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光中的常态与变态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七十年间，中文的变化极大。【明明可以说“五四以来70年，非要添油加醋累赘分段”】 一方面，优秀的作家与学者笔下的白话文愈写愈成熟，无论表情达意或是分析事理，都能运用自如。【明明可以说“一则，作家笔者的白话文日渐成熟，表意叙述皆能自如”，非要加上“与”、“无论”、“或是”之类的无用词语】 另一方面，道地的中文，包括文言文与民间文学的白话文，和我们的关系日渐生疏，【明明可以说“二则，地道的中文和我们的关系日渐生疏”，非得像西方人那样中间插入补充性定语，中文字来不是文言文就是白话文，这不是废话吗】而英文的影响，无论来自直接的学习或是间接的潜移默化，则日渐显著，因此一般人笔下的白话文，西化的病态日渐严重。 例如中文字来是说「因此」，现在不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现在不少人却爱说「有很多问题存在」。对于这种化简为繁、以拙代巧的趋势，有心人如果不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中文势必越变越差，而道地中文原有的那种美德，那种简洁而又灵活的语文生态，也必将面目全非。 【明明可以说“中文原来的灵性美必将面目全非”，非得化简为繁、以拙代巧】
告诉我英语英式音标的注意点！如：V 上下牙齿要住嘴唇拜托啦
余光中散文集：《左手的掌纹》 许多读者通过《乡愁》这枚小小的邮票认识了诗人余光中，也在吟咏余光中的诗歌中长大。有趣的是，余光中是戴着诗人的桂冠步入文坛的，但他写得最多的却是散文。余光中自己说：“我写散文，比写诗几乎晚了十年。当初动笔，不过当作‘诗余’，原来无心插柳，后来竟自成阴，似乎赢得更多读者。”新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左手的掌纹》，集余先生数十年散文创作之功，由他“钦定”出版，也足证明余先生所言不虚了。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是余光中的散文名篇，用来形容他的创作也颇合适。从他在紫金山下写下第一首诗算起，先后长达五十余年，差不多像铁轨一样长了。在长达五十年中，他从大陆到台湾香港，不仅成为台湾有名的教授学者，还是蜚声海内外的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创作诗歌九百余首，散文近二百篇，内容包括散文、随笔、小品、杂文等。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编者分类编选，分蒲公英的岁月、开卷如开芝麻门、凭一张地图、幽默的境界、日不落家、落日故人情和自豪与自幸等七辑，函盖了余光中五十年散文创作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论入选作品写作时间的跨度之长，近作与新作的数量之多，本书可谓迄今为止大陆所出“余选”之最。余光中先生对这个选本也十分满意，他在序言中说：“这本〈左手的掌纹〉所选的作品五十多篇，有短到数百言的小品，也有长逾万言的钜制；有纯粹的抒情文，有夹叙夹议的杂文，有自己出书的序文，还有不折不扣的论文。无论篇幅与文体都不拘一格，可谓最广义的一部文选了。”这些散文或记海外见闻，或写读书杂感，或写域外游踪，或写人情世故，或抒思乡怀人之情，内容广泛，不拘一格，编选者从余光中散文创作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出发，整体勾勒出这位活跃在当代世界华文之林中的文学巨擘，从浪迹天涯到誉满中外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集中展示了余光中散文创作的多方面的艺术才华。这些散文随笔，叙事抒情议论自成一家， *** 奔放，叙事精当，思路开阔，人情练达，知识渊博，读来美不胜收，在当代作家中，像余光中这样“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又卓有成就的作家并不多见，无怪连散文巨擘梁实秋先生对此都十分推崇，称之为“一时无两”。 余光中先生出生在南京，在南京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时代，是个货真价实的“南京小罗卜”，当年在石头城白墙红瓦的小楼上，每当夕阳西下，面对紫金山美丽的夕照，一颗少年的诗心便随之跳动，他的第一首诗作“就是对着那一脊起伏的山影写的”。不论身在何处，这位金陵子弟江湖客最牵挂的依旧是他的故土南京。一年前，他曾向江苏文艺出版社表示了希望在故乡出版一部作品的愿望，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兴奋地说：“十多年来我的书在大陆各省出版，但是在江苏，这还是第一次，尤其还是在接生我的南京，更是倍加快慰。”但是最快慰的却是广大的读者，因为在这部作品中，余光中把他最好的作品都奉献出来了。余先生自己戏称诗歌是他的右手，散文是他的左手，对他的右手我们都已熟悉，现在让我们好好欣赏余先生的左手，看看他左手的掌纹。 内容：散文集《左手的掌纹》，集余先生数十年散文创作之功，由他“钦定”出版，也足证明余先生所言不虚了。本书是从余光中全部散文创作中“精选”出来的。它囊括了作者五十年间散文创作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作，从最早发表的《猛虎与蔷薇》、《石城之行》，到近期问世的《萤火山庄》、《金陵子弟江湖客》。论入选作品写作时间的跨度之长，近作与新作的数量之多，本书恐怕当属迄今为止大陆所出“余选”之最。
钟爱一生 忠贞不渝 千里婵娟 卿卿我我 如胶似漆 爱情、相守、欺骗、背叛、脆弱、守护，相濡以沫， 执子之手，与子携老。 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海枯石烂，天荒地老，比翼双飞，喜结连理 至死不渝,情深似海，甜言蜜语,千言万语,海誓山盟，相亲相爱, 花好月圆，心心相印，两情相悦，一见钟情，心有灵犀，天荒地老，青梅竹马，百年好合 耳鬓厮磨，打情骂俏，长相厮守 浓情蜜意、一心一意、郎情妾意、深情厚意、真情实意、风情月意 厚貌深情、眉目传情、一见钟情、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暧昧之情、睹物伤情、触景生情、不近人情、冷酷无情 一厢情愿、心甘情愿 甘棠之爱 白头相守 含情脉脉、伉俪情深 情意绵绵 魂牵梦萦 人们一方面把婚姻和爱情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把爱情和幸福混为一谈。但二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这就是在爱情相当缺乏的情况下，依然存在幸福婚 姻的原因所在。 ——[法国] 阿贝尔·加缪 爱情的特性既使我们更怀疑，又使我们更轻信。与对其他的人的态度相 比，我们更容易怀疑自己的恋人，但也更容易相信她的表白。 ——[法国] 马塞尔·普鲁斯特 在特定的环境下，女人可以忍受男人但论他对其他女子的恋情，但整个谈 论的重点必须放在爱情上，而不是放在爱情的物件上。 ——[奥地利]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爱情就像财富，有赖于命运之轮，它始终处于剧烈的上下颠簸之中。 ——[英国] 范布勒 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泰戈尔 在一个人一生的所有行为中，他的婚姻与别人最为无关；但在我们一生的 所有行为中，它偏偏受到最多的干涉。 ——[英国] 约翰·塞尔登 °
不朽之盛事 ①书写了给人读，人读了书又写书，写了书再给更多的人读。文化就是这么传承的，也是这么发展的。一个民族文化的繁荣，靠的是包括写书在内的这样一些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中国最早的书，是刻在兽骨上的，后来是竹简，再后来是刻板、活字印成的纸书，如今是电脑页面，是数字化的书。 ②花开花谢，往来古今，许多写书的人不在了，而他的书仍在，仍有人在读。许多写书的人和读书的人并不相遇，但他们的心仍跨越时空地在交流。读书之时，心如止水。仿佛两个人在空灵寂静的屋子里促膝交谈，彼此之间的呼吸也能听得清清楚楚。阅读能够使人进入不同时空的诸多他人的世界。这样，读书的人无形间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使人多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风异俗。 ③读书不仅在于长知识，还有比长知识更为重要的，我以为是在学做人。人写书不是仅仅在于传授知识，当然传授知识是很重要的。事实上，所有的写书人都是在写自己。“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是辨证的。我们读书，读到了最后，就是读人。任何一个写书人，归根结蒂，写到了最后，莫不是总写进了自己的抱负、胸襟和情怀。他总是有所寄托，不然，他为何要写书? ④正是因此，我们读《离骚》读出了屈原，读《史记》读出了司马迁，读《岳阳楼记》读出了范仲淹，读《阿Q正传》、读《狂人日记》、读《孔乙己》、读《祝福》读出了鲁迅。我们读屈原、读司马迁、读范仲淹、读鲁迅，读出了世道人心，读出了悲天悯人，读出了光明正大。在中国的文学理念中，从来都把书和人联络起来讲，什么叫“文如其人”，什么叫“道德文章”，都是讲：书即人，人即书。 ⑤这是否有些绝对了?也许有那么一点。的确存在一种文字和人品不相符甚而相背谬的书，那是一些假人写的假书。我们此时讲的，已将这些排除在外了。我们认定读书不可读欺世盗名的书，做人要做光明磊落之人。 ⑥我们坚持这样的信念：读书除了长知识，更是要学做人。这对写书人和读书人来说，都是“不朽之盛事”。 (选文有改动) 1．(2分)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2．(3分)对于文中画线句子你是如何理解的? 3．(3分)第④段主要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 4．(3分)作者说读书人能和写书人跨越时空进行交流，请结合自己的读书经历，谈谈你曾与哪位写书人进行过心灵的交流，获得了什么有益的启示。(文中涉及到的作品除外) 答案： 1．(2分)读书除了长知识，更是要学做人 2．(3分)读书使人在有限的生命中不知不觉地获得了更广博的知识 3．(3分)举例论证 论证了书即人，人即书的道理 4．(共3分)(3分)读书经历具体，感受深刻，表述清楚 (2分)读书经历较具体，感受较深刻，表述较清楚 (1分)读书经历不具体，感受不深刻，表述不够清楚
余光中文集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选免费下载：
初识余光中，则是他感人肺腑的《乡愁》，知是一个诗人，一个饱满浓浓情意的游子，渴望越过那湾浅浅的海湾。在识余光中，是那意味深长的《听听那冷雨》，冷雨顺着夏门街的幽幽巷子，一直淋漓到我的内心。 也正是那一季又一季的冷雨，敲打着那巷底绵绵思绪。他的心底苔藓有多厚？我不知，但厦门街的雨巷他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那狭长的巷子延伸，似乎不是从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可前尘隔海，只剩有再听听那冷雨，我想，不尽的冷雨淋透了一个游子的赤子之心。他是江南人，从金陵年少到川娃，再渡海，印证了那个年代的风波。 辗转五十年，半个世纪，才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地方，可年幼的记忆却迷失于现代，朦胧中却见沧桑钜变，从黑发少年到白发老者，不知要经历多少岁月的滑落，多少流水的印刻。那天，他怀着虔诚的心，一步又一步，一阶又一阶，登上中山陵，他感慨不已，他也只能感叹。“到乡翻似烂柯人”，更何况多少年来，萦绕在心头的记忆，虽然近在眼前，却似隔着前，却似隔着千水万水。想起他的诗，《与水草拔河》，他哪是在水草拔河，那分明是自己。
《乡愁》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小时候， 责任是一张暖暖的小床。 我在里头， 父母在外头； 长大后， 责任是一块黑板， 我在下头， 老师在上头； 后来呀， 责任是一张暖暖的小床， 我在外头， 儿女在里头。
文学馆坐落在设计别致的园林中充满著浓郁的文学艺术气氛。 在绿树掩映的音乐园林中安放著十三尊，由国内一流美术雕塑 家创作的或铸铜、或钢铁、或汉白玉的作家雕塑，形态各异而传神 。 文学馆门口要放一个影壁，追求民族风格。不过不是砖的，不 是木头的，是石头的，而且是一块完整的大石头。这，就有了气派 。想想，一整块，天然的造型，浑然一体，直接墩在地上，五十吨 重！何等的凝重，何等的庄严…… “这位就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巴金老先生。”老师为我们 耐心的讲解著。巴金先生的兴趣就非常广泛。他常常随父亲去戏院 看戏，在父亲的引导下懂得了京剧、川剧。他还喜欢集邮、下象棋 、看电影、听音乐、旅游等等。当然最喜欢的还是读书。 当听到巴金先生的名字是，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是什么时候 听到那名字的？哦，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的思绪又被带到回忆 之中。 在我小的时候我非常不喜欢读书。妈妈叫我多看看书，涨涨知 识时。我总是皱着眉，摇摇头说：“读书闷死了，没有意思”我认 为读书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但妈妈每天都强迫我读三十分钟的书 ，每次我都看一会儿书，看一眼时间。唉，看书就像吃药一样难受 。当然，作文也写得不怎么样。但一次，妈妈拿着一本巴金先生的 《春》走过来，把书放到我的书桌上，对我说：“你看看这本书， 巴金老先生的。多读读这本书，写的可好了！”我无奈地叹口气， 撇撇嘴想：那么无聊，读书有什么好的。我只好拿起《春》漫不经 心地翻了翻。但翻了两眼就被那些摘艳薰香的词句吸引，像花朵般 吸引著蝴蝶。从此，巴金先生的《春》爱不释手。我也了解到了巴 金先生，读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从未改变。在广元时。他刚进书房 识字不久。就爱上了老师画的人物画。从此，养成了孜孜不倦的读 书习性。家里收藏的旧书很快就被他看完了。后来，看到哥哥弟弟 们买了新书，大家就会抢著看呢。从书中，他学到了丰富的知识， 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觉得：“书就像神秘的宝石，里面藏着无限价值；书是 知识的宝库，使无知的人变的博学、多才；书就像忠实的朋友，在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默默给予你帮助和支援。”所以，我爱书 ，甚至爱书爱到痴迷的程度。 “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 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 文学，我们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我们有中国现代 文学馆这知识的宝库，书的故乡。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我们 也要把这种优良品质传承下去！
余光中（1928-），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
▲余光中大事年表
一九五零年 五月底去台。九月，考入台大外文系三年级。
一九五二年 台大毕业。处女作《舟子的悲歌》诗集出版。
一九五四年 与覃子豪、钟鼎文、夏菁、邓禹平等人共创“蓝星诗社》。出版诗集《蓝色的羽毛》。
一九五六年 东吴大学兼课。九月，与范我存结婚。
一九五七年 在师大兼课。主编《蓝星》周刊及《文学杂志》诗的部分。《梵谷传》与《老人和大海》中译本出版。
一九五八年 六月，长女珊珊生。七月，丧母。十月，获亚洲协会奖金赴美进修，在爱荷华大学修文学创作、美国文学及现代艺术。
一九五九年 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回台任师大英语系讲师。六月，次女幼珊生。主编《现代文学》及《文星》之诗辑。加入现代诗论战。
一九六零年 诗集《万圣节》及《英诗译注》出版。诗集《钟乳石》在香港出版。主编《中外》书刊之文艺版。
一九六一年 英译《中国新诗选》在香港出版。在《现代文学》发表长诗，<天狼星>并与洛夫论战，发表<再见，虚无！>，宣告回归古典。与林以亮、梁实秋、夏菁、张爱玲等合译《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与国语派作家在《文星》展开文白之争。赴菲律宾讲学。在东吴、东海、淡江兼课。五月，三女佩珊生。
一九六二年 获中国文艺协会新诗奖。刊菲律宾出席亚洲作家会议。毛姆小说<书袋>中译连载于《联合报》副刊。
一九六三年 散文集《左手的缪思》及评论集《掌上雨》出版。<缪思在地中海>中译连载于《联合报》副刊。十二月，范我存产了一子，夭折。
一九六四年 诗集《莲的联想》出版。举办“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赴美讲学一年，先后授课于伊利诺、密西根、宝夕法尼亚、纽约四州。
一九六五年 散文集《逍遥游》出版。任西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一年零三个月，四女季珊生。
一九六六年 返台。升任师大副教授。在台大、政大、淡江兼课。
一九六七年 诗集《五陵少年》出版。
一九六八年 散文集《望乡的牧神》先后在台港出版。《英美现代诗选》中译二册出版。主编“蓝星著书”五种及“近代文学译”十种。
一九六九年 诗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天国的夜市》出版。主编《现代文学》双月刊。赴科罗拉多州任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及寺钟学院客座教授二年。
一九七零年 中唐朝《录事巴托比》。英译《满田的铁丝网》。
一九七一年 英译《满田的铁丝网》及德译《莲的联想》分别在台湾及西德出版。由美返国。升师大教授，在台大、政大兼课。主持寺钟学院留华中心及中视“世界之窗”节目。推广摇滚乐。
一九七二年 散文集《焚鹤人》及中译《录事巴托比》出版。获澳洲政府文化奖金，暑假应邀访澳洲二月。应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之邀，赴港演讲。转达任政大西语系主任。
一九七三年 主编政大《大学英文讲本》。应香港诗风社之邀赴港演说。赴汉城出席第二届亚洲文艺研讨会，并宣讲论文。
一九七四年 诗集《白玉苦瓜》及散文集《听听那冷雨》出版。主编《中外文学》诗专号。主持雾社复兴与文艺营。
应聘转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九七五年 《余光中散文集》在香港出版。在《今日世界》写每月专栏。六月，回台参加“现代民谣演唱会”。同年杨弦谱曲之《中国现代民歌集》唱片出版。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主任二年。
一九七六年 出席伦敦国际笔会第四十一届大会，并宣讲论文“想像之真”。《天狠星》出版。
一九七七年 散文集《青青边愁》出版。
一九七八年 《焚谷传》新译本出版。五月，出席瑞典国际笔会第四十三届大会，并游丹麦及西德。
一九七九年 诗集《与永恒拔河》出版。黄维梁编著《火浴的凤凰枣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在台出版。
一九八零年 九月起休假一年，回台担任师大英语系主任，兼英语研究所所长。担任《中国时报》及《联合报》文学奖评审。
一九八一年 《余光中诗选》、评论集《分水岭上》及主编《文学的沙田》出版。九月，出席在法国里昂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十二月，出席中文大学“四零年代文学研讨会”，初晤柯巫与辛笛，并宣讲论文“试为辛笛看手相”。
一九八二年 发表文“巴黎看书记”及一组评析游记之论文枣“山水游记的艺术”、“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论民初的游记”。赴吉隆坡与新加坡演讲。“传说”获金鼎奖歌词奖。担任《中国时报》文学奖评审。
一九八三年 诗集《隔水观音》出版。中译王尔德喜剧《不可儿戏》在台出版。赴委内瑞拉出席第四十六届国际笔会大会。
一九八四年 中译《土耳其现代诗选》在台出版。赴东京出席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不可儿戏》由香港话剧团演出，杨世彭导演，连满十三场。获取第七届吴三连文学奖散文奖，并以“小木屐”再获取金鼎奖歌词奖。
一九八五年 发表五万字论文《龚自珍与寻莱》。为“联副”写专栏《隔海书》。出席新加坡“国际华文文艺营”，担任新加坡“金狮文学奖”评审。先后赴马尼拉及旧金山主持文学讲座。《不可儿戏》在港重演十四场满座，继在广州公演三场。暑假偕妻遍游英、法、西班牙一个半月。九月十日，离港返台，任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研究所所长。行前香港中华文化中心举办“余光中惜别诗会”，由戴天主持。获《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香港文艺》季刊推出“余光中专辑”。《春来半岛枣余光中香港十年诗文选》在港出版。
一九八六年 担任“木棉花文艺季”总策画，并发表主题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六月，偕妻赴德国汉堡出席国际笔会，并畅游西德。九月，诗集《紫荆赋》出版。
一九八七年 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出版。《不可儿戏》由北京友谊出版社出版。主持“木棉花文艺季”。五月，赴瑞士出席国际笔会大会。八月，三女佩珊与侯光华在台中举行婚礼。
一九八八年 一月二十六日，与文友在台北北海墓园以《秋之颂》一书焚祭梁实秋先生，书由余氏主编。五月，为纪念五四，应《世界日报》之邀，赴曼谷演讲。六月，赴港，在中文图书展览会演讲。重九日，六十大寿，在五家报纸发表六首诗，为自己庆祝生日。四川诗人流沙河编《余光中一百首》，并附评析，在成都出版。散文集《凭一张地图》出版。
一九八九年 《余光中一百首》在香港出版。一月，赴吉隆坡，主持中央艺术学院讲座。五月，主编的十五卷《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枣台湾..一九七零 ?/FONT> 一九八九》出版，并获本年金鼎奖图书类主编奖。主持“五四，祝你生日快乐”之多场演讲会及座谈。五月，《鬼雨..余光中散文》广州出版。九月赴加拿大参加国际笔会大会，并应“加京中华文化协会”之邀在渥太华演讲。
一九九零年 一月，《梵谷传》重排出版。散文集《隔水呼渡》出版。七月，在纽约主持长女珊珊与栗为正之婚礼，再往荷兰参观梵谷逝世百年纪念大展，并在巴黎近郊奥维梵谷之墓。八月，《不可儿戏》在台北剧院演出十二场。
一九九一年 二月，参加中山大学访问团访问南非各大学。四月，应邀赴港参加“山水清音..环保诗文朗诵会”。五月，《不可儿戏》在高雄演出三场。六月，应美西华人学会之邀，赴洛杉机发表演讲，并接受该会颁赠“文学成就奖”。重九生日，在五家报婚发表诗五首。十月底，参加香港翻译学会主办的翻译研讨会，并获该会办赠荣誉会士名衔。十一月，赴维也纳参加国际笔会大会，并游匈牙利。
一九九二年 二月，父亲余超英逝世。四月，赴西班牙塞隆纳出席国际笔会大会。九月，应北京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并访故宫，登长城。十月，参加珠海市“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龚氏访问学人”。中英对照诗选《守夜人》出版。中译《温夫人的扇子》出版，并在台北、高雄先后演出六场。十二月，赴巴西出席国际笔会大会。
一九九三年 一月，福州《港台文学选刊》推出“余光中专辑”。二月，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邀请担任“到访杰出学人”。三月，赴纽约新生的外孙粟飞黄。四月，会晤大陆歌手王洛宾，并由王洛宾将“乡愁”一诗谱曲。五月，赴港参加“两岸及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并发表论文“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六月，《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全》（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Continuum,New York,1993）第五卷纳入一整页余氏评传，由钟玲执笔。七月，主持“梁实秋翻评奖”评审（自一九八八年迄一九九八年，十一届主持此奖，从未间断）。八月，参加《联合报》短篇小说奖及《中国时报》散文奖评审。接待湖南评论家李元洛来台。九月，与高天恩赴西班牙圣地牙哥，出席国际笔会大会。十月，诗文合集《中国结》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 一月，应菲律宾中正学院之邀赴马尼拉讲学一周，并在菲律宾大学演讲。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谷》出版，并获本年《联合报》“讲书人”最佳书奖。六月，参加藓州大学“当代华文散文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散文的知性与感性”。继访上海作协，会晤作家柯巫、辛笛。七月，在台北举行之“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作者、学者、译者”。八月，在台北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诗人大会”上专题演讲（Is the Muse Dead?）。九月，中山大学聘任为“中山讲座教授”。重九日，黄维梁编撰的各家论余氏作品之选集《璀璨的五采笔》一巨册出版。
一九九五年 四月五厦门大学邀请返校演讲，并颁赠客座教授名衔，此为阔别母校四十六年后首度返校。八月，孙女栗姝婷生。十月，赴布拉格出席国际笔公大会。十一月十日，台大五十周年校庆，文学院邀讲来出校友演讲，主讲“我与缪思的不解缘”。中译《理想丈夫》出版，并由国立艺术学院庆祝四十周年校庆演出。诗与散文纳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之《现代中国文学选》。
一九九六年 一月，散文选《桥跨黄金城》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四月，赴港参加翻译学术会议，发表论文《论的的不休》。十月，《井然有序》出版，并获《联合报》“讲书人”本年最佳书奖。十一月，应四川大学之邀前往成都演讲，并首次会晤流沙河。
一九九七年 一月，香港举办“香港文学节”研讨会，应邀发表论文“紫荆与红梅如何接枝？”，为香港作家讲命。二月，应马来西亚沙巴留台同学会之邀前往演讲。六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所钱学武以《余光中诗主题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取得学位。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余光中散文》。七月，赴英国爱丁保出席国际笔会大会，全家三代齐聚，畅游英国。余氏伉俪继游比利时、卢森堡。八月，长春主办僵书展，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余光中诗歌选集》及《余光中散文选集》共七岫。应邀前往长春、潘阳、哈尔滨、大连、北京等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八月三十日，在吉林大学演讲“诗与散文”，并获颁校客座教授名衔。九月一日，在东北大学演讲“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发展”，并获颁该校客座教授名衔。十月四日，获取中国诗歌艺术学会致赠“诗歌艺术贡献奖”。文建会出版《智慧的新传 ?/FONT> 大师篇》，纳入余氏评传。十二月二日，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尔岸翻译教学研讨会“，应邀发表主题演说。
一九九八年 一月五日，应电基金会拍摄“诗坛巨壁枣余光中”影集。三月十四月，香港RTHK电视台为香港文学节活动拍摄诗作“珍珠项链”影片。四月二十九日，两岸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研讨会在高雄中山大学举办，广州王晋民教授发表“论余光中的诗”。六月五日，获颁中山大学“杰出教学奖”。六月二十八日，吉隆坡马来西恶亚留台校友总会举办文华节，应邀前往发表专题演讲“国际化与本土化”。七月一日，参加香港文学节，发表论文“一枝紫荆伸向新世纪”。九月六日，赴芬兰局“国际传播奖章”。十月二十八日，重九日，七十大专，在《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自由时报》、《新闻报》、《联合文学》月刊、《幼狮文艺》月刊、《明道文艺》月刊共发表十五首诗，一篇散文。九歌出版社出版诗集《五行无阻》、文集《日不落家》、评论集《蓝墨水的下游》及钟玲主编庆祝余氏七十生日诗文集专书《与永恒对垒》。洪范书店出版《余光中诗选第二卷：一九八二 ?/FONT> 一九九八》。《联合文学》、《幼狮文艺》、《明道文艺》均有专辑祝贺余氏生日。中山大学文学院提前于十月二十三日庆生，举办“重九的午后枣余光中作品研讨及诗歌发表会”十二月三十一日，散文集《日不落家》获颁《联合报》“讲书人”本年最佳书奖。七十大寿发表新作及新书出版等活动，被台湾电视公司“人与书的对话”选为一九九八年“十大读书新闻”之第六。
2003年12月16日至17日，由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文散文与中华民族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南师范学院田家炳楼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韩国、新加坡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余光中（台湾中山大学）先生作了《成语和格言》的主题演讲。
会议研讨古代散文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古代散文的特征和发展。针对前人有关散文特征的论述，谭家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散文根本特性在于“散”即自由活泼、没有严格的文体规则。其次，立足实用，在实用上求审美，以审美求实用。其三，在语言运用上求简，力图用最少的文字达致最大的艺术密度。其四，以法古为高，在继承的基础上力图创新。在此基础上，他对古代散文的分类作了归纳。邓绍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必须重视和继承中国散文“有容乃大”的特点，有利于表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吴小林（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则认为古代散文的特征表现为明道、抒情、注重文气、崇尚风神、讲究谋篇布局和辞藻。阮忠（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认为，古代散文在发展中的多向流程是战国那个特殊的时代奠定的，在南北朝时散文的文体与风格基本定型，即散行单句式的散体文和骈偶化的骈文。这在中唐韩愈倡古文之际得到认定，从此开始了古代散文的嬗变时期，具体表现为韩愈所倡的古文，三袁所倡的性灵之文和桐城派的古文。从韩文到桐城派古文，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简单回归，韩文的散行单句、文道合一，创作上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经历了公安三袁的自我中心、性情主导之后，桐城派的古文讲究义法、辞章并不排斥性情，是韩文和三袁之文的新整合。
关于先秦两汉散文，与会代表主要讨论了墨子、庄子散文、经学和两汉散文等。易闻晓（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认为，中国古代议论文的论辩原于“类”的基本观念，其思维模式是类推。墨子散文就是代表。墨家总结了系统的论辩方法，诸如辞以理长，以类取，以类予以及“三表法”等等。孙以昭（安徽大学中文系）认为庄子散文有极大的包容性、融合性，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他的文章汪洋恣肆，平和清淡，在微妙飘逸中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尚学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认为经学的价值观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对经典的崇尚，视经典为一切言行的依据。二是对道义的追求，以弘道为己任，以道义评判现实，显示出独特的人格特征。前者导致了两汉作家在创作中以经典为范式，依经立义，而不是追逐世俗、顺从当权者的意志。后者则影响到作家关注现实，锐意进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愤世情怀。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史记》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这包括了维护统一，忧国、爱国;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坚忍不拔，战胜挫折;勇于创新，敢于革命;崇尚德义，追求独立人格。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司马迁本人对历史的全面认识和对人生、社会的深刻体验等多方面的原因。
关于唐宋散文，与会代表讨论了唐代的古文和宋代的苏轼之文。孙昌武（南开大学中文系）认为:唐代古文是在儒学受到冲击，佛教日兴且王纲解纽，分裂割据的背景下产生的新的思想运动的表现形式。与儒学复古相关联的古文运动，其古文往往是体现了新的儒学精神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佛教内容的。即使是韩愈，他的儒道观不同于汉魏的儒道传统，吸收了佛教的禅宗思想充实自己的理论而具有新的思想境界。古文的产生是适应了对儒、释、道进行理性批判、树立新的文化传统的普遍要求。熊礼汇（武汉大学文学院）认为:韩愈倡导的古文，是实施文化整合的利器和结晶。在文体论上，韩愈古文的文体标准是既兼道、辞，又顾及功用特点;在人格精神上，韩愈以圣人为最高标准，强调古文家的道德修养、人格精神对古文的重要作用;在古文创作的特色上，韩愈以文明道，在创作上则惟正惟醇是求，他行文的猖狂恣睢、雄奇万变，正是他为人自强、自信、正直、果断、敢为的个性在起作用。刘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苏轼的思想模式和哲学特色是以儒学为主，积极入世，圆融释道，旷达淡泊，毁誉不移。其为文的求物之妙、了然于心和了然于口与手揭示了创作的艺术规律。在散文的理论上，苏轼提倡有个性、有独创性且多样化等，指导了当时的新古文运动。
关于清代散文，与会代表讨论了方苞和魏源散文。许福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认为方苞的散文理念是:文学可以抒情言志，更是作者实践社会责任的利器;立言与立德、立功合一，文统与道统合一;作者应坚持自身的人品与文品，兼备道德修持及事功能力。对魏源的散文，吴小林认为:魏源在散文创作上主张经世致用，文质相称，变革创新。他提倡的宗经贯道，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新的意义，贵实尚华是要华实相胜，同时重变，要变法变古，逆潮流而动。他的散文简古遒劲，奇警有力。在桐城派古文盛行时，魏源不复依傍，尚用、尚变的散文特色对晚清散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现当代中文散文与中华民族精神之关系，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正反两面作出整体性评价或建议。袁勇麟（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当今世界无论大陆（尤其在新时期之前）、台港澳还是海外的汉语散文作品，都深受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的汉语散文史堪称“一部民族文化性格的演变史，一部民族审美性格的演变史和发展史”。王聚敏（《散文百家》杂志社）认为散文既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呼吁建构21世纪新的“散文文化”。他断定中文散文是一种孕育产生于农业经济社会和专制政体，成熟于封建官僚士大夫之手的文体，这 就决定了古代散文或“散文文化”的某种“反现代性”和“封闭自足”等文化特性。所谓建构是要进行实质性的精神结构的换血，在意蕴情调的开阔性、立意风格的现实性、价值取向的多元性、情感质量的体验性、话语姿态的交流性和语言修辞的及物性等方面，创造“散文文化”的“先进性”。
二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散文流派如西部散文和京派散文进行了探讨。范培松（苏州大学文学院）以理论家的勇气指出“西部散文”是世纪末最后一个散文流派。这个流派由贾平凹、张承志、周涛、马丽华、刘亮程、刘成章、杨闻宇等人组成。其散文精神的特质有三条:一是彰显自我生命精神的优越感;二是自觉捍卫边缘文化的圣洁;三是显映西部人的独特生活姿态、价值观和审美观。蔡丽（苏州大学文学院）从散文地域性比较的角度对范培松的“西部散文”说进行了呼应。她认为90年代以来，西部和江南成为“双峰”的姿态已经相当明显，前者的主要特征是“莽烈粗豪”，而后者的主要特征是“才情蕴藉”。曾令存（嘉应学院）认为“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贾平凹可以说是少数具有‘世纪末情绪’的作家之一”。这集中体现在既具有现代精神文化品格，又具有现代主义艺术“颓唐美感”的“颓废”二字上。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首次将北京文化与20世纪中国散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说20世纪中国散文家对北京的崇尚和依恋表现为五种方式;而北京的地理气候之美、悠久的历史文化、博大深厚的胸襟、自由快乐和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以及梦幻色彩等等，孕育了从容的叙述、美妙的意境、诗化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的散文文体。
三是对散文理论批评中的民族精神有清醒的认识。蔡江珍（闽江学院、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专论新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范式，认为散文旧范式的根本弊病在于“非人的”文学观念，即无视人的主体价值的“文以载道”观;而“人的文学”的提出，“使散文文学的自律性被充分认知，使散文的个性理论得以成立”。她特别钟情于“执卷旁观的超越和自在旷达的闲适”这两种品质，可以维护散文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黄科安（泉州师范学院）就朱自清、鲁迅等人“对散文的文学性和艺术价值评价偏低”提出了批评，并独具慧眼地挖掘出徐志摩是第一位真正“把散文做成一种独立的艺术”的理论家与作家;充分肯定何其芳关于“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的主张以及独具艺术价值的《画梦录》。曾绍义（四川大学文学院）的《中华学者散文研究论要》，一是指出了余光中第一次提出“学者散文”的概念和概括了学者散文的本质特征两大贡献;二是肯定了喻大翔以专著形式在学者散文研究上的实绩，且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三是呼吁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余秋雨等人的学者散文，以防意气用事。毕光明（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文体学、审美论、文学观、政治学、悯农文化和心理学等多个视角对杨朔散文的“悯农意识”及其所谓的“诗意”说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理性批判。
四是对台港及海外中文散文与中华民族精神独特关系的关注。李元洛（湖南省作家协会）认为余光中散文所表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体现在乡关之恋、故国之思、文化之根和文字之结四个方面。他强调文字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余光中对中文的珍爱和在文学语言包括散文创作上的造诣与成就，是他弘扬民族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黄维梁（台湾佛光大学）说，余光中是一位民族情感浓烈的作家，他写诗，成为“乡愁诗人”，也可以说是“民族诗人”;而写散文必属佳作，属“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流作品”。余氏近期散文《山东甘旅》，其“民族精神书写，攀上了新的高度”。陈婕是目前第一个专论余光中写绘画或画家散文的人，她认为余光中散文写太阳意象比月亮意象多，是一个真正的阳刚派散文家。黄国彬（香港岭南大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观察力——谈余光中散文的过人之处。他说余氏观察力特强，心照毫纤，能注意大多数人不注意或没有注意到的事物及其关系;结果心中常会灵光一闪，宣之于口或发而为文，就成为奇趣，成为幽默，叫听者或读者感到惊喜。吕若涵（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从多个层面论述了余光中散文对中国散文现代性的历史贡献。一是较早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五四散文，实施去五四经典的计划;二是创造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人的生存经验与感受的富有“雄奇之风”的散文;三是在散文的主题、题材、结构、节奏、文法和语言等方面有自己相对系统的理论主张。局限则是对经典的批判时有偏颇等。王晖（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认为余光中是创作与理论都通的通才，是真正的散文大家。余氏在散文理论批评上有独特建树，其散文理念的关键词是“知性与感性”，余光中从事散文研究占据着两大制高点:一是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背景与文学修养;二是他手握诗、散文、评论、翻译、编辑五彩笔的卓越才能，如此，他在一系列散文理论问题上才有洞见。喻大翔（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文系）就余光中的散文成就，第一次提出了“韩潮苏海余峰”一说。所谓“峰”，既是与海和潮相关的波峰或浪峰，也是如波如浪之群山中的山峰。至少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对余氏散文挺拔的气象、澎湃的气势、阔大的境界，一种阳刚风格的形容或概括。尤其是他前中期那种无所顾忌的实验性散文，充满了豪放之美，是一个世纪以来中文散文的经典文本。其二是说他对古典散文尤其是韩潮苏海的继承，在某一个时段里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元明清直至现代以来，浪漫而抒情的较多，恣肆雄豪、飞扬跋扈而成气候的少。此说在会议上即引起异议和争论。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2004年11月7日在海口演讲时告诫，台湾应为中华文化做加法乘法而非减法除法，不要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中华五千年的文化。
余光中在此间举行的中国青年文化发展论坛演讲，回答海南大学生关于台湾青年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态度提问时作上述表示。
余老说，一直以来台湾比较重视中国古典文学传承，大学研究或写论文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古典文学。但因政治原因，台湾近年奉行“去中国化”的教育，一些学校考核中国史地时，甚至仅考评学生台湾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这使中华文化在台湾有窄化之嫌。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因母亲原籍为江苏武进，故也自称“江南人”。
1947年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入金陵大学外文系，1949年转厦门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
1972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兼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主任二年。1985年，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1948年，五十一岁的朱自清以犹盛的中年病逝于北平大医院，火葬于广济寺。他遗下的诗、散文、论评、共为26册，约19o万字。朱自清是五四以来重要的学者兼作家，他的批评兼论古典文学和新文学，他的诗并传新旧两体，但家喻户晓，享誉始终不衰的，却是他的散文。三十年来，《背影》、《荷塘月色》一类的散文，已经成为中学国文课本的必选之作，朱自清三个字，已经成为白话散文的代名词了。近在今年5月号的《幼狮文艺》上，王灏先生发表《风格之诞生与生命的承诺》一文，更述称朱自清的散文为“清灵澹远”。朱自清真是新文学的散文大师吗？
朱自清最有名的几篇散文，该是《背影》、《荷塘月色》《匆匆》《春》《温州的踪迹》、《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我们不妨就这几篇代表作，来讨探朱文的高下。
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一文里，曾有这样的评语：“他文如具人，风华从朴素出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郁达夫在《新文学大系》的《现代散文导论》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朴素、忠厚、平淡，可以说是朱自清散文的本色，但是风华、幽默、腴厚的一面似乎并不平衡。朱文的风格，论腴厚也许有七八分，论风华不见得怎么突出，至于幽默、则更非他的特色。我认为朱文心境温厚，节奏舒缓，文字清爽，绝少瑰丽、炽热、悲壮、奇拔的境界，所以咀嚼之余，总有一点中年人的味道。至于郁达夫的评语，尤其是前面的半句，恐怕还是加在徐志摩的身上，比较恰当。早在20年代初期，朱自清虽也发表过不少新诗，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虽也引起文坛的注意，可是长诗也好，小诗也好，半世纪后看来，没有一首称得上佳作。像下面的这首小诗《细雨》：
东风里
掠过我脸边，
星呀星的细雨，
是春天的绒毛呢。
已经算是较佳的作品了。至于像《别后》的前五行：
我和你分手以后,
的确有了长进了！
大杯的喝酒，
整匣的抽烟，
这都是从前没有的。
不但大散文化，即以散文视之，也是平庸乏味的。相对而言，朱自清的散文里，倒有某些段落，比他的诗更富有诗意。贪许我们应该倒过来，说朱自清本质上是散文家，他的诗是出于散文之笔。这情形，和徐志摩正好相反。我说朱自清本质上是散文家，也就是说，在诗和散文之间，朱的性格与风格近于散文。一般说来、诗主感性，散文主知性：诗重顿悟，散文重理解；诗用暗示与象征，散文用直陈与明说；诗多比兴，散文多赋体；诗往往因小见大，以简驭繁，故浓缩，散文往往有头有尾，一五一十，困果关系交待得明明白白，故庞杂。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当然是诗句。里面尽管也有因果，但因字面并无明显交待，而知性的理路又已化成了感性的形象，所以仍然是诗。如果把因果交待清楚：
假使东风不与周郎方便，
铜雀春深就要锁二乔了。
句法上已经像散文，但意境仍然像恃。如果更进一步，把形象也还原为理念：
假使当年周瑜兵败于赤壁，
东吴既亡，大乔小乔，
就要被掳去铜雀台了。
那就纯然沦为散文了。我说朱自清本质上是散文家，当然不是说朱自清没有诗的一面，只是说他的文笔理路清晰，困果关系往往交侍得过分明白，略欠诗的合蓄与余韵。且以《温州的踪迹》第三篇《白水漈》为例：
几个朋友伴我游自水漈。
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大细了。有时闪着些许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濲”，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凭依，凌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嬗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吹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的成了一个软弧：但她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带儿似的，立刻伏伏贴贴的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__微风想夺了她的，她怎么肯呢？幻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
这是朱自清有名的《白水漈》。这一段拟人格的写景文字，该是朱自清最好的美文，至少比那篇浪得盛名的《荷塘月色》高出许多。仅以文字而言，可谓圆熟流利，句法自然，节奏爽口，虚字也都用得妥贴得体。并无朱文常有的那种“南人北腔”的生硬之感。暇痴仍然不免。“瀑布”而以“个”为单位，未免太抽象太随便。“扯得又薄又细”一句，“扯”字用得太粗太重、和上下文的典雅不相称。“橡皮带儿”的明喻也嫌俗气。这些都是小疵，但更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毛病，却在交待过分清楚，太认真了，破坏了直党的美感。最后的一句：“幻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画蛇添足，是一大败笔。写景的美文，而要求证因果关系，已经有点“实心眼儿”，何况是个“老大的证据”，就太杀风景了。不过这句话还有一层毛病：如果说在求证的过程中“诱惑”是因，“依恋”是果，何以“也许”之因竟产生“老大的证据”之果呢？照后半句的肯定语气看来，前半句应该是“幻网里定是织着诱惑”才对。
交侍太清楚，分析太切实，在论文里是美德，在美文、小品文、抒情散文里，却是有碍想象分散感性经验的坏习惯。试看《荷塘月色》的第三段：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这一段无论在文字上或思想上，都平庸无趣。里面的道理，一般中学生都说得出来，而排比的句法，刻板的节奏，更显得交待太明、转折太露，一无可取，删去这一段，于《荷塘月色》并无损失。朱自清忠厚而拘谨的个性，在为人和教学方面固然是一个优点，但在抒情散文里，过分落实，却有碍想象之飞跃，情感之激昂，“放不开”。朱文的譬喻虽多，却未见如何出色。且以溢美过甚的《荷塘月色》为例，看看朱文如何用喻：
1．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2．人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正如一粒粒的朗珠，又如碧空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3．微风过处，迭来缕缕请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4．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
5．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
6．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
7．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8．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
9．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炯玲上奏着的名曲。
10．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
11．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
11句中一共用了14个譬喻，对一篇千把字的小品文说来，用喻不可谓之不密。细读之余，当可发现这譬喻大半浮泛，轻易，阴柔，在想象上都不出色。也许第三句的譬喻有韵味，第八句的能够寓美于丑，算上小小的例外吧。第九句用小提琴所奏的西洋名曲来喻极富中国韵味的荷塘月色，很不恰当。14个譬喻之中，竟有13个是明喻，要用“像”、“如”、”仿佛”、“宛然”之类的字眼来点明“喻体”和“喻依”的关系。在想象文学之中，明喻不一定不如隐喻，可是隐喻的手法毕竟要曲折、含蓄一些。朱文之浅白，这也是一个原因。唯一的例外是以睡眼状灯光的隐喻，但是并不精警，不美。
朱自清散文里的意象，除了好用明喻而趋于浅显外，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好用女性意象。前引《荷塘月色》的一二两句里，便有两个这样的例子。这样的女性意象实在不高明，往往还有反作用，会引起庸俗的联想。“舞女的裙”一类的意象对今日的读者的想象，恐怕只有负效果了吧。“美人出浴”的意象尤其糟，简直令人联想到月份牌、广告画之类的俗艳场面；至于说白莲又像明珠，又像星，又像出浴的美人，则不但一物三喻，形象太杂，焦点不准，而且三种形象都太俗滥，得来似太轻易。用喻草率，又不能发挥主题的含意，这样的譬喻只是一种装饰而已。朱氏另一篇小品《春》的末段有这么一句，“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这句活的文字不但肤浅，浮泛，里面的明喻也不贴切。一般说来，小姑娘是朴素天真的，不宜状为“花枝招展”。《温州的踪迹》第二篇《绿》里，有更多的女性意象。像《荷塘月色》一样，这篇小品美文也用了许多譬喻，14个明喻里，至少有下面这些女性意象：
她松松地皱颖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地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载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揭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
类似的譬喻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也有不少：那晚月儿己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地上了柳稍头……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扬树，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也偶然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一电灯的光射到水上，婉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小姑娘，处女，舜女，歌妹，少妇，美人，仙女……朱自情一写到风景，这些浅俗轻率的女性形象必然出现笔底，来装饰他的想象世界：而这些“意恋”的对象，不是出浴，便是起舞，总是那几个公式化的动作，令人厌倦。朱氏的田园意象大半是女性的，软性的。他的譬喻大半是明喻，一五一十，明来明去，交待得过分负责：“甲如此，乙如彼，丙仿佛什么什么似的，而丁呢，又好像这般这般一样。”这种程度的技巧，节奏能慢不能快，描写则静态多于动态。来自清的写景文，常是一幅工笔画。
这种肤浅的而天真的“女性拟人格”笔法，在2o年代中国作家之间曾经流行一时，甚至到7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也还有一些后知后觉的作者在效颦。这一类作者幻想这就是抒情写景的美文，其实只成了半生不熟的童话。那时的散文如此，诗也不免：冰心、刘大自、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等步泰戈尔后尘的诗文、都有这种“装小”的味道。早期新文学有异于5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这也是一大原因。前者爱装小，作品近于做作的童活重诗，后者的心态近于成人，不再那么满足于“卡通文艺”了。在意象上，也可以说是视觉经验上,
早期的新文学是软性的，爱用女性的拟人格来形容田园景色。现代文学最忌讳的正是这种软性、女性的田园风格，纯情路线。7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工业化已经颇为普遍，一位真正的现代作家，在视觉经验上，不该只见杨柳而不见起重机。到了70年代，一位读者如果仍然沉迷于冰心与朱自清的世界，就意味着他的心态仍停留在农业时代，以为只有田园经验才是美的，所以始终不能接受工业时代。这种读者的“美感胃纳”，只能吸收软的和甜的东西，但现代文学的口味却是兼容酸甜咸辣的。现代诗人郑愁予，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似乎是“纯情”的，其实他的诗颇具知性、繁复性和工业意象。《夜歌》的首段：
这时，我们的港是静了
高架起重机的长鼻指着天
恰似匹匹采食的巨象
面满天欲坠的星斗如果实
便以一个工业意象为中心。读者也许要说：“这一段的两个譬喻不也是明喻吗？何以就比朱自清高明呢？”不错，郑愁予用的也只是明喻，但是那两个明喻却是从第二行的隐喻引申而来的：同时，两个明喻既非拟人，更非女性。不但新鲜生动，而且富于亚热带勃发的生机，很能就地（港为基隆〕取材。
朱自清的散文，有一个矛盾而有趣的现象：一面好用女性意象，另一方面又摆不脱自己拘谨而清苦的身份。每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都扮演一个角色。或演志士，或演浪子，或演隐者，或演情人，所谓风格。其实也就是“艺术人格”，而“艺术人格”愈饱满，对读者的吸引力也愈大。一般认为风格即人格，我不尽信此说。我认为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风格（亦即我所谓的“艺术人格”），往往是他真正人格的夸大，修饰，升华，甚至是补偿。无论如何，“艺术人格”应是实际人格的理想化：琐碎的变成完整，不足的变成充分，隐晦的变成鲜明。读者最向往的“艺术人格”，应是饱满而充足的；作家充满自信，读者才会相信。且以《赤壁赋》为例。在前赋之中，苏子与客纵论人生，以水月为喻，诠释生命的变即是常，说服了他的朋友。在后赋之中，苏轼能够“摄衣而上，履噎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鸽之危巢，俯冯夷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纵焉”。两赋之中，苏轼不是扮演智者，便是扮演勇者，豪放而惆他的个性摄住了读者的心神，使读者无可抗拒地跟着他走。假如在前赋里，是客说服了苏轼，而后赋里是二客一路攀危登高，而苏拭“不能从焉”，也就是说，假使作者扮演的角色由智勇变成疑怯，“艺术人格”一变，读者仰慕追随的心情也必定荡然无存。
朱自清在散文里自塑的形象，是一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谨的教师。这种风格在现实生活里也许很好，但出现在“艺术人格”里却不见得动人。《荷塘月色》的第一段，作者把自己的身份和赏月的场合交持得一清二楚。最后的一句半是，“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俏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全文的最后一句则是：“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这一起一始，给读者的鲜明印象是：作者是一个大夫，父亲。这位大夫赏月不带太大，提到太太的时候也不称她名字，只同一个家常便饭的“妻”字。这样的开场和结尾，既无破空而来之喜，又乏好处收笔之姿，未免太“柴米油盐”了一点。此外，本文的末段，从“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到“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为止，约占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引经据典，仍然不脱国文教员五步一注十步一解的趣味。这种趣味宜于抬学，但在一篇小品文中并不适宜。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文的后半段，描写作者在河上遇到游唱的歌妓，向他和俞平伯兜揽生意，一时窘得两位老大子“踧不安”，欲就还推，终于还是调头摇手拒绝了人家。当时的情形一定很尴尬。其实古典文人面对此情此景当可从容应付，不学李白“载妓随波任去留”，也可效白居易之既赏琵琶，复哀旧妓，既反映社会，复感叹人生。若是新派作家，就更放得下了，要么就但然点唱，要么就一笑而去，也何至手足无措，进退失据？但在《桨》文里，歌妓的七板子去后，朱自清就和俞平伯正正经经讨论起自已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来了。一讨论就是一千字：一面觉得押妓不道德，一面又觉得不听歌不甘心，最后又觉得即使停船听歌，也不能算是呷妓，而拒绝了这些歌妓，又怕“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朱自清说：
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
这种冗长面繁琐的分析，说理枯燥，文字累赘，插在写景抒情的美文用，总觉得理胜于情，颇为生硬。《前赤壁赋》早也在游河的写景美文里纵谈哲理，却出于生动而现成的譬喻；逝水圆月，正是眼前情景，信手拈来，何等自然，而文字之美，音调之妙，说理之圆融轻盈，更是今人所难企及。浦江清在《朱自清先生传略》中盛誉《桨》文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王瑶在《朱自清先生的诗和散文》中说此文“正是像鲁迅先生说的漂亮缜密的写法，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两说都失之夸张，也可见新文学一般的论者所见多浅，又多么容易满足。就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与《荷塘月色》一类的散文，能向《赤壁赋》、《醉翁亭记》、《归去来辞》等古文杰作“示威”吗？
前面戏称朱、俞二位做“老夫子”，其实是不对的。《桨》文发表时，朱自清不过二十六岁；《荷》文发表时，也只得三十岁。由于作者自塑的家长加师长的形象。这些散文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出于中年人的笔下。然而一路读下去，“少年老成”或“中年沉潜”的调子却又不能贯彻始终。例如在《桨》文里，作者刚谢绝了歌舫，论完了道德，在归航途中，不知不觉又陷入了女性意象里去了：“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婉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膀。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在《荷》文里，作者把妻留在家里，一人出户赏月，但心中浮现的形象却尽是亭亭的舞女，出浴的美人。在《绿》文里，作者面对瀑布，也满是少妇和处女的影子而最露骨的表现是：“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人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用异性的联想来影射风景，有时失却控制，但在20年代的新文学里、似乎是颇为时髦的笔法。这种笔法，在中国古典和西方文学里是罕见的。也许在朱自清当时算是一大“解放”，一小“突破”，今日读来，却嫌它庸俗而肢浅，令人有点难为情。朱自清散文的滑稽与矛盾就在这里：满纸取喻不是舞女便是歌姝，一旦面临实际的歌妓，却又手足无措。足见众多女性的意象，不是机械化的美感反应，便是压抑了的欲望之浮现。
朱文的另一暇疵便是伤感滥情（sentimentalism），这当然也只是早期新文学病态之一例。当时的诗文常爱滥发感叹，《绿》里就有这样的句子：“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其后尚许多呢呢呀呀的句子，恕我不能全录。《背影》一文久有散文佳作之誉，其实不无瑕疵，其一便是失之伤感。短短千把字的小品里，作者便流了四次眼泪，也未免大多了一点。时至今日，一个二十学的大男孩是不是还要父亲这么照顾，而面临离别，是不是会这么容易流泪，我很怀疑。我认为，今日的少年应该多读一点坚毅豪壮的作品，不必汇诵读这么哀伤的文章。
最后我想谈谈朱自清的文字。大致说来，他的文字朴实清畅，不尚矜持，誉者已多，无须赘述，但是缺点亦复不少，败笔在所难免。朱自清在白活的创作上是一位纯粹论者，他主张“在写白话文的时候，对于说话，不得不作一番洗炼工夫……渣滓洗去了，炼得比平常说话精粹了，然而还是说话（这就是说，一些字眼还是口头的字眼，一些语调还是口头的语调，不然，写下来就不成其为白话文了）；依据这种说话写下来的，才是理想的白话文。”这是朱氏在《精读指导举隅》一书中评论《我所知道的康桥》时所发的一番议论。①接下去朱氏又说：“如果白话文里有了非白话的（就是口头没有这样说法的）成分，这就体例说是不纯粹，就效果说，将引起读者念与听的时候的不快之憾……白话文里用人文言的字眼，实在是不很适当的足以减少效果的办法……在初期的白话文差不多都有；因为一般作者文言的教养素深，而又没有要写纯粹的白话文的自觉。但是，理想的白话文是纯粹的，现在与将来的白话文的写作是要把写得纯粹作目标的。”最后，朱氏稍稍让步，说文言要入白话文，须以“引用原文”为条件，例如在“从前董仲舒有句话说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句之中，董仲舒的原文是引用，所以是“合法”的。
这种白活文的纯粹观，直到今日，仍为不少散文作家所崇奉，可是我要指出，这种纯粹观以笔就口，口所不出，笔亦不容，实在是划地为牢，大大削弱了新散文的力量。文言的优点，例如对仗的匀称，平仄的和谐，词藻的丰美，句法的精练，都被放逐在白话文外，也就难怪某些“纯粹白话”的作品，句法有多累赘，词藻有多寒伧，节奏有多单调乏味了。十四年前，在《风·鸦·鹑》一文里，我就说过，如果认定文言已死，白话万能，则“啭”、“吠”、“唳”、“呦”、“嘶”等字眼一概放逐，只能说“鸟叫”、“狗叫”、“鹤叫”、“鹿叫”、“马叫”，岂不单调死人？
早期的新文学的幼稚肤浅，有一部分是来自语言，来自张口见喉虚字连篇的“大白活”。文学革命把“之乎者也”革掉了。却引来了大量的“的了着哩”。这些新文艺腔的虚字，如果恰如其分，出现在话剧和小说的对话里，当然是生动自如的，但是学者和作家意犹未尽，不但在所有作品里大量使用，甚至在论文里也一再滥施。遂令原应简洁的文章，沦为浪费唇舌的叽哩咕噜。朱自清、叶绍钧等纯粹论者还嫌这不够，认为“现在与将来的白话文”应该更求纯粹。他们所谓的纯粹，便是笔下向口头尽量看齐。其实，白话文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拿来朗诵或宣读用的，那当然不妨尽量口语化；另一类是拿来阅读的，那就不必担心是否能够立刻人于耳而会于心。散文创作属于第二类，实在不应受制于纯粹论。
朱自清在白话文上既信奉纯粹论，他的散文便往往流于浅白、累赘，有时还有点欧化倾向，甚至文白夹杂。试看下面的几个例子：
1．有些新的词汇新的语式得给予时间让它们或教它们上口。这些新的词汇和语式，给予了充足的时间，自然就会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诵读教学的帮助，需要的时间会少些。（《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2．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自种人——上帝之骄子》）
3．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口》）
4．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同上）
5．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同上）
6．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荷塘月色》）
这些例句全有毛病。例一的句法欧化而夹缠，两个“它们”，两个“给予时间”，都是可怕的欧化；后面那句“加以某某的帮助”也有点生硬。例二的“所以……而……者”原是文言句法，插人口语的“觉着”，乃沦为文白夹杂、声调也很刺耳。其实“者”字是多余的。例三用抽象名词“长久”做“表明”的受词，乃欧化文法。“他昨天不来。令我不快”是中文：“他昨天的不来，引起了我的不快”便是欧化。例三原可写成“桥砖深褐色，显示悠久的历史”，或者“桥砖深褐，显然历史已久”。例四前后重复，后半硬把四字成语捶薄、拉长，反为不美。例五的后半段，欧化得十分混杂，毛病很大。两个形容片语和句未名词之间，关系交待不清；船还没到的地方，就说是“游踪”，也有语病。如果改为“船夫原说游到那边为止”或者“船夫说，那是我们游河的尽头”，就顺利易懂了。例六之病一目了然：一路乱“的”下去，谁形容谁，也看不清。一连串三四个形容词，漫无秩序地堆在一个名词上面，句法僵硬，节奏刻板，是早期新文学造句的一大毛病。福罗贝尔所云“形容词乃名同之死敌”，值得一切作家玩味。除了三五位真有自觉的高手之外，绝大部分的作家都不免这种缺陷。朱自清也欠缺这种自觉。
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这正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何》首段的未句。仔细分析，才发现朱自清和俞平伯领略的“滋味”是“秦淮河的滋味”。而秦淮河正晃荡着一样东西，那便是“历史”，什么样的“历史”呢？“蔷薇色的历史”。这真是莫须有的繁琐，自讨苦吃。但是这样的句子，不但繁琐，恐怕还有点暖昧，因为它可能不止一种读法。我们可以读成：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也可以读成：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昧”了。总之是繁琐而不曲折，很是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