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
一、藏语的基本特征
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
二、各具特色的方言
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5.7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4.6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5.8%。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
写作思路：可以先详细的介绍一下藏文的起源，在介绍一下藏文的应用地区和文化，文章要有明确的中心思想，语句要通顺，连贯。
正文：
藏文指藏族使用的藏语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适用地区主要有：中国境内的藏族人，以及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境内的一部分人。
藏文属于音位文字类的元音附标文字， 关于藏文的起源有两种说法。有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派遣藏族语言学家吞弥·桑布扎到北印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引用梵文字母创制的。雍仲本教则认为藏文是从象雄文演变而来。
据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大臣吐弥桑布扎等16人赴天竺（印度）求学、拜师。返藏后，仿梵文“兰扎体”，结合藏文声韵，创制藏文正楷字体，又根据“乌尔都体”创制藏文草书。但这一传统观点已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
他们以为创造藏文的并不是被人们一再颂扬的吐弥桑布扎，而可能在吐蕃（松赞干布时代）之前就有古代文字，是用来记录原始宗教经典的。甚至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藏文是依据象雄文创制的”。
藏文字母能一一地转写梵文字母。认为藏文改造自梵文者认为这种改造关系就是“能一一转写”的原因；而认为藏文自起自象雄文者则认为这种能力是藏人为了能不有损地诵读佛咒而改添定制的。
不过，即便藏文字母能一一地转写梵文字母，藏、梵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藏文虽能毫不有损地复述出梵文的语音，却对其意思仍毫无办法，还是只能依靠翻译。另外，在汉藏语系诸语中、同时也在中国各族文字中，藏文的历史长度、文献丰富程度都仅次于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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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编写出版了《藏族文学概论》、《藏族文学史》、《藏族比较文学》、《藏族民间文学》、《藏族现代文学》、《藏族近代文学》、《藏族古代文学》、《藏语基础写作》、《藏族传统诗学理论》、《中学藏语文教材教法》、《西藏民俗文化史》、《西藏宗教学概论》、《因明七要诠释》、《藏语语法》、《藏汉语言学》、《藏文基础》、《梵文入门》、《藏口语》等符合现代编写体例的48部专业教材。同时还编写了西藏大学《公共藏文》共4册和留学生教材2部。即将出版的还有《藏汉翻译》、《藏语词汇学》、《藏族文学名著赏析》、《大学藏文》、《藏族古代文学作品选》、《藏族翻译史》、《藏族翻译概论》、《藏汉翻译赏析》、《藏汉翻译实践》、《因明学基础教程》等10余部。其中《比较文学》、《梵文入门》两部专业教材获自治区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人类奥秘大开放－藏传佛教密宗》，206千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北京。2、《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210千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拉萨。3、《西藏宗教》，100千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北京。4、《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260千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北京。5、《雪域的宗教》上下册，570千字，插图555幅，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北京。6、《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294千字，江苏教育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南京。其中《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2003年获“世界宗教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2004年荣获“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1996年获“西藏社会科学院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专著类一等奖；《西藏宗教》（汉文版）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藏文等多种文字，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在世界各地发行。 1、《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239千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北京。2、《中国佛教基础知识》230千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北京。3、《佛教与历史文化》580千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北京。4、《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云南藏区案例研究》213千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北京。5、《雍和宫－藏传佛教著名古寺》468千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北京。6、《市场化与基层公共服务—西藏案例研究》280千字，民族出版社，2005年，北京。 1、《评述“勋努达美”一书》6千字，载《西藏文艺》1985年第2期，拉萨；2、《聂赤赞普及其当时的宗教》7千字，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北京；3、《浅谈藏族古代作品的特点》5千字，载《知识火花》第54期，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4、《古代西域佛教与吐蕃佛教之间的关系》10千字，载《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北京；5、《论七赤赞普时期的宗教》8千字，载《西藏研究》1994年第1期，拉萨；6、《论藏族人崇拜格萨尔王之现象》10千字，《西藏研究》1996年第2期，拉萨；7、《宁玛派居士研究》7千字，第八届国际藏学会（1998年）发表会议论文，印第安纳；8、《宁玛派八大仪轨研究》8千字，第九届国际藏学会（2000年）发表会议论文，莱顿；9、《拉日色布寺居士传承研究》8千字，第十一届国际藏学会（2006年）发表会议论文，波恩。 1、《联姻在吐蕃王朝中的政治作用》8千字，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3期，拉萨；2、《青海果洛宗教考察》12千字，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北京；3、《吐蕃佛教与西域》10千字，载《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拉萨；4、《藏族人对绝对者喇嘛的信仰》6千字，载《佛教文化》1993年第3期，北京；5、《藏族天葬起源窥测》10千字，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北京；6、《藏文文献中所见西域佛教之比较研究》13千字，载《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总第24期），兰州；7、《闪耀在世界屋脊的佛光－－记果洛石刻藏文大藏经》4千字，载《佛教文化》1994年第4期，北京；8、《浅析西藏宗教艺术的奥妙》9千字，载《西藏民族艺术研究》1994年第4期，拉萨；9、《峨嵋山与藏传佛教》6千字，载《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西宁；10、《藏传佛教密宗与北京雍和宫》6千字，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西宁；11、《浅谈藏族宗教文化的历史进程》8千字，载《西藏研究》1995年第2期，拉萨；12、《藏族人对佛教三宝的信仰》4千字，载《西藏民俗》1995年第4期，拉萨；13、《万物有灵论与藏族人对森林树木的保护》5千字，载《西藏研究》1996年第2期，拉萨；14、《果洛石经产生的历史背景》12千字，《西藏研究》1996年第3期，拉萨；15、《藏式佛塔考述》11千字，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北京；16、《普渡众生论与藏族对野生动物的爱惜》4千字，载《西藏民俗》1996年第4期，拉萨；17、《果洛石经的分布及其规模》12千字，载《西藏研究》1997年第1期，拉萨；18、《果洛石经的创建过程》7千字，载《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拉萨；19、《浅谈宗教观念与资源开发》4千字，载《世纪之交的思索－－当代中国领导干部文集》（第二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成都；20、《天葬思想探微》4千字，载《西藏民俗》1997年第1期，拉萨；21、《藏传佛教名胜古迹》6千字，载《西藏旅游》1997年第2期，拉萨；22、《藏传密宗在当今世界》3千字，载《西藏旅游》1997年第2期，拉萨；23、《藏传密宗礼仪中的大礼拜》4千字，载《西藏民俗》1998年第2期，拉萨；24、《浅谈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7千字，《西藏研究》1998年第3期，拉萨；25、《青海藏族地区的藏历新年》3千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1999年（春节专版）2月14日，北京；26、《藏传佛教称谓漫谈》之一（宗派称谓）3千字，载《法音》1999年第4期，北京；27、《藏传佛教称谓漫谈》之二（僧职称谓）5千字，载《法音》1999年第5期，北京；28、《藏传佛教称谓漫谈》之三（活佛称谓）4千字，载《法音》1999年第6期，北京；29、《佛教最初传入吐蕃之探讨》13千字，载（台湾）《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中华佛学研究所，1999年7月出版，台湾；30、《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回顾与展望》汉文，8千字，载《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北京；31、《宁玛派的教法传承及其特色》17千字，载《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版，北京。32、《宗教世俗化与藏传佛教》6千字，载《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西宁；33、《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15千字，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4期，北京；34、《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2.6千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8月14日（学术版），北京；35、《吐蕃名僧毗茹札那考述》9千字，载《西藏研究》2003年第4期，北京；36、《藏学：一门21世纪的显学》2千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3月2日（学术版），北京；37、《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历史及其特质》10千字，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北京。38、《果洛石经文化》5千字，载《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3期，北京；39、《论迪庆藏区的神山崇拜与生态环境》9千字，载《中国藏学》2005年第4期，北京；40、《关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几点思考》7千字，载《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5月，北京；41、《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间信仰习俗：对一个藏族村落民间信仰的考察》7千字，载《安多研究》第二辑，民族出版社，2006年5月，北京。 1、《青海果洛石刻藏文大藏经》（汉译朝鲜文）4千字，载韩国《佛教新闻》1994年5月18日第7版，汉城（首尔）；2、《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汉译英文）15千字，载《中国藏学》（英文版）2004年第1期，北京；3、《论迪庆藏区的神山崇拜与生态环境》（汉译英文）9千字，载《中国藏学》（英文版）2006年第1期，北京；4、《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历史及其特质》（汉译藏文）10千字，载《攀登》（藏文版）2006年第1期，西宁。 1、《关于西藏的若干问题》（3千字），调研报告，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课题。2、《十七世噶玛巴出走对海内外所影响及几点思考》（5千字），调研报告（合作），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专报》第42期，2000年3月16日。3、《对外宣传部门如何发挥藏学机构和藏学家的作用》（6千字），2000年6月中央外宣办召开的“藏学研究与对外宣传工作”会议论文。4、《藏传佛教与西部大开发》（20千字），载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内部参考资料集》，200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