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式小说是西欧文学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充满着神秘与恐怖，给人以独特的心灵震撼和审美感受。它盛极一时，许多作家都受到过它的影响，直到今天，哥特式手法都以其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而得到作家们的青睐。哥特式小说源远流长，本文试从其起源、发展、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来揭示：在西方文学中一直有这样一股“哥特传统”的暗流，它时隐时现，与“两希”源头并存，可谓
西欧文学与文化的第三条源流。
关键词 ：哥特式，神秘，恐怖，第三源头
近 20 年研究综述
一. 哥特式小说的特征和文学史地位
布兰丹 ·亨尼塞在 《哥特式小说》一书中总结了哥特式小说的特征： “哥特式”
这个术语有三种主要含义：野蛮，好像中世纪的哥特部落；中世纪，和与之相联的城堡、带甲武士和骑士精神；超自然，和随之而来的恐怖、未知与神秘。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中说：哥特式小说拒绝平淡，偏好峭壁和悬崖、折磨与恐怖、巫术、恋尸癖以及心神不定。它沉浸于鬼魅出没、突然死亡、地牢、妖术、幻觉和预言之中。这一批评式术语涵盖了大量的反常性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自然力和超自然力的聚合与冲突。这类小说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进入繁荣期，它的影响的余波，它的耸人听闻的手法的重要方面，从勃朗特到狄更斯时期直至当代的英语文学，可以连续的被感受到。
美国评论家赖特认为：要了解近两百年来的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哥特式小说的知识。
肖明翰、刘新明等人也认为：哥特小说自 18 世纪中期从英国诞生以来，一直拥有广泛的读者，不仅在英国确定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影响到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文学创作。它吸引了各时期、各流派的作家，将哥特小说的手法大量运用于创作以安排情节，深化主题，增强作品的效果，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二百多年来，在英美不仅通俗作家热衷于哥特作品的创作，而且许多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如英国的司各脱、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康拉德、福斯特、戈尔丁和美国的布朗、华盛顿·尔文、爱伦·坡、霍桑、马克·吐温、詹姆斯、福克纳、奥康纳、莫里森等人都要么直接创作过脍炙人口的哥特故事，要么把哥特小说的手法大量运用于创作之中，使哥特小说从通俗小说这一文学领域的“边缘地位”得以进入文学的中心和文学发展的主流，从而在英美文学中逐渐形成了十分突出的哥特传统。
二、解读“哥特”一词
人类学意义上：哥特是所谓的蛮族之一。古代欧洲的一个民族。他们住在日尔曼部落的最东部，占据南多瑙河盆地和黑海沿岸的土地，被第聂伯河划分成东哥特和西哥特，两个独立的部落。西哥特人善于移动，攻下罗马，最终被同化到已在西班牙建立起的罗马文化中， 8 世纪时被摩尔人征服，同伊比利亚的拉丁成分混为一体。东哥特人穿过巴尔干到意大利，公元 493 年占领了意大利，公元 555 被吸收到拜占庭帝国中 。
艺术风格上：出现于十二世纪晚期，主要体现在建筑与绘画上，起源于法国的巴黎附近。从来源上看，哥特式美术和建筑借鉴了罗马技术，但是把它们置于与前辈完全对立的一种革新的美学观点。哥特式风格在建筑上主要是运用了飞檐扶壁，这样可以使墙体的负担大为减轻，使在墙面上开出大幅的玻璃花窗成为可能，同时使建筑的整体具有强烈的向上的特征。这样，从视觉角度来看，建筑——主要是教堂——具有高耸入云的外观，而其内部空间则在大幅的彩色玻璃花窗透射出的迷离光线和更高的中庭的双重作用下给人强烈的升腾感，同时又优雅纤细。 主要用于建造教堂和城堡。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和英国的圣·保罗大教堂堪称代表性建筑。这种建筑的特点是高耸的尖顶，厚重的石壁，狭窄的窗户，染色的玻璃，幽暗的内部，阴森的地道甚至还有地下藏尸所等。在那些崇尚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文艺复兴思想家眼里，这种建筑代表着落后、野蛮和黑暗，正好是那取代了古罗马辉煌文明的所谓“黑暗时代“（ the Dark Ages ）的绝妙象征；因此，用那个毁灭了古罗马的“野蛮”、“凶狠”、“嗜杀成性”的部落的名字来指称这种建筑风格自然就再适合不过了。这样，在文艺复兴思想家们的影响下，哥特一词逐渐被赋予了野蛮、恐怖、落后、神秘、黑暗时代、中世纪等多种含义。
哥特式作为恐怖、黑暗的代名词则成为小说这种叙事艺术中的一种风格。恐怖的、黑暗的、怪诞的、野蛮的，就像“拜占庭式”意指了不必要的繁复那样，哥特式（ Gothic ）成为了一个形容词。 到了 18 世纪后期，哥特一词又成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的名称。这种小说通常以古堡、废墟或者荒野为背景，故事往往发生在过去，特别是中世纪；故事情节恐怖刺激，充斥着凶杀、暴力、复仇、强奸、乱伦，甚至常有鬼怪精灵或其它超自然现象出现；小说气氛阴森、神秘、恐怖，充满悬念。
三. 哥特式小说和运用了哥特式手法的代表作家作品
1764 年，《奥特朗托堡》诞生，作者是英国的荷拉斯 · 沃尔浦尔，这是哥特式小说的开山之作。
其他的代表作有：
英国理查生的《克莱丽生》
英国 克拉拉·利弗的《年老的英国伯爵》
英国安娜 · 拉德克利弗的《乌多尔弗之谜》、《意大利人》
英国威廉 · 贝克福德的《瓦塞克》
英国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 （ The Monk ， 1796 ）
爱尔兰马图林的《漫游者梅尔莫斯》
英国詹姆士 · 郝格的《一个已开释的罪者的自传和忏悔》
英国司各特的《玛米思》
英国玛丽 · 雪莱的《弗兰肯斯坦》
德国霍夫曼的大部分作品
英国 B ·斯托克的吸血鬼小说
美国爱伦坡的大部分作品
运用了大量哥特式手法的作品：
英国狄更斯的《荒凉山庄》，《远大前程》
英国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
英国哈代
英国罗特特·布朗宁
法梅里美的《维纳斯雕像》、《熊人洛奇》
美国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去吧，摩西》、《我的弥留之际》、《圣殿》、《押沙龙！押沙龙！》、《坟墓的闯入者》、《纪念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
美国霍桑的《红字》
美国费兰纳里·奥康纳的《妇人难寻》
美国特鲁曼·卡波特的《别的声音，别的屋子》
美国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金眼睛中的映像》
美国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吸血鬼访谈录》
英国班布里奇的《裁缝》、《到瓶子工厂游玩》
英国 达夫妮 · 杜穆里埃的《蝴蝶梦》
美国斯蒂文金
四. 哥特式小说的心理和美学基础
哥特式小说的心理基础是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在阅读哥特故事时，我们既感到强烈的恐惧，同时又确信自己的安全，我们既能在幻觉中置身险境，但又从心底知道危险不会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这时，我们就能感到一种强烈的愉悦。
哥特式小说的美学基础是和恐惧相关的壮美。 18 世纪时，英国美学家伯克（ Edmund Burke ）在讨论壮美时，就已经谈到人类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并且把壮美同恐惧联系起来。他把美分为秀美（ the beautiful ）和壮美（ the sublime ）。一般来说，秀美的事物小巧、精致、和谐，并且为人们所熟悉，它们在观赏者心中所引起的是甜蜜、温馨、热爱、安全的愉悦和激动。与之相对，当面对峻峭高山、滚滚大河、亘古荒原、莽莽林海、古老废墟或者雷鸣电闪时，我们似乎体验到一种神秘的超验力量，心中不由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场面，我们会发现，它们全都是有关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的冲突。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种冲突归根结底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永恒冲突。而这种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的冲突是哥特小说最突出、最普遍、最持久的主题，它贯穿了哥特小说发展的整个历史。
五、哥特式小说的源头和它出现的原因
肖明翰认为：虽然哥特小说与哥特人毫无关系，但日尔曼民族（即条顿民族）中所流传的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以及以这些传说为素材的中世纪浪漫故事，是哥特小说的一个重要源泉。哥特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这时期的英国戏剧深受古罗马剧作家塞内加的影响，充满复仇、阴谋、暴力和凶杀，甚至还有鬼魂出没，因此情节惊险刺激。特别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悲剧，对哥特小说的出现与发展更是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 雾中寻你 2007-4-28 16:4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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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从哥特式小说看西欧文学中的哥特传统 (某学生毕业论文)
《圣经》和基督教传说也是哥特小说的重要源泉。《圣经》里面有许多极为恐怖的场面，而基督教传说也一直在极力渲染地狱的恐怖。这方面最突出的当数《启示录》，里面描写了天使同撒旦的战争，地上的屠杀、瘟疫、灾难和饥荒，以及其它大量关于末日审判的神秘而可怕的征兆。《启示录》因其生动的语言、奇异的想象、丰富的象征、鲜明的意象和震撼人心的气势，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对西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密尔顿的《失落园》到今天的许多恐怖电影都直接取材于《启示录》或者受到它的启示。哥特小说中的许多典型人物类型，比如魔鬼、恶棍英雄、“流浪的犹太人”等，都能在《圣经》中找到他们的原型（撒旦、该隐等）；而兄弟相残、夺人之妻、仇杀、强奸、乱伦、同性恋等等哥特小说中的通常主题，都无不在《圣经》中反复出现。至于哥特小说里最突出、最普遍、最持久的主题：善与恶之间永恒的冲突，那就更是一部《圣经》从头到尾的主线。
哥特小说之所以产生和繁荣于 18 世纪，最重要的是浪漫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挑战。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文主义得到空前发展，宗教改革运动与人文主义结盟终得以摧毁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天下，然而人文主义的大发展却反过来沉重打击了教会势力，并且使以上帝为中心的传统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处于解体之中。到了 18 世纪，欧洲进入理性时代，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热情讴歌、极力弘扬人的理性，却忽视并压抑情感、想象、直觉，否认神秘和超自然现象。席卷欧美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对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逆反。哥特小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特殊流派，被评论家们称为“黑色浪漫主义”（ dark romanticism ）。它的所谓“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情节上，它浓墨重彩地渲染暴力与恐怖；在主题思想上，它不是像一般浪漫主义那样侧重于正面表达其理想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观念，而主要是通过揭示社会、政治、教会和道德上的邪恶，揭示人性中的阴暗面来进行深入的探索，特别是道德上的探索。
肖明翰 教授还提出了一个新观点，那就是，哥特小说在英美和德国这样一些国家最繁荣、成就最高，而这些国家正是最主要的新教国家，其中英美更是长期为清教主义所统治。清教主义是基督教里的原教旨主义，它是新教的一个比较极端的重要流派。清教徒信奉加尔文主义，把《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看成上帝的话。
尽管在哥特小说兴起之时，对天主教徒和各种男女“巫”的残酷迫害已经成为过去，但其影响仍然十分明显。早期的许多哥特小说，比如前面提到的《奥特朗托城堡》、《乌多芙堡之谜》、《意大利人》、《修道士》以及爱伦·坡的名作《陷阱与钟摆》等等，都是以意大利、西班牙或者法国南部这样的天主教国度为背景，而且大都是在暴露天主教及其教士的邪恶。同样，“清巫”事件也被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这在美国文学中特别突出，比如 1692 年在塞勒姆发生的大规模残酷迫害所谓女巫的事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刺激着文学家们的艺术想象力，从约翰·尼尔、霍桑到现代剧作家亚瑟·米勒、当代作家斯蒂芬·金等许多文学家都以塞勒姆事件为素材创作出了气氛恐怖、寓意深刻的作品。
六、哥特式小说的发展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成了文学的主流，哥特小说也进入最繁荣的时期，几乎所有主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都创作了哥特故事或者使用了哥特手法并且推动了哥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所有浪漫主义者都是现实的叛逆者，但主流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在于理想化，而哥特小说却意不在此。尽管哥特小说中也有一些理想化人物，而且也在间接表达理想的价值观念，但其重点从来就是暴露罪恶与黑暗。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在文学中成为主导，但现实主义作家们并没有拒绝使用哥特手法。在这些作家笔下，哥特故事的背景从遥远的过去和古老的城堡搬到了现实中的工业化大都市。在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小说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社会化和现实化。
作者： 雾中寻你 2007-4-28 16:4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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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从哥特式小说看西欧文学中的哥特传统 (某学生毕业论文)
虽然哥特小说在英国产生和繁荣，但 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哥特小说发展的中心移到了美国。哥特小说能在美国迅速繁荣、持续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根源。来到美洲的早期移民经历了饥饿、寒冷、瘟疫和死亡，一部美国史可以说就是他们在一个陌生而危险的环境中不断探险、冲突和征服的历史；而且美国小说兴起之时正好是哥特小说在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最繁荣的时候；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美国历史上和美国文化中极为突出的清教主义传统。
美国第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查尔斯· B ·布朗在 18 世纪末推出的几部作品都是阴森恐怖并且充满血腥的小说，而第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欧文在司各脱和德国作家的影响下创作出了《睡谷》等哥特故事。美国小说一开始就具有哥特色彩。
七、哥特小说不会消亡
人们对于这些罪恶往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甚至以恶为善，这在当今世界更是如此。所以，当人们问奥康纳，她为什么在作品中那样大量使用哥特手法时，她回答说：“对于那些听觉不灵的人，你得大声叫喊；而对于那些快失明者，你只能把图画得大大的。”也就是说，只有借助于哥特小说所特有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才能使人们认识到那些罪恶和危险。因此，只要有使人堕落或者践踏人性的罪恶存在，哥特小说就会继续发展。
随着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深入化、多样化，人们纷纷从意象、意境、创作手法、创作心理等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艺术进行综合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酒意象的广泛、深入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成果。以此同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却很少有人论及，这不能不说是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特别是意象研究）中的缺陷，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细致、广泛地加以研究，并试图通过一定的科学手段和理论成果来填补其中的空白。
《论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的文献综述
指导教师： 孟修祥教授 （长江大学文学院）
学 生： 王强斐 （长江大学文学院）
“水”作为一种包容性极大的自然意象在李白的诗歌中频繁出现。据统计，在李白一千余首诗歌中，共出现“水”字四百七十六个，平均每两首多诗就出现一个，其中并不包括与“水”相关的江，河、湖、海等。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对李白诗中宏伟自然意象进行过统计，其中写到江（江水）六十次，河（黄河）四十一次、波（波涛、波澜等）七十四次，海（沧海、沧溟）六十四次……（《李白的宇宙境界》，载《中国李白研究》.一九九0年集•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这些精确的数据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对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的研究。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深入化、多样化，人们纷纷从意象、意境、创作手法、创作心理等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艺术进行综合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酒意象的广泛、深入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成果。以此同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却很少有人论及，这不能不说是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特别是意象研究）中的缺陷，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细致、广泛地加以研究，并试图通过一定的科学手段和理论成果来填补其中的空白。
我们知道，李白诗中的“水”（这里所说的“水”含概所有一切与水相关的自然物质，包括上述所说的江河湖海以及泉溪泽泊等等）意象具有非常丰厚的蕴意。诗人笔下的“水”千姿百态，它们不仅出现的次数多，而且涉及的范围广，与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水”意象和其他诗人笔下的“水”意象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而且与诗人的生命精神息息相关。因此，笔者拟以李白诗中的“水”意象为考察对象，探考它们所涉及的内容、特点和蕴涵，并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水”意象比较，进行合理的归纳、梳理，探讨与“水”意象相关的诗人的生命精神和“水”意象的建构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等等。
李泽厚先生在其论著《美的历程》一书中这样高度评价李白的诗歌：“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都如此。”对于如此“顶峰”之上的李白的诗歌，更值得我们去深入、广泛地进行研究。对李白其人其诗的研究，从上世纪到本世纪初一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热度。李白研究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热点，备受人们的关注。李白是属于中国的，李白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他和英国的莎士比亚一样，引领着不同角度的文坛。李白不仅给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不朽诗篇，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他那傲岸的气骨，开豁的胸襟和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使我们深受鼓舞，积极奋进地去改造自然、创建美好家园。可以说，研究李白诗歌艺术，就是研究李白其人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而李白诗中的“水”意象探究，实际上就是对诗人一生的生命精神的解剖和袒露；客观地挖掘、审视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内在意蕴，对于研究李白和重现盛唐时代面貌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历史价值。这是因为，中国的诗学是一种生命的诗学，“意象正是生命感觉和文化的一个载体，”（杨义）；所以，“我们对意象的分析也就是对当时的文化环境的分析。”（杨义）这同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环境意义上的解释和分析，而且还具有“关于精神关注点及其凝聚浩散过程的文化分析”的重要意义（杨义）。因为，诗歌的情感抒发和意象表达，往往委婉地潜伏在意象经营和文化展示的皱折之间，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合理的、客观的把握“水”意象建构对李白诗风的影响和透过这个意象来审视李白的人生感悟、生命精神以及更深意识的思想和思维，再现“盛唐之音”的瑰丽画卷。这就需要我们细致、深入和新颖地运用各种学术理论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铲子”和“钥匙”，研究、挖掘出属于诗人自身的诗歌奥妙，打开诗人的生命精神的密码，客观地审视和评价其人其诗。对此，杨义先生有一段精彩的阐释：“我们对古代诗人审美意象的发生，发展和变迁过程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古代中国诗人精神现象史的分析，意象分析实际上和文化是有联系的。”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意义所在。
文学作品和诗歌既然是一种生命的投影，势必打上作者的生活烙印和生命痕迹。因此，只有通过认真地剖析李白的诗歌，特别是诗歌中的“水”意象，我们才能更加真实清楚地找到他所留下的生活痕迹和生命投影，以及一些至今还未解开的谜团的“密码”；在这些十分重要的生命历程的烙印里，蕴含着十分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
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以其简洁精练的语言、丰富多义的意蕴让人们难以解读。对李白诗歌艺术中的意象研究至今还不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其可以借鉴的研究的理论成果亦十分有限，这难免给我们的研究者带来很大程度上的困难。笔者对此专门作了一个统计：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李白诗歌意象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房日晰的《论李白诗歌意象的跳跃性》（《唐代文学论丛》总第三辑，1983年版）、姬默的《李白与月亮》（《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卢燕平的《“飞”意象与李白诗的飘逸美》（《天府新论》1993年第3期）、李浩的《李白诗歌中的鸟类意象》（《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张天健的《论李白诗歌月亮的意象》（《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版）、褚兢的《论李白诗歌中“水”的意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贺超的《试论李白诗歌中明月的意象建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傅绍良的《论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和哲人风范》（《陕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陈吕洪的《月光下的李白——李白诗中的月意象简析》（《大理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姚星的《略论李白山水诗的意象特征》（《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张春义的《简论李白诗歌的心态意象化与意象心态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9月第5期）等；二.本世纪初到至今关于李白诗歌意象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张炳蔚的《论李白诗中的太阳意象》（《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2月第1期）、张保宁的《试论李白诗歌中的人格意象》（《荆州师范学院》、2002年第1期）、杨洁梅的《浅析李白诗水意象的审美境界》（《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9月第16卷第3期）、孙太玉的《略论李白诗中的黄河意象》（《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3卷第4期）、陈娟的《李白诗文中的大鹏意象》（《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32期）等。以上这些论文的统计是通过对资料进行人工检索和中国期刊网搜索所得的，相信还有遗漏之处。通过上述论文的检索、统计，我们不难发现，关于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这里面似乎除了姚星、褚兢、杨洁梅、孙太玉等人的4篇论文外，关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文章微乎其微，更不必说有关于李白诗歌水意象研究之类的专著了。如果在将以上4篇相关的论文进行分类和细斟，那么符合本题的论文只有褚兢的《论李白诗歌中“水”意象》和杨洁梅的《浅析李白诗中水意象的审美境界》这2篇文章了。因为这2篇论文都是从水作为包容性的自然意象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探讨的，而姚星和孙太玉二人则分别从山水意象和黄河意象的方面来探究诗人李白的生命精神，以及山水意象、黄河意象的建构对李诗诗风的影响的。
下面主要就上述四位作者的论文作简要的综述：一.孙太玉认为李白诗中出现的黄河意象有五种情况：1.李白亲自泛游黄河的感受。2.诗人站在岸边远眺黄河；3.诗人登上泰山、华山之巅远眺黄河；4. 叙述平生经历，关涉黄河；5.以黄河做比喻，抒发诗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作者认为，这些黄河意象反映出诗人李白赞美黄河和以黄河自喻，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文章认为，李诗中有关大量的黄河意象描述是来自于黄河这一博大壮美的意象适应于诗人的审美追求，与诗人的个性、人格和感悟符合；李白诗歌中的黄河意象造成了李诗壮浪纵恣、豪放刚健的诗风。二.姚星在其文中指出，李白的山水诗，往往具有独特的意象。他认为，李诗不仅从意象的选择上典型、明确，而且在意象的组合方式等方面上独具匠心，以完整的形式、具有独立的生命区别于其它诗歌样式，呈现出明显的特征。三. 褚兢文认为，李白诗歌中关于“水”的意象，除了以创作意象的形态直接出现外，还以象征或隐喻的方式写水。文章指出，李白诗中显现出水美学意象的那部分内容可分成三个不尽相同却有相互关联的意义的义，即：1.时间意识；2.忧郁情结；3.生命观照。作者强调，以上这三类意义在不同场合下出现，寄寓了诗人不同的情感，但其后二层意义却无疑是由第三层意义衍化和派生出来的。在李白的诗里，水的意象的三层不同内涵，具有紧密的关联和递进关系；由水而派生出来的时间意识（如“人生苦短”、“时不待我”等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和珍惜。）转化为内心忧郁情结，最后有潜意识压入心灵深处作为文化基因遗传下来，成为一种审美观照，最终又化为一种文学意象而重新表现出来。作者从“水”意象的意蕴出发探源，结合心理分析的理论提炼出自己的观点，新颖生动、言之有理。四.杨洁梅文认为，李白在诗歌中大量使用水的意象，不仅对其作了形态万端的精彩描绘，同时还在对它们的审美中注入了自我生命感受的诗情体验，使其具有极富个性的丰厚审美底蕴。文章指出，水在李白诗歌中是具有很强的整合力的意象、与月、山等组合成复合意象群，构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审美系统。作者还将李白诗中的水意象进行分类：1.流水意象；2.清水意象；3.达到“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水”意象。文章还认为，通过对上述的流水意象、清水意象的分析，可探究出李白诗中水意象中“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在文中，作者指出，李白诗中的流水意象体现了伤逝情结和对抗力量，反映出诗人典型的个性和审美倾向，最具有代表性和引人注目；文章还指出，清水意象不仅表现了水之明净的性状，而且还体现了诗人的精神性质；清水意象正是诗人融通自然的那种富于生命色彩的、质朴的气质禀赋的映现。最后，文章结论出李白诗中的“水”意象建构而成的清莹明净的水之审美世界，乃是诗人投身自然、超越现世功利和人生愁苦的精神品格，体现其卓然而立、至真至纯的人格美——此乃“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美之境。作者最后还指出，正是由于李白诗中的那些汹涌澎湃、惊心动魄的流水意象和清莹明净的清水意象，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构成了李诗诗风的特色。
以上所列均为四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它们有的着力于阐释李诗中“水”意象的结构或建构，如水意象的选择和组合方式等，有的侧重于探讨水意象的内在意蕴和内涵之间的关系，也有的针对水意象的分门别类上的分析，挖掘不同种类的水意象所体现的抒情个性的生命精神，重在分析水意象的建构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等等。在这见智见仁的探讨中，在这宏观把握和微观细梳中，难免会有所偏颇，留下一些遗漏和不足，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弥补阙口，止于至善。
针对这种解读和评析，孟修祥先生是这样阐述的：“迄今为止，我们对李白诗所作的一切说明、描述和阐释，都是在诗的存在论意义上进行的，我们所作的这一切阐释的有效性的后面，都带着某种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是因为，解读李白及其作品“在一个内在的系统中作整体性的理解”是有“困难性”和“复杂性”的。（孟修祥.《谪仙诗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这里所说的“李白诗所作的一切说明、描述和阐释”就包括了所有一切关于李白诗歌艺术的研究，而所谓的李白诗中的“水”意象研究也含在其中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读上的局限性呢？它和研究李白诗歌艺术中“水”意象的剖析有何内在的关联？在此，除了孟先生所说的对李白诗歌解读上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之外，似乎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李白诗歌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内涵，而我们主观上的理解则造成了不能客观、全面地综合深入分析李白诗歌，以及诗歌内部语言相互之间的结构关联，因此也造成了透视李诗中的“水”意象的局限和不足；2.从研究的时间跨域上看，李白诗歌艺术中的意象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还不足30年。在这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研究的理论系统还不太完善，研究的学术成果参考、借鉴还不十分充分，这就影响到研究角度的展开。所以，李白诗歌中“水”意象的研究有待重视和突破其局限性。3.从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和研究环境来看，每个李白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也许会存在着异同，他们自身的才力和关注点就直接影响到研究领域的进展；还有，由于研究环境的局限，我们在有限的学术成果理论的借鉴和运用基础上，很难做到完整意义上的阐释。这就是李白诗歌研究和其诗歌中“水”意象研究的一些问题。这其中包括理论知识扩充量的不足、研究时间的过短、研究环境的制约、解读意义上的偏狭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笔者认为，关于李白诗歌中“水”意象研究的缺陷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研究者的不够重视。我们知道，李白诗歌中大量出现水的意象，并不是偶然的情况，里面必然夹杂着诗人的审美倾向、生活体验、生命感悟等思想意识，以及“生命痕迹”内在的意蕴，其潜伏着巨大的思想文化价值。然而由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外在的口径小，人们往往会不够重视，从而将研究的眼光转向那些研究的热点和大范围的领域；他们认为这样会更有研究的意义和重要价值。从而造成了“水”意象极少有人问津的“尴尬境地”。殊不知在出现次数过多的“水”意象里蕴涵的价值实在。2.由于研究者的精力有限，往往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对于李诗意象研究中的“水”意象分析，在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属偏僻地带，李诗中的水意象不论从其结构、组合，还是从承接文化意蕴、独具特点的方面都有着其独特的典型性，用一个词来概括它们，就是“包罗万象”。的确，对于研究者的精力和时间上的考虑是个问题。这里面不仅仅涉及诗歌艺术、文化、宗教、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对于水意象在李白诗歌中的分类和归纳上存在的一定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由于种种原因，李白诗中“水”意象的研究得不到很好的开展，从而也留下了研究的缺憾。
至今，李白研究的领域已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探索，如对李白生平、宗亲关系、旅行交游、思想情结和诗歌艺术上的综合研究，不断运用新的理论成果和开放独到的研究眼光，逐渐走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当代学术研究道理上来，影响着人们在研究中开放头脑、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不断从多个角度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细致和新颖生动的研究了。也只有通过“面面俱到，多管齐下”的宏、微观研究，才能促使李白研究的局面呈现出多样性和时代性，这才符合当代李白研究的典型特征，也顺应了学术研究发展的浪潮。所以，在保持研究热度的同时，注重从各个研究的角度掀起“李白热”的热潮，不断发掘有价值的学术，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打通研究的渠道，为今后的李白研究作好铺垫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像诸如李白诗歌艺术中“水”意象的探讨应多下些力气，并注意保持研究力度的集中和平衡。
综上所述，李白诗中“水”意象所具有的丰厚内蕴在更深层的层面中折射出诗人的审美倾向、个性特征、生活体验，在“水”意象的背后，隐藏着诗人李白的生命精神和哲理思索。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既传承中国文化意义上一般水意象所具有的意蕴，如水隐喻和象征着时间意识和人格品质，又典型地独具自己的特性，是中国古典诗词和其他诗人笔下的水意象所不具有的。
意象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范畴。研究李白诗中的“水”意象不仅仅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尤其是水文化所代表着的象征寄寓知识，而且还需要我们对李白其人其诗有着比较清楚的了解，从而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客观的评价。否则，难免会造成意义上的曲解和以一概全的片面理解，以及研究过程中的局限和缺漏。
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大量出现，绝非偶然，我们应当重视它们的存在，深入研究它们。因为，在这些包容性极大的“水”意象里，不仅融入了诗人的生命感悟，而且强烈地体现了诗人的生命精神，反映了盛唐文化和时代背景，寄寓了深刻丰富的含义；从他的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客观真实探讨中，我们定会找到诗人生活的“生命密码”，以及重现盛唐时代绮丽壮美的画卷。同时，诗中的“水”意象建构还深深地影响了李白诗歌风格的呈现。正是这些清莹明净的水意象，撑起了李白诗风清真自然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些奔宕雄奇的水意象，造成了李诗豪放飘逸、奇之又奇的艺术表现境界。我们也可以说，水的平静、洁净、澎湃和舒缓造就了李白诗歌意境的独特气象；而李白诗中的这两种动静不同和蕴涵不一的水的有机结合为一体，使得李诗绽发出天仙般的瑰丽色彩和迷人魅力来。
“水”意象在李白诗中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符合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哲学观点：“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每个幻想包含着一个愿望实现，并且使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好转。这些驱动着人的愿望，依愿望者的性别、性格以及所处环境而变化。”（（奥）弗洛伊德著、孙恺祥 译.《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的《诗人同白昼梦的关系》、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8月第2次印刷）正是由于这些“感到不满意”、“未能满足的愿望”的压抑和痛苦折磨中，诗人才寄情山水、移愁化苦，并借用“水”意象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抒发内心的彷徨和苦闷。可以说，自然的山水给了诗人安慰心灵的作用。诗人投身于自然之中，徜徉在明媚祥和的山水之中，感受大自然所带来的身心上的愉悦、静谧、温馨和浪漫，忘忧止痛，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统统卸下，尽情地娱乐在湖光山色的美好景色之中。是大自然的具有柔情和灵性的水消解了诗人的烦恼和忧伤，同时又是自然美好的水，赋予了诗人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正是那种舒缓的柔和矛盾的急，在交织碰撞中喊出了诗人内心真实的呼声：“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压抑，“行路难，行路难，今安在？”的迷惘困顿——这些压迫感和痛楚感一旦注入诗歌的语言之中，必定会发出异样的响声；这响声就具体表现在李白诗歌的自然洒脱、不拘一格的流畅；同时，由于诗人内心的苦闷和愤懑因害怕政治迫害而不能直抒胸臆，而造成其辞闪烁的特点，使得诗歌艺术上呈现出强烈的跳跃性来。过度的失落，理想的破灭、现实的残酷在矛盾中对抗着，使得诗人在创作时思路开阔、思维敏捷，加之意象飘忽，一时天上，一时地下，形成了时空的快速转换、意象的节奏性也在跳跃起伏中流露出来。李白把他个人的政治失意、孤独冥思完全消解和融化在这或缓或急的流水中。同时，他的感慨人生苦短、时不待我的悲剧意义，在这正常又不平凡的岁月交替规律中感悟人生、体察万物，从而投归自然的怀抱里，与山水同乐，达到了“物我一如”、“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纯的审美境界。可以说，自然的山水（特别是自然的“水”）使李白得到了重生和超越。可见他诗中的“水”意象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水意象在李白诗歌中完全摆脱了先秦和传统文化中“水”的浓厚的“比德说”的束缚，水在李白的诗歌里得到了转换和重生。在李白眼里，自然的水不仅有灵性，而且还和人一样可以交心倾诉，当为知己和挚友，既能同欢娱，亦能共忧愁。水在李白诗歌中一立体生动的形象凸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古代诗词中难以具备的高度，是不能具有的。惟有李白才可以做到。诗人笔下的水各呈形态，各具特点，解释李诗中的水是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水的。我们在研究时应当区分对待、正确把握。
研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可以采用宏观把握和微观梳理想结合的方式进行，从大处写意、小处着眼，充分挖掘李诗中水意象的深刻内涵。同时，还要注意水意象与其他的自然意象的特殊组合规律，分析这些与水相关的复合意象里头所包含的意蕴，如水月、人水、山水、舟水、鱼水及水禽等，才能做到具体、全面和更加客观地认识。
水意象作为诗歌结构的重要载体打上诗人李白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对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探析实际上就是对李白其人其诗的探析，水意象真切地反映了诗人的生命精神和盛唐时代和文化特征。因此，李白诗中的水意象具有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对李白诗中水意象的形成的原因、内容、特质等进行细致入微的探讨，更深一层地挖掘李白诗歌的文化内核和诗人的生命精神的实质所在。本文正是站在这个研究的角度和立场上出发和进行分析和阐述的。
中国的诗学是“生命——文化——感悟”的多维诗学，对抒情个性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文化价值由人来树立评判的标准，只有在高扬关注个体的终极人文关怀中，才能建立起一套完整人文学术系统，使学术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扩张。换句话说，也仅仅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深入李白诗歌这口丰富的“大油田”，开凿挖掘出灿烂的优秀文化，不断展示在世人面前。
以上这些语言是笔者在研究李白诗歌中的水意象的分析中的感想，写下来并期望得到方家指正。
百度文库中有几篇相关的文章，链接如下（不好直接拷贝粘贴掠人之美）：
《浅析古诗词中的月亮意象》
《解读古诗词中月亮意象》
《浅析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中的“月亮”意象》
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
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过程。貌似对等的两个词汇，可能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激活不同的意象，若对这种貌合神离不加注意，往往会造成错译、误译，甚至成为笑柄。
片名翻译归根到底仍是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的信息传递，它要忠实地传递与原片名和原片内容的相关信息，即实现信息价值的等值。在这一点上，如果能达到译名与原片名和原片内容三方面的和谐统一当然最好，若必须抛弃一个，笔者认为应该是舍弃原片名。例如迪斯尼影片The Incredibles若遵照原片名就应译为《难以置信的人》，相比较而言，根据内容而来的译名《超人总动员》就贴切得多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用词太泛，也容易导致信息失真，如这里的“总动员”一词，还见于诸如《魔鬼总动员》（Total Recall）、《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玩具总动员》（Toy Story）、《怪兽总动员》（Monster）等等译名，其恐难完成信息传递的任务。所以对The Incredibles一片，笔者心目中的最佳译名为《超人一族》。
由于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当把一部电影从一种文化介绍到另一种文化时，电影译名还承载着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和情感的任务。让我们来看看1995年的一部著名惊悚片Seven�该片描述了一个极富宗教色彩的犯罪故事：一个变态杀人狂自认是上帝，并围绕天主教七大死罪的戒条来逐条杀人。七条罪分别指代七项世人常犯的过错：酗食（gluttony）、贪婪（greed）、懒惰（sloth）、淫欲（lust）、骄横（pride）、嫉妒（envy）和暴怒（wrath）。Seven是一个在宗教上极为神秘的数字（上帝用七天创世，用亚当的第七根肋骨造夏娃），在影片Seven中数字“七”也是无处不在，七罪七罚，故事发生在七天之中，下了七次雨，结局也发生在第七天下午的七点，这是一种宿命的暗示，也是一种宗教的突显。对于并不怎么了解天主教的中国观众来说，仅仅一个“七”字是不可能使其产生与天主教传统影响下的人们同样的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和认同感的，所以影片被译为《七宗罪》，既点明了故事的主线又突显了宗教寓意，实为文化价值传递的典范。
除了信息和文化的等值传递，片名翻译还要考虑到商业因素。电影译名需尽可能的引发观众的心理认同和观看欲望，这就要求译者充分把握译入语文化背景，以创造出观众喜闻乐见的标题。在这一点上一个突出的表现手法即使用能制造悬念、渲染气氛的词汇，如“疯狂”、“惊魂”、“夺命”、“绝地”等。例如惊险片Speed在国内上映时的最初译名为《速度》，观众多不买账，因为不知所云。后来看到港译的《生死时速》，不禁为我们的译者汗颜。
好的片名翻译往往妙趣横生而给人以启迪，它能用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生动的语言符号获得观众的青睐和关注。近几年来，国人对好莱坞大片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这固然因为它们场面宏大，制作精良，但是，也要部分地归功于影片名称的翻译很好的起到了文化传递的作用。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乱世佳人》，其英文原名gong with the wind 若直译为《随风飘逝》对中国观众的吸引力必将大减，而《乱世佳人》之所以成为译名中的经典，正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不论是“乱世”还是“佳人”，都能在观众脑海中激活众多的文化元素，诸如“乱世出英雄”、“二八佳人”、“美酒佳人”等。而片名翻译若不注意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化意象的变化，不仅无法准确表达原名所要表达的信息，甚至会令观众产生误解，继而使影片失去其应有的吸引力。我国电影一直无法在国际市场占领一席之地，糟糕的电影译名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还是让我们看看我们的一组译名吧：龙虎门（Dragon Tiger Gate）、双龙会（Twin Dragons）、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瘦虎肥龙（Skinny Tiger and fatty Dragon）、龙的心（Heart of Dragon）、龙在天涯（Dragon Fight）。这是笔者随便收集的一组有关“龙”这个字眼的电影名，中文电影名中的龙都毫无例外地指代影片中的正面英雄人物。而在西方神话和传说中�龙代表纵横混沌中的邪恶力量，象征充满野性的自然界。因此上述英文译名都跌入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陷阱里，因而也就无法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要传递的信息了。这种误差不仅表现在中译英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在英译中的翻译上面，李连杰到好莱坞后拍过一部影片Kiss Of The Dragon�其中Kiss Of The Dragon在片中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杀人技巧（类似于中国的点穴手法），然而其汉语译名《龙之吻》给人的却是一种温馨甚至浪漫的意象，与原名相差何止万里。笔者倾向于将其译为《死神之吻》，这也符合我们前面提到的翻译的特点，译名应尽可能地向原片内容靠拢，当原片名和原片内容只能二选其一时，应取后者而弃前者。
在把中国电影引向国际的过程中，也不乏片名佳译，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由张国荣、巩莉、张丰毅等主演的国产片《霸王别姬》曾获第46届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该片讲述的是京剧《霸王别姬》的演员半个世纪的爱与恨，信赖与背叛，还有真挚的爱情和同性恋，以及“文革”对艺人的摧残与迫害。演员高超的演技和影片情节的曲折离奇无疑是该片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片名的成功翻译也起到了一些宣传作用。其英文译名Farewell to My Concubine突出了故事的爱情题材与悲剧气氛，从而成功地将该片推上了国际舞台。
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电影在当今世界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如文学翻译。目前我国电影正处于一个低潮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入世后遭到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的冲击，另一方面我们在有些环节上还有不足。电影译名如果不能将原电影名的文化内涵准确传递，势必大大降低影片的吸引力。
出处：《博览群书》
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劲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电影译名
大家都会注意到，很多外语片有很多中文译名，比如拿到第80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等奖项的《There will be blood》就有《未血绸缪》、《血色黑金》、《血色将至》等几个译名。
今天在中央六台看到了《The Other Boleyn Girl》的预告片，本来已经看过，但是还是被吸引，确切的说是被它的译名吸引：《雀占鸠巢》。了解一点点剧情，果然很形象。这让我想起了一直默认的另外两个译名：《另一个波林家的女孩》和《皇室双姝》，感觉前者是英文名的直译，而后者则是暗示了两个女主角的关系。我想到了原来还有好多影片的不同译名，最喜欢的一部是《Hilary and Jackie》的译名：《她比烟花寂寞》，不过这部片子还有其他的翻译，比如《狂恋大提琴》，《无情荒地有琴天》，但是都没有那个引用亦舒的书名《她比烟花寂寞》的翻译传神。后来发现这些意译的名字多来自港台，而大陆这边一般是直译，这也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差异吧？一般在不了解电影背景的时候，好名字会比较吸引我，在这里先列举几个：
Brave Heart 勇敢的心 惊世未了缘
Legends of The Fall 秋日传奇 燃情岁月
Good Will Hunting 骄阳似我 心灵捕手
Emma 艾玛 艾玛姑娘要出嫁 芳心爱漫游
The English Patient 英国病人 英伦情人
Pulp Fiction 低俗小说 黑色追缉令
Se7en 七宗罪 火线追缉令
A Walk in the Clouds 云中漫步 漫步在云端
The Rock 石破天惊 绝地任务 勇闯夺命岛
比较有趣的是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三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变成了孪生姐妹：《星光伴我心》(《天堂电影院》)、《声光伴我飞》(《海上钢琴师》)、《真爱伴我行》(《玛莲娜》)
Julyjuly：
Hilary and Jackie翻译成狂恋大提琴真叫不动脑筋了，剧情里面女主角明明是很恨大提琴的。
别的经典译名么……Lolita 《一树梨花压海棠》很有深度，很有典故……这是一绝啊~~
大陆方面通常是直译倒也不一定，比方Moulin Rough就翻译成了《梦断花都》，这是继《魂断蓝桥》之后的“X断XX”系列之一，老实说用多了就挺俗的。
最有代表性的“意译”就是XX总动员系列，可怜的皮克斯啊……招谁惹谁了，我就没看出来《蔬菜杂烩》里头怎么就“美食总动员”了，老鼠总动员还比较符合剧情……
最近(才)引进的Becoming Jane是被官方翻译成了《傲慢与偏见——简·奥斯丁版》，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先前两个版本的译名中，《成为简·奥斯丁》比较直白；而《初恋成珍》则一语双关，有点小巧妙。
说起来想到前不久蛮红的Once这部片子，译名版本很多，包括“情难独奏/曾经/一生的唯一/一次(咳，这是我私底下乱叫的)”，个人喜欢“一生的唯一”；然后觉得套用徐志摩《偶然》那首诗的诗名也挺合适，因为意境比较符合：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当初翻译成布拉格之恋也是不错的，因为考虑到国人当时可能还不知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含义……直译可能会让人觉得挺玄。
rococos：
还想到一个音译和意译都比较好的 库布里克的the shinning， 翻译成《闪灵》，看那张海报还挺有感觉的
weiluotuo:
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电影名字其实叫Professional(职业杀手)。全名是Leon.The.Professional
Nicole_jmt:
还有一个我至今愤愤不平的，SHAWSHANK 翻成《肖申克的救赎》挺好的，意译和音译结合。不知道谁给弄出一个说法叫《刺激1995》，我真没晕了。估计就是这名儿直接导致当年奥斯卡没拼过阿甘。不过阿甘也确实优秀确实经典。这俩真不应该出现在同一年。更晕的是，后来居然看到了《刺激1997》……
一直都觉得，越精炼的素材翻译越见功底，电影片名的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翻译的好会让人拍案叫绝；翻的不好会连累片子的。不过放眼看去，现在好翻译越来越少了。《High school musical》被翻译成《歌舞青春》我就怎么都找不着青春的感觉。如果08年迪斯尼和皮克斯将要出品的动画Wall.E(看预告)真的被翻译成《机器总动员》或者《垃圾总动员》了，那就太悲哀了。(补充一下，发现这部片子已经被叫做《机器人总动员》了，我很想大叫救命总动员！)
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电影译名十宗罪
我一直觉得，翻译名称，如果你自信绕过直译之后，能得到意外惊艳，那不妨试试，若不是，还是老老实实按照原意直译最保险。像以前翻译的法国城市“丹枫白露”，实在是美极了，如果直接音译，则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将跟那些如“托斯卡纳”之流混在一块无法辨认。还有像COCACOLA，可口可乐，很形象，按硬译的话，大概会变成科克科勒，一点意思都没有。世界知名弹簧床品牌Simmons，译为“席梦思”，名如其义，堪称经典。
说到电影片名的译法，却是越看越不顺眼，不得不说几句。现在外来影片的译名，顺意性太大，太过于自由发挥，把很多本来美妙的名称糟蹋得一塌糊涂，其中以台湾、香港两地的电影翻译工作者们“贡献”最大。粗粗归纳，大概有以下十种情况：
1、四字情结
看多了影片，会发现四字译名最多，估计感觉叫起来好听，容易上口，但大量的译名都是四字，未免过于单调吧。像：莎翁情史、烈火悍将、死亡诗社、夺面双雄、帝国骄雄、木马屠城、金刚屠龙、狂蟒之灾、越战忠魂……莎翁情史，不如直译为“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原名：Shakespeare in Love），情史，按我的理解是整个感情历史；而“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仅仅是一种状态。死亡诗社，原片名是Dead Poets Society，正确的译法应该是“死亡诗人俱乐部”，死亡修饰诗人，而非诗社，而且片中，“死亡诗人”确是一个群体的称呼。上面两个例子都是“硬压缩”的典型。
Mystic River神秘河，意境很好，译成“悬河杀机”，完全破坏掉了。
《钢琴家》译为“钢琴战曲”、“战地琴人”，特别是后一个，笑破肚皮，什么玩意儿呢？有叫琴人的吗？
奇怪的是，《杀死比尔》好好四个字，却非要弄成“标杀令”，简单问题复杂化。
2、寻亲情结
还有喜欢把本土的一些片名直接改用于外来影片的译名。像梅尔.吉布逊的《勇敢的心》，被译为《英雄本色》，跟吴宇森导演、周润发主演的黑帮片同名，甚至连一个字都懒得改，“英雄本色”这个叫法倒是有气势，但吴导演已用过，再次拿出来套在别人头上，就逊色很多了。还有《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下面将说到），显然，可怜的灵感来源于《满清最后一个太监》。
3、片面追求气势，装神弄鬼
还有喜欢片面追求名称的气势，故弄玄虚，却不知强奸了多少原意。《独立日》，译为“天煞：地球反击战”，什么叫天煞啊？恐怕大多数人不知所云吧。好好的名字非要装神弄鬼一番。奇幻电影《伊拉贡》（Eragon，也有译成龙骑士，倒说得去）拍得臭哄哄，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另一个译名实在太恶心了，不得不说，听好：《侠影魔龙》就是港译法的最新贡献！把正义的龙变成魔，估计导演知道后会吐血吧。
《最后的苏格兰王》，原名“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这个名称本来是乌干达独裁者阿敏给自己的称号，因为他一直仇视英国，亲近苏格兰，还曾经狂妄地宣称将组织解放军去把苏格兰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在片中最后有记者也问起这个问题。另外，片中另一个男主角，来自苏格兰的青年医生尼古拉斯，从一个毕业生直接变为备受宠爱的总统私人医生，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坐在总统车中，乌干达老百姓以为是总统本人，欢叫着追捧着，让他享受片刻的帝王待遇，片名也对此暗中有所映射，所以直译为“最后的苏格兰王”可谓非常切题。港译为《末代独裁》或《末世独裁》，就离题了，独裁未必末代吧。港译中，凡有LAST都喜欢译为“末代”、“末世”、“末日”，所以另一部小成本影片《The Last legion》（最后的兵团）又被翻译成“末日兵团”就不奇怪了。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最后的莫希干人），不译为“末代”啦，译成“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初一看觉得不错，仔细一瞧，不对，Mohicans是复数，而且片中讲的绝对不仅仅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而是三个（尽管其中男主角拥有白人血统），港译的来源估计是受到港片《最后一个太监》的影响，可是不动脑子，直接套用。
4、缺乏常识
港台弱智翻译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尼古拉斯主演的《8MM》（8毫米），稍读过数学的人都知道，MM是毫米的简称，港译偏要译成“8厘米”，厘米的简称应该是CM。而且8毫米，是一种胶片的规格。对于这个最基本的译名错误，很多人却舍不得花点精力去求证纠正，而是直接引用，于是错误越来用越广，人心的浮躁可见一斑。
Contact《接触》讲的是跟外星人的接触，译成“接触未来”，我怀疑翻译工作者根本就没有看完全片，因为整片似乎没有涉及到“未来”，都是讲当前的接触。
《风语者》是人们对二战中用民族语言为情报作贡献的纳瓦霍族人的称呼，翻译成“追风战士”，太搞笑了，初一看以为是青春偶像剧。
NaDa
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谈名片误译中的文化因素
随着人们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外事活动中使用名片也日趋频繁。目前我国许多涉外人员使用英文名片或在汉语名片上加印英文翻译，形成汉英对照式名片。一些外国朋友来华也常常请一些翻译公司把他们的名片翻译成相应的汉语。然而就笔者所见，很多这类双语对照式名片的翻译极不规范，存在着诸如名称翻译混乱，职务、职称表意不清、人名书写中名姓不分，地名、地址不合译入语行文习惯等问题，甚至还有些信息错译或干脆不译，这造成人们交际中许多不应有的误解。本文就名片的主要组成部分“四名”，即“姓名、单位名、职务或职称名、地名”分别讨论，分析一些名片的误译进行并指出影响这些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
1. 姓名的翻译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姓名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但有不少名片上的姓名翻译就存在一些瑕疵，如下面中译英例：
（1）刘云西：Liu Yun Xi
（2）章少泉：Shaoquan Zhang
（3）田淑琴：SHUQIN TIAN
（4）鲍琛明：BAO CHENMING
（5）王小昕：H. Y Wang
（6）王幸村：Hamlet Wang
以上各例译法多样，造成这种种差异根源何在？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并且大部分人的名是两个汉字组成，如上例都是双字名；而英语国家姓名的一般结构为 ：教名、自取名（中名）、姓，中名在很多场合往往省略或以首字母缩写。如：George W. Bush或George Bush。这种姓名排列上的差异有着深厚的宗教、社会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原因。按照陈立（2000 ：57）的统计，汉语姓名与英语民族的姓名相比，在数量上是名多姓少，在功能上汉语的姓最初是用以“明世系、别婚姻”、同姓不通婚 ；而英语民族的姓只是家庭、家族的代号，仅有社会交际功能无区别婚姻的作用。所以汉民族中姓氏代表祖宗、家族和群体，远比名字重要得多，排在首位；而英语民族深受宗教的影响，小孩出生一周左右要到教堂接受洗礼并为孩子取名，所以名排在第一位。
不懂这种差异就造成误译。例1名片是完全的字字对照式的拼写，且每个音节的首字母都大写，这是不合乎规范的，规范的英译文本中是“Liu Yunxi”。例2、3、4、5、6情况各异：既有名在前、姓在后的，也有直接用了英文名或中英合用的。对于符合拼写规则但姓名位置调整的情况，虽然照顾到了英语民族的文化特征，但也容易造成误解。如李白（Li Bai）如拼写成Bai Li就会容易与“白莉”等姓名的英语拼写混淆，并且也不适合我国民族文化特点，中国人在与他人争论中就经常用“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念”来指示不愉快的、不可能做的事。对于洋名加中国姓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涉外人员都喜欢采用，但也会令有些外国人知道中西姓名的差异后可能会问“你的中国名字”等问题。所以，在汉语姓名的翻译中，应该符合中国人姓名书写中姓在前、名在后的文化传统习惯；按照国家规定用汉语拼音拼写；姓与名之间要留空格；名字之间不留空格，也不用连字符‘-’连接，但第一个字母须大写等，但不主张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很少有外国人士把自己的名字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的。
再看下面英语姓名汉译的例子：
（7）Steve Wallis施蒂夫·沃勒斯
（8）Elizabeth Lister郦斯特
（9）Zbynek Zee Kubes斯宾克
这三种翻译分别是姓名全部对译，只译姓和只译名。例7姓名对译，遵循原姓名的顺序，且在名和姓间用“·”隔开，符合习惯的表达方式。其它两例的翻译则不完整。名片的使用一般是在比较正式的交际场合，并且要符合一定礼仪，翻译时姓名应当完整。在英文姓名汉译中，如有外国人士常常在原有英文姓名的基础上取个中文名。如，Yip Wailim（叶维廉）；Gladys Yang（戴乃迭）等。在港台地区人们对一些外国人士也常常是按目的语重新命名，如John Major（约翰·梅杰）就称为“马卓安”。一般地说，香港地区受西方文化影响比内地大，翻译时受西方的文化因素影响相对也就较多了，可却经常出现这种地道的中文译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对当今译坛上的“归化异化”之争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译者虽然在主观上可以对原语名称进行译写，但人名翻译毕竟是跨语种跨文化的行为，原语和目的语及它们承载的文化体系必然对这种自由有所制约，并且考虑到目的语规范化的需要也不提倡这种重新命名的做法。所以译者在翻译中碰到这些情况首先要考虑客户的要求，看其是需要音译还是取其已有的中文名。其次，则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已经通用的为大家熟知的译名就采用原译。但最常用的方法还是按照国家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音译。
2. 职务职称名的翻译
名片中体现个人资历和社会地位的职称职务名称的翻译非常重要，且由于汉语称谓的丰富多样，要做到准确再现原称谓名的含义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主要是参照英语国家既有的名称进行对照翻译，采用大部分国内已有普遍认同的定译，如省长：Governor、总经理：General Manager ；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机构繁多，各类机构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的称谓也纷繁复杂，各类职称、职务名称具有特定内涵，体现出具体级别，在名片翻译中又不能机械照搬国外名称。在职称方面，我国现有的29个系列专业技术职称主要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有些系列在高级中又分为正高、副高两个层次，初级中也区分为二至三个不同等级。在职务方面，因各自工作岗位千差万别更是数不胜数。汉语表达职务与职称通常很简洁，对不同职务职称在等级上的区分往往是在前面加上相同的修饰成分，如“高级、副、总”等，英语则选用不同的词语表示等级区分以及职务和职称方面的不同，如以下译例：
（1）副市长：vice mayor
（2）副教授：vice professor
（3）副经理：vice manager
（4）副书记：vice secretary
这四个译例都把汉语的“副”译成vice，这说明译者没有明白同一个“副”字在汉语中既可表示职务上的等级高低，也可用于说明各行业内技术职称上的差异，而在英语中则有不同的固定搭配和习惯表达方式，如vice通常修饰职务方面的名称却很少用之于职称方面的词语，不说vice-professor，与director表示的副职则常用deputy等修饰，所以就“vice”到底。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汉语中具体的职务名称方面。比如，我们把学校的负责人统称为“校长”，但在英语中，不同层次的学校，对校长的称呼就不一样。大学校长是“president”而中小学校校长是“principal”或“headmaster”。虽然从这种差异里，我们不能简单地推导出，汉民族对于行业及其社会分工的划分没有英语国家细致，但也可以部分看出这种现象存在于某些行业中。因为一个民族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肯定会影响到其语言的表达上，同是对“雨”的描述，居住在经常干旱的沙漠地区的人就绝对没有在海洋地区的人区分得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