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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终于浮出水面。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新组建部委5个，减少正部级机构4个。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热点议题，也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里程碑。那么，如何认识大部制的内涵？怎样审视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它又如何影响着普通百姓的生活？这一连串的问题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思考。
一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大明确指出了未来5年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大部制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一环。所谓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大部制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
从国内来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丰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完善。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客观上要求政府退出微观经济领域，转换其“全能型”、“管制型”角色。因为，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只有顺利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才能要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大部制正是适应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进行的有益尝试。纵观我国政府的历次机构改革，都未在操作层面上尝试过大部制实践，自然没有现成的路子可循。因此，如何确保大部制改革的成功及其高效运转，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难点。
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部制做法倒是值得我们借鉴。
在西方世界，英国是最早开始尝试大部制改革的国家。英国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探索将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先后进行合并、重组。在60年代其先后组建合并了三个主要的大部（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及国防部）；70年代，贸易工业部和环境事务部这两个大部又应运而生。后来由于职能演化及能源危机，能源部从贸易工业部脱离。几年后，国家因面临公共财政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困境，贸易工业部、环境事务部不得不被拆分。而到了1983年，英国政府又把贸易部和工业部重新整合在一起。美国出于国防安全考虑，9.11事件后成立了特大型的国土安全部，该部包括了12个机构和17万名工作人员。而瑞典当局则集劳工保护、贸易运输、工业发展规划等多项职责集贸易工业部于一身。
由此看来，大部制改革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全世界公共管理领域不断推进的制度式变革。
此外，推行大部制改革也是克服行政组织机构弊端的必然选择。
众所周知，理论界熟知的理性官僚制是各国行政机关所秉持的重要理念。而如何克服官僚制设计层面的固有缺陷，则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彼得斯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在追求政府部门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建立一个可被预测的，属于全民的，正直的韦伯式的官僚政府。”帕金森定律揭示，行政职能部门有一种自我膨胀的内在倾向，不断的增长机构和人员是它的生存本能。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官僚制行政部门膨胀动机遵循这样的公式，即“部门自身规模越大=预算越多=权力越大”。他们指出，政府官员的眼里，追求的是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其中包括选票、薪金、所在机构的规模、荣誉、额外所得、权力和地位等。近年来各国接连曝光的某些贪腐大案，就是官僚体制下权力寻租、滥用的集中体现。
同时，也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大部制。我们知道，系统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诸要素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系统的发展取决于各要素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匹配。系统论的方法要求我们立足整体、统观全局,着重从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对象，从而达到功能优化。政府机构本身也是一个自组织、自适应的有机系统,只有保证政府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调和匹配,才能发挥政府自身的自组织、自适应功能,进而实现系统的协同效应。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政府承载着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唯有确保其系统内部行政理念、人员配置、制度安排等诸要素的协调匹配,才能全面提升政府的履职能力。因此，在推行大部制改革的进程中，只有优化人员配置、合理界定功能，完善制度设计，才能合理地集中和整合公共资源，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此举不仅是改进政府治理的需要，也是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必然。回顾历次机构改革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制度设计层面仍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所以，在大部制推进的过程中，制度设计者必须对政府机构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和调整，并充分吸取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将政府机构改革置于社会大背景下统筹考虑、稳步推进，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公共治理效益的最大化而，日臻成熟的大部制改革，无疑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理想选择。
二
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整体谋划大部制改革的总体方略，确保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公平正义和科学高效，是体制改革的主题。因此，在推进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大部制的总体方案，找准关键环节，完善各项机制、加强机构立法，为大部制改革走上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大部制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全面、综合、科学地规划当期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大部制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所谓总体方案，既是时间概念，又是空间概念，既是领域概念，又是层级概念，应该把总体方案理解为着眼于从表层到深层，从职能到体制，从当前到未来，经过多年和多方面的努力，逐步构建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来讲，就是要合理界定大部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即构建政府诚信体系、完善政府服务体系；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合理划分职能结构。只有通过科学合理地规划大部制改革的蓝图，才能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找准重点、突破难点，有的放矢地推进大部制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目的。只有依托政府职责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才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当前，政府职责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存在诸多漏洞。这就需要理论界和管理层深入基层，了解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全方位、多角度地收集整理资料，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全面把握当前政府职责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重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为研究大部制改革提供实证素材。大部制改革的难点，是利益机制的调整。不可否认，我国存在着利益分割、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格局。在中央层面，各部委的三定方案是部门履职的依据，固有的“权力观”已深入其观念之中。如果在政府履职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部门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则必将影响行政效能，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在推进大部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将利益机制分析工具引入行政管理体制研究，在取缔部门利益的基础上，构建中央和地方的和谐的政府利益机制，包括充分调动利益动力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救济机制。在推进大部制改革的进程中，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分散管理的问题。长期存在的部门权责不清和多头管理问题，已经造成了国家经济社会战略管理的困难，导致宏观调控的效果滞后与失灵，影响了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致使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和严重的资源浪费等等问题。只有按照科学合理的职能配置原则，才能构建科学、公正、高效的政府体制。
(三)完善机制、加强立法，推动大部制改革走上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根据已经公布的机构改革方案的总体要求，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机构职能，合理划分政府权责体系；健全公共服机制，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确定部门工作内容；深化公共财政预算改革，调整、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支出行为，加强预算监控机制，建立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公共财政服务体制；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强化对公务员的岗位培训，提高公务员素质，提升公务员的履职能力。
历次机构改革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忽视组织法的作用，最终致使机构改革功亏一篑。因此，机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当前，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抓紧制定《行政组织基本法》。使行政主体制度、行政组织形态、行政组织程序、违法责任追究等基本问题法规化，保证大部制改革走上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三
大部制制改革是一项涉及部门多、利益均衡难的复杂工程，需要做很多耐心细致的工作，绝不能有急躁冒进的心态，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我们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凸显，各种利益的较量激烈，所以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能低估。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一下问题：
(一)实现决策、执行、监督权的适度分离与有效运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种改革思路意味着要重构政府内部的权力架构和运转机制。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按照宪法规定，政府受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监督和制约。政府习惯性的做法是履行执行职能，大部分政府机构在决策、监督方面没有经验可循，这也是推行大部制改革的障碍性因素之一。如何在推行大部制的过程中，划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权力的边界如何划分？机构如何设置？众多的问题也是困扰理论界和决策当局的疑团。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未尝试过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所以推进策略和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可参照西方国家的做法，把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成制定政策、专司决策的机构，把直属机构定位为执行和服务机构，把办事和议事协调机关设定为监督机关；也可考虑在大部门的内部，细化机构功能，将部门的决策权集中在一个司局，成立政策法规司，将执行事务从部门内适当分离出来，设立专司执行的执行局，实现决策权与执行权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决策与执行分开后，部长对相对独立的政策司和执行局的管理，要建立在设定绩效指标、确定预算规模、签订服务合同的基础之上，对他们的工作任务提出更高的预期目标。
(二)克服大部制推进过程中的潜层次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归口管理的模式，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也适应了听指挥、分任务的“上下协调联动”的工作方法。国务院机构调整后，一些国家层级的部门将被撤并。地方的对口部门仍会在短时期内存在，旧体制下的地方部门可能会对上级新部门的工作产生抵触情绪，思想深处会产生“犯上意识”。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机关要注重对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摒弃狭隘的老部门情结，树立大局意识。其次，大部制改革后，各部长的管理权限将会增加，其全局驾驭能力也是对其本人能力的全新考验。在这种制度设计下，部门首长就必须提高掌控全局的能力，善于运用各种领导艺术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再次，要注意盲目合并机构带来的问题。尤其在地方层面，切忌定指标、求急求块，把没有成熟的部门捆绑在一起，搞“拉郎配”。因为，不顾实际，盲目合并，势必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其结果，要么再次拆分、要么降低公共治理效能，损害政府公信力。所以，为更好地推进大部制改革，地方政府可先行试点，待经验成熟后，再逐步推广。
(三)继续深化对大部制改革的理论研究
我国以往的机构改革往往是迫于形势压力，临时应对，“应急式”地提出改革方案，由于理论准备不足，最终导致改革的科学性、前瞻性不够。换言之，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正日益成为制约我国政府改革的突出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行大部制，应当着重对我国政府的历次改革进行理性反思，从价值选择的角度探讨政府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制度创新和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关系；要加强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学术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公共组织理论的研究；适应全球化和世界性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发展趋势，通过国际比较研究，积极借鉴他人经验；注重调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总结出国内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以理论创新促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
总之，大部制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一蹴而就之事。这就需要我们理性分析，客观看待，善于发现问题和总结不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其实证研究的价值，也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
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
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地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
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
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地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
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论文 在过去30年间，那些政府能力弱而政策不佳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那些具有良好的机构能力和良好政策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约3%。这说明政府能力对一个国家的进步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否拥有一个有效的、卓越的政府对于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完成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当前我国是否拥有一个有效且卓越的政府呢？或者说当前我国政府能力水平究竟如何？ 政府能力就是指现代国家政府，在既定的国家宪政体制内，通过制定和执行品质优良、积极而有效的公共政策，最大可能地动员、利用、组合、发掘、培植资源，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广泛而良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理性地确立社会普遍遵从的正式规则并积极引导更为广泛的非正式的社会规则，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形成有效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制度及其机制，进而在比较的意义上促进国家快速、均衡、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有效性是政府能力的核心概念。 政府能力从职能性质的角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能力：经济管理能力、政治和社会管理能力、行政组织管理能力。本文主要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来评价当代中国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能力。 一、从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看中国政府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国跟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发展道路。二十多年的爆发式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证明了我国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有能力的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的时候为3624.1亿元，到1997年为74462.6亿元，2001年为95933.3亿元，2002年为102398亿元，2003年为116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运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20多年来增加了近8倍。在1978至2003年2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10%左右，其他几个主要国家GDP年平均增长率为：美国2.7%，加拿大2.6%，日本3.3%，印度5.2%，法国2.1%，英国2.2%。对比后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 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1980年我国为379元，1990年为1634元，2001年为7543元，2002年为7954元，增长了20多倍。1992年到2003年间平均年递增9.5%左右，而同期其他几个国家是：美国2.3，日本0.8%，德国1.0%，法国1.4%，印度4.6%。经济结构优化显著。1978-1997年，三次产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12%、10.6%，占GDP的比重也由28.1：48.2：23.7变为18.7：49.2：32.1。尽管我们的经济结构比例还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却显著高于它们。而且，我国农业增速远远慢于GDP增速，工业、服务业却高于GDP增速，这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扩张期。第一、对外贸易取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一直在增长，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5097.6亿美元，2002年的6208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3.5%，不仅高于同期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而且比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高出近8个百分点。进出口差额由1978年的-11 .4亿美元（逆差）扩大到1986年的-119亿美元，而后开始上升，到1990年扭转为顺差87.4亿美元，2001年为225.4亿美元，2002年的304亿美元，成为世界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国国际储备在1980年时为-12.96亿美元，到1990年110.93亿美元，1998年为1449.60亿美元，2001年为2122亿美元，2002年的2864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 第二、利用外资数额大幅增加。198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44.6亿美元，到2001年496.7亿美元，2002年的550.11亿美元，增长了10多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世界排位前500名的跨国公司已有近四百家在中国投资。美国9·11事件和安然事件，促使大部分国际资本撤离美国，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资本聚集的中心。这些外资的引入，不但使我国获得了相对稀缺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竞争机制和管理经验，同时也意味着广阔的国际市场。 第三、坚强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的凶猛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几个回合就把亚洲“龙”和“虎”打趴下了。它震荡着亚洲，牵连了俄罗斯，甚至影响到远在大洋彼岸的巴西、美国。离风暴中心最近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中国对外贸易承受了巨大压力，利用外资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市场疲软，消费不振，通货紧缩现象日趋明显，外有金融危机影响，内有通货紧缩作祟，为挽危局，政府叫响了“积极扩大内需”的口号，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人民币不贬值、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依法治理金融，强化监督管理等等。中国经济成功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中国政府进行的“技艺高超的宏观经济管理”使中国成功的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第四、成功加入WTO。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将在一个更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下，以平等的条件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力资源丰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提高对外依存度，无论从战略利益还是当前利益出发，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非常有利。而且，WTO的共同规则还将对稳定我国多边外贸关系、减少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深化，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炽化的程度。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尽管我国的经济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挥洒这把双刃剑，做到趋利避害，利用国际市场的各种资源条件，同时避免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成功地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
[摘要]政府改革是政府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对政府体系的结构、功能以及行为进行调整和变革的过程。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是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动力。30年的政府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政府管理价值的重新确认和公共性的回归、政府职能日趋合理、政府治理结构日趋理性、政府运行机制逐步完善等方面。未来中国政府改革也面临着重建行政文化、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和结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和发展有效府际关系和管理、提升政府能力、建设法治政府等艰巨的任务和挑战。
[关键词] 社会变革；政府改革；成就与挑战
17 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曾经讲过，一个缺乏能保证秩序的、有效的政府的社会，人的生活将是孤独、贪婪、残忍和短寿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曾从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对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马克思在分析亚洲的经济发展时指出：“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1 ] ( P763) 在他们看来，如果政府及其权力能按照合乎规律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它和经济发展之间便没有冲突，经济发展便加速。反之，政府权力也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引起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从政府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形式的不同，而是在于政府治理程度，特别是政府能力大小或高低的不同。“有些国家的政府拥有一致性、一体性、合法性、组织性、高效和稳定的特点，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缺乏这些特点”。[2 ] ( P1) 的确，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经验表明，政府治理的能力及其有效性同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齐斯曼(J1 Zysman) 比较英、法、德、日、美诸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后认为，政府能力越强的国家，应付经济震荡的能力就越强，宏观调控的能力就越强，故而经济表现就越佳。[ 3 ]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 G1Myrdal) 也指出：“尽管程度不同，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属于软政权”。[ 4 ] 他同时认为，软政权的表现主要是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的规章与指令，以及普遍存在腐败。许多研究发展行政的学者更是认为，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行政的因素而非经济的因素。
的确，对于所有社会而言，始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与挑战是如何创建一个有效的政府体系，以支持、促进社会的发展、繁荣和进步。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政府不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眼里的所谓的“必要的恶”，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命题：政府的性质、能力和绩效，是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全世界都在重新考虑政府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建立一个与变化着的时代相适应的新政府体系，并使之更具能力、更具有效性，成为发展的推动力量，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的任务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转型可谓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这场革命，波及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经过这场革命的洗礼，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没有哪一个国家尝试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尽管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如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一样，在过去的30 年中，中国政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不仅体现在政府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方面，更体现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改革与创新政府，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有效治理体系，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始终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政府改革与创新既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与变化的动力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的主旨在于研究和探讨以下问题： (1) 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是什么？ (2) 30 年中国政府改革的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3) 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是什么？ (4)未来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什么？
一、中国政府改革的契机和动因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 ] ( P257)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 ] ( P617 - 618) 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的变化。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由经济体制变革引起的社会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国理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突出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总结20 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二是经济体制的变化。经过20 多年的改革，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转型，这种转型对整个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社会形态的变化。整个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四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五是政治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上述方面的变革与发展，为政府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政府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中，面临和承受着全方位的、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经济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充分就业、收入公正分配等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政府还肩负着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的艰巨任务。这就是说，政府既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也要成为新经济体制的设计者、改革的推动者。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都要求政府扮演发展与改革推动者的角色。在政治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维护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增强政治合法性，聚合和分配各种利益等艰巨任务。
在社会领域，政府也承担着创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确保13 亿民众生活保障的艰巨任务，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压力。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增大。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效率的政府。
政府体制是连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的，中国的问题多多少少与政治和政府体制有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体制障碍，根本在于政府体制的不完善。1978 年以来，中国虽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但始终存在着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盲目扩张与经济过热、重复建设严重、收入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大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得不到有效解决，关键在于相关的体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政府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角色，决定了政府改革在中国全面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约作用，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体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进展和成效。如果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行政关系，切实解决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问题；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就必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要把资源配置权交给市场，减少政府的干预，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管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有促进技术进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强化公共服务，就必须改革财政体制；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就必须实行政社分开，还权或者放权于民；要实现法治国家，就必须实现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
中国的政府改革，就其基本任务而言，就是要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建立确保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破除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障碍，建立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体制；要破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因素，建立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要破除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东西，建立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政府体制。总之，政府改革就是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政府体制，这是政府改革的直接动因所在。
二、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30 年的基本成就
1978 年以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的变化，中国政府在价值理念、职能调整、理顺关系、机构优化、完善机制、活化人力、依法行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改革与创新，实现了向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的初步转变。
(一) 政府管理价值的再确认与公共性的回归
政府治理的过程，既是社会目的的执行过程，也是社会目的和价值的创新过程。中国政府改革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趋于理性化的过程，是形式的合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的有机结合。政府价值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形式的合理性具有优先性。因为政府管理的价值不仅影响着政府的合法性，也影响着政府行为的合理性。中国政府改革30 年，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其自身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到科学发展观，从物化的思考和选择到以人为本观点的确立，从强调政府是一个权力中心到强调政府是一个公共服务中心，从强调强势国家的治理到强调社会的参与与协同治理，从政府行为的秘密性到公开性，从依靠人治到重视法治，等等，都体现出对政府管理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政府的“公共性”的回归和立国价值( regim value) 的捍卫和落实。概括起来，对立国价值的捍卫和“公共性”的回归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认识到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性尊严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不断提升和改善公民的权益。(2) 认识到政府管理不仅是追求秩序、经济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3) 认识到政府不仅是一个管理的中心，更是一个服务的中心，政府的核心职能和职责在于提供公共的产品和服务。(4) 认识到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建立在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治理的基础之上。(5) 认识到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委托人，理应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诚然，公共价值的实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重要的是公共性的价值得到了重新的确认、选择，并在具体的公共行动和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