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抱一，原名程纪贤，江西南昌人，法兰西学院首位华裔院士。著名旅法华人学者、作家。1929年生于山东济南，1948年抵法，1969年取得第一个文凭，1971年加入法国国籍。其法文名，先采用Cheng Chi-Hsien（程纪贤），后改用Francois Cheng (其中文笔名，开始采用“程抱一”。来源：老子《道德经》第十章“营魄抱一，能无离乎”。道家哲学、道家美学，贯穿了程抱一所有著作 ，成为程一生乐于向法国人传达的主要思想) 。程抱一的成名作——硕士论文《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 是以Cheng Chi-Hsien署名出版 。 从一无名小辈，到受到巴黎上层关注，程抱一(程纪贤)与EPHE执教名人们的对话，皆是从此论文开始 。其后诸书，皆是此书之扩充。此书虽小，却更鲜明。其研究方法，获得了不小的轰动。以至于，程抱一后来的博士论文答辩，其出席者与影响，相对而言，反倒平凡得多，远没有其硕士论文牵动名人之多。程抱一硕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是罗兰·巴尔特与谢和耐 。 戴密微(谢和耐之师)与桀溺教授，对此论文成功亦有很大帮助 。此书出版后，当时EPHE的博导之一，心理学家雅克·拉康展示出了巨大兴趣，马上开始了与程抱一的长期对话，直到拉康去世。当时，拉康正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引荐下 ，得以进入EPHE执教，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拉康是关注青年学子程抱一的诸多老师辈人物之一。《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一书封面与书内汉字书法，皆出自熊秉明之手书(HSIUNG PING-MING) ，故成为极其珍贵而难得一见的熊秉明早年作品代表作。 程纪贤于1947年进入南京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1948年随其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官员——著名教育家程其保）赴法国定居。程抱一到法12年后获得第一份正式工作(1960) ，到法20年后获得第一个公立名校文凭(1969, Diploma of EPHE, Grande Ecole Public) 。初到法国的头十二年 生活清贫、无正式工作，但程抱一刻苦自学，在法语联盟协会（Association Alliance Francaise）学习法语，在巴黎圣热内维耶夫图书馆（Bibliotheque Sainte-Genevieve）通读法国文学经典，在巴黎各大学旁听。事实上，由于程抱一(程纪贤)并未在中国读完大学(仅念了半年，即随父抵法)，故程抱一亦像诸多民国名人一样，并无大学本科之“科班”学历。如饶宗颐没有初中文凭，却被破格提拔为香港大学教授。其后，程在法国民间组织“法语联盟协会”学习语言(其文凭不被中法教育部承认)、在巴黎各大学旁听、在巴黎图书馆苦读自学的经历，约略似乎相当于程抱一靠刻苦自修而完成了其“大学本科”的学习过程。只不过，在异乡，这个孤独奋斗的历程过于悲凉 ，以致平常人常规的大学本科四年的时间，在程抱一身上被拖延成了十二年(1948-1960)。但正如其自述所说——“我胸中有一团火” ，“机遇只属于有准备之人”，若没有这个自强不息的靠自学增强实力的过程，程抱一绝不可能有后来得到其“伯乐”戴密微教授破格录取的决定性机缘 。 1960年，因旁听讲座后作出深入提问，程抱一结识了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Paul Demieville）并得到其帮助，以“助手”的工作身份，进入戴密微执教处——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的大本营 、国立名校（Grande Ecole Public / Great School Public) 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EPHE)。在法国，Great school(Grande Ecole)高于University，是一个常识。在Great school里工作，并同时学习、出成果、毕业，更不容易，故程抱一首先进行法译汉的翻译，给台湾投稿，以打好基本功。当时，EPHE第四系(4e section)教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刚转入第六系(6e section)，并接替其导师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成为第六系系主任。由于布罗代尔对中国文明的独特重视，随即在第六系创立中国研究中心 。该中心包含有一个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由李嘉乐Rygaloff Alexis创建)。因戴密微教授的帮助，“来法十多年，我才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 ，——“丝毫没有因为我当时口袋里没有文凭的问题而受到影响” 。在EPHE做助手工作期间，程抱一开始了业余文学翻译（主要以法语诗歌汉译为主），并陆续将译稿寄给台湾、大陆的文学刊物，此即为今日可见的几种程译法国诗选之来源 ，其汉语译文颇具功力，有译笔传神之好评。 程抱一到法12年后进入的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简称“Hautes Etudes”、法国高研院、高等研究学院、法国高等研究院、法文名：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官方缩写：EPHE，国立性质：Grand etablissement public, dependant directement du Ministere de l'Enseignement superieur et de la Recherche de la France。由拿破仑三世的教育部长、历史学家维克多·杜慧Victor Duruy创建于1868年，EPHE直属法国高教部，该性质一百五十年未变，名师云集，享有世界声望（de renommée internationale)。学生在该校做论文，所得到的文凭在法国向来享有盛誉。EPHE汉语名，又译：法国高等研究院 、高等研究学院 、索邦高等研究院 、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等等。 汉译校名的多样性，是因“pratique”一词造成。法语中，法国教授们习惯将EPHE简称为“Hautes Etudes” ，即法国高等研究院 。因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字面中的“pratique”是研究方法，而非行政属性）。1868年，EPHE自创立之日起，就被其创立者Victor Duruy简称为“法国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创校者、教育部长Duruy从未掩饰他的雄心：其建立巴黎大学高研院EPHE的意图，在于推动老巴黎大学的创新精神。(Pour sa création, Duruy ne cachait pas son ambition. Il aurait alors annonce : «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st un germe que je depose dans les murs lezardes de la vieille Sorbonne ; en se developpant, il les fera crouler. ») 。Duruy创校后，EPHE历史上名人辈出，因注重实验，而学问扎实、视野开阔、稳妥创新，该校的博导们，几乎主导了19-20世纪西方文科革新的主要流派。索绪尔语言学派 、年鉴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派、法国亚述学、法国埃及学、法国敦煌学、法国希腊学、法国突厥学、法国梵学、巴黎城史学。。。19-20世纪西方各大高端文科流派，都在这里诞生。EPHE PARIS是二十世纪西方文科主要流派的风暴眼。以致深刻影响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和英国 。中国学界首先接触的常常是英美的转译本。而六十年代，程抱一(程纪贤)作为一个漂泊异乡的已四十岁的“年轻人”，独立支撑，自强奋斗，将中华老祖宗的文化精华抛进了巴黎名人堆里，导致了轰动效应，使中华文化被认识，实至名归。随后，香港学者饶宗颐从七十年代末起，开始受邀担任客座教授在EPHE PARIS执教，直到九十年代获得EPHE荣誉博士与法国骑士勋章为止，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被更多地介绍给西欧学者与思想家。 1962-1969年，经过八年“孤独的勤勉”，程抱一在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PHE) 取得硕士学位Diploma of EPHE (法文：Diplome de l'EPHE，程度：硕士 BAC+5；性质：公立大学文凭 Diplome universitaire；曾得到过此学位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有：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法国远东学院院长傅飞岚、巴黎七大东亚文明系系主任汪德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等) 。程抱一的第一导师是李嘉乐 (Rygaloff Alexis，旧北大罗常培与老舍的法国弟子） 。其论文答辩委员 为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谢和耐（Jacques Gernet，戴密微弟子）。在硕士论文《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答辩成功通过后，程抱一（程纪贤）一举成名，得到当时在EPHE执教的多位世界级学者的重视，( 如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 、拉康Jacques Lacan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格雷玛斯A.J.Greimas 等)，从此开始与法国文化精英的对话 。 程抱一的硕士论文《张若虚》于次年（1970）即被列维·斯特劳斯所领导的结构人类学大本营——巴黎绵羊出版社Paris Mouton 与吕西安·费弗尔、布罗代尔所领导的年鉴学派大本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出版社Paris EPHE 联合出版（Cheng Chi-Hsien,《Analyse formelle de l'oeuvre poetique d'un auteur des Tang, Zhang Ruo-xu》，Edition EPHE et Paris Mouton 1970. Le travail a ete presente sous la direction de Rygaloff Alexis pour le diplome de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en 1969.) 。程抱一的第一本法语处女作《张若虚》出版后，得到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亲自上门问询与推荐，随后，程抱一受到享有严肃学术名誉 的巴黎门槛出版社（Editions Seuil）约稿，遂将其硕士论文《张若虚》扩充，接连发表著名小册子《中国诗语言研究》和《中国画语言研究》。后用已出版的三本小册子，破例直接通过博士答辩(并未按常规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博士论文)——1979年，程抱一在EPHE教授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创建的巴黎七大东亚文明系（LCAO of PARIS 7）取得博士学位。其后，程抱一的一生主要任教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INALCO）并于该校退休，长期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也曾多次受邀在其他院校授课讲学。1998年程抱一受邀到北京大学讲学，因而在留法五十年后第一次回国。中年后，程抱一不再进行学术研究，兴趣转向文学创作。用法文发表了多部个人诗集和小说。其用法语撰写的长篇小说《天一言》 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2002年程抱一入选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caise），成为其四百年来首位华裔院士。2006年12月1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赵进军大使出席同济大学校长万钢授予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名誉教授”证书仪式。仪式由驻法国使馆公使曲星主持，教育处白章德公参、复旦大学副书记彭裕文以及来自法国高校和企业的代表共40多位中外来宾出席。 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孔泉先生，也多次看望了程抱一教授。程抱一用法文写作了许多作品，也包括介绍中国文化，翻译中法两国文学大师的作品，被法国学术界称赞为“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永远不疲倦的摆渡人”。他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绘画、诗歌的主要参考材料，他的诗歌《石与树》被选入《20世纪法国诗歌选》。程抱一的女儿程艾兰也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著名汉学家程艾兰Anne Cheng，早先在巴黎高师学习英文专业，后发现到自己虽在法国出生长大，但仍并不能被认同是法国人 ，于是改学汉学，到法国汉学重镇EPHE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跟随著名汉学家桀溺教授Jean-Pierre Dieny学习汉学 。德高望重的谢和耐教授，二十多年后，也再次成为程艾兰的答辩评委 。1998年其代表作《中国思想史》 获得西方汉学最高奖项——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2008年获得法国汉学泰斗谢和耐、汪德迈提名，入选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接掌曾由亨利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等执教过的法国最高汉学讲席。程抱一父女合译的《论语》 至今仍是最权威的法文译本，于2009年被灌制成有声书唱片 。在西方，与辜鸿铭所译的《论语》英文版并称双璧。1971年程抱一加入法国国籍 。2002年程抱一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仅有40名终身院士，程抱一是其中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位亚裔院士，授予他的佩剑柄上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的第一句“天地有正气”。2012年程抱一被推选为南京大学十大杰出校友之一 。
海森堡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年－1976年），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立人。他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量子力学，可用于研究电子、质子、中子以及原子和分子内部的其它粒子的运动，从而引发了物理界的巨大变化，开辟了20世纪物理时代的新纪元。为此，1932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成为继爱因斯坦和波尔之后的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
海森堡出生于德国的维尔茨堡，在慕尼黑长大，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希腊语教师。早在中学时海森堡就已展现出了他的天赋，老师曾评价说：他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不仅仅拘泥于表象和细节。后来，海森堡成为慕尼黑的马克斯米里扬天才基金会成员。“世界只在两件事情上还会想到我：一是我于1941年到哥本哈根拜访过尼尔斯·玻尔，二是我的则不准原理”。这是海森堡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的确，由海森堡创立的理论奠定了现代量子物理的基础，它可通过数学计算将每个物理问题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可以测量的量；它阐明了由量子力学解释的理论局限性；它指出某些成双的物理变量如位置和动量永远是相互影响的，虽可测量，但其有效性不可能同时测出精确值等。他的主要贡献，是帮助科学家更深入地了解世界。
海森堡曾在自传中说，1925年5月，他在哥廷根给马克斯伯尔恩当助手时，开始酝酿他的理论。当时，这位23岁的年轻科学家正患枯草热，医生建议他到赫尔戈兰岛休息两周，他就是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自己的事业。他说，那时他根本就不想睡觉，每天用1／3的时间来计算量子力学、1／3的时间攀岩，余下的时间背诵近东国家的诗集。他当时的想法，就是要让旧理论完全让位于新理论。除散步外，他一直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数学方式，几天后他终于搞明白，在物理中所观察到的量应当起作用，它可取代传统理论中的量子条件。
海森堡的理论公布之后，曾遭到纳粹的猛烈批判。当时的德国结束了其科学黄金时代，最为惨烈的是大批犹太科学家被迫害，致使德国的科学和文化从一流下降到了五流水平，因此海森堡的理论也不断遭到攻击。纳粹把犹太人赶出德国还不算，还要对付“白色犹太人”，即“精神犹太”和同情犹太人的人，即像海森堡之流的名人。正如他的一名同事所说的，只要是他们不懂的东西都是犹太的东西。“很遗憾，当时正是物理将要取得重大突破的大好时机，可惜被政治断送了”。海森堡对此感到痛心。希特勒发动波兰战争时，命令海森堡来柏林，并要他写出核裂变可利用报告。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了出来，但是，他本人虽然不公开反纳粹，却反对使用原子武器。二战结束后，他积极促进和平利用核能。1957年，他和其他科学家一道极力反对德国装备核武器，受到了德国人的爱戴。
海森堡不仅对量子力学感兴趣，对艺术和音乐也十分在行。他的研究风格与达·芬奇作画时尽量利用素描、色彩和光线的明暗等手段相似，力求达到客观与主观的协调一致。海森堡对音乐的解释是，音乐如同语言，极具个性化；而物理研究也如同作曲，古典物理犹如巴赫的交响曲。
海森堡把物理当成了作曲。不同的时，作曲家使用的是音符，海森堡则使用数学符号。他了解的是物理的自然法则，在其理论的声音里没有游离“音”，在他的证明空间里发出的“音调”是原子法则，其目的是为了完善原子理论
详细介绍：
一. 海森堡的青少年时代 (1901–1924年)
W.K.海森堡1901年12月5日出生于巴伐利亚州小城乌尔兹堡。1910年海森堡一家迁居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市。他的父亲A.海森堡在慕尼黑大学担任中世纪及现代希腊语言学终身教授。
1911年海森堡进入久负盛名的慕尼黑马克希米廉斯中学，并获得巴伐利亚州马克希米廉斯基金会颁发的奖学金。他的外祖父曾任该校校长。海森堡的中学时代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至1919年间他作为志愿者服务于战争后方从事救助工作。1920年海森堡以优异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转入路易.马克希米廉斯大学(即慕尼黑大学)开始学习物理，数学，化学和天文学。
在大学第一学期海森堡想加入数学家F.林德曼的研讨班，却被拒绝了。他转而选择物理学家A.索末菲作为导师。索末菲教授精通原子理论，引导海森堡进入了新兴的量子论最前沿领域。1922年冬季索末菲带领海森堡来到哥廷根大学聆听物理学大师N.玻尔关于原子结构的系列讲座。年轻的海森堡给玻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的师生友谊也从此开始。
索末菲为海森堡选定的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是一个经典难题—湍流。经过深入研究，海森堡提出了一种巧妙独到的解决湍流问题的方案。索末菲对海森堡的才能青睐有加，曾写信给他的父亲A.海森堡称赞道，“你的家庭出了一位物理学与数学奇才”。尽管受到实验物理学家W.韦恩的刁难，海森堡还是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于1923年夏天毕业。
获得博士学位后，海森堡受聘于哥廷根大学，担任物理学家M.玻恩的助手。 这时他的主要研究兴趣转到了量子理论。经过一年的努力，海森堡在哥廷根顺利通过了申请终身教授职位的资格考试。1924年9月海森堡离开哥廷根，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的身份奔赴他向往已久的理论物理学圣地—哥本哈根大学玻尔研究所。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二. 量子力学的诞生 (1924 – 1927年)
在哥本哈根访问工作数月后，海森堡于1925年5月返回德国，暂时任教于哥廷根大学。
1926年5月他再次访问哥本哈根大学，担任理论物理学讲师和玻尔的主要研究助手。作为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1924至1927年是年轻的海森堡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颠峰期。
玻尔与索末菲的半经典原子理论假设电子在围绕原子核的固定轨道上转动。这一理论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在解释几个关键实验结果(如光谱的反常拉曼效应和辐射性质)时却彻底失败了。为了克服玻尔-索末菲模型的缺陷，玻恩、海森堡和W.泡利在德国以及玻尔等在丹麦分别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1925年6月在海格兰岛养病期间，海森堡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从而导致了全新自洽的原子理论—量子力学的诞生。之后不久，玻恩、P.约丹和海森堡在哥廷根大学建立了量子力学的完备数学体系，称为矩阵力学。
当时量子力学有五种不同的数学体系：(1)矩阵力学，由玻恩、约丹和海森堡在哥廷根建立；(2)Q-代数，由P.狄拉克在剑桥建立；(3)积分方程理论，由K.兰酋斯在法兰克福建立；(4)算符力学，由玻恩和N.维也纳合作完成；(5)波动力学，由苏黎世大学的E.薛定谔于1926年根据L.德布勒意在1923年提出的物质波思想推导建立。在这五种不同表述中，薛定谔的波动力学最为实用，因为它的数学形式直观简洁，可以计算当时所有的原子问题。
如何诠释量子力学波函数的概念是1926年理论物理学界的一大焦点。经过一番辩论，薛定谔的“连续诠释”观点被玻恩的“统计诠释”观点和狄拉克-约丹的“统计变换理论”驳倒了。1927年海森堡首次提出并证明了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紧接着玻尔发展了“互补性原理”。至此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得到了完备自洽的物理解释。
三. 莱比锡—原子理论的新中心 (1927 – 1933年)
早在1926年春天海森堡就收到邀请，莱比锡大学有意提供给他一个特聘教授职位。但是他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赴哥本哈根访问并同玻尔一起工作。莱比锡大学的教授职位后来给了索末菲的另一个得意门生G.温奇尔。1927年年关前后，莱比锡大学的两位物理学终身教授T.德司考蒂意斯和O.维也纳相继去世。他们空出的实验物理学教授职位由索末菲的第一个博士生P.德拜填补上，而理论物理学教授职位则给了海森堡。
海森堡于1927年10月到莱比锡任职后，立即吸引了许多天才后生前来求学。海森堡带领学生们开始了凝聚态量子力学的研究工作，并同其它原子理论研究中心(比如哥本哈根，哥廷根，慕尼黑和苏黎世)一直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他与苏黎世的关系尤其特殊，因为他的密友泡利在苏黎世高等工业大学工作。泡利于1928年获得了理论物理学终身教授职位。
当1928年夏天温奇尔离开莱比锡去苏黎世大学接替薛定谔时(后者已于早些时候赴柏林大学就任以量子论的创始人M.普朗克命名的终身教授职位)，罗斯道克大学的F.洪特加盟海森堡的研究所并担任数学物理终身教授。洪特与海森堡早在哥廷根就是好朋友，两人在为人与教学等方面相得益彰，吸引了大批年轻学生和著名学者从世界各地前来莱比锡参加他们的讲座与研讨会。此外，与数学家们的密切合作使海森堡进一步巩固了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
名噪一时的“莱比锡大学周”是由德拜组织的。这一活动促进了现代物理和化学的理论与实验方法的广泛交流。在第一次大学周活动中，狄拉克做了关于相对论电子的全新量子理论的讲演。
四. 周游世界及荣获诺贝尔奖 (1929 – 1933年)
1929年3月初海森堡完成了一篇重要的研究手稿，概括了他两年来推导相对论性量子场论的尝试和结果。之后他开始访问美国，首先到达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和哥伦比亚大学(纽约),接着来到芝加哥大学并做了题为“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的系列讲座。
当时海森堡的朋友狄拉克正在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工作。两人相约一道去了美国西部，游览了著名的黄石国家公园和加州大学。后来他们经由夏威夷访问日本。海森堡和狄拉克向
汤川秀树等日本同行介绍了他们各自在量子力学方面的最新研究工作。最后海森堡取道中国和印度返回了莱比锡，而狄拉克则穿越了苏联经由莫斯科回到剑桥。
这趟世界之旅大大提高了海森堡本人和量子力学的知名度。1932年他再次应邀访问美国。许多美国和日本学生及学者频繁来莱比锡求学或讲学。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大会(如1930年和1933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索尔维会议和1931年在罗马召开的核物理大会)也纷纷邀请海森堡参加并做报告。这些国际大会以及玻尔研究所举办的精英荟萃的小型研讨会激发了海森堡的物理思想也同时传播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关于原子核结构的理论和关于宇宙线中的高能基本粒子过程的理论。
1933年底海森堡名至实归，荣获1932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该奖项肯定了他对量子力学理论及其应用的创造性贡献。与此同时，诺贝尔奖评委会宣布将1933年度的物理学奖颁发给狄拉克和薛定谔，以表彰他们对新的原子理论的杰出贡献。
五.“犹太物理学”与“德意志家庭”(1933 – 1939年)
1933年初由新纳粹政府蓄意煽动的第一波种族歧视浪潮对德国各大学造成严重冲击。海森堡在哥廷根的老师玻恩和J.弗兰克不得不移居国外，他的助手F.布劳赫离开了莱比锡，原先的学生如R.佩尔斯和E.泰勒以及原来的助手G.贝克等都无法在德国的大学保留原职。1933年11月，首次针对海森堡的人身攻击开始了，原因是他拒绝在一篇向A.希特勒献媚的致词中签名。然而海森堡依旧公开反对政府强行解雇更多的犹太同事，尽管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这种努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徒劳的。
在犹太学者被驱逐出德国各大学和研究所之后，科学界的纳粹帮凶们加强了他们反对普朗克、M.冯劳厄和索末菲的活动。更有甚者，他们把矛头指向年轻的海森堡，因为在这些人眼中海森堡是“犹太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海森堡成功地抵制了用心险恶的诽谤，但最终他没有被当局允许去接任他的导师索末菲在慕尼黑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此后，现代物理学的研究环境在德国急剧恶化，而美国则在许多方面取代德国处于领先地位。
许多莱比锡的同事在这段困难时期给予了海森堡巨大帮助和安慰。1937年4月，海森堡与E.苏玛赫结婚，组成了一个典型的“德意志家庭”。两人共生育了七个孩子。有限的国外旅行以及那仍旧具有国际水准的莱比锡理论物理研讨会使得海森堡能够和世界范围的量子物理学家们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和交流。尽管战争的阴云笼罩欧洲，尽管收到名声卓著的美国大学的高薪聘请，海森堡经过一个夏天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避难之后依然于1939年8月返回莱比锡。
六. 从和平到战争：核物理与核能源 (1935 – 1945年)
在三十年代海森堡继续探索一个能够满足相对论的量子场理论。他为此与泡利和其他苏黎世的同行开展了合作研究。海森堡和他的学生在高能宇宙线和介子理论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和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就有关问题通过书信进行探讨。他成功地创立了莱比锡理论核物理讲习班， 在国际上久负盛誉。这个讲习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被迫停办。
1938年12月O.哈恩和F.思特拉斯曼发现了铀裂变。这一发现使得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1939年9月战争在欧洲爆发，德国军械局把利用铀裂变制造核武器的研究立项，并招海森堡来领导这个项目。海森堡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铀裂变机器”的工作原理，然后和他的莱比锡同事进行了实验研究。1942年春天他们相当肯定地得出结论， 建立以天然铀为燃料和以重水为缓冲剂的核反应堆是现实可行的。
到了1942年年中，纳粹军械局将上述铀裂变项目转交民用部门负责。海森堡被任命为凯萨-威海姆物理研究所所长兼柏林大学教授，计划在柏林进行核武器的具体研制和大规模实验。由于战争条件的限制，该计划直到1945年初才在德国南部小城海格劳赫实施并近乎取得成功。
尽管海森堡肩负战时秘密使命，他仍被允许数次出访国外，其中包括1941年9月的哥本哈根之行。海森堡是否在哥本哈根将德国的核武器计划泄露给了玻尔已成为一个历史谜团。就海森堡本人而言，他希望访问交流能使自己与丹麦、荷兰、匈牙利以及瑞士的同事和朋友保持学术联系。
在欧洲战事即将结束时，一个美国特别分队逮捕了海森堡和其他九位德国原子物理学家。他们被拘留在英国将近一年，接受盟军的秘密审讯。在拘留所里，海森堡等人获悉了日本广岛和长琦被美军原子弹摧毁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核武器的研制成功和毁灭性使用后果而告终。
七. 重建德国和欧洲的物理事业 (1945 – 1957年)
1945年10月，和海森堡一同被拘留在英国的德国物理学家哈恩荣获1944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该奖项肯定了他率先发现铀裂变的科学意义。在这之前，英国物理学家及政府科学顾问P.布拉克特已经同哈恩，海森堡和冯劳厄讨论了重建德国科学事业的可能性。
重建工作是在盟军的严格监督和限制下展开的。由于饱受战火的摧残，德国当时一片废墟。几个前凯撒-威海姆学会所属的研究所迁到英美控制区，由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统一领导。这样海森堡将他的物理研究所从柏林迁至哥廷根，并增加了基本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等新学科。不久以后海森堡与英国、意大利、瑞士和西班牙的同行恢复了密切的学术交流。日益广泛的国际交流慢慢冲淡了盟军原定的对德国科学家从事原子和原子核物理研究的种种限制。
在重振西德的科学事业过程中，海森堡和时任马普学会主席的哈恩起了关键作用。1949至1951年间，海森堡担任德意志研究院院长。他同时是西德政府处理核问题的科学顾问。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西德也参加了一些开发利用核能的项目。然而海森堡、哈恩、冯魏茨塞克和其他科学家坚决反对政府生产制造任何核武器。他们为此于1957年4月发表了著名的哥廷根限制核武器宣言。
1952年6月，由海森堡等人倡议的西欧核子研究中心(CERN)在日内瓦正式创建。这是一个以研究基本粒子和原子核的性质与相互作用为目标的国际物理中心，海森堡是该中心的首任科学政策委员会主席。德国的许多科研机构(如海森堡任所长的哥廷根物理研究所)都参加了西欧核子中心的合作项目。
1953年海森堡担任战后重建的A.冯洪堡基金会主席，邀请世界各国的优秀青年学者到西德的大学和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和交流。他担当这一职务达二十七年之久，直到去世。如今冯洪堡基金会名声显赫，受它资助过的学者遍布全世界。
八. 科学、政治、哲学和艺术 (1955 – 1976年)
通过战后的各种活动，海森堡逐步规划和重组了德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在马普学会内部和涉及所谓“大规模科学研究”计划方面，海森堡起的作用影响深远。1958年9月海森堡回到慕尼黑，将他原先的研究所扩展为国际著名的马克思-普朗克物理和天体物理研究所，并与L.比尔曼共同担任所长。以此为模式，海森堡又在慕尼黑附近的伽兴市推动成立了马普等离子体研究所和马普大气物理所，在斯坦堡市推动成立了马普生态环境研究所。
对于海森堡来说，一个关于物质的最基本组份的理论应该基于对称性、简单性和完整性。这不仅反映了他作为物理学家的深邃洞察力，也是他的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他认为对称性、简单性和完整性是概括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出发点，可以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延伸到人类意识、社会秩序、宗教行为和艺术活动的各个方面。
海森堡晚年致力于建立一个描述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量子场论。他的研究工作最初得到了泡利的支持，但是后来泡利开始怀疑海森堡的物理想法并最终退出了合作。海森堡的有关研究结果虽然在1959年后陆续发表，却没有被物理学界广泛接受。这种情况是他以往不曾遇到的，也很令他失望。尽管如此，海森堡的所谓非线性旋量场理论包含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物理思想，启发后人最终成功地建立了电磁和弱相互作用的统一量子理论。
虽然战后德国分裂成东西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这并没有影响海森堡偶尔从西德造访属于东德的莱比锡。他于1958年在莱比锡物理研究所和1967年在萨克逊科学院的讲演吸引了大批听众，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1976年2月1日，一代物理学宗师海森堡在慕尼黑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的独子。他自幼性格内向怕羞，但他是在充满知识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父亲很小就教他写字，还教他做木工活、观察鸟类和欧洲地理、植物分类等知识。他尤其喜欢法国，后来曾游学法国一个学期，法语也是他运用娴熟的一种外语。李约瑟阅读面很广，10岁时就囫囵吞枣般地一次“啃”完了德国弗里德里希·希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历史哲学》原文。在家庭朋友、医生约翰·布兰德-萨顿（Sir John Bland-Sutton）的影响下，李约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通过观摩手术和为父亲的外科手术当助手。他在认识到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才能和兴趣后，申请学习医学，想成为一名医生。 1917年10月，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尤其是那些与宗教有关的社团活动。他还负责邀请著名学者前来给医学生做人文科学讲座。这些讲座涵盖的科学史之广，尤其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如何导致众多的科学试验、思想和理论的产生，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几乎是一入学，李约瑟便放弃了成为外科医生的想法，在他看来，外科医生就是“锯骨头”，太机械，不需要太多的智力。导师建议他改学化学，李约瑟也认为化学比解剖来得有意思。1920年李约瑟获得学士学位。而这时，李约瑟失去了父亲。同时他找到了生物化学大家弗里德里希·戈兰德·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霍普金斯马上要李约瑟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在他的指导和呵护下，李约瑟的学术水平和地位节节上升，在短短几年中便晋升为高级讲师（reader）。 1923年春天，李约瑟开始与同事多萝茜·迈瑞·莫伊勒（Dorothy Mary Moyle）约会。多萝茜年长李约瑟5岁，是一位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学家。次年9月13日，俩人结为夫妻。1924年10月，李约瑟博士论文答辩，凯斯学院将“院士”荣誉作为贺礼，这不但使他在学院拥有一间寝室（那就是著名的K-1），而且可以享受各种特权。不到24岁，李约瑟已经功成名就。193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约瑟的3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更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将取得更大的功名。果不其然，他在1941年当选为英国王家学会会员。1937年8月，鲁桂珍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鲁桂珍师从李约瑟的妻子。李约瑟几乎对鲁桂珍是一见钟情。根据李约瑟日记的记载，他们一起在剑桥的印度餐馆或最好的意大利餐馆用餐；观看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手挽手地沿着封冻的河边散步；到法国埃弗伦度假。 在1938年2月的某个晚上，李约瑟与鲁桂珍有了肌肤之亲，地点是凯斯学院的寝室K-1。当时，李约瑟的妻子前去探望家人，而温切斯特的用词“the couple’s ener gies being spent”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完事后，两人躺在床上抽烟。在鲁桂珍的指导下，李约瑟在日记本上用中文写下了他们抽的东西——“香烟”。这是李约瑟第一次写中文。李约瑟端详自己的杰作，说道：“我必须学习这种语言。”接着，鲁桂珍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与鲁桂珍的关系，李约瑟产生了反战的情绪。他在集中精力完成第二本著作——被称为“继达尔文之后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著作之一”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的同时，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到伦敦参加游行，并出版小册子，支持中国人民。 1941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设立在中国重庆的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1942年夏天，他专程前往纽约，看望美国工作的鲁桂珍，告诉她即将踏上中国国土这一消息。在他们短暂的聚会中，李约瑟告诉鲁桂珍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中国科学，总的来说——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1943年2月24日，在经过10个星期的航程后，李约瑟搭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印度加尔各达起飞，于下午抵达云南首府昆明。1943年-1946年间，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3万英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几无禁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他到都江堰驻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坝前，对这一中国古代工程深感敬佩。他喜爱战争时期的冒险生活，在途中遇见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自己的中文日渐精通。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1948年，王铃应邀来到剑桥，担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助理编辑，李约瑟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铃之前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分给他。与此同时，李约瑟还结识了包括郭沫若、竺可桢等在内的朋友。李约瑟在访问迁移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当日本投降，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稳定下来后，竺可桢便开始收集图书和资料，并海运到剑桥，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总计1万卷1亿7千万字。1946年3月，李约瑟收到了他剑桥的左翼朋友、生物学家朱列安·赫里胥（Julian Huxley）的电报，邀请他回英国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处长。李约瑟似乎仍然对皮肯告状耿耿于怀，便选择了离开。但是，李约瑟仅仅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因为美国认为李约瑟亲共，并为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不允许将联合国的经费发放到任何美国认为是左翼的科学组织。于是，李约瑟辞职返回剑桥，回到他的K-1，并马上着手他的计划。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一卷的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一周后，出版社复函，接受了李约瑟的计划。但数周后，李约瑟又修改了计划，将书的卷数扩大到7卷（第1卷，总论；第2卷，中国哲学；第3卷，前科学；第4卷，中国技术；第5卷，“李约瑟问题”；第6卷，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史的关系；第7卷，展望未来），在10年内完成。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计划又几经修改，工程变得越来越庞大。 1954年8月14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出版。但是，李约瑟却没有留在英国躬逢其盛。7月下旬，他和妻子前往巴黎与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鲁桂珍会面，开香槟庆祝著作即将出版。随后，李约瑟夫妇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会后，俩人来到法国小镇安波伊斯（Amboise），在达·芬奇度过生命最后三年的房子和墓地边上度过那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1959年，他被所在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的院士们选为主席。1964年李约瑟夫妇访华，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见。 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是仅有的几位同时是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和王家学会会员的科学家。1970年代中期，年已70多岁的李约瑟又迷上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女子时学颜（H.Y.Shih），并有过短暂却炽热的交往，他甚至想停妻再娶。但是，李大斐与鲁桂珍两人以“妻妾同盟”（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击退了时学颜，保住了他们的三角关系。1991年，鲁桂珍去世后，李约瑟又写信给这位时女士和其他两位女士求婚，但都遭到拒绝。1992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国家的最高荣誉——荣誉同伴者（Companion of Honour）勋衔，这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 1995年3月24日20时55分，李约瑟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