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大方言，有北方方言，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话，湘语
北方方言的明显特点包括：除了江淮官话、少部分西南官话保留入声读[-?]之外，大部分官话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现在只剩下“-n，-ng”，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吴语，或称吴方言：在中国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区使用。典型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赣语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这种方言的对清浊辅音的区分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但吴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模糊入声。 客家话，或称客语：在中国南方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以梅县话为代表。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但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话的特点。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 闽语，或称闽方言：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其他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最具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语音学研究，闽语的音系相当接近上古汉语的音系。 闽南语（狭义的，即闽台片闽南话）共有“-m，-n，-ng，-p，-t，-k，-?”（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山西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这种弱化入声）”七种辅音韵尾。闽南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同安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同时，闽南语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2%。 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在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被使用。粤方言是汉语中声调最复杂的方言之一，有九个声调（桂南勾漏片有十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粤语包含了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5%。但是粤语中没有混合入声，可以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要早于吴语，但晚于闽语。 湘语，或称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语相对接近官话，但也有部分与官话差异较大的新湘语保留有部分全浊音及特有语音和词汇。新老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衡阳话（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历史上湖南地区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故湘语内部差异比较大。并且有多个时期古汉语语音特征之重叠。 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又称老表话、江右语等。属汉藏语系汉语族，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数约为使用人口约5148万（早先的3000万不准确）。古全浊和古次清合流为送气音，梗摄字文白异读。昌都片及长江沿岸一带普遍存在全浊声母，但多非严格的古清浊对立。多数地区”知三章组“或”知二章组”端读，日母今读仍为鼻音ȵ。南昌话有七个声调，辅音韵尾-t -k -n -ng，建宁、高安、临川等地为m n ng p t k。 下面的几种方言是否构成独立的大方言区，现在尚有争议： 晋语：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ʔ]。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 [-ʔ]）。其白读系统与官话截然不同。以前（及现在的不少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官话。 平话：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近年来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 徽语：在安徽南部及赣浙苏部分毗邻地区使用。以前（及现在的部分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吴语。
在山西的晋中、晋西北一代有很多土语是很古老而优雅的：“居舍”－－就是屋子、“家里”；“箸秸”－－一种灌木，秸杆很直，质地坚硬，过去老乡很少用竹筷，就是用“箸秸”杆来作筷子的。箸是筷子，秸是秸杆，箸秸是作筷子的秸杆。现在山西人没有“箸”的说法了，但是“箸秸”的名称一直没有变；3“.参差不齐”－－不识字的农民都有这样的口头语，而且读音绝对正确：“cencibuqi”。只有上过学的人才可能读成“canchabuqi”“兀”－－一种方形的凳子；“兀的”－－语气助词，意思比较宽泛，类似“那么”、“当然”、“可不是嘛”等意思。例：“你会唱京剧？”“兀的哩！”这个词在元曲里经常看到，现在仍然是当地人的口头语。“舁”－－抬的意思。这个字似乎很古老了。《说文解字》解释是：“舁，共举也”。“荷”－－承担、搬动的意思，也引申为一般的“拿”、“携带”。这是非常普遍的口头语。“荷不动”，就是拿不动的意思。这个用法也很古老，汉朝张衡《东京赋》有“荷天下之重任”句。8.“恶色”－－就是垃圾。这也是很古老的用语。色，是种类的意思。恶，是“丑恶”，“卑劣”的意思，和“美”、“好”反意。现在台湾人讲的“国语”中把“垃圾”读作“lèsè”和山西方言接近。9.“恶水”――是指脏水、污水，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穷山恶水”的“恶水”。说“恶”而不说“脏”，是不是也很文雅？10.“巡田”――就是秋天看护庄稼。别的地方叫“看秋”，“护秋”，远不如“巡田”富有韵味。每到秋天，村里会指定专人担负巡田的职责，担负这种责任的人被称为“巡田的”。“巡田的”很厉害，一般都会几下拳脚。基本的装饰是，腰里缠一条长长的蓝布作的腰带，腰间别一个小小的“马床”。所谓马床，是一种三条腿的袖珍小凳子。马床有两个用途，一是巡田的累了可以随地坐下休息，更重要的用途是用来打人――打那些偷庄稼、蔬果的大人小孩。一般是打屁股。据说打上很疼，但是又不至于打坏筋骨。1“胡阑”――圆圈、环的意思。引申为“那一片地方”。元曲《高祖还乡》有云：“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这里“胡阑”是环的意思，曲连是圈的意思。现在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也还是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单字复音的语言现象。胡阑，取“胡”字的声母，和“阑”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就近似于是“环”；曲莲，取“曲”字的声母，和“连”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也就近似于“圈”。在山西中部、西北，以及内蒙古西部的方言里，这样的现象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圪劳”是“角”的意思，山西民谚：“得过且过，阳圪劳劳暖和”，“阳圪劳劳暖和”就是靠着墙角晒太阳；不阑，是“拌”的意思。山西有一种面食，是用莜麦面拌成小块状然后蒸熟，称为“不阑子”；再比如，木板受潮变形，普通话谓之“翘”，山西方言说“圪料”等等。据有的语言学者说，这种单字复音，是更加古老的一种语言现象。据说，有很多单音的词汇，本来就是复音，比如上面说的“环”、“圈”等，但是在文字产生以后，古人为了减少刻、写文字的工作量，就尽可能地用单音的字来表达，这就是“胡阑”变成“环”、“曲莲”变成“圈”、不阑变成“拌”的原因。1网友心行先生问：“这个‘兀’。真的不是那个‘杌’吗？你描述的就是我印象中的‘杌子’”。兀子，就是“杌子”，兀是本字，木字边是后来加的。汉字的发展，是由简到繁的历程。现在有的人以为汉字越是繁体越古典优雅，其实不是。山西方言说“兀”，不会这样“突兀”，口语里是说“兀兀”或“杌子”。假如再进一步地分析，“兀兀”和“杌子”也是有区别的。兀兀是指小的那种，可以随意搬动；兀子，是指大的一种，不可以随意搬动的。
顺便说一下，山西方言里的字词的组合结构是很有意味的，不但有感情色彩，也有概念的区别。比如说“牛”，一般不会说这一个字，而是说“牛儿”，这是指大的牛。说小牛，不说小牛，说“牛牛”，就有了可爱的情感色彩。但是“牛牛”还有另外的意思，是指那些可爱的小虫子。再比如“狗”，也是这样，称大狗为“狗儿”，称小狗为“狗狗”。狗狗也有另外的意思，是父母对年幼的孩子的最亲切的称呼。再比如，吃饭用的勺，山西人说“勺子”，是指用来从锅里往碗里舀饭的大勺，至于放在碗里碟里的小勺，山西人称之为“勺勺”。山西有很多人的小名叫“狗狗”，假如是排行老二，往往叫“二狗”，老三就叫“三狗”。都是昵称，爱称。我们老家村里叫二狗三狗的很多，为了区别，就在前面冠以姓氏曰“张三狗”“李二狗”。当然，他们都有正式的官名，但是除了村上开会，一般不用。假如这“二狗”“三狗”的有什么特点，就在前面加以标记，比如叫“疤三狗”－－是说脸上有麻子的。说到名字，也透露着山西地方的文化底蕴。前面说的“二狗”“三狗”之类，仅仅是一种类型。还有不少是以出生年的天干地支来称呼。比如，有叫“甲午儿”的，是在甲午年出生，加“儿”字尾音，也是表示亲切。类似的有：“甲戌”、“辛未”等。1“恓惶”――山西人不说“可怜”，说“恓惶”。查《辞源》，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有三个――“恓惶”、“栖遑”和“凄惶”。据辞源的解释，“恓惶”为烦恼不安貌，例如：唐人韦应物诗句：“恓惶戎旅下，蹉跎淮海滨”；“栖遑”是奔忙不定的意思，如，晋人陆机：“德表生民，不能救栖遑之辱”；“凄惶”为悲伤惧怕，举例：金董解元《西厢》：“两口儿合是成间别，天教受此凄惶苦”。结合例句理解，这三个词语的不同的解释，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奔忙不定是指行为，烦恼不安和悲伤惧怕是由这种行为导致的心理状态，而这三种含义假如用一个意思来概括，那就是值得同情，可怜。所以我猜测也许这三个词其实是一个的词语的不同写法，或者是由一个词语演变而来。而山西口语中的“恓惶”所表达的含义和情感，就包含了上述三个词语的意思。比如：“看那孩子哭得真恓惶哩”――意思就是说那个孩子哭得很“悲伤”；“那年月，日子过的真恓惶”――是说为生活奔波不定，受苦受难的意思。不过，山西话里的“恓惶”可能比字典上的解释有了更加丰富的感情色彩。比如，母亲说儿子“俺孩恓惶的可是个好孩！”――是说自己的孩子孝顺、听话、辛劳，言语中饱含了母亲的对儿子的疼爱之情。对别人谈论自己的朋友或相识“某某恓惶的可是个好人”――就不仅是同情，更多的是赞赏了。要饭的假如在山西乞讨，不说“可怜可怜吧”，说“咳，大爷大娘，恓惶的给上些吧”，这里的恓惶就是“可怜”的意思了，不过语法结构和现代普通话还是不尽相同。1“咥”――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方言，写下来却是一个古的不能再古的字眼。猛吃猛喝，在北京的俗语中，大概是“甩开腮帮子狠吃”之类，在山西太原、榆次、祁县、太谷一带，说法就简单多了：“咥吧！”“咥”，读“die”，阳平，吃的意思，但是不是一般的吃，是指老虎、狼等猛兽的咬嚼，如《易经˙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又如明朝马中锡《中山狼传》：“是狼为虞人所窘，求救于我，我实生之，今反欲咥我。”不咥人，就是不吃人，“咥我”就是吃我。“咥”，就是狼吞虎咽似地大快朵颐。说打某人的秋风，吃他一顿，也说：“咥他一顿”。1“窈窕”――说来你也许不信，这个几千年前的“艳
词”至今仍然活活泼泼地保持着青春的魅力，她不仅存在于那些引经据典的文字里，而且就活在老百姓的口语中。
晋中一带的人评价一个妖艳的年轻女子的时候，会这样说：“那妮子，可‘yāodiào’哩。”这“yāodiào”该怎样写？是“妖调”吗？读音差不多，可是意思似乎不是很准，而且也不是一个规范的词汇啊。这需要以晋中方言的发音为依据来分析。在这一带，许多声母为“T”的字，读如“D”，比如“柳条”不是“liǔtiáo”是“liǔdiáo”，说“桃子”不说“taozi”，说“dao’er”。那么，窈窕，用晋中方言说，就是“妖调”，倒过来，现在人们形容女人说“妖调”，很有可能就是诗经里的“窈窕”。当然，我这里有推测的成分，但是又有那种考古能避免推测呢？1“倒插插”――这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不说，让你猜，不是山西人的恐怕很难猜到：是指衣服上的口袋！“倒插插”，也简称“倒倒”，这是晋中一带的方言。为什么把口袋说成倒插插？这也是有些来历的。大家都看过古装戏。所谓古装，实际上大体是明朝的服装样式，它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袖子普遍很宽。到了清朝，推行马蹄袖，袖口变窄了，就没有这么宽了。明朝以前的衣袖和现在相比，不仅宽敞，而且多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装一些小的物件，如手帕之类。戏曲里也会看到这类细节。袖子里怎么能装住东西呢？原来，袖口里面缝有口袋。这口袋的口子和袖口的方向是倒着的，装东西要倒着插进去，所以就叫“倒插”。晋中人讲话，凡是指称小一些事物的名词喜欢用叠音来表示，这种缝在袖口的口袋当然不会有多大，所以就说叫“倒插插”。到了清朝，改穿满式的马蹄袖，袖口变窄了，不便装东西了，口袋就不再缝在袖口，改在衣襟底下了，方向也不是倒着的，但是“倒插插”这个名字还是保留了下来了。可是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倒插插”是明朝以前的服饰，满清人从关外来，不是这种装扮，人家也没有这种说法。统治者的语言总是时代语言的主导，京城地方的说法当然也就随着变了。京话历来是官话的基础，“倒插插”被满清人挤出京话，不入流了，渐渐地就边缘化了。至于山西，不知道是因为闭塞，还是山西人执拗，不会在“倒插插”问题上与时俱进，抱着这个这个很古老而悠久的名称不放，但是究竟时代在变化，语言在变化，于是“倒插插”就退化为土话
湖州，位于浙江省北部，古属吴越之地，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徙封于此，在此筑城，始置“菰城县”。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吴中起兵，自立西楚霸王，在今湖城中心建 “项王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乌程县”。西汉初年,湖州在吴王刘濞封地之内。三国吴甘露二年(公元266年)孙皓取吴国兴盛之意置“吴兴郡”。至南朝,吴兴郡辖地包括今湖州全境及钱塘(今杭州)、阳羡(今宜兴)等县。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以地滨太湖而名“湖州”，为湖州名称之始。此后湖州一直是当时浙北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先后置湖州路、湖州府。
同样，作为吴方言的一个重要的分区，湖州方言在吴方言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作为毗邻南太湖的湖畔城市。吴语区太湖片苕溪小片的湖州方言有有着其自身所特有的一些特点。本文试以实例和比较的方式，仅从语汇方面介绍部分湖州地区方言的独有特色。
（一）湖州方言语汇中的浓厚水乡色彩
作为太湖边的水乡城市，湖州有着十分浓厚的水文化，在古代湖州便有着“水晶宫”的美誉。作为太湖平原的农耕区，在此处混合了渔猎文化，因而使得湖州方言呈现出十分浓厚的水乡色彩。这种影响，十分鲜明地从语汇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许多的语汇，在湖州有着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说法，例如虾，这种在东部地区比较常见的小型水产，几乎不分种类被各地称为“虾”而没有任何变化（仅仅在杭州地区会被称为“虾儿”，口气稍微软化）。但在湖州，对于虾，一直都是使用一个独特的称谓：“弯簪”。外地人初来湖州，一般都对“弯簪”这个词极不理解，很难与虾进行联系。事实上，对于很早就将虾列入食用品的湖州人，这主要是取其在烧煮后身体弯蜷的特点而赋予的名称。是一种长期水乡生活的总结与传承。
与之类似的，湖州方言对鱼类的分类细致，很多鱼都会在湖州有自己特别的叫法。例如将鳜鱼称为“花鲫鱼”，将鲢鱼细分为花鲢和青鲢等等，都是长期和鱼类接触的水乡人民对于水产的一种具体而朴实的分类。
对于太湖边的湖州，水是相当司空见惯的，因而虽然没有临海，湖州人对于水，却是表现出特殊的大气。太湖是全国第三大淡水湖，其主要的两条来水河流均经过湖州流入太湖。对于供养如此巨大的湖泊的河流，他们的名字却十分不起眼。湖州人谦逊地称他们为东苕溪与西苕溪。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能向无垠的太湖确保供水的。同样的理由，见惯了太湖的湖州人在面对杭州西湖或者北京后海的时候经常发出这样的惊讶：“各么顶都散个宕么（这最多算个池塘么）”。湖州人就是如此，把人家的湖叫塘，把人家的塘叫水坑潭。生来见多了水，一出口就有大气派。
这也难怪，除了大海，湖州人大约是不会在水面前失色太多的，如徐迟先生描绘他的故乡南浔（湖州下的一镇）时写到的：在这个水晶晶的地方，一切都是水晶晶的。
（二）湖州方言中朴素而形象的语汇表达
虽然很多的语汇在湖州方言中的表达与其他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要理解他们却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就要归功于湖州方言的朴素与形象了。
湖州方言有大量的语汇来自于对声音的模仿与表现。例如，对于火柴和划炮（一种小型的鞭炮），湖州人将点燃它们的动词特别地定义为“闭”。而不是其他地区那样统称“划”，而“闭”又仅仅特指这两种动作，不可泛用。原来，这个词模仿的是在划火柴时在滑动摩擦点燃火柴时的那种声音。而这个微妙的声音被用来专指划火柴，因为划其他的东西并没有这样的声音产生。
蝉在很多地方称知了，而在湖州被叫做“洋斯塔”，这也是一种细致的拟声，在湖州人看来，这个词，要比“知了”更加准确地表现那种酷暑中令人烦躁的声音。
和其他地区一样，湖州人也会把事物用于对人的状态的描摹当中，只是这其中有很多地域特色。例如湖州人会将人傻呆呆地或者反应迟钝的样子称为“木头鸭”或者“癌塘仆”，前者是一种江南常见的鸭，平时就是傻傻的样子，而后者是一种生活于水底层的大型鱼，湖州人就认为它“傻傻地趴在池塘底”。“白板”则是以麻将里的白板比喻什么也不知道的外行。不过这样的描摹多是贬义，但不严重，确是很有情趣的表达。
有的语汇在湖州专门是表现人精神状态的，而他的外部表现，就成了写他状态的最好材料。比如“醉醺醺”用于醉酒者，既有醉的本质，又有醺醺的酒气；“嘿哒哒”用于表现人的急迫，直接展现急切的人那种急促呼吸的样子。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另外有些语汇则以指示的方式表达其含义。例如在湖州方言中，男人和女人有称“南宁噶”和“逆宁噶”。用普通话就是“男人家”和“女人家”。上午和下午在湖州方言中表达为“上半天”和“下半天”。一个人如果对某件事的理解产生了困难，一时无法明白，就称之“的弗转”，即转不过弯来。这样的指示，也正符合传播学里用符号表达含义的要求。
（三）湖州方言中的文言古语沉淀
作为浙江北部重要的城市，湖州在历史上，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自唐至清末，湖州境内举进士第1530人，其中状元16人。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杜牧、苏轼、吴承恩、归有光等著名文人在此任职。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里，到处都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在湖州的方言中也是如此。湖州方言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大量出现的古文言语汇。而且这些语汇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着。
首先是代词。湖州地区的方言中，代词是最具文言色彩的，它基本完全保留了文言的用词方式。在湖州，至今依然用“吾”来指代自己，用“尔”指代对方，用“其”指代第三人称的事物，甚至依然用“伊”来指代女性。当然，在吴语中这几个字的读法并不和普通话完全一致，需要听者分析。尤其“其”“伊”在湖州方言里发音几乎一样，如果不懂其差别，将很难识别。
其次是一些名词，在湖州依旧有许多古文言词汇在使用，例如以“廿”表示二十，以“镬子”表示锅子，“镬糍”表示锅巴，用“铜钿”表示钱。
更多的动词与日常用语都有很深的文言色彩，例如“汰”在湖州方言依然使用而不是用“洗”，藏东西则是“囥”东西，湖州人会把脏这个词很自然的说成“龌龊”，而那句中国人经典的“吃了吗”的问候，在湖州则依然保持着它在文言文时的状态：“食既了伐？”。湖州人依然要每天“着”衣“着”裤而不是穿它们。遇到需要否定的东西，湖州人却从不说“不”，“弗”这个似乎是只有在古文里能见的词汇却在湖州人的生活里依然活跃，“弗要”、“弗是”、“弗好”、“弗晓得”……
湖州方言还保留了完整的入声韵系统，那些普通话读来无韵的诗词，在湖州人读来都是琅琅上口，“特别急促”这样的四个压入声韵的词，就是最好的例证。
湖州有许多四字短语，虽没有收为成语，却可以用一个典故表达一种极其恰当的情形，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这个发音为“哇里哇咕”的似乎是日语词汇的短语，正字写做“滑履坏瓜”，不是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避嫌好习惯吗？好啊，你不纳履，鞋子滑了，踢坏了人家的瓜，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样微妙的情景，生活里也可以遇到，却没有任何现代汉语可以如“滑履坏瓜”一样传神地表现它来。
另外就是这句只有湖州才有的告别语了。“百坦”，既是指希望对方一路顺风，也是希望对方可以心平气和，事事坦然面对。难怪许多人认为湖州是个养老休闲的好去处，这样“百坦”的生活态度，不正是修养心灵所需要的么？
（四）变化的湖州方言语汇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提高，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被用于生活，湖州作为东部发达城市，在清代就引进了许多西方的东西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一切，又被湖州方言，以变化记录下来。
“洋木头”大概是湖州人第一次见到进口火柴是给的名称，那时的国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个西洋木棍就能点火，虽然这早已不再神秘，这个名字却依旧流传。
“水门汀”则是懂英文的知识分子早年的翻译，只是没有人想到，在今天这个时代，湖州人依然这样叫水泥，就好象他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一样。
“电火”就是电灯，朴素形象。而其他诸如“洋火”、“洋钉”、“洋片”这样的名词则表明了他们的来源皆是进口。大抵因为进口的东西都是比较先进的，湖州人索性把“洋”当成了形容词。一个人自我感觉很好，得意洋洋的样子，在湖州就是“洋”。
以上介绍和总结的只是湖州方言中很少部分具有特色的语汇，还有很大的缺陷与遗漏，而湖州方言在发音，吐字，遣词造句等等方面还有起独特的一面。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才能更好地了解湖州深厚的方言文化 。
留住方言，文化立根
方言在时代的冲击下踉跄前行，早已衣不蔽体。那些在历史回荡着的声音，有些渐渐远去，甚至不复存在，也带走了承载其中的情感寄托和文化光辉。方言保护亟不可待，一寸乡愁还需留住。留住方言，文化立根。
一方水土一片记忆，一声乡音一份联结， “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心灵安全的归属，奔波再久乡音一响，那就是到家了。这种声音是那样的美，总会让人热泪盈眶，熙熙攘攘的一群人在喉咙震动爆破的那刻已经成了老乡。孕育于同一片土地，声音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方言是乡的灵魂，寄居着文化，是人文和历史的载体。不论是秦腔的撕吼还是越剧里的吴语，都用独特的方言美感定义了一片地域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特点。方言是地方的文化名片和最佳代言。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字破译需要方言，古代历史的解读需要方言，诗词韵律的判断需要方言。这声音啊，捣破黄龙直击文化的心脏。中华文化在方言的传动下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更是百花绽放博大精深。山山水水下的文化多样性就是在方言的温床中得以孕育发展。
令人担忧的是现如今很多方言像是失宠的妃子一样在挣扎着哭泣着。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有些方言甚至已经消失。
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在电视台、广播等媒体中都不见方言的影子。在普通话的挤压之下，方言不见天日。中国城镇化也在快速地进行着，普通话渐渐地成为了各地的生活用语，方言使用频率大大下降。而且为了提高教育，很多家长主动放弃教小孩方言，普通话从娃娃抓起，更是雪上加霜。
再者很多人对方言的认识不足，忽略了方言的文化内涵和在文化多元方面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片面地认为方言有碍文化交流阻断文化发展，对方言排斥激烈态度悲观。
叹！最令人心痛的是美好的东西被慢慢地撕毁。方言在夹缝中亟待救援，行动刻不容缓。
政府应要引起重视，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也要认识到方言是地域特征的浓缩，而不是打出一句“人人都讲普通话，文明社会你我他”就万事大吉，建立方言博物馆，开展方言艺术表演等等都是可行之举，近年来大火的声音影像记录也要提上日程。
学者的也要重视方言的研究，充分挖掘方言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提高方言地位。
而作为个人，要把传承故乡的声音作为责任和使命，应该以会一口流利的方言而自豪。
留住方言，文化立根。那故乡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底气地说：生于斯，长于斯，我是这儿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