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篡位。
康熙先是看中乾隆，后经过深思，才将位给雍正。有历史 也许正是这与众不同的八字让康熙做出了将弘历养育宫中的决定。 "养育宫中"对于康熙时代的皇孙来讲确实是极大的"恩遇"。在弘历之前，近百个孙子中，只有太子长子弘皙曾经被康熙"养育宫中"。这个皇孙极为康熙所喜爱，以至于在康熙晚年太子两立两废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割舍不了这个弘。朝鲜使臣回国后向国王汇报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云。"又说:"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而尚尔贬处云矣。"也就是说，因为希望这个孙子将来能登上皇位，康熙才在废太子问题上迟迟下不了决心。（《朝鲜李朝实录》）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有人认为，喜欢弘历，是康熙传位给雍正的一个理由。我们很难说，胤禛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父亲，不是老谋深算的一步。对于胤禛来说，这一举动从哪方面来说都没有坏处。首先，这是试探老皇帝态度的一个机会。如果老皇帝把自己列入继位的候选人行列，那么必然会关心自己的子息。因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多算几步。退一步来讲，即使老皇帝不打算把自己列入候选人行列，那么使祖孙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自己的政治安全，无疑也大有好处。
民间不懂皇家文件的书写规矩，编造的传说难以成立。
雍正继位与顺治出家、太后下嫁并称清初三大疑案，也是被说得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毕竟皇位的继承与什么出家、下嫁相比，分量要重得多。
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雍正瞒天过海，把康熙传位诏书中“传位十四子”的“十”改成了“于”，变为“传位于四子”而篡夺了本应属于十四弟胤祯的皇位。而恰恰是此说，是最经不起推敲的说法。
清代称呼皇子，前面必须加上“皇”字，如皇四子、皇十四子。书面文字如此，官方文件更是不可能有丝毫的马虎，关系皇家命脉的传位文书，绝不可能漏掉这个“皇”字。所以如果康熙真是要传位给这位排行十四的胤祯，那么正确的写法应当是“传位皇十四子”，如此，“十”改为“于”,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无论如何也说不通。所以此说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理由还有一条，清朝的文件，尤其是如此重要的文件，都是满汉合璧，即既有汉文，更要有满文。那么上述一说，即使汉文可改，可满文根本无法改动。
一档馆现存有传位遗诏一份，是道光皇帝传位给儿子奕的。满文、汉文各一行。汉文的文字为“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临终前，他又用汉文再写了一遍为：“皇四子奕着立为皇太子”。皇位更替，继位者的名字一朝一变，但诏书文字书写的规矩是一脉相承的，根本没有“传位”二字，更没有直呼四子、十四子的写法。
民间不懂皇家文件的书写规矩，编造的传说难以成立。所以雍正没有篡位！
如果古代就有知网，我认为发表论文最多的可能是那些没有资格参加科举，或者是屡试不中，而偏偏又很有才华的人，比如姜宸英，李白。
虽然理论上讲，李白是唐太宗的得意小跟班，游山玩水写写诗，吃喝不愁的，然而却不要忘了他的真实身份，毕竟都姓李，虽然是隔代之间没有什么大联系，但是隔代恩仇照样牵连的。
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岁仍科举的姜宸英。他是康熙帝时著名的才子，文章在当时名满天下，备受当时文人推崇，就连皇帝也特别喜欢他写的文章，在当时也是大力推荐，只可惜他一早就成名，偏偏每次科举就考不上，也不知是不是跟过早成名有关，还是因为他每次考试都发挥失常，然而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虽然一直没考中，但从未放弃。到最后连康熙帝，每年都要忍不住问一下，问他考上了没有？
事实证明，坚持不懈还是有回报的。在他70岁的时候，终于考中了探花。虽然仅仅是第三名，但是好歹榜上有名了，总算没有落下遗憾。 然而他的目标却不止如此，直到百岁也还是来考试。
在他100岁那年，他让孙子在前面提着灯笼，他步履蹒跚的一步一停，进去考试，灯笼上面写着有四个大字，百岁观场。 在当时也是被传为佳话，此等爱学习刻苦的精神，多被后世拿来举例鼓励自己的儿子。坦白而言，他百岁仍然参加科举，其实为了已然不是名次，而是那种对学术的执着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所以我认为如果古代就有知网，这样展示才华的地方。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他，毕竟很少有人能活到100岁，更别提是一位研究学术一直研究坚持到100岁的人。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生于清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公元1678年12月13日），他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清制：早夭不序齿）。因为他继位后的年号是雍正，所以，后来人们习惯用这个年号来称呼他。如果按照序齿，雍正前面有三位兄长，即皇长子胤禔、皇太子胤礽和诚亲王胤祉，雍正本人并不占有优势；如果按照生母的家庭背景，雍正的外祖父威武也才是一个护军参领（正三品），还算不得显达，雍正的生母乌雅氏在诞育雍正之后也才进位德嫔。至于说到深得乃父康熙的喜爱程度，雍正也不在前列。清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皇长子、皇三子都受封为郡王，年长的雍正仅封贝勒；大臣建议把皇子们都封为王爵，康熙不以为然，他在陈述了一番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时期的历史经验以后，便指出雍正不封的另一个理由：“朕于阿哥等留心视之已久，四阿哥为人轻率……”这段话透露出康熙对雍正缺点的关注。后来，康熙还说起雍正存在着“喜怒不定”的缺点，康熙虽为皇帝，可在生活细节上面素来留心，他对皇子们的喜怒哀乐、性情品格了如指掌，他指出雍正的“为人轻率”、“喜怒不定”颇有见地，这些缺点在雍正后来的行事中也多有流露。从以上康熙的谈话我们还可以知道至少截至清康熙三十七年，老皇帝对雍正还没有表示出特殊的喜爱，也没有把他放在特殊的位置上去。尽管此前康熙带着雍正或出巡、或出征、或祭祀、或视察，但这些活动其他皇子也都有份，而且有的皇子诸如皇十三子胤祥等得到的机会远要比雍正多一些。雍正真正进入乃父视野的是在第一次废黜太子前后。
康熙说雍正“为人轻率”，这也只是雍正的一个方面。雍正此人性情复杂、劲气内敛、喜怒无常、城府极深。如以清代而言，雍正和他的曾祖父皇太极年轻时期极为相似。雍正对储位的热衷程度相当之高，但是，他深知乃父严肃地讲过“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的话，所以，他改头换面，借用“参佛悟道”的手段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无心世事的“富贵闲人”，当然，雍正喜欢谈论佛道、重视释迦也是事实，可在他当皇子时期，主要是把这些作为一个政治面具。雍正曾经自行辑录了一些和佛教有关的文字，汇编成集即《悦心集》，内中收录的《布袋和尚呵呵笑》，词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与那古往今来的万万岁，你戴着平天冠，衣着滚龙袍，这俗套儿生出什么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么苦，痴也么痴，着什么来由，干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全无意于皇位、无意于权力甚至无意于人世间所谓俗务的头等参禅者的身影。然而，这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康熙诸皇子在太子出缺的情况下纷纷参与争夺，雍正何能例外？他之所以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参禅悟道”的“闲人”，有正面回避乃父的谕旨（即不准营求太子之位的考虑），也有借此麻痹对手们的作用。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后秦帝国的建立者姚弋仲曾告诉他的儿子们，他要送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诸子闻听或者盘马弯弓，或者跃跃欲试，或者喜形于色，只有姚兴安坐一边，神色自若。姚弋仲大为满意，他所说的“重要礼物”也就是皇位，他看到儿子姚兴能在关键时刻沉住气就认定他一定能够继承大业（事后证明姚弋仲的眼光并不错，后秦帝国在姚兴的统治下果然称霸黄河两岸）。同样的例子还有王羲之，当年东晋太尉郗氏招取女婿，他选择的是门第高贵的王家子弟，他让仆从去告诉都在读书的王家子弟这一消息。因为是太尉招亲，所以王家子弟中不少人都兴奋不已，甚至手舞足蹈，只有坐在东床的王羲之依旧故我。后来仆从把情况汇报给太尉，郗太尉就说那个坐在东床、吃着麻饼异常坦然的小伙子就是我的女婿，脍炙人口的成语“东床快婿”也是由此而来。据此看来，所谓的“不争”也就是“争”，而且这种“不争”比之赤裸裸的“争斗”更有力度、更为成熟。
雍正一面用“释老”之术掩盖自己对储位的热衷，一面又加紧展现他的八面玲珑、绵里藏针的政治本领。在已经形成的争夺储位的几大党派集团中，以胤禩集团最为强大，雍正就十分注意结好胤禩、胤禟兄弟。雍正的府邸毗邻胤禩的住处，两个人来往很方便。雍正在建造康熙赏赐给的园子即京郊别墅时也注意保持与胤禩、胤禟的联络，而这时胤祉、胤祺这些人则已经同胤禩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一废太子时，胤礽因为言语触怒康熙，康熙命令以后胤礽的话不必上奏。后来，胤礽鸣冤说他没有加害父皇的意思，请看管他的胤禔、雍正代为陈奏，胤禔以康熙前面有话不准胤礽上奏为由拒绝帮忙，胤禟就找到雍正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应该替废太子上奏。”雍正同意胤禟的见解，就对胤禔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禔这才被迫向康熙陈奏胤礽的陈述，康熙事后赞赏他们做得对。康熙还表扬雍正说：“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这段话来自于《清圣祖实录》卷235，考虑到这部《实录》在编撰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最高当局的暗示和压力，其中很多内容都已经并非原貌，康熙说雍正“洵是伟人”应该是来自后者自己搞出来的溢美成分。康熙说雍正“性量过人”，还体现在后来册封雍正为王爵上面，雍正受封的雍亲王的“雍”字本身就有这层含义，康熙给诸子封爵的称呼都不是率性而为，而是有过认真考虑并且针对诸子各自的风格、性情拟定的，比如皇十子胤的爵位是敦郡王，“敦”就有厚道的意思，康熙本人就夸奖过胤“忠厚老实”；再比如皇七子胤佑的爵位“淳郡王”，“淳”就有厚朴的意思，胤佑其人的性格大抵如此。康熙评价雍正“性量过人”的时间，按照《清圣祖实录》记载是清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间，而雍正受封和硕雍亲王是在清康熙四十八年，这两者之间显然有着一定的必然联系。当然，这也不排除雍正的矫情任算给老皇帝造成的虚假印象。
就雍正替胤礽上奏这件事来看，他是在胤禟的提示下完成的，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很泛泛的话，雍正何必听取胤禟的意见？胤禟的管家秦道然后来在雍正清算胤禟时被捕，做过一个口供，口供中提及一废太子期间，雍正曾和胤禟说过，他要救护皇太子。秦道然被捕前后，胤禩、胤禟集团已经行将覆灭，所以，秦应该不敢胡说。从秦道然的口供我们知道，雍正在一废太子前后与胤禩、胤禟的关系比较亲近，远不像继位后的雍正所说的那样，更不像一些文艺作品描绘的雍正与胤禩、胤禟素来势同水火。雍正自己在继位的第二年时也承认：“朕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胤禩）也。”《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庚戌。一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也”，更加表明雍正在一废太子时期同胤禩、胤禟的关系的真相。雍正结好胤禩、胤禟的目的很明确，因为胤禩的声望在他之上，而且手伸得很长。一废太子之后，胤禩又主管内务府，雍正没有必要开罪于他们，同时也可以利用结好他们的机会探知胤禩集团的内幕，这是雍正比较胤禩、胤祉乃至胤禵等人心思缜密的地方。
有的清史研究者可能受到雍正表态要求救护废太子以及他替废太子陈奏的决定的影响，认为雍正原属于太子一派。这是不正确的看法，雍正自己就说过：“前犹有人疑朕与二阿哥（废太子胤礽）不睦……二阿哥得罪之先，朕但尽臣弟之道，凡事敬谨”，也就是，说他对于废太子的礼仪、关系只限于普通皇子与太子之间的正常关系。关于这一点，胤礽临死前也承认：“臣当日与皇上（雍正）虽无好处，亦无不好处。”（《雍正朝起居注册》第一册，第39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也说明雍正同废太子胤礽的关系流于平常。而且，雍正也没有必要站在太子一边，他的目标是扳倒太子取而代之。之所以会出现雍正党同太子的印象，这就与雍正在夺储斗争中的两面手法有关，雍正本人在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始终玩弄两面手法，其手腕随着政治经验的递增而越加娴熟、高明，他既有同情太子的记录，也有伙同胤禩的轨迹，还有“诚孝”乃父康熙的评语，这也正是后代史学者认为雍正“八面玲珑”的原因。通过与各方面的不断联系、沟通，雍正得以窥测几个主要政治小集团的底蕴，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积累了丰厚的政治经验，也随之抓住了这几个小集团的弱点，这为他后来逐渐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皇子中，雍正真正算得上知己的只有皇十三子胤祥。爱新觉罗·胤祥，生于清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一，他的生母是敏妃章佳氏。敏妃深得康熙的宠爱，在她死后，皇三子胤祉因为敏妃丧葬期间违规剃头竟然受到康熙的严厉处罚以至于丢了册封不久的多罗诚郡王的爵位。胤祥幼年丧母，所以，他一直由雍正的生母德妃乌雅氏抚养，这种代为抚养的关系导致本非同母兄弟的感情反而胜于同母兄弟的在康熙朝并不罕见，比如胤禔与胤禩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一例。胤祥天资聪颖、能力过人，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乃父康熙的无比重视，他不但书读得好，诗文写得妙，而且精于水利、骑射，特别是后者，素来被满洲贵族看做是“家风”。有一次狩猎，胤祥竟然手刃猛虎，让在场的皇族们赞不绝口。康熙因为胤祥的这一突出优点，在安排出巡的安全保卫工作时就多次委以胤祥重任，他和皇长子胤禔多次负责警卫。《八旗通志初集》中记载康熙之于胤祥“圣祖（康熙）钟爱甚笃，省方巡幸，恒命扈从，恩宠优渥”。康熙六次南巡，胤祥以序齿较晚的背景竟然跟随四次之多，远远超过一些年长的皇子。特别是清康熙四十四年的第五次南巡，随行的皇子只有皇太子胤礽和皇十三子胤祥。所以，《初集》中才使用“恒命扈从”这句定评。
胤祥始终积极追随雍正，在储位之争中始终维护雍正的利益而深深卷入政治的漩涡。清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胤祥遭到圈禁，同时遭到圈禁的还有皇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可见，这次圈禁胤祥显然处罚很重，胤祥到底因何从九天之上一下子落到了九地之下呢？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参与了讦告皇太子“帐殿夜警”事件。由于这一事件的另一主角、皇长子胤禔随后被查出有利用江湖术士诅咒皇太子的隐情，所以，康熙也就怀疑胤祥提供的材料以及胤祥所处的真实立场。因为康熙对胤祥素来看重，故而一旦得知胤祥也积极参与谋废太子的活动，必然失望过度以至于怒不可遏地做出激烈的处理决定；第二个是胤祥可能替雍正背黑锅。胤禩的儿子弘旺撰写的《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中记载：“（清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上（康熙）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先君，即该书作者弘旺的父亲）、皇太子开释。”根据这份记载，我们知道，雍正本人也在第一次废太子时遭到乃父的圈禁，而且从弘旺记载的几位皇子开释的名字的顺序看，这应该是按照开释时间先后排列的，即皇三子胤祉第一个开释，紧接着雍正开释，以下依此类推。对于皇三子胤祉的圈禁，康熙专门做过解释，他说：“因有所质问，并非欲拘执之也。”（《清圣祖实录》卷234、四十七年九月庚辰条）而对于雍正的遭到圈禁，康熙却没有具体有过什么特殊的表示。这无疑说明了雍正在谋夺储位的斗争中露出了马脚，让乃父识破，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胤祥出面顶替乃兄认罪。胤祥的这次圈禁从而导致失去了乃父的欢心。清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第二次大封皇子，连序齿在胤祥之后的皇十四子胤禵、被康熙两记耳光打得两颊红肿的皇九子胤禟都受封贝子，胤祥却没有得到任何封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九卷第31页由薛瑞录撰写的《允祥》词条中说胤祥“四十八年三月被封为贝子，十月晋封固山贝子”，这与《清史稿》有所不同，《清史稿》的卷八《圣祖本纪·之三》中没有记载胤祥的贝子封爵，《清史稿·诸王·允祥传》中也没有记载胤祥在康熙朝有过任何爵位。乾隆时期的文人肖奭撰写的《永宪录》卷1第57页中记载：“胤祥……以旧东宫事波及，亦削贝子。后再复。”按照肖的记载，胤祥似乎在被圈禁之前已经是贝子爵位了，而清康熙三十七年第一次大封皇子时只截止到皇八子胤禩而已，并没有胤祥的名字。另据《清世宗实录》卷13，雍正元年十一月辛丑条记载，雍正承认胤祥在康熙朝没有得到封爵，说他“家计空乏”。以雍正与胤祥之间的深厚感情、政治渊源来看，雍正的结论比较可靠。也就是说，胤祥没有在康熙末年的第二次大封皇子中得到爵位。这是康熙对他失望的全部反映。第三个原因是雍正陈述的，雍正说胤祥的被圈禁是因为他对皇太子胤礽比较好，受到皇长子胤禔的诬陷以致被康熙“误会”的。（《历史档案》1997年第一期，安双成著《宗扎布案满文译稿》）。雍正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我们都知道胤禔后来遭到彻底的打击，名声、爵位同时丢尽，算得上一个给批臭了的人，如果他诬告胤祥，那么在他被批臭以后，胤祥至少应该获得部分昭雪，没有可能一直到康熙死前无丝毫起色，康熙更不会在释放他之后仍旧说他“并非勤学忠孝之人”。但是，雍正这段话里面也透露出一个实质性的内容，那就是“帐殿夜警”事件在一废太子之后遭到康熙的反复讯问，特别是张明德受雇诅咒太子一事被揭露后，老皇帝怀疑皇长子捣鬼，而在皇父的严厉逼问下，皇长子胤禔可能将胤祥的一些事情告发出来，就此导致胤祥身陷囹圄。从这点上说胤祥是受到皇长子的牵连也算勉强有理。
胤祥开释的时间明显迟于乃兄雍正，根据《清圣祖实录》卷237，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丁卯的记录，胤祥在当年即清康熙四十八年已经得到释放。次年六月（清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康熙指责胤祥“并非勤学忠孝之人，人……必将生事，不可不防。”可见这时康熙对胤祥依然余恨未消。清康熙六十年祭天、祭祀太庙的活动，连胤禩都榜上有名，唯独胤祥不在其中。胤祥虽然失宠于乃父，可因此见重于乃兄，雍正即位后，胤祥也迎来了他政治上的春天，一跃而为雍正朝的第二号人物。
雍正八面玲珑地介入储位之争，可终难掩藏太久。一废太子不久，雍正也被康熙圈禁，幸亏胤祥的帮助才得以化险为夷。随后在“推举太子”的活动中，雍正更加小心谨慎，对乃父亦步亦趋、唯命是从，从而使得自己的政治命运有所转机。“吃一堑、长一智”，雍正通过一废太子前后的不利境遇，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应该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逐渐看透雍正的面目，逐渐与他疏远直至最后分道扬镳、反目成仇。雍正整合自己的势力，倾听属下的建言，他的门人戴铎首先在清康熙五十二年提出全面的夺权纲领，这份纲领的意义很大，它是第一份系统地提出皇四子集团从上至下争夺储位的目的、任务和手段的总结性发言。戴铎首先建议雍正要有“包容”的姿态，以康熙马首是瞻；其次，继续保持发扬已有的八面玲珑的作风，做出友爱兄弟手足的举动；第三，注意收用、挖掘本集团的能人和加紧联络内阁、督抚的生力军。雍正看后，虽然假意批评说：“与我分中无用。”可也承认戴铎的纲领是“金石”之言。而且，事后雍正的种种举动和戴铎的总纲不谋而合。
这份纲领的要害之处就在于它提出了争夺储位的关键问题是要抓住康熙的主脉搏，迎合康熙的一切意图，尽快取得康熙的最大信任。后代史家不论是褒奖雍正的还是贬低他的，都承认一点，那就是雍正具有务实的政治作风。雍正务实的政治作风，于争夺储位中表现为争取康熙的信赖。胤禩集团、胤祉集团包括废太子集团以往的最大失误都在于试图通过制造舆论来影响康熙，利用拉拢王公大臣来施压于康熙，这种间接的做法既不可能立刻奏效，也容易激起康熙的反感，更主要的是这种策略忽视了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仅注意到了康熙“宽容”的一面，没有注意到康熙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另一面。雍正吸取清康熙四十七年遭到圈禁的教训，以营求康熙的欢心为最大的目标。清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之前，康熙对雍正较少正面评价，欣赏、褒奖的话也说得不多，但从一废太子之后，康熙对雍正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而且夸赞的话也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派给他的差使多了起来：清康熙五十一年，雍正奉旨参加对废太子党羽原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讯；清康熙五十四年，西北军务紧急，康熙召见胤祉、雍正征询意见；清康熙五十六年，明朝陵寝被盗，雍正奉旨查办；清康熙五十七年，雍正代表康熙为皇太后的陵寝安葬宣读祭文；清康熙六十年，受康熙指派去沈阳祭祀祖陵。同年，雍正还担负起祭天的重任；清康熙六十一年，奉旨勘查通仓、京仓（粮库）。这些差使当然并不都是派给雍正一人承担的，但在康熙统治的最后10年间，雍正所领的差遣确实很多，这对他从政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更主要的是表达了康熙对他的信任。雍正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康熙晚年心力交瘁于储位之争，经常伏请康熙到他所在的园子里面游玩巡幸。据统计，康熙晚年去雍正所住的园子游玩的次数多达11次。在园子游玩的时候，雍正的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围绕在康熙的膝前，让康熙切身感受到天伦之乐，兴奋之余的康熙还专门给雍正写了“五福堂”的匾额。雍正的这些行为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康熙将大位传给他，可也取得了康熙的好感。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
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
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
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
“天下一统，华夷一家”
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
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
“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
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
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
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
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
“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
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
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