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亚裔各族虽具体处境有所不同，但文化选择趋向与华裔大体一致，基本上是义无反顾地认同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即亚裔中的大多数，通过审视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属性，进而主张放弃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追求，确立亚裔美国文化在美国社会的真正地位。这种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反映了美国泛亚裔族群意识的深度觉醒，是所有亚裔美国人在特定历史时段取得的丰硕精神成果。本文将着重分析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内外动因，探讨“亚裔美国人”称谓的文化含义。泛亚裔族群意识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力量发生了重大改组，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中分离出来，进而形成了“第三世界”。这种新的组合，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嚣张气焰，还使种族平等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准则，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国际上这一新的现象，极大地鼓舞了具有批判现实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左派运动”，“反传统文化运动”以及黑人民权运动，矛头直指美国的内外政策和社会问题。其中倍受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要求种族平等，一是反对越战。这些运动所形成的强劲的社会思潮，给美国现行体制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美国学术界的研究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少数族裔，这个一度受到忽视或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黑人史，亚裔史，土著美国人史，西班牙裔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领域呈现十分繁盛的景象。”由此，少数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强调。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颁布实施新的(移民法》(1965年)，废除旧有的民族来源制，实行限额条件下的优先原则。随着法案的实施，亚洲移民数量激增，使得美国亚裔队伍不断扩充；移民素质有较大提高，使得亚裔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加强；移民中女性明显增多，使得亚裔的性别比例更趋平衡。这对美国亚裔反对种族歧视，争取社会平等权利，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在上述背景下，作为曾经被主流社会“消音”的美国亚裔，尽管步子迈得迟缓一点，但仍以积极的姿态和独特的方式，加入到这场质疑美国社会，文化和根本价值观的运动中。反越战运动美国侵略越南的行径，引起了全美各族人民的广泛愤怒。许多亚裔人认为，这场战争的性质是美国对亚洲人进行的种族歧视与种族侵略。而且，“纵观种族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悠意横行的历史，当前白人殖民掠夺性的战争和亚洲人民的流血事件不会很快停止，它将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鉴于美军在越南的暴行，越来越多的美国亚裔大学生及高中生震惊地意识到：“美国士兵瞄准和射杀的敌人是和他们长着一样面孔的亚洲人。”所以，当他们群情激奋，走上街头的时候，并不像白人抗议者那样高喊“我们要和平”或“把军队撤回来”等口号，而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高举“停止屠杀亚洲兄弟姐妹”，“拒绝种族战争”等标语牌，齐声高喊同样的口号参加反战游行。显然，他们把这场战争与自己遭受种族压迫联系起来，并开始相信，无论自己做何种努力，主流社会把亚裔视为亚洲人，外来者这一事实，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样一种全新的认识，有利于泛亚裔族群意识的形成。黑人民权运动美国亚裔之所以积极投身于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就是因为他们切实感到自己的身份，地位与黑人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个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种族自豪感和种族自尊；同时领悟到：“政治斗争和一个全新的认同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对于作为亚裔美国人的意义有r新的理解”；“争取获得经济，政治和文化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与争取自主权的美国少数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与美国国内少数民族要求平等权利的斗争是并行不悖的。”另外，黑豹党关于黑人自卫，重建平等的宗旨，对亚裔学生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民权运动对于泛亚裔族群意识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校园运动6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亚裔学生还在校园内开展了争取自己平等权利的运动。事情源于校方对亚裔学生有关改革历史课设置的正当要求不加理睬，因而导致亚裔学生集体罢课。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一般都实行以欧美为中心的教育体制，根本不考虑少数民族社区的需要，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在这种体制下，许多亚裔学生对自己族裔历史了解甚微，甚至作为华裔，连他们怎样被迫生活在唐人街的事实都不清楚。为此，学生们经常自行举行报告会，如伯克利校区举行的“黄种人身份”大会(Yellow Identity Conference)，分别讲述了有关华裔，日裔身份的历史，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唐人街的社会结构与风俗习惯等，一位听过这类报告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在听报告的全过程中，我频频点头，对演讲者的话表示赞同。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经历的一切就是种族歧视。就在那次会议上，我为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头的感觉找到了一个准确的表达词语。所以，亚裔学生急切盼望历史课程得到改革。在受到校方冷落之后，学生们开始怀疑学校教育的真实目的，有人尖锐地问道：“伯克利的学位对于亚裔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叔叔曾在30年代获得伯克利的工程学位，可是他最终却只是唐人街一家杂货店的店主。当关于成立“第三世界学院”的要求再遭搁置时，亚裔学生终于被激怒了，纷纷加入了激进的“第三世界解放阵线”，与学校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68年秋旧金山州立大学学生的罢课示威活动(The San Francisco State Strike)，把亚裔学生校园运动推向高潮。经过五个多月罢课，1969年春，旧金山州立大学创立全美第一个亚裔美国学系；不久，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也设立了少数民族研究课程；到70年代初，加州的巧所大学以及东海岸的一些大学，也相继开设有关亚裔历史，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课程。以校园运动为核心的亚裔学潮，是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对美国社会和亚裔集团的影响不可低估。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界和学术界对亚裔的态度，使亚裔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在美国大学教育体系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亚裔研究这一新的学科成为体面的，受尊重的领域，并对美国种族研究起到了提高，创新和繁荣的作用。其次，亚裔学潮改变了舆论环境，使亚裔由原来的被消音(silenced)，灭迹(erased)，到60年代后期被主流社会听到(heard)和看到(emerged)。尽管仍处于社会边缘，但是跨种族的联合使他们的力量壮大，社会舆论不能再无视他们的存在，政府决策部门对亚裔美国人的了解与关注也有了相对的改进。再次，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亚裔美国文化，历史，文学的第一代亚裔美国学者与作家的摇篮。1960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激进亚裔知识精英创建，连结全美各地的”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是相当活跃的一个群众性组织。当时，把”亚裔美国人“这个概念正式提出，并把它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行为主体，在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其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从以下方面反映了亚裔族群意识的觉醒：首先，承认自己是”亚裔美国人“而非”纯正美国人“，表明亚裔在文化认同观念上，不再追随美国白人的价值标准。五十年代罗丝李提出的“融合论”，在当时条件下，对广大亚裔确实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并致使他们像着魔一样，疯狂地追求并实践着自己的美国梦。(1)但是，正如联盟成员玛莉Uyematsu所指出：在美国化的进程中，亚裔人已经尽力使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转换成美国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习俗，历史和文化价值观等，以适应白人的文化。然而经过这些努力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受歧视的状态依然如故。所以他们“对于白种人投来的蔑视眼光”做出的反应，只能是一种“近乎绝望的自卑与永远的迷茫”。联盟创始人Yuji Ichioka说得更为透彻：尽管亚裔扮作白人的模样，模仿他们的行动，说话，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力求同他们一样，但“这只是一种自我欺骗般的梦想，反而加重了自己的认同危机。”经过这样的反思，广大亚裔深刻意识到：白人的意识和文化，对于自己可望而不可及；必须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美国认同，而应确立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特点的新方向。这种认识上的转变，是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关键。其次，彻底否定了“东方人”等带有竣视韵味的蔑称，表明广大亚裔种族平等意识的空前增强。自亚洲人第一次登上北美大陆起，就有了“东方人”的“雅号”。以后世代相传，并愈发带有歧视意味。这个称谓，几乎使亚裔生活在充满偏见和限制的“囚笼”中，对他们在美国立足和发展造成巨大障碍。1965年以后，尽管亚洲移民数量不断增大，素质得到提高，经济有所改善，但主流社会对其排斥与歧视却丝毫不减。据1970年调查结果显示：曾被赞誉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华裔，有巧%的大学毕业生在饭馆，礼品店或食杂店工作，另有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成为典型的“不完全就业者”(underemployed)；在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男性中，个人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只有13。39%，而在同等学历的白人男性中，个人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竟占27。7%。至于华裔女性，不完全就业是个普遍现象；即使能够就业，大多也从事文职工作，诸如会计，收银员，秘书，打字员，档案管理员等。据统计，超过40%的华裔女秘书具有大学学历，而大多数从事这种职业的白人女性，往往只有高中学历。在加利福尼亚，华裔女性雇员中的36%从事文书或打字员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亚裔对“东方人”的称谓深恶痛绝。但长期以来，一直苦于没有解决办法，只能忍气吞声。“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强调“亚裔也是美国人”这个主流社会也不得不承认的理念，进而否定了“东方人”等一系列带有明显贬损之意的称谓。围绕称谓问题展开的这场斗争，实质在于对现存种族歧视的维护或反对，反映了广大亚裔种族平等意识的新觉醒。再次，将亚裔不同种族视为一个整体，且有“美国本土第三世界”的认知，是对单一族裔意识的超越。长期以来，亚裔各族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反歧视斗争总是单兵作战。印年代末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观。纵观联盟的诸多言论，无论作者来自哪个特定裔族，其基本立场都是一致的，即都把自己看作亚裔族群的一员，并从此点出发讨论问题。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根：一个亚裔美国读本》(Roots： An Asian American Reader)，由联盟核心人物富兰克林沃多，玛莉 Uyematsu，肯 汉纳达，佩琦 李以及玛丽亚程合作撰写，而他们则分别来自日本，印度，中国等不同裔族。书中表达出他们共同的心声：“我们以艰苦的劳动和缴纳的税款，终饱了美国富人的私囊，得到的回报却是没有平等权利，受尽限制与歧视的生活。如同殖民地人民一样，这种生活竟被认为是合理的，不存异议的，可以一成不变的。问题很明显，美国对待亚洲人与其对待境内的亚裔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DH (P24)“许多困扰第三世界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美国本土的第三世界。”[III (P225)可以说，相同的经历，社会地位以及争取亚裔人平等权利的共同追求，将泛亚裔族群意识推上了亚裔美国史的舞台。“亚裔美国人”这一称谓将所有亚裔美国人跨民族联合在一起，为他们的身份与属性贴上“独特”的标签，使他们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自己，界定自己，探寻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的真正意义。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优秀的亚裔作家开始涌现，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在探讨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种族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华裔美国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经过历史的和文化的过滤，比较精确地概括“亚裔美国人”文化内涵：“亚裔美国人并不是一个族裔，而是由华裔，日裔和菲律宾裔等几个族裔群体组成。华裔和日裔已经同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诸方面各自分离了七代和四代。他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已经演化出了十分独特的文化与情感，它们既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特点，也有别于美国白人的特点。就连目前在美国仍然由亚裔族群使用的亚洲各种族的语言，也已经被调整和发展成为表达他们全新经历体验的独特语言。”“亚裔美国人”这一称谓，把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亚洲后裔集结在这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命名之下，以空前广泛的亚裔族群集体意识将分散的美国亚裔个体凝聚在一起。它犹如一枚荣誉徽章，一个精美的战利品一样挂在了所有美国出生的亚裔人胸前。
英语论文开题报告-论原文风格的可译性
课题名称： 论原文风格的可译性 系 别： 专 业： 英 语 教 育 指导教师： 作者姓名：
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成长于美国，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她具有很深厚的英文功底，同时作为华裔后代的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习俗很感兴趣并有所了解。拥有中西两种文化知识背景使作者具有一种双重身份，这也是汤亭亭写作的一个优势。以女勇士中的“无名女人”为例，作者用地道纯正的英文向西方展现旧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原文准确再现了中国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对旧中国女性的迫害，尤其是当涉及么中国封建道德观念和传统习俗时，原文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向西方读者准确明了地传达了信息。
汤亭亭作为文坛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亚裔文学的重要代表。她的作口大多以女性为题材，反映女性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和对男权社会性的抗争，作品中运用或借鉴了许多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可见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汤亭亭凭借女勇士获得全美书评会奖等二十多项大奖。她的获奖引起了美国文学界对亚裔文化，边缘文学的'广泛关注;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对她的作品进行研究和评论，大多数是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和评述她作品中的女权主义，文化冲突等问题。目前，她的作品的中译本甚少，从翻译理论或实践的角度来研究她的作品就更寥寥无几了。鉴于汤亭亭本人的特殊身份和作品的独创性，笔者认为翻译原文将有助于对作品做进一步的文学，文化和翻译等各方面的研究。本文将从翻译，文体学，文化等多角度相结合来进行实践，探讨如何借助翻译手段和技巧尽可能展现原文的风格，从而论证原文风格的可译性。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原文的风格标记进一步探讨如何借助翻译手段及技巧尽可能地展现原文的风格,从而论证原文风格的可译性。
全文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将从文字符号和文化背景两方面来分析原文的风格,第二部分将在怎样运用翻译手段和技巧体现原文风格这一点上展开论述并进行实践。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论证原文风格的可译性。
三、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
利用图书馆、资料室和网络等各种渠道查阅、搜集相关的资料;接着,整理并筛选搜集和检索到的资料,确定大致的选题范围,通过反复比较资料、研究资料后确定题目;最后拟定研究内容的基本框架。
方法及措施:通过搜集、阅读和检索大量的相关资料,以及在指导老师的指导帮助下,和指导老师共同协商完成的。
四、研究工作进度：
五、主要参考文献：
[1] Cuddon, J.A.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 Great Britain:W&J. Mackay Limited, Chatham. 1979:663
[2] 郭著章.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 A Practical Course in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 黄龙. Translatology[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4] 罗国林. 风格与译风 翻译思考录[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337.
一直以来，研究人员认为亚裔美国学生比白人学生成绩好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美国社会中亚裔家庭大都具备更加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其次，从价值理念上讲，亚裔家庭比起其它族裔更重视孩子们学业上的成功。
“如果你问亚裔学生和白人学生的成绩差异到底如何，实际上，如果白人学生和亚裔学生都来自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家长受过较好教育的家庭，那么他们的成绩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差异。”普利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谢宇教授说，“但是，他们如果来自贫困的家庭，或者是家长没有接受过很高教育的家庭的话，亚裔学生和白人学生的成绩差别将会是很大的。在这部分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中，族裔间的成绩差异十分明显。”
谢宇接着说：“所以，来自优越条件家庭的亚裔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成绩差异很小，但是来自较差家庭条件的亚裔学生，比起来自同等家庭条件的白人学生而言，在学习方面表现更优。这一部分亚裔学生在学校学习上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对于努力和教育成就的强调和重视。”
谢宇和柳皑然使用了美国教育调查的数据，对其中9000个美国十年级的亚裔和白人学生做了分析。这个调查是美国国家教育统计数据中心自2002年起所做的具有全美代表性的调查。调查中不仅收集了学生们的学习成绩，还收集了他们的学习态度、学生自身态度以及家长的教育期望、学生在学校的行为信息。
谢宇和柳皑然使用了调查中的数学测试、语文测试以及在校总平均成绩（GPA）来衡量学生的教育成就。他们发现亚裔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实际上比白人学生要差，但是亚裔学生学习成绩却比白人学生更好。并且，相比起白人学生，亚裔学生在自评的努力程度以及接受优良教育的重要性这两方面得分更高。
总体上，社会经济地位和学习成绩之间的联系在亚裔学生中间更弱。
谢宇说，这个研究说明学生的学业成就不一定完全归结为学生家庭的经济背景，“如果孩子们认为他们能通过教育摆脱贫困的束缚，这将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与其他族裔相比，亚裔父母有着几乎疯狂的名校崇拜。特别是如今在以中、印和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里，本国的名校已经难以满足那里的富豪和中产阶级，哈佛、斯坦福，常春藤，牛津、剑桥，这些“闪着金光”的欧美名校成了他们追逐的目标。
但是，对于很多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是一场父母为主导的“成年人”的游戏，孩子在其中是被动，甚至被迫的。
前一段读到一篇文章，说一位妈妈带着12岁的女儿来到北京一家有名的培训机构求学，这位妈妈直言不讳地对老师说：“我的目标是让我女儿进哈佛。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倾举家之力把孩子推向美国大学，但其实父母对美国教育的了解又少得可怜，言必哈佛耶鲁斯坦福常春藤，却不知那里还有众多各具特色的大学提供着同样优质上乘的教育。
世风如此，无关对错，不过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们也会达到不同的终点。希望被裹挟于潮流之中的父母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社会和父母定义的“好的”学校其实不见得是适合孩子个性特长和理想的“对的”学校，父母定义的成功的人生不见得是能给孩子带来幸福。
孩子努力和奋斗是在奔向自己的理想，而不是为了成就父母的梦想、成全家族的门面。
