廷的安全，表现出无畏的牺牲精神。死后的贵妃仍对唐明皇一片真情，先是灵魂追随唐明皇，后又情愿谪仙班重续前缘。可以看出《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是一个为爱而死又为爱得以重生的人物，是一个至情至爱的形象。《长生殿》在处理杨玉环形象上打破了封建传统观念，彻底改变了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点。经过改造加工，将杨玉环处理为一个值得同情的正面人物，给她塑造成一个忠于爱情、完整统一的鲜明的杨贵妃形象，胜过了《长恨歌》和《梧桐雨》。从以上三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洪昇《长生殿》是以李杨爱情为主线，通过描写李杨爱情悲剧折射出当时社会的腐败，从而表现出“垂诫后世”的意义。
一、《长恨歌》之韦瀚章
韦瀚章生于1906年，“1924—1929年于上海沪江大学研究教育期间，师丛王子桢，林朝翰，吴遁生等研治诗词，深得门径。”韦瀚章“自幼即爱好文学书画，并以歌词写作为一生事业，为新音乐歌词的开拓者，有“香水词人”及“野草词人”之称。” [1]
在黄自回国后进行音乐创作的八年中，韦瀚章与其共合作了13首声乐作品及一部清唱剧（据《黄自遗作集》目录统计）。《长恨歌》是韦瀚章唯一的一部清唱剧，在歌词的创作过程中，韦瀚章参照和借鉴了元曲《长生殿》和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后来的十段歌词系作者的百日积淀，亦是有感而发。每一乐章取用白居易的原诗句作为标题。黄自为这部清唱剧进行了音乐创作。韦瀚章对于他们之间的成功合作深感欣幸；对黄自的音乐创作水准尤其是词曲结合方面的造诣，其评价之高，殆无以复加。
二、《长恨歌》之创作背景
《长恨歌》写于1932年，当时，正值抗战前夕，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时，韦瀚章和黄自均为20多岁的热血青年。 据韦瀚章先生回忆：“1932年时的中国局势可说颇混乱，‘九 一八’与‘一二 八’事变后，大家的爱国情绪可说达于沸点，我们当时选取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并不是想针对某一个人，而是想指出政治不清明，就会引起民族灾难，------”“写作《长恨歌》的动机，一方面是因为音专教材的需要，一方面是受了当时当地，亲自体验环境所鼓起的强烈民族意识的激励------”“我们都希望中华民族文化能够继续发扬。”当时，黄自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了七个乐章，第四、第七、第九乐章------没有马上完成，料不到就此成了永远未完成的作品。”[2]
三、《长恨歌》之旋律艺术
1、诗画般的意境
《长恨歌》总长22 19 。最长的乐章是《此恨绵绵无绝期》4 ，最短的乐章是《六军不发无奈何》2 18 。无论结构大小，无论篇幅长短，《长恨歌》每一个乐章的音乐形象都很鲜明，很立体化。黄自尤为注重词曲的结合，他将歌词作为决定作曲家创作过程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把歌词中最感人、最细腻之处通过音乐用确切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我们看到，《长恨歌》的每一个乐章，都很完整很深刻地体现了歌词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及情绪情感。并且，由于黄自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多有偏爱，亦颇有研究，因此，在为古诗词或具有古诗风格的歌词（《长恨歌》）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他将歌词的节律及韵味表现得非常细腻，使音乐和诗词相互渗透，完美结合。在《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秋入梧桐叶有声，银汉秋光净。”“两家恰似形如影，世世生生。”等乐句的旋律进行，基本上是按字行腔，与诗词的吟诵节奏极为吻合，届时，我们除了能够感受到结合得非常贴切的音乐之外，其曲作者的文学功底也显见笔端。
在注重词曲结合的同时，黄自也非常注重歌唱部分与伴奏部分的一体化，此举尤见《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一乐章的伴奏部分（弦乐组、竖琴或钢琴）并没有运用常规的所谓“伴奏”织体，而是强调了各声部的横向运动尤其是弦乐组各声部犹如合唱队的另外几个声部，无论是 VL.I 还是 VL.II ，每一个声部单独拿出来都是一段非常优美的相对独立的旋律（见《山在虚无缥缈间》第1——20小节），钢琴和竖琴也是在一种淡雅，一种描绘性的织体中体现着音乐的内涵，在这一段中，乐队与合唱队化二为一，不见行迹。对比复调和模仿复调织体的运用，使我们真正领略了黄自成熟自如的多声音乐思维以及创作技巧。然而，各声部的相对独立势必削弱音乐的和声功能，我想，这也正是曲作者的创作初衷——此时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激情，而更多的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美学意境。
2、娴熟的创作技法
黄自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严格、系统的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派创作思想的教育和创作技法的训练。（他也“是我国第一位系统地传授欧洲近现代音乐创作技术理论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3]尤其是勃拉姆斯对其影响很深，他曾撰文《勃拉姆斯》“介绍这位浪漫派作曲家的生活与性格，并论述了他的各种体裁的作品”。[4]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包括《长恨歌》），我们都会感受到他所承继的勃拉姆斯的创作风格及创作技法（如：动机的贯穿，不对称而悠长的乐句，半音变化等等），同时，我们也会很清楚地看到，在“继承与创新”这条路上业已形成的黄自特有的创作轨迹。
1/ 、乐句、乐段的“不方整性”及旋律进行的“自由性”
为了音乐与歌词（诗句）更好地结合，为了使音乐与诗句吟诵的自然节律更加贴切，《长恨歌》中，除了《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采用了进行曲体裁之外，其他几个乐章黄自都不同程度地（我认为是有意识地）表现出了乐句和乐段的“不方整性”，其主题的发展手法为：较多地使用节拍变换，每个乐句不同强弱的起与落等：
《仙乐风飘处处闻》的A段为5+3+3+4+8的结构；
《七月七日长生殿》的B段 S.声部的8小节的旋律，看似方整，但由于节拍的变化及弱起的乐句开头，故形成了类似“散板”的写法， T. 声部则是7小节不方整的结构；
《婉转娥眉马前死》，这首两段体的女声独唱，基本属于“一气哈成”，由于音乐没有严格遵循三拍子的强弱规律（尤其是B段，频繁地变换节拍）而形成了一种较自由的乐段写法，削弱了节奏感，增强了叙述性，体现了“回肠欲断情难断，泪珠虽干血未干。”“两情长久终相见，天上人间。”的悲剧色彩；
《山在虚无缥缈间》的A段是两大句加6小节补充的不方整乐段，B段是“一气哈成”的乐段，声部此起彼伏，直到最后一个字，才变成“同节奏”的织体写法；
《此恨绵绵无绝期》的A段是四句的起承转合乐段。B段男声独唱的旋律为“一气哈成”。又是由于节拍的变换而使这两个乐段都有了不方整的感觉，旋律走向也倾向于“较自由”。另外，男声独唱的伴奏部分是一个“切分又三连音”的节奏，一直持续了8小节，表现出了音乐及情绪上的不稳定。
2/ 、主题动机的贯穿、模进及半音阶的使用
“主题动机的贯穿”作为从勃拉姆斯作品风格中所承继过来的创作手法，在《仙乐风飘处处闻》、《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中显得尤为突出：
《仙乐风飘处处闻》，“三连音”的主题动机几乎贯穿全曲；
《渔阳鼙鼓动起来》，A段的主题多次出现；
《六军不发无奈何》，A段主题中的“音阶下行”式动机 贯穿全曲，并且伴奏声部多次出现这个动机的扩大形式，“后十六” 的动机多次出现，并在结尾处变化成“前十六” ，并用模进的手法将其重复，然后与A段的“音阶下行” 动机以紧缩和伸展的形态结束全曲。
模进和半音阶的使用也是《长恨歌》的惯用手法：
《仙乐风飘处处闻》，有主题动机的模进，乐节的模进：第16—17小节与第18—19小节 ，乐句的模进：第23—26小节 与第26—29 小节 等；
《七月七日长生殿》，B段：第20—21 小节与第24—25小节 ；
《渔阳鼙鼓动起来》，B段基本用模进的手法写成；
《六军不发无奈何》，B段开始第，5—8小节是第1—4小节的上方二度的模进；
半音阶的使用（《仙乐风飘处处闻》B段开始，A.和S.声部，《渔阳鼙鼓动起来》第22小节的伴奏部分——再现前等），使旋律增加了很强的色彩性和不稳定性，当然，这时的旋律风格往往是趋于“西化”的。
3/、调式调性的运用
《长恨歌》全曲（未完成版）共七个乐章，除了《仙乐风飘处处闻》和《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个乐章之外，其余五个乐章都采用了小调调式（《山在虚无缥缈间》为羽调式），包括进行曲体裁的《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将小调调式用在进行曲体裁当中，这在近现代中国风格的声乐作品中，还是很少见的。在这两个乐章中，随着音乐的进行与展开，激愤的情绪逐渐增加，表现出了对“只爱美人醇酒，不爱江山。”“好生生把锦绣山河让，乱纷纷家破人亡。”的那种怨恨。但是，由于小调调式的特点，我们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一种、暗淡的色彩和悲戚的意韵。
《山在虚无缥缈间》是《长恨歌》中唯一一首“纯民族化”的段落，从头至尾采用五声调式完成。旋律中（包括伴奏旋律）出现的两个偏音（第22小节的 a 、第28小节的g）恰恰是转调的地方：第22小节的a是“清角为宫”的转调（c羽调式—f羽调式），第28的g是“变宫为角”的转调（由f羽调式再回到c羽调式）。整个作品，主题构思个性鲜明，旋律走向细致、抒情，乐队与合唱队浑然一体，如临仙境。
4/、复调织体的写作
在《长恨歌》五个带有合唱声部的乐章中，对比复调织体和模仿复调织体是黄自所采用的主要复调写作手法。
对比复调织体写作：
《仙乐风飘处处闻》，“歌一曲”“舞一番”的句尾是长音的衬托，S. A .声部则用旋律的模进作呼应式填充；
《七月七日长生殿》，第8—10小节S.II在S.I和A.之间作呼应式填充；
《山在虚无缥缈间》，歌曲开始，在S.I、S.II的旋律下面，VL.I、VL.II作长音衬托，VL.II第一声部的 E一直持续了5小节；第29、30小节，弦乐声部作长音衬托，女声三个声部用模仿式的复调旋律作呼应式填充。
以上复调手法的运用，使音乐皆产生了“静与动”的对比。
模仿复调织体写作：
《仙乐风飘处处闻》，第23—31小节，第38—48小节，采用的都是模仿复调织体，其中包括两个声部之间，三个声部之间及四个声部之间的自由模仿；
《七月七日长生殿》，第10—12小节是S.I同S.II、A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0—36小节的男女声二重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自由模仿，到第37小节变为“同节奏”织体。从重唱开始一直到结束，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五声性旋律，优美中略带一丝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
《渔阳鼙鼓动起来》，在大篇幅的主调写法中，加入了一共11小节的T.I、T.II和B.I、B.II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1—35小节，第53—55小节，第57—59小节），主、复调的写作技法在这里结合得非常巧妙，体现出了深挚的默契，既突出了“渔阳鼓，起边关”的主题，又表露了几许悲壮；
《山在虚无缥缈间》，是女声三声部之间，乐队各声部之间，合唱队与乐队之间的自由模仿。这一段的特点是，“片段式模仿”——模仿主题只模仿开始主题的一部分，而后面的旋律则呈较自由的发展状态，与开始声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比；
《此恨绵绵无绝期》，开始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片段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S. A. T. B. （第2—8小节），然后是S .A .和T. B.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10—13小节），之后，又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T .A. S. B. （第14—17小节，与第2—8小节形成了声部进行的对比）。从“思重重”开始到本乐章结束，是男声独唱与合唱声部的“呼应填充”式的写法。
《长恨歌》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用古典叙事诗的表述方法，用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旋律来进行演绎，使我们在感受黄自的创作思想和音乐魅力的同时，也从其创作技法的运用方面体味到了黄自文学方面的修养，性格方面的儒雅以及情感方面的本真。
四、略带遗憾的“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
黄自在美国学习音乐的时间大概为三年（1926年—1929年）。在这三年中，西方音乐的知识结构以及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为他今后的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对他的音乐生涯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形成了他整个创作思想及创作轨迹中的很重要的部分。回国后，作为一个爱国主义音乐家，他力图将所学到的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的民族风格相结合，在这方面，事实证明，他的尝试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如，歌曲《玫瑰三愿》《花非花》等，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再如，《山在虚无缥缈间》就“是用近现代专业作曲技巧创作的，纯粹中国民族风格的合唱曲的典范。”[5] 另外，在《长恨歌》的有些段落中，黄自的惯用手法如：“升高半音的旋律进行，增音程的旋律进行”等都使用得恰倒好处（《渔阳鼙鼓动起来》中，e和a的使用；《六军不发无奈何》中c 的使用，《此恨绵绵无绝期》中，第3小节和第7小节b和b的对比等）。但是，在同样是在《长恨歌》中，有些段落或片段还是存在“中西方”音乐风格不尽融合之处。例如，在《婉转娥眉马前死》和《此恨绵绵无绝期》两个乐章中：
这两个乐章的写作风格比较相似，都是在旋律的进行当中突然出现调式外音：《婉转娥眉马前死》中第10小节的 V 级音，《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男声独唱部分（另外还有《仙乐风飘处处闻》中的第35、36小节，第52、53小节，《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的第7、第8小节）等。突然的“调式外音出现”，势必造成“不明调性”（有些片段则似无调性）的游移，这种手法虽然增加了旋律及情绪的“不稳定感”及悲剧气氛，但是，这种旋律进行，在同已经出现或等待出现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其他段落结合的时候，就会有“距离太远，很难相融”的感觉，并且，有些旋律片段“入唱”比较困难。我个人认为，如果说《长恨歌》在音乐与歌词方面的结合是属于特定时期曲作者所凝聚的“高峰性”“思维”的话，那么，音乐中的某些段落及片段在“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上则略显牵强——这大概是黄自在留下了大量的极宝贵的音乐创作财富的同时，也留给后人的一些启迪与思考吧。
黄自曾说过：“作曲家作一曲，必定有所感于心故发为音。”[6]由此可见，黄自的音乐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的。爱国激情也好，爱情颂歌也罢，总归是一个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的流泻与栖息，是真情的抒发，也是其“意志的表现”（引号内为叔本华语）。
清唱剧《长恨歌》自1932年开始创作至1933年首次公演，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70年来，《长恨歌》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受了不同时间，不同时代的考验；70年来，《长恨歌》有过辉煌，也有过沧桑（黄自本人及他的其他作品也是一波三折，几起几落），然而，这并没有影响黄自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及创作技法在后辈同行中以及在中国音乐创作领域中所起到的或“潜移默化”或“一发破地”的推动作用。
《长恨歌》——这部集诗、画于一体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史上的佳作，将会以其独特的魅力继续她的里程与贡献。
注释：
[1]、[2]引号内引自《音乐理论创作参考材料》——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编1979年12月。
[3]《回忆黄自先生》贺绿汀，《乐坛》1983年第8期第2页。
[4]《黄自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钱仁康，《音乐研究》1958年第1期第17页。
[5《黄自遗作集》序 贺绿汀 第3页。
[6]《对黄自美学思想的再认识》巩小强，《人民音乐》1988年第6期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