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语文教育观
朱自清（1898—1948）是现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又是在古典文学领域广泛涉猎、治学严谨的学者，同时还是把毕生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万千莘莘学子的语文教育家。
朱氏自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直到1925年暑假，曾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1920）、扬州第八中学（1921）、吴淞中国公学（1921）、台州浙江第六师范（1922）、温州浙江第十中学（1923）、宁波浙江第四中学（1924）、浙江白马湖春晖中学（1924、1925）等校从事中学国文教学工作长达5年之久。在这从教的5年间，朱氏不但与同事舒新城、俞平伯、夏丐`尊、叶圣陶等人朝夕切磋语文教育问题，而且广泛研读国内学者的论著，并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思考和抉择。他在1925年发表的第一篇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就是在分析研究当时胡适、穆济波、孙工、欧济甫、夏丐尊等人的各种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学国文教学问题所作的系统的总结。
作为一位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和大学教授，朱氏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语文普及工作和提高青年语文素养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1925年暑假以后，朱氏赴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初进清华园，除了开设“古今诗选”“中国新文学研究”“歌谣”等专门课程外，还主讲“普通国文”；后来担任了国文系主任，他仍然亲自担任“大一国文”课程，并对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教材编选以及讲授方法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可以这样说，我国高等学校自开设“大一国文”课程以来，朱氏是主讲这门课程时间最长、在学科建设上贡献最大的著名教授之一。由于长期主讲“大一国文”，朱氏对中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中小学的国文教学自然是倍加关切。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在后方西南联大师范部国文系主持教务，倡议创办《国文月刊》，为研究中等学校的语文教育开辟了一个阵地，吸引诸多学者悉心探讨，同时亲自撰写论文，为推动语文教育研究竭尽心力。他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又为开明书店编纂国文教科书，为改进中学国文的教材教法作出了贡献。直到1948年，贫与病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可他还在为中学的师生演讲，为开明的国文教本作选注。朱氏关心语文教育，可谓矢志不渝。
关于现代教育的宗旨，早在19世纪末，王国维就根据当时西方先进教育学说提出过施行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的主张。辛亥以后，蔡元培又把这“三育”理论发展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的所谓“五主义”教育方针。要而言之，这些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都把教育的宗旨确认为“造就完美的人格”。这对我国封建传统教育意在培养官僚和奴仆的宗旨是一个猛烈的冲击和彻底的否定。朱自清在从事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始终把语文教育看作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的人格得到完美的训练。
语文科是整个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具体学科。人们在研究这门学科的教学规律的时候，多半着眼在学科本身的教材和教法上面。朱氏却在20年代就深刻意识到，语文教学要求得理想的效果，就决不能把眼光仅仅注视在课堂里面，仅仅注视在教材教法上面，而应当牢牢抓住“训育”这个环节，注意整个学校对于学生的“人格影响”。否则，“教而不育”，一切都将落空。他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中精辟地论述了“教学与训育”的关系，指出“训育”是学校各科教学的“联络中心”，失去了这个“联络中心”，各科教学势难收到圆满的效果。他在文章中向国文教师严峻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上课时，个个学生是注意听讲么?有人谈话么?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别的书么?最要紧的，你能断定没有一个人想着别的事么?──今日讲的，他们曾如你所嘱地预习过了么?昨日讲的，他们上自修班时曾复习过了么?”朱氏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固然要看你的教法如何，但更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更要看你的校长和同事们的人格影响如何；换言之，你们平日怎样实施你们的教育宗旨，怎样实施训育，上课时便是怎样的气象”（《教育杂志》第17卷第7期）。这里朱氏接触到了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教育者对于受教育者如何施加人格影响，从而使受教育者的品行得以端正、人格得以发展。这是各科教学──包括语文教学──能否收到实效的关键。这种人格影响，当然不仅体现在上课的几小时内，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平时与学生的交往接触之中，体现在整个学校所形成的环境和校风之中。
朱氏从发展学生完美人格出发，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文艺教育。他在《中学生与文艺》一文中指出：“文艺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读者渐渐悟得做人的道理。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文艺又是精选的语言，读者可以学习怎样运用语言来表现和批评人生。国文科是语文教学，目的在培养和增进了解、欣赏与表现的能力，文艺是主要的教材。”（《中学生》第187期）朱氏重视文艺教育，是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文字只是一种了解和表现人生的工具和媒介，学生接受语文教育同时也是在接受生活的教育、接受做人的教育。语文教育与做人教育之间，文艺起着最好的沟通作用。他十分重视诗歌教学，认为诗歌不仅有优美的意境，而且“诗里含着高尚的感情”，它往往能够“暗示人生”，具有深刻的“言外之意”，吟诵优秀的古今诗篇，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得到美化和净化（见《怎样学习国文》，载《国文杂志》1944年第3卷第3期）。他也十分重视小说教学，认为“小说增加人的经验，提示种种生活的样式，又有趣味，最是文学入门的捷径”（见《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载《中学生》1930年第10号）。他在30年代还专门为朱文叔所编初中国文读本（中华版）撰写了散文《春》，文中名句：“春天像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曾经给广大青少年以无穷的希望和力量。
朱氏从发展学生完美人格出发，还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经典训练。在五四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文言文的学习，尤其是对于古代经典的学习，曾是教育界反复争论的热门话题，许多激进人士反对封建主义，同时也反对那通行于封建时代的文言文，更反对现代人去接触反映封建时代社会风貌、伦理观念等等的古代典籍。朱氏对此却别有见解。他说：“由于文言文在日常应用上渐渐的失去效用，我们对于过去用文言文写的典籍，便漠不关心，这是错误的思想。因为我们过去的典籍，我们阅读它，研究它，可以得到古代的学术思想，了解古代的生活状况，这便是中国人对于中国历史认识的任务。”（《怎样学习国文》）所以他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载《国文教学》）由此可见，朱氏强调的经典训练与那些封建复古派的鼓吹“读经”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读经派”旨在通过读经向青年灌输封建伦理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朱氏的经典训练则旨在进行文化教育，使受教育的中国人真正能认识中国的历史；“读经派”旨在宣扬古代经典中一切有利于维护封建伦常的东西，朱氏的经典训练则旨在“培养欣赏力”，同时也“培养批判力”，即“知己知彼”“批判的接受”（见《古文学的欣赏》，载《文学杂志》
1947年复刊号）。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朱氏在40年代编撰了一部《经典常谈》，共13篇，以《说文解字》起首，对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若干种古书和古文体作了精要的分析讲解。
从发展学生完美的人格出发，朱氏还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表情达意的“至诚”。朱氏在《说话》一文中说：“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见《说话》，载《语文影及其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语文教育当然要教会学生说话和作文，但说话和作文应当说的是至诚的话，作的是至诚的文，这就关涉到做人的态度问题，关涉到人格了。1933年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作文试卷出题为“苦热”“晓行”“夜”“灯”“路”等五题，考生中选“苦热”“晓行”“夜”等题者为多。出题人的用意原在测查考生们观察和描写的能力，谁知阅卷时发现大多数考生“自己似乎并没有说话”，只是发一通“恨富怜穷”的议论，说大篇流行的、时髦的套话。朱氏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这种一味“追时代潮流”的门面话，其实本非考生们的真实思想，他们不过是从报章杂志上捡来这些套话，搬到自己笔下而已。朱氏因此感慨说，对于实际的生活，“看起来大部分的考生似乎是既不自己张开眼看，也不自己按下心想的。而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因此我们不能不疑惑高中的教师真个尽了他们的责任”。那么怎样才算是尽了责任呢?朱氏认为：“理想的教师不但想到学生的耳朵，还想到他们的脑子”，“教学生能自己观察，自己思想”，“养成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只有这样，学生才不致于言不由衷，满足于“追时代潮流”，写“洋八股”的文章（见《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的一斑》，载《独立评论》
1933年第65号）。
总之，在朱氏看来，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固然与教材教法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执教者能否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有关。从事语文教育的人，不独要为“经师”，更要为“人师”，且所谓“人师”，“用不着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一手摊经，一手握剑，只要认真而亲切的服务，就是人师”（见《论青年》，载《语文影及其他》）。
在旧中国制定的国文课程标准里，总记载着这样的条文：“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与欣赏文艺之兴趣”（初中），“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高中）等等。在阅读方面，无论初中还是高中，课程标准中都离不开“欣赏”二字。至于这“欣赏”，实际指的是什么；这种“欣赏”能力的养成得靠怎样的功夫、得有怎样的基础，许多人往往不去深入理会。朱自清却凭着自己对语文教育性质的深刻理解和对阅读欣赏规律的实际体验，在“欣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观点，形成了他对阅读教学的一系列精辟见解。
朱氏首先确认培养和增进学生的欣赏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而所谓“欣赏”，对作者而言，关键在于能够“设身处地”，明白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体会作者为什么只能这样写；对作品而言，关键在于能够“感情移入”，能够深入作品创设的情景，深入作品内在的思路，从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见《古文学的欣赏》）。这种欣赏能力，靠摆弄一些抽象的、多义的形容性词语，是无法真正显示出来的。朱氏说：“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致’‘豪放’‘婉约’‘温柔敦厚’‘典丽皇’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就算数的；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去体会，去领会，才是切实的受用。”（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就涉及欣赏与了解之间的关系了。许多人常把欣赏和了解误认为是两件事：说“了解”，仿佛是低层次的；说“欣赏”，则是高层次的。其实，欣赏和了解是紧密联系着的，欣赏是透彻的了解，了解是切实的欣赏。
这“透彻的了解”，就需凭藉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工夫。语文课上读讲课文，其主要工作就在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朱氏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反对一般学生读书抱“大而化之”的态度，他主张教师和学生都要在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多下苦功。他在议论诗歌欣赏的时候曾说：“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见《古诗十九首释前言》，载《国文杂志》1941年第1卷第6期）从语文教育的立场上看，对于一切文艺作品的阅读欣赏都必须取分析的态度，否则混同于一般人完全为消遣、为自娱而阅读，就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又必须把分析咀嚼的工夫花在语言文字上，否则混同于一般评论家只是按照文艺批评原理粗线条地勾勒作品大意，也就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既然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文字的分析工夫，那就不能笼统地反对教师的“讲解”。在这个问题上，朱氏的观点是辩证的。他认为教师的“讲解”如果用力在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那就不该反对，因为正是这种示范性的分析会给学生以了解与欣赏的门径，会改变学生“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仅凭教师的“讲解”又是不够的，语文教学还必须让学生接受充分的训练，因此他说：“多讲闲话少讲课文的教师，固然不称职；就是孜孜兀兀的预备课文，详详细细的演释课文的，也还不算好教师。中学生需要充分的练习。”（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样就形成了朱氏所一贯坚持并身体力行的阅读教学模式。在20年代，他就设计了这样的“五步教学法”：（1）课前学生预习；（2）课上学生报告预习结果；（3）令学生分述各段大意及全篇大意；（4）师生共同研究篇中的情思与文笔；（5）一篇教完，行口问或笔试。教师的必要的讲解，贯串在课堂上的几个环节之中，或详或略，相机处理（见《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到40年代，他把这一模式简化为三步，即预习、讨论、复习。在“讨论”这个环节中，朱氏认为教师的工作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帮助学生解决已经发现却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二是提供学生所没有注意到的重要问题，引起讨论；三是提出可资比较的材料，引起讨论的兴趣，推动讨论的深入。而在所有这些环节中，既给予学生以充分的训练，又始终穿插着教师示范性的启发讲解，形成了师生共同研究、玩味语言文字的氛围，从而达到对课文语言文字的透彻的了解和切实的欣赏（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对于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是重要的，但这种分析咀嚼往往侧重在意蕴上、理念上；而语言文字本身还具有声调、节奏乃至韵律，因此要达到“透彻的了解”，还必须注重诵读。朱氏把一般的诵读法，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吟”。对于古代的诗文，朱氏主张要“吟”。五四以来，新派人物都嘲笑那些“迷恋骸骨”者摇头摆尾地吟诵古诗文的丑态，致使一般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或不愿再讲究吟诵。朱氏认为“这也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因为“古文和旧诗、词等都不是自然的语言，非看不能知道它们的意义，非吟不能体会它们的口气──不像白话诗文有时只听人家读或说就能了解欣赏，用不着看。吟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将那些不自然的语言的口气慢慢显示出来，让人们好捉摸着”（见《论朗读》，载《国文教学》）。尤其是古典诗词，只有按平仄、韵律反复地吟，才能领略其声调的好处，才能熟悉其用句、句法、章法，才能揣摩其表现的技巧。至于古文，朱氏认为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尽管当今的中学生不必写作文言，但为了要真正透彻地了解古文，真正切实地欣赏古文，还是非学会“吟”不可。第二类是“读”，对于某些应用的文言和一般白话诗文，朱氏主张用“读”法。朱氏认为，某些应用的文言固然与常人说话不一致，就是一般的白话诗文，尽管本于口语，但毕竟与口语不能完全一致，何况其中还往往夹入欧化的成分，所以适宜用“读”，用“从前宣读诏书，现在法庭里宣读判词”的这种腔调“读”。朱氏说：“读注重意义，注重清楚，要如朱子所谓‘舒缓不迫，字字分明’。不管文言、白话，都用差不多的腔调。这里面也有抑扬顿挫，也有口气，但不显著，每字都该给予相当分量，不宜滑过去。整个的效果是郑重，是平静。”第三类是“说”，对于用纯粹口语来写的作品，朱氏主张用“说”的方法正确地传达出语言中的情味来。例如老舍的一些作品，朱氏认为“富于幽默的成分。‘说’起来极有趣味”。朱氏自己曾经作过几回试验，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某个集会上，他用“说”的口气说完浑家先生的《奉劝大爷》；一次是在清华诵读会上“说”自己的作品《给亡妇》。前者幽默，后者凝重，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在这三类读法中，朱氏说：“读的用处最大，语文教学上应该特别注重它。”至于从小学、中学、大学分别列论，朱氏主张：“小学的国语教学应该废诵重读，兼学吟和说；大中学也该重读，恢复吟，兼学说。”（见《论朗读》）
朱氏竭力主张诵读，除了因为诵读有助于人们对文章的了解和欣赏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诵读有助于学生理顺自己的“语脉”，并进而推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黎锦熙曾经指出：“现在中学生作文与说话失去了联系，文字和语言脱了节。文字本来是统一的，语言一向是纷歧的。拿纷歧的语言来写统一的文字，自然发生这种畸形的病象。因此训练白话文的基本技术，应有统一的语言，使纷歧的个别的语言先加以统一的技术训练。”因此他强调要重视“诵读教学”。朱氏认为黎氏的这个观点很值得人们注意，因为学生作文往往一味地依照自己的“纷歧的个别的语言”，而不顾到“统一的文字”，因此“语脉”总是不清不顺。朱氏说：“这些学生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的调子或语脉──，叫文脉也成。”（见《诵读教学》，载北平1946年12月2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此外，欧化成分的渗入，使许多人感到不顺口，不上口。其实，朱氏认为：“从语言的成长而论，尤其从我们的‘文学的国语’的成长而论，这个‘上口’或‘顺口’的标准却应该活用；有些新的词汇新的语式得给予时间让它们或教它们上口。这些新的词汇和语式，给予了充足的时间，自然就会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诵读教学的帮助，需要的时间会少些，也许会少得多。”（见《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载北平1946年12月16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青年学生阅读那些夹入欧化成分的白话文，看得多了，笔底自然也就受到影响；如果再加上诵读，他们的“文学的国语”将自然地活跃到口头；这样，“文学的国语”就首先在学生的笔底和口头生了根，从而也就必然影响并扩大到社会。这意义就十分深远的了。
朱自清对于写作教学的见解，更多的是着眼于应用。他说：“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因为作文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艺术自当居次位”，因为“中学生如果只爱文艺，阅读的是它，练习的是它，却又没有明锐的辨别力，就很容易滥用文艺的笔调。他们不能清楚的辨别文艺和普通文字（就是广义的应用文）的不同，他们只会那一套。因此写起普通文字来，浮文多，要紧话少，而那几句要紧话又说不透。这就不能应用。”（见《中学生与文艺》）
写作训练着眼于应用，这就势必要推导出另一个问题，即训练方法如何切近“应用”。在过去封建科举时代，学文是为了写文，写文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便进学或中举。当时读书人练习写文章，眼前悬着个明确的目标，心目中也有个“假想的读者”，这“读者”就是各级考官。五四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生练习作文，又多半以“创作”为目标，这些学生心目中也或隐或显地有个“假想的读者”，那就是社会上的一般知识阶层。在校学生对教师布置的作文题，如果不带点创作意味，就不感兴趣；于是在课外自找题目去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其中终于也涌现出了相当一批文才颇为可观的人物。由此可见，在写作训练中给学生悬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并让学生在提笔作文时心目中有个“假想的读者”，这是使训练切近“应用”，并进而激发兴趣的重要方法。朱氏说：“写作练习大部分是拿假想的读者作对象，并非拿实际的读者作对象……假想的读者除了父兄，教师，亲近的同学或朋友外，还有全体同学，全体中学生，一般青年人，本地人士，各社团，政府，政府领袖，一般社会，以及其他没数到的。”（见《论教本与写作》）着眼于“应用”的写作练习就该以社会各个方面的人作为“假想的读者”。只有经过这样的多角度的训练，学生将来无论升入高一级学校或步入社会参加实际工作，就能运用文字工具来应付各种生活需要和社会需要。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写作总是“有所为”的，因而也总是有实际的读者对象的。在校期间，就应该培养学生按照实际需要，针对一定的读者对象来进行写作的能力和习惯。
以这样广泛的“假想的读者”作对象来进行写作训练，应该给学生悬一个怎样的目标呢?朱氏的设想是拿“报刊文字”作为目标。他认为拿创作做写作目标，假想的读者是一般社会，但是只知道一种假想的读者而不知道此外的种种，还是不能有辨别力，一旦需要实际应用，写出文章来往往还是不合式。所以他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学生的写作训练该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作切近的目标，特别是报纸上的文字。报纸上的文字不但指报纸本身的新闻和评论，并包括报纸上登载的一切文件──连广告在内──而言。”这样做，朱氏认为有三种好处：“第一，切用，而且有发展；第二，应用的文字差不多各体都有；第三，容易意识到各种文字的各种读者。……因为报纸上登载着各方面的文件，对象或宽或窄，各有不同，口气和体裁也不一样，学生常常比较着看，便容易见出读者和文字的关系是很大的，他们写作时也便渐渐会留心他们的假想的读者。”（见《论教本与写作》）
为了贯彻上述主张，朱氏提倡办班级壁报。他说：“说起壁报，那倒是鼓励学生写作的一个好法子。因为只指出假想的读者的存在，而实际的读者老是那几个人，好像支票不能兑现，也还是不大成。总得多来些实际的读者才好，从前我教中学国文，有时选些学生的文课张贴在教室墙壁上，似乎很能引起全班的注意，他们都去读一下，壁报的办法自然更有效力，门类多，回数多。写作者有了较广大的读者群，阅读者也可以时常观摩。一面又可以使一般学生对于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文字做写作目标有更亲切的印象。这是一个值得采取的写作设计。”（见《论教本与写作》）学生在学校中练习写作，无论从需要和场合看，还是从读者的对象看，多半都带有“假定性”，从“假定性”到“现实性”，中间需要架设一条桥梁，办壁报之类，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桥梁”。
朱自清先生在从教的最初年代，就竭力主张任何教育教学理论都应当切合实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他在20年代遍读了当时许多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以后，曾感慨地说：“照他们的论文所说，真是条理井然，圆满而且周到，真是理想的好系统!而事实却总是参差错综，决没有那样整齐，……那些论文里的详明的计划，到了教室里，至少要打个五折!……这可见理论与实际相差之远了!”（见《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在40年代，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切实的，有恒的施行；理论无论如何好，不施行总还是个白费!”（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所以，朱氏既十分着重理论，更十分强调“切实的，有恒的施行”。他在中学教过5年国文，试行各种教法，虽调迁数校，所到各校，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敬重。担任大学国文教授后，坚持主讲大一国文；与叶圣陶合著《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独自编写《古诗十九首释》等，给国文教师和一般中学生具体指示读诗读文的方法；又为《国文月刊》写专栏文章《文病类例》，详明地评析学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种种“文病”；完成专著《经典常谈》，给中学生切实进行经典训练指示门径；亲自参加编纂大一国文教材和中学国文教材，努力把自己在国文教材建设方面的种种设想付诸实施，作出实绩。朱氏这种不尚空言、事事躬行的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足以为一切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楷模。
背作文的确有利于积累好词好句，但并不是长久之计。
你现在初二，应该主要是去写一些记叙文。想要写好作文，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多看多练。
首先，不要把自己的目光局限于作文选之类的书籍，多去看一些课外的有益的书，把优美的或者有哲理的文字积累下来。没有必要背，每天拿出来看一看就好。
其次，试着仿写一些优美的段落，锻炼自己的文采。要想在众多作文中脱颖而出，你的文采是必不可少的一点。
段落写得不错时，试着去写整篇作文，并交给老师批分。多听一听老师的意见。
有些时候，点晴之笔可以将你的作文整体提高一个档次。历届的中考满分作文中不乏因为文采飞扬而获得批卷老师青睐的例子。
接着，当你已经做到以上几点时，去感悟人生吧。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去体会那些不可名状的，却真实存在于人生之中的意识形态的部分。如果你的作文能够有你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那么就完全高于那些单纯叙事或是描写的文章。这对于你未来上高中写议论文也非常有好处。
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能否坚持下去。作文，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每日孜孜不倦地努力阅读，练习，才能够帮助你获得优秀的作文成绩。
祝你好运。追问
具体该怎么做
你指哪个地方具体该怎么做？
如果是积累这方面，像名著或者当代的一些散文，都可以让你积累一些优美的文字。（实在不行，买几本中考满分作文书或者从平时练习册和卷子里的阅读中，找一些好的句子记下来。）
写这一部分，上面已经说了。至于题材，初级阶段去写练习册上比较基础的题目，然后试着去写中考作文。当你到达一定高度时，你自然会从生活中找到想写的东西。
感悟这一方面，可以从生活中感悟，也可以从一些书籍中，这个主要是看你自己，没有具体方法。
另外，写好一篇作文后，隔断时间再看一次，就会发现作文的不足，此时就要去修改作文，直到你自己满意为止，这期间也可以结合老师的批改意见。
这册《XXXX》是我自编的“作文书”，它是我从X年级到X年级的日记中精心选编而成的作文册。
它的内容丰富：有幼稚可笑的儿童篇，有酸甜苦辣的成长篇，当然，也有美妙的景篇…… 实话告诉你吧——写作文并不难！但是，有一部分同学老觉得没什么好写的，觉得没意思。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实际生活中，多多留意身边的事物，到那时，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好多新的收获，似乎有写不完的话。
这就是写作选材的秘诀~！ 但即使选到了材，不会表达怎么办呢？到了这时候，就需要记一记第二个写作表达秘诀——“联想思考”。
要写事，就要有“感”。
要有感想可写，就得一边读书，一边联想身边的生活，联想学过的知识。
比如，读的老舍先生的散文《养花》，你可以联想一下自己是否有养花、养宠物的经历，是养几天就养死了，还是养得生机勃勃，跟老舍先生的经历和感受是否有相似之处呢？老舍先生说养花的经历有苦有乐，你可以联想到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列举事例，深挖思想，写出来，就是一篇很棒的作文！~ 那就让我们从“感点”起步，带着“联想”上路，一起营造一个美妙的“竹林文”界吧！~加油！！ 或者 在漫长的小学路上，留下了一串小脚印，它们陪我踏过了小学六年的时光。
在它们背后，留下了一段段有趣的故事，一个个美丽的梦想。
在这期间，有五彩的仙子在欢唱，有时光爷爷的教诲，有梦想的泡泡装点。
我的哭哭笑笑，我的懵懵懂懂，我的奇思异想，我的“英雄事迹”，都像一朵朵美丽的花，绽开在“生活”这片辽阔的土地。
我的足迹，我记载；我的生活，我热爱。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 1898年11月22日），卒于1948年8月12日。
原籍浙江绍兴。
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民主战士 朱自清有著作27种，共约190万言，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
大多收入195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4卷《朱自清文集》。
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 *** 大屠杀记》、《背影》、《儿女》、《悼亡妇》，《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
写作背景 在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初中国文课本》第四册中，即选录了《春》这篇散文。
这大约是目前所见到的本文最早的出处。
朱自清1928年曾在《那里走》一文中表示自己要走一条逃避现实的道路，在那一时期前后的其他作品中，也确是反映了这种消极思想倾向。
但《春》这篇文章的基调是积极进取的。
所以，估计这篇作品的写作时间，是在1930年到1937年之间。
朱自清的精短散文《春》，意象单纯，主题明朗，语言优美，人们往往把它解读为一篇“春的赞歌”。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春》与朱自清众多的写景抒情散文一样，看似晶莹剔透，一目了然，但它却像一杯醇酒一般，蕴涵了绵长而清洌的韵味与芳香，要真正品尝出它的滋味并非易事。
在这篇“贮满诗意”的“春的赞歌”中，事实上饱含了作家特定时期的思想情绪、对人生及至人格的追求，表现了作家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积淀和他对自由境界的向往。
1927年之后的朱自清，始终在寻觅着、营造着一个灵魂深处的理想世界——梦的世界，用以安放他“颇不宁静”的拳拳之心，抵御外面世界的纷扰，使他在幽闭的书斋中“独善其身”并成就他的治学。
“荷塘月色”无疑是经过了凄苦的灵魂挣扎之后，找到的一方幽深静谧的自然之境，曲折地体现了他“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而“早春野景”则使他的梦的世界走向了一个开阔、蓬勃的境地，突出地展示了他要在春天的引领下“上前去”的人生信念。
后者自然是前者的延续、转化、提升。
但不管这两个世界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源于朱自清的一种理想追求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春》确实描写、讴歌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春天，但它更是朱自清心灵世界的一种逼真写照。
朱自清的绝大部分散文都标有写作时间乃至地点。
而惟独《春》既无时间，也没地点，也未曾收入他早期出版的《踪迹》（1924年）、《背影》（1958年）、《你我》（1936年）等集子中。
于是有人推测说：“《春》大致写于1928年至1937年。
”也有人认为：《春》是一篇“少年气盛”之作，时间当在1924年之前。
近年来出版的朱自清的几种作品集（如《朱自清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春》的末尾都标有出处：“原载朱文叔编《初中语文读本》第1册1933年7月版。
”这册语文教材从何处何年选载，我们尚不可知，但它至少使这篇经典散文的写作时段缩短了4年——即1928年至1933年之间。
也有人考证说这篇散文是专门应《初中语文读本》之邀创作的，此说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因此我主观妄断，《春》应该写于作者赴英留学归来之后的1933年，作者经过了一场“精神危机”，几年的留学使他改变了心境、开阔了视野，看到了新的生活前景。
明白了《春》的写作时间，对于我们把握作家的思想感情脉络，领悟作品的深层意蕴，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细读朱自清的《春》，我不由地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大病初愈的文化人，面对春意盎然的原野，他又重新找回了一种自信和自尊，编织着自己的理想之梦。
这是一个经历了“心灵炼狱”的知识分子，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他沉醉其间，诗情联翩，感受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心灵冲动。
他从时代的“十字街头”撤退下来，又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我总觉得，朱自清笔下的“春景图”，不是他故乡江浙一带的那种温暖潮湿的春景，也不是北方城郊的那种壮阔而盎然的春景，更不是如画家笔下那种如实临摹的写生画，而是作家在大自然的启迪和感召下，由他的心灵酿造出来的一幅艺术图画。
在这幅图画中，隐藏了他太多的心灵密码。
朱自清研究专家吴周文先生说：“在很多散文中，朱自清惨淡经营诗的意境，将人格美的‘情’与自然美的‘景’两者交融起来，创造了情与景会、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这种境界的构思，整个地展现自我人格，以美妙的意象作为人格的外化手段，于是他的笔下，自然美成为自我人格的精神拟态，或象征性的写照；个人特定的情绪、思想，也因自然美的依附，得到了诗意的写照，或者说得到了模糊性的象征。
怎样创造这种意境，完成自然美与人格美二者的附丽与连结？对此，朱自清则是继承弘扬以形传神、重在神似的艺术精神这一整体性的审美把握，加上‘诗可以怨’的审美理想的制导，生成了风格的隐秀与清逸的色彩。
”（吴周文《诗教理想与人格理想的互融》，《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对朱自清散文的深层意蕴，我以为这些话是深中肯綮的。
朱自清属于那种感情和感觉特别敏锐、细腻、真挚的人，对大自然的四季...
曾子杀猪曾子的妻子到市场上去，她的儿子要跟着一起去，一边走，一边哭。
妈妈对他说：“你回去，等我回来以后，杀猪给你吃。
”妻子从市场回来了，曾子要捉猪来杀，他的妻子拦住他说：“那不过是跟小孩子说着玩的。
”曾子说：“决不可以跟小孩子说着玩。
小孩本来不懂事，要照父母的样子学，听父母的教导。
现在你骗他，就是教孩子骗人。
做妈妈的骗孩子，孩子不相信妈妈的话，那是不可能把孩子教好的。
”曾子于是把猪给杀了。
2、郭沫若与芭蕉花 郭沫若小时候很淘气，但是很孝顺。
有一次，他的妈妈得了一种“晕病”，郭沫若听说芭蕉花可以治这种病。
这种花卖得很贵，并且难得一开，于是他就和哥哥一起跑到一座花园内找这种花，恰好那座花园里的芭蕉开了一朵大黄花，郭沫若和哥哥把花偷偷地摘下来送给了妈妈。
妈妈虽然知道郭沫若这样做是孝顺她，可是儿子的行为很让他伤心。
从此，郭沫若再也不偷拿别人的东西了。
3、华盛顿与樱桃树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华盛顿小时候不慎砍倒了一棵父亲很喜爱的樱桃树，华盛顿勇敢地承认了这件事并得到了父亲的谅解。
4.汽车维修店一个顾客走进一家汽车维修店，自称是某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
“在我的帐单上多写点零件，我回公司报销后，有你一份好处。
”他对店主说。
但店主拒绝了这样的要求。
顾客纠缠说：“我的生意不算小，会常来的，你肯定能赚很多钱！”店主告诉他，这事无论如何也不会做。
顾客气急败坏的嚷道：“谁都会这么干的，我看你是太傻了。
”店主火了，他要那个顾客马上离开，到别处谈这种生意去。
这时，顾客露出微笑，并满怀敬佩的握住店主的手：“我就是那家运输公司的老板。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固定的、信得过的维修店，我今后常来！” 面对诱惑，不怦然心动，不为其所惑，虽平淡如行云，质朴如流水，却让人领略到一种山高海深。
这是一种闪光的品格——诚信。
事其一：18世纪英国的一位有钱的绅士，一天深夜他走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儿拦住了。
“先生，请您买一包火柴吧”，小男孩儿说道。
“我不买”。
绅士回答说。
说着绅士躲开男孩儿继续走，“先生，请您买一包吧，我今天还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呢”小男孩儿追上来说。
绅士看到躲不开男孩儿，便说：“可是我没有零钱呀”，“先生，你先拿上火柴，我去给你换零钱”。
说完男孩儿拿着绅士给的一个英镑快步跑走了，绅士等了很久，男孩儿仍然没有回来，绅士无奈地回家了。
第二天，绅士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工作，仆人说来了一个男孩儿要求面见绅士。
于是男孩儿被叫了进来，这个男孩儿比卖火柴的男孩儿矮了一些，穿的更破烂。
“先生，对不起了，我的哥哥让我给您把零钱送来了”“你的哥哥呢？”绅士道。
“我的哥哥在换完零钱回来找你的路上被马车撞成重伤了，在家躺着呢”，绅士深深地被小男孩儿的诚信所感动。
“走！我们去看你的哥哥！”去了男孩儿的家一看，家里只要两个男孩的继母在招呼受到重伤的男孩儿。
一见绅士，男孩连忙说：“对不起，我没有给您按时把零钱送回去，失信了！”绅士却被男孩的诚信深深打动了。
当他了解到两个男孩儿的亲父母都双亡时，毅然决定把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承担起来。
故事其二；十七世纪的德国军队里面有一个王子对他的下属亲同手足，受到士兵和各级军官的深深爱戴。
一次攻打某国家失败而归的路上，正值冬天的深夜。
严寒、饥饿折磨着他以及一些部下，在极度寒冷和饥肠辘辘的状态下，王子慢慢的进入梦乡、、、、、、。
睡梦中王子梦见阳光格外的灿烂与温暖，他醒来了，发现自己身上被许多件大衣覆盖，生命得以延续。
四周再看，他的部下把大衣都覆盖在王子的身上，早已经全部冻死了。
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育他的弟子要诚实。
在学习中，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
他认为这才是对待学习的正确态度。
曾子也是个非常诚实守信的人。
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孩子哭闹着也要去。
妻子哄孩子说，你不要去了，我回来杀猪给你吃。
她赶集回来后，看见曾子真要杀猪，连忙上前阻止。
曾子说，你欺骗了孩子，孩子就会不信任你。
说着，就把猪杀了。
曾子不欺骗孩子，也培养了孩子讲信用的品德。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重诺言，讲信用。
人们都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这就是成语朋友的帮助，才幸免于难。
而有信，自然会得到大家的： 旧时中国店铺的门口，一般都写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八个自古在商品买卖中，就提倡公平交易、诚实待客、不欺诈、不作假的行业道德。
在当代中国，诚实守信的美德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这种美德表现在工作和学习上，就是专心致志，认真踏实，实事求是；表现在与人交往中，就是真诚待人，互相信赖；表现在对待国家和集体的态度上，就是奉公守法，忠诚老实。
中国古代诚信小故事汇编 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
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
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
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
宋真...
前言如何写 是写在正文前面的一段短文，起提纲作用。
作文开始一段是前言，一般文章均不将前言列为标题，只是有一段文字将正文引出，字数不宜过多，一般500字左右。
但国外期刊有关研究背景知识介绍的篇幅较长。
前言是为了给读者一点预备的知识，并借以引起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因此要特别注意精练、开门见山而有吸引力，对研究历史回顾应避免繁琐。
在研究论文的前言中扼要介绍与本文密切有关的史料。
前言部分主要讲清楚所研究问题的来源及本文的目的性。
课题来源可以从文献中来，也可从临床实际工作中提出，需要在前言部分简明扼要地写清楚，所要研究的是什么问题，问题的提出是从何而来的？本文准备解决哪些问题。
有时一项科研工作已持续多年，该论文是以前某一阶段工作的总结，则要说明该项科研工作总的目的，以前发表的论文已解决了其中的某个问题，本篇论文是准备解决其中哪个问题。
总之要将论文的目的写清楚，使读者看了一目了然，知道本文所研究问题的来源、重要性以及研究目的是什么。
前言的内容无需在文中重复，初写者常将前言部分内容和讨论部分重复，这是不允许的。
总之，前言就是用简单的文字描述该项研究的背景与动向、研究目的（包括思路）、范围、历史、意义、方法及重要研究结果和结论，前言要切题，起到给读者一些预备知识的作用，并能引人人胜。
前言也称“前记”、“序”、“叙”、“绪”、“引”、“弁言”，是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的文字，通常是描写作者写作心理、过程、想法以及心得体会。
论文中，前言称作“引言”，以简短的篇幅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叙说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心理或对这篇文章的大概及心得，也可点明文章的理论依据、实验基础和研究方法。
书本中，前言称作“序”，通常用来说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写作经过，也有他人代写的，多用来介绍和评论本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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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春》作者简介及作品分析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
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
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烩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美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解放前夕，患胃病辞世。
他的散文以“语言洗练”“文笔秀丽”著称。
毛泽东称赞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春》是一篇借景抒情的散文。作者抓住春景的特点，通过准确、生动的描绘，抒发了对春赞美之情。
文章以“盼春”开头满怀欣喜而又津津乐道地描绘了一幅幅春草、春花、春风、春雨的图景，在此优美背景下的人也充满了春意，他们走进大自然，构成了一幅“迎春”图，使人情不自禁地赞美起春天的新意、娇美和活力。
“春草图”从小草出土的情状——“钻”表现旺盛的生命力。接着从它的质地和色彩——“嫩嫩的、绿绿的”，写出了春草的“新”，它也给小孩带来欢乐和欣喜——“坐”、“躺”、“打滚”、“踢球”、“赛跑”、“捉迷藏”，让人感受到“轻悄悄”，“软绵绵”。随着天气渐暖，百花烂漫，“春花”竞放——“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色彩争艳“像火”、“像霞”、“像雪”；花儿香甜引人遐想。蜂蝶繁忙——“闹”，“飞来飞去”。野花多而闪烁——遍地是“杂样儿”“像眼睛”、“像星星”，进一步展示了春意的浓郁。
春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感受：触觉——“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嗅觉——“泥土气息”、“青草味儿”、“花的香”，听觉——“唱出”、“应和”、“响着”，把空灵的春风写得活灵活现，有形、有声、有情。
“春风图”描绘了春雨中特有的美景b春雨的多、细、密、亮、柔也通过视觉、感觉，形象地体现出来了，雨中景物的新美由色彩——64发亮”，“逼你的眼”的感受表现，写夜景时作者选取了灯光，撑伞的行人，披蓑戴笠的农民，雨中静默的房屋，描绘了和平宁静的雨中夜景图。
这四幅图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草、花、风、雨如天地一般和谐完美地组合为一体，每幅画面也都有人的活动和感觉，一切都显得那么融洽。 ’
由此，作者抓住生活中常见的“春早人勤”的中国民间特点，描写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劳作活动的情景。“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在人们的心田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展示了一幅“迎春”的热闹景象，人和景再一次融为一体。由此，人们对春天的喜爱之情水到渠成地汇成一股赞美的热情，结尾三段文字使用三个比喻句讴歌春天。“刚落地的娃娃”比喻春天的“新”，像新生命的开始，给人以无限希望；“小姑娘”比喻春天的艳美，令人喜爱；“健壮的青年”赞美春天充满活力，给人以力量和信心。
全文洋溢着对春天由衷的欣喜和爱意，通过拟人、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方法及叠字、叠词、叠句的使用，这种喜悦的轻快、活泼的爱意更显玲珑。
春的赞歌——读朱自清的散文《春》。
《春》在艺术表现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是诗情与画意的结合，和谐地创造情景交融的境界。作者对春天深沉赞美的感情，不是直抒胸臆地“直说”，而是通过含情的画笔，描绘春天的各种风景画来抒写的，赋予各种景物以鲜明的感情色彩。如对花的描写，既绘形绘色地描绘了各种果树的花，又这样描绘盛开的野花：“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作者欣赏花的欣喜之情，倾注在字里行间，一切“景语”都是“情话”。由于感情的倾注，这些小野花儿都仿佛变成了富于感情的活灵灵的小动物了，内在的诗情与外在的景物和谐地交融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画面的境界也因之抹上了一层浓郁的抒情色调。
二是结构严密，层次井然中见跌宕变化。作品根据揭示主题和抒情的需要．一共制作了五幅画面。画面之间连接自然、紧凑，并以前四幅画面作为第五幅画面的铺垫、烘托，从而开拓意境，揭示题旨。在揭题后，最后奇峰突起。文章层次清楚，脉络分明，而又有变化。
三是语言朴实、隽永。朱自清善于提炼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口语。他的散文语言具有清新朴实的特点。如写草，“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如写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这些短句浅语都是从口语中来。从达意说，通俗易懂；从修辞说，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之后，节奏明快，不平淡，有浓厚的抒情味。作者还善于运用奇妙的比喻。增强语言的情味。如写春风拂面，说“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如把春天比做“刚落地的娃娃”、“小姑娘”、“健壮的青年”等，这些比喻新颖、贴切。不落俗套，富有表现力，蕴藉深厚，句外有意，朴实清新中有隽永的意味。
参考：
段崇轩，。
朱自清的精短散文《春》，意象单纯，主题明朗，语言优美，人们往往把它解读为一篇“春的赞歌”。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春》与朱自清众多的写景抒情散文一样，看似晶莹剔透，一目了然，但它却像一杯醇酒一般，蕴涵了绵长而清洌的韵味与芳香，要真正品尝出它的滋味并非易事。在这篇“贮满诗意”的“春的赞歌”中，事实上饱含了作家特定时期的思想情绪、对人生及至人格的追求，表现了作家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积淀和他对自由境界的向往。1927年之后的朱自清，始终在寻觅着、营造着一个灵魂深处的理想世界——梦的世界，用以安放他“颇不宁静”的拳拳之心，抵御外面世界的纷扰，使他在幽闭的书斋中“独善其身”并成就他的治学。“荷塘月色”无疑是经过了凄苦的灵魂挣扎之后，找到的一方幽深静谧的自然之境，曲折地体现了他“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而“早春野景”则使他的梦的世界走向了一个开阔、蓬勃的境地，突出地展示了他要在春天的引领下“上前去”的人生信念。后者自然是前者的延续、转化、提升。但不管这两个世界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源于朱自清的一种理想追求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春》确实描写、讴歌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春天，但它更是朱自清心灵世界的一种逼真写照。
朱自清的绝大部分散文都标有写作时间乃至地点。而惟独《春》既无时间，也没地点，也未曾收入他早期出版的《踪迹》（1924年）、《背影》（1928年）、《你我》（1936年）等集子中。于是有人推测说：“《春》大致写于1928年至1937年。”也有人认为：《春》是一篇“少年气盛”之作，时间当在1924年之前。近年来出版的朱自清的几种作品集（如《朱自清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春》的末尾都标有出处：“原载朱文叔编《初中语文读本》第1册1933年7月版。”这册语文教材从何处何年选载，我们尚不可知，但它至少使这篇经典散文的写作时段缩短了4年——即1928年至1933年之间。也有人考证说这篇散文是专门应《初中语文读本》之邀创作的，此说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因此我主观妄断，《春》应该写于作者赴英留学归来之后的1933年，作者经过了一场“精神危机”，几年的留学使他改变了心境、开阔了视野，看到了新的生活前景。明白了《春》的写作时间，对于我们把握作家的思想感情脉络，领悟作品的深层意蕴，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细读朱自清的《春》，我不由地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大病初愈的文化人，面对春意盎然的原野，他又重新找回了一种自信和自尊，编织着自己的理想之梦。这是一个经历了“心灵炼狱”的知识分子，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他沉醉其间，诗情联翩，感受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心灵冲动。他从时代的“十字街头”撤退下来，又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我总觉得，朱自清笔下的“春景图”，不是他故乡江浙一带的那种温暖潮湿的春景，也不是北方城郊的那种壮阔而盎然的春景，更不是如画家笔下那种如实临摹的写生画，而是作家在大自然的启迪和感召下，由他的心灵酿造出来的一幅艺术图画。在这幅图画中，隐藏了他太多的心灵密码。
朱自清研究专家吴周文先生说：“在很多散文中，朱自清惨淡经营诗的意境，将人格美的‘情’与自然美的‘景’两者交融起来，创造了情与景会、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的构思，整个地展现自我人格，以美妙的意象作为人格的外化手段，于是他的笔下，自然美成为自我人格的精神拟态，或象征性的写照；个人特定的情绪、思想，也因自然美的依附，得到了诗意的写照，或者说得到了模糊性的象征。怎样创造这种意境，完成自然美与人格美二者的附丽与连结？对此，朱自清则是继承弘扬以形传神、重在神似的艺术精神这一整体性的审美把握，加上‘诗可以怨’的审美理想的制导，生成了风格的隐秀与清逸的色彩。”（吴周文《诗教理想与人格理想的互融》，《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对朱自清散文的深层意蕴，我以为这些话是深中肯綮的。朱自清属于那种感情和感觉特别敏锐、细腻、真挚的人，对大自然的四季变化和山水花鸟等等，又有着特有的亲和情怀和观赏兴致。他的写景，往往是景中有“我”，“我”中有景，景“我”合一。他所以要调动起自己的一切感官以及思想和情感，反复品味、字斟句酌、“用笔如舌”，正是要把自己的全部人生、人格投入到大自然的形神中去，让自然的美与他人生的美浑然为一。他不像鲁迅，在描写自然中采取一种超然的、审视的态度，甚至不惜写了自然的丑来；他也不像周作人，在刻画自然中沉溺其间、忘却自己，恨不得化为自然的一部分。朱自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是投入的、虔诚的，但同时又是自觉的、清醒的。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最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的真谛的。在《春》这篇简短而明朗的散文中，同样体现了他的人格操守和审美理想。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在朱自清所有的散文中，开篇就写得如此明朗、欢快、昂奋的作品，似乎还不多见。这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的作文，这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精心之作。作者所以有这样一种心境和情绪，一定是因为他走过了一段最阴暗的日子后，找到了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他是在借明媚的春光，抒发自己的一种心境。“盼望着，盼望着”，动词的叠用，显得突兀、有力、急切，隐含了他曾经的阴暗、苦闷岁月，以及在那煎熬中对未来的苦苦求索。现在光明终于降临到了眼前，他怎么能按捺住欢欣鼓舞的心情呢？“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这是初春的朦胧景象，但又何尝不是他此时此刻的内心体验呢？
在作品中，朱自清展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多姿多彩、全方全位的春天。地上是大片大片嫩绿的小草，田野上是一棵一棵盛开的桃树、杏树、梨树，在如火如荼的花团中，飞舞着成群的蜜蜂、蝴蝶；在晴朗、温馨的天空中，吹拂着软和的杨柳风，氤氲着土香、草香、花香的气息，弥漫着各种鸟儿动听的乐曲，还有牧童嘹亮的笛声……作者在这里把大自然写活了、写足了、写透了，把大自然诗化了。在这一幅诗化的春景中，作者卸掉了一切的思想情感重负，一头扑入了这春的世界中，就像一个孩子投入了母亲的怀抱一样。他想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打滚、踢球、赛跑、游戏，尽情地体验生命的活泼与自由。他全身心地动用自己的视觉、嗅觉、听觉、想像、幻想，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抚爱。在这里，大自然是如此美好，人的生命也变得如此美好。在美的自然中，朱自清深切地体验到了生命的自由、活力和灿烂，展现了他赤子一般的情怀和天真无邪的个性。
但这种美丽的生命体验毕竟是暂时的、甚至是虚幻的。朱自清信奉“刹那主义”，并把它当做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而他又深知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肩上的重任，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有许许多多不容推卸的义务。他要追寻一种有为、有价的人生，他要精心地、甚至是刻意地去完善自己的道德和人格。因此在《春》的后半部分，作品欢快的调子突然变得舒缓、沉静，出现了绵绵的春雨、朦胧的晚景、为生活行色匆匆的人们、辛勤劳作的农民。超然的自然景观巧妙地转换成了一幅现实图画，朱自清也从梦的世界回到了湿漉漉的土地上。“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朱自清在这里写的是春天里奔波和劳作的人们，更是写自己的心理、决心和希望。
文章写到这里，其实可以打住了。但朱自清却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使春天的意象变得更为完整、瑰丽，使朱自清的人生、人格变得更加耀人眼目。他连用三个比喻讴歌春天，把春天形容为新生的娃娃、美丽的姑娘、健壮的青年。使舒缓、沉静的格调蓦然刚健、清新起来，与作品的开头紧紧呼应；把滑向平实的现实情境又突然推进到了作品上半部分营造的那种明朗、欢快的意境中去，整个意境又连成了一片。春天的“新”、“美”、“力”，注入了朱自清的整个身心，朱自清也化入了整个春天，在春天的引领下执著前行。朱自清获得了“新生”。
在朱自清的全部散文中，《春》是风格演变特别明显的篇目。究竟是哪些原因促成了这种演变？这篇散文在朱自清的创作中具有哪些特别的意义？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
初中语文教材编排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引言：现今对小学语文教材的批评
蔡朝阳和郭初阳、吕栋等人撰写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详尽列举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简称人教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简称苏教版）和北京师范大学版（北师大版）三套使用最广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种种毒素。他们谈得较多的是语文课文中有关母爱和母亲形象的问题，他们认为课文中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的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水》《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母亲形象多是身体不健康的，家庭气氛压抑的。而人教版《日记两则》《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妈妈的爱》等，里面的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蔡朝阳说。
在书中，他们还认为，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主要问题有四类：一是内容不符合历史与常识，如人教版《爱迪生救妈妈》；二是扼杀儿童天性，如苏教版《蘑菇该奖给谁》；三是思想不符合现代观念，如人教版《妈妈的账单》；四是随意改编戕害经典，如苏教版《少年王冕》、北师大版《不愿长大的小姑娘》；至于无作者名字、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更比比皆是。蔡朝阳说，他们想通过这本书呼吁社会：“救救孩子！”
《爱迪生救妈妈》 讲述爱迪生7岁时，用镜子反光的原理照明，使医生在家为妈妈做了阑尾炎手术。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在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1886年时他已40岁。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不可能有阑尾炎手术。
《地震中的父与子》 讲述的是洛杉矶地震中一位父亲在学校救出儿子的故事。这篇课文最初是这样开头的：“1989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 漂亮的三层教学楼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然而1989年洛杉矶没有发生地震。2004年6月印刷的课本，课文开头改成了：“1994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 ”1994年1月17日，美国洛杉矶的确发生地震了，然而地震时当地时间是凌晨4点31分。2005年6月印刷的课本，课文开头又改成了：“有一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 ”
《小蝌蚪找妈妈》 这篇经典童话惟一的遗憾是对小学生来说，看到这个母亲扔下孩子不管，而叫孩子历经艰难去找寻，是不是会有些困惑？
《乌鸦反哺》 这篇文章，以目击证人的方式讲述了乌鸦反哺的故事，然后生物学已经证明了，乌鸦并没有这种习性。
观点：语文教材不仅是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的工具，更是人文精神的载体，中小学语文教材更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色。
一、初中语文教材编排的历史回顾
早在20世纪前期，庞翔勋《我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国文月刊》，1934年第二十五期）宋文翰《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十九卷第四期）就批评语文教科书选文编排没有系统，他们说：“从来选取国文教材，大多数只是几篇文选，……一言蔽之，没有系统”，“以前的国文教科书，大都是没有系统的，只是刻板地顺次一课课教下去，忽而一篇论文，忽而一篇游记，忽而一篇纪传，又忽而一首诗、一篇小说”。
归因分析：从旧式教育脱胎出来的新教育，其他学科教科书可以照搬国外的做法，而语文不能。既不能照搬先进国之成法，自己又寻不出端绪，这样的教材对教学实践的凝滞落自然负有责任，遭人诟病也就在所难免。
编排语文教科书内容的方法大致有可分为两种：
（一）论理的排列：完全依照学科本身的系统而定的排列法。
（二）心理的排列：完全依照学生的经验和兴趣而定的排列法。
现分述如下：
（一）论理的排列综述
1、按时代逆溯编排
代表教材：1908年由林纾评选，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国文读本》
编排方式：由近及远，由浅及深，循序渐进。
优点：A 可以让学生在沿流溯源的过程中明了文学和学术思想的变迁。
B 掌握了一定的文学史知识，有利于理解作品。
弊端：不易确定难易程度。
2、按文章体裁编排
代表教材：1924年吴遁生、郑次川编写、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读本》
编排方式：分评论、演讲、序传、记述、书信、小说、短剧、诗歌八类，各类皆选近人可诵之作。
优点：A 有利于写作。以文体编排，其“用意在于连类比较，使学生容易悟解文艺作法的同异”，这样就便于学生遵循规范的文体样式进行写作，即得“体”。
B 有利于阅读。阅读也需要文体思维。定体虽无，大体则有。
弊端：A 文体往往难以归类。
B 文体相同的文章难易程度未必相同，放在一起不利于教学。
3、按主题编排
代表教材：1928—1929年朱文叔编写、中华书局发行的《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
编排方式：全书没有采用单元组文的形式，只将主题相近的排列在一起。如1—3课为读书治学；4—6课主题为秉公无私；16—19课主题为离别；21—24课主题为战争。
优点：A 便于引起学习的兴趣，激发研究的动机。
B 便于了解各种文体特征，促进写作和阅读。不同作者围绕同一个问题，采用不同的文体形式，这样学习既增加了学生对内容的兴趣，引发他们对于该问题发生深沉研究的动机，又可以让他们在对各种文体的比较之中了解文艺表现的方法。
弊端：A 不明语文学科基本属性和主要任务。夏丏尊、叶圣陶认为：“把内容相类似的古今现成文章几篇合成一组，题材关于家庭的合在一处，题材关于爱国的合在一处。这种办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科的范围，一方面失去了国文课的立场。”宋文翰认为这种编排方式极易导致教师在学时，把语文课上成社会问题研究课。
B 不尽合学生的兴趣、需要。
C 有时主题分得过细，显得很繁杂。有教材写景竟细分到桃花和梅花两个单元。
4、按知识、技能编排
代表教材：1935年夏丏尊、叶圣陶合编、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百八课》。
编排方式：全套教科书按文章学知识体系分108课，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以掌握写作、阅读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为目的。
优点：A 目标明确。为了“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要系统地学习文章形式方面的知识。
B 体系完整。
弊端：A 过分强调言语形式的学习。形式的学习必然伴随而且需要通过内容的学习才能完成。
B 过分突出选文的单一功能。任何一篇选文都具有多重教学功能，强调某一种功能并以编写教科书，可能会造成其他功能的丧失，削弱选文其他方面的价值；而且往往编者所选定的文章自身并不能发挥他所预设的功能。
C 过分追求知识、技能体系的完整。《国文百八课》的作者也说：“我们自己发觉的缺点有一端就是太严整、太系统化了些。”而这种语文知识、技能的序列，是否符合语文能能发展的序列，也值得怀疑。
（二）心理的排列综述
文艺的浅深繁简很不容易确定，每每依主观的直觉，而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流弊。
——周予同《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教育杂志》1922年第14卷第1号）
阮真《初中国文教材研究（二）》（《教育研究》，1929年第16期）提出可以从4个方面13条标准来判断选取文的难易。
甲 辞句方面的标准
1、文中用辞造句愈近于现代通俗语者为浅；愈远者愈深。
2、文中引用古典及前代或取古代之成语或原文，以所引多寡难易酌定其深浅。
3、根据文句结构之烦简，平曲，华质，雅俗，及含蓄之多寡，以判断文法之浅深。
乙 内容方面之标准
1、文中所载事实，以易否引起学生想象为浅深。
2、文中所含理想，以某级年龄之学生易否判断及领悟为浅深。
3、文中所含感情，以某级年龄之学生曾有否类似的经验为浅深。
丙 艺术方面之标准
1、文章层次清楚，用笔平易少变化者为浅；结构繁复，用笔奇险多变化者为深。
2、诗文格调近俗者为浅；格调高古者为深。
3、艺术的表现明确，易于寻绎者为浅；文意含蓄，不易寻绎者为深。
丁 意境方面之标准
1、童话，故事，寓言，神话，歌谣，合于初级学生之幻想，而为其时心理发育程度易感兴趣者为最浅。
2、记事记游记人记物及叙述言行，为学生的处世经验所能想象而感兴趣者次之。
3、描写议论须根据深刻的处世经验与学理解析者又次之。
4、文艺之含有哲学的背景，与论文之为学术之门径，或考据者为最深。
二、初中语文教材编排的思考
（一）近来语文教材研究的新动向
1、教材编制类型有文选型、知识型、活动型、语用型等，现有人提出编制启发型教材的主张。
2、《新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的探索与启示》（周庆元、胡虹丽，《湖南教育·语文教师版》2008年第10期）认为教材编制理念的人本化、内容的生活化、体系的多元化是30年语文教材建设的主要经验，提出今后要我国语文教材编制需要继续处理好三对关系。
3、《语文教材建设新探——试教交流（第一辑）（王荣生、郑桂华，上海教育出版社）提出教材编制的新思想：1、教材要提供比较切实的课程内容；2、教材必须通过种种资源运用和语文实践活动，使课程内容得以具体显现；3、教材应该提供比较完整的、教师可据以教学的方案设计。
4、《语文教材选文的五个向度》（《语文教学通讯》，2008年第10A期）一文提出语文选文的五原则，分别为语文内质、学生立场、典范精神、开放气度、时代气息。
5、主题组元模式引热议，构建能力体系呼声高涨。
《语文教学呼唤教材体系化》（《语文教学通讯》2009年5A期）指出，现行教材各“主题”单元表面团结，实则意义不相往来、知识点纠缠不清。
王士荣认为，用“情感态度价值观”来设计语文教材，不如用语文能力的形成来设计实在些，至少更适合语学科的教学。（《试论普通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语文月刊·学术综合版，2009年第3期）
《新世纪语文教科书编排方式的探索》（《课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5期）指出将“主题”、“情境”并列作为编排单元的要素，可以构建一种更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语文教科书编排方式。
（二）讨论题
1、你怎样看待现行语文教材的编排系统？
2、怎样看待单元的意义与价值？
3、文选型教材如何融入写作、综合性学习、语法等内容？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现代著名作家。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他的妻子名叫陈竹隐。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毛泽东曾赞扬过朱自清的骨气，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
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朱自清有著作27种，共约190万言，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大多收入195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4卷《朱自清文集》。198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对朱自清著作又一次全面的搜集、整理、出版了6册《朱自清全集》。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新诗创作，但是，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却显示出他的散文创作方面的才能。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使朱自清成为当时负有盛名的散文作家。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一组散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其代表佳作。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他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朱自清祖父朱则余，号菊坡，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改姓。为人谨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东海县任承审官10多年。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是个读书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朱鸿钧由东海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两年后，全家迁移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
我国著名散文家朱自清教授，晚年身患严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全家12口人吃都不够，更无钱治病。当时，国民党勾结美国，发动内战，美国又执行扶助日本的政策。一天，吴晗请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他毅然签了名并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这年（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北京解放前夕，患胃病辞世。
著作书目：
《雪朝》(诗集)1922，商务
《踪迹》(诗与散文)1924，亚东图书馆
《背影》(散文集)1928，开明
《欧游杂记》(散文集)1934，开明
《你我》(散文集)1936，商务
《伦敦杂记》(散文集)1943，开明
《国文教学》(论文集)1945，开明
《经典常谈》(论文集)1946，文光
《诗言志辨》(诗论) 1947，开明
《新诗杂话》(诗论)1947，作家书屋
《标准与尺度》(杂文集)1948，文光
《语文拾零》(论文集)1948，名山书屋
《论雅俗共赏》(杂文集)1948，观察社
《朱自清文集》(1—4卷)1953，开明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下册)1981，古籍
《朱自清序跋书评集》(论文集)1983，三联
《朱自清散文选集》1986，百花
《朱自清全集》(1-3卷)1988，江苏教育(未出齐) ----
朱自清散文集：
1、 《匆匆》
2、 《歌声》
3、 《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4、 《温州的踪迹》
5、 《背影》
6、 《航船的文明》
7、 《荷塘月色》
8、 《女人》
9、 《<梅花>后记》
10、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11、 《怀魏握青君》
12、 《阿河》
13、 《儿女》
14、 《哀韦杰三君》
15、 《旅行杂记》
16、 《飘零》
17、 《说梦》
18、 《白采》
19、 《海行杂记》
20、 《一封信》
21、 《序》
他的写景散文在现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运用白话文描写景致最具魅力。如《绿》中，就用比喻、对比等手法，细腻深切地画出了梅雨潭瀑布的质和色，文字刻意求工，显示出驾御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
他的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力在《荷塘月色》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描写月色下的荷花之美时，作者将它比喻为明珠，碧天的星星、出浴的美人；在形容荷花淡淡的清香时，又用了“仿佛远处高楼上飘过来的渺茫的歌声似的”一句，以歌声比喻香气，以渺茫比喻香气的轻淡，这一通感手法的运用准确而奇妙。
朱自清还有另一语言风格的散文，即用平易的语言，在朴素的叙述中寄寓真挚深沉的情愫。这类作品常常能表现作者正直、热情、进步的心怀，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均为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背影》。这篇散文洗去了他往日的铅华，透过父亲的一举一动，读者似乎看到了作者惨淡的家境及父亲对儿子深挚的爱。
朱自清在扬州生活了13年， 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对古城这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复杂的。大概是生活过于单调，所以他后来曾说，儿时的记忆只剩下“薄薄的影”，“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程度！”但是，在漫长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儿时毕竟是首发的"驿站"。
扬州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文化城，其湖光山色，风物宜人，曾使多少诗人如李白、杜甫、苏东坡、欧阳修等流连于此，寻幽探胜，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瑰丽诗章。扬州也是一个英雄的历史城，在抵御异族侵略的历史上，曾谱写下无数辉煌的篇章，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古城的绮丽风光和浓郁的崇尚文化的风气，于无形中陶冶着少年朱自清的性情，养成他和平中正的品性和向往自然美的情趣。而扬州美丽的山水，更如雨露般滋润他的心灵，哺育他的感情，丰富他的想象力，使他的情怀永远充溢着诗情和画意。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又是深远的。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一组散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其代表佳作。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朱自清的散文创作
《春》大致写于1928年至1937年。作者写此文时，已经没有创作初期诗文的那种淡淡的哀怨的情调，而是鲜明地表现出新鲜的格调和欢乐的情绪。这是一篇有较大风格演变痕迹的散文。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引》：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要算他。
叶圣陶《朱佩弦先生》：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会写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
林非《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朱自清的成功之处是，善于通过精确的观察，细腻地抒写出对自然景色的内心感受。
朱德熙《漫谈朱自清的散文》：朱自清的散文是很讲究语言的，哪怕是一个字两个字的问题也绝不放松。可是他的注重语言，绝不是堆砌词藻。
不领美国面粉
由于长期的困苦生活和工作劳累，朱自清先生患了严重的胃病。1948年初，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他的病情也加重了，然而他顾不得疗养，倒是更加忘我地投入到斗争中去。此时的朱自清先生，已经重病缠身而且无钱医治，但他毫不犹豫地在写着“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的宣言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之后立即让孩子把面粉配给证退了回去。8月上旬，朱自清先生病情恶化，入院治疗无效，不幸于12日逝世，终年仅50岁。临终前，朱自清先生以微弱的声音谆谆叮嘱家人：“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函请接济家父
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朱自清先生转往大后方，他写信给当时在上海教书的李健吾，请他就近接济自己住在扬州的老父亲，李健吾自然不会让老师失望。那么，朱自清先生何以有信心如此重托他人呢？原来，这二人之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25年暑假过后，朱自清先生应聘来到清华大学担任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李健吾这时刚好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上第一堂课，朱自清先生点名，点到李健吾时，问道：“李健吾，这个名字怪熟的，是不是常在报纸上写文章的那个李健吾？”李健吾回答：“不敢瞒老师，是我。”确实是在师大附中读书时，李健吾就和蹇先艾等组织了爝火社，从事新文学活动了。“那我早认识你啦！”朱先生高兴地说。下课后，朱自清先生劝李健吾：“你是要学创作的，念中文系不相宜，还是转到外文系去吧。”当时中文系只念古书，所以朱自清先生这么说。李健吾听了朱自清先生的话，第二年就转到外文系去了。师生虽不在一个系，但李健吾写了作品，都先送给朱先生看，始终把朱自清先生当作导师。朱自清先生也每次都字斟句酌地帮李健吾定稿。多年互动，使他们真挚的师生情笃定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