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论文的原初存在形态是泛化的，这不仅表现在观念的多维性方面，也表现在书法的物态化与文字工具性矛盾所导致的理论阐释的融合性方面。“也就是说，最初的对书法的论述就未必一定是一个纯粹的课题。或者说，对文字的论述同样为最初的书法理论所包容，书法理论中对造字神话的赞美和对文字书写中政治意义的颂扬都反映了文字与书法的不能分割，混沌模糊包罗万象是最初理论的一大特征，如果硬要从中分缕出这是文字的研究或这是书法的研究，不但不符合理论的原初状态，而且对书法起源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多大益处。”
正是在这个认识前提下，我们摒弃了一般书法理论史截源取流的述史模式，而是将书法理论史的滥觞推溯到上古——西周时期，以便获得一个全历史的立场和观念。如上所述，在上古的书法理论进程中，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始终处于一种高度融合的状态。因此，从书法理论史的立场观照，早期文字理论实际上即是① 陈振濂主编《书法学》。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文字与书法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审美系统，但两者的生存状态却是密切相关的——文字构成书法的物质载体；书法是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正是文字与书法这种互补的合二为一的存在关系，决定了早期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的高度融合。
中国书法理论的滥觞可推溯至西周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六书理论构成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在西周时期，六书作为“六艺”中的一艺，成为贵族教育的必修学科。“六书”一说最初见之于《周礼》，但只有六书之名，没有具体的内容，后经汉代学者阐释才得以厘清。“在过去，我们对六书理论常常偏于从古文字学立场去加以探讨，而很少从书法美学、艺术学立场观照它的价值，因此书法家们大都视它为一种专门之学，甚至有误认为只有专攻篆书者有必要深究它，而习行草书者与它基本无关碍，但事实上，六书理论可以说是最早奠定了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的所在的奠基学说。
作为中国书法的奠基学说，六书理论从空间结构、审美观念两个方面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点。“六书”理论的“象形”、“指事”、“会意”构成空间结构的三大基本元素，而“转注”、“假借”、“形声”虽然在结构形态方面并不完全是“观物取象”的立场，但表现在结构形态方面也还是视为立足的根基。
“六书”理论对空间结构的关注和阐释是与汉字——书法的物态化相一致的，中国文字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门艺术正是它的形式自律所造成的。但书法的形态结构，又并不是纯粹形式化的，它是一种象与意的有机结合，“六书”理论对文字——书法的批评立场正显示出这样一种辨证观念。首先，书法是“象形”，即“观物取象”的结果，但书法的“象形”并不是对自然万象的机械模拟，而是一种主体介大的抽象化提取——立象见意。这在文字早期发展中就已显露出端倪。从距今约4800年的半坡仰韶陶器刻画符号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的文字符号都是极其抽象化的，表现为纯粹的结构组合，而同一时期的仰韶半坡陶器纹饰、彩绘则显示出写实的典型的绘画意识。这说明文字与绘画在取象方面从一开始就走上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文字注重对自然的主体意义的抽象化提取；而绘画则注重模拟、再现自然。正是文字的这种抽象化性质，奠定了书法艺术的物质基础。
但不可否认，文字在早期抽象化发展进程中，曾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过于的抽象化，使文字的空间造型语汇趋向贫乏、单一，在这种情形下文字为摆脱困境而不得不向绘画靠拢。由绘画渠道构成的文字形态，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从图画直接引进、构成地道的象形文字；(二)是从上古的图腾、族徽造型受到启发而形成的象形文字；(三)是从祭祀庙膜而来的一些象形文字。”
文字向绘画寻求创造契机的结果不仅使文字摆脱了自身的危机，也使得文字的空间构成趋向繁富，这对书法的未来发展不啻是一个福音。但就文字自身的历史发展而言，文字与绘画的这种结合、取舍毕竟是短暂的。文字在借助绘画摆脱了早期困境并建立起初步的象形体系之后很快便与绘画分道扬镳，又回归到原初的抽象立场。这个时期，文字主要从抽象意蕴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六书”中的“象意”、“象事”即是从理论批评立场对文字——书法早期发展中所呈现出的这一艺术审美特征的高度概括。
“六书”理论作为上古书法理论的滥觞，它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础，同时它也是对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到商周甲骨金文书法发展的系统理论总结。与汉代崛起的书法本体论相比较，“六书”理论尚处于文字——书法结构理论阶段，还未上升到书法本体论的高度，这是为书法早期发展内容所规定的。
先秦时期书法本体演变趋于激化，这主要表现在书法结构的嬗变方面，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到殷商甲骨金文、战国隶变，书体的进化演变构成这个时期书史的主体内容。由于书体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亟变状态，因此，表现在批评观念方面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审美话语便无从构建，理论观念与书体衍变的现时性处于一种共生状态。
在书法理论的早期发展进程中，继“六书”理论之后，秦统一后“书同文”的举措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书同文”的文化举措结束了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纷乱局面，使文字统一于规范化的小篆：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毒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有改所谓小篆者也。
“书同文”虽然并不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但作为一种文化举措它却对书法理评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书同文”使文字形态从此获得了一次极正规化的技术整理，诚如文字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文字发展只有到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才算定型。那么以书法与文字密切相关的立场来看，文字的定型至少也部分地标志着书法艺术结构的定型。其次，“书同文”对文字造型，象的取舍，形式构成的归纳，整理与分门别类，使书法理论家们从中看到了空间观念的正规化与法则化。这种正规化与法则化是凭藉着文字发展几千年以来的丰富积累而得以完成的。在一些较纯粹的被浓缩的造型结论背后包孕着历来无数人在无数可能环境下所作出的无数努力一—对造型、立象的种种潜在审美思考。而这种种思考，正是书法批评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书同文”在“立象”确立文字格式方面的法则化努力看作是书法艺术结构观念的统一化、正规化和法则化。“书同文”不仅上承“六书”理论对书法的“象”、“意”做了更为抽象的提取，而且直接为书法理论由上古向今古过渡奠定了书法物质基础。
从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看日本文化
【内容提要】
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文章通过对中日简体字的字形比较，揭示了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既吸收和借用了中国的汉字文化，又脱离中国文化束缚的、与中国汉字文化相呼应的日本汉字文化的特点和民族心理。
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及其原因
根据日本内阁1981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945个)和我国通用汉字表中的一级、二级常用汉字(3500个)，可以发现大约有600多个汉字存在着字形上的差异，其中属于结构字形上差异的大约有588个，如：県(县)、伞(伞)、(亲见)(亲)、気(气)、机(几)、里(里)、默(默)等；属于外貌字形上差异的大约46个，如：亚(亚)、渴(渴)、穂(穗)、鸟(鸟)等。(括号外的汉字为日本简体字，括号内为我国的简体字)。
中日汉字在字形结构上出现差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双方在汉字字形整理中遵循的取字或用字原则有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日本《常用汉字表》取字比较注重“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如果从大处着眼，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字形与字义两者完全契合的。如：“为、昙、碁、车、马、风、竜、贝”等字；另外一类是取字或者用字意图与本义并不完全契合，而只具有某种曲折的间接联系的。与前一类相比，后一类的情况在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另外，如果数体都符合“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那么则选择以笔画少的为正体。如：“竜”与“龙”本是一对异体字，都能体现字的“初形本义”，但是由于前者笔画少，所以取其为正字。我国在整理字形时，本着从简，便于应用的原则。“整理字形的标准是：同一个宋体字有不同笔画或不同结构的，选择一个便于辨认、便于书写的形体；同一个字宋体和手写楷书笔画结构不同的，宋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体，不完全根据文字学的传统。”
2．从深层次上讲，日本取字、用字的原则还与其文化息息相关。字形是文字内容的形式承载，是文字能够成其为文字的物质依托。对于文字实现其消除有声语言传递的时间障碍来说，字形固然是必要条件，而文字的文化功能，特别是其文化蕴涵功能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形来实现的。字形是汉字文化蕴涵的镜像。同一个字如果存在不止一个字形，也就是所谓异体字，其形义之间便有了多维的联系，而这种具有多维的形义联系的字形又有更多的机会蕴涵某种文化信息。同字异形不光有历时更替的，而且也有同时共存的。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
日本的汉字文化蕴涵
1．单字文化蕴含考
“灾”和“灾”，均属会意字。《说文，川部》：
之灾。日本列岛濒临太平洋，属于著名的地壳变动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地震、火山、海啸、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岛国，日本选用“灾”字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该字形描绘的是字义所指现象发生的原因——水、火，更符合“初形本义”，而且也符合日本的自然环境。而我国简化了的“灾”的字形只是勾勒字义所指现象的典型表现——房屋遭火焚。
“羲”和“义”，“羲”为会意字，甲骨文从羊，从我(刀锯)，表示用刀锯屠宰牛羊以祭祀。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羲。而“我”是象形字，本义当为锯类工具，后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说文，我部》：“羲，己之威仪也”，日本依旧以“羲”为字形，未作简化，取字意图首先是为了确保该义所指概念密切联系的现象(我国则将其符号化，简化成了“义”，已无法看出字源)。另外，日本的“羲”，既不来自中国的儒学，也不来自东方佛教，是一个日本的范畴。包括良心、名誉、情面、义气等，实际上含有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这种“羲”的责任在大量传统文学中得到赞颂，并被同武士的德等量齐观。其中最流行的就是堪称日本民族叙事诗的《忠臣藏》(又名《四十七浪人的故事》)，讲的就是47位忠义浪人抛弃自己的一切，为主君挽回面子而复仇、然后集体剖腹的故事，起因就是一位地方大名自尊心受辱，觉得有损威严而已。虽然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无多大的价值，但是却被选人本国的教科书，在剧院里演出，拍摄成现代电影，印成通俗出版物，成为今天妇孺皆知、日本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耻”和“耻”本是一对异体字，我国以“耻”为正体选用字，日本《常用汉字表》以“耻”为正体选用字，中日正好相反。《说文》：“耻，辱也。”小篆字形作“耻”，从耳从心，会意，给人以“听到批评时，心里羞愧”这样的联想。这是“耻”之“初形本义”。“耻”写作“耻”，由会意字变成了形声字，从耳止声，这是汉字经过隶变，很多偏旁和笔画混同了，这使汉字的理据性大大减弱。因而，学者们都认为“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由此可见，日本《常用汉字表》取“耻”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耻”这个字形更符合该字隶变前的“初形本义”、“传统字理”，即该字形是以本义所指概念引出的结果来表示本义的(我国则根据从俗原则取“耻”)，而且从另一方面看，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至今也仍然谈不上开放，封闭、保守、排外等特色依然存在。长期以来，日本人已经完全习惯了在一个狭小、封闭的集团空间中生活，每时每刻都注意着他人的眼色、目光行事。著名的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先生在自己每天行为的根本准则)。”所以日本人的“羞耻心”源于企图掩藏自己的毛病、弱点以及与他人的不同之处，避免因暴露了这些而受到歧视的心理，是一种以自己为核心，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时所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
2．字组文化蕴含考
(1)“颜”和“裹”——表和里的矛盾性格写照。“颜”为形声字，篆文从页，彦声。隶变后楷书写作“颜”。《说文，页部》：“颜，眉目之间也，从页，彦声。”本义为眉目之间，俗称印堂。后来又引申为额头、面容、面子、色彩等。“裹”，表示衣服的内层：绿兮衣兮，绿衣黄衣。后引申泛指里面。日本常用汉字表保留着这两字的初形，我国则简化成“颜”和的才是真心话)。”这就是日本人特有的“颜”和“裹”的行为观念。日本人一直用“颜”这个词来表示人格、人品、权力、名誉等，一方面注重表面上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视“隐藏着的、朦胧的、模糊的”“裹”。日本人之所以注重“颜”，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关系到人格、人品、名誉等，但是能左右这些的本质东西的还是“裹”。日语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发现日本人不喜欢露骨的、直来直去的说法和行为，因为一旦事情太明了，事物的任何价值也就随之消失了。 (2)男汤(男澡堂)、女汤(女澡堂)、钱汤(澡堂)、秘汤(坐落在深山中鲜为人知的温泉)——日本的澡文化“汤”，形声兼会意字。金文和篆文从水，汤声也兼表热义。隶变后楷书写作汤。《说文，水部》：“汤，热水也。从水，昜声。”本义为热水。又特指温泉(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日本取其“初形本义”，未作简化，而我国则取其引申义(带汁液的菜食)，简化成“汤”。基于火山众多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日本成了一个温泉的王国，全国有数以万计的天然温泉，为日本人满足肌肤之悦、养生休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不仅温泉浴场遍布东瀛列岛，而且投币式淋浴箱也随处可见，公共澡堂生意兴隆，使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喜欢洗澡的民族。洗澡在日本有着宗教上的意义，即洁净、清静及信仰，表现出对神的感谢和佛教中的无我无欲、身心皆融入净土般的“圣境”。追求“洁净”自然也就成为超越时代的、绝对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审美感觉、道德意识乃至文化心理，给这个民族打上了鲜明的精神标记。如进门脱鞋的规矩和礼仪；还有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主流画坛，最能拨动日本人心弦的，始终是那种清爽、明净，或略带朦胧的风格。
3．字系文化蕴含考
(1)“门”旁文化考——日本的和式建筑、空间文化一瞥。日本是寸土寸金的岛国，日本人合理地利用空间，巧妙地使狭窄的空间表现出美感、协调感和实用性，形成了特有的空间文化。而日本的和式建筑就是空间文化的代表杰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门”旁的汉字——“関”、“间”、“闲”。
《说文，门部》：门，闻也，从二户，象形。日本为保持其象形度，借用该字后没有简化，(我国则省作“门”)。日本人说的“门”，几乎都是建筑在“边界线”上的门，是意味着与外界隔离开的大门，总称是“出入口”，一般都不上锁，而房屋内的门多用“～口”、“～户”。中国的宅院，一般都有好几个“门”，而日本的宅院只有一个。再看“関”字，为会意字，金文从门，中像有闩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关，异体作阴。《说文，门部》：“关，以木横持门户也，从门， 声。”本义为门闩。日本把“房门前后的一块地”称为“玄关”，该处一般要比屋里低出十公分左右，日本人在接待外人时，常常在“玄阴”应酬而已，如轴、插一束鲜花，别无他物。看起来好像白白占去了一块空间，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它是体现房屋主人审美情趣的重要空间。“同”，原为“闲”，会意字，用门中可以看到月光会空隙之意，篆文将月移到门中并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闲。俗改月为日写作同。《说文，门部》：“闲，隙也，从门，从月。”本义为空隙。上述的“玄関”也是“间”的很好体现。“玄阴”既不属于房屋的“内”也不属于“外”，而是“内”与“外”的“间”。“玄阴”给主人和客人一个回旋的余地，主人可以在“玄関”判断是否请客人进屋。即使不请客人进屋，因为已经在“玄阴”接待了，所以也不算把客人拒之门外。日本人之所以很注重“玄阴”，留心把它搞得整洁明亮，就是因为“玄阴”是生活中重要的“间”。“间”是一种情境，一种氛围，它给人留有充分的想象、判断的余地，而这种“余地”是日本文化特别注重和推崇的。如果用“日”代表日本民族，用“门”代表社会环境或规则，那么，“间”字形就恰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图。从外面的“门”到内部的“日”，中间存有空间，下边留有开口。这空间不是物理上的隔断，而是自己给自己定位并与外界保持联系；这开口是给人留有思考或回旋的余地，以便求得调和。即使是朋友，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美”。所以日本人在表示时空意义上的范围时，更注重把它作为一个空白区的垫在意义。甚至干脆把“人”称作“人间”；伙伴儿称作“仲间”；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子、笨蛋)”。不管与谁交往都要注意“间柄(关系)”。有人把日本文化称为“间人文化”(《间的日本文化》，剑持武彦著，日本朝文社)或“间人主义”(由日本著名教授滨口惠俊提出，相对于欧美国家的个人主义而言)，意思就是行动时充分考虑他人或所属组织的立场、心情及相互间的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存和尊重。日本人觉得“同”是一种平衡的感觉，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可以通过其来介入，使原本不平衡的东西变得平衡起来，这里面深藏着日本人对人或事的一种调和感，并反映在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日本人很少用握手来表示致意，而一般会和对方保持一段距离，用点头、弯腰鞠躬直至双膝跪下、上身伏地来表示。又如：俳句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一种诗歌形式，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短的定型诗歌，一共只有17个音符。日本人认为好的俳句，并不要求它表达什么思想、主张、情感，更不允许出现什么议论、评判，而是能用语言描绘一个情境，给读者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即能创造令人产生种种遐想的“同”。江户时代的著名俳人地用一个“跳”字传神地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时空相交，天地浑然的立体画面。而且它所描绘的那种空凉、寂寥的情境十分符合日本人遐想联翩的审美意境。日本的国技——相扑比赛也极好地体现出“同”的文化。每场比赛之间总穿插发悬赏金、喝大力水、撒盐净化土台等内容，用“间”把紧张的比赛分开，使比赛既紧张又轻松。观众置身于时间和空间相互交替的间隔中，尽情欣赏心、技、体融为一体的古老竞技。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也在有意无意地磨练自己的“间”意识和“仲间”(伙伴儿)精神。日语里采用“兜圈子”式或婉转的否定式的中性、暧昧的语言也特别多。孕育出这种“间”文化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自古以来的农耕作业要求众人的协调、配合和耐心。同时，年复一年发生的种种自然灾害使他们习以为常并采取积极对待的态度，人们学会了从变化中体会“美”的存在，对于一种状态向一种状态的转变即“间”倍加欣赏。二是日本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十分接近，所以意识形态也相对稳定，相互间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日本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中往往可以心照不宣地表达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无须多费口舌。还有一个“闲”字，《说文，阴部》：“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本义为栅栏。后来借作“闲”，由空隙引申为闲寂，这也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另一种审美追求。由于日本的气候四季分明，日本人对大自然的变迁十分敏感，常常流露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感性”的特征，使得日本人产生了“物哀、幽玄、闲寂”的美学理念。称作“和室”的日式房子干净整洁，在不奢侈的质朴中，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古雅和闲寂的美，从字形上看，日本人不愿意把含有自然之物的“木”(日本人更愿意理解成树木)的“闲”字进行简化，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在“门”旁汉字中，不仅蕴涵了日本民族居住空间的审美意识，而且透示出他们对“距离产生美”的审美意识。
(2)“気”字短语一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体现。我国简作“气”，象形字，甲骨文像云层形，因与数字“三”形近易混，金文与篆文稍加弯曲，以像云气升腾流动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气”。《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本义为云气。后来做了偏旁，“云气”之意便借用“气”来表示，日本简作“気”，即下半部多了个“乂”。《康熙字典》：“五”，古文为“乂”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汉字源流字典》：“五”，象形字，甲骨文本像两物交叉形，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以突出纵横交错之意，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五”。《说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这是就当时的社会思想所作的附会，本义当为纵横交错。而日本根据《说文》的解释，以与本义密切相关的现象来表示本义为取字意图：“気”实为五行之气，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王充曾在《论衡》中说过，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做万事，如果五行之间不能相制，则不能相使，不相克则不能为用。诸物之间相害相利，动物之间相胜相食，都是五行之气在起作用。指出了五行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排斥、相互克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协调、结合，才使宇宙万物经常处于平衡的状态。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仅尊重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而且非常注重人的心灵感受，良好地保持着和他人的和谐关系，在引进“气”的同时，根据自己本国的生活习惯、思维等对“气”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使得日语中的“気”更具有一种形象的、生动的色彩。“気”的意义随搭配词及使用场合的不同而不同，不仅能表达变化、流动的自然现象，而且更钟
结语
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主要表现在结构方面，日本的取字原则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体现了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另外，日本对会意字的保留情有独钟。所谓会意，就是字形构成、形义联系比较松散，需要借助某种程度的联想来领会其理据。这种性质决定了由会意方法构成的汉字有较多机会传载有价值的文化信息。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凡是构成理据所蕴涵的取字或用字思维不符合异国人的思维规律或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会意字，一般都有某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异域文化信息蕴涵其中。反之，其构成理据只反映了共同思维规律、普遍观念意识的会意字则一般无跨国文化蕴涵可言。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商） （周）（秦） （汉）（魏晋）（草书）
一、 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旱的成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汉字材料。这种文字是清末光绪年间（公元1889年）在河南安阳县城西北五里路小屯村以北洹水以南发现的。
特点
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可方可圆，笔画可多要少，方向可正可反，写法可横可竖，偏旁可左可右，还有多种异体，还有合文写法。
二、金文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所谓青铜器是铜和锡合金制造的器皿。这种合金更坚固，因其颜色发青，故称青铜器。主要有乐器“钟”，食器“彝，尊，爵”，洗器“盘”，兵器“戈，戟”等。
特点
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可方可圆，笔画可多要少，方向可正可反，写法可横可竖，偏旁可左可右，还有多种异体，还有合文写法。
三、大篆
1、产生
大篆是对后来的小篆而言的。广义的大篆包括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和六国文字。这里的大篆指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由于周平王东迁洛阳，秦占据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继承了西周的文字，即是继承金文发展而来的。因其带有地域性，有的难以识别。
大篆，也称籀（zhòu）文。因其着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室王太史籀作大篆。”
特点
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大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后期文字的风格，只是略有改变，笔画更加工整匀称而已。笔势圆整。线条比金文均匀，线条化达到完成的程度，无明显的粗细不均的现象。形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同一器物上几乎没有异体字。字体繁复，偏旁常有重叠，书写不便。
四、小篆
1、产生
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春秋战国时的“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后，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推行“书同文字”的改革，统一了文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文字改革。
①“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战国时期流行于东方的区域性文字——六国文字）
②“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这就是说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了大篆的形体结构，改变了大篆的叠床架屋，复杂的写法，逐渐整齐统一，稳固定型而成，如“商： （大） （小）”
③把原来没固定形式的偏旁部首统一起来，使一个偏旁只有一种固定的写法，如“ （心）， （衣）， （水）”并确定了每个偏旁在汉字形体中的部位，不能随意正反，左右颠倒。每个字的书写笔数也基本固定了。这就使字体基本上定型化，统一化了。
特点
曲折宛转的风格。小篆在大篆圆转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起笔和收笔大都是浑圆。转角处都带弧形，曲折引长而划一，使线条更匀称圆转，字形长圆，体势雄健，已线条化了。观《峄曲线之美，线条匀净圆畅，柔中带刚。历来被视为篆书的正宗。因笔画圆劲丰腴如筷子，
古称“玉筋篆”，后代的篆书家，如唐山刻石》运笔宛转自如，字态活泼矫健，极尽代的李阳冰，南唐徐弦，无不从李斯的风范中立下根基。
用线条代替了图形。小篆是规范的字体，比大篆更整齐定型。用线条代替了复杂的图形，基本上脱离了图画，确定了汉字的符号性。异体字也基本上废除了。但仍保留大篆某些象形写实的特点。
另外，匀圆宛转的线条，弧线的连笔，起讫不清，不便书写。“篆书”这个名称，在当时还没有。直到汉代“隶书”出现以后，才把这种文字称为“篆书”。因此，篆书是相对隶书而言的。小篆正式通行的时间不长。汉代就已不常用了，但是两千多年来，印章一直用小篆镌刻，篆刻是我国的传统艺术之一。
五、隶书
秦代有两次文字改革，一是统一文字，由大篆改为小篆；二是使用了较小篆潦草些的隶书。这是第二块里程碑——文字发展摆脱像形性。
1、产生
隶书是从小篆脱胎出来的。始于秦朝，经过两汉231年（前206—25）的演变，到汉代才臻于成熟。隶书是汉代的主要通行书体。这样说来，隶书可分秦隶，汉隶两个发展阶段，又称古隶和今隶。
特点
a.、点画转写线条
汉隶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小篆曲折宛转的线条。整个字体棱角鲜明，方正平直，字形由长圆变成扁方。这种变化称谓“隶变”。这极大的摆脱了线条的束缚，打破了古文字象形系统，使汉字的象形图画面貌基本消失，奠定了现行文字的基础，使之变成纯符号性质的文字。
b.、笔势飞扬成波势
“蚕头燕尾”是隶书的主要特点。“蚕头”指起笔处重而秃，呈方圆；“燕尾”指收笔处轻而上翘，拖一个捺状的尾巴。如有的横画和平捺要挑起，呈波状。但在隶书中强调“燕为双飞”即在一个字的结构中，只允许主要笔画出锋，挑出“燕尾”状，其它诸笔都成秃笔，以方为主，一住即收。
撇和捺也要挑起来，形成左右飞扬之势。撇捺做慢弯形，尾部尖细，捺角向上推，呈波势。
这样，整个字体上下收紧，左右舒展，以主笔“蚕头燕尾”贯穿字中。魏晋时代，汉隶又叫“八分”，指的就是笔势波磔，向左右分开，象“八”字形状一样，左右分散。
隶书，无论是平平展展的，还是翩翩飞动的，由于字形较扁，总比等比例书看上去安稳。隶书出现是汉字形体发展上的一次大改革，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结束了古文字时代，开创今文字新的时期，有划时代的意义。
六、楷书
楷书，也叫“真书”或“正书”。楷是规矩，整齐，楷模的意思，是说这种字体可作为法式，模范，即标准字体。
1、产生
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兴于汉末，盛于魏晋南北朝。直到现在，仍是汉字的标准字体，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
东汉，三国魏时的书法家钟繇的小楷《贺捷表》，虽还没有摆脱隶书笔意。但已是今天见到的最早的楷书了，是由隶向楷过渡的典型作品。其主要横画已失去了“蚕头燕尾”特征，撇捺已成锐势，但还存在隶书遗意。有的捺画还顺势飘扬作波磔。撇捺仍向左右飞扬。东晋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的小楷作品《黄庭坚》《乐毅论》改变了钟繇变汉隶为楷书后仍存有隶意的笔法。凡钟书仍作波挑的地方都敛锋不发，从形体上完全自立了。至今仍采用他创造的字体，字形。
魏碑，是在汉隶的基础上渐演变的楷书体。虽是楷书，却融篆势隶意，草情等众妙于其调。如方笔魏碑的典型代表作《始平公造像》，棱角分明，雄强朴拙。所有点画都宽厚肥壮而不呆板，显示出刚健的气势和飘逸的风格，有阳刚之美。
、特点
楷书字体确实颇具规模。这种字体同汉隶的基本结构虽相同，但它是对隶书的改造而成的，它吸收了隶书结构匀称明晰的优点，改变了隶书的笔势或适当简化。
形体上，汉隶向外推开，呈“八”字扁方形。楷书向里集中，成“永”字方形。
笔画上，发展了隶书的点横撇捺竖钩等笔画。如汉隶和撇是慢弯状，尾不尖细，有时上挑，；略有勾形；而楷书的撇是笔势斜下，导尖细，不挑不勾。尤其是横画，楷书没有“蚕头燕尾”的波势了。汉隶波动，楷书平稳。
楷书在摆脱古代汉字图形意味这一点上，比隶书又进一步。它完全是由完备的笔画组成的方块符号，作为方块汉字，从此定型。
楷书印刷体：印刷上常用的各种变体，
宋体，横细竖粗—通用印刷体；
仿宋体，粗细不分，秀丽—序言；
楷体，诗词正文正楷，接近手写体，比仿宋丰满—通俗读物，小字课本；
黑体，庄重—标题。
七、草书
草书一般是比正式字体写的草一些的字体。广义的说，自有汉字以来，篆隶楷书通行时，都有相应的草体。但“草书”成为一种字体的专称，是东汉以后，并分“章草”“今草”“狂草”三种。
1、章草
是隶书的草写体。相传西汉元章刘奭shì时，黄门令使游创制的。现流传的有他的《急就章》，取其章字叫“章草”。笔画常带草意，有连笔。仍保留隶书的波磔，但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笔画界限清楚，布局也较匀称，书写比隶书简便迅捷的多。如西晋书法家索靖的《出师颂》，用笔既沉稳劲健，又活泼灵捷，是标准的隶草，历来习草者皆视为正宗法帖。
2、今草
是章草的继续，是楷书的快写体。东汉末年一直流传至今。今草，体势连绵，一笔到底，一气呵成。虽偶有不连，但血脉不断。字字顾盼呼应，贯通一气。今草写起来灵活流畅，简易快速。但往往难以辩认。如王羲之的《十七帖》体势婉转，宽态活泼。历代视为草书的绝品而奉为法度（标准）。
3、狂草
是在今草的基础上任意增减笔画，恣意连写。兴于唐代。狂草笔形连绵不绝，上一字的末笔常与下一字的首笔相连，甚至数字一笔挥成，偏旁混用，其部位也改变的厉害，可谓任意挥洒，狂放不羁，较难辨认，很少有实用意义。但在书法艺术上有狂放的风格。如盛唐的张旭，怀素，有“张颜醉素”或“颠张狂素”之称。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体势连绵，笔意奔放，给人一种开朗而有变化的感觉。这种狂放不羁的草书，是追求纯艺术的表现，抒发自己的情感。
总的说来，草书把楷书十几笔的字，用两三笔画出来，这种高度简化，可以达到快写的目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八、行书
是介于今草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始于楷书出现以后，盛于魏晋，晋代已流行。直到现在仍是手写时最多，最广泛的一种字体。
行体兼采楷草的优点，是草书的楷化或楷书的草化。近楷而不拘谨，近草而不狂纵。接近楷书的叫“行楷”，接近草书的叫“行草”。
行书简化了楷书的笔画，采用草书连绵的笔法。笔画连绵而又各字独立，清晰易认。书写效率较高，成为楷书的辅助字体。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姿媚飘逸，幽雅清秀。另有集字成碑的《圣教序》是盛唐长安张福寺和尚怀仁从唐内府收藏的王羲之的行书墨迹中集中而成。此举共费20余年，选字均为王书的上乘之作，摹勒精美，历代十分珍重。又如唐代李 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用笔硬挺奇崛，以险绝取胜。横笔明显向右上方倾斜（左低右高），虽借鉴《圣教序》，但奇伟雄强之势胜于晋人，别开一门。宋代书法成就，行书突出，出现了苏轼、黄庭坚、蔡襄等书法家。
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两种字体的过渡，不是新旧衔接，继承，起伏突变。而是新旧交搭，并行，逐渐替变的。在前一种通行的形体中，就已经蕴育萌芽一种更适合实际需要的新的形体结构，最终取代了前一种字体，而居于统治地位。
由殷商的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到秦的大篆和统一后的小篆，到汉代的隶书，魏晋以后的楷书，这是汉字形体演变的主流。隶书通行后的草书和楷书通行后的行书，是这一种演变的两个旁支。
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
↓ ↓
（章）草 行书
↓ ↗
（今）草↗
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後，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曰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中国文字已有五千年历史，但是早期的文字，已不可得见，今传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简称甲文)。所谓甲骨文，就是刻或写在龟甲及牛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另外在地下出土了很多商周时代的铜器，上面铸有很多铭文，称为钟鼎文(简称金文)。这两种文字，因为是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文字，所以又称为「古文」。
周宣王太史籀曾做籀文(又称大篆) ，一部份籀文形体还可以在说文解字中看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李斯奏同文字，于是小篆通行，说文解字一书，就是以说解小篆为根本。汉朝以后，文字渐趋约易，隶书变成汉代通行的文字。魏晋以后，字体变为楷书，楷书书写容易，通行后就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一直沿用至今。楷书通行同时，为了书写的便利，也出现行书及草书，这些都是楷书的变体.
仓颉造字
《淮南子·本经训》说：“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大意是说，过去仓颉造字的时候，天空下起了谷子，鬼在夜里发出哭声。《荀子》、《韩非子》等古代典籍里也有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
过去的历史学家们曾考证过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时代，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很难得出结论。
有人推测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有人解释说，这里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荀子认为，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因此，一般认为，在汉字从原始的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由此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但“仓颉造字”的说法只是传说而已。因为文字绝对不是仓颉一个人所能独创，而是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文字记事的时候，人们在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经过观察自然的事物，并根据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而创制出来的。汉字是个庞大繁富的体系，不经过很长的时间是不能创制成功的。
陶文
汉字的远祖。 在中国的史前期以及有史早期，汉字产生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但它不像甲骨文那样有成文的篇幅，只有单个的符号。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晚期，现在已出土的陶文以半坡陶文为最早，大约自公元前4800——4300年之间。此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文。陶文多半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一般器物上只有一个陶文。对这些陶文的性质，学界看法不一。裘锡圭认为是“记号”，郭沫若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而于省吾等学者则认为已属文字范畴。唐立庵（兰）先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说，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它们已经有5500年左右的历史了”。破解陶文很困难，至今也只有几个字能猜测它相当于后代的某字。不过，陶文与汉字有渊源关系，应该是肯定的。
甲骨文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真正的文字。
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金文
古代把铜称为金，所以人们把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青铜最早出现在商周,形成我国历史上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器大致可分为十余类,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车马器及各种工具等。
西周中期起，青铜器中出现了大小相次的编钟，它是祭祀和宴食的主要礼器。青铜器中的鼎多用作煮牲畜祭天敬祖的祭祀用器，后来钟鼎还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由于钟与鼎是青铜器中重要的礼器，所以金文又称钟鼎文。
金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礼记》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汉《铭论》说："钟鼎礼乐之书，昭德纪功，以示子孙。"以此显示，金文主要是为统治者祭天敬祖和歌功颂德之用的。铭文的书法艺术与青铜器的造型艺术是一个整体，正是金文线条章法的书法艺术与瑰丽的造型装饰艺术相辉映，使青铜器成为美的化身。
商代中期起青铜器开始加铸铭文，商代后期到西周前期，青铜器变得厚重，制作日趋精美。常以云雷纹为底，衬托饕餮纹和夔纹，给人一种深沉神密、狰狞威严的气氛。金文是用泥范浇铸的，这一点与用刀刻的甲骨文有很大区别。
《司母戊鼎》是商代的代表作品，金文文字以事物的形象构形，点画采用描写事物的天然曲线，常用一、二根线条高度概括客观事物的特征。西周的金文又有新的变化,1976年在陕西临潼发现了武王征商的利簋,铭文记述了武王牧野之战获胜的经过,字迹凝重稳健,为西周早期的代表作品。到了西周后期，青铜器渐趋简陋，但铭文却不断丰富，金文的书法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书体娴熟、优美、奔放。当时金文主要有三类风格：第一类，运笔舒展，字迹端正，笔画均匀，代表作品有《静簋》、《大克鼎》、《毛公鼎》等；第二类，笔势圆润，形体遒劲华丽，疏密得当，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到了西周末年，出现了如《虢季子白盘》一类字形方整的铭文，成为另一种风格，这类风格开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书风。
石鼓文
石鼓文 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石鼓文
石鼓文 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小纂
「篆」本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由大篆省略改变而来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战国时代，列国割据，各国文字没有统一，字体相当复杂，于是秦始皇便以秦国的文字篆体，施行「书同文」来统一天下的文字，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篆文形体进行省略删改，同时吸收民间文字中一些简体、俗字体，加以规范，就成一种新的字体—小篆。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 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隶书
小篆虽然是较整齐的长方形，结构由均匀圆转的线条组成，但是书写起来相当不方便，且字形繁复，由于种种缺点，故在民间很快地出现了一种新字体，将小篆的端庄工整、圆转弯曲的线条写成带方折的，这种字体据说当时在下层小官吏、工匠、奴隶中较为流行，所以称为「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中国文字发展历史就脱离古文字阶段进入隶楷阶段，汉代以后，小篆成为主要用来刻印章、铭金文的古字体。 隶书的形成使文字从随物体形状描书的字符，变成由一些平直笔划所组成的简单字符，这种改变大大地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中国文字由小篆转变为隶书，叫做「隶变」，隶变是中国文字发展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结束了古文字的阶段，使中国文字进入更为定型的阶段，隶变之后的文字，接近现在所使用的文字，也比古文字更容易辨识了。
草书
草书，就是写得草率、快速的字体。草书是辅助隶书的一种简便字体，主要用于起草文稿和通信，在草书形成的过程中，因为官府的佐、史经常需要使用起草文书，因而影响了草书的流传。进入东汉后，经过文人、书法家的加工，草书就有了比较规整、严格的形体，可以用在一些官方场合，称之为「章草」，带有一点隶书的味道，保留了隶书的拨挑和捺笔。草书由于字形太过于简单，彼此容易混淆，所以无法像隶书取代小篆那样，取代隶书成为主要的字体。 在楷书产生后，草书在楷书的基础下进一步发展，不但笔划之间可以勾连，上下之间也可以连写，隶书笔划的某些特征也消失了，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草书，称之为「今草」。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不像楷书那么工整，也不像草书那么奔放；如果楷书像人的坐，草书人的跑，那么行书就是人的行走，因为行书比楷书随便些，可以写得快，又不像草书潦草的让人看不懂，所以最受到人们的喜爱。 行书大概在魏晋时代就开始在民间流行了，被称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创作了大量的行书作品，长期以来价倍受人们的喜爱。行书没有严格的书写规则，写得规矩一点、接近楷书的，称为真行或行楷；写得放纵一点、草书味道比较浓厚的，称为行草，行书写起来比楷书快，又不像草书那样难以辨人，因此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楷书
楷书在字体结构方面，与隶书差不多，但楷书将隶书笔划的写法改变了，且由扁形的隶书改为基本上呈现方形的楷书，即所谓的「方块字」。楷书也称为正书、真书，说明了楷书是提供人学习和运用的正规书体。最早的楷书书法家是东汉末年的钟繇，从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还多少残留著隶书的笔意。楷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经历了不少变化，到了隋唐之后才基本定型，定型后的楷书，笔划、结构都相当精致、严谨，如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作品就是范本之一。
中国文字进入楷书阶段后，字形还再继续简化，但字体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做为我国四大发明术之一的印刷术，就是以楷书做为印书的主要字体，在宋朝刻印的书籍中，楷书被美术化，写得更加规矩而漂亮，称为「宋体字」，后来还有模仿宋体字而加以变化的，叫做「仿宋体」。我们今天阅读的书籍、报刊上所用的字体，大致上是这一种风格的楷书变体。
研简析帛创获多——记历史所博士后赵平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报道) 从古人结绳记事到有了人们通识的汉字，我们的祖先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古文字已无法辨识，为今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谜团。但是，这些疑难古字一旦被人辨识，将对上古各方面的研究产生革命性的促进作用。从事古文字研究是十分枯燥而又艰苦的工作，许多人望而却步，而历史所博士后赵平安经多位名师宿儒的精心培养和自己20多年锲而不舍的苦心钻研，终于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做出了多项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 赵平安，1963年出生在湖南邵东一个中学教师家庭。父亲早年读过8年私塾，给平安的语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80年赵平安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学业出众，班主任周光庆十分喜欢他。周老师是清末鸿儒黄侃的侄子、音韵训诂学家黄焯的研究生，每周都要同赵平安切磋几次学问。周老师看小赵对古文这么下工夫，就把他推荐到为培训青年师资而举办的“古文献研究班”去旁听。由全国古文献研究会会长张舜徽等一批学界名流来讲授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文献学等课程，小赵旁听了2个学期，等于提前读了研究生。80年代学校的学习风气特别好，小赵每晚攻读到深夜，经史子集无所不读，甲骨、钟鼎、篆籀、汉隶没有不琢磨的。那时，学校成立“桂子山语言学会”，年仅20岁的赵平安就被推荐为学会顾问。他的主要课程学习成绩也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 考研时，他选择了河北大学中文系，因为导师黄绮师承唐兰，是老一辈语言文字学家和著名书法家。赵平安最佩服的就是有才华、学养好的名师。当时有20多人报考，两名本校教师入选后，小赵是唯一高中者。两位学长，一位大他12岁，一位大他8岁，小赵在学长带领下，苦读三年，他写出的硕士论文《汉字形体结构围绕字音字意的表现而进行的改造》，从大量甲金篆隶及近世俗字材料中归纳汉字“改造”的种种情况，得出汉字表形、表音、表意三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汉字表音趋向比表意趋向更为强烈的结论。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嘉璐教授当时担任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其评价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探索。作者汇集材料丰富，考察细密，且能联系社会心理、认知特点进行分析，尤可称道。论文颇有价值。取得硕士学位后，赵平安留校担任了助教。1988年，他又考入了全国古文字研究重镇——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该校的容庚、商承祚，研究古文字的造诣蜚声海内外。而且藏书丰富，讲究学科建设，有一整套培养研究生的教学方法。赵平安的博导张振林为商承祚的高足，是全校最年轻的博导。在张先生的指导下，赵平安学到了大量的金文知识，他又向曾宪通教授学习了许多战国秦汉简帛文字知识。在这期间，赵平安的主攻方向是“隶变研究”，由于材料所限，这个由篆变隶的汉字发展的关键转折问题，前人研究很少，而且存在不少误解。由于发现了大量战国以至汉初的古文字文物材料，赵平安在整理时，把从各方面搜集来的古文字做成了许多卡片，并一个个地分析辨别偏旁部首，将纷繁的文字材料依字形演变的逻辑进程加以排比整理，使隶变的动态过程赫然显现，并用这一可行的方法分析了自战国中期至东汉这数百年中的汉字演变，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这篇论文经过答辩，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曾宪通认为，赵平安研究的“隶变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隶变过程具有多向性”，论文总结出“隶变所遵循的四条基本规律”，以及阐明隶变对汉字和书面语的影响等，见解都极精彩，它将对隶变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北师大汉字所所长王宁认为，这是一篇有水平、有价值，解决了一定问题的好论文。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任李圃认为，论文视野开阔，资料翔实，创获颇多，是至今所能见到的关于隶变研究的最为杰出的一部。《隶变研究》作为《河北大学学术文库》丛书的第一本，1993年出版后许多著名学者都撰文予以好评。一些开设古文字专业的学校把此书当成了研究生必读之书。一位韩国学者因买不到此书，专程赶到保定，寻购此书。 1991年，赵平安回到河北大学，在中文系新开辟了古文字专业方向，并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输送了多名博士生。1995年10月，赵平安被学校破格晋升为教授，并兼任河北省语言学会副秘书长、保定市政协委员，之后，又被评为“河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就在赵平安功成名就之时，更高的目标，更新的追求又在他心中出现。他决心放弃已有的条件、待遇，继续到更高的学术殿堂去深造。1995年，由我院古文字学大师张政烺、北大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推荐，赵平安来我院历史所作博士后研究，成为我国历史文献学专业第一个博士后。指导老师是曾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的李学勤研究员。在站的两年中，赵平安经常与李学勤探讨学问，李先生学识渊博，一些不为人注意的问题，李先生常常能把它放到学术发展史中去考察，因此时常有所发现，新意迭出。在站期间，赵平安研究报告的题目是《秦西汉印章研究》，他以发掘出土的材料为基础，充分收集各家著录的材料，以严谨的古文字方法进行分析释读，然后结合传世和各种出土文字材料，就印章的性质、用途、特点及其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意义作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在一些问题上有了新的创建。在评价论文时，李学勤认为，“这一工作是有突破性的，对秦汉制度的研究也有很大价值。”裘锡圭认为，赵文“时有创建，文中纠正前人对汉印的误释，考订工作极见功力。”历史所学术委员会专家组鉴定后认为，“此一报告荟萃前人研究所得，集中突破疑点、难点和薄弱环节，确已取得长足进步。赵平安的研究所得，系秦汉印章研究中迄今最为系统、亦最见功力的成果，对学科建设的发展，业已做出有益贡献。” 赵平安以优异业绩出站后，担任我院历史所和简帛研究中心研究员、古文字和古文献专业研究生导师。他用两年时间从大量的商周甲骨金文、战国古文和秦汉文字资料中整理汉字演进序列，利用它的标尺作用来对《说文》小篆进行断代和辨伪。校读出几百个讹篆，清理出80几个篆文异体，考释了50多个篆文的来源，归纳出了许多条例。北大教授高明认为，他“运用了先进科学的方法，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绩。”北师大王宁教授认为，他“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对正确使用《说文》和正确评估古文字史料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成果被广西教育出版社收入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的《汉字研究新视野丛书》之中，于1999年出版。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赵平安参与、主持着多个科研项目，正在更加广阔的天地充分发挥着自己深厚的学识和聪明才干，我们相信，在不久，又会有一些古文字之谜被他揭穿。( 杲文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