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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电影论文格式

2023-03-02 11:07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当代电影论文格式

  电影作为八大艺术之一,于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日本后,成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娱乐,并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篇1
  浅析岩井俊二青春电影的美学特征

  一、长镜头与交叉剪辑下意境的营造

  从长镜头渲染下的青春纯爱电影《情书》、《四月物语》,到交叉剪辑镜头下表现成长历程和蜕变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燕尾蝶》。岩井俊二在影片风格和题材上都做了最极端的挑战,在其“青春片”所营造的意境中,爱情的唯美,生活的残酷,青少年心灵的困惑和压抑,都是对青春期少男少女真实精神世界的微妙探询。岩井俊二在影片中多采用长镜头和快速交叉剪辑相结合的方式。在《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身着白色衬衫的少年戴着耳机静静地伫立于青绿的麦田中,沉迷于莉莉周的音乐世界里。在电影片尾处莲见刺向星野的镜头与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用刀刺向小马的镜头叙事手法不谋而合。岩井俊二在一次采访中也坦率地回应了这个问题,“我很喜欢杨德昌的电影,但每个人对电影的出发角度不同造就了对电影理解上了差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有一半也是我自己的心声,而另一半我把它放在了《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同样是青春成长题材的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采用的是一种压抑阴冷的含蓄表达,而《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则强调形式上的动感,热情、夸张、充满爆发力”。

  二、弱化情节强化情绪的主观表达

  岩井俊二在中国内地的走红,直接联系着“青春文学”,这也是其电影创作的又一特色――建立在小说创作基础之上。当然,“岩井文学”中不可避免的导入了导演本身的价值观,相对于故事情节,他更注重人物的情绪表达和心理变化。一方面,他带着怀旧的情绪追溯逝去的时代,影片中对童年世界的怀旧成为成年人对青春的缺失的一种幻想性解决途径。《情书》中没有强烈的冲突情节,在两条线索下的叙事时空中,通过两个素未谋面女孩的书信联系在一起,渡边博子在寄托哀思中无意探寻出一段尘封多年的爱恋,女藤井树在书信的来往中才发觉青春期的情愫早已生根发芽,只是随男主角的离开戛然而止。岩井俊二没有在叙事的策略上突出对死亡的恐惧,而是通过情绪的升华给予了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另一方面,他通过社会的角度来表达对青年成长和意识形态的思考。影片《燕尾蝶》中,观众可以在碎片式的故事情节中感受到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微妙变化,从而引发内心的思考。这也是“岩井文学”所衍生出来的弱化情节而强化情绪的“青春叙事”方式的建构。但是,此类情节弱、情绪浓的主观表达方式并不适用于任何题材的电影,对其后期电影主题的表达也有所限制。

  三、青春意象背后人性的共通之处

  “意象,指对存在于记忆中的事物在感受上,知觉上的体验。而电影中的意象是表意之象,是导演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融合,它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写满藤井树名字的借书卡、刻在凤蝶胸前的燕尾蝶……岩井俊二运用极简的影像风格,将青春的热烈与生命的脆弱透过自然意象和虚拟意象表现出来,对青春期群体的人文关怀贯穿始终。

  “《四月物语》中的落满樱花的街道和女主人公手中的红色雨伞是岩井俊二对青春短暂和热烈的意象隐喻”。《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以太”一词贯穿于影片的始终,是青春的神秘、崇高和超自然力量的代名词。同样,《燕尾蝶》中所营造的并不存在的城市“元都”,象征着青春里欲望的深渊。岩井俊二把所有不可言喻的意象都融入了客观存在里,这也是他对“青春”充满无限可能的另类阐释。

  《燕尾蝶》的“蝴蝶”意象含蓄而凄美,暗示着两个女孩成长历程中的蜕变。固力果胸口的蝴蝶纹身是她存在的证明,她来过,以一个饱受生活磨难的姿态,带走了一只蝴蝶的脆弱和美丽;凤蝶,历经世间创伤却依然满怀希望,胸前刻的燕尾蝶是她长大成人的专属记号。她们渴望飞翔,即使是在追求人生破茧而出一刻陨落,岩井俊二采用这种独特的青春意象,表达了他对已逝青春的祭奠。沉沦或者毁灭因其阴暗而被电影避之不谈,但这却是真实人性的一部分,岩井俊二试图将成长中的青年从喧哗虚幻的社会现象中抽离出来,从而理解现实的残酷和真实世界的难能可贵。

  岩井俊二是一个主观意识特别强的导演,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创作电影的理念是彻底极端的”。在影片《燕尾蝶》中,他塑造了强盗、妓女和拾荒者的不同身份来展现大城市高速运转中一群病态而畸形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的场景,但他并没有将这种阴暗彻底的呈现,而是从他们苍凉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的缺陷里挖掘出了人性深处共有的善良。即使是在动荡不安的青春里,少年依然保留着内心的纯净。
  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篇2
  浅析日本电影中的中国古典文学

  1.研究背景

  电影作为八大艺术之一,于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日本后,成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娱乐,并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特别是于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电影迎来了其黄金期。以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1951年)为首,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1952年),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1953年)等连续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纵观日本电影的获奖史,日本的时代剧,也就是极具日本风格的电影,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欢迎。但是,很少为人所知的是,日本电影不仅从自己的“日本风”中取材,同样也将外国文化作为素材,并加以改编。例如作为电影推广初期的明治、大正时期,那时的观众所最为熟悉的外国文化,则是中国的古典文化。

  2.不同时代中的以中国古典题材的日本电影

  尚处于日本电影草创期的1911年,吉泽商店制作了《西游记》。紧接着1912年,在西游记广受好评的情况下,再接再厉摄制了《三国志》。另外,还有很多例如《豹子头林冲》(1919年、日活向岛摄影所、小口忠导演)、《西厢记》(1920年、日活向岛摄影所、田中容散导演)等一系列以中国古典作为题材的电影被持续不断地搬上了日本大荧幕。

  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电影主流也由无声进入了有声期。战争时期,日本电影又制作了一系列如《孙悟空》(1940年、山本嘉次郎导演)、《水浒传》(1942年、冈田敬导演)、《鸦片战争》(1943年、牧野博导演)等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国策电影。

  日本战败后的1950年代,日本电影进入了转型期,迈入了黄金时代。《杨贵妃》(1955年、沟口健二导演)、《白夫人的妖恋》(1956年、丰田四郎导演)、长篇漫画电影《西游记》(1960年、薮下泰司、手?V治虫、白川大作导演)等各种日本观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古典文学题材的电影,不但在日本上映,还进入了香港及东南亚等华语圈市场,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1970年代,电视取代电影,走进了日本的千家万户,成为了时代的主流。1978年至1980年,日本电视局制作的系列连续剧《西游记1》和《西游记2》,不但在日本受到广大观众好评,甚至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引进,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另外,于2007年制作的电影版《西游记》(泽田镰作导演),以43.7亿日元的票房,位居当年日本本土电影收入第四位。

  3.从中国古典文学到日本电影

  以《西游记》为首,《三国志》、《白蛇传》等以中国古典为原型的故事,经由日本导演、编剧以及演员的演绎,介绍给了日本的观众。但是,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许多地方经过了改编,展现出了与原作颇为不同的风味。

  将外国的古典作品翻拍成电影,将具有各种全新的可能性。并且,虽然原作是古典文学作品,但内容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一直产生着变化。例如《白蛇传》,最初冯梦龙主编的《警世通言》版本,其中的白娘子的性格,以及最后的结局,都与如今我们耳熟能详地《白蛇传》颇有不同。而日本电影选择哪个版本的故事作为故事底稿,则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历史故事也同样,由于制作方所处国家和立场的不同,讲述出的故事也会具有情节上的差异。上文中提到过的日本版《鸦片战争》这部电影就是最好的例子。研究日本版的各类中国古典或历史故事电影与原版的异同,可以从中发现其政治意图及意识形态,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结论

  因此,狭义上而言,本研究为日本电影研究,但广义上而言,其实为媒体以及大众文化研究。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历来未被传统研究所重视,因此,分析此类电影将可一窥日本电影的时代特征、对外来文化的受容史,以及中日电影交流史。更是对日本电影史的一种补充,具有不可轻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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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功夫熊猫》系列动画电影叙事模式

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为观众塑造出了熊猫阿宝这一得到广泛认可的文化形象,同时也为人们一窥美国动画电影采用的叙事模式提供了一个较具代表性的范例。

一、叙事中的必要元素

动画电影具备其他影视产品作为视听艺术的一般特征,但是它又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现,即虚拟意义。[1]这一点直接影响着动画电影的叙事模式,在任何一部动画电影中,一个清晰、完整且富有意趣的世界观和一部分极富魅力,能够区别于其他动画电影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就世界观而言,世界观是整部电影叙事的基础,它决定了银幕之上这个世界的运营模式以及身处其中的角色们的行为准则。[2]而《功夫熊猫》系列便在打造世界观上做得较为完善,能够较好地平衡想象与现实二者的关系,使整个虚拟世界之中有多个情节的生发点,这也是该系列电影在《功夫熊猫1》(Kung Fu Panda,2008)凭借当年北京奥运会举行以及武术被列入奥运特色项目的助力大获成功之后,能够在失去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创作的原因。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地,山清水秀的和平谷中居住着大量动物居民,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兔子与猪,他们代表了一般民众。

而鸭子则自称“血管里流着面汤”经营饮食业。他们数量虽多,但是体形上都显得较为弱小,身怀武功者则是较为罕见但是体形彪悍的动物,且他们一般都与中国武术之中的某些功夫有关,如“愤怒五侠”中的螳螂、蛇、猿猴、仙鹤等,也正因如此,阿宝才会感慨自己“没有利爪,没有翅膀,没有毒牙,甚至没有螳螂的那个前臂”。而当阿宝投入浣熊师父门下后,有关武术的诸多细节也被设计得比较到位,如全身遍布铁齿的狼头桩、沙袋、不倒翁,阿宝与浣熊师父用筷子在餐桌上斗法,浣熊师父见到乌龟大师时一掌熄灭蜡烛,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乃至西方观众并不陌生的元素,影片的叙事也因此而令人感到自然真切。

其次,就角色而言,与真人电影不同,动画电影在塑造角色上无疑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动画人不仅可以赋予角色夸张的外形与动作,还能够增加角色的社会属性,从而将角色的内在性格与观众所接收到的外在视觉表现有机结合,通过具有差异化的人物群像来使叙事更为灵活。以《功夫熊猫2》(Kung Fu Panda 2,2011)为例,大反派沈王爷被设置为一只白色孔雀,这一形象无疑是从外在视觉表现上将孔雀的鲜亮羽毛与沈王爷衣着华丽,孔雀昂首挺胸的外形与沈王爷用自信来掩饰自卑的特点结合起来,同时主创又在这一基础上深化了沈王爷的内在性格。沈王爷是一对蓝孔雀夫妇的儿子,有着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长大之后变得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却阴险诡诈,与熊猫阿宝作为毛茸茸的哺乳动物笨手笨脚,善良纯真的设定形成鲜明对比。当动画人在影片的世界观与人物角色上做足功夫之后,叙事的局面也就得以打开。

二、叙事中的独立性与连贯性

《功夫熊猫》系列电影的叙事采用了一个系列电影惯常使用的模式,即兼顾电影的独立性与连贯性,每一部电影都可以视作一个较为独立的故事,但是就目前出品的三部电影而言,它们的情节又有互相呼应之处,这一叙事模式很好地体现了消费时代下电影的制造、传播特征。电影的生产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与人力的集体化投入,其价值需要进入流通渠道后,通过观众的广泛参与,以资金的回收来实现。其独立性保证了其后续电影能够对未看过前作的观众依然有吸引力和讨论空间,并且片厂能够根据电影的票房收入来决定是否开始再生产,这一点对于耗资尤其巨大的动画电影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连贯性则有如下优势:首先它有助于电影成为一个突出的品牌,在每年不断涌现的大量动画电影之中脱颖而出;其次,它有利于培养观众对情节的好奇并最终产生对该系列的情结,能够吸引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入影院。一言以蔽之,同时具备独立性与连贯性能够保证电影在尽量不流失旧有观众的前提下又不断扩展自己的新市场。

以独立性而言,《功夫熊猫》系列每一部都有一个关键的危机性事件,每一事件的起因、发起事件的反派各不相同,而相同的便是主人公阿宝都是扭转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但是阿宝在每一次危机性事件之中获得的感悟也是各不相同的。每一次危机性事件都有其完整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问题最后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观众完全是可以单独对其进行赏析的。《功夫熊猫1》中的危机性事件为浣熊大师曾经的叛徒豹子大龙越狱出逃,觊觎《龙之卷轴》,狂暴嗜血的他危及江湖,连浣熊大师都被他打倒。而心宽体胖,武功基础为零的阿宝则需要在短时间内战胜大龙。

这一次事件得到解决后,阿宝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梦”。在《功夫熊猫2》中,危机性事件则由希望能够统治世界的白孔雀沈王爷造成,与大龙只是个人孔武有力不同,沈王爷则坐拥财富,精通科技,他先是派人来和平谷抢走大家的金属材料,然后是用这些材料铸就大炮等武器准备称霸全中国,并绑架了多位武林高手。故事依然以阿宝挫败沈王爷结束,阿宝在这次胜利之后收获的是战胜自己内心恐惧的经历。而《功夫熊猫3》(Kung Fu Panda 3,2016)的主线则是五百岁的反派,对“气”有着扭曲追求的天煞越狱,阿宝为了打败天煞而不得不修习气功,但是他最终最大的收获却并非武功,而是认祖归宗,并且领悟到了“做自己”的意义。

促成这一系列连贯性的则主要为阿宝的身世之谜。实际上早在第一部中,梦工厂就为后续情节埋下了伏笔。如观众备感疑惑的为何阿宝的父亲竟然是一只鸭子,两人无论是在外表抑或是人生旨趣上都大相径庭,这种设置也为电影增添了不少幽默元素。如身高体胖的阿宝真情涌动之下拥抱瘦小的鸭子父亲时给观众的“别扭”感。

在《功夫熊猫》的世界观之中,阿宝显然不可能是鸭子父亲的亲生儿子,片中已经明确展现给观众兔子的孩子依然是兔子,猪的后代也只能是猪。在第一部中,鸭子父亲就在期盼着阿宝梦中出现的是面条,从而能够子承父业,老老实实地继续经营他们的小吃店。然而阿宝梦见的却是功夫,这唯一的解释便是在阿宝的体内蕴含着极为深厚的功夫基因,因此他的人生注定不属于汤汁。而阿宝尽管看似愚钝,并且与鸭子父亲的关系极为亲密,但还是问过鸭子父亲为什么自己和他长得一点也不像。

但是鸭子父亲并没有在第一部揭开这一谜底。《功夫熊猫2》中则通过鸭子父亲的回忆让观众明白了鸭子父亲收养无父无母的阿宝的过程,原来当年阿宝的父母是因为被人追杀而与阿宝失散的。《功夫熊猫3》中,前来和平谷寻找儿子的熊猫李山出现,他们成为和平谷中仅有的两只熊猫,原来李山就是阿宝的生父。随后李山带阿宝去了神秘的熊猫村,阿宝由此不仅确认了自己的来历,还找到了离散的、跟他一样爱吃爱玩的同胞们。三部电影分别担负着设谜、解谜与让真相水落石出的不同任务。可以说,叙事上的独立性与连贯性如同自行车上的前后轮,共同驱动着《功夫熊猫》系列电影在商业性道路上的前行。   三、叙事的套路与细节填充

俄国学者、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普罗普在对一百多个童话故事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神奇叙事公式”以及“31功能理论”,他所提出的这些叙事套路反映出了人们意识之中根深蒂固的叙事心理。[3]因此,无论是在文学抑或是电影创作中,尽管不同的叙事在价值理念、原型映射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在叙事套路上往往都是不谋而合的。

《功夫熊猫》系列最为重要的叙事套路,便是成长主题的反复使用并对阿宝的成长进行了深化。对于面向成人与儿童的动画电影来说,成长主题是具备普适性的。弗洛伊德曾指出,由于生活过于艰难,人们为了忍受生活而不得不采取了多种缓冲措施,如转移注意力或寻找能够使人陶醉之物,从而麻木生活带来的痛苦。而成长主题叙事套路一般为主人公出身平凡,甚至带有缺陷,但是他有着某类正面品质,如善良、坚持,对于某事物的强烈热爱等,随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在接受友方角色的帮助、鼓励的同时,又遭遇着敌方角色或命运带来的种种阻碍甚至困厄。但是,最终主人公一般都能够战胜困难,取得带有励志色彩的成功,叙事以大团圆结局告终。

这一叙事套路是非常容易对观众产生移情作用的。“我对一个感性对象的知觉直接转移地引起我身上要发生的某种特殊心理活动的倾向,由于一种本能(这是无法再进一步分析的),这种知觉和这种心理活动二者形成一个不可分裂的活动……对这个关系的意识就是对一个对象所生的快感的意识,必以对那对象的知觉为先决条件。这就是移情作用。”[4]首先主人公不起眼的出身能够迅速拉近他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并且这种对于观众的吸引是跨越种族与文化背景的。而当阿宝的成长过程中出现诸多强敌时,观众也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自己在现实中生存时所遭遇的种种逆境以及自己不得不咬牙坚持的记忆。最后阿宝获得的美妙成功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观众对于自己也能够奋斗成功的期待。

以《功夫熊猫1》为例,其中的阿宝给人以憨态可掬的形象,虽然他是一个功夫迷,但其肥胖的外表以及店小二的出身与人们印象之中的“武林高手”有着不小的差距,阿宝甚至还带有好吃、懒惰等不利于成功的缺点。他被乌龟大师选上成为神龙大侠的候选人更像是一个意外,而在被浣熊师父收入门下之后,他更是处处比不上同门的悍娇虎等人。但是阿宝并没有在严酷的训练之中退缩,而是坚定信念跟随浣熊师父,甚至他好吃的缺点都被转化为刺激自己不断进步的优点,甚至发明了“面条护身术”“肚腩凸击”等悍娇虎等人都使不出来的招数。最后他的成功则体现在打败了大龙,捍卫了和平,成为人人敬仰的神龙大侠之上。可以说,熊猫阿宝的成长奋斗历程是梦工厂给陷入麻木和压抑的当代人开出的一剂药方。

而在一部电影已经有了基本的逻辑与叙事框架之后,故事完成的仅仅是一个大致的模型,电影仍然需要补充大量鲜活有趣的细节来使整个故事富有血肉并使叙事形成节拍。这些细节的填充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叙事段落前后之间的逻辑要通畅;二是细节本身要足够精彩,为整个故事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添砖加瓦。以《功夫熊猫3》为例,电影中阿宝回到熊猫村以后,终于能够见到自己的同胞。为了加深与大家的感情,同时也为了大家能够保护自己,身为神龙大侠的他开始教大大小小的熊猫们武功,让熊猫们能够以游击战的方式团结起来抵御强敌。而最终阿宝能击败天煞也正是得益于熊猫们的帮助。这里的细节不仅满足了叙事的情节线,还满足了叙事的情感线,即熊猫们帮助阿宝化解了危机,同时阿宝的形象也因为这一教学行为而变得更加可亲,观众也能从一直处于“被别人教”状态的阿宝到“教别人”的转变体会到阿宝的成长。

从《功夫熊猫》系列电影中不难看出,以梦工厂为代表的美国动画电影人们已经建构起了商业语境之下较为理想的动画长片叙事模式,在给观众带来视听方面的娱乐时,又以其较为完善,既具内涵又不失奇趣的叙事获取着观众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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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论文范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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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电影插曲与时代怀旧情怀的表达

一、《夏洛特烦恼》――一个时代,一首金曲

《夏洛特烦恼》作为2015年的一部票房黑马影片,不但吸引了时下的观影主流―90后群体,还吸引了更多曾经处在影片主体年代的80后、70后。影片的故事主线从90年代一直发展至今,围绕着男主人公夏洛的梦中人生进行叙述,然而,其中贯穿时间点的方法就是运用故事发生当年的流行歌曲,从描述剧中男女浮夸爱情表演的《一剪梅》到充满了文艺气息的《那些花儿》,再到1998年大街小巷广为传唱的由港台音乐天后王菲和内地音乐天后那英演唱的《相约九八》,再到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的经典名曲《冰雨》,以及成为80后、90初时代记忆的周杰伦早期的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向观影者展现了每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点,展示了当时的人们对社会、对人生、对爱情的认识。这些歌曲勾起了各个年龄层对青春、逝去的岁月的追忆。

在观影过程中,当影片中响起《一剪梅》的前奏音乐时,不少观影的60、70后都坐直身体仔细聆听,对于部分80、90后来说,这仅仅是一首听起来有些耳熟的歌曲,看着片中人物的浮夸演技哈哈大笑,但是对于60、70后而言,《一剪梅》代表着一个时代,代表着伴随他们的青春追剧岁月的琼瑶剧时代。片中人物浮夸的表演方式,在琼瑶早期的电视剧中,曾经感动了很多当时还是青年男女的60后、70后、80后们,伴随着这首歌,让很多人开始追忆自己的似水年华。

本片中还有另一首歌曲让人印象深刻,是1985年由新加坡拍摄后被中国引进的同名电视剧中的主题曲《人在旅途》。由于当时社会逐渐开放,港台以及东南亚电视剧在中国大陆曾经风靡一时,以其鲜明的节奏感和歌手极具时代特征的演唱方式勾起了人们对港台剧、引进剧精良的制作和丰富的故事情节的回忆。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而言,这首歌让他们回忆起了充满家族勾心斗角的家族伦理剧情以及现在依然在港台剧中常见的商战戏码。这首歌的歌词具有时代特点,突出了当时中国的新兴思想和新的精神追求,让观影者伴随着极具节奏感的音乐回想起了70、80、90年代的舞厅。

当然影片是不可能不照顾到80后、90后这些主流观影人群的怀旧情怀的。周杰伦,就是编剧和导演送给他们最大的怀旧大礼。周杰伦的歌曲随便哪个80 、90后都能唱上几首,那时的人们想到周杰伦,就是略带忧郁的眼神加上吐字不清的奇怪唱法。对于学生们而言,周杰伦是他们学生时代的一个纪念碑,在这个纪念碑上刻满了他们懵懂时期对爱情、音乐的理解,嘻哈风格也成了当时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时尚潮流。当片中前奏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开始伴随着影片的画面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回忆那些曾经在自己懵懂时期经过的他、她。

“夏洛”就这样以他独特的诠释,带着观影者一点点回忆他们的青春疯狂岁月,而徐峥导演、编剧的《港?濉吩蚴峭ü?直白的、大量的香港影视金曲带领大家走近那个曾经在很多人眼中十分神秘、令人向往的HongKong。

二、对香港影视金曲的致敬

很多看过本片的观众都认为,徐峥将整部影片的插曲都献给了香港经典影片中的歌曲,只要看过、钟情于香港电视剧、电影的人都可以在本片找到可以勾起回忆的歌曲,这些歌曲让观影者伴随着香港本地的画面和粤语,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四大天王、劲歌金曲的时代。在本片题目出现之前,男女主人公徐来和杨伊青涩的爱情中就插入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香港经典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两个人在剧中不停地换著香港影片的海报。而《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就成了两人大学爱情生活的主题曲,这首歌中的歌词和曲调是典型的香港80年代情歌模式,表现两个人浓烈的爱情,导演用这首歌配合著两位演员的表演,将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带回了他们的初恋时代。紧接着由于杨伊的离开,一直默默付出的蔡波出现在徐来的视线里,蔡波的付出感动了徐来,两个人结婚过起了正常但略感乏味的生活。在这部分,徐峥用了谭咏麟的《谁可改变》,这首歌就像是叙述徐来和蔡波的故事一样,日久生情、顺理成章、平平淡淡、白头偕老,非常形象的展示男主人公的初恋和婚姻,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一生爱情的写照,他们都曾经经历过不顾一切的爱情,然后在进入婚姻之后回归平淡。影片的片头部分则是用了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的《饿狼传说》,这是非常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香港歌曲,配合香港街景,导演就这样引领观影人走进了香港。

影片中的另一首歌的出现让观影者回忆起了一个充满热血和兄弟情义的时代,这首歌就是陈小春演唱的《乱世巨星》,也许很多人对这首歌的歌名不熟悉,但是只要旋律响起,80、90后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经典系列影片《古惑仔》,这个系列作为香港电影的代表作,对很多热血青年们都有着很深的影响,里面的歌曲代表着香港电影的全盛时代,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对曾经共患难的朋友、兄弟、姐妹的情义。

影片很多影视金曲的应用是为了迎合影片突出节奏感,并制造环境的代入感,例如《拒绝再玩》《真的汉子》都是运用在长镜头或男主角的运动过程中,这些节奏感较强的音乐不仅仅可以让观影者回忆过去,还可以将观众通过音乐和香港老街的画面带入到剧情中,促使观众将自己融入剧情。

三、影视金曲――一个人一首金曲,一首金曲一段人生

其实很多电影导演都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通过音乐来讲述所要表达的情感,例如贾樟柯在《山河故人》中引用了多首90年代流行音乐,与《夏洛》和《泰?濉凡灰谎?的是,贾樟柯用观众看起来土的掉渣的画面和人物配合音乐向人们传递著对故乡、故人的爱以及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在影片中《go west》这首迪厅音乐出现过两次,分别在开头和结尾,影片开头一群年轻人伴随着这个音乐跳舞,影片结尾年老的女主人公一个人在老家跳起了当年的舞蹈,就像贾樟柯本人说的一样:“他是一段青春的记忆,有一些解读会过度的诠释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他能代表时间和漂泊。”贾樟柯用诸如此类的插曲像人们展示了他对时间、对人生的理解,更加深刻的触及观影者内心深处的那些对前尘往事的追忆和感慨。

要说为什么这么多电影开始通过音乐怀旧,其实原因并不难猜测。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让人们不知不觉就失去了对时间流逝的注意,当人们放松思绪的时候,就很容易回想起自己的过去,那些在不经意间失去的时间和人,然而电影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追忆和安慰的作用,可是直观的画面和故事内容不能够叙述每一个人的生活故事和时间轨迹,然而影视金曲的加入就可以将画面和观影者融为一体,观影者听到熟悉的音乐就可以回忆起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如果说画面是在叙述故事,那么加入了这些音乐之后,观影者在观看这些画面的时候就可以轻易地将自身故事带入其中,毕竟歌曲相比较画面更加的宽泛,每个人都可以对一首歌做出自己的理解,这时候在结合画面去看就像是人生MV一样,那些有关友情、亲情、爱情的事情一点点浮现在他们的眼前,这些画面对于观影者而言,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是情绪的抒发,是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让他们在这个高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寻找到内心的那一份感动和美好。

事实上,无论是电影也好,音乐也罢都是一种人类情感的表达,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对那些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这些影视主题音乐、插曲以及每个时代的流行歌曲都诉说著每个人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经历,时隔多年,也许这些画面、歌曲早已经被人们淡忘,当通过现代艺术形式再一次被表达出来的时候,于观影者而言,这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内心尘封了多年的箱子,让人们带着眼泪回忆曾经的种种,珍惜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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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光与影在电影中的作用

电影胶片就是通过多次的曝光,通过显影液、定影液把光影储存在胶片上,这只是对光影的初级运用。随着技术的发展,色彩、声音等在电影的运用,人们却慢慢的忽视了光与影的作用。普通的观众一般观看影片时,不会关注到电影中光与影,理解光影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影片。

一、光影具有帮助叙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

我们一般不难发现在电影中出现这样的画面,像表现阴暗、恐怖、的情节,来表现紧张的心态,而且恐怖的节奏越开越快,心脏随着光与影衬托出来的画面节奏跌宕起伏,一直到影片的结尾。一般表现这样的画面运用黑色冷光 的光影环境,来引起心理上的共鸣。还有一般运用阴影来表现时间的流逝,像树的阴影的变化,人影的位置的变化等都能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具有推动的作用。在《疯狂原始人》为了逃避地质灾害,盖带领着瓜哥一家去寻找盖所说的避难的地方,每当盖提到这个地方,在画面中这个地方发出强烈的散射光,吸引着人们,推动故事主线的发展。

二、光影能够塑造人物的形象

光影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电影的黑白时期,光与影的应用非常的明显,在我国建国早期的黑白电影时期,表现汉奸或者日本人的丑陋面目时,除了特写的低角度镜头外,还需要顶光或低光来强化面部的轮廓,来突现出他们狰狞的面孔。在表现正气、刚正不阿的形象时,运用低光和正面光。在影片《英雄虎胆》中土匪在烧杀山下的村民时,土匪表现出的面目表情,在低光的照射下,闲的能加的狰狞。

三、光影能够制造悬念

在一部电影中悬念的设定,可以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故事的结构的预设、摄影机镜头的安排、道具等等都能制造悬念。而且光与影也能够很好的变现悬念,这也是一些导演非常注重的表现运用的手段之一。但光与影的运用需要心理学的应用,使光与影在观影人的内心产生共鸣。像【德国】于果?明斯特伯格提出的关于注意力、记忆、想象的情感等,在论证中进一步精细地处理主题的认知问题。明斯特伯格为不同的心理元素找到了对应的电影形式,这是电影处理时间和内心经验的方式等等。这些所表达的理论需要和人们大致同一认同的心理认知。在影片《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画面多次出现湖对面一闪一闪灯的光影。让人思索,制造悬念。

四、光影能够营造不同的环境

在人工光与自然光的配合下,它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环境情调,传达不用的心情,比如能够传递温馨、悲伤、恐怖、浪漫、的环境。导演或者制片人能够运用光影表达出影片当时环境想要表达出的思想。观众一看画面的环境,就知道给人的感觉,就能够大概知道要表达的情感色彩,或者能够在内心心中形成接下来可能要发出的事情。给自己一个预期。在这里就不在多说通过光的角度、光的型别以及灯光的运用等等,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夏洛特的烦恼》中,夏洛做梦回到高中时代的场景,在画面中以黄色为底调,然后在教室外打进柔光,然后在通过光的散射使教室变成一个温馨、憧憬的环境。

五、光与影能够揭示人物多样的心理

光也可以在电影中发挥它的表现非物资世界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感染力。在心里的表达,光影的运用能够表达出影视人物的心里。在认识人物的心里就必须运用电影心理学的研究。用阴暗的光,闪烁的影来表现人物内心飘忽不定、丑恶、阴险、等心里,来丑画人物的一面。应用强光或者柔光,无影的画面来表现出纯洁、崇拜的心理,美化人物。当然,我说的是约定俗成的,大众一般认定的情况。也有特殊的情况下,非常规的运用也是有的,光影的运用也是可以多变的,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不同的光影展示不同的心理。在影片《夜访吸血鬼》中,汤姆?克鲁斯?布拉德走在晚上的的马路上,路边的几盏路灯在雾的遮盖下时隐时现,表现出汤姆?克鲁斯?布拉德对当时自己的迷失,孤独无助的心理状态。

六、光影能够美化画面,产生诗意化

现在无论是摄像还是照像,对画面的要求不断地提高。虽然长焦距加特写镜头能够虚化背景,突出被射主题。但是如果没有光参与下,拍摄的画面只是将原有的画面拍摄下来,只是有其型,而没其神。但是加上光影之后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就会感觉画面有了灵性一般。长镜头产生的朦胧感再加上光的促进作用,使我们在朦胧的画面下产生无限的遐想,产生诗意化。在《猩球崛起》中,在影片的最后凯撒打败了科巴,各种被破坏的景象,让人感觉非常的杂乱。但是在黄色的光线在窗外照射进来,画面顿时让人感觉是那么的静谧、和谐,产生向往和平美好的诗意化。

“视觉戏剧的奥妙和伟大就在于运用光的无限变化来表现整个生活,包括人的各种思想感情、意愿冲突和胜利,它只把人和物体当做光的具体形态来理解并且根据剧情的主导思想来和谐地安排它们”。借用卡努杜的话来说:“戏剧对光如此的重视,对我们来说具有借鉴和指导的意义”。我们应当重视光与影的作用,让光影在电影中能够起到应有的价值。

关于当代美国电影~论文。。。。。。急!!!!!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骗局,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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