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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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
永昌腾冲白族先民聚居考
【关健词】永昌；腾冲；白族；聚居
史籍和出土文物证明，永昌、腾冲一带，唐至元代有白族先民聚居，并且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体民族之一。
《保山地区志》下卷载：“据1990年普查，全区有白族人口34168人，占总人口的1.63%”;“其中保山市（古永昌今隆阳区）30821人，腾冲县1824人，昌宁649人”。“永昌（明、清‘永昌’曾辖腾冲），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区。明代洪武年间随着大批汉族人口的迁入，白族分布区域向山区周边地区收缩，或与汉、彝等民族融合。至今白族在保山的集中分布只剩下保山市（今隆阳区）北部和西部的瓦窑、杨柳、瓦马三个乡，其它白族人口大多为清末及民国年间从大理、鹤庆、剑川、云龙等地经商、做木活、教书等迁入的。解放初，边纵七支队部分白族指战员随军进入保山各县，后转业在当地工作，成为解放后迁入保山地区的白族群体”[1]p487---488。据此志说明，古代保山，曾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区，而笔者考证，唐至元代在永昌、腾冲一带，白族还一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体民族。
一、“濮”、“僰”之变
白族属秦汉僰人，春秋前濮人（非两晋以后之濮），“濮”、僰、“白”一音之转。据《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载，黄帝正妃漯祖生二子：玄嚣、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濮，昌濮生高阳”，“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生启遂有夏朝。《竹书纪年》进一步说:“帝高阳氏即位，居濮”[2]p30.。“濮”即濮水，在今濮阳为中心一带，《文献通考·舆地三》说：“实于濮州，颛顼与昆吾之墟也，故谓帝丘”[2]p30。可见颛顼与昆吾同在濮地，是昌濮之后的表亲两族。与昆吾、昌濮同为蜀山氏之后的柔濮，《山海经·大荒东经》又说：“有柔濮是雏赢土之国”；李正清解释《诗·商颂》“挞彼殷武，奋发荆楚”说：“柔濮之民和昆吾之国这两支夏人的远裔、盟友（因商人的讨伐）不得不逃到南方，一支流浪于汉水流域，被称荆楚”[2]p32。可见蜀山氏商时已分三支；昌濮后人为夏族，昆吾之后称荆楚，流于汉水者称濮（柔濮）。故白族颂歌与楚辞相同。《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家于西羌”，《诗·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所以夏、周、濮同祖于羌。因而《逸周书·伊尹朝献》：“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逸周书·王会解》还说：“成周之会，卜（濮）人以丹砂（献）[3]p63。一个强制性的“令以······献”，一个是会中主动献，在周武王伐纣时，濮人也盟誓参加，而且诸多史家都解释濮与周都是羌人后裔，“他们是近亲”。
可见濮人与商周的关系。
“濮”称之为“僰”，史家多认为与濮人的不断迁徙有关。“濮”，有论者研究甲骨文的字形，认为是手捧葫芦祭天的象形，即“濮人”就是崇拜葫芦的“葫芦民族”，“自古以来，汉、壮、布依、侗、水、黎、仡佬、彝、白、苗、瑶、畲、德昂、佤等民族都有以葫芦为原始共祖的神话传说。”濮人分出上述如此多的支系，所以史称之“百濮”[4]p179。有论者联系上述“卜（濮）人以丹砂（献），”的说法，认为“濮”是人在制作东西的象形，濮人是擅长手工制作的部族，流动性很大，如《民族研究论文集》。其实甲骨卜辞中，“濮”多用“卜”代用，如“丁丑贞，卜又布”的卜辞，郭沫若就诠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4]p176。他们的流动实因外族的逼迫。汤伐夏桀，当然也伐柔濮和昆吾，于是昆吾奔楚，濮逃汉水。“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徇立，是为熊徇”;周恒王十六年（公元前704年），“楚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五月，“楚舟师以伐濮”。这样“在荆楚的打击下，（濮人）沿长江而上至朱提江流域，在这里建立了僰侯国，被人称为僰人”；“战国末期，楚将庄蹻西征，通过僰侯国区域，许多濮人随楚军进入滇池、邛都、叶榆等广大地区，濮人成了覆盖西南最广的民族群体”[2]p28---34。公元前二世纪，僰侯国为秦所灭，濮人终于退出了朱提江流域，向滇西迁徙。这就是这个悲壮民族从“濮”到“僰”的历史。“僰”之族名始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氏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夷裔考》：“僰人者，其先世本华人，有罪贬往远方”[3]p17—18。僰人、野(越)人，篇（编）竹为筏，一个筏接一个筏，像龙舟送人一样，男女老少站在筏上，一窝峰地冲向抢劫目标。这种无君长、无组织的大迁徙，必然侵犯土著利益，受到土著的仇恨和厌恶，所以《广韵》说：“僰、贱称，丑也”。《礼记·王制》说：“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汉郑玄注：“棘当为僰，僰之言逼。按《汉书》云‘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读为逼者，以与‘寄’之相对、‘寄’非东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则僰亦非西方夷名，故以为逼近夷独也”[5]p84。这就是说，僰人，其先本是华人（与夏周有亲缘关系的柔濮），因为与当政者（商、楚）有矛盾，被迫迁入远方，他们与越人（野人）杂居，从江汉入川滇黔，虽有抢掠，实属被逼，寄于夷戎。故“僰”一直称为“羌僰”。杨雄《长杨赋》就说：“羌僰东驰”，《汉书·五被传》也说：“南越宾服，羌僰贡献，东瓯入朝”。颜师古注：“僰，西南夷也”。可见“濮”、“僰”一脉相承，并非越人，也非孟高棉语系的汉晋以后所称的“濮人”（上述德昂、佤等的先民）。《史记》、《汉书》对此民族只称“僰”而少用“濮”，东晋《华阳国志》以后，“濮”只专称孟高棉语系民族，其中缘由待研究。继秦灭僰侯国，汉武帝元封二年（109年）又派巴蜀兵击灭滇东北今曲靖一带的劳浸、靡莫（“僰”之对音）；地皇五年（公元20年），王莽残酷镇压僰人的反抗，改胜休县为胜僰县。僰族大批逃亡，“僰”之名慢慢消失。如此，濮、僰之族在不断迁徙中不断发展，不断与周边民族融合，两汉以后从僰道往南折向滇西直到保山一带，与当地的部分昆明人融合，又吸收了屯守当地郡县的汉族人口，成为生产文化水平都很高，开放性、包容性很强的蜀汉夷帅大姓，隋唐时又称之“白蛮”；元代以后直称“白人”、“白族”了。尽管这样，他们都在自己的旅途中留有“熊耳”、“濮水”、“濮岩”、“濮人冢”的遗址，表明他们一脉相承的光辉历史。
二、永昌之“僰”
白族何时聚居永昌，史籍无载。虽新石器时期属氏羌文化的大理江川白羊村型文化遗址遍布保山五县区（旧石器时期至今仍未发现氏羌遗迹），但当时还未分化出今天具体的族属。西汉时，据东晋常琚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濝溪置巂唐（今漕涧）、不韦（今隆阳区金鸡村）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天子（孝武帝）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人余辈间出西南夷······。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之”[6]p243—253。始知永昌始设郡县，并派有太守、县令等官员族人进入统治，同时募有豪民大族到永昌屯垦“入谷于外县，受钱于内府”，以巩固朝廷的统治。“汉族移民的活动，主要是在通往内地的交通道路沿线的平坝区，接触的土著民族是西南夷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僰族”；“汉晋时期先后进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后来都逐步融合入僰族之中”[3]p23-2
4。可知当时已有僰人（白族先民）定居于此。
东汉初年，哀牢王柳貌归汉，在此又设了博南（今永平）、“哀牢”（今保山城太和坊之东）二县，移入部分官族、军队、民众屯垦戌守。这些汉族逐渐“僰族化”，“因为当时云南的土著，只有僰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原始的氏族部落界线已经破坏，容许汉族人口迁入与之共居，并与僰族的奴隶主大族发展成南中大姓”（同上注）。这些大姓“恩信著于南土”，“为夷汉所服”。永昌的吕凯大族“凯恩威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节”。“吕氏世官领郡，于今三世矣。大姓陈、赵、谢、杨氏”[6]p254。明万历《云南通志·永昌府》说：“诸葛营，在府城南十里，诸葛孔明南征屯兵之所。孔明既凯旋，汉人有遗于此者，聚庐世居，至今犹称为旧汉人。曹遇诗：‘孟获生擒雍闿平，永昌南下一屯营。僰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直到明朝时期，仍然存在的诸葛营的‘旧汉人’，实际是僰人”[3]p31。即进入永昌府的汉族人口，明以前已融合变成“僰人”。据《永昌府志·戎事》载：“唐武后延载元年，永昌蛮酋董期率部落二万户(《资治通鉴》作‘20余万户’)内附”[7]p122；《永昌府文征》卷四载：“杨兴，永昌郡人。蒙氏时为布燮，天宝八年，率所部入附，玺书褒美，旌其门，子孙进为永昌酋长，历段氏、高氏”[8]p3136---3142。“董”、“杨”为白人大姓，而且唐初只有白人有姓氏，即董期、杨兴两氏应为“僰人”（白族），而且其内附的部落有2万——20万户之多，可见，唐初永昌已有“僰人”聚居。
三、白族的聚居
唐代，永腾属南诏重镇。“自澜沧江以西，越赕、朴子，其种并是望苴子。倘尚勇力，土又多马。开元以前，闭绝与六诏不通。盛罗皮始置柘俞城，阁罗凤以后，渐就柔服。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9]p88。南诏第六代孙盛罗皮所置的柘俞城，即今天的保山城（疑哀牢废县旧址一带，南诏建城喜依山临水）。“柘俞”，为僰文“拓西”之意，即“明德圣君将开辟西边险阻无人的关隘之地”的意思，与40多年后，其孙凤迦异在善阐府（今昆明市平定乡）所建的柘东城“意义相承。既已置城，必派有官族军队镇守。尤中先生说：南诏王朝“其王虽然是蒙舍的‘乌蛮’，但大臣如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等等，几乎全部是‘白蛮’杨、赵、董、段等姓中的贵族分子充当。‘白蛮’在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3]p93。这些军政首脑、官员部族应该是白族。这以明正德《云南志·名宦传》所载的保山城南的张罗疋碑为证；“张罗疋，南诏清平官，永昌郡都督，以破蛮功升大监军，故有碑在城南，称其义勇有度量”[10]p183。“大监军”已属朝臣却筑墓于永昌，可见族人已定居永昌。又据樊绰《云南志》载：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爨)崇道（南宁都督爨归王兄之子，两爨大鬼主）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及归义卒，子阁罗凤立，守偶（被崇道所害死的归王之子）并妻（阁罗凤之妹）归河赕，从此与皇化隔绝。阿姹（守偶之母，归王之妻）自为乌蛮部落主，从京朝参，大蒙恩赏。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白族）以兵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语言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靖州（今昭通地区）、石城（今曲靖市）、外麻川、昆川（今昆明市）南至龙和（今禄丰）以来，荡然兵荒矣。日用子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西爨，白蛮也······。当天宝中（公元742——756年），东北自曲、靖州（今昭通市），西南至宣城（今元江），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今马龙）、晋宁、喻献（今澄江、江川、玉溪、通海）、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9]p47-48。从今昭通、曲靖和整个昆明市至江川、玉溪、通海大片地区20万户的白族，迁到永昌城内（疑为永昌城辖区），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因而“乌蛮以言语不通”，“故得不徙”，可见永昌城界内（辖区）早已为白族聚居区，与这20万户白族是语言相通的。
至于腾冲白族的迁入，《元史·地理志》说：“腾冲府，在永昌之西，即越赕地。······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赕，逐诸蛮，有其地，为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府酋高救内附”。尤中先生注释说：“如此，则南诏以前腾冲无‘白蛮’。至南诏重新统一越赕之后，设化府、腾冲府，迁一部分‘白蛮’驻守于府城之内，‘白蛮’的分布区便从过去的永昌（今保山）向西延伸到腾冲。元宪宗三年内附的‘府酋高救’的民族成分便是‘白蛮’”[3]p94。南诏以前，至今确实仍无实证和史籍证明有白族聚居，但阁罗凤刊木通道“西开寻传”以后，不仅在今隆阳区置永昌节度（永昌府），而且也在今盈江旧城设押西（白语义为“镇西”）城，在今密支那（金宝城）西南的蛮莫置摩零都督城，设丽水节度。押西城与摩零都督城双管伊洛瓦底江上淘金兴起的诸城。即樊绰所说的“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即丽水城）、长傍（今拖角）、摩零（蛮莫）、金（金宝城）、弥（弥城在今盏西）城等五道事云”[9]p24。只是因为押西城、摩零都督城等气候炎热，烟瘴甚毒，“河赕人（今大理）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逐罢去不复往来”（同上注）。而作为中转、控制押西城、摩零城的腾冲，也不可能没有南诏官员和军队驻守。唐代宗时宰相贾耽（736---803）的《皇华四达记》就载：“一路自诸葛亮城（今镇安古城山）西去腾充二百里”[8]p3138。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樊绰《云南志》也载：“从藤充过宝山城（今昔马），又过金宝城（今（密支那）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9]p21,腾冲作为“藤充”、“藤冲”的城名早已存在。“腾冲”、“藤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白汉词典》注为“De`wart:腾冲”音为“藤弯”，为唐前腾冲城（今西山坝西源城址）名，白语义是：“养马狂奔的坝子”。可见异牟寻取越赕以前，腾冲已是重镇，与阁罗凤所建诸城已有联系，交通，不可能没有官员和军队镇守，而南诏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多为白族。这可以腾冲来凤山的杜光庭子墓为证。杜光庭父子投降南诏后，夷化为白族。杜光庭是阁罗凤的清平官，（应是阁罗凤“西开寻传”时，书《南诏德化碑》的杜光庭），其子分驻腾冲，死为永昌都督张罗疋所葬，清·腾冲知府屠述濂《腾越州志》评：“知腾冲南诏时有清平官也”（11）p51。张罗疋后因破蛮功升任大监军，说明至迟异牟寻取越赕之后，为取代押西城、摩零城管制伊洛瓦底江诸城及淘金诸族的职能，而设“软化府”（应为“ 化府”）之后，腾冲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升，使大批量地迁入白族到此屯垦驻守成为可能，因为既“逐诸蛮”，必然留下大批闲置耕地。
四、白族成为主体民族
宋元时期，白族已成为永腾的主体民族之一。
在中原唐朝灭亡的五代十国纷争中，南诏王朝也分崩离析，先后出现了“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三个王朝。直到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73年12月），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在高、董大族的内应下，联合“乌蛮”三十七部夺取了杨干贞义宁国的政权，改国号为“大理”，才使政局得到稳定。虽然收缩了西南边疆的领土，但也基本恢复南诏时期的范围，十六个府郡中，永昌腾冲建制基本无变：永昌府驻今隆阳区，辖今腾冲外的保山市、临沧地区和德宏东部；腾冲府驻今腾冲，辖今德宏州龙川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永昌腾冲皆为段氏、高氏大族统治，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民族。其证据是史载从元宪宗三年内附的“府酋高救”，到明初降王真又构麓川兵“屠永昌城”，“俘指挥使王真”的“土府”高泰、高惠，都是统治腾冲的白族高氏大族。永昌则“宋乾德间，段氏仍置永昌府······封高明信为演习，世守其土”；“元丰间，高氏因之”[7]p38。“永昌府和腾冲府都不是‘金齿白夷’的主要居住地，而是南诏大理以来的白族官吏们的驻地，居民多白族和‘乌蛮罗罗’”[3]p207。永腾爨僰军（寸白军）史载明初仍存，洪武十六年腾冲归附后设腾冲守御千户所，因元代军制，设汉、土两军，土军即爨僰军，诸多家谱亦可证实。今存的孟观音庆墓（腾冲知府）、尹明墓碑（元腾冲府吏）、烈女史梅风墓碑等均可为证。遍布永腾的白族阿叱力教遗迹如隆阳区白塔、陶官，如腾冲来凤山、石牌、绮罗、顺江等地出土的大量火葬墓群；隆阳栖贤山报恩寺碑、观音山兰若碑的记载，腾冲金轮寺、黑塔寺、宝峰寺、护珠寺、天应寺的大量阿叱力遗物也可作证。腾冲绮罗、和顺、来凤山史载的“景帝庙”（有论认为正统间所建，其实70多年后的正德南京户部侍郎张志淳《南园漫录》已明确指出是祀南诏主世隆，世隆死后谥景庄，非汉人明时所建，《腾越州志》也如此说。我们认为也可以这样看，古汉语“景”有“大”的意思，“景帝”即“大帝，”多指广开疆域的君主，是白族普遍的本主神，是白族本主神的泛称，既可称专用的英雄，也可称抽象的神灵。据统计，大理白族地区的英雄本主庙近150座，其中景帝庙不下30座，有育物景帝、南诏主世隆、渔民之神、地方神、英雄人物等。白语多保留古汉语习惯，也可为“濮”“僰”之变的证据），腾冲小西的“娘娘庙”（祀大理总管段功及其阿盖公主），城西的西盟寺（元代与麓川等族会盟之所），吴邑的土主灵祠等的本主崇拜遗迹也可为之证据。（清）腾越知州屠述濂《腾越州志》所述，“腾冲所系守御千户所（明洪武时置），多土人(即原爨僰军子弟)”。其中，副指挥同知四人，有王胜、陈福是本卫人；指挥佥事十人，有冯睿、张善、刘睿、尹晟、明贵、黄谦、王敏、王文用8人系“本卫人”。“方言出之夷罗（白族、彝族）者，实难晓其义，如山川村落多用‘矣’（眉批注：方言蛮呼‘水’为‘矣’，然‘水’未有‘以’音，夷不知书、汉因书为‘矣’也）字打头。村哨谓之‘喧’，保甲谓之‘牛丛’，曰‘甸’、曰‘赕’、曰‘睑’，皆沿蒙段遗法”。其俗：“服礼教久矣······”。“火把节，即星回节。六月二十五日农民持炬照耀田间以祈年”[11]p122-247,显然系白族语言风俗。近年出土的，有的号称原籍南京的家族祖先的墓志铭上仍有“原籍土著”的字样。总之不少遗迹可证，白族曾是唐宋至元代，永昌腾冲的重要主体民族。只是后来白族大姓如高惠、高泰等的叛乱遭到镇压（“高氏始绝”）；明王朝对爨僰军的“以夏变夷”政策和军费不投入而役战频增加，白族的大量逃亡和与汉族的融合，爨僰军的瓦解，大批的军屯、民屯、商屯，汉族的大批涌入，白族才终于从城坝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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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屠述濂修，张志芳点校本主编，《腾越州志点校本》，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12月。
在三横四纵“棋盘式”格局的大理古城里，一年四季的轮转之中，看古城春天的樱花、秋天的银杏，夏日变化多端的云、冬季苍山顶的白头雪。
人民路上有好吃的凉鸡米线，复兴街上有最难求的大理传统手工饵块，再配上一份木瓜水米凉虾，亦是满足。这里，就是白族人民的故乡，大理。
大理白族
大理州，是白族人民的聚集地。据文献记载，白族先民是洱海周边的土著昆明人、河蛮人与青藏高原南下的氐人、羌人，以及部分叟人、巂人、爨人、僰人、哀牢人、滇人、汉人等多种族群融合形成的民族。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征战、拓土、商贸、屯垦、驻边等历史原因，白族才逐步形成当今白族之雏形。
在大理古城160多公里开外西北部的云龙县，隐藏着一个古老的白族村。
大理最古老的白族村，千年没有改过村名，住宿一晚只要五六十
诺邓古村
这个地方叫做“诺邓”，是一个历经千年的白族村子。
诺邓村，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南端的云南省云龙县，距大理州州府所在地165公里，交通便利，是白族最早的经济重镇，是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久远的村落，也是云南省最早的史籍《蛮书》记载中，至今唯一存在的原名称不变的村邑，保留着大量的明、清两朝建筑和著名的玉皇阁道教建筑群。
根据有关考证，诺邓村是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为久远的村落，从其有记载以来，就未曾改过名字，这在现代民居建筑中是非常少见的。
诺邓村以制盐而文明，因此也称为“诺邓井”，“井”就是盐井。从有明确记述的唐代开始，诺邓村的演变发展完全依赖于盐业经济的兴衰。因诺邓盐质非比寻常，保山、腾冲一带自古以来就十分喜欢食用“诺盐”。而正因为诺邓盐业的发达，诺邓一度成为滇西北地区的商业重镇，是茶马古道上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诺邓火腿，用独特的“诺盐”所制成
诺邓之旅
常常觉得，在大理每个地方的名字都十分好听，比如密祉、沙溪、诺邓、周城、喜洲、祥云、海舌、双廊、挖色，等等等等。作为外地人，每次听到这些地名都有一种莫名欣喜和莫名的期待，私底下总以为，名字这么好听那景色也一定很美吧！
于是，我就来到了诺邓。
诺邓距离大理古城很远，我和小伙伴们几经波折才来到了这里。古城的公共交通不太完善，倒腾了几趟公交车才来到了下关的汽车站，之后乘坐中巴班车，经过近4个小时的山路十八弯的路程才到了云龙县城。
其实，整个大理的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目前还都比较差，高铁还是这几年才开通的，而像大理州境内其他县市，基本上没有铁路经过，只有似乎永远都走不完的盘山公路。不过，或许正是因为现代交通工具在这里并不发达的缘故，行走在这些偏远的小山村中，你总能见到各种有趣的交通。
就比如说，从云龙县城前往诺邓村乘坐的马车、三轮摩托车。对于在城市生活的我们来说，这些听起来很有年代感的交通工具依然在当地广泛使用着。尽管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未来某个时候它们也会被更加便利的交通工具所取代，可在这之前，能够自己亲眼见识、亲身感受我都觉得不枉此行。
走进诺邓的时候，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么是隐居生活。在村子里漫步的时候，眼前是在大山绿树掩映下的土红色古老民居，很安静，可以听到四周的鸟叫声，或是谁家的狗狗在吠叫。大概就是《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吧！明明是一个落后的村子却能带给人们幸福感。
而且，常常能够和当地的村民们碰面，他们背着个小竹篓，有的人家还牵着骡子外出，蹄子踏踏而过。每次，有村民和我们打招呼的时候，都让我觉得这里的人真好。
山脚下的小桥流水人家，沿着小路，拾级而上，找住宿的同时也是在游览这个村子。在诺邓村中居住的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这里有很多的人家把自己家空余的房间弄成了简易的民宿，房子大点的，还会开辟出来一个小餐馆，供三三两两的外地游客有个吃饭的地方。
所以，这里的住宿特别便宜，贵一些一百来块一晚，正常的话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块钱一晚民宿住宿。当然，有些可能你讲讲价，二三十块钱就能得到一个床位了。这里，或许不适合旅游，却十分适合隐居，开销也非常低。
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一个少数民族。自称“白子”、“白尼”。为 唐 宋 “白蛮”的后裔。 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碧江、保山、南华、元江、昆明、安宁等地和贵州毕节、四川凉山、湖南桑植县等地亦有分布。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白族人口数1858063。使用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还有说法主张白语（白族的语言）、土家语也属于汉语族。绝大部分操本族语，通用汉语文。
【白族人口】
185万（2000年)
【白族服饰】
白族服饰既是适应于白族人生产劳动、生活文化以及气候特点的产物，又是秀丽的湖光山色潜移默化地对白族人审美观念陶冶的结果，具有独特的风格。在服饰方面，白族男女都崇尚白色，以白色衣服为尊贵。大理一带的男子多穿白色对襟衣，外套黑领褂；海东(洱海东部地区)男子则外套鹿皮领褂，或数件皮质、绸缎领褂，俗称“三滴水”，腰系鹿皮或绣花兜肚，下著蓝色或黑色长裤。女子服饰则各地不同。大理地区多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是浅蓝色上衣、外套黑丝绒领褂，右掖结纽处接“三须”、“五须”银饰，腰系绣花短围腰，下着蓝色宽裤，足穿绣花“百节鞋”。未婚妇女编独辫盘于顶，已婚者改为挽昌。海东则梳“凤点头”的发式，用丝网罩佐，或缩以管子，均用绣花巾或黑布包头。剑川未婚女子则戴小帽或布满玉兔银泡的“鼓钉帽”或“鱼尾帽”。大人小孩均喜报羊皮。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内地城镇妇女，多有缠足者。后来，随着社会风气的进化，已逐步废弃。解放后，白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不断提高，民族服装也向着更有利于生产，更美观大方的方面发展。
【白族传说】
风俗传说，如《三月街的来历》、《火把节的故事》、《火烧松明楼》、《蝴蝶会的传说》等；风物传说，大理山川秀 美，文物古迹众多，几乎每个景点都有一个传说故事，如《望夫云》、《大理石》。《玉白菜》、《风花雪月的传说》等；地名传说，如《盟石村的来历》、《鸡足山的传说》、《大理辘角庄的传说》、《鸟吊山的传说》等；木匠传说，主要有鲁班夫妇和木匠的传说故事，传说地区主要在木匠之乡剑川，如《鲁班造船》、《锯子的来历》、《公榫、母榫》、《木马三只脚》、《师傅带徒弟》 等；反映阶级斗争传说，如《高家土官的故事》、《豆腐打死县令》、《农民告状》、《神笛》、《牛角》等；历史传说，有反映南诏统一六诏、南唐天宝之战、孔雀胆、白旗军（杜文秀起义）。 红军长征过大理、反洋教等重大历史变革和斗争的传说等。
三情人化蝶：
蝴蝶会时间是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传说是为了纪念白族男女青年霞郎和雯姑坚贞爱情的一种民俗节日。相传古时候，在大理苍山云弄峰麓的蝴蝶泉边住着一户白族人家，有父母女儿三人，女儿名雯姑，一家靠打柴为生。女儿雯姑和玉局峰的白族青年猎人霞郎结识相爱。后来榆城世袭领主榆王慕仰雯姑的美貌人材，杀死雯姑的双亲，将她抢进宫中霸为姬，雯姑抗拒不从，被关在宫中。霞郎冒死，于深夜翻墙入宫救出雯姑，骑上稚鹿逃到蝴蝶泉边，后榆王家的打手也追至蝴蝶泉， 霞郎和雯站无路可逃，就相抱跳入泉中。后从泉中飞出一对彩蝶，栖息在蝴蝶泉边的合欢古树上，四面八方的彩蝶飞来朝贺，首尾相连，从树上直垂到泉中，形成奇观。这天是农历四 月十五日，周围的白族群众纷纷前来观看，于是就有了一年一度的蝴蝶会。
火烧松明楼：
据传，蒙舍诏势力强大以后，用松枝盖成一座大楼，称松明楼。然后，皮逻阁强令五诏首领前来松明楼祭祖。除越析诏首领以路远不曾赴会外，其余四诏首领如期前往。届时，乘众首领酒酣之机，皮逻阁偷偷下楼，命人点火焚楼，四诏首领均被烧死。事前，邆赕诏首领之妻慈善夫人料定此是阴谋，劝夫拒绝赴会。其夫不听，夫人只好在其手臂戴上铁钏。大火熄后，三诏首领莫辨其骨，惟邆赕诏首领臂戴铁钏，被妻
1、苏峙鑫(1923-1991)，剑川金华南门忠义巷人，白族。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核科学优秀专家。国家核工业创建之初加入核科技刨业者行业的首批科技人员，是中国放射性同位素研究和生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62—1965年，苏峙鑫承担了核工业部下达的重要国防任务“503”项目。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并作为“原子弹突破即武器化”的部分内容，再度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65—1981年，苏峙鑫主持原子能放射化学研究室期间，作为研究室代理主任，投身于核技术和放射化学技术在环境、材料、土壤、地质、生物等领域的开拓性应用研究，为活化分析、正电子湮灭技术在80年代进入国际国内前列打下坚实基础。80年代初，苏峙鑫参加了质子直线加速器及其应用研究室的工作，负责利用该加速器开展缺中子医用短寿命同位素的研究和应用研究任务，建成高能所第一个较先进白l同位素制备和研究实验室，先后研制成功碳—1l、铊—201、镓—67等放射性药物制剂；其中，重要的心肌显像剂铊—201注射液的临床100例试验已基本完成，为国内医务界提供常规产品，填补国内供应空白走出第一步。
3、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号中溪，别号逸民，明代大理府太和县人，白族。李元阳自幼沉默寡言，但聪明过人，勤读诗书，尤好文史。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取云贵乡试第二名；嘉靖丙戌年（1526年），中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参加议论为嘉靖皇帝生父封号的所谓“大礼议”而被贬江西分宜县。后改授江苏江阴知县。任职期间，兴利除害，体恤民苦，并以廉洁著称，当地百姓曾为之立碑建祠，载其种种善举。晋京任户部主事后不久，改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官吏、整肃政纪。他刚正不阿，曾直言嘉靖皇帝：“陛下之始即位，以爵禄得君子，近年来以爵禄畜小人。”被同僚称为“真御史”。正是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被贬往荆州任知府。在荆州府任上，荆襄百里之间没有水井，他带头捐俸打了几十眼井，限期各县修复河堤池塘，使沿江州县不受水灾，当地人民遂以“李公井”、“李公堤”命名，以兹纪念。李元阳清正耿直，对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现实极为不满，又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嘉靖辛丑年（1541年），借奔父丧，弃官回乡，从此隐居大理40年未再出仕。他寄情于苍山洱水之间，省却了尔虞我诈的倾轧，再无宦海的羁绊，既与杨士云、杨慎、张含、李挚等文化名流诗文唱和，又勤于著述，其诗文集有《艳雪台诗》、《中溪漫稿》，理学著作有《心性图说》，并在晚年编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由于他在哲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
4、我党早期杰出的理论传播者张伯简（（1898—1926，大理剑川县金华镇桥头街人，白族） 5、清华园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施晃（1900--1933，云南浪穹（今洱源）人，字动生。白族）
6、东北抗日联军名将周保中。（1902-1964，大理湾桥村，白族家庭原名奚李元，字绍黄，白族，原名奚李元，号绍黄）
7、董泽 (1888——1972) 字雨苍，云龙宝丰人，白族。1908年，留学日本，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1915年，回国参加护国运动，后再赴美留学。1920年回国，筹建云南东陆大学（云南大学），任校长8年。1925年获“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称号。历任云南督军公署秘书、省教育、交通、财政等司司长、富滇银行总办。建国后，历任第一届省人大代表、省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
8、王希季，男，白族。1921年7月出生，云南大理人。1938年毕业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大理一中），1942年，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毕业，1948年赴美留学。在弗吉利亚理工学院获航空航天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任教。先后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所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主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作为中国早期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组织者之一，王希季创造性地把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技术方案并负责完成了方案阶段的研制工作，为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负责制定出立足国内技术和工业基础而又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制方案。在他主持下大量采用新技术并突破一系列技术关键，使卫星增大了功能，延长了寿命，卫星返回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当时世界仅有的掌握此项高技术的三大国家之一。参与中国载人航天的论证研究工作， 1999年9月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9、大理历史名人：赵藩（1851--1927）字樾村，一字介庵，别号猿（yuan、应该是虫子边的)仙。晚年自号“石禅老人”，剑川县金华山下向湖村人，白族一代宗师，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名人。赵藩的四大成就：
一、赵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白族著名的政治家，他在晚清历仕宦途，但在辛亥革命前后从封建营垒中杀出，同情革命并参加革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决反对袁世凯复僻、卖国的行径，还参加了护国起义，在我国民主革命中作出贡献。二、赵藩是中国近代文坛白族最杰出的诗人和联语家。其诗“不下万首”内容充实，富有反帝反封建精神，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其“功心”联等楹联名杨四海。三、赵藩是近代著名的书法家。其笔趣流畅，蔬落大方，笃（du)重朗达，自成一格。四、赵藩为保护地方文献作出贡献。其总篆的《云南从书》使许多濒于失传的的文献得以保存传世，是云南文化史上的巨大成就。2002年12月是赵藩“攻心”联问世100周年，在四川武侯祠的30多幅对联中，赵藩的“攻心”联是其中的精品：“能攻心，则反测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昆明大观楼一楼蓝底金字楷书长联有着作者和时任云贵总督芩英修复制作的记录，而书写者就是赵藩，二楼有着赵藩自己作的长联，大理古城东洱海之滨龙凤村临水亭、大理回教清真寺、昆明西山、筇竹诗、昙华寺等寺；大理鸡足山、剑川石宝山等地：保山、腾冲都留有他的手迹。赵藩去世后，他的剑川籍几个门生和亲友为他在向湖村旁的大道上树立了一块：“故里碑”其中“滇士之魁、清儒之殿”就是对赵潘一生的写照。
10、张丽珠，女，云南大理人，白族，1921年1月出生于上海。父亲张耀曾，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法律。他爱国进步，是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云南讨袁起义。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助手，他是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人。曾是两任司法总长，法权讨论会会长和国际海牙会议的中国代表。出生名门，家学渊源的张丽珠，为有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爱国进步的父亲而自豪。父亲是她的榜样，是对她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人。母亲赵玫，日本东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张丽珠是父母惟有的四个女孩中最小的一个。“效忠社会则贤女胜过不肖之子，继承血统则女与子又有何区别”。父亲达观开朗，不附世俗之见，激励她一生都有好强向上，坚韧不拔，报效国家，不让须眉的处世品格、“垦恳尽吾能，不暇问收获，辛辛尽吾时，不知有穷遏。”父亲的殷殷期望，谆谆教诲，引导她走上一条勤奋努力，永不满足，服务人民，无私无畏的人生旅途。194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M.D.）学位。并获当年最优秀毕业生奖（The Best Graduate of 1944）。毕业后，她选择了妇产科专业，现已近60年，从未有一日脱离过妇产科。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去美国进行博士后工作。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纽约大学医学院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和局部解剖学，以后又去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学习妇科病理和妇科手术，最后又在纽约医院及纽约肿瘤纪念医院Sloan Kettering肿瘤研究所做住院医师及肿瘤的早期诊断，发表了有关的“体液细胞学和早期癌瘤的诊断”论文。这在当时属世界先进水平。1951年受聘于英国伦敦玛丽.居里医院。到了英国，后还在海克内医院做妇产科总住院医师。1950年通过国家考试，获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文凭。工作之余，她还考察了西方社会化的医疗制度。正准备将妇产科研究进行下去，抗美援朝发生，使她下决心回归新中国。在英国当局的百般阻挠下，她向国内求援。一纸电报“欢迎你回国”，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1951年7月回国。路经香港，多少亲友劝她留港，她不为所动。在国内她父母双亡，已无牵挂，她时时想念的是她亲爱的祖国及将为之服务的祖国人民。回国后在母校上海圣约翰医学院妇产科工作。因爱人关系，1952年分配到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一附属医院。1958年参与第三附属医院创建，历任该院妇产科主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作为科主任，她凭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主持各种疑难病症的诊治和危重病人的抢救。她善于分析病情，抓的住重点，处理治疗大胆果断，许多难题在她手下都能迎刃而解。 张丽珠1955年起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她的研究生毕业后大多成为妇产科的骨干力量。她的讲课生动而有启发性，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查房，着力培养医师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她还鼓励他们向其他专家学习，广开思路，以促进学科的发展。她强调人民的好医生，除要有精湛的技术和学识外，必须要有高尚的医德。 她在文革期间，也饱受逆境之苦和不公平的对待。她曾两次长期下乡，接受再教育，自己挑水，消毒器械。她切除过几十斤重的大瘤子，修补过长年漏尿的膀胱阴道瘘，严重的子宫脱垂，坑头上处理难产。这些惊险过程对她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在逆境和严峻条件下检验她救死扶伤过硬思想和本领的一种机遇。 历年来张丽珠在中外一级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早期有“关于子宫收缩力”、“妊娠期和分娩期合并症”、“子宫颈癌的诊治及胎盘病理”等论文。近20—30年的研究，集中在生殖内分泌领域。1976年，她将放射免疫测定激素及组织内甾体激素受体测定技术引进到妇产科疾病及计划生育等研究之中。最早将黄体激素释放激素增强剂（GnRH-a）应用于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抑制排卵及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博士生研究工作“妊高症中前列腺环素，血栓素变化和胎儿-胎盘血循环的关系”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医学卷》（妇产科分册）、《妇产科经验教训101例》、《临床生殖内分泌与不育症》。参编了其他大型参考书多部。 1978年7月，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而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技术即在世界范围迅速展开。张丽珠认识到这项研究不仅为不育症者解除痛苦，是计划生育的组成部分，而且将对优生、生殖医学有关的基础医学理论和实践有所带动。1984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她下决心并以清醒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在北医三院开展了这一当时尚有争议的研究。1987年3月，被列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题为“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张丽珠为项目技术负责人，制定了全面规划，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终于在1988年3月10日培育成功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3月18日首例配子输卵管内移植婴儿（GIFT。礼物婴儿）。此项研究成果获1988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张丽珠为第一完成人。以后，又培育我国首例赠卵试管婴儿，于1992年6月12日诞生；我国首例冻融胚胎试管婴儿，于1995年2月6日诞生；首例代孕试管婴儿，与1996年9月22日诞生，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为此，她被国内外誉之为“神州试管婴儿之母”。同时的研究涉及人卵的来源，未成熟卵体外培养成熟，胚胎着床的子宫内膜改变等。)张丽珠1980年受联合国培训和研究所（UNITAR）邀请去挪威、奥斯罗参加“变化社会中创造性妇女”，并作为一名中国妇女代表参加在丹麦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妇女大会，在非政府组织论坛上介绍了我国妇女保健及计划生育工作。以后二年，多次外出访问，到过英、美、欧洲、北欧、北非等国家，受到妇女界的欢迎。1986年后多次出国进行学术访问。( X. p6 [) v& n# G
张丽珠曾被评为北京市和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市和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归侨先进工作者，获北京市劳动奖章，获1993年英国剑桥传记中心20世纪成就奖，是1994年美国传记中心世界5000名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