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论文摘要：
巴金创作于40年代的作品，要比三十年代更成熟。其作品《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就艺术水平而言，都超过了《家》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寒夜》，在巴金后期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思想主题的多重意蕴及艺术风格的巨大变异，显示了巴金小说的巨大美学价值。
论文关键词：巴金；《寒夜》；冷静缜密；复调。
人物介绍：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一、由单一走向多重意蕴：
巴金后期小说的“复调”结构巴金在40年代，在风格上变得深沉，内涵复杂丰富。如果说早期作品都是单调小说，后期基本上都是复调小说。在作品中，总有多种意蕴和声音。他仍然承续着前期的抒情性，但是，不象早期那样浮躁，粗浅，激越。而是含蓄蕴籍，令人回肠荡气。比如《憩园》抒情性比较强一些，但是，很委婉深切。之所以如此，就是内涵上比较丰富。一方面仍然是对封建大家庭的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却是对人性自由、善良的渴望。还有作者个人化的对家族的情感因素。《第四病室》社会批判性很强，但是，也有人性透视和对善良、美好人性的渴望。尤其是意蕴丰富、技巧精湛的《寒夜》，可以说是巴金最圆满的艺术精品。接下来笔者就以这部作品为例，来探讨后期小说的深刻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变异。
二、《寒夜》的多重意蕴
《寒夜》文字并不多，但内涵非常丰富。是社会批判、文化冲突、人性探索与人生思考的合一，现实、文化与人性、人生的三位一体。
1、巴金创作《寒夜》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寒夜”就是阴郁现实的象征。作品是写一个小家庭的悲剧，它不是来自巴金过去大家庭的生活资源，而是来自于自己小家庭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创作《寒夜》时，巴金新婚不久，还陶醉在幸福甜蜜之中。但是，他以一种卓越的想象力，写出这样一个动人的悲剧故事。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人物很少，一对青年夫妇，一个婆婆，一个孩子。丈夫汪文宣性格软弱，收入微薄，妻子曾树生漂亮、开放，而婆婆却守旧顽固。由于生存压力，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日益激化，婆媳之间冲突不断升级，丈夫左右为难，精神极度痛苦，最后妻子离家出走，丈夫由于严重肺病，在抗战胜利锣鼓声中痛苦死去。婆婆领着孩子离开家里。结尾的时候，妻子曾树生回到家里，但是，人去屋空，她一个人在寒冷的月夜下徘徊。作品写道：夜，的确太冷了。巴金把这种家庭悲剧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正是国统区这种黑暗的现实造成了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后来，巴金为了解释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一再强调成书的时代背景，明确表示作品的目的是揭露抗战前夕大后方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痛苦处境。“那时社会上最活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是那种利用职权囤积居奇，做黄白黑生意的人，他们官商结合，权利结合，像蛀虫一样把中国在战争中所剩下的一点元气全部耗光。”作品中汪文宣的痛苦、失业及家庭的破碎，都和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
2、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实际上，这种家庭悲剧也可以在文化上找到原因。
在这个家庭中，婆媳间的冲突是最重要的冲突。婆婆完全是旧式的，在她身上是传统封建的家庭伦理观念，而曾树生却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婆婆总是用旧的观念去衡量儿媳妇，媳妇由于无法接受这种陈旧的道德约束，于是双方常有冲突，这导致这个家庭的破碎。
婆婆对于儿子和媳妇，就象中国所有非常传统而狭隘的母亲一样，是那种伟大而自私的爱。但她同样也以那种传统的封建妇德审视曾树生。在传统妇德的尺度下，曾树生这样一个新派女性就是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她极端讨厌、甚至憎恨儿子的妻子。她看不上曾树生的生活方式，如跳舞、晚上与人应酬，化装、穿漂亮的衣服等。她甚至对曾树生和自己儿子的自由恋爱和婚姻都进行非常尖刻的嘲讽，“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曾树生自然难以忍受这样辱骂，她说：“我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就不曾有过缠脚的福气。”在更多的情况下，她不是和曾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汪文宣和曾树生激烈冲突。她不是去理解、支持儿子和妻子的感情，而是破坏她们之间的感情。看到儿子和妻子的那种亲密的感情，她不是感到欣慰，而是反感。儿子和妻子吵架，她不是希望他们两个快点和好，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挑拨离间，添油加醋，怂恿儿子和妻子一刀两断。曾树生和汪文宣吵架赌气出走，她说是“私奔”，而且说她不可能回来，说：“要是我就登报离婚。”“我劝你死了心吧，现在新派女人，哪里会长远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啊！”“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儿子主动找妻子，她便生气，认为儿子没出息。两个人的冲突最后到了那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程度。曾树生出走就和这种婆媳冲突具有更直接的关系。
3、人生思考与人性探索
这种家庭悲剧还蕴涵着巴金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如果说婆婆与媳妇的冲突主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那么，夫妻之间的冲突就带有更多人性、人生的内含。
造成这种家庭悲剧的最深层根源是生命冲突。汪文宣与曾树生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汪文宣是枯萎颓败，曾树生却是饱满丰盈。他们之间并非因为缺乏感情而破裂。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并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在一起生活了14年。从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她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曾树生即使离家出走，也仍然惦念着家里的丈夫和孩子，总是按时给家里寄钱，写信，最后又回到家里。所以，关键不是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生命状态的问题。汪文宣已经丧失了男人的生命力量，这不仅是由于他身体的疾病，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精神状态。他仅仅剩下一个善良道德的空壳，除了善良忠厚，一无所有。他是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之下被磨去了生命力，不断下滑沉沦的人。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他都缺乏应该有的独立意志和力量，只是软弱无力地随波逐流。
在社会上，他虽然在工作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是，在事业上却一无所成，甚至最后失业，靠妻子养活。他既没有朋友，也无法获得上级的认可。他的懦弱几乎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大家凑钱请上司吃饭喝酒，他本来很拮据，丝毫没有兴趣，却也不敢说不，拿出钱来，一起到酒店，强做欢乐。他带着严重的肺结核病工作，总是咳嗽，但是，上司看他一眼，他就不敢咳嗽。在家庭也是同样的软弱的，他没有能力处理好家庭纠纷，在妻子和母亲冲突的时候，他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除了痛苦，就是无奈。他的这种软弱，已经使他丧失了一个男人的魅力。他经常瞪着一双可怜的目光，在曾树生的脸上寻求同情和理解，但是，曾树生最无法忍受他的这种目光。他的母亲总是咄咄逼人地排斥、否定曾树生，而她面对母亲的压力时，或者是眼睛充满泪水，或是痛苦呻吟，或者是企求的目光，或者沉默无语。他的善良道德可以说是一种对生命力的疲弱的补充，他试图用道德来弥补生命力的不足，但是，他最终仍然无法维持爱情和家庭。曾树生却是那种生命力饱满丰盈的女性。她活泼、漂亮，对生活有所渴望。但是，她并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的知识女性，而是那种世俗化的知识女性。她渴望的那种幸福，是一种世俗幸福。从这个角度看，《寒夜》就是关于一个懦弱的男人与一个漂亮的女性的爱情悲剧故事。
三、缜密冷静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是激情写作，后期却是冷静叙述。《寒夜》最充分地体现了巴金后期小说的冷静缜密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属于“青春写作”，其风格呈现出激情化的特点。《家》就是这样的小说。情绪、感情成为作品最突出特点。热情洋溢、坦率单纯、酣畅淋漓，汪洋恣肆，行云流水，他不求深刻隽永，不求繁复严谨，只求与读者的感情沟通和共鸣。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却不断强调自己的爱和恨的感情特征。爱和恨是一种感情的激流：“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火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
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一谈到《家》，巴金就强调自己当时的爱和恨的感情。
爱和恨是作品的主要感情。在语言上，抒情性语言非常多，即使描写性的语言，也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在很大程度上，《家》就是依靠这种这种爱憎分明的激情反抗的力量而获得了众多的青年读者。但是后期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日常生活细致描摹作品《寒夜》虽然以抗战时期为背景，却没有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写普通的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最主要是写三个人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这就决定了作品的缜密细致的叙述方式。日常生活本身就没有什么戏剧性，如果不是细致地描摹，作品就没什么写的了。所谓细致，就是细节。作品以精彩的细节取胜，作品几乎没有大场景，都是日常生活细节构成。如作品开头写汪文宣由于和妻子吵架，妻子离去。他去妻子工作的银行找妻子去，但是发现妻子正和一个男人出来，他想找妻子而又不敢的矛盾、复杂、痛苦的心理，懦弱的性格，在细节中充分显示出来。
2、心理深度
优秀的小说总是要塑造人物性格的，《寒夜》中人物不多就三个人，但是，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很丰满，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人物性格的成功，就是对人物心理的开掘。只有进入心理，才可能塑造性格。一般来说，中国古典小说，主要靠人物行动显示心理，或者是细节描写开掘心理。但是，现代小说往往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理，更深入地开掘、描摹人的内心生活。《寒夜》主要是靠细节和心理开掘的深度来写人物的。作品往往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复杂心理揭示出来。
比如整个第二部分，全部是汪文宣的心理活动。写他做一个梦。在梦里，母亲和妻子两个人都争夺他，他处在中间，非常痛苦。
四、余论
总而言之，巴金后期的小说创作尤其以《寒夜》为代表，体现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特别是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以及注重细节的描摹，展示了一颗伟大文学心灵的卓越的想象力和吞吐经验的能力，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折射出了永恒的文学魅力！
巴金的名言名句：
1、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2、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3、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安慰的人。
4、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5、我的眼眶里至今还积蓄着朋友们的泪，我的血管里至今还沸腾着朋友们的血。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止是我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们的暖热的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句。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6、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索取。
7、沉默容易使人跟朋友疏远。热烈的诉说和自由则使人们互相接近。
8、生如同日记，每人都想记下自己的经历。但当他把记好的日记和他的誓言进行比较时，心情是何等谦卑啊!
9、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
10、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11、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
12、青春是无限地美丽，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个信念，贯穿着我的全部作品。
13、“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
14、我在写作中所走过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我的态度都是忠实的。……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们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憎恨。……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中呼号的人的职责。
15、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
16、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
17、希望是人生之需要.人如没有希望，何异江河干涸了流水？
18、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19、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对我来说它永远是鼓舞的源泉。
20、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我都会感到喜悦。
21、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随想录》
22、朋友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
23、这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
参考文献：
[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何艳萍.《从复调分析的角度看巴金后期小说创作》,《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恩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林和生译,华夏出版社,2005.
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觉新和梅本是青梅竹马、真诚相爱的一对恋人，只是因为双方母亲在牌桌上有了摩擦，就儿戏般地拆散了这对情侣，使梅在痛苦的折磨中悲哀寂寞地离开了人间。瑞珏是在陈姨太之流闹“血光之灾”的邪说中丧命的，她和梅一样，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被封建礼教摧残的除了梅和瑞珏外，还有在高家做丫头的鸣凤、婉儿等。鸣凤只有17岁，就被高老太爷当做一件礼物送给了“死教会”的老恶棍、年已花甲的冯乐山做小，结果这位年仅17岁的少女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湖自尽了。然而，鸣凤的死却没有使这场悲剧完结，丫头婉儿又很快被高家用来替代鸣凤，继续着人生的悲剧。
如作品写鸣凤投湖时的心理，就非常细腻，是全书极感人的篇章。它将一位年仅17岁的少女在即将走向生命尽头时的痛苦、惘然、哀怨、挣扎以及最终绝望，一层层真实细致地剖示出来，使读者从这位被凌辱的少女身上，看到旧制度摧残人性的罪恶，看到这位弱小者生命的宁折不弯。如，正是由于作品细致地写出了梅的内心，才使梅多愁善感的性格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家》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梅悒郁，瑞珏贤慧，鸣凤善良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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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
对大家族中女性命运的关注也是《家》的一个重要主题。她们多是些旧女性，虽然时代变迁，但她们大多仍一成不变地囿于家庭与礼教的牢笼，演绎着女性千百年来不变的沉默、匮乏、痛苦的主题。在青年女子方面，巴金写了梅、鸣凤、琴，也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性格和命运。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包办婚姻和家长专制的制度下，她失去爱情，又很快青年孀居，之后，“陪着那个顽固的母亲，过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不如此，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女人应该“从一而终”，青年孀居几乎就等于进了活棺材。对于这时的梅来说，死固然是痛苦的，然而从某种意义讲，生却显得更为残酷。因为她失去的不仅是爱情和婚姻，而且随之而去的还有她的青春、享受的权利、生的欲望和希望。尽管时代变化了，“五四”新文化的春风也已经吹进她的生活，但对在旧礼教、旧道德环境下长大的梅来说，那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她的命运正如她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了。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我的境遇是不会改变的。”“我的一生已经完了”。她冲不出禁锢着她的环境，更走不出自己心中无形的锁链，最后只能抑郁而死。
鸣凤是作家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她是高家的婢女，生活在这个黑暗王国的最底层，整日小心翼翼地过着劳累、卑微的生活。太太、老爷们的责骂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与觉慧的爱情，给她的生活带来一缕阳光，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欢乐。但是，在幸福快乐的同时，她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恐惧与渺茫。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获取真正的幸福的。后来，高老太爷果然要把她当礼物送给封建遗老冯乐山做姨太太。她的苦苦哀求丝毫不能改变高老太爷法律一般的命令，而她又不愿意因为自己毁了觉慧的前程。作者在抒写鸣凤的遭遇时，突出地表现了她心灵的美。小说中，鸣凤之死是写得最为动人的篇章。其中，有她大段的独白：
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他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人。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她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他，便无可挽回了。然而对她来说，他比她自己还更宝贵，她甘愿牺牲她自己。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
作为一个贫苦、善良、美丽的婢女，鸣凤的爱充满了奉献精神。她的爱情的主要内容就是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来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绝不愿意以牺牲他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幸福。最终，年仅17岁的她选择了投湖自尽。这样一个纯洁美好的人物形象的毁灭，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最强烈的血泪控诉。
关于巴金的写作素材：
幼稚而大胆的“叛徒”（出生—26岁）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父李镛为官多年，颇有田产。父亲李道河任四川广元县知县，巴金随父母在任所居住。母亲陈淑芬思想开通，品性善良，对巴金的影响非常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巴金开始阅读传播各种新思想的书报，接触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各种思想文化。
1927年，从上海赴法国，途中写《海行杂记》。旅居巴黎等地，开始写《灭亡》。1929—1930年（25岁），第一本小说《灭亡》出版，完成《俄罗斯十女杰》。译作颇丰。
暗夜里呼唤光明（27岁—37岁）
1931年，继续在上海从事著译，写中篇《新生》、《雾》，4月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家》，在《上海时报》连载，第一次刊出当日，获悉大哥李尧枚自杀。出版第一个短篇集《复仇集》。“九一八”事变后，写诗文控诉日本帝国主义。
1933年，结识鲁迅、茅盾等一批文学朋友，与郑振铎等筹办《文学季刊》。《爱情三部曲 雾雨电》全部完成。
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日军偷袭上海，巴金写诗文呼唤抗日救亡，后收入《控诉集》。《呐喊》杂志创刊，巴金任发行人。11月上海沦陷，蛰居租界继续写作。
1941年，回成都探访亲友，再到昆明探望萧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文化人转移到桂林。
黎明前的探求（38岁—44岁） 1942年，在桂林写散文《灯》，从桂林到重庆，得知曹禺正在改编《家》为话剧。 1943年，译完屠格涅夫的长篇《父与子》，写杂文《一个中国人的疑问》，与英国神父赖治恩就道德问题论战。在重庆，曹禺改编本《家》连演100场爆满，打破战时重庆话剧演出纪录。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参加文艺界各种政治性活动。11月回上海，与郑振铎、李健吾等筹组中国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
沉浮二十余载（45岁—72岁）
1949年，赴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中国全国文联委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
1954年，在京参加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发言，第一次对社会、文化工作提出批评。 1955年，主编的《文艺月报》因不转载关于批判胡风的材料，被批评为政治错误。 1956年，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10月14日，主持鲁迅墓迁葬仪式，并讲话。
1957年，在京出席中国作协创作规划会议，期间与赵丹、方纪等受到毛泽东接见。与靳以同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创刊。开始编辑《巴金文集》
1958年，从姚文元在《中国青年》发文开始，以拔白旗为名的批巴运动持续了七八个月。
摘要：
巴金在其后期代表作《寒夜》中所塑造的新时代女性曾树生，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及其矛盾的人：与丈夫、与婆婆、与自己……通过无数次“去”与“留”的挣扎，巴金将一个新时代女性在一个黑暗腐朽的社会中努力抗争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
《寒夜》；曾树生；女性形象；矛盾性
《寒夜》（1944-1946）是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后期文学创作中成就最高的现实主义作品。这部作品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抗日战争后期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叙述了其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其中对于曾树生这一独特的新时代女性形象，研究者们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但就是这样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女性，其实想要自由也渴望温暖，内心中有着无尽的矛盾与挣扎。
一，与丈夫的矛盾。 曾树生对汪文宣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两人能在大学时期不顾汪母的反对而为了共同的理想结合，可以证明曾树生对汪文宣的爱。这种爱没有因为婆婆的刻薄针对而减弱，但是却因为汪文宣的改变而改变。上学时期的汪文宣有着创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教育梦想，然而悲剧的是，在出版社当一个小职员的他，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和周遭同事的冷眼下，他逐渐低迷消沉，并且很不幸地肺病缠身。试问有哪个女人还会爱着这样的男人？“永远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的电灯光，和那几样破旧的家具。他永远带着不死不活的样子。她受不了！”汪文宣在曾树生心中原本意气风发的形象逐渐被一个病态的、死气沉沉的人所替代。或许曾树生对汪文宣还有残留的爱，但其中其实还包含了对他的怜悯，从她数次的“去”与“留”中可以看出，她对丈夫的矛盾情感。
二，与婆婆的矛盾。 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的“矛盾”，表层意义上是婆婆与儿媳之间的争吵，深层意义其实代表了新旧两个时代女性的观念之争。汪母是出身于云南昆明的才女，自小也接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她陈旧的观念里，女性就应在家相夫教子，而不是在外抛头露面。对于曾树生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她更是百般针对，嘲讽她只是儿子的“姘头”。而在曾树生看来，两人曾经有着热烈而真挚的爱和想要共同实现的理想，即使没有所谓的“八抬大轿”又怎样？他们还是在一起了，还是结为了夫妻。曾树生与汪母之间的矛盾，只要两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就不可能得到解决，然而显然汪文宣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懦弱的他没有办法立场鲜明地偏向某一方，即使他是那样苦苦哀求希望妻能够回家。
三，与自己的矛盾。 曾树生的身上既有现代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又有传统女性恪守家庭道德的品质。作为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女大学生，她靠着自己的努力拥有一份薪资颇丰的工作，以一己之力承担了汪文宣的无尽的药费和小宣高昂的学费，她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勇敢地跨出门去接触新的世界，而不是被陈旧的观念所束缚。然而她仍然没有摆脱传统道德对她的影响，她虽然追求着个人的独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家庭，而是忍耐地做着自己不喜欢的“花瓶”工作，为了丈夫的病情稳定而避开与婆婆的争吵。即使后来飞去了兰州，她也仍然一直给家里来信，当两三个月没有收到信时，她放不下牵挂地马上回家。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中，她觉醒的个体独立意识和传统女性的道德观念折磨着她，让她越来越矛盾。“忘记我，不要再想我。我配不上你。但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即使是在她给汪文宣写的信中，也一边表达着自己的渴望，一边不停地与他道歉，让人心痛。
《寒夜》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剖析了一个抗战后期社会中一个悲剧的家庭，凸显了大时代下小人物苦苦挣扎的不易。诚如巴金在1962年《谈<寒夜>》中 “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 所言，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曾树生这样一个矛盾、复杂而丰富的角色，其身上新时代女性的个体独立意识和善良感性的人文关怀精神，还是让人对她抱着极大的好感与怜惜，令人印象深刻。
参考文献：
[1] 彭茹欢.“离去”与“归来”——论《寒夜》中曾树生形象的矛盾性[J].新乡学院学报.2019（4）.
[2] 林威娜.浅谈《寒夜》中“曾树生”的自我抉择[J].群文天地.2011（1）.
[3] 佟博.一个女性的自我抉择:浅谈《寒夜》中曾树生形象.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