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教化、抗拒被化，迎接自化的新时代
与其说中国文化是儒释道互补，不如说中国文化是儒法道互补。
儒家推崇教化，道家推崇自化，法家呢？虽然没有明确地说什么“化”，但我们按照名实相符的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它一个“推崇被化”的名分。
所谓教化，就是通过宣传教育、强制灌输、表彰先进、营造氛围（包括屏蔽过滤）等软性手段，形成某种社会秩序。
所谓被化，就是通过暴力惩治、权势威慑、阴谋诡计、法律制度等硬性手段，形成某种社会秩序。
所谓自化，就是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选择、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反馈、自我约束、自我控制，形成某种社会秩序。
不管是教化、还是被化，或是自化，都有化混乱为秩序的含义，都是面对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局面，力图重建社会秩序的产物。
显然，无论是教化的软性手段还是被化的硬性手段，都是强势一方针对弱势一方的，所形成的社会秩序，也是由强势一方单方面主导的人为秩序。而道家的自化，由于是自我的安排，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主导和垄断，所以形成的社会秩序是非人为的自然秩序。
通过被化的手段，可以快速地形成某种社会秩序，而且这种社会秩序具有定向和理想化的特征，但这种社会秩序，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都因为是强加在民众身上的，违背了人的自然天性，所以会受到民众的不断反抗和抵制，同时强势一方也会由于利益冲突开始内耗，结果其运行效率会不断下降，即使有教化和宣传作为粉饰，最后也免不了崩溃和瓦解，造成治乱的不断循环。
通过自化的手段，虽然不能迅速形成社会秩序，而且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具有易变、非定向的特征，往往与人们的理想（主要是与知识分子的理想）相反，但这种社会秩序因为是在民众共同的努力下自然形成的，是社会各阶层天性和利益长期磨合的结果，如同遗传基因一样，具有广泛、长期、顽强的适应性。所以更加稳定、也更符合人类社会的自然天性。
从历史上看，因为结果和目的相似，教化和被化这两种手段很快结成天然的亲家，形成“内法外儒”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迎合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政治传统，成为了我国专制统治者最为青睐的治国方式。
道家的自化虽然不受专制统治者的青睐，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和自身能力的局限性，我国的专制统治者不得不默认它的存在。对化外之民，听其自然，无为而治；对化内之民，虽然严加控制，但对宗教社团、家族社会、地方团体、商业行会，也本着“有利于教化”（其实是这些民间团体的自化）的思想，或者清净自定、无为而治，或者对其进行扶持和诱导，以便为我所用。于是，在“内法外儒”之外，还形成了“道家为补”的管理方式。
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组织手段的现代化，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教化和被化结合得更为牢固，其运用也更为纯熟。而道家的自化，则被斥为“消极无为”，成为了权势精英和知识精英竞相抛弃的对象。
可喜的是，今天，人们终于认识到了道家自化的重要性，民众不但厌弃了居高临下的宣传和教化，而且开始抗拒充满暴力压制和阴谋欺诈的被化。不管是“被自杀”、“被自愿”、“被代表”、“被捐款”，还是“被就业”、“被增长”、“被小康” ，都成为了民众申讨的对象。有人还这样问道：“被”时代来临，我们该如何应对？
我们的回答是：“被”时代早就存在，只不过在这个民权逐渐高涨的时代里，它的存在才如此荒谬、才如此扎眼、才如此被人憎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唯有抛弃教化、抗拒被化，迎接自化的新时代，才能赢得自己的自由、幸福和尊严。
儒佛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㈠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影响。它强化了农业社会所必需的身心内外和谐的价值取向，维系着人与人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儒家文化对于自然与人的和谐要领很少论及，而到家文化则将崇尚“自然”视为第一要义，这就恰好不久了儒家文化在这方面的缺略。同时，道家也从儒家那里得到了人际和谐方面的理论成就。这两种具有不同价值目标的观念在佛教文化的斡旋下，为中国中世纪宗法经济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面。 ㈡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三教的归一，不仅使得封建意识形态完全实现了政治、哲学、伦理的三位一体化，而且甚至呈现出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的四维交织格局。可以这么说，三教合流格局的确立，使得中国封建集权专制空前强化，即政治呈现出独裁化、暴虐化的倾向。并且，以政治作为社会本位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三教合流的对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也有重要的作用。 ㈢三教合流对华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儒学，上承先秦，中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旁及南北朝、隋唐佛、道二教，下启宋明三教归一割据，是中国文化发展重要时期的主题思想，中华文明垂数千年而不断，历诸更迭而不衰，始终保持自己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发展，这显然与儒学有极大的关系。在艺术，绘画等等诸多方面，三教合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7]244-250 儒、佛、道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融合的过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了解，以更好地分析其间的关系，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
玄学的开创人之一，汉魏的王弼认为，喜怒哀乐等是人人都具有的自然本性，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例外。他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人的道德行为都是人的真实感情和自然流露，如对父母的“自然亲爱为孝”（《论语释疑》）。所以说，社会的一切名教规范都应当是体现人的自然本性的，也只有以人的自然本性为根本，才能更好地发挥名教的社会作用。他激烈批评那种离开人的自然本性，而去一味追逐表面道德名声的社会腐败风气。他认为，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是根本违反道德名教的本意的，也是造成社会风气虚伪，名教制度弊端丛生的根本原因。对此，他作了明确的理论说明。如说：“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具体来说，“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反之，如果“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而具体来说，“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尚焉，义则竞焉，礼则争焉。”（《老子》三十八章注）所以，王弼希望通过“以无（自然）为本”，“举本统末”的理论，在自然的统摄下发挥名教的正常作用。
佛教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当其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把它看成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相类似的学说。如袁宏在《后汉纪》中介绍说：“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卷十）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其间，姚秦时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经，以译文传意达旨，译笔优美通畅，而广为传颂，影响至今尤存。它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接着，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