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村的建筑形式及文化特色论文
中国自古以来在组织环境空间时，多采取层层封闭的手法，院落就是一个围合的空间，里坊把院落包围起来，传统的四合院就是这种典型的建筑形式。山东大部分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建筑形式以四合院为主，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山东的山区地势起伏、平地狭小，民居村落多分布在山坡陡地，以求少占耕地，因而整个村落远远望去，民居院落高低起伏，因地制宜的院落形式以三合院为主。
一、历史悠久的古石村奇观
山东省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被人们称为“石头村”。因村庄周围有大小山头九座，故取名“九山村”，后为区别于山下后建的一个村子，改名为“上九山村”。上九山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然村，位于邹城市西南部山区。根据出土文物显示，西汉王莽时期就有人在此居住，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这个占地约200亩的古村不仅被雨水自然冲刷出了大量文物，还留存有明朝的庙、清朝的树、民国的井，是一处深藏于山林的文化宝库。上九山村因坐落在群山之中，随处都有易采可用的石材。村民们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恩赐，在顽强地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中，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建筑奇迹，给后人留下了具有观赏价值的石屋遗存。这些石屋分布在山腰之间，或断或连，或高或低，随势造形，错落有致，鳞次栉比，自得天趣。石头村依山而建，九座山环绕四周，石屋、石院、石墙、石阶、石井古石村奇观浑然天成，已成为山东省“乡村记忆”工程试点。村中的路都是由巨大的岩石构成，顺着石头的纹路，许多村民的房屋都是直接建在岩石上，村里的老人说：“门口的台阶是用旧的磨盘改的，家家户户都有石头做的神台。”山上最不缺的就是石头，所以村里的'建筑都离不开石头。因石屋地势高、路难行，许多村民都搬到山下新建的平房中去居住，春节时不忘在自家老宅的大门上贴一副对联，目前仍有十几户住在石屋中。
二、石头村的建筑形式
上九山村整个村落呈方形，主街不甚规则，建筑采用窄肩斗脊式构造，且全部小瓦覆顶，虽然采用这种结构非常耗时耗资，但是非常坚固耐用。石头村依山而建，村中的小路也以石材为主。进入石头垒高的院中，屋顶上有精细的石雕装饰物，还有一层茅草覆盖，这些装饰纹样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民风，是广大劳动者创造的文化载体。垒土砌的灶台和厕所是每家院中必备的附属建筑物，主建筑断壁残垣的老石屋已失去居住功能，归于自然。院内石制的用具有石盆、石凳、石桌、石磨、石灶和石缸等，都是手工打造的生活用品。石头村中高大的石头墙延伸成小巷，不同形式的石材错落地组合在一起，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而建在高处的石屋有一定的体量，能把建筑物的外在形式展现出来。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制的四合院为建筑原型，上九山村受儒家文化影响，根据当地特色在建筑选址和建筑规划方面自成特色，依山而建三合院，都是由石头建造。大门朝南在三合院的北墙处；正房朝南，在院子的中轴线上，是家庭中长者的居住地；正房两侧为东、西厢房，是家庭中子女的居住地；正房门左边有供台，以祭祀祖先。三合院的建筑格局和当地村民的居住习惯是儒家思想在当地的体现。
三、石头村的文化特色
上九山村作为千年古石村、文化古村落，位于孔孟文化的发源地，受儒家文化和风水文化的影响，在村庄的选址、规划、布局、建筑、装饰和民风、民俗等方面均体现出儒家思想和风水文化，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现在上九山村还完整保存着三条明清时期石头建成的街巷，300余座古石院，古石屋1200余间，乡土古石建筑数量多且保存基本完整。在过去的考古挖掘工作中，上九山村南头发现的汉墓中曾经出土古钱币，上有“货泉”二字，被确认为西汉王莽时期的货币，证明了上九山村最晚在西汉晚期就已存在，至今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上九山村的建筑以石材墙体承重，结构严谨，同时有精巧细致的雕刻工艺装饰墙体，建筑墙体全部采用等距离压茬建造。石料选用传统吉祥图案精雕细琢，以独特巧妙的方式镶嵌在墙体上，其精湛的工艺水平展现出明清时期鲁西南民居的生活方式，传承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上九山村历史悠久，人文历史景观资源较为丰富，其建筑及人文景观在山东丘陵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村内至今保存着玄帝庙、南山寨、老古井等古迹，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明清时期石头建成的三条街巷保存良好，体现出石头建筑的文化韵味；300多座石头建成的住宅院落更是为后人研究传统建筑形式及工艺提供了鲜活的实例。上九山村古村落保存较为完整，具有独特的古建筑文化、多彩的民俗文化、纯朴的乡村文化和传统的农耕文化。
结语
上九山村的建筑与自然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取材于自然，也和谐地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成为当地特色的建筑形式。民居不仅是物质环境，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当地特色的石屋不仅代表过去的质朴生活，也是后人研究传统民居的有利资源。民居的保护与利用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贵州乡间的石板房子民居作为中外闻名的旅游地，是民居保护的成功案例，上九山村的石屋可以借鉴其成功的做法，使石屋不再仅仅是遗弃的村居，而变成宝贵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大游客向往的民俗文化旅游景观。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
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
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
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
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
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
宣言书
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
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
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
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
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
“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
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
观点论
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
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
“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
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
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
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
“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
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
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
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
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
“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
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
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
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
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他山石
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
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
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
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
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
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
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
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
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
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
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
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摘要：成都周边古镇星罗棋布。近年来，这些古镇纷纷走旅游开发的道路，较大的开发强度和不适宜的开发方式对古镇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通过对其中一些古镇的亲身体验，对成都周边古镇旅游文化的问题进行了一个总结。
关键词：古镇旅游;成都周边
1成都周边古镇旅游资源
成都境内地形复杂多样，山地、平原、丘陵等地貌层出不穷，气候温和;4000多年的历史，身为古蜀文化的中心;加上发达的商业，便利的区域交通，使成都的周边产生了一个个古村落聚落，演变成现在的古镇。现代人生活在水泥森林里，人与人之间日渐冷漠，总会不由自主的对祖先的生活模式充满着向往，因此古镇旅游在现在越来越流行，成都人及外地人对古镇的喜爱从古镇的开发力度上也可见一斑。
成都周边古镇星罗棋布，媒体、网络、娱乐总有“成都最美的十大古镇”、“成都最好吃好玩的几大古镇”之说，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周边开发古镇有黄龙溪、怀远古镇、上里古镇、安仁古镇、元通古镇、悦来古镇、街子场、平乐古镇、西来古镇、洛带古镇、火井镇、白鹿古镇、唐场镇、泰安镇等十余个;未开发古镇更有罗泉古镇、柏合古镇等等。这些古镇物质遗存和精神内涵各有不同。
2代表古镇吸引力分析
2.1自然景观通常，古镇的自然景观都由乡村田园景观、山水景观、古树木景观三种要素组成。乡村田园景观是古镇赖以生存的生态基质，也使构成古镇的视觉背景。而水景观则是一些古镇的核心区，如黄龙溪的同名水景;街子古镇的味江河水系，平乐古镇白沫江“一江分三水”的特色水景观，都以一条宽宽的水系作为重要景观，沿河流设置游憩滩涂，游船活动等。另外古镇悠久的历史，留下了很多古榕树、古柏树，充满灵气让人惊叹。
2.2人文遗产古镇人文遗产主要有街巷、古代建筑以及、民居建筑群等。古街一般呈鱼骨型的基本形态，一条主街两侧接着几条小街，传统民居沿着街道次第排列，尺度亲切，空间连续，偶尔出现的重要历史遗迹成为街道的核心节点。
2.3文化古镇文化底蕴丰富，一般有历史文化、特色文化、生活文化等，如位于龙泉驿的洛带古镇，就是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地，同时生活在此的'原住民也有着与都市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孕育了一种慢节奏、和谐闲适的生活文化。
3古镇旅游现状问题
3.1原真性与原住民的问题
古镇原住民数量正在消减之中。在现代开发方式下，部分古街屋主将房屋店铺转让给外地人开店，收取租金以获得商业利益。更有许多年轻人搬出古镇，古镇居民结构老龄化越来越明显，随着留守居民年龄越来越大，而后代多在外定居，最终会导致原住民流失。现代旅游业喧闹的环境对部分原住民民的生活带来困扰。据调查，原住民生活质量并不是很高，也催生他们离开古镇的想法。原住民文化是古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他们的流走，古镇的文化内涵也将受到损害，古镇将会丧失生命力。
3.2古镇开发方式的问题
现在成都周边古镇的开发主要都是以旅游为导向。通常将历史街区看作旅游资源，而把保护当作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然而从长远来看，保护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历史文化遗产的延续，就需要保护对象的原有价值，而不是满足眼前的经济利益。为了使历史文化资源适应现代生活的生存环境，实现经济社会下的可持续发展、要妥善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科学确定开发方式和开发强度，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第三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中指出的，历史街区要“保护”而不要“打造”。
3.3缺乏特色的问题
成都周边古镇数目多，而地域特色的差别性不是很大，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古镇之间或互相模仿或模仿成功案例，殊不知模仿其形而不能获其神，模仿表象而丧失了内涵。不仅未能取得想要的效果，还是得在游乐项目、纪念品、文化内容各方面产生了雷同的现象。甚至有人表示，这些古镇上售卖的商品在成都火车北站的荷花池批发市场都能买到。古镇一日游也出现了上午逛街、下午喝茶、晚上放河灯的俗套旅游流程，这都是没有深刻挖掘古镇文化内涵带来的弊病。
3.4急功近利的问题
旅游开发的压力较大，导致很多古镇的保护功利性严重。政府看重短期成效，开发商谋取经济利益，原住民也受到短期利益的驱使。对建筑采取速成的维护办法，对环境采取快速的打造方式，对古镇保护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商业的入侵也改变了古镇的原汁原味，古镇的保护应该循序渐进，分阶段分地段进行。
3.5盲目模仿的问题
在保护改造过程中，有的设计曲解了历史环境，不顾地域风格的运用建筑形式，形成一批“假古董”，这对古镇的历史文化风貌是一种破坏，也使建设中的一种浪费。
3.6非物质文化保护体制不完善的问题
现在的开发模式只重视古镇的物质依存，对物质空间环境进行打造，而忽略了古镇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由于缺乏对非物质文化的完善的保护策略，如一些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没有人传承，最终丧失。
参考文献：
[1]朱大刚，付业勤.成都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
[2]成都市旅游局.成都市旅游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EB/OL].
[3]白理刚.成都周边古镇特色及古镇开发中的问题初探，2007.
作者简介：周彦吕(1988-)，女，浙江舟山人，四川大学本科生，城市规划专业。
1978《秦末农民战争的光辉历史不容纂改》（《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 四 期）1984《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阜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一、二期）1985《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安徽史学》1985年第一期）1986《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8年第一期）1987《从系统论和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一期《胡铁花年谱述略》（《安徽史学》1987年第四期）1989《阮弼评传》（《安徽史学》1989年第一期）1990《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明清徽商心理研究》（《纪念粱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1991《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明清徽商木商考》（《学术界》1991年第二期）《评臼井佐知子的学术思路》（《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争储失败、贬为猪狗的胤祀和胤礻》《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徽商及其网络》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1992《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四期）《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安徽史学》1992年第三期》）《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江淮论坛》1991年第二期）1993《胡适：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试析胡适与徽州文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论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安徽史学》1993年第三期）1995《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社会转型期江南宗族的变迁》（《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江淮论坛》1995年第一二两期连载1996《关于〖日本碎语〗的碎语》（《安徽史学》1996年第四期）《胡适的商业观》（《开放时代》1996年五、六期）《胡适论商人与社会转型》（《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997《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也谈无徽不成镇》（《炎黄纵横》1997年第四期）《无锡人文精神的历史考察》（《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吴学研究专辑3，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1998《评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历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述》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1日1999《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苏州社会的变迁》，（《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评范金民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江海学刊》1999年第6 期）《徽州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史林》1999年第3期）《徽州方氏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略论新儒学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苏南发展》，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2000《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新安商人在江南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中国传统社会的群体——商人》，《中国社会史论》，湖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序》，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2002《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关于徽州古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之一》，《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4期。《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载《学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徽商在上海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从家谱与乡镇志的结合点重构社会生活的实态》，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史林》2002年第1期。2003《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庙会：神圣·凡俗》，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2003年6月11日.《徽商的绅士风度》，《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值得深入考察的徽州古村落宅坦》，载于《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版。2004《明清以来徽州、苏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2期。《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历史视野中的徽学——走出一府六县》，《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近世苏州徽州的互动及其经济社会变迁的差异》，《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育问题》2004年第5期《明清徽州古村落宗族生活实态——以徽州绩溪宅坦村为个案》，韩国《史丛》。《徽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载《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巨贾何负鸿儒——明清时期徽商的绅士风格》，韩国《史林》第22期，2004年12月2005《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上海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怎样的互动促成了江南的繁荣——以十六世纪的苏州与徽州为例》，《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2005年5月23日。2006《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2007《“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为个案的研究》，《史林》2007年第2期《不思量自难忘：我在十年浩刼中的遭遇》，《史林》2007年增刊。2008《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大学报》2008第1期《整体史视野下的学术新求索——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近代史研究》2008第二期《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一文的评点》，《学术月刊》2008第7期《超越地域的疆界——关于区域与区域比较研究的一点思考》，《史林》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