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 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 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 释： 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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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常称唐太宗圣明, 为政多善而足法, 故有“贞观之治”。然考诸史实, 唐太宗失德、失策、失治之处甚多, 若非忠智之士有所补救, 他的许多过失都足以导致败家亡国。贞观之所以称“治” 一方面由于唐高祖广用贤能、直言纳谏、安静养民的治国方略在贞观前期存在功效延伸, 与隋末战乱形成了对比；另一方面则是唐太宗与唐高宗授意史官在贞观历史记录中大肆隐恶饰美的结果。
“唐太宗由于其辉煌的文治与武功, 以及贞观时代直言纳谏的清明作风, 一直被作为圣明天子的典型, 为历代史家所称誉。研究文章数量庞大, 超过了其他皇帝 这是许多唐史者学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这句话概括了历代史家的基本观点, 即唐太宗的圣明造就了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垂范千古的治世杰作。然考诸史实, 贞观之治值得称道的方面主要在贞观前期, 应归功于唐高祖治国方略的功效延伸。而唐太宗本人的有关作为却所失甚多, 许多方面还足以导致败家亡国。透视贞观二十三个春秋的治乱得失, 唐太宗贞观之失的教训比”贞观之治“的光环更值得后人深思。
首先, 唐太宗失德于家, 在一定程度上也贻害于国。
专制时代的中国以”家天下“为政治特色, 君主治国的基础自然是治好家, 所以君臣父子纲常伦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可是唐太宗却袭杀兄弟、逼父禅位、占叔父李瑗之姬 、夺小弟元吉之妇 。夺位为帝后又失教皇子、乱储君之制。其不孝、乱伦、乱纲、失亲之处与许多亡国之君都颇为相似, 只是唐太宗的智术略出其上而已。唐太宗为了夺取皇位, 先向唐高祖打小报告, 告其兄太子建成与弟齐王元吉淫乱后宫, 待唐高祖召见二人查问时, 他却发动玄武门之变抢先将两位兄弟袭杀, 又命令尉迟敬德执兵直犯高祖禁宫, 以宿卫为名对高祖实行监禁, 逼宫夺权后又派长孙无忌之兄长孙安业任右监门将军 。据唐宫禁门籍之法, 右监门将军判出。高祖从此就在唐太宗心腹的监控下终身失去了自由, 实际上等于宫中软禁的囚徒。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 , 唐高祖薨, 从俭葬于献陵。唐太宗参照汉代筑皇陵制度开始预作山陵, 口头上说要“因山为陵, 容棺而已 ,实际上从此到唐太宗驾崩的十二年间, 昭陵的规模不断扩大, 封域面积最终达一百二十里 。在险峻的山上建造如此浩大的皇陵, 耗费国家资财一定不少。可见唐太宗并没有封建时代圣明君主以仁孝治天下的德行。宋儒所云“唐,,三纲不正, 无君臣父子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当属确论。从这方面来看, 唐太宗没有开创太平盛世的必然。
其次, 唐太宗屡次曲法徇情, 使贞观政治颇有法度之失。
侯君集破高昌时, 与手下将士大肆窃掠财宝, 造成了“数郡萧然, 累年不复”的恶果, 被依法收监, 仅因为岑文本上疏说情, 太宗便曲法而放人萧禹是恪守传统的老臣, 唐太宗在唐高祖薨后曾经评价他为“真社稷臣也” 。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萧禹为御史大夫, 弹劾李靖在破颉利牙帐之战时御军无法, 致使突厥珍物, 掳掠俱尽, 请付法司推科。唐太宗一方面“特敕勿劾”, 另一方面对李靖仍然加官厚赏。不久, 又对李靖说: “ 前有人谗公, 今朕意已寤, 公勿以为怀。” 复赐绢二千匹 。李靖确属国家难得的大将, 但御史大夫是依法弹劾, 唐太宗连“违法必究”表面程式文章也不做一下, 反而在大臣面前搬弄是非¹, 恐怕是权术有余而君王的法度不足。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 唐太宗诏自今皇太子出取库物, 所司勿为限制, 于是太子发取无度, 左庶子张玄素上书劝谏, 在早朝时被太子派人伺机狠揍一顿, 几乎致死! 太宗也不追究。
同年, 巨贪党仁弘事发, 罪当死, 太宗亲自作秀,曲法护其命。
汉王李元昌所为多不法, 又常常杀害劝谏他的侍臣, 太宗却睁只眼闭只眼, 也不依法处理撇开史书中唐太宗有关/法制0的光辉语录, 对比研究贞观时期执法过程中随意性,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真不少。
第三, 唐太宗在位时, 一直梦想恢复封建诸侯制度, 而这种制度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最可能导致内乱和亡国。
早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 唐太宗就想建立封建世袭制度 。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 ,唐太宗不顾魏征等大臣劝告, 有旨命令官员起草封建条例, 定等级, 实行皇族与功勋大臣世袭封建。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 6月, 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 咸令子孙世袭,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 亦令世袭；非有大故, 无得黜免 。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 , 唐太宗在留与接班人的《帝范》中仍然对“封建亲戚”念念不忘！说明有史可查的20多年中, 唐太宗一直想实行世袭分封制! 这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小事! 唐太宗是否真心想分封功臣姑且不论, 但他想分封皇子皇孙却由此可见是不争的事实。而历代分封、世袭致乱的史实又证明, 分封诸侯乃亡国之路。仅此而论, 唐太宗本人不但不圣明, 甚至很可能祸乱国家。
第四, 唐太宗安边失计, 黩武祸民导致了扰外乱内的严重后果。
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 , 诸州奏称岭南冯盎反, 唐太宗命令将军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 幸亏魏征及时剖析形势, 力辩其未反。事实证明魏征判断正确, 才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而且可能祸乱南中国的冤战。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 高昌平定后, 褚遂良建议立高昌子弟为藩辅, 唐太宗却不纳谏, 反发兵守其地, 耗财扰民未得其利, 以致突厥入寇, 后悔不已。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 唐太宗拒不纳谏,先允婚真诚和亲的薛延陀, 待其历经艰辛、损失惨重, 不远万里而来时, 又耍诡计赖婚用心阴毒却埋下外交失信的后患。随后几年, 唐太宗伐高丽时, 薛延陀引兵寇边, 唐十数州不得安宁 。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年) 起, 唐太宗不听劝谏, 多次大规模兴兵进攻高丽, 劳民伤财而未能如愿。征战中甚至不采纳江夏王李道宗奇兵袭敌根本的正确战术建议, 反屯兵于坚城之下, 攻打安市近半年之久! 终于兵疲粮尽而无功, 不得不狼狈返回, 悔恨无及 。可悔恨之后, 又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为了制造进攻高丽的大量海用战船, 不但役及江南十二州民众 , 而且影响了中国西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安定 。
房玄龄死前切谏不要再伐高丽, 谏得唐太宗悲不自胜。可是, 谏归谏, 战归战。唐太宗对房玄龄的进谏表扬一番后, 仍然放手发动战争。终于在“蜀人苦造船之役”、 州县督迫严急, 民至卖田宅、卖儿女不能供, 谷价踊贵, 剑外骚然0的情况下引起雅、邛、眉三州人民造反 。朝廷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平定内乱, 唐太宗本人也在人民的反抗声中暴病而亡。
因此, 由于唐太宗好大喜功, 黩武祸民, 扰外乱内, 几乎重蹈隋朝覆辙。
第五，太宗有俭约为治之虚名, 更有奢纵失度的实行。翻开史书, 唐太宗俭约自律的语录比比皆是。
可是据有关记载, ”太宗常幸洛阳, 颇见可欲, 多治隋氏旧宫, 或纵田游,,“贞观四年(公元630年), 唐太宗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 被给事中张玄素批评为财力不及隋世而
土木之作甚于炀帝 。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 , 又/修仁寿宫, 更命曰九成宫, 又将修洛阳宫, 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上嘉之,……久之, 竟命将作大匠窦琎修洛阳宫”。其工程凿池筑山, 雕饰华靡“ , 不知耗费了多少资财。
贞观六年( 632年)正月, 唐太宗将巡幸九成宫,姚思廉进谏, 唐太宗找了个借口: “朕有气疾, 暑辄顿剧, 往避之耳。”还赐与思廉绢五十匹。且不论正月就想去避暑的理由是否充足, 两个月后唐太宗毕竟去了九成宫 。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五月, 唐太宗幸九成宫时, 天下并不安定, ”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击反獠, 破之“。“八月, 又 以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使击反獠”。年底, 唐太宗幸故隋之离宫芙蓉园, 又校猎少陵原、置酒故汉未央宫, 与太上皇唐高祖吹嘘”胡、越一家, 自古未有也“、”四海入臣“, 可是嘉州、陵州人民却正在造反, 只得命邗江府统军牛进达去镇压。
贞观八年( 634年)冬十月, 唐太宗造大明宫, 借口是”以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寝疾, 不果居“ 。同年年底, 中牟丞皇甫德参上疏言:”修洛阳宫, 劳人；收地租, 厚敛；俗好高髻, 盖宫中所化。“太宗大怒而欲治其谤讪之罪, 魏征极谏, 唐太宗咆哮道: “朕罪斯人, 则谁敢复言! ”。
此间天下事如何呢?年关刚过(即贞观九年正月)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于吐谷浑, 三月, 洮州羌也叛归吐谷浑 。到了夏天, 太上皇唐高祖李渊驾崩。唐太宗再也没有任何权威羁绊, 愈发为所欲为了。
贞观十一年( 637年)春, 唐太宗又修飞山宫, 魏征劝谏无果。五月, 魏征上疏说太宗“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日”、”谴罚积多, 威怒微厉“。同年八月, 太宗谓侍臣曰: “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 今天下无事,,”
实际上当时并非天下无事, 那几年由于赋役沉重, 人民已经怨声载道, 人们说: “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 残人不堪其命,,”[, 而西疆还有唐与叛羌及吐谷浑的大战。就在唐太宗说“天下无事”的上月, 暴雨还使洛水成灾, 淹死了六千余人。魏征力劝唐太宗纳谏少事游猎。唐太宗嘴上说”公言是也” 并”劳而遣之“。可是仅仅两个月后, 唐太宗又到洛阳苑打猎去了。上行下效, 吴王恪当时也常去打猎, 被侍御史柳范奏弹, 唐太宗责怪长史权万纪没有匡正吴王, 欲处以死罪, 柳范一针见血地指出: ”房玄龄事陛下, 犹不能止田猎, 岂得独罪万纪! “。仅仅几个月后的贞观十二年, 唐太宗又东巡入洛, 次于显仁宫, 宫苑官司因供奉不精多被责罚 。
贞观十二年与十三年, 风起云涌的反叛在巫州、霸州、巴州、钧州、明州、壁州、洋州、集州等地爆发唐太宗一边疑惑”创业与守成孰难“, 一边仍然巡幸田猎不已 。魏征眼见人民疲于徭役和兵役, 向唐太宗发出了百姓之心不再宁帖的呼号 。
可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 , 唐太宗又新作襄城宫 。次年, 房玄龄、高士廉问少府少监窦德素: ” 北门近何营缮? “太宗大怒, 斥责其少管闲事！就在这一年, 连唐太宗的卫兵也忍不住要反抗,”惮于行役, 冀上惊而止, 乃夜射行宫, 矢及寝庭者五“。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四月, 唐太宗兴兵高丽的同时将终南山太和宫整修为翠微宫。七月,又增建玉华宫于宜春之凤皇谷 , 且“备设太子宫、百司, 苞山络野, 所费已巨亿计”。简直就是大兴土木!
唐太宗如此作为, 人民在“贞观之治”中的负担也就可想而知了。
唐太宗抚民失策, 留下了一定的苛政之患。
玄武门之变之后四个月, 唐太宗赐长孙无忌等43人分别食实封有差, 共计食实封三万一千户, 当时国控户口仅仅两百余万, 唐太宗竟然如此滥封, 显然是为了夺权后收买大臣。
次年(贞观元年)关中饥荒, ”至有鬻男女者“, 不能说只有天灾没有人祸 。大量宗教人口和大量食实封官员存在必然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而征战不休、土木频兴和恣意游猎又毫无疑问会增加人民负担。贞观十一年, 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 ”,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 而供役者兄去弟还, 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 使之裁损, 然营缮不休, 民安得息! 故有司徒行文书, 曾无事实,,而百姓怨咨者, 知陛下不复念之, 多营不急之务故也。“ 人民既不堪压榨只有纷纷逃亡。于是, 贞观十六年正月, 唐太宗便有一道针对全国的敕文: ” 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 限来年末附毕。“ 可见逃户现象已相当严重。
半年后, 唐太宗又特下制书, 对那些为了逃避繁重赋役而自残自伤者/据法加罪, 仍从赋役0! 温国公不愧良史, 在《资治通鉴》中紧承此制而特别说明: ” 隋末赋役重数, 人往往自折支体, 谓之-福手. 、-福足. ；至是遗风犹存, 故禁之。“人民悲惨到用断手、断足这种自残肢体的极端方式逃避赋役的地步, 还要被”加罪“, 加罪后仍然要负担赋役, 显然此时唐王朝对人民的压榨已经和隋朝差不多了,算不上什么圣明天子的盛世之治。
又半年后, 魏征病死, 唐太宗少了一个梗直忠谏之臣, 又是废立太子, 又是兴兵高丽, 搞得天下颇不安宁, 反叛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据不完全统计, 在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期间, 史书明白记载出动大将跨州平叛和/虏获造反之民数千至万人的事例就不下10次贞观二十三年, 唐太宗暴病而薨, 朝廷在长孙无忌的主持下, 立即宣布“ 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
功”。虽然按照封建道德衡量, 长孙无忌也不是什么贞良之臣, 但唐高宗即位之初, 迅即纠正唐太宗这两大误政, 使唐王朝在安静养民的治国方略上有所回归, 应该是比较正确的。至少, 避免了唐王朝被兵戈与土木葬送的危险。
那么, 如何解释“贞观之治”享有的盛誉呢?细读史书不难发现, “贞观之治”的盛誉实际上主要集中在贞观前期。这里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是唐高祖治国方略延伸到贞观前期, 的确有一定‘治”的功效。
其二是唐太宗与唐高宗干预史官工作, 造成了对"贞观之治"的过分美化。
经过两代帝王的精心删改与美化, "贞观之治"的光辉形象便正式树立起来。待印刷术和文史之学繁盛之后, 人们由皇室定调润饰过的基本史料去研究唐史, 对唐太宗的光辉语录佩服得五体投地, 对夸饰过的贞观之治产生美好印象, 自然容易构想出一个太平盛世的太宗时代, 传讹出教训后世的典范。
然而细读史书, 还是能发现唐太宗说得比唱得好听,贞观之治做的比写的难看。
到了贞观晚期, 天下渐乱而唐太宗也人之将死,在<帝范>中对接班人说了几句其言也善的实话, 谈到自己的若干过失: "吾在位以来, 所制多矣: 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 此非防欲也；雕楹刻角高台深池每兴其役, 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 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 此非屈己也。斯事者, 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对自己仅仅作奢华享乐方面的检讨, 主要是针对太子亦步亦趋地奢靡好内之性而言, 并未全言种种严重的贞观之失。
不过, 唐太宗贞观之失虽多, 却能够部分继承唐高祖广用贤才的传统和直言纳谏政风, 以众贤能的忠智补救自身的不足, 故终有一得, 即得"人", 使贞观政治在若干失误和风浪中有惊险而无倾覆。或许, 这也是历代知识分子乐于称颂他的根本原因。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小名阿麽,又名杨英.开皇元年（585年）只有十三岁被封为晋王,并做了并州的总管,拱卫京城.（山西太原市）杨坚为了让儿子得到锻炼,日后能当大任.让很有才干的大臣王韶担任杨广的辅臣.炀帝年少好学,善诗文,有集55卷.
杨广在位14年（604年——618年）,文武双全,才华横溢,战功卓著.“统一江山”、“修通运河”、“修建东都”、“西巡张掖”、“改革创新”、“三游江都”、“三驾辽东”、可以概括他一生所为.
隋炀帝的功业：
一、亲自指挥完成祖国统一（一统江山）
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
二、修建畅通国家命脉（修通运河）、（修建东都）
公元605年起,用了六年的时间,先后开凿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也是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派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首都长安在西北面,往东的路不太畅通,影响了国家政令的畅达.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
三、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重视教育、寻求典籍、开创科举、修订法律（改革创新）
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我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杨广兴办学校,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
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重才学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
五、隋炀帝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过失：
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太想建立伟业了.三驾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主要是兵役太重.本身修建大运河就伤民大重,损伤国体.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隋炀帝因过分自信与轻敌,导致第一次征高丽的失败,并陷入战争泥潭.致使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人民也为逃避沉重的负担纷纷起义造反,为大隋王朝的覆灭打下了伏笔.
遗憾的是隋炀帝死在宫庭政变,不是死在农民起义军手里,而是死于鲜卑族的复辟.公元618年隋炀帝死在宇文家族手中,他爹隋文帝杨坚从鲜卑族皇族宇文家族手里夺得王位,鲜卑族贵族们又趁乱从杨广手里抢回.隋炀帝被害死后,天下才真正大乱、各路诸侯纷纷割据.后来他的手下的唐国公李渊也是杨广的表兄弟,打这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剿灭了宇文鲜卑贵族的复辟,并平定了农民起义与战胜各路诸侯,最后建立唐朝.可以说隋为唐的发展、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隋炀帝为唐太宗做了嫁衣.如今唐太宗成了千古名君,隋炀帝却成了万恶的昏君.为什么?因为唐史是唐朝人写的历史,隋史也是唐朝人写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