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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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 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 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 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一，意识是能动的，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人是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去确定反映什么、不反映什么、怎样反映，表现出主体的选择性。马克思说：人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人的活动的整个过程，就是围绕着“观念地存在着”的目标和蓝图而进行的。为此，在意识中，不仅预先规定了活动的目标，而且为实现这一目标又预先规定了活动的方式和步骤。这就是同一定的目的性相联系的活动的计划性。
第二，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人的意识不仅采取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选择建构，从而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意识反映对象不只是一般地模仿，而是能动地创造。意识既有对当前的反映，又有对过去的追溯和对未来的预测，可以超越特定时空的限制。
第三，意识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意识能动性不限于从实践中形成一定的思想，形成活动的目的、计划、方法等观念的东西，更重要的在于以这些观念的东西为指导，通过实践把“观念地存在着”的模型、蓝图实现出来，变为客观现实。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改变世界或创造世界不仅意味着强化客观世界的变化过程，而且意味着创造出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创造出没有人的参与永远也不可能出现的东西。
第四，意识还具有指导、控制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关于意识和心理活动对人体生理和病理活动的调节和控制，人类早就有所认识。我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这方面更有独特的贡献。现代科学和医学实验也证明：意识、心理因素对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
总之，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这是物质、意识关系问题上的唯物主义。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物质、意识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而无论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都离不开社会实践，只能在实践中发生，在实践中实现。
（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要达到预想的目的，就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不符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因此，正确理解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要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去思考和把握。
首先，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以承认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 。列宁曾经指出，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人们只有在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要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认识和改造社会，要尊重社会规律。人们能够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正如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自由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形态。只有遵循历史的规律和进程，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契机，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深刻、越正确，就越能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不顾规律和违背规律，只能把事情办糟。
其次，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承认规律的客观性，并不是说人在规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通过自觉活动能够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人的需要、利益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自觉能动性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人们正是在其对象性活动中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和关系，而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所以，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实践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统一的基础。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必然导致对人的价值性的否定，导致对历史发展动力的否定。唯心主义历史观把人们的思想动机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不承认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不承认思想、理论的巨大力量，也是不科学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思想、理论同实际相一致。
根据上述原理，人们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从实际出发，努力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反映客观规律（以及思维所固有的规律）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认识；只有在正确认识指导下，符合客观规律的行动，才是正确的行动，才能实现人们预想的目的。
其次，实践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基本途径。人的意识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要使它得到实现，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就不能只在意识本身的范围内兜圈子，而必须通过物质的活动——实践才能达到。意识通过实践反作用于物质的过程，也就是意识自身的“物化”过程。所谓意识的“物化”，就是把观念的东西化为物质的感性活动，即化为实践；通过实践使主观的东西见之于客观，使客观世界发生合乎目的的改变。人的意识正是通过实践而能动地认识世界，又通过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
最后，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还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度，同物质技术条件的发展水平密切联系着。一般说来，作为认识器官之延长的科学观测设备越是先进，人们的认识水平也就越高。至于改造世界活动需要一定的物质手段，更是不言而喻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现实的原材料，人的意识再“巧”也创造不
出任何物质的东西来。
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辩证统一原理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历史趋向与主体选择的关系。所谓社会历史趋向属于历史决定论的内容，讲的是社会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主体选择讲的是历史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性和选择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定了人们的活动要受规律性的制约，但不否定人在可能性空间内的选择。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具体阶段上，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客观趋势和可能性，而人则需要确定自己对待它们的态度，应当作出选择。
主体选择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生活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的方向、目标、方式的选择。社会生活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是主体选择的客观前提，主体的利益和需要是选择的内在根据。主体的能动性就体现在选择什么和怎样选择之中。选择的方向、目标和方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之所以强调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是为了实现主体的正确选择。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外受列强欺凌，内部积弱不振，莽莽神州，风雨飘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民面临着重大选择。革命先驱者们提出过种种主张，作出过不懈努力，然而，“长夜难明赤县天”，破碎河山依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抉择，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实践已经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然而，在这条道路上仍然有着一系列或对或错的选择。例如，是走城市暴动一举夺取政权的道路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胜利的道路，是“毕其功于一役”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以及如何处理各阶级、各党派的关系，如何建立新的共和国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探索，作出了符合客观规律的选择。这种选择的正确性已由历史所证实。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同样面临着不同的选择。经过反复实践和探索，我们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所以，主体选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在于主体选择不能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背道而驰。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关于真实性、典型性
摘要： 本文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谈谈文艺创作中的真实性典型性与整体性。真实性的三个层面的预设分别论述了存在着一个在主体之外的、纯粹客观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是能够为主体所把握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正取决于它所表现的主体对社会现实把握的准确与深刻程度。典型性就一般性与特殊性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现实主义；真实性；典型性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是在《神圣家族》对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评论中出现，其中关于文艺应该真实地评述人类的关系的思想以及在人物的塑造上应该忠实于人物的实现个性、性格逻辑的见解，都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见解。恩格斯在给英国作家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的和普遍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常常以它作为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马克思在讲希腊神话所具有的永久美丽时，说它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真实表现。
真实性指反映事物真实情况的程度。在现实主义语境中，这个概念是被用来标示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实之准确程度的。与古老的摹仿说（在古希腊，从赫拉克利特到德谟克利特，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涉及文学问题的人都认为文学是对于某种外在东西的摹仿。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对所摹仿之物的理解不同：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德谟克利特认为人模仿禽兽而创造艺术，柏拉图认为艺术最终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则坚持悲剧是对某种“行动”的摹仿）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要求本质的真实，即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普遍规律。这个概念包含了三个层面的预设：第一，存在着一个在主体之外的、纯粹客观的社会现实。第二，这个社会现实是能够为主体所把握的。第三，文学作品的价值正取决于它所表现的主体对社会现实把握的准确与深刻程度。 关于第一个层面究竟存不存在呢？如果存在，那就是这个主观的主体对主体之外的那个客体进行的纯粹性的认同，那么，这个被认同的客体本身就是主观的一部分，纯粹的客观的客体就不存在了。那么，这个“纯粹的客观的客体”还有存在的意义吗，为什么不把这个也归纳到主观当中去？事实上，纯粹的客观的客体是不存在的而客观的客体是存在的。就像文学作品中的描述性场景，许许多多的情况都是生活的总结，事实上它又几乎不存在但是又不能说它没有雷同，没有不可能发生。更有很多时候，主体本身就是一种客体，主体的本身就是真实的，只不过有主体构造或者在思维中命名的客体带有给多的主观色彩而已。带有主观色彩的客体是客体，但是不纯粹。也就是说，真实本身就是真实，只不过没有纯粹的真实。关于第二层面，只有主体能够对这个社会现实进行把握，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普遍规律，才能够把握它的真实，离开了本质，也就离开了深刻，眼光和思想都会缺乏穿透力。真实不仅仅是要求主体能够准确地表达出客体的外观而且能够看到它的内蕴，看到它的发展趋势。真实不一定就是凝固的，虽然它代表着核心，但是核心也是运动的。把握真实，就必须从运动出发。关于第三层面，文学作品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美。作品的美可以是浪漫的，悲剧性，魔幻的，而最美的莫过于它的真实性。这里说的真实性并不是说作品的描摹是多么的逼真的，描摹的逼真仅仅是处于表层的阶段却没有进入真实心脏。也就是说，真实不仅是对一朵花几乎还原式的用文字在书面上刻画出来，而是能够把花开花落花红花白带到社会上来。把美寄存于社会的发展规律会不会使它失去美？把它捆绑在规律上会在艺术上的失去一定的美感，但是不会使它黯然失色，反而使得它有更加深厚的历史穿透力。也就是说，真实地还原社会的规律于文本中才是作品生命的所在。《人间喜剧》《童年》就因为真实性的存在而不朽。
当人们评价一篇小说、一部电影或一场话剧具有真实性的时候，他究竟说出了什么？经验告诉我们，他们只是说出了一种总体性感觉或感受。他们会说：“简直像我们身边发生的一样。”“就像从生活中截取下来的一段。”“太真实感人了。”等等。这就意味着，真实性首先是一种效果，其核心是“像真的”。例如一部小说本是虚构出来的叙事，其直接的物质载体是印在纸上的文字符号，但它却能向接受者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而且还会使人们感觉这个世界就像真的一样，这的确是一种很神奇的事情。其神奇之处就在于：这种效果的形成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中包孕着作者高超的技巧。而且这种效果还不仅仅给人以真实感，它还进而使人投身其中，倾注情感，最终获得精神的享受。于是文学的这种效果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人们将这种效果或价值命名为“真实性”。
有必要对真实和真实性进行就简单的区别。真实就是还原事物的本真面目，它是存在的；真实性就是总结事物的本真，使它具有真实的特征而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所指示的对象可能是模仿的，不存在与世上的。阿Q就是代表。你说阿Q是真实的吗？不是。但是这个形象带有真实性和典型性。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真实性，就不会有许多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都以为鲁迅是在故意的和他过意不去。和自然主义不同，现实主义不止于细节的真实的描绘，而是细节为典型化服务。
所谓典型化，指的的就是把日常社会生活现象加以选择、剪裁、集中和概括，从而更加深刻地翻译出生活的本质。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吗？从哲学的角度看，不但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实际上世界上我们可感知到的一切事物（包括人与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就以鲁迅塑造的阿Q为例。阿Q的典型的一般性在于这个形象能够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在里边照出自己的或一形象来，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这是阿Q形象典型意义的一个方面。阿Q的性格是丰富的。除精神胜利法外，他主观、狭隘、保守，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也沾上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还受到封建思想的种种影响，如深恶造反，以为造反是与他为难；严于“男女之防”及排斥异端等等。这些都是对一些遗老遗少的真实写照，它有广泛的代表性。阿Q的典型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就是代表阿Q，这个阿Q不是别的阿Q，都是别人所没有的，是唯一的。尽管他就是杂合种种人与一身，但是也就由于集合种种性格于一身，那才是特别的。典型的肯定是特别的。在阿Q的身上，既可以看到共性也可以看到特性，也说明了典型是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典型是个别的、独特的、生动的、陌生的；可另一方面，典型又是一般的、普遍的、本质的、熟识的，它是一个矛盾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充满生气的、活生生的人。典型一旦失去了它本质上的灵活性，那么，典型就不是典型了。有灵活性，典型才能多样，也才符合符合现实主义的原则。典型一个有机体，它的存在与许多的要素有机联系着，典型形象的存在总是与典型的环境分割不开的。典型是熟识的，因为典型不是天外来客，他往往就在我们身边,是普遍存在的，是天天接触的。以《红楼梦》中的凤姐来说，她世故、圆滑，会逢迎拍马，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对贾母的态度，对丫鬟的态度，对王夫人的态度，对赵姨娘的态度等，这些表现，甚至可以说，在每一个单位，我们都可以看见王熙凤，我们对这类人是再熟识不过了。
一般而言，浪漫主义类型的作品追求意境的营构，象征主义类型的作品追求意象的呈现，而现实主义的作品则追求典型的创造。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典型形象的创造，使得更多的社会缩影得以诞生。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伟大的形象都是通过典型的创造而形成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鲁迅的阿Q，高尔基的外祖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保尔·柯察金，还有王熙凤，鲁智深，李逵等等，没有一个不是典型的形象，他们除了在文学作品典型形象的历史上可以独当一面之外，还能够从更深的文化层次影响一个民族的性格。如果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没有一个成功的典型人物的话，它就缺少招牌菜的底气。典型人物在一部作品中的地位是十分的重要的。
通常说来，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构造所要遵循的原则是“引起美感”，其中，这美感包括震撼力。震撼力是典型形象能够多大程度深入人心的依据。打虎的武松的形象是很具有中国式英雄的典型的，所以他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声名远播，有的时候，甚至比宋江更加深得大众的喜爱。一方面他是英雄；另一方面，他是中国民众心中所仰止的英雄。在典型的创造时，作者紧紧结合国民的尊与贬的心理，替大众说话，言别人之所不能言，言别人之所想言，在这种思想支持下形成的形象一般来说都是受欢迎的，但是不能说一定就是典型的，典型与受欢迎的一线之差就是在于上面所提到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正取决于它所表现的主体对社会现实把握的准确与深刻程度”，也就是历史的穿透力。比如潘金莲的形象，她的典型性不仅是她的淫荡不羁，到了现在，她也代表了一个叛逆的女性的形象，她的叛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反抗，对夫权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反抗；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她的性格也有历代的女性一直在模仿。只不过在从前没有现在那目的明显而已。
现实主义的包含的两个要素：典型性和真实性都必须放到历史的空间去，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诞生典型的形象。任何的形象都必须是活在具体的环境当中，真实的形象更加的离不开环境作为背景。渗入发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要着眼于历史的穿透力，没有历史穿透力的流行形象不算真实的典型的形象，最多只能够充当流行的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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