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
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
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 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
我只知道这些
介绍韩信的生平,可以着重写对韩信影响重大的事件,譬如胯下之辱,以此为依据来论述对他军旅/政治生涯的影响.从任人看不起的"懦夫"到攻无不克的"将军"到赫赫"楚王"又到"淮阴侯"以致最后死于一个女子(吕后)的手下.
或者可以写他和项羽,刘邦之间的关系(若可以的话,还可以写些吕后).刘邦应该是很想除掉韩信的,但却是由吕后下手.
还可以比较一下韩信和张良萧何这一类的最终得以善终的文臣或者同为武将的樊哙曹参.张良虽然是刘邦的"心腹",却在天下大定之后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去,没有一丝留恋,而韩信则气焰嚣张,终于成了六版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关键是看重点是在哪里------赞颂韩信的战才,或者论述他为人臣者缺乏的"情商"等等.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出狱后担任中书令,是皇帝的近臣。友人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想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感到很为难,没有回信。待任安触犯刑律下狱,被判处死刑,司马迁写了这封回信。直面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说明自己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是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司马迁没有选择去死,而是忍着众人的嘲笑和误解,接受屈辱的宫刑换取活命,赢得修史的时间,这才有流传至今的《史记》。
一个人的慷慨赴死,一时的意气可能更为干脆,但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的生、自己的死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不受宫刑之辱,按罪服法,自己像一个蝼蚁般自生自灭,名节得不到承认,仍不免受到众人的嘲笑。更重要的是,还有自己和父辈的心愿未了,史书还没有完稿。两代人的未竟事业,终究还是要留下遗憾。
是忍着屈辱生,还是义无反顾死,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挣扎的,他把一个人的受辱,分成依次递进的几等,而宫刑处在最下等。但是,强和弱是形势所决定,勇敢和怯懦也是势位所造成。历史上一些有着曲折遭遇的名人,更证明了这一点。选择生并不代表自己怯懦,选择死并不表明自己勇敢。
司马迁选择了“生”,身心忍受着极大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他的寂寞,不可与人诉说,特别是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更无废话的必要。他唯有用事实说话,终于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着屈辱生存的心愿已了,而他的友人任安也走到了生死边缘。所以才有这一封对友人推心置腹的书信,坦诚心扉的字里行间,彰显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
司马迁的信,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
他从历史上得出结论。古人干一番事业,都有一定的艰苦付出,这才有流传到今天的一段很著名的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们的人生和作为,没有一个在平安、顺畅环境中的水到渠成,都要在逆境中发愤,坎坷是磨练一个人意志的试剑石。
一个人的大智慧,是能屈能伸,不逞匹夫之勇。想走的更远,要先退一步,什么也不要说,用行动、用成绩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和无怨无悔。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舍生取义”的迂回策略,泰山的死,鸿毛的轻,只是在情势所迫中的一念之间。司马迁的坚韧是能够选择之后,坚持的义无反顾。
此信是司马迁的绝笔,以后的历史再也见不到他的文字。他的卒年成了一个谜,受任安案的连累,受此封直抒胸臆的绝笔信影响也未可知,毕竟他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和朝廷。
值得欣慰的是,写此信的时候,《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已经完稿。司马迁可以无撼赴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参考资料:黑龙江小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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